第二節封建統治制度的确立
關燈
小
中
大
軍尉步兵，守衛外禁門、巡警城内、防火捕盜。
内務府包衣三旗的前鋒、護軍、骁騎，原歸領侍衛内大臣統率，後歸内務府總管大臣統率，守衛宮禁。
火器營為特種兵，由王公大臣充任總統。
滿洲八旗兵被皇帝視為最可靠的軍事力量，是國家根本所系。
禁旅八旗兵以滿洲八旗為主，留守京城，保衛皇室，稱為京旗。
遇有戰事，派出作戰，戰後仍回京城。
駐防八旗兵，分駐全國各軍事重鎮，總數約數萬人，後漸有增加。
來源于氏族成員的滿洲八旗兵原來作戰時自備馬匹器械，擄掠财物奴隸歸兵丁所有。
得充兵丁作戰是光榮而有利的職業。
清朝占領北京後，禁止擄掠，八旗兵丁仍須承受負擔。
早在一六五五年（順治十二年）時，戶部尚書陳之遴就指出：“遠涉數千裡，長征一二年。
出兵之時，買馬置械，措費甚難。
凱旋之日，馬倒器壞，又須買補。
滿兵月糧幾何，堪此重費。
”（《清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五）八旗兵成為國家軍兵，馬匹器械改由朝廷專設機構喂養和制作，兵丁靠朝廷發給糧饷生活。
康熙時定制：前鋒、親軍、護軍、領催、弓匠長月給饷銀四兩，骁騎、弓匠、鞍匠三兩。
此外，每年各給米四十八斛。
步軍領催月給銀二兩，步軍一兩五錢，鐵匠一至四兩，年各給米二十四斛。
炮手二兩，年給米三十六斛。
八旗騎兵糧饷，相當于當時七品官（年俸四十五兩、米四十五斛）的俸祿，遠比綠旗兵優厚。
但八旗兵丁駐守京城，脫離農事，單靠糧饷和朝廷的賞賜過活。
旗丁家口日繁，生計日蹙。
聚集在京城，無所事事，遊手好閑，戰鬥力也日漸削弱。
康熙一朝，随着封建統治的确立，八旗兵由奴隸制軍兵轉化為封建國家的軍隊。
八旗兵丁的“生計問題”，越來越嚴重了。
蒙古八旗與漢軍八旗 蒙古八旗與漢軍八旗也有禁旅與駐防之别，編制基本上與滿洲八旗相同。
但漢軍八旗每佐領下置領催四人，馬兵三十人，步軍領催一人，步軍十二人，共計四十七人，與滿洲八旗略異。
編入漢軍八旗的兵丁，不再是分屬滿洲八旗的奴隸，而是國家直屬的軍隊。
其地位當然低于滿洲八旗，但因降清較早作戰有功，軍事、政治地位又都優于入關後的漢人降軍綠旗。
吳三桂、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藩王，所率領的舊部雖按八旗制度編制，設統領，但各自成系統，并不隸屬滿洲八旗或漢軍八旗。
在曆年作戰中，收降的綠旗兵，也由藩王直接管轄。
“三藩”戰後，康熙帝将吳三桂藩下人丁編入内務府三旗，分遣到遼東各地。
尚之信藩下十五佐領兵丁，改屬駐防廣州的漢軍旗。
耿精忠藩下十五佐領兵丁，改屬福州的漢軍旗。
原屬孔有德藩下的兵丁，也編入漢軍旗。
綠旗兵 清軍在作戰中陸續收降明軍，多達幾十萬人，不可能繼續依照八旗建制。
降軍另行編組，旗幟概用綠色，因此被稱為綠旗兵。
綠旗兵以營為主要的基層編制，因而又稱為“綠營”。
綠旗兵的編制，大體上是省設提督，省内重地設鎮，由總兵官統領。
下設副将、參将、遊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等官職。
總督、巡撫等地方官員節制綠旗官兵。
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官，各有幾營标兵（督标、撫标、提标、鎮标），專備調遣。
副将所屬官兵稱“協”，駐守要地。
參将至守備所屬官兵，都稱為“營”，防守城邑、鄉鎮，守兵稱為“汛”，駐防巡邏的地區稱“汛地”。
京城設巡捕三營兵共有五千餘人（後增至萬人），由步軍統領兼轄。
