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代社會生活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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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公司當時曾有一種規定，其高級工作人員有時也可以為自己的利益而作點買賣。
加爾定就利用這種機會，逐漸成立了怡和洋行。
當19世紀開始時，即委托瑞士商人艾其馬尼亞克住澳門，作代理人。
該行另一個老闆是馬迪生，先在印度加爾各答其舅父的商行中工作，1827年（道光七年）到廣州和加爾定合夥，到澳門又和馬尼亞克洋行合夥了。
同年，馬迪生在廣州創辦了《廣州紀錄報》，這是遠東第一家英文報。
怡和洋行和中國公行的買賣關系最大。
1834年（道光十四年），東印度公司的壟斷權失掉後，怡和洋行的經營大見活躍，每年的招待費達四萬鎊，其廚師的薪金每月一百鎊。
其在上海的代理人，最早的是艾吉達拉斯和捷格浪特。
（吉蘭甯及艾斯庫林《上海史》） 上海租界剛開始時，一家銀行也沒有，僅有幾家銀号。
1853年（鹹豐三年）太平天國時期，銀号的票據等于流通的支票，這時銀子還是大量進口。
但另一方面，因為鴉片走私的關系，卻也不斷外流，從而減少了銀子的存數。
在上海的第一家銀行，創始于何年已不可考。
1852年（鹹豐二年），有一家名叫吉爾曼洋行的，和稱作東方聯合銀行的，因事涉訟起來。
據此可以證明，在1852年以前，上海已有銀行了。
1854年（鹹豐四年），東方聯合銀行發現了他的對手，就是印度倫敦中國商業銀行在上海成立了分行。
同年，英國的阿格拉銀行的分行也在此開幕了。
（吉蘭甯及艾斯庫林《上海史》） 買辦 買辦或稱“剛八度”。
外商初設洋行，其經理稱為“大班”，華人得任買辦，掌行内銀庫及會計出納，以及一切雜事。
買辦多兼股東，其無股者須押巨金，作為擔保。
次于買辦者曰“式拉夫”，即跑街之意。
清季捐納盛行，買辦、式拉夫皆二品銜道員，名器之濫，自來所無也。
維新之初，買辦多集資本，或領外資，在内地經營礦廠實業者至多，姑舉一、二例以概之。
李滄橋者（文耀）丁醜回南，輪船江拔圖也。
今在熱河挖礦，集資至四十萬，自去年至今，往返七八次，商人之豪也。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九年六月初四日） 李滄橋來，為伊熱河開礦事，有所幹請。
餘未見，令斌見之。
其言大約投邸而來，至則聞邸遣人赴彼踹礦，将并其所承開之煙筒山者，不能保矣，情急呼援。
此等事豈餘所欲聞哉，謝之而已。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十年十月二十七日） 遊張氏園（未成園），主人張叔龢（鴻稱，道員），無錫賈人也。
花木房室皆洋式也，器具亦洋式也，馔極精。
談商務極透，真市豪哉。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十四年九月初十日） 過織布機器局（屋西式，機四百張，日可織兩匹），尚未開廠。
此局前為商董所壞，今龔道（壽圖）重集股十五萬興辦（洋人乃科督理之）。
又過造紙機器局。
凡方池五六疊，最下皆布縷棉花雜物，遞吐遞白，便成濃汁，瑩白化紙矣。
其長無極，寬約三尺半，軸滿則斷之。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十四年九月十四日） 乙 商之組織 行 “行”之稱，由來甚古。
宋有免行錢，吳自牧《夢粱錄》所載，與今相去不遠。
手藝者有行，謂行業也。
興販者亦有行，謂行貨也。
皆得蓄徒弟，學徒期滿出師者，得為鋪夥。
鋪中錢财字據，均須入櫃，故有掌櫃之稱。
如是者謂之内行，或曰在行，否則曰外行。
鋪有鋪規，行有行規，行市漲落，以及同行争論，須有公斷，皆由行主之。
此所謂行，與牙行之行異，與行棧、發行之行亦異。
市肆謂之團行者，蓋因官府回買而立此名。
不以物之大小，皆置為團行，雖醫蔔工役，亦有差使，則與當行同也&hellip&hellip其中亦有不當行者，如酒行、食飯行，而借此名。
有名為團者，如城西花團、泥路青果團、後市街柑子團、渾水閘鲞團。
又有名為行者，如官巷方梳行、銷金行、冠子行、城北魚行、城東蟹行、姜行、菱行、北豬行、候潮廟外南豬行、南上北土門菜行、壩子橋鮮魚行、橫河頭布行、雞鵝行。
更有名為市者，如炭橋藥市、官巷花市、融和市、南坊珠子市、修義坊肉市、城北米市。
且如橘園亭書房、鹽橋生帛、五間樓泉福糖蜜、及荔枝圓眼湯等物&hellip&hellip如買賣七寶者謂之骨董行&hellip&hellip開浴堂者名香水行。
（吳自牧《夢粱錄》卷一三《團行》） 城内外諸鋪戶，每戶專憑行頭于米市做價，經發米到各鋪出粜。
鋪家約定日子，支打米錢，其米市小牙子親到各鋪支打發客。
又有新開門外草橋下南街，亦開米市三四十家，接客打發分俵鋪家及諸山鄉客販賣，與街市鋪戶大有徑庭&hellip&hellip且叉袋自有賃戶，肩駝腳夫亦有甲頭管領，船隻各有受載舟戶。
（吳自牧《夢粱錄》卷一六《米鋪》） 大抵酒肆，除官庫、子庫、腳店之外，其餘謂之拍戶。
（吳自牧《夢粱錄》卷一六《酒肆》） 近日巡攔及集頭老人抽稅，将小民窮漢賣雞鴨攜笤箒匹布上街，擔箧入市，無不抽稅。
油行既稅店又稅油，屠行既稅生又稅死&hellip&hellip針頭削鐵，所餘幾何；樹剝重皮，豈能堪命。
（呂坤《實政錄》卷一《明職&bull稅課司之職》） 行戶之賒欠為苦。
（呂坤《實政錄》卷三《民務&bull有司雜禁附》） 幫 大批販貨運銷者謂之“幫”，幫之成當起于明代，至清尤盛。
以貨名者如山貨幫、藥材幫、皮貨幫之類。
以省名者，如山陝幫、廣幫、川幫之類。
以一地名者，如甯紹幫、太湖幫、騰越幫、潮安幫之類。
由幫之名，可以悉其地之所産及産地之分配。
幫有公所之設，頗及公益事，亦足見其團結力量。
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
新安大賈，魚鹽為業，藏镪有至百萬者，其它二三十萬則中賈耳。
山右或鹽或絲，或轉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
（謝肇淛《五雜俎》卷四） 新都勤儉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
賈人娶婦數日則出外，或數十年，至有父子邂逅而不相認識者。
大賈辄數十萬，則有副手而助耳目者數人。
其人皆铢兩不私，故能以身得幸于大賈而無疑&hellip&hellip至于商賈在外，遇鄉裡之訟，不啻身嘗之，鑄金出死力。
則又以衆幫衆，無非亦為己身地也。
近江右人出外亦多效之。
（顧炎武《肇域志》第三冊） 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
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
其合夥而商者名曰“夥計”，一人出本，衆夥共而商之，雖不誓而不藏私&hellip&hellip估其産者，但數其大小夥計若幹，則數十萬産可屈指矣。
（顧炎武肇域志第三十七冊） 紹興&hellip&hellip多壯遊在外，如山陰、會稽、餘姚&hellip&hellip其儇巧敏捷者入都為胥辦，自九卿至閑曹細局無非越人，次者興販為商賈。
故都門西南一隅，三色人蓋栉而比矣。
（顧炎武《肇域志》第九冊） 本城征收在關已完進口稅之洋廣貨駝經費，緻與臨安幫、廣幫忽起訟端。
（《光緒十七年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bull蒙自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 九月二十八日，本埠潮幫源美行倒閉，虧空八萬餘兩之多。
所虧太古、怡和、招商三公司水腳等銀為數甚巨，故三公司特出新章，預防潮幫複蹈故轍，是以潮幫會館禁限該幫遵照新章。
然三公司新章既出，皆相約不裝潮幫之貨&hellip&hellip後經該幫複允照三公司所立新章辦理，始行照常裝運。
（《光緒十九年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bull漢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 福州&hellip&hellip有茶幫公所，茶棧九十餘家，分為五幫：一、京幫，多北京、天津、山東人，專銷北方各省及蒙古一帶。
二、天津幫，亦專銷北方各省，惟其人多系福建籍。
三、茅茶幫，專向茶戶收買毛茶或線茶，轉售于北京、天津各幫，及琉球輸出商，不自營輸出事業。
四、廣潮汕幫，專銷南方各省及南洋一帶。
其營業與他幫不同，蓋非自為買賣，僅代理他商，為之購買囤積&hellip&hellip照章征收用錢。
五、洋茶幫，專與洋商交易，廣東人最多，福州、泉州人不過數家而已。
有嚴密之組合，曰公義堂，絕對不許本幫以外之茶棧與洋商交易。
（陳重民《今世中國貿易通志》） 會 行必有會，主之者曰會董，或曰董事。
清季，改行會為商會，而有會長之稱。
會之建館以祀神者則曰會館，或以業分，或以區域分，而皆同行。
以視仕宦叙鄉誼之會館，其成立或較早。
華僑之在外洋者，且有中華會館之設。
去秋所議抽收花紗火油厘金，驟未能定。
後經地方官與各行會館董事商訂章程，無須照納厘金，隻自今年正月起，每年由各行會館包繳洋銀六千元，該銀仍由各該鋪戶攤派，衆情于是悅服矣。
（《光緒十七年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bull瓊州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 本省各項行業，分别立有會館堂名。
其立堂名者，悉系包繳官場經費，殆與包攬無異。
看其外面情形，以堂名頗多，每年認繳地方官經費，額數甚巨，似覺有益。
然其實不但與貿易頗形窒礙，即如該商若非該堂業内之人，必緻多方掣肘，殊難貿易。
（《光緒十八年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bull廣州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 4.礦廠業 甲 礦之采禁 明代礦政 明代礦冶不如前代之盛。
洪武初亦設官督廠，以利官少損民多而止，其後屢采屢禁。
民間所辦，例有歲課，或課稅，或課實物。
然惑于風水之說，或慮聚衆肇亂，每加封禁。
福建懲于鄧茂七之事，封禁其山，即以封禁為山名，山界江西上饒廣豐、福建崇安浦城間，周圍三百餘裡，略無人迹，至雍正時猶未開禁。
沿海例禁鐵冶，慮其下海也。
尋常煤鐵為民間必需者不禁。
萬曆時，遣中官開金銀礦。
十餘年間，先後所得礦金不及萬兩，礦銀二三十萬兩而已。
凡各處爐冶，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各處爐冶，每歲煽煉鋼鐵，彼先行移各司歲辦。
後至十八年（1385年）停止，今不複設。
如果缺用，即須奏聞，複設爐冶采取生礦煅煉，著令有司差人陸續起解，照例送庫收貯。
如系臨邊用鐵去處，就存聽用。
二十八年（1395年）罷各布政司官冶，令民得采煉出賣，每歲谕課三十分取二。
正德元年（1506年）奏準：浙江等布政司，課鐵每一斤折解銀二分五厘。
待後鐵料不足，仍解本色。
（《大明會典》卷一九四《工部》） 國初置各處鐵冶，每冶各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江西南昌府進賢冶、臨江府新喻冶，以上洪武七年（1374年）置，十八年（1385年）罷。
袁州府分宜冶，洪武七年置，十八年罷；二十七年（1394年）複置，二十八年（1395年）罷。
湖廣興國冶、蕲州黃梅冶，以上洪武七年置，十八年罷。
山東濟南府萊蕪冶、廣東廣州府陽山冶、陝西鞏昌冶，以上俱洪武七年置，十八年罷。
山西平陽府吉州富國、豐國二冶，洪武七年置，十八年罷；二十七年複置，二十八年罷。
太原府大通冶、潞州潤國冶、澤州益國冶，以上俱洪武七年置，十八年罷。
四川龍州冶，永樂二十年（1422年）置。
順天府遵化鐵冶，永樂間初置廠于沙坡峪，後移至松棚峪，宣德十年（1435年）置，正統三年（1438年）複置于白冶莊。
萬曆八年（1580年）罷&hellip&hellip國初定各處爐冶該鐵一千八百四十七萬五千二十六斤。
（《大明會典》卷一九四《工部》） 洪武二十年（1387年），增福建銀屏山銀課額。
延平府尤溪縣銀屏山，嘗設廠局煎煉銀礦，置爐冶四十二座，歲辦銀二千一百兩，至是增其額。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永樂十二年（1414年），遣提督官采辦湖廣辰州、貴州銅仁等處金銀場課。
時又開陝西商縣鳳凰山銀坑八所，福建浦城縣馬鞍等坑三所，設貴州太平溪、交趾宣光鎮金場局，葛溪銀場局，雲南大理銀冶。
其不産金銀者，亦屢有革罷。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時英宗已即位），诏各處金銀硃砂銅鐵等課悉停免，坑冶封閉。
其閘辦内外官員即赴京&hellip&hellip惟系洪武舊額歲辦課銀，并差發金不在停免之例&hellip&hellip明年正月，又罷貴州銅仁金銀局。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正統九年（1444年）閏七月，命戶部侍郎王質往浙江福建重開銀場&hellip&hellip帝初即位，下诏封坑冶，民大蘇息。
至是，有盜礦脈相鬥殺者。
禦史孫毓、福建參政宋彰、浙江參政俞士悅，各言複開銀場，則利歸于上，而盜無所容。
事下二處三司議。
浙江按察司軒等奏：“複開銀場雖一時之利，然凡百器具，皆出民間，恐有司橫加科斂，人心搖動，其患甚深。
為今之計，莫若擇官典守，嚴加禁捕，則盜息矣。
”朝廷是其言。
已而給事中陳傳複請開場，中官與言利之臣相與附合，乃命質往經理&hellip&hellip厥後民困而盜益衆。
至十三年（1448年）八月，遂有鄧茂七之亂。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景泰元年（1450年）二月，複置采浙江、福建諸處銀課。
先是，福建賊鄧茂七，以開礦作亂。
正統十四年（1449年）正月，免浙江福建銀課。
二月，禦史丁瑄等斬茂七于延平&hellip&hellip至是，從禦史畢鸾等奏：“取回閘辦官，令都布按三司、巡礦官、提調各府縣，護守坑場。
”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天順二年（1458年），仍開浙江、福建等處銀礦。
自景泰元年封閉銀場後，尋以盜礦者多，從兵部尚書孫原貞請，開浙江銀場，因并開福建。
至是&hellip&hellip照舊煎辦&hellip&hellip至四年（1460年），命中官羅永之浙江，羅珪之雲南，馮讓之福建，何能之四川。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天順七年（1463年），複诏封閉各處坑場，停止煎辦銀課，取回内外官員。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成化三年（1467年），仍遣内使提督浙江、福建銀課，四川、雲南令鎮守中官提督采辦。
時又開湖廣金場，武陵等十二縣，凡二十一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hellip&hellip得金僅五十三兩，于是複閉。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弘治五年（1492年），诏豁減浙江、福建諸歲辦銀課，仍填塞礦穴，取回諸添設巡礦官&hellip&hellip四川、山東礦穴，亦先後封閉。
十八年（1505年）二月，又禁密雲私開銀場。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椎考》） 我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
