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代社會生活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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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提舉官以領之，所以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釁隙也。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太祖祖訓曰：“日本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不許興兵緻伐。
然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
故立三市舶司，設提舉官。
” （傅維鱗《明書》卷八三《食貨志三》） 洪武初，設市舶司于太倉黃渡。
尋改于浙江、福建、廣東設三市舶司。
三年（1370年）二月，罷太倉黃渡市舶司，凡番舶至太倉者，命軍衛有司封籍其數，送赴京師&hellip&hellip尋複設市舶司于甯波、泉州、廣州。
甯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占城、暹羅、西洋諸國。
（《續文獻通考》卷二六《市籴考二》） 初，以太倉為六國馬頭。
旋以近京師，恐生他變，遂徙之甯波諸處，而以按察司主其事。
旋改提舉。
（傅維鱗《明書》卷八三《食貨志三》） 琉球、占城諸國&hellip&hellip任其時至入貢。
惟日本&hellip&hellip獨限其期為十年，人數為二百，舟為二艘。
以金葉勘合表文為驗，以防詐僞侵轶。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洪武二年（1369年）九月，定朝貢附至番貨，欲與中國貿易者，官抽六分，給價償之，仍免其稅&hellip&hellip明律曰：“凡泛海客商舶船到岸，将貨物盡實報官抽分，不得停搨沿港土商、牙儈之家。
違者有罪。
” （《續文獻通考》卷二六《市籴考二》） 永樂三年（1405年），以諸番貢使益多，乃置驿于福建、浙江、廣東三市舶司以館之，福建曰來遠，浙江曰安遠，廣東曰懷遠。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永樂六年（1408年）正月，設交阯雲南市舶司。
（《續文獻通考》卷二六《市籴考二》） 王圻曰：“&hellip&hellip貢舶與市舶一事也。
凡外夷貢者，皆設市舶司領之，許帶他物，官設牙行與民貿易，謂之互市。
是有貢舶即有互市，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矣。
” （《續文獻通考》卷二六《市籴考二》） 牙稅 明代牙錢，稅及羅段、紙張、鐵鍋、顔色等行貨，與清代不同。
景泰二年（1451年），令順天府及大興、宛平二縣，俱集各行，依時估計物貨價值，照舊折收鈔貫&hellip&hellip其收稅則例，上等羅段每疋稅鈔牙錢鈔塌房鈔各二十五貫，中等羅段每疋稅鈔牙錢鈔塌房鈔各一十五貫，下等羅段每疋稅鈔牙錢鈔塌房鈔各一十貫。
上等紗绫錦每疋，青紅紙每一千張，篦子每一千個，稅鈔牙錢鈔塌房鈔各六貫七百文。
中等紗绫錦每疋，細羊羔皮襖每領，黃牛真皮每張，扇骨每一千把，稅鈔牙錢鈔塌房鈔各五貫。
青三梭布每疋，紅油紙每八千張，冥衣紙每四千張，鐵鍋每套四口，藤黃每斤，稅鈔牙錢鈔塌房鈔各四貫&hellip&hellip其餘估計未盡物貨，俱照價直相等則例收納。
其進塌房鈔并抽分布疋及按月該納房鈔，俱為免除。
（《大明會典》卷三五） 稅監 萬曆中有稅監之設，旋複停止。
然崇文門之稅，始終為太監管之，收入皆歸皇室。
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十月，始命中官榷稅通州。
是後各省皆設稅使，群臣屢谏不聽。
（《續文獻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一》） 榷稅之使，自二十六年（1598年）千戶趙承勳奏請始。
高寀于京口，暨祿于儀真，劉成于浙，李鳳于廣州，陳奉于荊州，馬堂于臨清，陳增于東昌，孫隆于蘇杭，魯坤于河南，孫朝于山西，邱乘雲于四川，梁永于陝西，李道于湖口，王忠于密雲，張晔于盧溝橋，沈永壽于廣西，或征市舶，或征店稅，或專領稅務，或兼領開采。
奸民納賄于中官，辄給指揮千戶劄，用為爪牙。
水陸行數十裡，即樹旗建廠，視商賈懦者，肆為攘奪，沒其全資。
負戴行李，亦被搜索。
又立土商名目，窮鄉僻塢，米鹽雞豕，皆令輸稅，所至數激民變。
帝率庇不問。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hellip&hellip戶部尚書趙世卿&hellip&hellip言：“崇文門、河西務、臨清、九江、浒墅、揚州、北新、淮安各鈔關，征本折約三十二萬五千餘兩，萬曆二十五年增銀八萬二千兩，此定額也。
乃二十七年以後，曆歲減縮。
至二十九年，總解二十六萬六千餘兩。
究厥所由，則以稅使苛斂，商至者少，連年稅使所供，即此各關不足之數也。
”疏入不省&hellip&hellip九門稅尤苛，舉子皆不免，甚至擊殺觐吏。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乙 清之征榷 清代商稅，多沿明制而屢增其額。
海關厘金為新制，蔚為國課大宗。
清興，首除煩苛，設關處所，多依明制。
自海禁開，常關外始建洋關，而厘局之設，洋藥之征，亦相繼而起，三者皆前代所無&hellip&hellip至印花稅、煙酒加征，均試行旋罷。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常關 常關有屬于戶部者，為崇文門、左翼、右翼、坐糧廳、淮安、浒墅、揚州、蕪湖、西新、鳳陽、江海、天津、臨清、九江、贛關、北新、浙海、閩海、太平、粵海、山海、張家口、殺虎口、歸化城等二十四處。
屬于工部者，為龍江、蕪湖、宿遷、臨清磚版閘、南新等五處。
海通以前，海關亦在常關之列。
康熙元年（1662年），移設河西務于天津，更名天津關。
更定各關兼差滿漢官筆帖式各一，由六部咨送輪掣。
停蒙古漢軍差，其張家、殺虎二口，專差滿蒙官。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康熙五年（1666年），命各關稅均交地方官管理&hellip&hellip惟兩翼、張家口、殺虎口如故，隻差戶部司員。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始開江、浙、閩、廣海禁，于雲山、甯波、漳州、澳門設四海關，關設監督，滿漢各一筆帖式，期年而代。
定海稅則例，免海口内橋津地方抽稅。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增定浙閩二海關稅則。
尋又申禁洋船不準收泊浙海，有駛至者，仍令回粵貿易納稅。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定外番商貨至回部貿易者三十抽一，皮貨二十抽一。
回商往外番貿易二十抽一，皮貨十之一。
其牲畜貨物不及抽分之數，視所值折算。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嘉慶四年各關赢餘額簡表 嘉慶九年（1804年），複增定各關赢餘額數，浙海四萬四千，西新三萬三千，九江三十六萬七千，浒墅二十五萬，淮安十三萬一千&hellip&hellip道光十年（1830年），定各關盈餘銀以六成為額内，四成為額外，核其溢額、绌額，分别功過例。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光緒十七年（1891年），歲入&hellip&hellip常稅二百五十五萬八千四百一十兩。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洋關 南埠初隻五口，後侵略者随時增索，亦有自行開埠者，商埠之設，幾遍内地。
各關監督多由實缺道員兼任，唯閩海由福州将軍兼之，粵海由内務府派充。
關稅出入口稅，初俱定值百抽五，子口則納半稅。
數十年間，物價屢漲，而稅則如故。
關稅征收，由外籍稅務司司之，英人赫德為總稅務司。
自後唯英人得當此任，以擔保借款賠款之故。
稅款支撥，皆由總稅司掌管，中央所設稅務處，竟不能過問。
洋關之設，自五口通商始。
前此雖有洋商來粵貿易，惟遵章向常關納稅而已。
道光&hellip&hellip二十二年（1842年）秋，英人要求通商口岸，允于沿海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五口開埠通商。
明年（1843年），定洋貨稅則值百征五&hellip&hellip洋貨進口，按則輸納後，由華商運入内地，所過稅關，隻照估價若幹，每兩加稅不過某分。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鹹豐八年（1858年），複定英約&hellip&hellip一，子口稅按值百抽二五。