全國共設六十六個鎮（總兵官），約有綠旗兵六十萬人，是清朝的重要支柱。
“三藩”戰争中先後被調遣作戰的綠旗兵即有四十餘萬人。
“三藩”戰後，康熙帝對各地綠旗兵制作了下列改革：（一）綠旗兵的将官由兵部任免，提督、總兵等大員，兵部開列，請旨簡放，後來副将也改為開列。
參、遊、守備等官，邊疆及省會沖要地方由督撫提鎮揀選才技優長、谙練地方的人員題補、調補，其餘各缺由兵部推升；千總、把總由督撫提鎮撥補。
這就在全國範圍内建立起升調制度，兵部掌握軍事行政大權。
将官不能世守一方，統率一軍。
“三藩”戰争中立有大功的趙良棟，也被調離原領的綠旗。
（二）将領升調，不準攜帶兵丁。
康熙《會典》規定：“凡擅帶營兵：提督、總兵官等升任别省，将本省營内經制兵丁帶赴新任者，十名以下罰俸一年，十名以上于現任内降一級。
”将領不能再豢養自己的私人武裝力量，明末軍隊中的家丁親兵制度被廢除了。
（三）将帥調兵，需要呈報皇帝批準。
康熙《會典》規定：“若無警急，不先申上司，不待回報，辄于所屬擅調軍馬，及所屬擅發與者，各杖一百、罷職，發邊遠充軍。
”沒有皇帝的“禦寶聖旨”，将帥不能調動本部兵丁，兵權更集中于皇帝了。
康熙帝對綠旗兵丁也存有戒心，曾說：“凡地方有綠旗兵丁處，不可無滿兵。
滿兵縱至糧缺，艱難困迫，至死斷無二心。
若綠旗兵丁，至糧絕時，少或窘迫，即至怨憤作亂。
”（《清聖祖實錄》卷二七四）為加強對綠旗兵的控制，綠旗将官出缺時，可派滿人補任。
滿洲八旗兵與綠旗兵共同作戰時，綠旗官兵要接受八旗将領的指揮。
四、法制 康熙時，承襲順治朝的法律，編修則例。
司法機構與程序也漸趨完備。
律例的編修清太祖努爾哈赤建國時，開始訂立法制，以維護奴隸主國家的統治。
與曆史上其他民族初建國時的情形相似，清太祖時的原始的法律也着重在禁止反叛和竊盜。
禁反叛主要是在禁止奴隸主貴族和自由民的叛亂，以維護統治秩序。
奴隸反抗，主人可以随意處死，不須執法。
禁竊盜主要是在保護私有财産。
清太宗時，始有成文的法令，稱為“盛京定制”。
順治帝即位，多爾衮領兵入京，任用漢官統治漢地。
明令宣布漢人犯法仍依明律治罪。
一六四五年（順治二年），據明律參稽滿族的舊法編修清律。
次年三月，修成刊布，名為《大清律集解附例》。
以順治帝名義撰寫的序文，說是“詳譯明律，參以國制”，基本上是明律的重刊，加進了滿族舊制的内容。
所謂“附例”即附錄案例，以說明律文續有增删。
康熙初年，存三百二十一條。
康熙帝親政後，繼續實行順治律，命大學士兼刑部尚書對喀納将律文予以校正。
一六七九年，又命滿漢大臣會同更改條例，别自成書，名為“現行則例”。
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将現行則例正式附入《大清律》頒行。
随後又命刑部尚書圖納、大學士張玉書等于每篇之後，增加疏解，以注釋律義（未正式頒行）。
司法順治帝時采用明制，康熙帝繼續沿襲。
朝廷最高司法機關為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與大理寺。
刑部尚書例由大學士兼領，權位極重，與明制又不盡相同。
外省刑案統由刑部複核，京都案件也由刑部審理。
不須三法司會審者，都察院及大理寺即無權過問。
三法司會審的案件，也由刑部主稿。
刑部受理的案件，每月要向皇帝彙奏。
順治時設有督捕衙門，緝捕逃人，隸兵部。
一六九九年（康熙三十八年）裁撤，所屬機構也并于刑部。
地方司法，仍沿明制，由行政機關兼理。
縣官承審戶、婚、田土諸案及笞杖輕罪，稱為“自理”。
重大案件須報府，轉呈按察使，以至巡撫、總督。
徒刑以下案件，可由督撫定罪。