間或有之，随取随竭。
曩者固已，浙之溫處，閩之建福，開廠置官，令内臣以守之，差憲臣以督之，然所得不償所費&hellip&hellip雖然不徒不得其利，而往往又罹其害，蓋以山澤之利，官取之則不足，民取之則有餘。
今處州等山場雖閉，而其間尤不能無滲漏之微利遺焉，此不逞之徒，猶囊橐其間，以競利起亂也。
為今之計，宜于山場遺利之處，嚴守捕法，可築塞者築塞之，可栅塹者栅塹之，俾其不至聚衆争奪，以贻一方生靈之害可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七二丘浚《山澤之利》） 正德六年（1511年），封閉雲南銀場九處。
至九年（1514年），軍士周達又請開雲南諸銀礦并銅錫青綠。
诏可，遂次第開采。
十五年（1520年），又令雲南銀礦新興場及新開處所一并封閉，以後不許妄開。
嘉靖初，又命閉雲南大理礦場。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嘉靖十六年（1537年），命廣開山東等處銀礦。
山東巡按李松言：“沂州寶山開礦七十八所，得白金一萬一千三百兩。
宜将龍爬山、石井山以次開采。
”帝&hellip&hellip命撫按力任之。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三月，浙江江西礦賊作亂。
命設兵備官，禁閉山場。
時開化德興礦賊&hellip&hellip其勢日熾&hellip&hellip兵部議設兵備副使一員于浙江，駐紮衢州，以杜盜源。
其雲霧山礦洞，宜嚴加封閉。
從之。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诏開各處礦冶&hellip&hellip二十五年（1597年）二月，又命開采續報礦洞&hellip&hellip河南巡按姚思仁疏曰：“中原八郡，實天下樞機。
臣自入境以來，巡行郡邑，問民病苦。
其開礦之大可慮者有八：礦盜嘯聚召亂，可慮一也。
礦頭累極土崩，可慮二也。
礦夫殘害流亡，可慮三也。
雇民糧缺噪呼，可慮四也。
礦洞遍開浪費，可慮五也。
礦砂銀少逼買，可慮六也。
民皆開礦失業，可慮七也。
奏官強橫激變，可慮八也。
今礦頭以賠累死，平民以逼買死，礦夫以傾壓死，以争鬥死。
自初開至今已逾八月，而所解不過四千。
及今不止，恐禍起蕭牆，變生肘腋，雖傾府庫之藏，竭天下之力，亦無濟于存亡矣。
”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二月，谕戶工二部：“凡礦差内外官并令回京，其礦洞悉令封閉。
”自二十五年（1597年）至是年，諸珰所進礦稅銀幾三百餘萬&hellip&hellip至是以礦砂微細，不償所費，始停免焉。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清代礦政 順、康時，軍用浩繁。
嘗遣部員督辦礦務。
旋即停止，唯聽民間開采，繳納歲課，十取其二。
道、鹹時，軍興饷绌，廣事開采，而得不償失。
凡采取五金之處，古俱曰“冶場”，今音訛曰“廠”。
按《周禮》司徒職，礦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
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
此古冶場之所自始，而今礦廠之所由名。
然今天下之廠，于雲南為最多。
五金而外，尚有白銅、硃砂、水銀、烏鉛、底母、硝磺等廠，大小不止百餘處也。
今請言銀廠&hellip&hellip雲南之廠，肇自明時，管理者為鎮守太監&hellip&hellip逮硐老山空，礦脈全斷&hellip&hellip廠俱封閉&hellip&hellip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滇省蕩平，廠遂旺盛。
嗜利之徒，遊手之輩，具呈地方官，查明無礙，即準開采，由布政司給與印牌，謂之廠官&hellip&hellip擇日出示，開爐試煎，每用礦砂不計多寡&hellip&hellip廠官、課長、硐領，各私投塊銀于内，以取原汁之名&hellip&hellip申文報旺，此名一傳，挾資與分者遠近紛來，是為米分廠客&hellip&hellip至上課之法，則品定礦斤，入爐煎罩成汁，較定三拍。
以鐵為之，如戥盤而有柄，上拍可兩許，此為解上官課。
中拍可五錢，是廠官養廉。
下拍可二錢，系課長及諸役分支。
商民所開之廠，大概如此。
至于踹獲大廠，非常人所能開者，則院司道提鎮衙門，差委親信人，擁資前去，招集峒丁，屏辭米分，獨建其功&hellip&hellip與商民無與。
（《皇朝經世文編》卷五二倪蛻複《當事論廠務書》） 康熙十四年（1675年），定開采銅鉛之例。
戶部議準：“凡各省産銅及黑白鉛處，如有本地人民具呈願采，該督撫即委官監管采取。
”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征榷考》）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四川總督奏報：“一碗水地方，聚衆萬餘人開礦，差官力行驅逐。
”谕以此等偷開礦廠，皆系貧民，若盡行禁止，何以為生？地方文武官作何設法，使窮民獲有征利，但不得聚衆生事。
乃令廷臣集議。
谕曰：“有礦地方，初開時禁止乃可。
若久經開采，貧民借為衣食之計，忽然禁止，恐生事端。
總之天地間自然之利，當與民共之，不當以無用棄之，要在地方官處置得宜耳。
”乃定未經開采者，仍行嚴禁。
（王慶雲《熙朝紀政》卷五《紀礦政》） 雍正二年（1724年），兩廣總督孔毓洵奏請，于廣東開采，以濟窮民。
上谕廷臣會議，嗣奉谕旨：“昔年粵省開礦，聚集多人，以緻盜賊漸起，鄰郡戒嚴，是以永行封閉。
夫養民之道，惟在勸農務本，若皆舍本逐末，各省遊手無賴之徒，望風而至，豈能辨其奸良。
況礦砂乃天地自然之利，非人力種植可得，焉保其生生不息？今日有利，聚之甚易；他日利絕，則散之甚難。
爾等揆情度勢，必不緻聚衆生事，庶幾可行。
若招商開廠，設官收稅，傳聞遠近，以緻聚衆藏奸，則斷不可行也。
”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征榷考》） 雍正三年（1725年），江西巡撫裴度奏，廣信府封禁山，相傳産銅，舊名銅塘山。
明代即經封禁，其中樹石充塞，荒榛極目，無沃土可以資生。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擒獲匪類之後，搜查并無藏匿，請仍封禁為便。
尋又封禁雲南中甸銅廠。
又以湖南撫臣布蘭泰疏奏開礦事宜，亦谕以逐末之民易聚難散。
（王慶雲《熙朝紀政》卷五《紀礦政》） 雍正六年（1728年），準廣西地方開采礦砂。
戶部議覆：“廣西巡撫金鉷疏言，桂林府屬澇江等處各礦，請招募本地殷實商人自備資本開采&hellip&hellip其梧州府屬之芋莢山産有金砂，請另委員辦理&hellip&hellip均應如所請。
”從之。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征榷考》） 乾隆六年（1741年），準開滇省卑浙、塊澤二鉛廠，并試開東川者海地方鉛廠&hellip&hellip七年（1742年），奏定川省銅鉛開采事宜。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征榷考》） 乾隆八年（1743年），湖廣總督孫嘉淦奏：“會同宜昌金礦及各縣礦廠，或屬苗疆，或防田園廬墓，或産砂細微，應嚴加封禁。
惟郴、桂二州，既非苗疆，又無防礙，應聽采抽稅，于鼓鑄有裨。
” （王慶雲《熙朝紀政》卷五《紀礦政》） 乾隆九年（1744年），總督那蘇圖以粵東鼓鑄難緩，見有礦廠可開，兼為撫養貧民之計，宜酌量試采，砂旺即開，砂弱即止。
至金銀二礦，民多競趨，恐轉礙鼓鑄，應照舊封閉。
（王慶雲《熙朝紀政》卷五《紀礦政》） 乾隆十五年（1750年），開浙省溫、處兩郡采鐵之禁。
戶部議覆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疏言：“&hellip&hellip浙省處州府屬之雲和等縣，前經撫臣常安奏請概行封禁。
今據該督等奏稱，處州府屬之雲和、松陽、遂昌、青田四縣，并溫州府屬之永嘉、平陽二縣，及附于平邑淘洗之泰順一縣，土瘠民貧，以采鐵為恒業。
封禁以後，陽奉陰違，徒起吏胥需索之弊。
況雲和等七縣，俱系内地，與近海産鐵應行封禁之甯台等屬不同，曆來并無潛藏奸匪，透漏外洋等弊。
應照該督所請，仍弛其禁，照舊開采，以濟民生&hellip&hellip”從之。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征榷考》）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甘肅開騷狐泉磺礦。
自後滇之通海、彌勒，黔之清平，廣西融縣，先後報開鉛廠。
（王慶雲《熙朝紀政》卷五《紀礦政》）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總督福康安奏，開甘肅沙州金砂。
（王慶雲《熙朝紀政》卷五《紀礦政》） 嘉慶四年（1799年），廣東于黎地，試采石碌銅斤。
總督吉慶以地濱海洋，且額已短缺，奏準停止。
（王慶雲《熙朝紀政》卷五《紀礦政》） 嘉慶五年（1800年），谕：“雲南永昌府之茂隆銀廠，近年以來，并無分厘報解&hellip&hellip著即封閉。
”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嘉慶六年（1801年），谕：“&hellip&hellip前據明安等奏，大興縣人張士恒呈稱，平泉州屬四道溝、雲梯溝等處，有銅苗透出，請自備工本開采等語&hellip&hellip該二處山場，久經封禁。
見在詳悉查勘，亦未見實有可以開采之處&hellip&hellip所有平泉州屬四道溝、雲梯溝等處，産銅山場，新舊洞口，俱著永遠封禁，不準開采。
”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嘉慶八年（1803年），封閉雲南冷水箐、金龍箐二金廠&hellip&hellip十一年（1806年），又封閉雲南魁甸廠金礦、永興廠銀礦。
十三年（1808年）谕：&hellip&hellip查禁達爾達木圖金廠，酌定章程，永杜私采&hellip&hellip十五年（1810年），封閉雲南慢梭廠金礦、募迺銀礦&hellip&hellip十六年（1811年），又封閉雲南馬臘底銀礦&hellip&hellip十八年（1813年），封閉雲南白沙地銀礦&hellip&hellip二十年（1815年）谕：“據長齡等奏，試采都蘭哈拉鉛廠，約計每年可得銀四五萬兩，應交課銀一萬餘兩，于經費未能多為節省，應即遵旨封閉等語&hellip&hellip即将該礦永遠封閉，嗣後不準再請開采&hellip&hellip”又封閉邦發銀礦、北衙蒲草廠金礦&hellip&hellip道光元年（1821年），封閉甘肅大通縣屬劄馬圖金廠。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嘉慶十三年（1808年），開采雲南太和銀礦&hellip&hellip十五年（1810年），開采邦發銀礦&hellip&hellip二十年（1815年），又開采雲南鎮沅州青龍銀礦&hellip&hellip二十四年（1819年），開采雲南永北礦山廠銀礦。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谕：“&hellip&hellip開礦一事，前朝屢行，而官吏因緣為奸，久之而國與民俱受其累。
我朝雲南、貴州、四川、廣西等處，向有銀廠，每歲抽收課銀，曆年以來，照常輸納，并無絲毫擾累于民，可見官為經理，不如任民自為開采&hellip&hellip因思雲南等省，除見在開采外，尚多可采之處，著寶興、桂良、吳其浚、賀長齡、周之琦體察地方情形，相度山場，民間情願開采者，準照見開各廠，一律辦理。
不可假手吏胥，緻有侵蝕滋擾阻撓諸弊&hellip&hellip”二十八年（1848年），谕：“開礦之舉&hellip&hellip如果地方官辦理得宜，何至借口于人衆易聚難散，因噎而廢食。
著四川、雲貴、廣西、江西各督撫，于所屬境内，确切查勘，廣為曉谕。
其餘各省督撫亦著留心訪查，如有苗旺之處，酌量開采，不準畏難苟安，托詞觀望。
倘遊移不辦，朕不難派員前往履勘。
如果不便于民，或開采之後，弊多利少，亦準奏明停止。
于官辦、商辦、民辦，其應如何統轄彈壓稽查之處，朕亦不為遙制，惟在該督撫等各就地方情形，熟商妥議，定立章程具奏。
”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開采廣西永甯州崇慶鐵廠&hellip&hellip二十五年（1845年），開采廣西恭城縣鉛礦。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道光三十年（1850年），谕：“王大臣等遵議給事中王東槐奏封禁礦廠一條。
開采山礦，原期裕課便民，除貴州一省，仍令開采外，其餘各省，著該督撫确切查明，如果于民未便，著即遵照前奉谕旨奏明停止&hellip&hellip”又谕：“前據程矞采等奏，滇省試辦銀廠，未臻成效情形，饬部議奏。
茲據王大臣等會同戶部奏稱，該省試辦無效，自未便必令開采。
著程矞采等悉心查勘，如果弊多利少，即奏明停止。
”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鹹豐三年（1853年），谕：“奕湘、恒春奏遵查礦山情形一折，所有承德府屬之遍山線，及平泉州屬之錫蠟片地方，據該尚書等查勘，銀苗透旺&hellip&hellip業據該處商人承認，予限一月，酌定升課。
即著該督會同新任熱河都統毓書，妥為辦理。
”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鹹豐三年（1853年），谕：“朕聞四川等省向産有金銀礦，自雍正以後百餘年來，未嘗開采&hellip&hellip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王大臣會議開礦一條。
會通行各省督撫履勘查辦，間有一二省分奏請開采，旋複借口于硐老苗稀，辄請停止。
或以聚衆生事為辭，畏難苟安，因循不辦&hellip&hellip地方官經理得宜，自不緻别滋流弊。
即如見在各省舊有礦廠，按年開采抽課，官民日久相安，豈非明證？當此軍需浩繁，庫藏支绌，各省督撫，務&hellip&hellip于礦苗豐旺之區&hellip&hellip奏明試辦，毋得&hellip&hellip一奏塞責。
”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鹹豐六年（1856年），谕：“業布沖額奏煎煉鉛礦、設局鼓鑄一折。
甘肅迪化州福壽山地方，經訪獲鉛礦，煎煉得銀。
著即準其設籌裕局，運鉛分鑄。
”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同治十一年（1872年），題準廣西桂平縣吉一裡界田水邊地方，山場産有鐵礦，設鐵爐一座，每年納爐稅銀二十兩&hellip&hellip十二年（1873年），議準桂平縣屬千子嶺接壤大潤嶺一帶，山場鐵礦，招商開采，設鐵爐一座，每年輸納稅銀二十兩。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同治十三年（1874年），開采喀拉沁王旗地方羅圈溝銀礦。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光緒元年（1875年），奏準廣西永甯州屬安甯裡響水山場鐵礦，招商開采，設鐵爐二座，每年共輸稅銀二十兩。
&hellip&hellip三年（1877年），議準廣西永甯州屬安甯裡上團，土名礦山山場鐵礦，招商開采，設鐵爐二座，每年共納稅銀二十兩。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四《征榷考》） 光緒二年（1876年），開采熱河窯溝銀礦。
