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封建統治制度的确立
關燈
小
中
大
但這樣考取的文士進入官僚的行列，政治日趨腐敗，也是必然的。
學校清承明制，并無教育兒童的初級學校。
城鄉多有塾師開設的私塾，教兒童識字、讀四書，作應考入學的準備。
富有的官員地主之家，則延請教師在家教授子弟，或設家塾，允許親友的子弟來學。
童生考入府州縣學試四書文義和律詩。
府學每年錄取生員定額四十名，州學三十名，縣學二十名，取得生員（秀才）資格，即可應鄉試。
學校隻是科舉的準備，生員讀書也隻是為了中舉得官。
朝廷專設的最高學府是國子監（太學），學員是貢生或監生。
貢生有恩貢（慶典恩升的正貢）、歲貢（生員以年資升貢）、拔貢（自各省生員選拔）、優貢（優等生員入監）、副貢（鄉試舉人五名取副榜一名入監）、例貢（依例捐納入監）六類。
監生有蔭監（文官三品、武官二品以上的子弟入監）及優監、例監三類。
監生在國子監學習三年期滿，可任通判、知縣等官或參加科舉考試。
學校與科舉相聯接，主要是培養官員。
生員被視為未來的官員，因此在地方上也享有種種特權。
進學為秀才，即可免除丁糧，州縣官也要以禮相待。
秀才犯法，須先請學政革籍（革除學籍）才能審處。
各地生員恃有特權，多交結豪紳為非作惡。
思想家顧炎武說：“今天下之出入公門以撓官府之政者，生員也。
倚勢以武斷于鄉裡者，生員也。
與胥吏為緣，甚有自身為胥吏者，生員也。
官府一拂其意，則群起而哄者，生員也。
把持官府之陰事而與之為市者，生員也。
”（《顧亭林詩文集》文集卷一）進學生員不限年齡，從十幾歲至六、七十歲，都可為生員。
估計全國不下五十萬人。
科舉不中或并不想參加科舉考試，而隻求擁有特權，以保身家的生員，據顧炎武估計約占十分之七，即三十五萬人。
各省每年送部的貢生、監生，往往并非優異，甚至目不識丁，隻是“思得職銜，誇耀鄉裡。
”秀才自稱儒戶，監生自稱官戶，在各地包攬錢糧，武斷鄉曲。
捐納順治時開始有捐納入監之制。
士人捐納粟米，即可入國子監學習。
一六七四年，因“三藩”戰起，亟需軍費，開始有捐納文官之例。
捐納錢米可得官缺，等候選授。
一六七七年左都禦史宋德宜奏稱：開例三載，已捐知縣五百餘人，請予停止。
清兵攻占雲南後，停止捐例。
到康熙晚年，又曾恢複。
國子監生和知縣官缺，可用錢米捐納而得，事實上是對科舉學校制度的一個沖擊，也是為地主富戶進入仕途開辟了又一個途徑。
（二）穩定社會秩序與恢複經濟的措施 “三藩”戰争之後，康熙帝逐步鞏固了政治、軍事統治。
但經過半個世紀的戰亂，社會生産遭到長期的破壞，田園荒蕪，人民逃移。
殘破的社會經濟也亟待恢複。
康熙帝又陸續采取了一系列經濟措施，以求恢複生産、穩定社會秩序。
一、“與民休息”與賦稅制度的改訂 “三藩”戰後，清朝面臨着一些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
（一）人民流移。
早自明天啟年間以來，各地廣大農民即被迫逃離家園并投入了農民起義的隊伍。
明末規模浩大的農民戰争席卷十餘省，參加起義的農民多至數十萬。
他們在對明軍和清軍的作戰中，付出了巨大的犧牲。
清軍與南明軍的長期戰争，也帶來了大量的傷亡。
清初在東北和華北地區實行“圈地”、“投充”，大批農民被迫逃移。
自清太祖以來，清軍實行擄掠，大批人民被擄到遼東為奴。
順治時雖曾禁止俘奴，但八旗貴族将領在作戰中仍沿慣例擄掠。
“三藩”戰争中，清軍在各地擄掠大批财物和人口。