流刑與死刑，均須呈報刑部複核。
地方各級審定的案件，罪犯不服，允許向上級申訴。
地方重大案件判處死刑，經刑部複核，由六部尚書與通政使、都察院左都禦史、大理寺卿等九人，習稱“九卿”會同定案，例在每年八月進行，稱為“秋審”。
霜降後至冬至前，審理刑部審決的京城案件，稱為“朝審”。
每年夏季自小滿後十日至立秋前一日，大理寺官員、刑部承辦司與各道禦史會審京城的笞杖等輕罪案件，稱為“熱審”。
滿漢官員犯罪，須先呈報皇帝請旨，司法機構不得自行提審。
滿族宗室犯罪，須由宗人府審理。
京城步軍統領衙門審理旗民。
内務府慎刑司專理上三旗案件。
其他漢人官衙不得審判滿人。
地方府縣審理滿人案件無權判決，須呈報滿人将軍、副都統、理事同知審處。
刑名清律沿襲明律，刑名仍以笞、杖、徒、流、死五刑為主刑。
笞用小竹闆責打十下至五十下，凡五等。
杖用大竹闆打六十至一百下，五等。
徒自杖六十徒一年至杖一百徒三年，凡五等。
流是流放二千裡至三千裡，又三等。
死刑分絞、斬兩等。
五刑共分二十等，稱為刑等。
處刑時依據罪情輕重，減等或加等。
主刑之外，較斬刑尤重者有淩遲、枭首示衆、戮屍諸刑。
較流刑為重者有遷徙（安置遠地不準回籍）、充軍（二千裡至四千裡五等）、發遣（發至邊地軍中為奴）諸刑。
滿人在處刑時也優于漢人，可依律“減等”或“換刑”。
滿人監禁收入專設的内務府“監所”，宗室入宗人府“空房”，不入一般監獄。
法律内容順治至康熙時的律例，基本上沿用明律，即沿用漢人維護封建統治的法律。
清律類分吏、戶、禮、兵、刑、工六律，即以六部所轄分為六個系統。
六律中都貫穿着維護封建國家皇帝與臣民，家庭中父子、夫婦，社會上地主與農民的統治關系。
源于唐律的“十惡”是不赦的大罪，謀反與謀大逆（謀毀宗廟宮室）者不問首從，均淩遲處死。
子孫毆打父母、祖父母者處死，祖父母、父母打死違反教令的子孫隻杖一百，故殺的也隻徒一年。
妻子毆打丈夫者杖一百，毆打緻疾者處死。
丈夫打妻子不至折傷，不治罪。
折傷以上，也減罪二等。
丈夫打死小妾者，徒三年。
因過失殺妻妾者，不論罪。
佃戶見田主，不論老幼，都行以少事長之禮。
負欠私債違約不還者，五兩以上違三月笞一十，五十兩以上笞二十，百兩以上笞三十，每一月加一等，并追本利給主。
豪勢之人不告官司，以私債強奪負債者孽畜産業，杖八十，例準“納贖”，即出錢贖免。
清律的各項規定，維護封建的經濟關系以及社會、政治關系的階級性質，是很明顯的（參見薛允升《讀例存疑》）。
清律沿襲明律而“參以國制”，仍然維護殘存的滿族奴隸制度，以保護奴隸主對奴隸的統治。
家生奴仆及契買奴仆，須世世為奴。
奴婢不能與良人通婚。
奴婢毆打主人處死。
但主人殺奴婢，處杖刑或徒刑。
這較之主人可以任意殺死奴婢的奴隸制度來，多少有所限制。
五、科舉、學校 各級官員的選任，滿官主要來自八旗貴族，由皇帝“特簡”（任命）或會推（推舉）。
漢官雖也有特簡與會推，但主要來源是科舉。
科舉被視為漢人官員出身的“正途”。
滿官由科舉出身者甚少。
科舉考試順治時已行科舉。
康熙帝舉行博學鴻儒科，為科舉定例之外特設的“制科”。
正規的科舉考試，仍沿明制，每三年舉行一次。
先在各省城考試，稱為“鄉試”。
參加鄉試者必須是府州縣的生員，通稱諸生（秀才）。
各府州縣學每年考取童生一次，考試合格者入學為生員。
生員參加鄉試得中，稱為舉人，第一名為解元。
舉人可于第二年到京師禮部應考，稱為會試。
會試合格的人為貢士，第一名為會元。
貢士再赴宮中太和殿應試，稱為殿試或廷試，由皇帝出題策問。
殿試發榜分三甲，一甲為狀元、榜眼、探花三人，二甲和三甲人數不定。