五年（1879年），封閉。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四《征榷考》） 光緒七年（1881年），封閉喀拉沁王旗地方羅圈溝銀礦。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四《征榷考》） 乙 礦工之生活 明代礦工 明代多以罪人充役，其苦累可知。
嘉靖時，曾取砂丁為兵，以禦倭寇，私礦之盛可知。
洪武十五年（1382年）五月&hellip&hellip帝曰：“&hellip&hellip各冶鐵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
若複設此（磁州鐵冶），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五千戶于鐵冶中也。
”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洪武十五年（1382年）十二月&hellip&hellip三府（濟南、青、萊）奏，歲役民二千六百六十戶，采鉛三十二萬三千四百餘斤。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宣德三年（1428年）九月，免江西德興鉛山浸銅丁夫雜役。
二縣銅場，歲浸銅得五十餘萬斤，所用鐵炭，丁夫自備，其差徭科征皆不免。
歲額累虧，因诏有司悉免雜役，稅糧附近輸納。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宣德五年（1430年）&hellip&hellip浙江布政司王澤言：“平陽、麗水等七縣銀冶，自永樂間遣官閘辦，共歲額八萬七千八百兩。
至今十年，各場所産，有僅足額者，有不足者，有礦盡絕者。
閘辦官督令坑首冶夫納課，不敢稍失歲額，賠累之民，富者困敝，貧者逃亡。
他處坑冶，其害亦然。
”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天順四年（1460年），命雲南雜犯死罪以下無力者，俱發新興等場充礦夫，采辦銀課。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成化九年（1473年），巡按禦史胡泾等奏：“雲南所屬楚雄、大理、洱海、臨安等衛軍，全充礦夫，歲給糧布。
采辦之初，洞淺礦多，課額易完，軍獲衣糧之利，未見其病。
近日洞深利少，軍士多以瘴毒死，煎辦不足，或典妻鬻子，賠補其數。
甚至流徙逃生，哨聚為盜。
”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弘治十三年（1500年）十一月，巡撫都禦史李士實奏：“雲南銀場凡九，近者礦脈甚微，各衛俱以礦夫口糧賠納，歲折銀三萬四百三十四兩，名曰礦夫口糧。
餘丁或三五人朋當一名，歲辦銀二萬一千九百四十五兩，名曰夫丁幹認。
今判山、窩村、廣運、寶泉四場，礦脈久絕，賠納無已。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遵化鐵廠夫匠，永樂間，起薊州、遵化等州縣民夫二千三百六十六名，匠二百名，遵化等六衛軍夫九百二十四名，匠七十名，采辦柴炭，煉生熟鐵&hellip&hellip正統三年（1439年），凡燒炭人匠七十一戶&hellip&hellip淘沙人匠六十三戶&hellip&hellip鑄鐵等匠六十戶，附近州縣民夫六百八十三名，軍夫四百六十二名，每年十月上工，至次年四月放工。
凡民夫民匠月支口糧三鬥，放工住支。
軍夫、軍匠月糧六鬥，行糧三鬥，俱歲辦柴炭鐵沙。
看廠軍月糧同行糧減半。
各軍俱給冬夏衣布二匹，綿花二斤八兩幫貼。
餘丁不支糧，該衛免其差役，歲辦半于正軍。
此外又有順天、永平輪班人匠，原額六百三十名，歲分為四班，按季辦柴炭鐵沙。
又有法司送到炒煉囚人，每名日給粟米一升。
弘治十三年（1500年）奏準：“本廠民夫每名每年給均徭銀十二兩，買辦柴炭，其口糧罷支&hellip&hellip”萬曆元年（1573年）議定&hellip&hellip今額征順、永二府民夫銀三千八百九十五兩，班匠銀二百九十二兩零五分。
（《大明會典》卷一九四《工部》） 當時鐵冶十三處，俱以徒罪人犯充炒鐵，不輕役民耳。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四六《工部&bull鐵廠》） 清代礦工 營礦業者，得利至厚，集衆至多，故約束至嚴。
零星自采，則備受剝削，入廠為工，則所得工資至微。
有被誘賣為工者，有觸怒豪強，立喪其生者。
天下極苦之人，蓋莫如礦工矣。
康熙十八年（1679年），定各省采得銅鉛以十分内二分納官，八分聽民發賣&hellip&hellip大抵官稅其十分之二，其四分則發價官收，其四分則聽其流通販運。
或以一成抽課，其餘盡數官賣。
或以三成抽課，其餘聽商自賣。
或有官發工本，招商承辦。
又有竟歸官辦者。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征榷考》） 雍正五年（1727年），谕旨：“&hellip&hellip從來礦徒，率皆五方匪類，烏合于深山窮谷之中，逐此末利。
”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征榷考》） 米分廠客，或獨一人，或合數人，認定硐口，日需峒丁若幹進采，每日應用油米鹽菜若幹，按數供支。
得獲銀兩，除上課外，分作十分，鑲頭峒領共得一分；峒丁無定數，共得三分；廠客則得六分。
若遇大礦，則廠客之獲利甚豐。
然亦有礦薄而僅足抵油米者。
亦有全無礦砂，竟至家破人亡者。
（《皇朝經世文編》卷五二倪蛻複《當事論廠務書》） 山西布政使永北劉慥奏免金課疏：“&hellip&hellip雲南永北府，地界金沙江。
舊傳明季本有淘金人戶，每戶金床一架，額征金一錢五分。
遞年約征金十四兩五錢零，添平二兩，知府規禮三兩，通共征金一十九兩五錢零。
迩來金漸不産，從前淘金人戶，久已散亡。
今聞有淘金之人，俱系四方窮民，借此口，去來無常。
或一日得一二分，或三四日竟無分厘，是以額征之數，不能依例上納。
倘課頭抽緊，淘金者即潛散他方。
有司以正課不敢虛懸，督責課頭，以淘金人盡散，無可著落，隻得将江東西兩岸之夷猓，按戶催征，以完國課。
間有逃亡一戶，又将一戶之課攤入一村，相仍積弊，苦累無窮。
況二村夷猓，并不淘金，及至賣妻鬻子，賠納金課。
嗟此夷民，情何以堪。
” （《雲南通志》卷七三《食貨志》）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奏準甘肅敦煌縣沙州南北兩山出産金砂，采金人夫以三千名為率，如有多帶，照例治罪。
每五十名設夫頭一名，夫頭給與照票，散夫給與腰牌。
照票由安西州填号钤印，送廠員給發。
腰牌即由廠員制造。
逐日課金，責成夫頭收繳，按夫抽取，每夫交納課金三分。
于正課之外，另抽撒散金三厘，即有風雪不能采挖之日，亦不準扣除。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題準直隸延慶府屬黃土梁地方銀鉛礦，準其開采。
照黔省銀鉛礦廠抽課之例辦理，餘銀全行給商，餘鉛照川省之例，一半官為收買。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宋應星《天工開物》：“&hellip&hellip商民鑿穴得砂，先呈官府驗辦，然後定稅出土。
以鬥量付與冶工，高者六七兩一鬥，中者三四兩，最下一二兩。
其礁碎放光甚者，精華洩漏，得銀偏少。
” （《雲南通志》卷七三《食貨志》） 《王崧礦&bull采煉篇》&hellip&hellip凡廠皆在山林曠邈之地&hellip&hellip廠民穴山而入，曰、曰硐，即古之坑。
取礦而出，火煉為金，即古之冶&hellip&hellip四方之民入廠謀生，謂之走廠&hellip&hellip大府&hellip&hellip專令一官主之，稱為廠主，聽其治，平其訟，稅其所采煉者，入于金府。
府以一人掌其出納，吏一人掌官文書，胥二人供偦伺之役，遊徼其不法，巡察其漏逸，舉其貨，罰其人。
廠主&hellip&hellip以七長治廠事。
一曰客長，掌賓客之事。
二曰課長，掌稅課之事。
三曰爐頭，掌爐火之事。
四曰鍋頭，掌役食之事。
五曰鑲頭，掌鑲架之事。
六曰硐長，掌硐之事。
七曰炭長，掌薪炭之事&hellip&hellip其管事又各置司事之人，工頭以督力作，監班以比較背荒之多寡。
其刑有笞、有縛，其笞以荊，其縛以藤，兩拇懸之梁棟。
其法嚴，其體肅。
（《雲南通志》卷七三《食貨志》） 滇邊外則有緬屬之大山廠，粵西邊外則有安南之宋星廠，銀礦皆極旺&hellip&hellip聽中國人往采&hellip&hellip大山&hellip&hellip江楚人所居，采銀者歲常有四萬人，人歲獲利三四十金，則歲常有一百餘萬赍回内地&hellip&hellip廣東嘉慶州人在廠滋事，由安南國王牒解廣府。
餘訊以得幾何而在外國滋事如此，渠對雲：“利實不赀。
礦旺處，劃山僅六尺，隻許直進，不許旁及。
先索僦直六百金，始聽采。
即有人立以六百金僦之。
則其利可知也。
” （趙翼《簷曝雜記》卷四） 礦民入山采銅，官必每百斤預發價銀四兩五錢。
至銅砂煎出時，抽去國課二十斤，秤頭加長三十斤，共交一百五十斤，此無本之礦民所由困也。
其有不願官價，自備工本，入山開采者。
至銅砂煎出時，令礦民自備腳力，駝至省店領銀，每百五十斤給銀五兩，又曠日持久，不能支領，于是有本之礦民亦困。
其有私相買賣者，謂之私銅，将銅入官，複坐以罰。
夫礦民開采銅斤，其費甚大，有油米之費，有錘鑿之費，有爐火之費，其運至省店也，有腳價之費，所費甚大，而官價不足償之。
所以礦民每有硐老山空之請，蓋托之以逃耳。
（《皇朝經世文編》卷五二李绂《與雲南李參政論銅務書》） 今之廠内各設課長、客長、硐長、爐頭、糧頭、鍋頭，皆所以約束戶、尖戶及爐丁、砂丁之類。
又須多派書差巡練，以杜偷匿漏課，并禁奪底争尖&hellip&hellip查雲南各屬，無論五金之廠，皆有廠規。
其頭人分為七長。
每開一廠，則七長商議立規，名目愈多，剝削愈甚。
查曆辦章程，迤東各廠硐戶賣礦，按所得礦價，每百兩官抽銀十五兩，謂之生課。
迤西各廠硐戶賣礦，不納課，惟按煎成銀數，每百兩抽銀十二三兩不等，謂之熟課。
皆批解造報之正款，必不可少。
此外有所謂撒散者，則頭人、畫役、巡查之工食薪水出焉。
有所謂火耗、馬腳、硐主、硐分、水分以及西嶽廟功德、合廠公費等名目，皆頭人所逐漸增添者&hellip&hellip查向來廠上之人，殷實良善者什之一，而犷悍詭谲者什之九。
又廠中極興燒香結盟之習，故滇諺有雲：“無香不成廠”。
其分也争相雄長，其合也并力把持，恃衆欺民，漸而抗官藐法。
是以有礦之地，不獨官懼考成，并紳士居民亦皆懔然防範。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六林則徐《查勘礦情形試行開采疏》） 光緒九年（1883年），谕：“&hellip&hellip湖南耒陽縣奸民，充當采煤窿戶，誘買窮民，關禁土室，逼令作工。
并設立各種名目，肆行陵虐，每歲緻斃人命甚多&hellip&hellip奸徒漁利，戕害生命，實屬犷悍殘忍，目無法紀。
現卞寶第查明懲辦，著即饬令地方官，勒石永禁，毋得視為具文。
至此項人犯，如何明定治罪專條，著刑部議奏。
”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四《征榷考》） 丙 礦之生産 明代礦産 明代産額，見于官書者，以供官用而已。
民間開采，必足供其所需，唯金銀之産，一代獨少，大臣受賜多至百金為止。
萬曆以後，始通用銀，豈來自海舶耶？ 國初，定各處爐冶，該鐵一千八百四十七萬五千二十六斤，湖廣六百七十五萬二千九百二十七斤，廣東一百八十九萬六千六百四十一斤，北平三十五萬一千二百四十一斤，江西三百二十六萬斤，陝西一萬二千六百六十六斤，山東三百一十五萬二千一百八十七斤，四川四十六萬八千八十九斤，河南七十一萬八千三百三十六斤，浙江五十九萬一千六百八十六斤，山西一百一十四萬六千九百一十七斤，福建一十二萬四千三百三十六斤。
（《大明會典》卷一九四《工部》） 洪武二十年（1387年），延平府尤溪縣銀屏山，嘗設場局煎煉銀礦，置爐冶四十二座，歲辦銀二千一百兩。
至是增其額。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宣德三年（1428年）&hellip&hellip江西德興、鉛山二縣銅場，歲浸銅得五十餘萬斤。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宣德五年（1430年）&hellip&hellip（浙江）布政司王澤言：“平陽、麗水等七縣銀冶，自永樂間遣官閘辦，共歲額八萬七千八百兩。
”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嘉靖十六年（1537年），山東巡按李松言：“沂州寶山開礦七十八所，得白金一萬一千三百兩。
”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皇店采礦，據一歲所進，為數不多，而官民賠之繁，有什佰于此者。
加以原奏棍徒假公濟私，侵漁國課，剝削民膏，朝廷但見其進解之來，而不見贻害之大。
（《皇明經世文編》卷四○八《張洪陽文集&bull回奏禦劄揭》） 蜀之民苦極矣&hellip&hellip采礦則有供給之苦，賠累之苦&hellip&hellip皇上以為不忍加派于民，而姑取之于地也&hellip&hellip礦砂不足，不得不求足于民。
故歲進之礦銀，什七皆小民之脂膏，而差官之私橐不與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四三五餘文恪《四川礦稅》） 皇上以為今礦尚采之山與？&hellip&hellip自開采不止，地無餘骨，而處處包礦，則蒼黎之骨髓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四三六《朱文懿公文集&bull請停止礦稅疏》） 清代礦産 清代礦産，較明為盛，尤盛于雲南。
乾隆以後，全國之銅約百廠，而滇有四十八廠。
全國之金二十五廠，而滇有其七。
銀廠凡三十六，永善、巧家、魯甸，即漢代朱提之地。
川、黔、湘、粵、贛五省之人，麕集其地從事開采者，恒數萬人。
窯洞深達數十裡，或掘銀苗，或就黑鉛提煉，得銀無算。
後以銀盛銅衰，不給京運，又慮爐丁衆多為患，盡予封閉。
光緒中，以制錢缺乏，命唐炯督辦雲南礦務，所重者銅斤，僅出資購砂丁之銅，歲得百餘萬斤，不及全盛時十分之一。
乾隆十六年（1751年）&hellip&hellip京局歲需鉛七十萬餘斤。
前于黔省黑鉛短少不能辦解案内，臣部酌議題交湖南接辦。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征榷考》）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四川總督阿爾泰奏：“屏山縣之李村、石堰、鳳村及利店、茨藜、榮丁等處産鐵&hellip&hellip每歲計得生鐵三萬八千八百八十斤。
”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征榷考》） 乾隆三十年（1765年），四川總督阿爾泰奏：“江油縣木通溪和合硐等處産鐵&hellip&hellip每歲得生鐵二萬九千一百六十斤。
”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征榷考》） 乾隆三十年（1765年），華陰縣之華陽川地方産黑鉛，自乾隆十三年（1748年）題準開采，每年得鉛五六萬斤至十萬斤不等。
自二十三年（1758年）以後，得鉛日以減少。
至二十八年（1763年）分，僅得四百斤。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征榷考》）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四川總督阿爾泰奏：“宜賓縣濫壩等處産鐵&hellip&hellip每歲計得生鐵九千七百二十斤。