自明天啟以來的五十多年間，自遼東至江南和西南，廣大農民在長期戰亂中，或被屠殺，或被擄掠，或被迫逃亡，出現了大規模的流移。
“三藩”戰後，各地官員紛紛奏報當地人口大量減少。
（二）田地荒蕪。
人民大量流移，必然造成田地的大量荒廢。
早在一六五二年（順治九年），山東巡撫夏玉即指出，湖廣、江西、河南、山東、陝西五省，“所報荒亡地土有十之三、四者，有十之五、六者”（《明清史料》丙編第四本）。
一六六一年，康熙帝即位前，依據田賦統計的耕地隻有五百四十九萬二千餘頃，相當明初統計數字的十分之六。
山海關外地帶，更是“沃野千裡，有土無人”（《聖祖實錄》卷二）。
康熙帝即位後，各地多有田地荒蕪的報道。
廣西羅城據說是“遍地榛莽，縣中居民僅六戶”（《清史稿》卷二七九），浙東甯波等六府即有荒地三十一萬五千餘畝（《清史稿》卷二五二）。
全國各地的情況不同，但普遍出現大量荒地則是事實。
（三）賦稅紊亂。
清初沿襲明制，賦稅分為丁賦與田賦兩種。
人丁以十六歲為成丁，登冊納稅，至六十歲除名免納。
賦稅額依據《萬曆會計錄》的規定征收。
丁稅征銀，又稱丁銀。
各地區丁銀數并不一緻。
一般為一丁納銀一、二錢。
個别地區可少至一、二分，多至數兩。
田賦依田畝數向占有者征收錢（銀）糧。
田地依肥瘠分為三等九則。
每年春季和秋冬間分二次征稅。
錢糧稅額各地也不一緻。
如直隸每畝稅銀九厘至一錢四分一厘，米一升半至一鬥九升三合。
丁賦與田賦通稱為地丁錢糧，是清朝的基本财政收入。
人民大量流移，田地大量荒蕪，清朝的賦稅剝削，不能不陷于混亂。
自順治初年，财政即入不敷出，連年戰争需用大量的軍費，更加重了錢糧的需求。
清朝在宣布免除明朝的“三饷”後，又依明制逐年征收“加派”的稅銀，一年多至四百餘萬兩（順治後期，正賦歲入不過一千八百多萬兩）。
加重收稅的結果，又必然要轉緻人民的逃亡和田地的荒蕪。
康熙帝幼讀儒書，親政後面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汲取前代帝王的統治方術，制定了“與民休息”的執政方針。
一六七二年诏谕說：“從來與民休息，道在不擾。
與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
”（《聖祖實錄》卷四十）但是，撤藩之議卻引起了長期的反清戰争。
戰争之後，康熙帝重申前旨說：“今天下承平，休養民力，乃治道第一要義”。
康熙帝的所謂“民”，包含着地主與農民兩個對立的階級，他的“與民休息”，也包含着兩個不同的方面。
一方面是保護地主階級的剝削利益，以鞏固封建統治秩序，争取他們對清朝的支持。
與鳌拜等執政時銳意打擊江南漢人地主的政策相反，康熙帝一再對江南地主示以優容。
一六八七年告谕江蘇巡撫田雯說：“至地方豪強，亦往往為害于民。
此輩不可不懲，然政貴寬平，不必一一搜訪，反緻多事”。
（《聖祖實錄》卷一三○）一六九○年又對江蘇巡撫鄭端說：“江蘇地方繁華，人心不古，鄉紳不奉法者多”。
“爾隻須公而忘私，亦不必吹毛求疵，在地方務以安靜為善。
”（《聖祖實錄》卷一四八）康熙帝在位期間，一直堅持優容漢人地主的方針。
直到五十四歲時，還下谕指責已免職的江蘇巡撫張伯行“為巡撫時，每苛刻富民”，說“地方多殷實之家是最好事。
彼家赀皆從貿易積聚，并非為貪婪所緻，何必刻剝之以取悅窮民乎。
”（《聖祖實錄》卷二六六）地主剝奪農民積累财富受到保護，雖然“窮民”不悅，清朝還是成功地争取到漢人地主的擁戴。