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統稱為進士。
二甲首名稱“傳胪”。
殿試後狀元授職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職翰林院編修。
進士還要在保和殿進行朝考，名列前茅的人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稱為“館選”。
庶吉士在庶常館讀書三年，考試散館。
成績優秀者留為翰林院編修、檢讨，其餘分别授官，可遷調至高位。
進士因以予館選為榮。
不予選的進士，分别授任各部主事等朝官或州縣官。
科舉又有武科，以考選将官，多在文科試後舉行。
也分鄉試、會試、殿試，考試内容分外場和内場，外場試馬箭、步箭、開硬弓、舞刀、掇石等技勇，内場試策問或默寫武經。
中選者的稱謂與文科相同，但标明“武”字以示區别，如武舉人、武進士、武狀元等。
應鄉試者為各省的武生員，但綠營兵丁也可應試。
殿試中選者，一甲進士可授副将、參将、遊擊、都司，二、三甲進士授任守備、署守備。
科舉考試内容仍沿明制，以儒家經書為主。
文章程式也限用明代以來的八股文。
所謂八股，是起二比（又叫提比）、中二比、後二大比、末二比（又叫束比）。
一比即一股。
比即比對，起、中、後、末的兩比，句子的長短、字的繁簡、聲調的抑揚，都要相對成文。
比與比之間用一二句或三四句串連起來。
叫做出題、過接。
束比後用一二句收篇，叫做收結。
有下文的則改收結為落下。
舉子作文，必須依此格式。
以經學文義為内容，以八股為形式的科場文章，自是束縛人們思想和才華的陳詞老調，絲毫不能顯示應考者的政治才能。
士人習作這種死闆的時文，以為求官得祿的必由的途徑。
清朝通過實行科舉考試，起到網羅漢族文士的作用。
内務府包衣三旗的前鋒、護軍、骁騎，原歸領侍衛内大臣統率，後歸内務府總管大臣統率，守衛宮禁。
火器營為特種兵，由王公大臣充任總統。
滿洲八旗兵被皇帝視為最可靠的軍事力量，是國家根本所系。
禁旅八旗兵以滿洲八旗為主，留守京城，保衛皇室，稱為京旗。
遇有戰事，派出作戰，戰後仍回京城。
駐防八旗兵，分駐全國各軍事重鎮，總數約數萬人，後漸有增加。
來源于氏族成員的滿洲八旗兵原來作戰時自備馬匹器械，擄掠财物奴隸歸兵丁所有。
得充兵丁作戰是光榮而有利的職業。
清朝占領北京後，禁止擄掠，八旗兵丁仍須承受負擔。
早在一六五五年（順治十二年）時，戶部尚書陳之遴就指出：“遠涉數千裡，長征一二年。
出兵之時，買馬置械，措費甚難。
凱旋之日，馬倒器壞，又須買補。
滿兵月糧幾何，堪此重費。
”（《清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五）八旗兵成為國家軍兵，馬匹器械改由朝廷專設機構喂養和制作，兵丁靠朝廷發給糧饷生活。
康熙時定制：前鋒、親軍、護軍、領催、弓匠長月給饷銀四兩，骁騎、弓匠、鞍匠三兩。
此外，每年各給米四十八斛。
步軍領催月給銀二兩，步軍一兩五錢，鐵匠一至四兩，年各給米二十四斛。
炮手二兩，年給米三十六斛。
八旗騎兵糧饷，相當于當時七品官（年俸四十五兩、米四十五斛）的俸祿，遠比綠旗兵優厚。
但八旗兵丁駐守京城，脫離農事，單靠糧饷和朝廷的賞賜過活。
旗丁家口日繁，生計日蹙。
聚集在京城，無所事事，遊手好閑，戰鬥力也日漸削弱。
康熙一朝，随着封建統治的确立，八旗兵由奴隸制軍兵轉化為封建國家的軍隊。
八旗兵丁的“生計問題”，越來越嚴重了。
蒙古八旗與漢軍八旗 蒙古八旗與漢軍八旗也有禁旅與駐防之别，編制基本上與滿洲八旗相同。