如願一次輸納，洋貨在進口土貨在經過第一關納稅給票後，他口不再征。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鹹豐十一年（1861年）&hellip&hellip定長江及各口通商章程。
洋貨入江于上海納正稅及子口稅，土貨出口納出口稅。
複進口時，完一正稅準扣二成，若完半稅不扣二成，再入内地仍照納稅厘。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hellip&hellip先是，商約大臣盛宣懷、聶緝椝等言：“稅務司赫德籌拟洋貨進口稅，援照洋藥稅厘并征之法，核估時值。
按正稅子口稅七二五統加厘金一倍，為值百抽十五，由海關并征，以免各處厘局留難紛雜，貨可暢銷，洋商或可允從。
并拟出口土貨向完半稅者，改完厘金，以抵洋貨厘捐，改歸海關并征之數，于各省厘金亦無所損&hellip&hellip”至是，始與英定裁厘加稅之約。
一，約款照行時，中國允除現有各常關外，向設各厘卡及抽類似厘捐之關概行裁撤。
一，英允于進口洋貨增至切實值百抽五，加一額外倍半之稅，以抵撤厘金子口稅及各項稅捐。
至土貨出口稅總數，不得逾值百抽七五之數&hellip&hellip尋與美、日、大西洋各國均定此約，卒以事費調查，迄未能實行也。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自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裁撤台南、淡水、漢城各關外，為關二十七。
宣統三年（1911年），續增南甯、梧州、三水、嶽州、福海、吳淞、金陵、膠海、騰越、江門、安東、大東溝、大連、濱江、滿洲裡、綏芬河、愛芬、三姓、珲春、延吉等，為關四十七。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凡華洋輪船貨稅經征之關二十有七。
常關兼收者，直隸津海關、山海關，山東東海關，江蘇江海關、鎮江關，安徽蕪湖關，江西九江關，福建閩海關，浙江浙海關，廣東粵海關，及所屬潮州、瓊州、北海等關。
設關專收者，江蘇蘇州關，浙江瓯海關、杭州關，湖北江漢關、宜昌關、沙市關，四川重慶關，廣西鎮南關、梧州關，雲南蒙自關、思茅關，甘肅嘉峪關，廣東九龍關、拱北關。
（《大清會典》卷二三） 先是，土藥各稅列入進口。
同治十二年（1873年），始列專款，合計洋關歲征各稅鹹豐末年隻四百九十餘萬。
同治末年，增至千一百四十餘萬。
光緒十三年（1887年），兼征洋藥厘金，增為二千五十餘萬。
三十四年（1908年），增至三千二百九十餘萬。
宣統末年，都三千六百十七萬有奇，為歲入大宗雲。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宣統四年預算歲入關稅簡表 *附注本表據宣統四年《全國歲入歲出總預算表》而作，凡洋關皆有稅務司，分海關常關兩種。
此表所列非洋關者以*别之。
凡《史稿》所列洋關為此表所無者，為潮州、瓊州、北海、九龍、拱北、梧州、三水、福海、吳淞、江門、大東溝、濱江、滿洲裡、綏芬河、愛芬、三姓、延吉十七關。
厘金 厘金，鹹豐初雷以納錢江之議，行之揚州，商貨每百錢抽一錢。
故謂之厘金。
郭嵩焘行之湖南，為曾軍的饷，本定軍事告終，即行停止。
後各省通設厘金，至清亡不改。
且有鹽厘、肉厘、米谷厘、棉布稅厘等。
雖隻抽一厘甚輕，然遇卡即須上納，一厘成為數分矣。
清季議加關稅，外人堅持必須裁厘，緻關稅無從增加也。
鹹豐初年，江甯布政使雷以主江南饷事。
遂擢副都禦史，開府邵伯埭。
采歸安諸生錢江之議，行厘捐，每百文抽一文，此為厘金作俑之始。
所取廉，所入巨，是以商賈不病，兵氣遂揚。
曾胡踵之，事平不去，且增至每百抽三文。
江浙二省，歲抽各約三四百萬，可不謂之巨款耶。
其後卡若栉比，法若凝脂，一局多卡，一卡多人，隻雞尺布，并計起捐&hellip&hellip商民以什輸，公家所入三四而已，其六七皆官私所耗費而魚肉之。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九《征榷考》） 厘金抽捐，創始揚州一隅，後遂推行全國。
鹹豐三年（1853年），刑部右侍郎雷以治軍揚州，始于仙女廟等鎮創辦厘捐。
是年蘇常疊陷，丁漕無收，乃設厘局于上海，借資接濟。
又設江北厘捐，歸大營糧台經理。
五年（1855年），江西設六十五局卡，湖北設四百八十餘局卡，湖南亦設城内外總分各局。
江蘇揚、常、鎮各府屬添設小河口、普安、新港、三江營、荷花池五局&hellip&hellip六年（1856年），盛京抽收商貨及糧石捐，值百抽一。
吉林亦如之，烏魯木齊之吐番亦抽收棉花厘金。
七年（1857年），設湖北厘金總局。
八年（1858年），定豫省厘捐&hellip&hellip是年，福建、廣西均設局卡，抽收貨厘。
九年（1859年），登、萊、青三府屬海口設局抽厘。
山西設籌饷局，收行商藥稅及百貨厘捐于各隘口，設七總卡及各分卡。
十年（1860年），以張家口辦理厘金不善，激成事變&hellip&hellip兩江總督曾國藩，以湘軍援鄂，請于長沙設東征局&hellip&hellip凡貨物皆于本省厘金外，加抽半厘，允之&hellip&hellip十一年（1861年）&hellip&hellip安徽抽收厘金，設立正卡&hellip&hellip并設分卡、分巡五十九。
貴州亦設貨厘局于川楚鄰近之區。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同治三年（1864年）&hellip&hellip浙江定百貨厘捐值百抽九，浙東兩起兩驗，間卡抽收：貨值千文，起卡抽三十，驗卡減半，捐足兩起兩驗，不重征。
浙西則一起一驗，由第一卡并征，餘皆驗放。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hellip&hellip我國厘金不能知其确數，惟西人皆以為多于關稅。
然考曆年報告，則所入不過千三百餘萬兩，當關稅三分之一。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五○《征榷考二二》） 宣統四年預算歲入厘金簡表 洋藥厘稅并征 諱鴉片之名而稱洋藥，行銷内地，例收厘金。
外人屢以責難，用與議定厘稅并征，每百斤由海關收銀一百十兩，本為海軍經費，竟為海關扣抵他債，後又增為二百五十兩，以後洋藥輸入漸少矣。
鴉片輸入中國，其初概稱藥材&hellip&hellip乾隆中，海關則例仍附藥材入口，每擔稅銀三兩，又每包加稅二兩四分五厘。
顧其時輸額歲不過二百箱，都以葡人主販。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五一《征榷考二三》） 鹹豐七年（1857年），閩浙總督王懿德等，始有軍需緊要、暫時從權、量予抽捐之請，朝旨允行。
八年（1858年），與法定約，向來洋藥不準通商，現稍寬其禁，聽商貿易。
每百斤納稅銀三十兩，隻在口銷售，離口即屬中國貨物。
準華商運往内地，法商不得護送。
嗣與各國定約皆如之。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鹹豐九年（1859年）&hellip&hellip雲貴總督張亮基言：“滇省向無洋藥。
”上命先将所産土藥分别征收稅厘，不得以洋藥混土藥。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光緒七年（1881年），直隸總督李鴻章言：“洋藥既難驟禁，隻可先加稅厘，煙價增則吸者漸減，未始非徐禁示罰之意&hellip&hellip查洋藥由印度先到香港，然後分運各口。
奸商即于該港私相授受&hellip&hellip加捐易辦，偷漏難防。
拟于洋藥每百斤正稅三十兩外，加征八十兩，統計厘稅百一十兩。
土藥不論價之高下，每百斤征四十兩。
”帝用其議。
又以洋藥來自英商，命出使大臣曾紀澤與英确商。
至九年（1883年），始如前議定約，并在進口時輸納&hellip&hellip十三年（1987年），與葡定議在澳門協助中國征收運往各口之洋藥稅厘，一如英香港辦法。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宣統三年（1911年），度支部奏言：“&hellip&hellip洋藥進口已與英定約，稅厘并征，每百斤增收二百五十兩。
土藥亦須同時比例加稅。
查土藥價值不及洋藥三分之二，以征為禁，稅則無妨略重。
即照洋藥稅推算，定土藥百斤加征二百三十兩。
凡未禁運及本産本銷地方，即按新章征收。
”從之。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牙稅 清代牙行有牙帖，由布政司頒行，例有定額，不得擅增。
于是有帖者得長子孫，或以轉租同行。
瓜果菜蔬例禁牙行，而京師有之。
凡官牙定之以額，擇其人輸稅領帖，以充牙行，民間懋遷有無，評物價以助市政。
若瓜果菜蔬日用之物，私立牙行名色者，禁之。
屢禁州縣于定額之外私添牙帖，及胥役冒充為民害。
（王慶雲《熙朝紀政》卷六《紀雜稅》） 雍正十一年（1733年），饬令各省額設牙帖&hellip&hellip俱由藩司衙門頒發，不許州縣濫給&hellip&hellip近聞各省牙帖歲有增添&hellip&hellip嗣後，止将額内退帖頂補之處，查明換給。