”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征榷考》）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貴州巡撫方世儁奏：“清平縣之永興寨産黑鉛&hellip&hellip照例抽課，每年可收課鉛一萬二三千斤。
”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征榷考》） 夫滇銅之始歸官賣也，歲供本路鑄錢九萬餘千。
及運湖廣、江西錢四萬串，計才需用一百一萬斤耳。
至雍正五年（1727年），滇廠獲銅三百數十萬斤，始議發運鎮江、漢口各一百餘萬，聽江西、湖南、湖北受買。
至雍正十年（1732年），發運廣西錢六萬二千餘串，亦僅需銅四十餘萬。
其明年，欽奉世宗憲皇帝谕旨：“議于廣西府設局開鑄，歲運京錢三十四萬四千六十二串，計亦止需銅一百六十六萬三千餘斤。
”乾隆二年（1737年），總督尹文端公繼善&hellip&hellip請敕江浙赴滇買銅二百萬斤，雲南依準部文解運京錢之外，仍解京錢三十餘萬，以足二百萬之數。
而直隸總督李衛，又以他處遠買滇銅轉解，孰與雲南徑運京局？由是各省供京之正銅及加耗，悉歸雲南辦解。
然尚止于四百四十萬也。
未幾，而議以停運京錢之正耗銅，改為加運京銅一百八十九萬餘斤矣。
又未幾，而福建采買二十餘萬斤矣，湖北采買五十餘萬斤矣，浙江采買二十餘萬斤矣，貴州采買四十八萬餘斤矣。
既而廣西以鹽易銅十六萬餘斤矣。
既而陝西罷買川銅，改買滇銅三十五萬，尋又增為四十萬斤矣。
于是雲南歲需備銅九百餘萬，而後足供京外之取，而滇局鼓鑄尚不與焉&hellip&hellip嘗稽滇銅之産，其初之一二百萬斤者不論矣。
自乾隆四、五年（1739、1740年）以來，大抵歲産六七百萬耳，多者八九百萬耳，其最多者千有餘萬，至于一千二三百萬止矣。
今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十九年（1774年），皆以一千二百數十萬告。
（《皇朝經世文編》卷五二王太嶽《銅政議上》） 光緒十年（1884年），戶部奏：“略稱滇省産銅，自乾隆以來，每年部撥銅本銀一百萬兩，歲運京銅六百三十餘萬斤。
而本省之鼓鑄，各省之采買資焉&hellip&hellip自光緒元年（1875年）起，已曆十載，運辦京銅隻五百萬斤，尚不及常年一年之額。
”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四《征榷考》） 光緒十五年（1889年），唐炯奏：“&hellip&hellip東川、昭通兩府，開辦各廠&hellip&hellip大約本年可得銅一百數十萬報解。
”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四《征榷考》） 丁 廠 鐵廠 鐵木之廠，其來久矣。
用地廣，需人衆，非室廬所容，必在高敞之地，故曰廠，或曰場，山居之人多從事于此。
鐵廠必兼爐冶，其在城市村鎮間者，則為昔之官冶，遵化鐵爐，五代時物也。
遵化鐵廠鐵課，成化十九年（1483年）令歲運京鐵三十萬斤&hellip&hellip正德四年（1509年）開大鑒爐十座，共煉生鐵四十八萬六千斤；白作爐二十座，煉熟鐵二十萬八千斤，鋼鐵一萬二千斤。
六年（1511年），開大鑒爐五座，白作爐八座，煉生熟鋼鐵如前。
八年（1513年），令生鐵免炒。
嘉靖八年（1529年）以後，每歲大鑒爐三座，煉生闆鐵十八萬八千八百斤，生碎鐵六萬四千斤，發白作爐煉熟挂鐵二十萬八千斤解京。
（《大明會典》卷一九四《工部》） 京東北遵化境有鐵爐，深一丈二尺，廣前二尺五寸，後二尺七寸，左右各一尺六寸。
前辟數丈為出鐵之所，俱石砌，以簡幹石為門，牛頭石為心，黑砂為本，石子為佐，時時旋下。
用炭灰，置二扇之，得鐵日可四次。
石子産于水門口，色間紅白，略似桃花，大者如斛，小者如拳，搗而碎之，以投于火，則化而為水。
石心若燥，砂不能下，以此救之，則其砂始銷成鐵&hellip&hellip生鐵之煉，凡三時而成。
熟鐵由生鐵五六煉而成，鋼鐵由熟鐵九煉而成。
其爐由微而盛而衰，最多至九十日則敗矣。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四六《工部&bull鐵廠》） 木廠 凡廠，皆有稅，由官稽之，否則為私廠。
若神木廠，則國家貯木材之廠也。
各省交界崇山峻嶺間，多散居之人，墾地外即從事于廠，自唐宋以來即有之。
其地有以廠名者，亦有逐漸成為繁盛之區，改設府縣治者。
崇文門外有神木廠，舊額發虎贲等十七京衛、通州等二十五外衛軍餘一千名，在廠工辦。
逃故佥補後，止存八百二十一名，内上工二百名，雜差管事四十一名，大木廠借工一百二十名，其餘皆辦椿木。
每名月辦二根，以備苫蓋。
朝陽門外有大木廠，與神木廠同。
凡各省采到木植，俱于二廠堆放。
永樂中，營建北京宮殿，令四川、湖廣、江西、浙江、山西采木。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營建朝門午樓，議準材木先盡神木廠，次差禦史、郎中各一員，挨查先年沿途遺有大木解用。
又令川、貴、湖廣三省采木，山西、真定采松木，浙江、徽州采鷹架木。
（《大明會典》卷一九○《工部》） 初，交山之民，雖耕獲地少，然茂林深澗，便刍牧。
順治五年（1648年），禁民間養馬，山民始困。
山中又産木，歲采伐，貯山口之南堡村廠場交易，歲納布政司稅六兩。
鄰近府縣販賣者四集，連山數百裡藉以給。
而山口貧民，遇貯賣，役力拖撐，無凍餒者，以故南堡村落，煙火頗盛。
康熙二年（1663年），文水民争利構訟，前巡撫楊熙不許立廠，聽山民沿河變賣，商販不至。
而文水民遂立私廠于文水之峪口，去南堡村十有五裡，交山木不到峪口即不得賣，力費利薄，山民愈困。
八年（1669年）正月初七日&hellip&hellip翼日，村民數十人，連名呈懇申詳重立廠場救民命。
（趙）吉士（交城縣知縣）複一一面訊，委曲既悉，為文詳布政司&hellip&hellip吉士曰：“山木之出，必乘水漲，水漲不時，若無廠場，即不能随到随貯。
山木貯積，豈無偷盜？必須人守。
無廠場則無地主，即不能自往自來。
且沿河非一定之地，沿河變賣又無一定之時，是賣者買者嘗兩不可必也。
賣木之民，撐木出山，嘗數百十裡。
販木之民，挈資入境，亦嘗數百十裡，而皆待交易于不可必得之中，此所以廠場一廢，交易兩絕也&hellip&hellip”三月，布政司如議。
遂出示，于西山谷口之水泉灘，複立場交易，山民歡呼，商販日至。
（夏骃《交山平寇本末》卷中）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定山西穆納山征收木植稅課：“&hellip&hellip今酌議召募殷實谙練者為商總。
其散商或三四人或五六人，不得過六名之數。
每商一名，其名下砍運工丁，不得過一百名。
給與該商人印照，指定山溝，分編字号，在山伐運&hellip&hellip至開采數年之後，大木無有，所有商丁，自應概行查逐出山，以免逗留滋事。
”從之。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一《征榷考》） 山内營生之計，開荒之外，有鐵廠、木廠、紙廠、耳廠各項。
一廠多者恒數百人，少者亦數十人&hellip&hellip凡開廠之商，必有資本，足以養活廠内之人；必有力量，足以驅使廠内之人，工作本利其資值，帖然為用&hellip&hellip叢竹生山中，遍嶺漫谷，最為茂密。
取以作紙，工本無多，獲利頗易，故處處皆有紙廠。
山内險阻，老林之虬幹蟉枝，固為一端，而挂衣刺眼，令人不能展布。
則叢竹之為患更烈，竹筠常青，春燒不然，多有竹廠砍伐，非惟利民，亦可除害。
（嚴如煜《三省山内風土雜識》） 所謂耳廠者，即銀耳、木耳之培植者。
山内有耳扒者，将青木砍伐作架，至次年漸生耳，其利可以三年。
耳盡而新蓄之青木，又可作扒。
再有作蕈扒者，另是一種木，間有取松樹為之。
洵陽則出構欀，狀如麻。
蘇廣為紗羅者參用之。
此數種皆山貨之貴重者。
（嚴如煜《三省山内風土雜識》） 三 學術 1.理學 甲 紫陽之學 明代表章朱子，尊崇理學。
英宗之世，河東薛瑄以醇儒預機政，雖弗究于用，其清修笃學，海内宗焉。
吳與弼以名儒被薦，天子修币聘之殊禮，前席延見&hellip&hellip白沙而後，曠典缺如。
原夫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
曹端、胡居仁笃踐履，謹繩墨，守先儒之正傳，無敢改錯。
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
宗獻章者曰江門之學，孤行獨詣，其傳不遠。
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學，别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
嘉隆而後，笃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複幾人矣。
（《明史》卷二八二《儒林傳序》） 薛瑄字德溫，河津人&hellip&hellip高密魏希文、海甯範汝舟，深于理學&hellip&hellip為瑄師&hellip&hellip究心洛閩淵源，至忘寝食&hellip&hellip舉河南鄉試第一，時永樂十有八年也。
明年，成進士&hellip&hellip居父喪，悉遵古禮&hellip&hellip為山東提學佥事。
首揭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延見諸生，親為講授&hellip&hellip為大理左少卿&hellip&hellip禦史王文承（王）振旨誣瑄&hellip&hellip下獄論瑄死&hellip&hellip瑄讀易自如&hellip&hellip免&hellip&hellip英宗複辟，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hellip&hellip疏乞骸骨&hellip&hellip許之歸。
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複性為主，充養邃密，言動鹹可法。
嘗曰：“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
”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hellip&hellip卒年七十有二&hellip&hellip谥文清。
（《明史》卷二八二《薛瑄傳》） 吳與弼字子傳，崇仁人&hellip&hellip年十九，見伊洛淵源圖，慨然向慕。
遂罷舉子業，盡讀四子五經洛閩諸錄，不下樓者數年&hellip&hellip天順元年&hellip&hellip征與弼赴阙&hellip&hellip留京師二月，以疾笃請&hellip&hellip放還&hellip&hellip成化五年卒，年七十九&hellip&hellip所著《日錄》悉自言生平所得。
其門人最著者曰胡居仁、陳獻章、婁諒，次曰胡九韶、謝複、鄭伉。
（《明史》卷二八二《吳與弼傳》）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hellip&hellip從吳與弼講學。
居半載，歸，讀書窮日夜不辍。
築陽春台，靜坐其中，數年，無戶外迹&hellip&hellip獻章之學，以靜為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靜中養出端倪。
或勸之著述，不答。
嘗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從吳聘君學，于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
比歸白沙，專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
于是舍繁求約，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體，隐然呈露。
日用應酬，随吾所欲，如馬之卸勒也。
”其學灑然獨得，論者謂有鸢飛魚躍之樂，而蘭溪姜麟至以為活孟子雲&hellip&hellip卒年七十三。
（《明史》卷二八三《陳獻章傳》） 乙 陽明之學 王學近于陸象山，其要在緻良知與知行合一二者。
陽明以事功顯，故其學最為切實有用，學說具《傳習錄》中。
王守仁字伯安，學者稱為陽明先生，餘姚人也&hellip&hellip登弘治己未進士第，授刑部主事&hellip&hellip以左佥都禦史巡撫南贛&hellip&hellip讨宸濠&hellip&hellip三戰俘濠&hellip&hellip升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hellip&hellip年五十七&hellip&hellip先生憫宋儒之後學者以知識為知，謂人心之所有者不過明覺，而理為天地萬物之所公共，故必窮盡天地萬物之理，然後吾心之明覺，與之渾合而無間。
說是無内外，其實全靠外來聞見以填補其靈明者也。
先生以聖人之學，心學也，心即理也。
故于緻知格物之訓，不得不言緻吾心之天理于事事物物。
以知識為知則輕浮而不實，故必以力行為工夫。
良知感應神速無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
此其立言之大旨，不出于是。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一○《姚江一&bull王守仁》） 王學末流多變其宗，著名者有李贽。
李卓吾名載贽，福建晉江人。
登鄉榜，仕至姚安府太守，無子。
生平博學，深于内典，好為驚世駭俗之論，務返宋儒道學之說。
緻仕後，遂祝發住楚黃州府龍潭山中，儒釋從之者，幾千萬人。
其學以解脫直截為宗，少年高曠豪舉之士，多樂慕之。
後學如狂，不但儒教潰防，而釋氏繩檢，亦多所屑棄。
自謂具千古隻眼，标震世奇蹤，而以此為訓，末流之弊，不知所終矣。
又刊刻《藏書》、《焚書》等，如以秦始皇、武則天為聖君，馮道為救時賢相，以張巡死節時厲鬼殺賊等語為放屁，識者恨之。
鄞縣沈相公當國時，有科道論列，逮至錦衣衛獄，死焉。
（沈瓒《近事叢殘》） 最贻人口實者，則顔山農、何心隐也。
顔山農、何心隐皆假道學之名，恣為奸利，而士大夫多為其所惑。
（王之垣曆仕錄） 何心尹者本名梁汝元，吉之永豐人也，有氣魄，為顔山農之高弟。
後以事直斥山農之非，反使之拜，以示不複為弟子。
為諸生時，與聶尚書豹争墳地，一夜率衆赭其山。
尚書告官捕之，殺公差而逃。
動以聖人自期，以為聖人之出，不為天下君，則為天下相；大賢以下人，卿貳以下官，皆不屑也。
亦有過人處，能一見決人賢否貴賤，嚣嚣自得&hellip&hellip張（居正）為政府，何方客遊楚，張谕楚中撫台訪逮，榜殺之。
（沈瓒《近事叢殘》） 丙 東林講學 張居正毀書院。
萬曆以後，講學者複盛，黨争甚烈，明末死義者衆，皆與理學有關。
得先輩邵寶所修楊時東林祠遺址于東林庵旁，辟為東林書院，大會吳越之士講習其中，歲有會，月有紀，而東林之名滿天下矣。
（陳鼎《東林列傳》卷二《顧憲成傳》） 東林自顧泾陽先生于萬曆二十二年會推閣臣罷歸，與同邑高景逸、劉本儒、安我素諸君子講學之所，一時清流，趨之如市，而東林之名遂滿天下。
推其名高之故，始于争立國本&hellip&hellip受黜者身去而名高，東林君子之譽沸宇内，尊其言為清議，即中朝亦以其是非為低昂，門庭愈峻，而求進者愈衆&hellip&hellip於時廟廊之上，或以清流自負者，小人辄忌之嫉之，擠以污垢之秩&hellip&hellip每罷官歸裡者，若破車罷馬，殘書數簏，鄉黨卒以為賢，願與約婚姻結金蘭，相與往還不倦。
若歸有餘資，買田宅，高棟宇，即親弟侄亦鄙以為貪夫，至於親戚朋友，老死不相往來&hellip&hellip雖黃童白叟、婦人女子，皆知東林為賢。
販夫豎子或相诮讓，辄曰：“汝東林賢者耶，何其清白如是耶？”&hellip&hellip自泾陽先生救淮撫之書出，而東林之禍萌。