但漢軍八旗每佐領下置領催四人，馬兵三十人，步軍領催一人，步軍十二人，共計四十七人，與滿洲八旗略異。
編入漢軍八旗的兵丁，不再是分屬滿洲八旗的奴隸，而是國家直屬的軍隊。
其地位當然低于滿洲八旗，但因降清較早作戰有功，軍事、政治地位又都優于入關後的漢人降軍綠旗。
吳三桂、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藩王，所率領的舊部雖按八旗制度編制，設統領，但各自成系統，并不隸屬滿洲八旗或漢軍八旗。
在曆年作戰中，收降的綠旗兵，也由藩王直接管轄。
“三藩”戰後，康熙帝将吳三桂藩下人丁編入内務府三旗，分遣到遼東各地。
尚之信藩下十五佐領兵丁，改屬駐防廣州的漢軍旗。
耿精忠藩下十五佐領兵丁，改屬福州的漢軍旗。
原屬孔有德藩下的兵丁，也編入漢軍旗。
綠旗兵 清軍在作戰中陸續收降明軍，多達幾十萬人，不可能繼續依照八旗建制。
降軍另行編組，旗幟概用綠色，因此被稱為綠旗兵。
綠旗兵以營為主要的基層編制，因而又稱為“綠營”。
綠旗兵的編制，大體上是省設提督，省内重地設鎮，由總兵官統領。
下設副将、參将、遊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等官職。
總督、巡撫等地方官員節制綠旗官兵。
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官，各有幾營标兵（督标、撫标、提标、鎮标），專備調遣。
副将所屬官兵稱“協”，駐守要地。
參将至守備所屬官兵，都稱為“營”，防守城邑、鄉鎮，守兵稱為“汛”，駐防巡邏的地區稱“汛地”。
京城設巡捕三營兵共有五千餘人（後增至萬人），由步軍統領兼轄。
全國共設六十六個鎮（總兵官），約有綠旗兵六十萬人，是清朝的重要支柱。
“三藩”戰争中先後被調遣作戰的綠旗兵即有四十餘萬人。
“三藩”戰後，康熙帝對各地綠旗兵制作了下列改革：（一）綠旗兵的将官由兵部任免，提督、總兵等大員，兵部開列，請旨簡放，後來副将也改為開列。
參、遊、守備等官，邊疆及省會沖要地方由督撫提鎮揀選才技優長、谙練地方的人員題補、調補，其餘各缺由兵部推升；千總、把總由督撫提鎮撥補。
這就在全國範圍内建立起升調制度，兵部掌握軍事行政大權。
将官不能世守一方，統率一軍。
“三藩”戰争中立有大功的趙良棟，也被調離原領的綠旗。
（二）将領升調，不準攜帶兵丁。
康熙《會典》規定：“凡擅帶營兵：提督、總兵官等升任别省，将本省營内經制兵丁帶赴新任者，十名以下罰俸一年，十名以上于現任内降一級。
”将領不能再豢養自己的私人武裝力量，明末軍隊中的家丁親兵制度被廢除了。
（三）将帥調兵，需要呈報皇帝批準。
康熙《會典》規定：“若無警急，不先申上司，不待回報，辄于所屬擅調軍馬，及所屬擅發與者，各杖一百、罷職，發邊遠充軍。
”沒有皇帝的“禦寶聖旨”，将帥不能調動本部兵丁，兵權更集中于皇帝了。
康熙帝對綠旗兵丁也存有戒心，曾說：“凡地方有綠旗兵丁處，不可無滿兵。
滿兵縱至糧缺，艱難困迫，至死斷無二心。
若綠旗兵丁，至糧絕時，少或窘迫，即至怨憤作亂。
”（《清聖祖實錄》卷二七四）為加強對綠旗兵的控制，綠旗将官出缺時，可派滿人補任。
滿洲八旗兵與綠旗兵共同作戰時，綠旗官兵要接受八旗将領的指揮。
四、法制 康熙時，承襲順治朝的法律，編修則例。
司法機構與程序也漸趨完備。
律例的編修清太祖努爾哈赤建國時，開始訂立法制，以維護奴隸主國家的統治。
與曆史上其他民族初建國時的情形相似，清太祖時的原始的法律也着重在禁止反叛和竊盜。
禁反叛主要是在禁止奴隸主貴族和自由民的叛亂，以維護統治秩序。
奴隸反抗，主人可以随意處死，不須執法。