再有新開集場應設牙行者，酌定名數給發，亦報部存案。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一《征榷考六》） 乾隆五年（1740年），議定清厘牙行之例：“向例每行認充經紀，取具同行互保一人，出具殷實良民甘結，該管官加結送司，給帖充應。
互結雖有殷實字樣，而互保之責成，未經議及。
今定鋪家拖累商人者，将本牙行帖追繳，勒限清還，仍行給與。
倘逾限不完，将互保之人一并更換。
牙行惟圖用錢，任鋪戶坑騙客商者，除逾限不完，将牙行革退外，仍将鋪戶責限追比。
其不足之項，令牙行賠補。
牙行侵吞客賬者，除逾期不完，将本行互保一體斥革外，仍将本牙責限追比。
其不足之項，令互保攤賠。
其追比之限期，案欠數之多寡酌定。
至于以後客之貨，挪補前客之欠；移弱客之貨，代償強客之欠，該互保先舉首，免其治罪，容隐者責令分賠。
牙行夥計人等，侵吞客賬，總照牙行侵吞之例，追帖賠補。
又&hellip&hellip議，各省衙門胥役，現在更名捏姓兼充牙行者，令地方官嚴查确實，即行追帖，勒令歇業。
并将胥役充補牙行之處，永行嚴禁。
倘不法胥役，仍敢更名捏姓兼充牙行，應照更名重役例治罪。
侵食客貨贻累商人者，發附近充軍，該管官照例議處，載入則例遵行。
”從之。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一《征榷考六》） 乾隆六年（1741年），革除牙行積弊。
戶部覆準河南巡撫雅爾圖奏稱：“&hellip&hellip各省貿易集場及零星口岸，于額設牙行之外，竟複有集主、包頭、攬頭名色，朋比攘據，任意勒索，實為商民之累&hellip&hellip應行令各省督撫，轉饬各該地方官，嚴查禁革&hellip&hellip”從之。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一《征榷考六》）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定湖廣漢口等鎮牙行稅額。
湖廣總督蘇昌議覆湖北布政使公泰條奏：“牙行所完牙稅，皆有上中下三等之殊。
江西牙稅上則納銀三兩，中則納銀二兩，下則納銀一兩。
湖北四通八達，漢口一鎮，更為九省通衢，商賈輻辏，不減江浙等省&hellip&hellip請将漢口草市、沙市、樊城、嶽家口等處牙行，按照上中下則，上行完稅銀二兩，中行完稅銀一兩，下行完稅銀五錢。
其餘僻邑村鎮，上行完稅銀一兩，中行完稅銀五錢，下行完稅銀三錢&hellip&hellip”從之。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一《征榷考六》）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hellip&hellip在京各項經紀，多寡不齊，一牙一帖，統計額缺八百九十一名，征輸稅銀一千五百三十一兩，例由順天府通判管理。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一《征榷考六》） 牙稅額簡表 牲稅 牲稅多歸知府兼管，所入甚豐，而報解則甚少。
順治二年（1645年），定凡貿易牲畜，按價值每兩納銀三分。
（《大清會典&bull事例》卷二四五） 乾隆六十年（1795年），覆準吉林伯都讷所屬孤榆樹地方，設稅務售賣牲畜等稅，每年征收銀三十二兩，作為定額&hellip&hellip又議準，孤榆樹地方，收征馬畜稅銀，以一百三十二兩作為定額。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六《征榷考一八》） 嘉慶十一年（1806年），議準山西額征畜稅銀每年四千六百兩七錢有奇，大同縣加征畜稅銀四十九兩九錢有奇。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六《征榷考一八》） 光緒二年（1876年），伊犁牲畜稅無定額，約歲征銀四千六七百兩。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七《征榷考一九》） 牲畜稅額簡表 3.币制 甲 銀 明初用鈔而禁金銀，惟定金、銀、錢、鈔、糧米五者比價。
未幾，鈔漸不行。
中葉以後，對外貿易驟興，白銀大量輸入，而民間始普遍使銀，金銀比價，由四增而為十。
萬曆之世，所收田賦全部折銀，遂為銀錢并用之制。
國初，所收天下田賦，未嘗用銀，惟坑冶之課有銀&hellip&hellip洪武二十四年，但有銀二萬四千七百四十兩。
至宣德五年，則三十二萬二百九十七兩，歲辦視此為率。
當日國家固不恃銀以為用也。
至正統三年，以采辦擾民，始罷銀課，封閉坑穴，而歲入之數不過五千有餘。
九年閏七月戊寅朔，複開福建、浙江銀場（原注，是年采納巳六萬七千一百八十兩）。
乃倉糧折輸變賣無不以銀。
後遂以為常貨。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一《銀》） 正統元年八月庚辰，命江南租稅折收金帛。
先是，都察院右副都禦史周铨奏：“&hellip&hellip請令該部會議&hellip&hellip于浙江、江西、湖廣、南直隸不通舟楫之處，各随土産折收布、絹、白金，赴京充俸&hellip&hellip”上曰：“祖宗嘗行之否？”尚書胡濙等對曰：“太祖皇帝嘗行于陝西，每鈔二貫五百文折米一石，黃金一兩折二十石，白金一兩折四石，絹一匹折一石二鬥，布一匹折一石。
各随所産，民以為便。
後又行于浙彙，民亦便之。
”上遂從所請，（原注：每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
）遠近稱便。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一《銀》） 每鈔一貫準錢千文、銀一兩，四貫準黃金一兩。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銀錢，大者七錢五分，夷名“黃币崎”。
次三錢六分，夷名“突唇”。
又次一錢八分，名“羅料厘”。
小者九分，名“黃料厘”。
俱自佛郎機攜來。
（張燮《東西洋考》卷五） 東洋呂宋，地無他産，夷人悉用銀錢易貨。
故歸船自銀錢外，無他攜來。
即有貨，亦無幾。
（《東西洋考》卷七） 錢用銀鑄造，字用番文，九六成色。
漳人今多用之。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三） 其曰番錢者則銀也，來自海舶，上有文如城堞，或有若鳥獸人物形者，泉漳通用之。
聞往時閩中巨室，皆擅海舶之利&hellip&hellip每一舶至，則錢貨充牣。
（王沄《漫遊紀略》卷一《閩遊紀&bull物産》） 清代沿明之舊，仍銀錢并行。
我朝銀錢兼權，實為上下通行之币&hellip&hellip（順治三年）又更定錢直，戶部議定：制錢行使，原系每七文準一分，錢價既重，小民交易不便。
應改為每十文準銀一分，永著為令。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三《錢币考一》） 雍正二年&hellip&hellip又禁直省收納錢糧銀匠估色之弊。
刑部尚書勵廷儀奏言：“&hellip&hellip臣等謹按直省解銀，由布政使起解者曰地丁銀，由運使起解者曰鹽課銀，由糧道起解者曰漕項銀，由關監督起解者曰關稅銀。
皆必傾熔成錠，然後起解。
其解銀之具曰鞘，每銀一千兩為一鞘&hellip&hellip《金史&bull食貨志》載：舊例，銀每錠五十兩&hellip&hellip一兩至十兩分五等。
此今日以重五十兩者為元寶，重十兩或五兩三兩者為中錠所由始也。
元至元三年，以銀五十兩鑄為錠，文以元寶&hellip&hellip又有揚州元寶、遼陽元寶等名色，此元寶命名之始。
蓋古者多以元寶之名鑄于錢面，自元以後，銀始蒙錢文元寶之稱，于是錢面始專鑄通寶矣。
”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五《錢币考三》） （乾隆）十三年&hellip&hellip以京師錢價昂，銀一兩僅易八百文&hellip&hellip上谕廷臣曰：“&hellip&hellip物之定直，以銀不以錢，而官民乃皆便錢不便銀。
趨利之徒，以使低昂為得計&hellip&hellip嗣是宜重銀。
凡直省官修工程，民間總直貨物皆以銀。
”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五》） 清代洋錢輸入愈多。
乾隆時，已通行于東南沿江沿海之地，粵中無論矣。
道光間&hellip&hellip華洋互市，以貨易銀，番船冒禁，歲漏出以千萬計&hellip&hellip而大髻、小髻、蓬頭、蝙蝠、雙柱、馬劍各種番銀，亦潛輸内地以規利，自閩廣通行至黃河以南。
而洋商複挾至各省海口，陽置貨而陰市銀，至洋銀日多，而紋銀日少而貴。
上患之，命粵督申嚴禁約，然所禁不及洋銀。
仿鑄之廣闆、福闆、杭闆、吳莊、行莊，耗華銀如故&hellip&hellip十七年，诏沿江沿海督撫、海關監管，饬屬嚴稽偷漏&hellip&hellip而海内銀卒耗竭，每兩易錢常至二千。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五》） 洋錢，粵中所用之銀不一種，曰連，曰雙鷹，曰十字，曰雙柱，此四種來自外洋；曰北流錠，曰镪，此二種出自近省，皆乾隆初年以前所用。