未幾，妖書獄起，梃擊案興&hellip&hellip争紅丸，争移宮，而東林之禍熾矣。
及夫熹宗委命閹寺，熊、王之獄既成，楊、左之禍遂烈。
又假三案以媒孽東林，而正人君子幾無噍類&hellip&hellip
加爾定就利用這種機會，逐漸成立了怡和洋行。
當19世紀開始時，即委托瑞士商人艾其馬尼亞克住澳門，作代理人。
該行另一個老闆是馬迪生，先在印度加爾各答其舅父的商行中工作，1827年（道光七年）到廣州和加爾定合夥，到澳門又和馬尼亞克洋行合夥了。
同年，馬迪生在廣州創辦了《廣州紀錄報》，這是遠東第一家英文報。
怡和洋行和中國公行的買賣關系最大。
1834年（道光十四年），東印度公司的壟斷權失掉後，怡和洋行的經營大見活躍，每年的招待費達四萬鎊，其廚師的薪金每月一百鎊。
其在上海的代理人，最早的是艾吉達拉斯和捷格浪特。
（吉蘭甯及艾斯庫林《上海史》） 上海租界剛開始時，一家銀行也沒有，僅有幾家銀号。
1853年（鹹豐三年）太平天國時期，銀号的票據等于流通的支票，這時銀子還是大量進口。
但另一方面，因為鴉片走私的關系，卻也不斷外流，從而減少了銀子的存數。
在上海的第一家銀行，創始于何年已不可考。
1852年（鹹豐二年），有一家名叫吉爾曼洋行的，和稱作東方聯合銀行的，因事涉訟起來。
據此可以證明，在1852年以前，上海已有銀行了。
1854年（鹹豐四年），東方聯合銀行發現了他的對手，就是印度倫敦中國商業銀行在上海成立了分行。
同年，英國的阿格拉銀行的分行也在此開幕了。
（吉蘭甯及艾斯庫林《上海史》） 買辦 買辦或稱“剛八度”。
外商初設洋行，其經理稱為“大班”，華人得任買辦，掌行内銀庫及會計出納，以及一切雜事。
買辦多兼股東，其無股者須押巨金，作為擔保。
次于買辦者曰“式拉夫”，即跑街之意。
清季捐納盛行，買辦、式拉夫皆二品銜道員，名器之濫，自來所無也。
維新之初，買辦多集資本，或領外資，在内地經營礦廠實業者至多，姑舉一、二例以概之。
李滄橋者（文耀）丁醜回南，輪船江拔圖也。
今在熱河挖礦，集資至四十萬，自去年至今，往返七八次，商人之豪也。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九年六月初四日） 李滄橋來，為伊熱河開礦事，有所幹請。
餘未見，令斌見之。
其言大約投邸而來，至則聞邸遣人赴彼踹礦，将并其所承開之煙筒山者，不能保矣，情急呼援。
此等事豈餘所欲聞哉，謝之而已。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十年十月二十七日） 遊張氏園（未成園），主人張叔龢（鴻稱，道員），無錫賈人也。
花木房室皆洋式也，器具亦洋式也，馔極精。
談商務極透，真市豪哉。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十四年九月初十日） 過織布機器局（屋西式，機四百張，日可織兩匹），尚未開廠。
此局前為商董所壞，今龔道（壽圖）重集股十五萬興辦（洋人乃科督理之）。
又過造紙機器局。
凡方池五六疊，最下皆布縷棉花雜物，遞吐遞白，便成濃汁，瑩白化紙矣。
其長無極，寬約三尺半，軸滿則斷之。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十四年九月十四日） 乙 商之組織 行 “行”之稱，由來甚古。
宋有免行錢，吳自牧《夢粱錄》所載，與今相去不遠。
手藝者有行，謂行業也。
興販者亦有行，謂行貨也。
皆得蓄徒弟，學徒期滿出師者，得為鋪夥。
鋪中錢财字據，均須入櫃，故有掌櫃之稱。
如是者謂之内行，或曰在行，否則曰外行。
鋪有鋪規，行有行規，行市漲落，以及同行争論，須有公斷，皆由行主之。
此所謂行，與牙行之行異，與行棧、發行之行亦異。
市肆謂之團行者，蓋因官府回買而立此名。
不以物之大小，皆置為團行，雖醫蔔工役，亦有差使，則與當行同也&hellip&hellip其中亦有不當行者，如酒行、食飯行，而借此名。
有名為團者，如城西花團、泥路青果團、後市街柑子團、渾水閘鲞團。
又有名為行者，如官巷方梳行、銷金行、冠子行、城北魚行、城東蟹行、姜行、菱行、北豬行、候潮廟外南豬行、南上北土門菜行、壩子橋鮮魚行、橫河頭布行、雞鵝行。
更有名為市者，如炭橋藥市、官巷花市、融和市、南坊珠子市、修義坊肉市、城北米市。
且如橘園亭書房、鹽橋生帛、五間樓泉福糖蜜、及荔枝圓眼湯等物&hellip&hellip如買賣七寶者謂之骨董行&hellip&hellip開浴堂者名香水行。
（吳自牧《夢粱錄》卷一三《團行》） 城内外諸鋪戶，每戶專憑行頭于米市做價，經發米到各鋪出粜。
鋪家約定日子，支打米錢，其米市小牙子親到各鋪支打發客。
又有新開門外草橋下南街，亦開米市三四十家，接客打發分俵鋪家及諸山鄉客販賣，與街市鋪戶大有徑庭&hellip&hellip且叉袋自有賃戶，肩駝腳夫亦有甲頭管領，船隻各有受載舟戶。
（吳自牧《夢粱錄》卷一六《米鋪》） 大抵酒肆，除官庫、子庫、腳店之外，其餘謂之拍戶。
（吳自牧《夢粱錄》卷一六《酒肆》） 近日巡攔及集頭老人抽稅，将小民窮漢賣雞鴨攜笤箒匹布上街，擔箧入市，無不抽稅。
油行既稅店又稅油，屠行既稅生又稅死&hellip&hellip針頭削鐵，所餘幾何；樹剝重皮，豈能堪命。
（呂坤《實政錄》卷一《明職&bull稅課司之職》） 行戶之賒欠為苦。
（呂坤《實政錄》卷三《民務&bull有司雜禁附》） 幫 大批販貨運銷者謂之“幫”，幫之成當起于明代，至清尤盛。
以貨名者如山貨幫、藥材幫、皮貨幫之類。
以省名者，如山陝幫、廣幫、川幫之類。
以一地名者，如甯紹幫、太湖幫、騰越幫、潮安幫之類。
由幫之名，可以悉其地之所産及産地之分配。
幫有公所之設，頗及公益事，亦足見其團結力量。
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
新安大賈，魚鹽為業，藏镪有至百萬者，其它二三十萬則中賈耳。
山右或鹽或絲，或轉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
（謝肇淛《五雜俎》卷四） 新都勤儉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
賈人娶婦數日則出外，或數十年，至有父子邂逅而不相認識者。
大賈辄數十萬，則有副手而助耳目者數人。
其人皆铢兩不私，故能以身得幸于大賈而無疑&hellip&hellip至于商賈在外，遇鄉裡之訟，不啻身嘗之，鑄金出死力。
則又以衆幫衆，無非亦為己身地也。
近江右人出外亦多效之。
（顧炎武《肇域志》第三冊） 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
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
其合夥而商者名曰“夥計”，一人出本，衆夥共而商之，雖不誓而不藏私&hellip&hellip估其産者，但數其大小夥計若幹，則數十萬産可屈指矣。
（顧炎武肇域志第三十七冊） 紹興&hellip&hellip多壯遊在外，如山陰、會稽、餘姚&hellip&hellip其儇巧敏捷者入都為胥辦，自九卿至閑曹細局無非越人，次者興販為商賈。
故都門西南一隅，三色人蓋栉而比矣。
（顧炎武《肇域志》第九冊） 本城征收在關已完進口稅之洋廣貨駝經費，緻與臨安幫、廣幫忽起訟端。
（《光緒十七年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bull蒙自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 九月二十八日，本埠潮幫源美行倒閉，虧空八萬餘兩之多。
所虧太古、怡和、招商三公司水腳等銀為數甚巨，故三公司特出新章，預防潮幫複蹈故轍，是以潮幫會館禁限該幫遵照新章。
然三公司新章既出，皆相約不裝潮幫之貨&hellip&hellip後經該幫複允照三公司所立新章辦理，始行照常裝運。
（《光緒十九年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bull漢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 福州&hellip&hellip有茶幫公所，茶棧九十餘家，分為五幫：一、京幫，多北京、天津、山東人，專銷北方各省及蒙古一帶。
二、天津幫，亦專銷北方各省，惟其人多系福建籍。
三、茅茶幫，專向茶戶收買毛茶或線茶，轉售于北京、天津各幫，及琉球輸出商，不自營輸出事業。
四、廣潮汕幫，專銷南方各省及南洋一帶。
其營業與他幫不同，蓋非自為買賣，僅代理他商，為之購買囤積&hellip&hellip照章征收用錢。
五、洋茶幫，專與洋商交易，廣東人最多，福州、泉州人不過數家而已。
有嚴密之組合，曰公義堂，絕對不許本幫以外之茶棧與洋商交易。
（陳重民《今世中國貿易通志》） 會 行必有會，主之者曰會董，或曰董事。
清季，改行會為商會，而有會長之稱。
會之建館以祀神者則曰會館，或以業分，或以區域分，而皆同行。
以視仕宦叙鄉誼之會館，其成立或較早。
華僑之在外洋者，且有中華會館之設。
去秋所議抽收花紗火油厘金，驟未能定。
後經地方官與各行會館董事商訂章程，無須照納厘金，隻自今年正月起，每年由各行會館包繳洋銀六千元，該銀仍由各該鋪戶攤派，衆情于是悅服矣。
（《光緒十七年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bull瓊州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 本省各項行業，分别立有會館堂名。
其立堂名者，悉系包繳官場經費，殆與包攬無異。
看其外面情形，以堂名頗多，每年認繳地方官經費，額數甚巨，似覺有益。
然其實不但與貿易頗形窒礙，即如該商若非該堂業内之人，必緻多方掣肘，殊難貿易。
（《光緒十八年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bull廣州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 4.礦廠業 甲 礦之采禁 明代礦政 明代礦冶不如前代之盛。
洪武初亦設官督廠，以利官少損民多而止，其後屢采屢禁。
民間所辦，例有歲課，或課稅，或課實物。
然惑于風水之說，或慮聚衆肇亂，每加封禁。
福建懲于鄧茂七之事，封禁其山，即以封禁為山名，山界江西上饒廣豐、福建崇安浦城間，周圍三百餘裡，略無人迹，至雍正時猶未開禁。
沿海例禁鐵冶，慮其下海也。
尋常煤鐵為民間必需者不禁。
萬曆時，遣中官開金銀礦。
十餘年間，先後所得礦金不及萬兩，礦銀二三十萬兩而已。
凡各處爐冶，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各處爐冶，每歲煽煉鋼鐵，彼先行移各司歲辦。
後至十八年（1385年）停止，今不複設。
如果缺用，即須奏聞，複設爐冶采取生礦煅煉，著令有司差人陸續起解，照例送庫收貯。
如系臨邊用鐵去處，就存聽用。
二十八年（1395年）罷各布政司官冶，令民得采煉出賣，每歲谕課三十分取二。
正德元年（1506年）奏準：浙江等布政司，課鐵每一斤折解銀二分五厘。
待後鐵料不足，仍解本色。
（《大明會典》卷一九四《工部》） 國初置各處鐵冶，每冶各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江西南昌府進賢冶、臨江府新喻冶，以上洪武七年（1374年）置，十八年（1385年）罷。
袁州府分宜冶，洪武七年置，十八年罷；二十七年（1394年）複置，二十八年（1395年）罷。
湖廣興國冶、蕲州黃梅冶，以上洪武七年置，十八年罷。
山東濟南府萊蕪冶、廣東廣州府陽山冶、陝西鞏昌冶，以上俱洪武七年置，十八年罷。
山西平陽府吉州富國、豐國二冶，洪武七年置，十八年罷；二十七年複置，二十八年罷。
太原府大通冶、潞州潤國冶、澤州益國冶，以上俱洪武七年置，十八年罷。
四川龍州冶，永樂二十年（1422年）置。
順天府遵化鐵冶，永樂間初置廠于沙坡峪，後移至松棚峪，宣德十年（1435年）置，正統三年（1438年）複置于白冶莊。
萬曆八年（1580年）罷&hellip&hellip國初定各處爐冶該鐵一千八百四十七萬五千二十六斤。
（《大明會典》卷一九四《工部》） 洪武二十年（1387年），增福建銀屏山銀課額。
延平府尤溪縣銀屏山，嘗設廠局煎煉銀礦，置爐冶四十二座，歲辦銀二千一百兩，至是增其額。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永樂十二年（1414年），遣提督官采辦湖廣辰州、貴州銅仁等處金銀場課。
時又開陝西商縣鳳凰山銀坑八所，福建浦城縣馬鞍等坑三所，設貴州太平溪、交趾宣光鎮金場局，葛溪銀場局，雲南大理銀冶。
其不産金銀者，亦屢有革罷。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時英宗已即位），诏各處金銀硃砂銅鐵等課悉停免，坑冶封閉。
其閘辦内外官員即赴京&hellip&hellip惟系洪武舊額歲辦課銀，并差發金不在停免之例&hellip&hellip明年正月，又罷貴州銅仁金銀局。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正統九年（1444年）閏七月，命戶部侍郎王質往浙江福建重開銀場&hellip&hellip帝初即位，下诏封坑冶，民大蘇息。
至是，有盜礦脈相鬥殺者。
禦史孫毓、福建參政宋彰、浙江參政俞士悅，各言複開銀場，則利歸于上，而盜無所容。
事下二處三司議。
浙江按察司軒等奏：“複開銀場雖一時之利，然凡百器具，皆出民間，恐有司橫加科斂，人心搖動，其患甚深。
為今之計，莫若擇官典守，嚴加禁捕，則盜息矣。
”朝廷是其言。
已而給事中陳傳複請開場，中官與言利之臣相與附合，乃命質往經理&hellip&hellip厥後民困而盜益衆。
至十三年（1448年）八月，遂有鄧茂七之亂。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景泰元年（1450年）二月，複置采浙江、福建諸處銀課。
先是，福建賊鄧茂七，以開礦作亂。
正統十四年（1449年）正月，免浙江福建銀課。
二月，禦史丁瑄等斬茂七于延平&hellip&hellip至是，從禦史畢鸾等奏：“取回閘辦官，令都布按三司、巡礦官、提調各府縣，護守坑場。
”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天順二年（1458年），仍開浙江、福建等處銀礦。
自景泰元年封閉銀場後，尋以盜礦者多，從兵部尚書孫原貞請，開浙江銀場，因并開福建。
至是&hellip&hellip照舊煎辦&hellip&hellip至四年（1460年），命中官羅永之浙江，羅珪之雲南，馮讓之福建，何能之四川。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天順七年（1463年），複诏封閉各處坑場，停止煎辦銀課，取回内外官員。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成化三年（1467年），仍遣内使提督浙江、福建銀課，四川、雲南令鎮守中官提督采辦。
時又開湖廣金場，武陵等十二縣，凡二十一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hellip&hellip得金僅五十三兩，于是複閉。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弘治五年（1492年），诏豁減浙江、福建諸歲辦銀課，仍填塞礦穴，取回諸添設巡礦官&hellip&hellip四川、山東礦穴，亦先後封閉。
十八年（1505年）二月，又禁密雲私開銀場。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椎考》） 我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
間或有之，随取随竭。
曩者固已，浙之溫處，閩之建福，開廠置官，令内臣以守之，差憲臣以督之，然所得不償所費&hellip&hellip雖然不徒不得其利，而往往又罹其害，蓋以山澤之利，官取之則不足，民取之則有餘。