“與民休息”的另一方面是：招集流民，獎勵開墾荒田，減輕地主和農民對國家的賦稅負擔，以扶植農業生産。
“三藩”戰後的幾十年間，康熙帝遵循這一方針，推行了一系列的具體措施。
贖免俘奴清軍在征讨“三藩”的戰争中，繼續在各地俘掠漢人為奴。
一六七七年，江西清軍在各處搶掠，漢人被俘為奴者日衆。
外廷諸臣連章上奏，請求發放回家或準予取贖。
康熙帝雖知清軍俘掠，但在用兵之際，不得不“姑示寬容”。
一六七九年七月京師地震。
康熙帝告誡群臣，地震示警，列舉過愆六事。
其一是，用兵地方諸王将軍大臣，多掠小民子女，或借名通賊，将良民廬舍焚毀，子女俘獲，财物攘取。
名為救民水火，實是陷民水火。
八月，九卿議複：領兵諸王将軍借通賊為名，将良民廬舍燒毀，擄掠子女搶奪财物者，領兵将軍等革職，諸王貝勒等交宗人府從重治罪。
“其擄掠人口，仍給本家。
”（《聖祖實錄》卷八十三）福建地區連年戰争頻繁。
八旗兵撤軍時，驅擄男婦兩萬餘人。
福建總督姚啟聖悉令贖還為民，八旗兵得贖金，各欣然而去。
浙東地區連年俘掠奴婢甚多，被贖免者有數萬人。
獎勵墾荒清朝自一六四四年（順治元年），即已制定招徕流民開墾荒田的條例。
州縣衛所荒地分給流民及官兵屯種。
有主荒地原主開墾，官給牛種，三年起科（科稅）。
一六四九年又規定各地方招徕各處流民，不論原籍本籍，編入保甲，開墾荒田，給以印信執照，永準為業（《清朝文獻通考》卷一）。
但順治時長期作戰，人民流移有加無已，荒地的開墾收效甚微。
康熙帝親政後，禦史徐旭齡在一六六八年奏報說，墾荒行之二十餘年而無效。
康熙帝繼續采取措施，獎勵墾荒。
鼓勵無地少地的農民開墾荒田，也鼓勵地主對荒地的經營和占有。
一六七一年，“準貢監生員民人墾地二十頃以上，試其文義通順者以縣丞用”，“一百頃以上，文義通順者以知縣用”（《清朝文獻通考》卷二）。
一六七六年又規定，延長墾荒收稅的年限，“水田六年，旱田十年起科”。
但是，墾荒收到實效，還是在“三藩”戰争之後的年代。
長期戰亂後，全國呈現相對穩定的局面，流移的人民逐漸恢複正常的生産。
荒田的開墾也随之日漸形成高潮。
四川地區自明末以來，經曆多年的戰争，人民逃移甚衆。
一六八五年，巡撫姚締虞請敕令流離外省的富戶鄉紳返回四川，說“若召回鄉宦一家，可抵百姓數戶。
紳宦既歸，百姓亦不召而自至。
”（《清史稿》卷二十四）但此後四川的農業生産逐漸恢複，湖廣、江西、廣東、廣西等地的流民相繼來四川墾荒就業。
一六九○年，朝廷議準：流離四川民戶，情願居住墾荒者，将地畝永給為業。
自各地來四川墾荒者更多。
二十年後，到一七○九年時，康熙帝曾诏谕四川巡撫年羹堯說：“比年湖廣百姓，多往四川開墾居住，地方漸以殷實”，“爾須使百姓相安”（《聖祖實錄》卷二三九）。
四川在康熙時期是人口和田畝增長最為顯著的省分。
其他荒地較多的省區，如直隸、山東、山西、河南諸省，墾荒也日漸擴展。
據《清朝文獻通考?田賦考》的記錄，一六八五年各省的田畝數均較康熙初年有顯著的增長。
農民墾荒，雖可延期納稅，但不免要遭受官府的多方敲剝，甚至荒地墾熟又被地主強占而去。
但在獎勵墾荒的政策下，無地少地的農民有地可耕，多少促進了社會生産的恢複和發展。
依據清朝征收田賦的統計，一六六一年康熙帝即位時，共有田五百四十九萬二千五百七十七頃。
一六八五年，即已增加到六百零七萬八千四百二十九頃。
此後，增長更快。
不納稅的新墾田和隐瞞的田畝，不在田賦統計之内。
實際的墾田當遠遠超過田賦的記錄。
減免賦稅康熙帝曾自稱，“朕惟帝王緻治，裕民為先，免賦蠲（捐）租實為要務。