其後外洋錢有花邊之名，來自米時哥。
又有鬼頭之名，來自紅毛，亦謂之公頭。
夷國法，嗣王立，則肖其像于銀面。
史記所謂安息國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轉效嗣王面是也。
福公康安節制兩粵，爵嘉勇公，有司以公頭之名，犯公爵，禁之，令民間呼為番面錢。
以畫像如佛，故又号佛番。
南、韶、連、肇多用番面，潮、雷、嘉、瓊多用花邊。
粵中用錢，千敲百鑿，率皆爛闆。
其發江浙者，曰出艙光闆，無一椠痕。
每圓以廣平稱之，足重七錢二分。
以尋常通用爛錢易之，每圓加二三分、四五分不等。
仁和周南卿茂才，詠洋錢句雲：“一種假情留半面，十分難事仗圓光。
”寫得不黏不脫。
（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随筆》卷三《洋錢》） 光緒十四年，張之洞始于廣東鑄造銀币。
後各省仿造，競以餘利為籌款之法，成色亦參差不一。
初，洋商群集粵東，西班牙、英吉利銀錢大輸入。
總督林則徐謀自鑄，圖抵制，以不适用而罷。
嗣是墨西哥、日本以國币相灌輸。
光緒十四年，張之洞督粵，始用機器如式試鑄。
李瀚章繼任，續成之。
文曰：“光緒元寶，庫平七錢二分，廣東省造。
”幕紋龍。
并鑄三錢六分、一錢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三分六厘四種小銀圓。
中國自行銀錢自此始，湖北、江西、直隸、浙江、安徽、奉天、吉林以次開鑄。
尋以廣東、湖北、江西所鑄最稱便用，許以應解京饷，撥充鑄本。
直省未開鑄者，饬從附鑄&hellip&hellip七省所鑄，規模成色苦參差，不利通行。
會造币總廠成，拟撤其三，而留江南、直隸、廣東為分廠。
初鑄準重墨圓，議者頗非之，之洞始于湖北試行一兩銀币。
戶部亦以中國立算，夙準兩錢分厘，因定主币為庫平一兩，而以五錢、一錢小銀币暨銅圓、制錢輔助之，令總分廠如式造行。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五》） 光緒末，以币制不一，議改用金本位，以抵制鎊虧。
議久不定。
宣統初，乃改兩為元，鑄大清銀币，自圓迄角，以十遞進。
宣統二年（1910年），上谕：“&hellip&hellip中國國币單位，著即定名曰圓。
暫就銀為本位，以一圓為主币，重庫平七錢二分，另以五角、二角五分及一角三種銀币。
又五分鎳币，二分、一分、五厘、一厘四種銅币，為輔币。
圓角分厘，各以十進，永為定價，不得任意低昂。
著度支部一面責成造币廠，迅即按照所拟各項重量、成色、花紋，鑄造新币，積有成數，次第施行。
所有賦稅課厘，必用制币交納。
放款亦然。
”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二四《錢币考六》） 乙 錢 明初使用大錢，民間不便，乃鑄小錢。
自嘉靖以後，鑄錢始多而精，謂之黃錢，每銀一兩，通常易黃錢七百文。
太祖實錄：歲辛醜（1361年）二月，置寶源局于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與曆代之錢相兼行使。
至嘉靖，所鑄之錢最為精工。
隆慶、萬曆，加重半铢。
而前代之錢，通行不廢。
予幼時見市錢，多南宋年号。
後至北方，見多汴宋年号，真、行、草字體皆備。
間有一、二唐錢。
自天啟、崇祯，廣置錢局，括古錢以充廢銅，于是市人皆擯古錢不用。
而新鑄之錢，彌多彌惡，旋鑄旋銷。
寶源、寶泉二局，隻為奸蠹之窟。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一《錢法之變》） 太祖初，置寶源局于應天，鑄大中通寶錢，與曆代錢兼行。
以四百文為一貫，四十文為一兩，四文為一錢。
及平陳友諒，命江西行省置貨泉局，頒大中通寶錢，大小五等錢式。
即位，頒洪武通寶錢。
其制凡五等，曰當十、當五、當三、當二、當一。
當十錢重一兩，餘遞降至重一錢止。
各行省皆設寶泉局，與寶源局并鑄，而嚴私鑄之禁。
洪武四年，改鑄大中、洪武大錢為小錢。
初，寶源局錢鑄京字于背，後多不鑄。
民間無京字者不行，故改鑄小錢以便之。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在京外鑄錢制&hellip&hellip各處爐座錢數：北平二十一座，每歲鑄錢一千二百八十三萬四百文。
廣西十五座半，每歲鑄九百三萬九千六百文。
陝西三十九座半，每歲鑄錢二千三百三萬六千四百文。
廣東一十九座半，每歲鑄錢一千一百三十七萬二千四百文。
四川一十座，每歲鑄錢五百八十三萬二千文。
山東二十二座半，每歲鑄錢一千二百一十二萬二千文。
山西四十座，每歲鑄錢二千三百三十二萬八千文。
河南二十二座半，每歲鑄錢一千三百一十二萬二千文。
浙江二十一座，每歲鑄錢一千一百六十六萬四千文。
江西一百一十五座，每歲鑄錢六千七百六萬八千文&hellip&hellip惟不開雲、貴、湖廣、福建四處。
至弘治十六年，始照浙江等處定例，俱行開鑄。
（《續文獻通考》卷一一《錢币考》） 明初，鑄洪武錢。
成祖九年，鑄永樂錢。
宣德九年，鑄宣德錢。
弘治十六年以後，鑄弘治錢。
至世宗嘉靖六年，大鑄嘉靖錢。
每文重一錢三分，且補鑄累朝未鑄者。
三十二年，鑄洪武至正德九号錢，每号百萬錠。
嘉靖錢千萬錠，一錠五千文。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曰：明初，錢法專屬工部寶源局，虞衡司員外郎監督其事。
至天啟二年，始增設戶部寶泉局，以右侍郎督理之，名錢法堂，加爐鑄造，以濟軍興。
其政屬于戶部，而工部之所鑄微矣。
（《續文獻通考》卷一一《錢币考》） 崇祯中，私鑄之禁不嚴。
且許各鎮自鑄，錢式不一，濫惡已甚。
每銀至易五六千文，物價不定，生計維艱。
亦當時緻亂之一端。
傅維鱗《明書&bull食貨志》曰：“崇祯中，内帑大竭，命各鎮有兵馬處皆開鑄，以資軍饷。
而錢式不一，盜鑄孔繁。
末年，每銀一兩，易錢五六千文。
錢有煞兒、大眼賊、短命官諸号&hellip&hellip臣等謹按，啟、祯時濫惡僞錢，尚有寬邊、大版、金燈、胖頭、歪脖、尖腳等号。
” （《續文獻通考》卷一一《錢币考》） 清初入關，懲于明季錢式濫惡，改鑄新朝之錢，務極厚重。
民間尊貴明代舊錢，而新鑄者反貶折以行。
乃禁明錢，新錢始得通行。
太祖初，鑄天命通寶錢，别以滿漢文為二品，滿文為一品，錢質較漢文一品為大。
天聰因之。
世祖定鼎燕京，大開鑄局，始定一品，于戶部置寶泉局，工部置寶源局。
順治通寶錢定制，以紅銅七成、白銅三成，搭配鼓鑄。
錢千為串，萬二千串為一卯，年鑄三十卯。
每錢重一錢，二年，增重二分。
定錢七枚準銀一分，舊錢倍之。
民間頗病錢貴，已更定十枚準一分。
各省鎮遵式開鑄。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五》） 乾隆中，始鑄青銅錢，謂之青錢，與黃錢并行。
道光以後，錢制始粗，銀價驟貴。
乾隆五年（1740年），定改鑄青錢。
浙江布政使張若震奏言：“錢價之貴，實由私毀&hellip&hellip訪之舊時爐匠，鹹雲：配合銅鉛，加入黑錫，即成青錢。
設有銷毀，但可改造樂器，難作小件，民間無利可圖。
”随令戶部試鑄，每紅銅五十斤，配合白鉛四十一斤八兩，黑鉛六斤八兩，再加點錫二斤，共為百斤，即鑄成青錢。
以所鑄錢複投爐内熔成銅斤，錘擊即碎，不能打造器皿。
猶恐不肖奸民将鉛錫提出，取銅獲利，複用接紅銅爐座镕試，每大錢四串，加火耗銀一兩有奇，分得紅銅五斤八兩，止值銅價銀一兩六錢。
較之原用工本，虧折甚多&hellip&hellip嗣後戶工二局，應照式鑄造青錢，與見在黃錢相兼行使&hellip&hellip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六《錢币考》） 乾隆時，于新疆、西藏，鑄造小銀币通行，永用乾隆年号。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回部平，頒式于葉爾羌，鑄乾隆通寶，枚重二錢。
幕鑄葉爾羌名，左滿文，右回文，用紅銅并毀舊普爾錢充鑄。
越二年，阿克蘇請鑄如葉爾羌例。
複允西藏開鑄銀錢，重一錢與五分二種，文曰乾隆寶藏，幕用唐古忒字，邊郭識年份。
以上二類錢，第行之回藏，内地不用。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五》）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令回部鑄錢，永用乾隆年号。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五》） 鹹豐中，以财政困竭，錢不敷用，鑄用大錢，流弊無窮。
至光緒中，始盡廢。
文宗即位，四川學政何紹基力請行大錢，以複古救時&hellip&hellip大錢當千至當十，凡五等，重自二兩遞減至四錢四分。
當千、當五百，淨銅鑄造，色紫。
當百、當五十、當十，銅鉛配鑄，色黃。
百以上文曰鹹豐元寶，以下曰重寶，幕滿文局名。
四年，以乏銅，兼鑄當五鐵錢及制錢。