今處州等山場雖閉，而其間尤不能無滲漏之微利遺焉，此不逞之徒，猶囊橐其間，以競利起亂也。
為今之計，宜于山場遺利之處，嚴守捕法，可築塞者築塞之，可栅塹者栅塹之，俾其不至聚衆争奪，以贻一方生靈之害可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七二丘浚《山澤之利》） 正德六年（1511年），封閉雲南銀場九處。
至九年（1514年），軍士周達又請開雲南諸銀礦并銅錫青綠。
诏可，遂次第開采。
十五年（1520年），又令雲南銀礦新興場及新開處所一并封閉，以後不許妄開。
嘉靖初，又命閉雲南大理礦場。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嘉靖十六年（1537年），命廣開山東等處銀礦。
山東巡按李松言：“沂州寶山開礦七十八所，得白金一萬一千三百兩。
宜将龍爬山、石井山以次開采。
”帝&hellip&hellip命撫按力任之。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三月，浙江江西礦賊作亂。
命設兵備官，禁閉山場。
時開化德興礦賊&hellip&hellip其勢日熾&hellip&hellip兵部議設兵備副使一員于浙江，駐紮衢州，以杜盜源。
其雲霧山礦洞，宜嚴加封閉。
從之。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诏開各處礦冶&hellip&hellip二十五年（1597年）二月，又命開采續報礦洞&hellip&hellip河南巡按姚思仁疏曰：“中原八郡，實天下樞機。
臣自入境以來，巡行郡邑，問民病苦。
其開礦之大可慮者有八：礦盜嘯聚召亂，可慮一也。
礦頭累極土崩，可慮二也。
礦夫殘害流亡，可慮三也。
雇民糧缺噪呼，可慮四也。
礦洞遍開浪費，可慮五也。
礦砂銀少逼買，可慮六也。
民皆開礦失業，可慮七也。
奏官強橫激變，可慮八也。
今礦頭以賠累死，平民以逼買死，礦夫以傾壓死，以争鬥死。
自初開至今已逾八月，而所解不過四千。
及今不止，恐禍起蕭牆，變生肘腋，雖傾府庫之藏，竭天下之力，亦無濟于存亡矣。
”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二月，谕戶工二部：“凡礦差内外官并令回京，其礦洞悉令封閉。
”自二十五年（1597年）至是年，諸珰所進礦稅銀幾三百餘萬&hellip&hellip至是以礦砂微細，不償所費，始停免焉。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清代礦政 順、康時，軍用浩繁。
嘗遣部員督辦礦務。
旋即停止，唯聽民間開采，繳納歲課，十取其二。
道、鹹時，軍興饷绌，廣事開采，而得不償失。
凡采取五金之處，古俱曰“冶場”，今音訛曰“廠”。
按《周禮》司徒職，礦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
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
此古冶場之所自始，而今礦廠之所由名。
然今天下之廠，于雲南為最多。
五金而外，尚有白銅、硃砂、水銀、烏鉛、底母、硝磺等廠，大小不止百餘處也。
今請言銀廠&hellip&hellip雲南之廠，肇自明時，管理者為鎮守太監&hellip&hellip逮硐老山空，礦脈全斷&hellip&hellip廠俱封閉&hellip&hellip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滇省蕩平，廠遂旺盛。
嗜利之徒，遊手之輩，具呈地方官，查明無礙，即準開采，由布政司給與印牌，謂之廠官&hellip&hellip擇日出示，開爐試煎，每用礦砂不計多寡&hellip&hellip廠官、課長、硐領，各私投塊銀于内，以取原汁之名&hellip&hellip申文報旺，此名一傳，挾資與分者遠近紛來，是為米分廠客&hellip&hellip至上課之法，則品定礦斤，入爐煎罩成汁，較定三拍。
以鐵為之，如戥盤而有柄，上拍可兩許，此為解上官課。
中拍可五錢，是廠官養廉。
下拍可二錢，系課長及諸役分支。
商民所開之廠，大概如此。
至于踹獲大廠，非常人所能開者，則院司道提鎮衙門，差委親信人，擁資前去，招集峒丁，屏辭米分，獨建其功&hellip&hellip與商民無與。
（《皇朝經世文編》卷五二倪蛻複《當事論廠務書》） 康熙十四年（1675年），定開采銅鉛之例。
戶部議準：“凡各省産銅及黑白鉛處，如有本地人民具呈願采，該督撫即委官監管采取。
”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征榷考》）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四川總督奏報：“一碗水地方，聚衆萬餘人開礦，差官力行驅逐。
”谕以此等偷開礦廠，皆系貧民，若盡行禁止，何以為生？地方文武官作何設法，使窮民獲有征利，但不得聚衆生事。
乃令廷臣集議。
谕曰：“有礦地方，初開時禁止乃可。
若久經開采，貧民借為衣食之計，忽然禁止，恐生事端。
總之天地間自然之利，當與民共之，不當以無用棄之，要在地方官處置得宜耳。
”乃定未經開采者，仍行嚴禁。
（王慶雲《熙朝紀政》卷五《紀礦政》） 雍正二年（1724年），兩廣總督孔毓洵奏請，于廣東開采，以濟窮民。
上谕廷臣會議，嗣奉谕旨：“昔年粵省開礦，聚集多人，以緻盜賊漸起，鄰郡戒嚴，是以永行封閉。
夫養民之道，惟在勸農務本，若皆舍本逐末，各省遊手無賴之徒，望風而至，豈能辨其奸良。
況礦砂乃天地自然之利，非人力種植可得，焉保其生生不息？今日有利，聚之甚易；他日利絕，則散之甚難。
爾等揆情度勢，必不緻聚衆生事，庶幾可行。
若招商開廠，設官收稅，傳聞遠近，以緻聚衆藏奸，則斷不可行也。
”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征榷考》） 雍正三年（1725年），江西巡撫裴度奏，廣信府封禁山，相傳産銅，舊名銅塘山。
明代即經封禁，其中樹石充塞，荒榛極目，無沃土可以資生。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擒獲匪類之後，搜查并無藏匿，請仍封禁為便。
尋又封禁雲南中甸銅廠。
又以湖南撫臣布蘭泰疏奏開礦事宜，亦谕以逐末之民易聚難散。
（王慶雲《熙朝紀政》卷五《紀礦政》） 雍正六年（1728年），準廣西地方開采礦砂。
戶部議覆：“廣西巡撫金鉷疏言，桂林府屬澇江等處各礦，請招募本地殷實商人自備資本開采&hellip&hellip其梧州府屬之芋莢山産有金砂，請另委員辦理&hellip&hellip均應如所請。
”從之。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征榷考》） 乾隆六年（1741年），準開滇省卑浙、塊澤二鉛廠，并試開東川者海地方鉛廠&hellip&hellip七年（1742年），奏定川省銅鉛開采事宜。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征榷考》） 乾隆八年（1743年），湖廣總督孫嘉淦奏：“會同宜昌金礦及各縣礦廠，或屬苗疆，或防田園廬墓，或産砂細微，應嚴加封禁。
惟郴、桂二州，既非苗疆，又無防礙，應聽采抽稅，于鼓鑄有裨。
” （王慶雲《熙朝紀政》卷五《紀礦政》） 乾隆九年（1744年），總督那蘇圖以粵東鼓鑄難緩，見有礦廠可開，兼為撫養貧民之計，宜酌量試采，砂旺即開，砂弱即止。
至金銀二礦，民多競趨，恐轉礙鼓鑄，應照舊封閉。
（王慶雲《熙朝紀政》卷五《紀礦政》） 乾隆十五年（1750年），開浙省溫、處兩郡采鐵之禁。
戶部議覆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疏言：“&hellip&hellip浙省處州府屬之雲和等縣，前經撫臣常安奏請概行封禁。
今據該督等奏稱，處州府屬之雲和、松陽、遂昌、青田四縣，并溫州府屬之永嘉、平陽二縣，及附于平邑淘洗之泰順一縣，土瘠民貧，以采鐵為恒業。
封禁以後，陽奉陰違，徒起吏胥需索之弊。
況雲和等七縣，俱系内地，與近海産鐵應行封禁之甯台等屬不同，曆來并無潛藏奸匪，透漏外洋等弊。
應照該督所請，仍弛其禁，照舊開采，以濟民生&hellip&hellip”從之。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征榷考》）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甘肅開騷狐泉磺礦。
自後滇之通海、彌勒，黔之清平，廣西融縣，先後報開鉛廠。
（王慶雲《熙朝紀政》卷五《紀礦政》）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總督福康安奏，開甘肅沙州金砂。
（王慶雲《熙朝紀政》卷五《紀礦政》） 嘉慶四年（1799年），廣東于黎地，試采石碌銅斤。
總督吉慶以地濱海洋，且額已短缺，奏準停止。
（王慶雲《熙朝紀政》卷五《紀礦政》） 嘉慶五年（1800年），谕：“雲南永昌府之茂隆銀廠，近年以來，并無分厘報解&hellip&hellip著即封閉。
”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嘉慶六年（1801年），谕：“&hellip&hellip前據明安等奏，大興縣人張士恒呈稱，平泉州屬四道溝、雲梯溝等處，有銅苗透出，請自備工本開采等語&hellip&hellip該二處山場，久經封禁。
見在詳悉查勘，亦未見實有可以開采之處&hellip&hellip所有平泉州屬四道溝、雲梯溝等處，産銅山場，新舊洞口，俱著永遠封禁，不準開采。
”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嘉慶八年（1803年），封閉雲南冷水箐、金龍箐二金廠&hellip&hellip十一年（1806年），又封閉雲南魁甸廠金礦、永興廠銀礦。
十三年（1808年）谕：&hellip&hellip查禁達爾達木圖金廠，酌定章程，永杜私采&hellip&hellip十五年（1810年），封閉雲南慢梭廠金礦、募迺銀礦&hellip&hellip十六年（1811年），又封閉雲南馬臘底銀礦&hellip&hellip十八年（1813年），封閉雲南白沙地銀礦&hellip&hellip二十年（1815年）谕：“據長齡等奏，試采都蘭哈拉鉛廠，約計每年可得銀四五萬兩，應交課銀一萬餘兩，于經費未能多為節省，應即遵旨封閉等語&hellip&hellip即将該礦永遠封閉，嗣後不準再請開采&hellip&hellip”又封閉邦發銀礦、北衙蒲草廠金礦&hellip&hellip道光元年（1821年），封閉甘肅大通縣屬劄馬圖金廠。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嘉慶十三年（1808年），開采雲南太和銀礦&hellip&hellip十五年（1810年），開采邦發銀礦&hellip&hellip二十年（1815年），又開采雲南鎮沅州青龍銀礦&hellip&hellip二十四年（1819年），開采雲南永北礦山廠銀礦。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谕：“&hellip&hellip開礦一事，前朝屢行，而官吏因緣為奸，久之而國與民俱受其累。
我朝雲南、貴州、四川、廣西等處，向有銀廠，每歲抽收課銀，曆年以來，照常輸納，并無絲毫擾累于民，可見官為經理，不如任民自為開采&hellip&hellip因思雲南等省，除見在開采外，尚多可采之處，著寶興、桂良、吳其浚、賀長齡、周之琦體察地方情形，相度山場，民間情願開采者，準照見開各廠，一律辦理。
不可假手吏胥，緻有侵蝕滋擾阻撓諸弊&hellip&hellip”二十八年（1848年），谕：“開礦之舉&hellip&hellip如果地方官辦理得宜，何至借口于人衆易聚難散，因噎而廢食。
著四川、雲貴、廣西、江西各督撫，于所屬境内，确切查勘，廣為曉谕。
其餘各省督撫亦著留心訪查，如有苗旺之處，酌量開采，不準畏難苟安，托詞觀望。
倘遊移不辦，朕不難派員前往履勘。
如果不便于民，或開采之後，弊多利少，亦準奏明停止。
于官辦、商辦、民辦，其應如何統轄彈壓稽查之處，朕亦不為遙制，惟在該督撫等各就地方情形，熟商妥議，定立章程具奏。
”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開采廣西永甯州崇慶鐵廠&hellip&hellip二十五年（1845年），開采廣西恭城縣鉛礦。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道光三十年（1850年），谕：“王大臣等遵議給事中王東槐奏封禁礦廠一條。
開采山礦，原期裕課便民，除貴州一省，仍令開采外，其餘各省，著該督撫确切查明，如果于民未便，著即遵照前奉谕旨奏明停止&hellip&hellip”又谕：“前據程矞采等奏，滇省試辦銀廠，未臻成效情形，饬部議奏。
茲據王大臣等會同戶部奏稱，該省試辦無效，自未便必令開采。
著程矞采等悉心查勘，如果弊多利少，即奏明停止。
”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鹹豐三年（1853年），谕：“奕湘、恒春奏遵查礦山情形一折，所有承德府屬之遍山線，及平泉州屬之錫蠟片地方，據該尚書等查勘，銀苗透旺&hellip&hellip業據該處商人承認，予限一月，酌定升課。
即著該督會同新任熱河都統毓書，妥為辦理。
”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鹹豐三年（1853年），谕：“朕聞四川等省向産有金銀礦，自雍正以後百餘年來，未嘗開采&hellip&hellip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王大臣會議開礦一條。
會通行各省督撫履勘查辦，間有一二省分奏請開采，旋複借口于硐老苗稀，辄請停止。
或以聚衆生事為辭，畏難苟安，因循不辦&hellip&hellip地方官經理得宜，自不緻别滋流弊。
即如見在各省舊有礦廠，按年開采抽課，官民日久相安，豈非明證？當此軍需浩繁，庫藏支绌，各省督撫，務&hellip&hellip于礦苗豐旺之區&hellip&hellip奏明試辦，毋得&hellip&hellip一奏塞責。
”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鹹豐六年（1856年），谕：“業布沖額奏煎煉鉛礦、設局鼓鑄一折。
甘肅迪化州福壽山地方，經訪獲鉛礦，煎煉得銀。
著即準其設籌裕局，運鉛分鑄。
”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同治十一年（1872年），題準廣西桂平縣吉一裡界田水邊地方，山場産有鐵礦，設鐵爐一座，每年納爐稅銀二十兩&hellip&hellip十二年（1873年），議準桂平縣屬千子嶺接壤大潤嶺一帶，山場鐵礦，招商開采，設鐵爐一座，每年輸納稅銀二十兩。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同治十三年（1874年），開采喀拉沁王旗地方羅圈溝銀礦。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光緒元年（1875年），奏準廣西永甯州屬安甯裡響水山場鐵礦，招商開采，設鐵爐二座，每年共輸稅銀二十兩。
&hellip&hellip三年（1877年），議準廣西永甯州屬安甯裡上團，土名礦山山場鐵礦，招商開采，設鐵爐二座，每年共納稅銀二十兩。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四《征榷考》） 光緒二年（1876年），開采熱河窯溝銀礦。
五年（1879年），封閉。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四《征榷考》） 光緒七年（1881年），封閉喀拉沁王旗地方羅圈溝銀礦。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四《征榷考》） 乙 礦工之生活 明代礦工 明代多以罪人充役，其苦累可知。