”（《清聖祖聖訓》卷二○六）四大臣輔政時，各地遇有災荒或戰事，賦稅難于征收，不得不實行捐免。
康熙帝親政後，則把減免賦稅作為他的執政方針。
三藩戰後，更加推行這一方針，每年都留下了捐免地丁錢糧的記錄。
一省數省或數縣因水旱災荒，或多年積欠，無法完納，賦稅可以捐免。
朝廷慶典或康熙帝出巡所經之地，也可以作為特恩減免賦稅，稱為“恩蠲”。
捐免包括丁銀、田賦和積欠的賦稅。
一七○九年十一月，戶部張鵬翮奏報說：“臣查戶部冊籍，自康熙元年起，以至于今，所免錢銀共萬萬兩有餘，是誠亘古所無也。
”（《聖祖實錄》卷二四○）康熙帝要将康熙五十年的地丁錢糧全部捐免。
戶部會議，自五十年起，視各省之大小，三年内輪流捐免一年賦稅，稱為“普免”。
據見于記載的各省、縣局部減免賦稅的記錄，自康熙元年至五十年共有四百餘次。
江南巡撫湯斌曾在奏請減免錢糧的奏疏中說：錢糧“原非可完之數，與其赦免于追呼既窮之後，何若酌減于征比未加之先。
”（《江南通志》卷六十八）錢糧的減免，無疑能收到減少反抗，安定社會的作用。
減免丁銀，地主與農民均可受益。
減免田賦，受益者主要是地主和有地的農民，無地的佃戶并無利益。
一七一○年（康熙四十九年）又規定：“嗣後凡遇蠲免錢糧，合計分數，業主蠲免七分，佃戶蠲免三分。
永著為例。
”（《聖祖實錄》卷二四四）這所謂佃戶捐免三分，即免納約當三分田賦的地租。
地主剝削農民，多方巧取，佃戶未必即能依制受益。
但有此規定，佃戶總還可以有所依據，多少減輕些負擔。
三藩戰後，康熙帝實行減免賦稅的方針三十餘年，他自稱“蠲租之诏屢下，墾荒之令時舉”（《聖祖實錄》卷一二○），促進了農業生産的恢複和統治秩序的穩定。
滋生人丁免賦據《清聖祖實錄》所載曆年人口田畝和錢糧賦稅的記錄，自康熙二十一年到五十年的三十年間，有
學校清承明制，并無教育兒童的初級學校。
城鄉多有塾師開設的私塾，教兒童識字、讀四書，作應考入學的準備。
富有的官員地主之家，則延請教師在家教授子弟，或設家塾，允許親友的子弟來學。
童生考入府州縣學試四書文義和律詩。
府學每年錄取生員定額四十名，州學三十名，縣學二十名，取得生員（秀才）資格，即可應鄉試。
學校隻是科舉的準備，生員讀書也隻是為了中舉得官。
朝廷專設的最高學府是國子監（太學），學員是貢生或監生。
貢生有恩貢（慶典恩升的正貢）、歲貢（生員以年資升貢）、拔貢（自各省生員選拔）、優貢（優等生員入監）、副貢（鄉試舉人五名取副榜一名入監）、例貢（依例捐納入監）六類。
監生有蔭監（文官三品、武官二品以上的子弟入監）及優監、例監三類。
監生在國子監學習三年期滿，可任通判、知縣等官或參加科舉考試。
學校與科舉相聯接，主要是培養官員。
生員被視為未來的官員，因此在地方上也享有種種特權。
進學為秀才，即可免除丁糧，州縣官也要以禮相待。
秀才犯法，須先請學政革籍（革除學籍）才能審處。
各地生員恃有特權，多交結豪紳為非作惡。
思想家顧炎武說：“今天下之出入公門以撓官府之政者，生員也。
倚勢以武斷于鄉裡者，生員也。
與胥吏為緣，甚有自身為胥吏者，生員也。
官府一拂其意，則群起而哄者，生員也。
把持官府之陰事而與之為市者，生員也。
”（《顧亭林詩文集》文集卷一）進學生員不限年齡，從十幾歲至六、七十歲，都可為生員。
估計全國不下五十萬人。
科舉不中或并不想參加科舉考試，而隻求擁有特權，以保身家的生員，據顧炎武估計約占十分之七，即三十五萬人。
各省每年送部的貢生、監生，往往并非優異，甚至目不識丁，隻是“思得職銜，誇耀鄉裡。