已而更鑄鉛制錢&hellip&hellip大錢當千、當五百，以折當過重，最先廢。
當百、當五十繼廢。
鐵錢以私票梗之，而亦廢，乃專行當十錢。
盜鑄叢起，死罪日報而不為止。
錢亦漸惡，雜私鑄中，不複辨。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五》） 清季，始仿外洋鑄造當十銅币，物價因之提高，而制錢盡由洋商收買銷毀。
後以銅輸入，獲倍利。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hellip&hellip京師以制錢少，行當十錢如故。
三十二年（1906年），鑄銅币，當十錢民不樂用，于是創鑄銀銅圓&hellip&hellip銅圓鑄始閩廣，江蘇繼之&hellip&hellip總廠拟鑄之币凡三品，曰金、曰銀、曰銅。
最先鑄銅币，自當制錢二十降至當二，自重四錢降而四分，凡四種，文視直省小異大同，直省曰光緒元寶。
總廠初同直省，嗣定曰大清銅币，皆識某所造，幕皆龍文，紫銅鑄。
直省間亦用黃銅。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五》） 丙 鈔 有明一代，皆用洪武寶鈔，鈔多錢少，值不相侔。
洪武季年，鈔即不行，雖許納商稅，仍須貶值，一貫隻值三厘。
刑律論贓，猶以鈔計不改，最為可笑。
崇祯中，複議行鈔，且欲用銅鈔，終不能行。
鈔法之興，因于前代未以銀為币，而患錢之重，乃立此法&hellip&hellip今日上下皆銀，輕裝易緻，而楮币自無所用。
故洪武初，欲行鈔法，至禁民間行使金銀，以奸惡論，而卒不能行。
及乎後代，銀日盛而鈔日微，勢不兩行，灼然易見。
乃崇祯之末，倪公元潞掌戶部，必欲行之，其亦未察乎古今之變矣。
議者但言洪武間鈔法通行。
考之實錄，二十七年（1394年）八月丙戌，禁用銅錢矣。
三十年（1397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銀矣。
三十五年（1402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鈔者每石增五貫為十貫。
是國初造鈔之後，不過數年，而其法已漸壞不行，于是有奸惡之條，充賞之格，而卒亦不能行。
蓋昏爛倒換出入之弊，必至于此。
乃以鈔之不利，而并錢禁之，廢堅剛可久之貨，而行軟熟易敗之物，宜其弗順于人情，而卒至于滞閣。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一《鈔》） 洪武四年（1371年）&hellip&hellip有司責民出銅，民毀器皿輸官，頗以為苦。
而商賈沿元之舊，習用鈔，多不便用錢。
七年（1374年），帝乃設寶鈔提舉司。
明年，始诏中書造大明寶鈔，命民間通行。
以桑穰為料，其制方高一尺廣六寸，質青色，外為橫文花欄，橫題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
其上兩旁複為篆文八字，曰“大明寶鈔，天下通行”。
中圖錢貫，十串為一貫，其下雲“中書省奏準印造”。
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僞造者斬，告捕者賞銀二十五兩，仍給犯人财産。
若五百文則畫錢文為五串，餘如其制而遞減之。
其等凡六，曰一貫，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
每鈔一貫，準錢千文、銀一兩；四貫，準黃金一兩。
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罪之。
以金銀易鈔者聽&hellip&hellip商稅兼收錢鈔，錢三鈔七。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惠帝建文四年十一月（明成祖已即位，稱洪武三十五年）&hellip&hellip戶部尚書夏原吉言：“鈔闆歲久，篆文銷乏，且皆洪武年号。
明年改元永樂，宜并更之。
”帝曰：“闆當易則易，不必改為永樂。
朕遵太祖成憲，雖永用洪武可也。
”自後終明世，皆用洪武年号。
（《續文獻通考》卷一○《錢币考》） 民卒輕鈔。
至宣德初，米一石用鈔五十貫&hellip&hellip嘉靖四年（1525年），令宣課分司收稅，鈔一貫折銀三厘，錢七文折銀一分。
是時鈔久不行，錢亦大壅，益專用銀矣。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清初，軍費不支，又行鈔貫之制。
未幾即停。
順治八年（1651年），行鈔貫之制。
是年始造鈔一十二萬八千一百七十二貫有奇，自後歲以為額。
至十八年，即行停止。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三《錢币考》） 鹹豐軍興，鈔與大錢并行，鈔尤沮滞。
鹹豐二年（1852年）&hellip&hellip是時銀虧錢匮，重而軍需、河饷，糜帑二千數百萬，籌國計者率以行官票請。
次年，命戶部集議。
惠親王等請饬部制造錢鈔，與銀票相輔并行。
票鈔制以皮紙，額題“戶部官票”，左滿右漢，皆雙行；中标二兩平足色銀若幹兩，下曰“戶部奏行官票。
凡願将官票兌換銀錢者，與銀一律。
并準按部定章程，搭交官項。
僞造者依律治罪。
”邊文龍，鈔額題“大清寶鈔”，漢字平列，中标準足制錢若幹文。
旁八字為“天下通寶，平準出入”。
下曰：“此鈔即代制錢行用，并準按成交納地丁錢糧一切稅課捐項，京外各庫一概收解。
”邊文如票&hellip&hellip僞造鈔票斬監候。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五》） 鈔法初行，始而軍饷，繼而河工，搭放皆稱不便，民情疑阻。
直省搭放五成，以款多抵撥，既艱搭放，遂不複肯搭收。
民間得鈔，積為無用。
京師持鈔入市，非故增直即匿貨。
持向官号商鋪，所得皆四項大錢，不便用。
故鈔行而中外兵民病之。
其後京師以官号七折錢發鈔，直益低落，至減發亦窮應付，鈔遂不能行矣。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五》） 清季，外國銀行自由發行紙币，自設大清銀行。
始仿制銀券，民間終信銀不信券，故券之發行不多。
4.茶法 甲 明代茶法 明代茶法有引，茶與引離者為私茶，其禁至嚴。
官吏販茶者尤嚴，出境者死罪。
初，太祖令商人于産茶地買茶，納錢請引。
引茶百斤，輸錢二百。
不及引曰畸零，别置由帖給之&hellip&hellip後又定，茶引一道輸錢千，照茶百斤；茶由一道輸錢六百，照茶六十斤。
既又令納鈔，每引由一道，納鈔一貫。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無由引及茶引相離者，人得告捕。
置茶局批驗所較稱，茶引不相當，即為私茶，凡犯私茶者與私鹽同罪。
私茶出境，與關隘不譏者，并論死。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洪武初定令，凡賣茶之地，令宣課司三十取一。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明有官茶，以易青海、西藏之馬，名曰茶馬。
洪武四年（1371年），戶部言：“陝西漢中、金州、石泉、漢陰、平利、西鄉諸縣，茶園四十五頃，茶八十六萬餘株；四川巴茶三百十五頃，茶二百三十八萬餘株。
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
無主茶園，令軍士薅采，十取其一，以易番馬。
”從之。
于是諸産茶地設茶課司，定稅額，陝西二萬六千斤有奇，四川一百萬斤。
設茶馬司于秦、洮、河、雅諸州，自碉門、黎雅抵朵甘、烏思藏，行茶之地，五千餘裡。
山後歸德諸州，西方諸部落，無不以馬售者。
碉門、永甯、筠連所産茶，名曰剪力、粗葉，惟西番用之&hellip&hellip四川茶鹽都轉運使言：“宜别立茶局，征其稅。
易紅纓、氈衫、米、布、椒、蠟，以資國用&hellip&hellip”于是永甯、成都、筠、連皆設茶局矣。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洪武十六年（1383年）八月，定永甯以茶易馬之價。
先是，河州茶馬司定例，凡上馬一匹，給茶四十斤；中三十斤，下二十斤。
至是，命永甯如河州之例。
至十七年五月，又定烏撒、烏蒙、東川、芒部馬一匹，給茶一百斤。
（《續文獻通考》卷二二《征榷考五》） 初制，長河西等番商，以馬入雅州易茶，由四川岩州衛入黎州，始達茶馬司。
定價馬一匹，茶千八百斤，于碉門茶課司給之。
番商往返迂遠，而給茶太多。
岩州衛以為言，請置茶馬司于岩州，而改貯碉門茶于其地，且驗馬高下以為茶數。
诏茶馬司仍舊，而定上馬一匹給茶百二十斤，中七十斤，駒五十斤。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制金牌信符，命曹國公李景隆赍入番，與諸番要約&hellip&hellip運茶五十餘萬斤，獲馬萬三千八百匹。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乙 清代茶法 清沿明制，仍用茶引。
四川之茶，有腹引、邊引、土引之分。