嘉靖時，曾取砂丁為兵，以禦倭寇，私礦之盛可知。
洪武十五年（1382年）五月&hellip&hellip帝曰：“&hellip&hellip各冶鐵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
若複設此（磁州鐵冶），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五千戶于鐵冶中也。
”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洪武十五年（1382年）十二月&hellip&hellip三府（濟南、青、萊）奏，歲役民二千六百六十戶，采鉛三十二萬三千四百餘斤。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宣德三年（1428年）九月，免江西德興鉛山浸銅丁夫雜役。
二縣銅場，歲浸銅得五十餘萬斤，所用鐵炭，丁夫自備，其差徭科征皆不免。
歲額累虧，因诏有司悉免雜役，稅糧附近輸納。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宣德五年（1430年）&hellip&hellip浙江布政司王澤言：“平陽、麗水等七縣銀冶，自永樂間遣官閘辦，共歲額八萬七千八百兩。
至今十年，各場所産，有僅足額者，有不足者，有礦盡絕者。
閘辦官督令坑首冶夫納課，不敢稍失歲額，賠累之民，富者困敝，貧者逃亡。
他處坑冶，其害亦然。
”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天順四年（1460年），命雲南雜犯死罪以下無力者，俱發新興等場充礦夫，采辦銀課。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成化九年（1473年），巡按禦史胡泾等奏：“雲南所屬楚雄、大理、洱海、臨安等衛軍，全充礦夫，歲給糧布。
采辦之初，洞淺礦多，課額易完，軍獲衣糧之利，未見其病。
近日洞深利少，軍士多以瘴毒死，煎辦不足，或典妻鬻子，賠補其數。
甚至流徙逃生，哨聚為盜。
”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弘治十三年（1500年）十一月，巡撫都禦史李士實奏：“雲南銀場凡九，近者礦脈甚微，各衛俱以礦夫口糧賠納，歲折銀三萬四百三十四兩，名曰礦夫口糧。
餘丁或三五人朋當一名，歲辦銀二萬一千九百四十五兩，名曰夫丁幹認。
今判山、窩村、廣運、寶泉四場，礦脈久絕，賠納無已。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遵化鐵廠夫匠，永樂間，起薊州、遵化等州縣民夫二千三百六十六名，匠二百名，遵化等六衛軍夫九百二十四名，匠七十名，采辦柴炭，煉生熟鐵&hellip&hellip正統三年（1439年），凡燒炭人匠七十一戶&hellip&hellip淘沙人匠六十三戶&hellip&hellip鑄鐵等匠六十戶，附近州縣民夫六百八十三名，軍夫四百六十二名，每年十月上工，至次年四月放工。
凡民夫民匠月支口糧三鬥，放工住支。
軍夫、軍匠月糧六鬥，行糧三鬥，俱歲辦柴炭鐵沙。
看廠軍月糧同行糧減半。
各軍俱給冬夏衣布二匹，綿花二斤八兩幫貼。
餘丁不支糧，該衛免其差役，歲辦半于正軍。
此外又有順天、永平輪班人匠，原額六百三十名，歲分為四班，按季辦柴炭鐵沙。
又有法司送到炒煉囚人，每名日給粟米一升。
弘治十三年（1500年）奏準：“本廠民夫每名每年給均徭銀十二兩，買辦柴炭，其口糧罷支&hellip&hellip”萬曆元年（1573年）議定&hellip&hellip今額征順、永二府民夫銀三千八百九十五兩，班匠銀二百九十二兩零五分。
（《大明會典》卷一九四《工部》） 當時鐵冶十三處，俱以徒罪人犯充炒鐵，不輕役民耳。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四六《工部&bull鐵廠》） 清代礦工 營礦業者，得利至厚，集衆至多，故約束至嚴。
零星自采，則備受剝削，入廠為工，則所得工資至微。
有被誘賣為工者，有觸怒豪強，立喪其生者。
天下極苦之人，蓋莫如礦工矣。
康熙十八年（1679年），定各省采得銅鉛以十分内二分納官，八分聽民發賣&hellip&hellip大抵官稅其十分之二，其四分則發價官收，其四分則聽其流通販運。
或以一成抽課，其餘盡數官賣。
或以三成抽課，其餘聽商自賣。
或有官發工本，招商承辦。
又有竟歸官辦者。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征榷考》） 雍正五年（1727年），谕旨：“&hellip&hellip從來礦徒，率皆五方匪類，烏合于深山窮谷之中，逐此末利。
”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征榷考》） 米分廠客，或獨一人，或合數人，認定硐口，日需峒丁若幹進采，每日應用油米鹽菜若幹，按數供支。
得獲銀兩，除上課外，分作十分，鑲頭峒領共得一分；峒丁無定數，共得三分；廠客則得六分。
若遇大礦，則廠客之獲利甚豐。
然亦有礦薄而僅足抵油米者。
亦有全無礦砂，竟至家破人亡者。
（《皇朝經世文編》卷五二倪蛻複《當事論廠務書》） 山西布政使永北劉慥奏免金課疏：“&hellip&hellip雲南永北府，地界金沙江。
舊傳明季本有淘金人戶，每戶金床一架，額征金一錢五分。
遞年約征金十四兩五錢零，添平二兩，知府規禮三兩，通共征金一十九兩五錢零。
迩來金漸不産，從前淘金人戶，久已散亡。
今聞有淘金之人，俱系四方窮民，借此口，去來無常。
或一日得一二分，或三四日竟無分厘，是以額征之數，不能依例上納。
倘課頭抽緊，淘金者即潛散他方。
有司以正課不敢虛懸，督責課頭，以淘金人盡散，無可著落，隻得将江東西兩岸之夷猓，按戶催征，以完國課。
間有逃亡一戶，又将一戶之課攤入一村，相仍積弊，苦累無窮。
況二村夷猓，并不淘金，及至賣妻鬻子，賠納金課。
嗟此夷民，情何以堪。
” （《雲南通志》卷七三《食貨志》）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奏準甘肅敦煌縣沙州南北兩山出産金砂，采金人夫以三千名為率，如有多帶，照例治罪。
每五十名設夫頭一名，夫頭給與照票，散夫給與腰牌。
照票由安西州填号钤印，送廠員給發。
腰牌即由廠員制造。
逐日課金，責成夫頭收繳，按夫抽取，每夫交納課金三分。
于正課之外，另抽撒散金三厘，即有風雪不能采挖之日，亦不準扣除。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題準直隸延慶府屬黃土梁地方銀鉛礦，準其開采。
照黔省銀鉛礦廠抽課之例辦理，餘銀全行給商，餘鉛照川省之例，一半官為收買。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宋應星《天工開物》：“&hellip&hellip商民鑿穴得砂，先呈官府驗辦，然後定稅出土。
以鬥量付與冶工，高者六七兩一鬥，中者三四兩，最下一二兩。
其礁碎放光甚者，精華洩漏，得銀偏少。
” （《雲南通志》卷七三《食貨志》） 《王崧礦&bull采煉篇》&hellip&hellip凡廠皆在山林曠邈之地&hellip&hellip廠民穴山而入，曰、曰硐，即古之坑。
取礦而出，火煉為金，即古之冶&hellip&hellip四方之民入廠謀生，謂之走廠&hellip&hellip大府&hellip&hellip專令一官主之，稱為廠主，聽其治，平其訟，稅其所采煉者，入于金府。
府以一人掌其出納，吏一人掌官文書，胥二人供偦伺之役，遊徼其不法，巡察其漏逸，舉其貨，罰其人。
廠主&hellip&hellip以七長治廠事。
一曰客長，掌賓客之事。
二曰課長，掌稅課之事。
三曰爐頭，掌爐火之事。
四曰鍋頭，掌役食之事。
五曰鑲頭，掌鑲架之事。
六曰硐長，掌硐之事。
七曰炭長，掌薪炭之事&hellip&hellip其管事又各置司事之人，工頭以督力作，監班以比較背荒之多寡。
其刑有笞、有縛，其笞以荊，其縛以藤，兩拇懸之梁棟。
其法嚴，其體肅。
（《雲南通志》卷七三《食貨志》） 滇邊外則有緬屬之大山廠，粵西邊外則有安南之宋星廠，銀礦皆極旺&hellip&hellip聽中國人往采&hellip&hellip大山&hellip&hellip江楚人所居，采銀者歲常有四萬人，人歲獲利三四十金，則歲常有一百餘萬赍回内地&hellip&hellip廣東嘉慶州人在廠滋事，由安南國王牒解廣府。
餘訊以得幾何而在外國滋事如此，渠對雲：“利實不赀。
礦旺處，劃山僅六尺，隻許直進，不許旁及。
先索僦直六百金，始聽采。
即有人立以六百金僦之。
則其利可知也。
” （趙翼《簷曝雜記》卷四） 礦民入山采銅，官必每百斤預發價銀四兩五錢。
至銅砂煎出時，抽去國課二十斤，秤頭加長三十斤，共交一百五十斤，此無本之礦民所由困也。
其有不願官價，自備工本，入山開采者。
至銅砂煎出時，令礦民自備腳力，駝至省店領銀，每百五十斤給銀五兩，又曠日持久，不能支領，于是有本之礦民亦困。
其有私相買賣者，謂之私銅，将銅入官，複坐以罰。
夫礦民開采銅斤，其費甚大，有油米之費，有錘鑿之費，有爐火之費，其運至省店也，有腳價之費，所費甚大，而官價不足償之。
所以礦民每有硐老山空之請，蓋托之以逃耳。
（《皇朝經世文編》卷五二李绂《與雲南李參政論銅務書》） 今之廠内各設課長、客長、硐長、爐頭、糧頭、鍋頭，皆所以約束戶、尖戶及爐丁、砂丁之類。
又須多派書差巡練，以杜偷匿漏課，并禁奪底争尖&hellip&hellip查雲南各屬，無論五金之廠，皆有廠規。
其頭人分為七長。
每開一廠，則七長商議立規，名目愈多，剝削愈甚。
查曆辦章程，迤東各廠硐戶賣礦，按所得礦價，每百兩官抽銀十五兩，謂之生課。
迤西各廠硐戶賣礦，不納課，惟按煎成銀數，每百兩抽銀十二三兩不等，謂之熟課。
皆批解造報之正款，必不可少。
此外有所謂撒散者，則頭人、畫役、巡查之工食薪水出焉。
有所謂火耗、馬腳、硐主、硐分、水分以及西嶽廟功德、合廠公費等名目，皆頭人所逐漸增添者&hellip&hellip查向來廠上之人，殷實良善者什之一，而犷悍詭谲者什之九。
又廠中極興燒香結盟之習，故滇諺有雲：“無香不成廠”。
其分也争相雄長，其合也并力把持，恃衆欺民，漸而抗官藐法。
是以有礦之地，不獨官懼考成，并紳士居民亦皆懔然防範。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六林則徐《查勘礦情形試行開采疏》） 光緒九年（1883年），谕：“&hellip&hellip湖南耒陽縣奸民，充當采煤窿戶，誘買窮民，關禁土室，逼令作工。
并設立各種名目，肆行陵虐，每歲緻斃人命甚多&hellip&hellip奸徒漁利，戕害生命，實屬犷悍殘忍，目無法紀。
現卞寶第查明懲辦，著即饬令地方官，勒石永禁，毋得視為具文。
至此項人犯，如何明定治罪專條，著刑部議奏。
”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四《征榷考》） 丙 礦之生産 明代礦産 明代産額，見于官書者，以供官用而已。
民間開采，必足供其所需，唯金銀之産，一代獨少，大臣受賜多至百金為止。
萬曆以後，始通用銀，豈來自海舶耶？ 國初，定各處爐冶，該鐵一千八百四十七萬五千二十六斤，湖廣六百七十五萬二千九百二十七斤，廣東一百八十九萬六千六百四十一斤，北平三十五萬一千二百四十一斤，江西三百二十六萬斤，陝西一萬二千六百六十六斤，山東三百一十五萬二千一百八十七斤，四川四十六萬八千八十九斤，河南七十一萬八千三百三十六斤，浙江五十九萬一千六百八十六斤，山西一百一十四萬六千九百一十七斤，福建一十二萬四千三百三十六斤。
（《大明會典》卷一九四《工部》） 洪武二十年（1387年），延平府尤溪縣銀屏山，嘗設場局煎煉銀礦，置爐冶四十二座，歲辦銀二千一百兩。
至是增其額。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宣德三年（1428年）&hellip&hellip江西德興、鉛山二縣銅場，歲浸銅得五十餘萬斤。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宣德五年（1430年）&hellip&hellip（浙江）布政司王澤言：“平陽、麗水等七縣銀冶，自永樂間遣官閘辦，共歲額八萬七千八百兩。
”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嘉靖十六年（1537年），山東巡按李松言：“沂州寶山開礦七十八所，得白金一萬一千三百兩。
” （《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皇店采礦，據一歲所進，為數不多，而官民賠之繁，有什佰于此者。
加以原奏棍徒假公濟私，侵漁國課，剝削民膏，朝廷但見其進解之來，而不見贻害之大。
（《皇明經世文編》卷四○八《張洪陽文集&bull回奏禦劄揭》） 蜀之民苦極矣&hellip&hellip采礦則有供給之苦，賠累之苦&hellip&hellip皇上以為不忍加派于民，而姑取之于地也&hellip&hellip礦砂不足，不得不求足于民。
故歲進之礦銀，什七皆小民之脂膏，而差官之私橐不與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四三五餘文恪《四川礦稅》） 皇上以為今礦尚采之山與？&hellip&hellip自開采不止，地無餘骨，而處處包礦，則蒼黎之骨髓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四三六《朱文懿公文集&bull請停止礦稅疏》） 清代礦産 清代礦産，較明為盛，尤盛于雲南。
乾隆以後，全國之銅約百廠，而滇有四十八廠。
全國之金二十五廠，而滇有其七。
銀廠凡三十六，永善、巧家、魯甸，即漢代朱提之地。
川、黔、湘、粵、贛五省之人，麕集其地從事開采者，恒數萬人。
窯洞深達數十裡，或掘銀苗，或就黑鉛提煉，得銀無算。
後以銀盛銅衰，不給京運，又慮爐丁衆多為患，盡予封閉。
光緒中，以制錢缺乏，命唐炯督辦雲南礦務，所重者銅斤，僅出資購砂丁之銅，歲得百餘萬斤，不及全盛時十分之一。
乾隆十六年（1751年）&hellip&hellip京局歲需鉛七十萬餘斤。
前于黔省黑鉛短少不能辦解案内，臣部酌議題交湖南接辦。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征榷考》）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四川總督阿爾泰奏：“屏山縣之李村、石堰、鳳村及利店、茨藜、榮丁等處産鐵&hellip&hellip每歲計得生鐵三萬八千八百八十斤。
”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征榷考》） 乾隆三十年（1765年），四川總督阿爾泰奏：“江油縣木通溪和合硐等處産鐵&hellip&hellip每歲得生鐵二萬九千一百六十斤。
”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征榷考》） 乾隆三十年（1765年），華陰縣之華陽川地方産黑鉛，自乾隆十三年（1748年）題準開采，每年得鉛五六萬斤至十萬斤不等。
自二十三年（1758年）以後，得鉛日以減少。
至二十八年（1763年）分，僅得四百斤。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征榷考》）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四川總督阿爾泰奏：“宜賓縣濫壩等處産鐵&hellip&hellip每歲計得生鐵九千七百二十斤。
”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征榷考》）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貴州巡撫方世儁奏：“清平縣之永興寨産黑鉛&hellip&hellip照例抽課，每年可收課鉛一萬二三千斤。