”秀才自稱儒戶，監生自稱官戶，在各地包攬錢糧，武斷鄉曲。
捐納順治時開始有捐納入監之制。
士人捐納粟米，即可入國子監學習。
一六七四年，因“三藩”戰起，亟需軍費，開始有捐納文官之例。
捐納錢米可得官缺，等候選授。
一六七七年左都禦史宋德宜奏稱：開例三載，已捐知縣五百餘人，請予停止。
清兵攻占雲南後，停止捐例。
到康熙晚年，又曾恢複。
國子監生和知縣官缺，可用錢米捐納而得，事實上是對科舉學校制度的一個沖擊，也是為地主富戶進入仕途開辟了又一個途徑。
（二）穩定社會秩序與恢複經濟的措施 “三藩”戰争之後，康熙帝逐步鞏固了政治、軍事統治。
但經過半個世紀的戰亂，社會生産遭到長期的破壞，田園荒蕪，人民逃移。
殘破的社會經濟也亟待恢複。
康熙帝又陸續采取了一系列經濟措施，以求恢複生産、穩定社會秩序。
一、“與民休息”與賦稅制度的改訂 “三藩”戰後，清朝面臨着一些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
（一）人民流移。
早自明天啟年間以來，各地廣大農民即被迫逃離家園并投入了農民起義的隊伍。
明末規模浩大的農民戰争席卷十餘省，參加起義的農民多至數十萬。
他們在對明軍和清軍的作戰中，付出了巨大的犧牲。
清軍與南明軍的長期戰争，也帶來了大量的傷亡。
清初在東北和華北地區實行“圈地”、“投充”，大批農民被迫逃移。
自清太祖以來，清軍實行擄掠，大批人民被擄到遼東為奴。
順治時雖曾禁止俘奴，但八旗貴族将領在作戰中仍沿慣例擄掠。
“三藩”戰争中，清軍在各地擄掠大批财物和人口。
自明天啟以來的五十多年間，自遼東至江南和西南，廣大農民在長期戰亂中，或被屠殺，或被擄掠，或被迫逃亡，出現了大規模的流移。
“三藩”戰後，各地官員紛紛奏報當地人口大量減少。
（二）田地荒蕪。
人民大量流移，必然造成田地的大量荒廢。
早在一六五二年（順治九年），山東巡撫夏玉即指出，湖廣、江西、河南、山東、陝西五省，“所報荒亡地土有十之三、四者，有十之五、六者”（《明清史料》丙編第四本）。
一六六一年，康熙帝即位前，依據田賦統計的耕地隻有五百四十九萬二千餘頃，相當明初統計數字的十分之六。
山海關外地帶，更是“沃野千裡，有土無人”（《聖祖實錄》卷二）。
康熙帝即位後，各地多有田地荒蕪的報道。
廣西羅城據說是“遍地榛莽，縣中居民僅六戶”（《清史稿》卷二七九），浙東甯波等六府即有荒地三十一萬五千餘畝（《清史稿》卷二五二）。
全國各地的情況不同，但普遍出現大量荒地則是事實。
（三）賦稅紊亂。
清初沿襲明制，賦稅分為丁賦與田賦兩種。
人丁以十六歲為成丁，登冊納稅，至六十歲除名免納。
賦稅額依據《萬曆會計錄》的規定征收。
丁稅征銀，又稱丁銀。
各地區丁銀數并不一緻。
一般為一丁納銀一、二錢。
個别地區可少至一、二分，多至數兩。
田賦依田畝數向占有者征收錢（銀）糧。
田地依肥瘠分為三等九則。
每年春季和秋冬間分二次征稅。
錢糧稅額各地也不一緻。
如直隸每畝稅銀九厘至一錢四分一厘，米一升半至一鬥九升三合。
丁賦與田賦通稱為地丁錢糧，是清朝的基本财政收入。
人民大量流移，田地大量荒蕪，清朝的賦稅剝削，不能不陷于混亂。
自順治初年，财政即入不敷出，連年戰争需用大量的軍費，更加重了錢糧的需求。
清朝在宣布免除明朝的“三饷”後，又依明制逐年征收“加派”的稅銀，一年多至四百餘萬兩（順治後期，正賦歲入不過一千八百多萬兩）。
加重收稅的結果，又必然要轉緻人民的逃亡和田地的荒蕪。