我國産茶之地，惟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兩湖、雲貴為最。
明時茶法有三：曰官茶，儲邊易馬；曰商茶，給引征課；曰貢茶，則上用也。
清因之，于陝甘易番馬。
他省則召商發引納課，間有商人赴部領銷者，亦有小販領于本籍州縣者。
又有州縣承引，無商可給，發種茶園戶經紀者。
戶部寶泉局鑄刷引由，備書例款，直省預期請領，年辦年銷。
茶百斤為一引，不及百斤謂之畸零，另給護帖。
行過殘引皆繳部。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五》） 凡僞造茶引，或作假茶與販，及私與外國人買賣者，皆按律科罪。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五》） 順治&hellip&hellip元年，定與西番易馬。
每茶一篦重十斤，上馬給茶篦十二，中馬給九，下馬給七。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征榷考》） 司茶之官，初沿明制，陝西設巡視茶馬禦史五&hellip&hellip尋改差部員。
又令甘肅巡撫兼轄，後歸總督管理。
四川設鹽茶道，江西設茶引批驗大使，隸江甯府。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五》） 陝甘發西甯、甘州、莊浪三茶司&hellip&hellip每引納官茶五十斤，餘五十斤由商運售作本，每百斤為十篦，每篦為二封，共征本色茶十六萬六千四百八十篦。
改折之年，每封征折銀三錢，其原不交茶者，則征價銀共五千七百三十兩有奇。
亦有不設引，止于本地行銷者，由各園戶納課，共征銀五百三十兩有奇。
四川有腹引、邊引、土引之分，腹引行内地，邊引行邊地，土引行土司。
而邊引又分三道，其行銷打箭爐者曰南路邊引，行銷松潘廳者曰西路邊引，行銷邛州者曰邛州邊引。
皆納課稅，共課銀萬四千三百四十兩，稅銀四萬九千一百七十兩各有奇。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五》） 5.鹽法 甲 明代鹽法 明代鹽有專官，兩淮、兩浙且以禦史巡鹽。
鹽之行銷，有引有岸，鹽商由此而興，蓋由商認稅也。
太祖初起，即立鹽法，置局設官，令商販鬻，二十取一，以資軍饷&hellip&hellip丙午歲，始置兩淮鹽官；吳元年，置兩浙。
洪武初，諸産鹽地次第設官。
都轉運鹽使六，曰兩淮，曰兩浙，曰長蘆，曰山東，曰福建，曰河東。
鹽課提舉司七，曰廣東，曰海北，曰四川，曰雲南。
雲南提舉司凡四，曰黑鹽井、白鹽井、安甯鹽井、五井。
又陝西靈州鹽課司一。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兩淮所轄分司三，曰泰州、淮安、通州。
通州批驗所二，曰儀真、淮安。
鹽場三十&hellip&hellip各鹽課司一&hellip&hellip洪武時，兩淮歲辦大引鹽三十五萬三千餘引。
孝宗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
神宗萬曆時同（每引四百斤為大引，二百斤為小引）。
其鹽行直隸之應天、甯國、太平、揚州、鳳陽、廬州、安慶、池州、淮安九府，滁、和二州，江西、湖廣二布政司，河南之河南、汝甯、南陽三府及陳州。
至英宗正統二年，貴州亦食淮鹽。
憲宗成化十八年，湖廣、衡州、永州改行海北鹽。
武宗正德二年，江西贛州、南安、吉安改行廣東鹽&hellip&hellip兩浙所轄分司四，曰嘉興、松江、甯紹、溫台；批驗所四，曰杭州、紹興、嘉興、溫州；鹽場三十五&hellip&hellip各鹽課司一&hellip&hellip洪武時，兩浙歲辦大引鹽二十二萬四百餘引。
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
萬曆時同。
其鹽行浙江及直隸之松江、蘇州、常州、鎮江、徽州五府及廣德州，江西之廣信府&hellip&hellip長蘆所轄分司二，曰滄州、青州；批驗所二，曰長蘆、小直沽；鹽場二十三，各鹽課司一。
洪武時，歲辦大引鹽六萬三千一百五十三引有奇。
弘治時，改辦小引鹽一十八萬八百餘引。
萬曆時同。
其鹽行北直隸及河南之彰德、衛輝二府&hellip&hellip河東所轄解鹽，初設東場分司于安邑。
永樂時，增設西場于解州&hellip&hellip弘治二年，增置中場分司&hellip&hellip洪武時，歲辦小引鹽三十萬四千斤。
弘治時，增八萬引。
萬曆中，又增二十萬引。
其鹽行陝西之西安、漢中、延安、鳳翔四府，河南之歸德、懷慶、河南、汝甯、南陽五府及汝州，山西之平陽、潞安二府，澤、沁、遼三州&hellip&hellip穆宗隆慶中，延安改食靈州池鹽。
愍帝崇祯中，鳳翔、漢中二府亦改食靈州鹽&hellip&hellip廣東所轄鹽場十四&hellip&hellip海北所轄鹽場十五&hellip&hellip各鹽課司一。
洪武時，廣東歲辦大引鹽四萬六千八百餘引，海北二萬七千餘引。
弘治時，廣東如舊，海北一萬九千四百餘引。
萬曆時，廣東小引生鹽三萬二百餘引，熟鹽三萬四千六百餘引，海北小引正耗鹽一萬二千四百餘引。
鹽行廣州、肇慶、惠州、韶州、南雄、潮州六府。
海北鹽行廣東之高、雷、廉、瓊四府，湖廣之桂陽、郴二州，廣西之桂林、柳州、梧州、浔州、慶遠、南甯、平樂、太平、思明、鎮安十府，田、龍、泗城、奉議、利五州&hellip&hellip山東所轄分司二，曰膠萊、濱樂；批驗司一，曰泺口；鹽場十九&hellip&hellip各鹽課司一。
洪武時，歲辦大引鹽一十四萬三千三百餘引。
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
萬曆時，為九萬六千一百餘引。
其鹽行山東、直隸徐、邳、宿三州，河南開封府。
後開封改食河東鹽&hellip&hellip福建所轄鹽場七&hellip&hellip各鹽課司一。
洪武時，歲辦大引鹽一十萬四千五百餘引。
弘治時，增七百餘引。
萬曆時，減一千引&hellip&hellip其鹽行境内&hellip&hellip陝西靈州有大小鹽池，又有漳縣及西和鹽井。
洪武時，靈州歲辦鹽二百八十六萬七千四百餘斤，漳縣五十一萬五千六百餘斤，西和一十三萬一千五百餘斤。
弘治時同。
萬曆時，三處共辦一千二百五十三萬七千六百餘斤。
其鹽行陝西之鞏昌、臨洮二府及河州。
（《續文獻通考》卷二○《征榷考三》） 四川鹽井轄鹽課司十七，洪武時，歲辦鹽一千一十二萬七千餘斤。
弘治時，辦二千一十七萬六千餘斤。
萬曆中，九百八十六萬一千餘斤。
鹽行四川之成都、叙州、順慶、保甯、夔州五府，潼川、嘉定、廣安、雅、廣元五州縣&hellip&hellip雲南黑鹽井轄鹽課司三，白鹽井、安甯鹽井各轄鹽課司一，五井轄鹽課司七。
洪武時，歲辦大引鹽萬七千八百餘引。
弘治時，各井多寡不一。
萬曆時，與洪武同。
鹽行境内。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松江李雯論：“鹽之産于場，猶五谷之生于地，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
”又曰：“天下皆私鹽，則天下皆官鹽也。
”此論鑿鑿可行&hellip&hellip餘于鹽法&hellip&hellip引杜子美詩雲：“蜀麻吳鹽自古通。
”又曰：“風煙渺吳蜀，舟楫通鹽麻。
”又曰：“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荊門。
”若如今日之法，各有行鹽地界，吳鹽安得至蜀哉。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行鹽》） 行鹽地分有遠近之不同。
遠于官而近于私，則民不得不買私鹽。
既買私鹽，則興販之徒必興，于是乎盜賊多而刑獄滋矣&hellip&hellip餘少居昆山、常熟之間，為兩浙行鹽地，而民間多販淮鹽，自通州渡江，其色青黑，視官鹽為善。
及遊大同，所食皆番鹽，堅緻精好。
此地利之便，非國法之所能禁也。
明知其不能禁，而設為巡捕之格，課以私鹽之獲，每季若幹，為一定之額，此掩耳盜鈴之政也。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行鹽》） 明有開中之制，商人納糧或馬以易鹽引，所以濟軍糧轉運之艱。
中葉以後，此制遂廢。
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辛巳，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長蘆運至太和嶺，路遠費重。
若令商人于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鬥者，俱準鹽一引，引二百斤。
商人鬻畢，即以原給引自赴所在官司繳之。
如此則轉輸之費省，而軍儲充矣。
”從之。
此中鹽之法所自始。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行鹽》） 有明鹽法，莫善于開中&hellip&hellip召商輸糧而與之鹽，謂之開中。
其後各行省邊境，多召商中鹽，以為軍儲，鹽法邊計相輔而行。
（洪武）四年（1371年），定中鹽例，輸米&hellip&hellip諸倉，計道裡近遠自五石至一石有差。