”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征榷考》） 夫滇銅之始歸官賣也，歲供本路鑄錢九萬餘千。
及運湖廣、江西錢四萬串，計才需用一百一萬斤耳。
至雍正五年（1727年），滇廠獲銅三百數十萬斤，始議發運鎮江、漢口各一百餘萬，聽江西、湖南、湖北受買。
至雍正十年（1732年），發運廣西錢六萬二千餘串，亦僅需銅四十餘萬。
其明年，欽奉世宗憲皇帝谕旨：“議于廣西府設局開鑄，歲運京錢三十四萬四千六十二串，計亦止需銅一百六十六萬三千餘斤。
”乾隆二年（1737年），總督尹文端公繼善&hellip&hellip請敕江浙赴滇買銅二百萬斤，雲南依準部文解運京錢之外，仍解京錢三十餘萬，以足二百萬之數。
而直隸總督李衛，又以他處遠買滇銅轉解，孰與雲南徑運京局？由是各省供京之正銅及加耗，悉歸雲南辦解。
然尚止于四百四十萬也。
未幾，而議以停運京錢之正耗銅，改為加運京銅一百八十九萬餘斤矣。
又未幾，而福建采買二十餘萬斤矣，湖北采買五十餘萬斤矣，浙江采買二十餘萬斤矣，貴州采買四十八萬餘斤矣。
既而廣西以鹽易銅十六萬餘斤矣。
既而陝西罷買川銅，改買滇銅三十五萬，尋又增為四十萬斤矣。
于是雲南歲需備銅九百餘萬，而後足供京外之取，而滇局鼓鑄尚不與焉&hellip&hellip嘗稽滇銅之産，其初之一二百萬斤者不論矣。
自乾隆四、五年（1739、1740年）以來，大抵歲産六七百萬耳，多者八九百萬耳，其最多者千有餘萬，至于一千二三百萬止矣。
今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十九年（1774年），皆以一千二百數十萬告。
（《皇朝經世文編》卷五二王太嶽《銅政議上》） 光緒十年（1884年），戶部奏：“略稱滇省産銅，自乾隆以來，每年部撥銅本銀一百萬兩，歲運京銅六百三十餘萬斤。
而本省之鼓鑄，各省之采買資焉&hellip&hellip自光緒元年（1875年）起，已曆十載，運辦京銅隻五百萬斤，尚不及常年一年之額。
”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四《征榷考》） 光緒十五年（1889年），唐炯奏：“&hellip&hellip東川、昭通兩府，開辦各廠&hellip&hellip大約本年可得銅一百數十萬報解。
”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四《征榷考》） 丁 廠 鐵廠 鐵木之廠，其來久矣。
用地廣，需人衆，非室廬所容，必在高敞之地，故曰廠，或曰場，山居之人多從事于此。
鐵廠必兼爐冶，其在城市村鎮間者，則為昔之官冶，遵化鐵爐，五代時物也。
遵化鐵廠鐵課，成化十九年（1483年）令歲運京鐵三十萬斤&hellip&hellip正德四年（1509年）開大鑒爐十座，共煉生鐵四十八萬六千斤；白作爐二十座，煉熟鐵二十萬八千斤，鋼鐵一萬二千斤。
六年（1511年），開大鑒爐五座，白作爐八座，煉生熟鋼鐵如前。
八年（1513年），令生鐵免炒。
嘉靖八年（1529年）以後，每歲大鑒爐三座，煉生闆鐵十八萬八千八百斤，生碎鐵六萬四千斤，發白作爐煉熟挂鐵二十萬八千斤解京。
（《大明會典》卷一九四《工部》） 京東北遵化境有鐵爐，深一丈二尺，廣前二尺五寸，後二尺七寸，左右各一尺六寸。
前辟數丈為出鐵之所，俱石砌，以簡幹石為門，牛頭石為心，黑砂為本，石子為佐，時時旋下。
用炭灰，置二扇之，得鐵日可四次。
石子産于水門口，色間紅白，略似桃花，大者如斛，小者如拳，搗而碎之，以投于火，則化而為水。
石心若燥，砂不能下，以此救之，則其砂始銷成鐵&hellip&hellip生鐵之煉，凡三時而成。
熟鐵由生鐵五六煉而成，鋼鐵由熟鐵九煉而成。
其爐由微而盛而衰，最多至九十日則敗矣。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四六《工部&bull鐵廠》） 木廠 凡廠，皆有稅，由官稽之，否則為私廠。
若神木廠，則國家貯木材之廠也。
各省交界崇山峻嶺間，多散居之人，墾地外即從事于廠，自唐宋以來即有之。
其地有以廠名者，亦有逐漸成為繁盛之區，改設府縣治者。
崇文門外有神木廠，舊額發虎贲等十七京衛、通州等二十五外衛軍餘一千名，在廠工辦。
逃故佥補後，止存八百二十一名，内上工二百名，雜差管事四十一名，大木廠借工一百二十名，其餘皆辦椿木。
每名月辦二根，以備苫蓋。
朝陽門外有大木廠，與神木廠同。
凡各省采到木植，俱于二廠堆放。
永樂中，營建北京宮殿，令四川、湖廣、江西、浙江、山西采木。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營建朝門午樓，議準材木先盡神木廠，次差禦史、郎中各一員，挨查先年沿途遺有大木解用。
又令川、貴、湖廣三省采木，山西、真定采松木，浙江、徽州采鷹架木。
（《大明會典》卷一九○《工部》） 初，交山之民，雖耕獲地少，然茂林深澗，便刍牧。
順治五年（1648年），禁民間養馬，山民始困。
山中又産木，歲采伐，貯山口之南堡村廠場交易，歲納布政司稅六兩。
鄰近府縣販賣者四集，連山數百裡藉以給。
而山口貧民，遇貯賣，役力拖撐，無凍餒者，以故南堡村落，煙火頗盛。
康熙二年（1663年），文水民争利構訟，前巡撫楊熙不許立廠，聽山民沿河變賣，商販不至。
而文水民遂立私廠于文水之峪口，去南堡村十有五裡，交山木不到峪口即不得賣，力費利薄，山民愈困。
八年（1669年）正月初七日&hellip&hellip翼日，村民數十人，連名呈懇申詳重立廠場救民命。
（趙）吉士（交城縣知縣）複一一面訊，委曲既悉，為文詳布政司&hellip&hellip吉士曰：“山木之出，必乘水漲，水漲不時，若無廠場，即不能随到随貯。
山木貯積，豈無偷盜？必須人守。
無廠場則無地主，即不能自往自來。
且沿河非一定之地，沿河變賣又無一定之時，是賣者買者嘗兩不可必也。
賣木之民，撐木出山，嘗數百十裡。
販木之民，挈資入境，亦嘗數百十裡，而皆待交易于不可必得之中，此所以廠場一廢，交易兩絕也&hellip&hellip”三月，布政司如議。
遂出示，于西山谷口之水泉灘，複立場交易，山民歡呼，商販日至。
（夏骃《交山平寇本末》卷中）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定山西穆納山征收木植稅課：“&hellip&hellip今酌議召募殷實谙練者為商總。
其散商或三四人或五六人，不得過六名之數。
每商一名，其名下砍運工丁，不得過一百名。
給與該商人印照，指定山溝，分編字号，在山伐運&hellip&hellip至開采數年之後，大木無有，所有商丁，自應概行查逐出山，以免逗留滋事。
”從之。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一《征榷考》） 山内營生之計，開荒之外，有鐵廠、木廠、紙廠、耳廠各項。
一廠多者恒數百人，少者亦數十人&hellip&hellip凡開廠之商，必有資本，足以養活廠内之人；必有力量，足以驅使廠内之人，工作本利其資值，帖然為用&hellip&hellip叢竹生山中，遍嶺漫谷，最為茂密。
取以作紙，工本無多，獲利頗易，故處處皆有紙廠。
山内險阻，老林之虬幹蟉枝，固為一端，而挂衣刺眼，令人不能展布。
則叢竹之為患更烈，竹筠常青，春燒不然，多有竹廠砍伐，非惟利民，亦可除害。
（嚴如煜《三省山内風土雜識》） 所謂耳廠者，即銀耳、木耳之培植者。
山内有耳扒者，将青木砍伐作架，至次年漸生耳，其利可以三年。
耳盡而新蓄之青木，又可作扒。
再有作蕈扒者，另是一種木，間有取松樹為之。
洵陽則出構欀，狀如麻。
蘇廣為紗羅者參用之。
此數種皆山貨之貴重者。
（嚴如煜《三省山内風土雜識》） 三 學術 1.理學 甲 紫陽之學 明代表章朱子，尊崇理學。
英宗之世，河東薛瑄以醇儒預機政，雖弗究于用，其清修笃學，海内宗焉。
吳與弼以名儒被薦，天子修币聘之殊禮，前席延見&hellip&hellip白沙而後，曠典缺如。
原夫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
曹端、胡居仁笃踐履，謹繩墨，守先儒之正傳，無敢改錯。
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
宗獻章者曰江門之學，孤行獨詣，其傳不遠。
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學，别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
嘉隆而後，笃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複幾人矣。
（《明史》卷二八二《儒林傳序》） 薛瑄字德溫，河津人&hellip&hellip高密魏希文、海甯範汝舟，深于理學&hellip&hellip為瑄師&hellip&hellip究心洛閩淵源，至忘寝食&hellip&hellip舉河南鄉試第一，時永樂十有八年也。
明年，成進士&hellip&hellip居父喪，悉遵古禮&hellip&hellip為山東提學佥事。
首揭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延見諸生，親為講授&hellip&hellip為大理左少卿&hellip&hellip禦史王文承（王）振旨誣瑄&hellip&hellip下獄論瑄死&hellip&hellip瑄讀易自如&hellip&hellip免&hellip&hellip英宗複辟，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hellip&hellip疏乞骸骨&hellip&hellip許之歸。
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複性為主，充養邃密，言動鹹可法。
嘗曰：“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
”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hellip&hellip卒年七十有二&hellip&hellip谥文清。
（《明史》卷二八二《薛瑄傳》） 吳與弼字子傳，崇仁人&hellip&hellip年十九，見伊洛淵源圖，慨然向慕。
遂罷舉子業，盡讀四子五經洛閩諸錄，不下樓者數年&hellip&hellip天順元年&hellip&hellip征與弼赴阙&hellip&hellip留京師二月，以疾笃請&hellip&hellip放還&hellip&hellip成化五年卒，年七十九&hellip&hellip所著《日錄》悉自言生平所得。
其門人最著者曰胡居仁、陳獻章、婁諒，次曰胡九韶、謝複、鄭伉。
（《明史》卷二八二《吳與弼傳》）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hellip&hellip從吳與弼講學。
居半載，歸，讀書窮日夜不辍。
築陽春台，靜坐其中，數年，無戶外迹&hellip&hellip獻章之學，以靜為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靜中養出端倪。
或勸之著述，不答。
嘗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從吳聘君學，于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
比歸白沙，專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
于是舍繁求約，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體，隐然呈露。
日用應酬，随吾所欲，如馬之卸勒也。
”其學灑然獨得，論者謂有鸢飛魚躍之樂，而蘭溪姜麟至以為活孟子雲&hellip&hellip卒年七十三。
（《明史》卷二八三《陳獻章傳》） 乙 陽明之學 王學近于陸象山，其要在緻良知與知行合一二者。
陽明以事功顯，故其學最為切實有用，學說具《傳習錄》中。
王守仁字伯安，學者稱為陽明先生，餘姚人也&hellip&hellip登弘治己未進士第，授刑部主事&hellip&hellip以左佥都禦史巡撫南贛&hellip&hellip讨宸濠&hellip&hellip三戰俘濠&hellip&hellip升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hellip&hellip年五十七&hellip&hellip先生憫宋儒之後學者以知識為知，謂人心之所有者不過明覺，而理為天地萬物之所公共，故必窮盡天地萬物之理，然後吾心之明覺，與之渾合而無間。
說是無内外，其實全靠外來聞見以填補其靈明者也。
先生以聖人之學，心學也，心即理也。
故于緻知格物之訓，不得不言緻吾心之天理于事事物物。
以知識為知則輕浮而不實，故必以力行為工夫。
良知感應神速無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
此其立言之大旨，不出于是。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一○《姚江一&bull王守仁》） 王學末流多變其宗，著名者有李贽。
李卓吾名載贽，福建晉江人。
登鄉榜，仕至姚安府太守，無子。
生平博學，深于内典，好為驚世駭俗之論，務返宋儒道學之說。
緻仕後，遂祝發住楚黃州府龍潭山中，儒釋從之者，幾千萬人。
其學以解脫直截為宗，少年高曠豪舉之士，多樂慕之。
後學如狂，不但儒教潰防，而釋氏繩檢，亦多所屑棄。
自謂具千古隻眼，标震世奇蹤，而以此為訓，末流之弊，不知所終矣。
又刊刻《藏書》、《焚書》等，如以秦始皇、武則天為聖君，馮道為救時賢相，以張巡死節時厲鬼殺賊等語為放屁，識者恨之。
鄞縣沈相公當國時，有科道論列，逮至錦衣衛獄，死焉。
（沈瓒《近事叢殘》） 最贻人口實者，則顔山農、何心隐也。
顔山農、何心隐皆假道學之名，恣為奸利，而士大夫多為其所惑。
（王之垣曆仕錄） 何心尹者本名梁汝元，吉之永豐人也，有氣魄，為顔山農之高弟。
後以事直斥山農之非，反使之拜，以示不複為弟子。
為諸生時，與聶尚書豹争墳地，一夜率衆赭其山。
尚書告官捕之，殺公差而逃。
動以聖人自期，以為聖人之出，不為天下君，則為天下相；大賢以下人，卿貳以下官，皆不屑也。
亦有過人處，能一見決人賢否貴賤，嚣嚣自得&hellip&hellip張（居正）為政府，何方客遊楚，張谕楚中撫台訪逮，榜殺之。
（沈瓒《近事叢殘》） 丙 東林講學 張居正毀書院。
萬曆以後，講學者複盛，黨争甚烈，明末死義者衆，皆與理學有關。
得先輩邵寶所修楊時東林祠遺址于東林庵旁，辟為東林書院，大會吳越之士講習其中，歲有會，月有紀，而東林之名滿天下矣。
（陳鼎《東林列傳》卷二《顧憲成傳》） 東林自顧泾陽先生于萬曆二十二年會推閣臣罷歸，與同邑高景逸、劉本儒、安我素諸君子講學之所，一時清流，趨之如市，而東林之名遂滿天下。
推其名高之故，始于争立國本&hellip&hellip受黜者身去而名高，東林君子之譽沸宇内，尊其言為清議，即中朝亦以其是非為低昂，門庭愈峻，而求進者愈衆&hellip&hellip於時廟廊之上，或以清流自負者，小人辄忌之嫉之，擠以污垢之秩&hellip&hellip每罷官歸裡者，若破車罷馬，殘書數簏，鄉黨卒以為賢，願與約婚姻結金蘭，相與往還不倦。
若歸有餘資，買田宅，高棟宇，即親弟侄亦鄙以為貪夫，至於親戚朋友，老死不相往來&hellip&hellip雖黃童白叟、婦人女子，皆知東林為賢。
販夫豎子或相诮讓，辄曰：“汝東林賢者耶，何其清白如是耶？”&hellip&hellip自泾陽先生救淮撫之書出，而東林之禍萌。
未幾，妖書獄起，梃擊案興&hellip&hellip争紅丸，争移宮，而東林之禍熾矣。
及夫熹宗委命閹寺，熊、王之獄既成，楊、左之禍遂烈。
又假三案以媒孽東林，而正人君子幾無噍類&hellip&hell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