禁竊盜主要是在保護私有财産。
清太宗時，始有成文的法令，稱為“盛京定制”。
順治帝即位，多爾衮領兵入京，任用漢官統治漢地。
明令宣布漢人犯法仍依明律治罪。
一六四五年（順治二年），據明律參稽滿族的舊法編修清律。
次年三月，修成刊布，名為《大清律集解附例》。
以順治帝名義撰寫的序文，說是“詳譯明律，參以國制”，基本上是明律的重刊，加進了滿族舊制的内容。
所謂“附例”即附錄案例，以說明律文續有增删。
康熙初年，存三百二十一條。
康熙帝親政後，繼續實行順治律，命大學士兼刑部尚書對喀納将律文予以校正。
一六七九年，又命滿漢大臣會同更改條例，别自成書，名為“現行則例”。
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将現行則例正式附入《大清律》頒行。
随後又命刑部尚書圖納、大學士張玉書等于每篇之後，增加疏解，以注釋律義（未正式頒行）。
司法順治帝時采用明制，康熙帝繼續沿襲。
朝廷最高司法機關為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與大理寺。
刑部尚書例由大學士兼領，權位極重，與明制又不盡相同。
外省刑案統由刑部複核，京都案件也由刑部審理。
不須三法司會審者，都察院及大理寺即無權過問。
三法司會審的案件，也由刑部主稿。
刑部受理的案件，每月要向皇帝彙奏。
順治時設有督捕衙門，緝捕逃人，隸兵部。
一六九九年（康熙三十八年）裁撤，所屬機構也并于刑部。
地方司法，仍沿明制，由行政機關兼理。
縣官承審戶、婚、田土諸案及笞杖輕罪，稱為“自理”。
重大案件須報府，轉呈按察使，以至巡撫、總督。
徒刑以下案件，可由督撫定罪。
流刑與死刑，均須呈報刑部複核。
地方各級審定的案件，罪犯不服，允許向上級申訴。
地方重大案件判處死刑，經刑部複核，由六部尚書與通政使、都察院左都禦史、大理寺卿等九人，習稱“九卿”會同定案，例在每年八月進行，稱為“秋審”。
霜降後至冬至前，審理刑部審決的京城案件，稱為“朝審”。
每年夏季自小滿後十日至立秋前一日，大理寺官員、刑部承辦司與各道禦史會審京城的笞杖等輕罪案件，稱為“熱審”。
滿漢官員犯罪，須先呈報皇帝請旨，司法機構不得自行提審。
滿族宗室犯罪，須由宗人府審理。
京城步軍統領衙門審理旗民。
内務府慎刑司專理上三旗案件。
其他漢人官衙不得審判滿人。
地方府縣審理滿人案件無權判決，須呈報滿人将軍、副都統、理事同知審處。
刑名清律沿襲明律，刑名仍以笞、杖、徒、流、死五刑為主刑。
笞用小竹闆責打十下至五十下，凡五等。
杖用大竹闆打六十至一百下，五等。
徒自杖六十徒一年至杖一百徒三年，凡五等。
流是流放二千裡至三千裡，又三等。
死刑分絞、斬兩等。
五刑共分二十等，稱為刑等。
處刑時依據罪情輕重，減等或加等。
主刑之外，較斬刑尤重者有淩遲、枭首示衆、戮屍諸刑。
較流刑為重者有遷徙（安置遠地不準回籍）、充軍（二千裡至四千裡五等）、發遣（發至邊地軍中為奴）諸刑。
滿人在處刑時也優于漢人，可依律“減等”或“換刑”。
滿人監禁收入專設的内務府“監所”，宗室入宗人府“空房”，不入一般監獄。
法律内容順治至康熙時的律例，基本上沿用明律，即沿用漢人維護封建統治的法律。
清律類分吏、戶、禮、兵、刑、工六律，即以六部所轄分為六個系統。
六律中都貫穿着維護封建國家皇帝與臣民，家庭中父子、夫婦，社會上地主與農民的統治關系。
源于唐律的“十惡”是不赦的大罪，謀反與謀大逆（謀毀宗廟宮室）者不問首從，均淩遲處死。
子孫毆打父母、祖父母者處死，祖父母、父母打死違反教令的子孫隻杖一百，故殺的也隻徒一年。
妻子毆打丈夫者杖一百，毆打緻疾者處死。