先後增減則例不一，率視時緩急，米直高下，中納者利否&hellip&hellip編置勘合及底簿，發各布政司及都司衛所&hellip&hellip書所納糧及應支鹽數，赍赴各轉運提舉司。
轉運諸司亦有底簿，比照勘合相符，則如數給與。
鬻鹽有定所，刊諸銅版。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開中解鹽與海鹽異。
海鹽非一所，此不足則取之彼，可以通融辏補。
解鹽惟一池，不幸而歲多霖雨，風不自南，則歲不及額矣。
竊聞近年以來，商賈中納解鹽之法，已逾十歲額，守支待次至十數年。
一遇兵荒，官府有所措置，召商中納，患其折閱，多不肯應。
（丘浚《大學衍義》補卷二八） 宣德元年（1426年）&hellip&hellip戶部尚書郭敦言：“&hellip&hellip洪武中，中鹽客商年久物故，代支者多虛冒。
請按引給鈔十錠。
”帝從之，而命倍給其鈔。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正統三年（1438年），甯夏總兵官史昭&hellip&hellip奏請納馬中鹽，上馬一匹與鹽百引，次馬八十引&hellip&hellip中馬之始，驗馬乃掣鹽。
既而納銀于官以市馬，銀入布政司，宗祿、屯糧、修邊、振濟，展轉支銷，銀盡而馬不至，而邊儲亦自此告匮矣。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明代鹽之産銷，其數略可尋求，歲課四百餘萬。
兩淮占其半額，揚州鹽商之盛，他處不能比。
自嘉靖迄乾隆之末，揚州繁華，亘二百餘年，與世風日趨奢侈，至有關系。
兩淮&hellip&hellip所輸邊，甘肅、延綏、甯夏、宣府、大同、遼東、固原、山西、神池諸堡，上供光祿寺神宮鹽、内官鹽，歲入太倉餘鹽銀六十萬兩。
兩浙&hellip&hellip所輸邊，甘肅、延綏、甯夏、固原、山西、神池諸堡，歲入太倉餘鹽銀十四萬兩&hellip&hellip河間長蘆&hellip&hellip所輸邊，宣府、大同、薊州，上供郊廟百神祭祀、内府羞膳及給百官有司，歲入太倉餘鹽銀十二萬兩。
山東&hellip&hellip所輸邊，遼東及山西、神池諸堡，歲入太倉餘鹽銀五萬兩。
福建&hellip&hellip歲入太倉銀二萬二千餘兩。
河東&hellip&hellip歲入太倉銀四千餘兩，給宣府鎮及大同代府祿糧，抵補山西民糧銀共十九萬兩有奇。
陝西靈州&hellip&hellip歲解甯夏、延綏、固原饷銀三萬六千餘兩。
廣東&hellip&hellip海北&hellip&hellip歲入太倉鹽課銀萬一千餘兩。
四川&hellip&hellip歲解陝西鎮鹽課銀七萬一千餘兩。
雲南&hellip&hellip歲入太倉鹽課銀三萬五千餘兩。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兩淮鹽課幾二百萬，可當漕運米直全數。
天下各鹽運，兩淮課居其半，兩浙次之，長蘆次之。
福建無巡禦，以行無遠地。
河東場無運官，以出有專所，廣場兼之，故巡運俱無。
清理鹽法都台止一員，統治長蘆、淮、浙。
兩淮引鹽開中七十萬五千二百引，又折色銀一千八百三十兩。
長蘆開中八萬八百引，折布一萬一千二百六十匹。
河東開中四十二萬引，山東開中八萬三千一百引，折色銀九百兩，折布四萬六千六十匹。
兩浙賣銀六萬四千三百四十二兩。
福建賣銀一萬二千二百餘兩，折米五千八百石。
四川開中一十萬六千八百引；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折米二千四百石，每百二十斤折米麥一石。
雲南開中五萬三千引，折銀五千兩。
廣東折銀二萬五千二百兩，海北折銀三千二百兩，靈州開中五萬九千四百引，西和漳縣折銀一千六百二十兩。
（徐學聚《國朝典彙》卷九六《戶部一○&bull鹽法》） 乙 清代鹽法 清沿明制，鹽岸分劃，尤不近理。
清之鹽法，大率因明制而損益之。
蒙古、新疆多産鹽地，而内地十一區尤有裨國計。
十一區者，曰長蘆，曰奉天，曰山東，曰兩淮，曰浙江，曰福建，曰廣東，曰四川，曰雲南，曰河東，曰陝甘。
長蘆舊有二十場，後裁為八，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太祖祖訓曰：“日本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不許興兵緻伐。
然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
故立三市舶司，設提舉官。
” （傅維鱗《明書》卷八三《食貨志三》） 洪武初，設市舶司于太倉黃渡。
尋改于浙江、福建、廣東設三市舶司。
三年（1370年）二月，罷太倉黃渡市舶司，凡番舶至太倉者，命軍衛有司封籍其數，送赴京師&hellip&hellip尋複設市舶司于甯波、泉州、廣州。
甯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占城、暹羅、西洋諸國。
（《續文獻通考》卷二六《市籴考二》） 初，以太倉為六國馬頭。
旋以近京師，恐生他變，遂徙之甯波諸處，而以按察司主其事。
旋改提舉。
（傅維鱗《明書》卷八三《食貨志三》） 琉球、占城諸國&hellip&hellip任其時至入貢。
惟日本&hellip&hellip獨限其期為十年，人數為二百，舟為二艘。
以金葉勘合表文為驗，以防詐僞侵轶。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洪武二年（1369年）九月，定朝貢附至番貨，欲與中國貿易者，官抽六分，給價償之，仍免其稅&hellip&hellip明律曰：“凡泛海客商舶船到岸，将貨物盡實報官抽分，不得停搨沿港土商、牙儈之家。
違者有罪。
” （《續文獻通考》卷二六《市籴考二》） 永樂三年（1405年），以諸番貢使益多，乃置驿于福建、浙江、廣東三市舶司以館之，福建曰來遠，浙江曰安遠，廣東曰懷遠。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永樂六年（1408年）正月，設交阯雲南市舶司。
（《續文獻通考》卷二六《市籴考二》） 王圻曰：“&hellip&hellip貢舶與市舶一事也。
凡外夷貢者，皆設市舶司領之，許帶他物，官設牙行與民貿易，謂之互市。
是有貢舶即有互市，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矣。
” （《續文獻通考》卷二六《市籴考二》） 牙稅 明代牙錢，稅及羅段、紙張、鐵鍋、顔色等行貨，與清代不同。
景泰二年（1451年），令順天府及大興、宛平二縣，俱集各行，依時估計物貨價值，照舊折收鈔貫&hellip&hellip其收稅則例，上等羅段每疋稅鈔牙錢鈔塌房鈔各二十五貫，中等羅段每疋稅鈔牙錢鈔塌房鈔各一十五貫，下等羅段每疋稅鈔牙錢鈔塌房鈔各一十貫。
上等紗绫錦每疋，青紅紙每一千張，篦子每一千個，稅鈔牙錢鈔塌房鈔各六貫七百文。
中等紗绫錦每疋，細羊羔皮襖每領，黃牛真皮每張，扇骨每一千把，稅鈔牙錢鈔塌房鈔各五貫。
青三梭布每疋，紅油紙每八千張，冥衣紙每四千張，鐵鍋每套四口，藤黃每斤，稅鈔牙錢鈔塌房鈔各四貫&hellip&hellip其餘估計未盡物貨，俱照價直相等則例收納。
其進塌房鈔并抽分布疋及按月該納房鈔，俱為免除。
（《大明會典》卷三五） 稅監 萬曆中有稅監之設，旋複停止。
然崇文門之稅，始終為太監管之，收入皆歸皇室。
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十月，始命中官榷稅通州。
是後各省皆設稅使，群臣屢谏不聽。
（《續文獻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一》） 榷稅之使，自二十六年（1598年）千戶趙承勳奏請始。
高寀于京口，暨祿于儀真，劉成于浙，李鳳于廣州，陳奉于荊州，馬堂于臨清，陳增于東昌，孫隆于蘇杭，魯坤于河南，孫朝于山西，邱乘雲于四川，梁永于陝西，李道于湖口，王忠于密雲，張晔于盧溝橋，沈永壽于廣西，或征市舶，或征店稅，或專領稅務，或兼領開采。
奸民納賄于中官，辄給指揮千戶劄，用為爪牙。
水陸行數十裡，即樹旗建廠，視商賈懦者，肆為攘奪，沒其全資。
負戴行李，亦被搜索。
又立土商名目，窮鄉僻塢，米鹽雞豕，皆令輸稅，所至數激民變。
帝率庇不問。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hellip&hellip戶部尚書趙世卿&hellip&hellip言：“崇文門、河西務、臨清、九江、浒墅、揚州、北新、淮安各鈔關，征本折約三十二萬五千餘兩，萬曆二十五年增銀八萬二千兩，此定額也。
乃二十七年以後，曆歲減縮。
至二十九年，總解二十六萬六千餘兩。
究厥所由，則以稅使苛斂，商至者少，連年稅使所供，即此各關不足之數也。
”疏入不省&hellip&hellip九門稅尤苛，舉子皆不免，甚至擊殺觐吏。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乙 清之征榷 清代商稅，多沿明制而屢增其額。
海關厘金為新制，蔚為國課大宗。
清興，首除煩苛，設關處所，多依明制。