康熙帝幼讀儒書，親政後面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汲取前代帝王的統治方術，制定了“與民休息”的執政方針。
一六七二年诏谕說：“從來與民休息，道在不擾。
與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
”（《聖祖實錄》卷四十）但是，撤藩之議卻引起了長期的反清戰争。
戰争之後，康熙帝重申前旨說：“今天下承平，休養民力，乃治道第一要義”。
康熙帝的所謂“民”，包含着地主與農民兩個對立的階級，他的“與民休息”，也包含着兩個不同的方面。
一方面是保護地主階級的剝削利益，以鞏固封建統治秩序，争取他們對清朝的支持。
與鳌拜等執政時銳意打擊江南漢人地主的政策相反，康熙帝一再對江南地主示以優容。
一六八七年告谕江蘇巡撫田雯說：“至地方豪強，亦往往為害于民。
此輩不可不懲，然政貴寬平，不必一一搜訪，反緻多事”。
（《聖祖實錄》卷一三○）一六九○年又對江蘇巡撫鄭端說：“江蘇地方繁華，人心不古，鄉紳不奉法者多”。
“爾隻須公而忘私，亦不必吹毛求疵，在地方務以安靜為善。
”（《聖祖實錄》卷一四八）康熙帝在位期間，一直堅持優容漢人地主的方針。
直到五十四歲時，還下谕指責已免職的江蘇巡撫張伯行“為巡撫時，每苛刻富民”，說“地方多殷實之家是最好事。
彼家赀皆從貿易積聚，并非為貪婪所緻，何必刻剝之以取悅窮民乎。
”（《聖祖實錄》卷二六六）地主剝奪農民積累财富受到保護，雖然“窮民”不悅，清朝還是成功地争取到漢人地主的擁戴。
“與民休息”的另一方面是：招集流民，獎勵開墾荒田，減輕地主和農民對國家的賦稅負擔，以扶植農業生産。
“三藩”戰後的幾十年間，康熙帝遵循這一方針，推行了一系列的具體措施。
贖免俘奴清軍在征讨“三藩”的戰争中，繼續在各地俘掠漢人為奴。
一六七七年，江西清軍在各處搶掠，漢人被俘為奴者日衆。
外廷諸臣連章上奏，請求發放回家或準予取贖。
康熙帝雖知清軍俘掠，但在用兵之際，不得不“姑示寬容”。
一六七九年七月京師地震。
康熙帝告誡群臣，地震示警，列舉過愆六事。
其一是，用兵地方諸王将軍大臣，多掠小民子女，或借名通賊，将良民廬舍焚毀，子女俘獲，财物攘取。
名為救民水火，實是陷民水火。
八月，九卿議複：領兵諸王将軍借通賊為名，将良民廬舍燒毀，擄掠子女搶奪财物者，領兵将軍等革職，諸王貝勒等交宗人府從重治罪。
“其擄掠人口，仍給本家。
”（《聖祖實錄》卷八十三）福建地區連年戰争頻繁。
八旗兵撤軍時，驅擄男婦兩萬餘人。
福建總督姚啟聖悉令贖還為民，八旗兵得贖金，各欣然而去。
浙東地區連年俘掠奴婢甚多，被贖免者有數萬人。
獎勵墾荒清朝自一六四四年（順治元年），即已制定招徕流民開墾荒田的條例。
州縣衛所荒地分給流民及官兵屯種。
有主荒地原主開墾，官給牛種，三年起科（科稅）。
一六四九年又規定各地方招徕各處流民，不論原籍本籍，編入保甲，開墾荒田，給以印信執照，永準為業（《清朝文獻通考》卷一）。
但順治時長期作戰，人民流移有加無已，荒地的開墾收效甚微。
康熙帝親政後，禦史徐旭齡在一六六八年奏報說，墾荒行之二十餘年而無效。
康熙帝繼續采取措施，獎勵墾荒。
鼓勵無地少地的農民開墾荒田，也鼓勵地主對荒地的經營和占有。
一六七一年，“準貢監生員民人墾地二十頃以上，試其文義通順者以縣丞用”，“一百頃以上，文義通順者以知縣用”（《清朝文獻通考》卷二）。
一六七六年又規定，延長墾荒收稅的年限，“水田六年，旱田十年起科”。