丈夫打妻子不至折傷，不治罪。
折傷以上，也減罪二等。
丈夫打死小妾者，徒三年。
因過失殺妻妾者，不論罪。
佃戶見田主，不論老幼，都行以少事長之禮。
負欠私債違約不還者，五兩以上違三月笞一十，五十兩以上笞二十，百兩以上笞三十，每一月加一等，并追本利給主。
豪勢之人不告官司，以私債強奪負債者孽畜産業，杖八十，例準“納贖”，即出錢贖免。
清律的各項規定，維護封建的經濟關系以及社會、政治關系的階級性質，是很明顯的（參見薛允升《讀例存疑》）。
清律沿襲明律而“參以國制”，仍然維護殘存的滿族奴隸制度，以保護奴隸主對奴隸的統治。
家生奴仆及契買奴仆，須世世為奴。
奴婢不能與良人通婚。
奴婢毆打主人處死。
但主人殺奴婢，處杖刑或徒刑。
這較之主人可以任意殺死奴婢的奴隸制度來，多少有所限制。
五、科舉、學校 各級官員的選任，滿官主要來自八旗貴族，由皇帝“特簡”（任命）或會推（推舉）。
漢官雖也有特簡與會推，但主要來源是科舉。
科舉被視為漢人官員出身的“正途”。
滿官由科舉出身者甚少。
科舉考試順治時已行科舉。
康熙帝舉行博學鴻儒科，為科舉定例之外特設的“制科”。
正規的科舉考試，仍沿明制，每三年舉行一次。
先在各省城考試，稱為“鄉試”。
參加鄉試者必須是府州縣的生員，通稱諸生（秀才）。
各府州縣學每年考取童生一次，考試合格者入學為生員。
生員參加鄉試得中，稱為舉人，第一名為解元。
舉人可于第二年到京師禮部應考，稱為會試。
會試合格的人為貢士，第一名為會元。
貢士再赴宮中太和殿應試，稱為殿試或廷試，由皇帝出題策問。
殿試發榜分三甲，一甲為狀元、榜眼、探花三人，二甲和三甲人數不定。
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統稱為進士。
二甲首名稱“傳胪”。
殿試後狀元授職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職翰林院編修。
進士還要在保和殿進行朝考，名列前茅的人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稱為“館選”。
庶吉士在庶常館讀書三年，考試散館。
成績優秀者留為翰林院編修、檢讨，其餘分别授官，可遷調至高位。
進士因以予館選為榮。
不予選的進士，分别授任各部主事等朝官或州縣官。
科舉又有武科，以考選将官，多在文科試後舉行。
也分鄉試、會試、殿試，考試内容分外場和内場，外場試馬箭、步箭、開硬弓、舞刀、掇石等技勇，内場試策問或默寫武經。
中選者的稱謂與文科相同，但标明“武”字以示區别，如武舉人、武進士、武狀元等。
應鄉試者為各省的武生員，但綠營兵丁也可應試。
殿試中選者，一甲進士可授副将、參将、遊擊、都司，二、三甲進士授任守備、署守備。
科舉考試内容仍沿明制，以儒家經書為主。
文章程式也限用明代以來的八股文。
所謂八股，是起二比（又叫提比）、中二比、後二大比、末二比（又叫束比）。
一比即一股。
比即比對，起、中、後、末的兩比，句子的長短、字的繁簡、聲調的抑揚，都要相對成文。
比與比之間用一二句或三四句串連起來。
叫做出題、過接。
束比後用一二句收篇，叫做收結。
有下文的則改收結為落下。
舉子作文，必須依此格式。
以經學文義為内容，以八股為形式的科場文章，自是束縛人們思想和才華的陳詞老調，絲毫不能顯示應考者的政治才能。
士人習作這種死闆的時文，以為求官得祿的必由的途徑。
清朝通過實行科舉考試，起到網羅漢族文士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