但是，墾荒收到實效，還是在“三藩”戰争之後的年代。
長期戰亂後，全國呈現相對穩定的局面，流移的人民逐漸恢複正常的生産。
荒田的開墾也随之日漸形成高潮。
四川地區自明末以來，經曆多年的戰争，人民逃移甚衆。
一六八五年，巡撫姚締虞請敕令流離外省的富戶鄉紳返回四川，說“若召回鄉宦一家，可抵百姓數戶。
紳宦既歸，百姓亦不召而自至。
”（《清史稿》卷二十四）但此後四川的農業生産逐漸恢複，湖廣、江西、廣東、廣西等地的流民相繼來四川墾荒就業。
一六九○年，朝廷議準：流離四川民戶，情願居住墾荒者，将地畝永給為業。
自各地來四川墾荒者更多。
二十年後，到一七○九年時，康熙帝曾诏谕四川巡撫年羹堯說：“比年湖廣百姓，多往四川開墾居住，地方漸以殷實”，“爾須使百姓相安”（《聖祖實錄》卷二三九）。
四川在康熙時期是人口和田畝增長最為顯著的省分。
其他荒地較多的省區，如直隸、山東、山西、河南諸省，墾荒也日漸擴展。
據《清朝文獻通考?田賦考》的記錄，一六八五年各省的田畝數均較康熙初年有顯著的增長。
農民墾荒，雖可延期納稅，但不免要遭受官府的多方敲剝，甚至荒地墾熟又被地主強占而去。
但在獎勵墾荒的政策下，無地少地的農民有地可耕，多少促進了社會生産的恢複和發展。
依據清朝征收田賦的統計，一六六一年康熙帝即位時，共有田五百四十九萬二千五百七十七頃。
一六八五年，即已增加到六百零七萬八千四百二十九頃。
此後，增長更快。
不納稅的新墾田和隐瞞的田畝，不在田賦統計之内。
實際的墾田當遠遠超過田賦的記錄。
減免賦稅康熙帝曾自稱，“朕惟帝王緻治，裕民為先，免賦蠲（捐）租實為要務。
”（《清聖祖聖訓》卷二○六）四大臣輔政時，各地遇有災荒或戰事，賦稅難于征收，不得不實行捐免。
康熙帝親政後，則把減免賦稅作為他的執政方針。
三藩戰後，更加推行這一方針，每年都留下了捐免地丁錢糧的記錄。
一省數省或數縣因水旱災荒，或多年積欠，無法完納，賦稅可以捐免。
朝廷慶典或康熙帝出巡所經之地，也可以作為特恩減免賦稅，稱為“恩蠲”。
捐免包括丁銀、田賦和積欠的賦稅。
一七○九年十一月，戶部張鵬翮奏報說：“臣查戶部冊籍，自康熙元年起，以至于今，所免錢銀共萬萬兩有餘，是誠亘古所無也。
”（《聖祖實錄》卷二四○）康熙帝要将康熙五十年的地丁錢糧全部捐免。
戶部會議，自五十年起，視各省之大小，三年内輪流捐免一年賦稅，稱為“普免”。
據見于記載的各省、縣局部減免賦稅的記錄，自康熙元年至五十年共有四百餘次。
江南巡撫湯斌曾在奏請減免錢糧的奏疏中說：錢糧“原非可完之數，與其赦免于追呼既窮之後，何若酌減于征比未加之先。
”（《江南通志》卷六十八）錢糧的減免，無疑能收到減少反抗，安定社會的作用。
減免丁銀，地主與農民均可受益。
減免田賦，受益者主要是地主和有地的農民，無地的佃戶并無利益。
一七一○年（康熙四十九年）又規定：“嗣後凡遇蠲免錢糧，合計分數，業主蠲免七分，佃戶蠲免三分。
永著為例。
”（《聖祖實錄》卷二四四）這所謂佃戶捐免三分，即免納約當三分田賦的地租。
地主剝削農民，多方巧取，佃戶未必即能依制受益。
但有此規定，佃戶總還可以有所依據，多少減輕些負擔。
三藩戰後，康熙帝實行減免賦稅的方針三十餘年，他自稱“蠲租之诏屢下，墾荒之令時舉”（《聖祖實錄》卷一二○），促進了農業生産的恢複和統治秩序的穩定。
滋生人丁免賦據《清聖祖實錄》所載曆年人口田畝和錢糧賦稅的記錄，自康熙二十一年到五十年的三十年間，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