自海禁開，常關外始建洋關，而厘局之設，洋藥之征，亦相繼而起，三者皆前代所無&hellip&hellip至印花稅、煙酒加征，均試行旋罷。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常關 常關有屬于戶部者，為崇文門、左翼、右翼、坐糧廳、淮安、浒墅、揚州、蕪湖、西新、鳳陽、江海、天津、臨清、九江、贛關、北新、浙海、閩海、太平、粵海、山海、張家口、殺虎口、歸化城等二十四處。
屬于工部者，為龍江、蕪湖、宿遷、臨清磚版閘、南新等五處。
海通以前，海關亦在常關之列。
康熙元年（1662年），移設河西務于天津，更名天津關。
更定各關兼差滿漢官筆帖式各一，由六部咨送輪掣。
停蒙古漢軍差，其張家、殺虎二口，專差滿蒙官。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康熙五年（1666年），命各關稅均交地方官管理&hellip&hellip惟兩翼、張家口、殺虎口如故，隻差戶部司員。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始開江、浙、閩、廣海禁，于雲山、甯波、漳州、澳門設四海關，關設監督，滿漢各一筆帖式，期年而代。
定海稅則例，免海口内橋津地方抽稅。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增定浙閩二海關稅則。
尋又申禁洋船不準收泊浙海，有駛至者，仍令回粵貿易納稅。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定外番商貨至回部貿易者三十抽一，皮貨二十抽一。
回商往外番貿易二十抽一，皮貨十之一。
其牲畜貨物不及抽分之數，視所值折算。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嘉慶四年各關赢餘額簡表 嘉慶九年（1804年），複增定各關赢餘額數，浙海四萬四千，西新三萬三千，九江三十六萬七千，浒墅二十五萬，淮安十三萬一千&hellip&hellip道光十年（1830年），定各關盈餘銀以六成為額内，四成為額外，核其溢額、绌額，分别功過例。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光緒十七年（1891年），歲入&hellip&hellip常稅二百五十五萬八千四百一十兩。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洋關 南埠初隻五口，後侵略者随時增索，亦有自行開埠者，商埠之設，幾遍内地。
各關監督多由實缺道員兼任，唯閩海由福州将軍兼之，粵海由内務府派充。
關稅出入口稅，初俱定值百抽五，子口則納半稅。
數十年間，物價屢漲，而稅則如故。
關稅征收，由外籍稅務司司之，英人赫德為總稅務司。
自後唯英人得當此任，以擔保借款賠款之故。
稅款支撥，皆由總稅司掌管，中央所設稅務處，竟不能過問。
洋關之設，自五口通商始。
前此雖有洋商來粵貿易，惟遵章向常關納稅而已。
道光&hellip&hellip二十二年（1842年）秋，英人要求通商口岸，允于沿海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五口開埠通商。
明年（1843年），定洋貨稅則值百征五&hellip&hellip洋貨進口，按則輸納後，由華商運入内地，所過稅關，隻照估價若幹，每兩加稅不過某分。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鹹豐八年（1858年），複定英約&hellip&hellip一，子口稅按值百抽二五。
如願一次輸納，洋貨在進口土貨在經過第一關納稅給票後，他口不再征。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鹹豐十一年（1861年）&hellip&hellip定長江及各口通商章程。
洋貨入江于上海納正稅及子口稅，土貨出口納出口稅。
複進口時，完一正稅準扣二成，若完半稅不扣二成，再入内地仍照納稅厘。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hellip&hellip先是，商約大臣盛宣懷、聶緝椝等言：“稅務司赫德籌拟洋貨進口稅，援照洋藥稅厘并征之法，核估時值。
按正稅子口稅七二五統加厘金一倍，為值百抽十五，由海關并征，以免各處厘局留難紛雜，貨可暢銷，洋商或可允從。
并拟出口土貨向完半稅者，改完厘金，以抵洋貨厘捐，改歸海關并征之數，于各省厘金亦無所損&hellip&hellip”至是，始與英定裁厘加稅之約。
一，約款照行時，中國允除現有各常關外，向設各厘卡及抽類似厘捐之關概行裁撤。
一，英允于進口洋貨增至切實值百抽五，加一額外倍半之稅，以抵撤厘金子口稅及各項稅捐。
至土貨出口稅總數，不得逾值百抽七五之數&hellip&hellip尋與美、日、大西洋各國均定此約，卒以事費調查，迄未能實行也。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自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裁撤台南、淡水、漢城各關外，為關二十七。
宣統三年（1911年），續增南甯、梧州、三水、嶽州、福海、吳淞、金陵、膠海、騰越、江門、安東、大東溝、大連、濱江、滿洲裡、綏芬河、愛芬、三姓、珲春、延吉等，為關四十七。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凡華洋輪船貨稅經征之關二十有七。
常關兼收者，直隸津海關、山海關，山東東海關，江蘇江海關、鎮江關，安徽蕪湖關，江西九江關，福建閩海關，浙江浙海關，廣東粵海關，及所屬潮州、瓊州、北海等關。
設關專收者，江蘇蘇州關，浙江瓯海關、杭州關，湖北江漢關、宜昌關、沙市關，四川重慶關，廣西鎮南關、梧州關，雲南蒙自關、思茅關，甘肅嘉峪關，廣東九龍關、拱北關。
（《大清會典》卷二三） 先是，土藥各稅列入進口。
同治十二年（1873年），始列專款，合計洋關歲征各稅鹹豐末年隻四百九十餘萬。
同治末年，增至千一百四十餘萬。
光緒十三年（1887年），兼征洋藥厘金，增為二千五十餘萬。
三十四年（1908年），增至三千二百九十餘萬。
宣統末年，都三千六百十七萬有奇，為歲入大宗雲。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宣統四年預算歲入關稅簡表 *附注本表據宣統四年《全國歲入歲出總預算表》而作，凡洋關皆有稅務司，分海關常關兩種。
此表所列非洋關者以*别之。
凡《史稿》所列洋關為此表所無者，為潮州、瓊州、北海、九龍、拱北、梧州、三水、福海、吳淞、江門、大東溝、濱江、滿洲裡、綏芬河、愛芬、三姓、延吉十七關。
厘金 厘金，鹹豐初雷以納錢江之議，行之揚州，商貨每百錢抽一錢。
故謂之厘金。
郭嵩焘行之湖南，為曾軍的饷，本定軍事告終，即行停止。
後各省通設厘金，至清亡不改。
且有鹽厘、肉厘、米谷厘、棉布稅厘等。
雖隻抽一厘甚輕，然遇卡即須上納，一厘成為數分矣。
清季議加關稅，外人堅持必須裁厘，緻關稅無從增加也。
鹹豐初年，江甯布政使雷以主江南饷事。
遂擢副都禦史，開府邵伯埭。
采歸安諸生錢江之議，行厘捐，每百文抽一文，此為厘金作俑之始。
所取廉，所入巨，是以商賈不病，兵氣遂揚。
曾胡踵之，事平不去，且增至每百抽三文。
江浙二省，歲抽各約三四百萬，可不謂之巨款耶。
其後卡若栉比，法若凝脂，一局多卡，一卡多人，隻雞尺布，并計起捐&hellip&hellip商民以什輸，公家所入三四而已，其六七皆官私所耗費而魚肉之。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九《征榷考》） 厘金抽捐，創始揚州一隅，後遂推行全國。
鹹豐三年（1853年），刑部右侍郎雷以治軍揚州，始于仙女廟等鎮創辦厘捐。
是年蘇常疊陷，丁漕無收，乃設厘局于上海，借資接濟。
又設江北厘捐，歸大營糧台經理。
五年（1855年），江西設六十五局卡，湖北設四百八十餘局卡，湖南亦設城内外總分各局。
江蘇揚、常、鎮各府屬添設小河口、普安、新港、三江營、荷花池五局&hellip&hellip六年（1856年），盛京抽收商貨及糧石捐，值百抽一。
吉林亦如之，烏魯木齊之吐番亦抽收棉花厘金。
七年（1857年），設湖北厘金總局。
八年（1858年），定豫省厘捐&hellip&hellip是年，福建、廣西均設局卡，抽收貨厘。
九年（1859年），登、萊、青三府屬海口設局抽厘。
山西設籌饷局，收行商藥稅及百貨厘捐于各隘口，設七總卡及各分卡。
十年（1860年），以張家口辦理厘金不善，激成事變&hellip&hellip兩江總督曾國藩，以湘軍援鄂，請于長沙設東征局&hellip&hellip凡貨物皆于本省厘金外，加抽半厘，允之&hellip&hellip十一年（1861年）&hellip&hellip安徽抽收厘金，設立正卡&hellip&hellip并設分卡、分巡五十九。
貴州亦設貨厘局于川楚鄰近之區。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同治三年（1864年）&hellip&hellip浙江定百貨厘捐值百抽九，浙東兩起兩驗，間卡抽收：貨值千文，起卡抽三十，驗卡減半，捐足兩起兩驗，不重征。
浙西則一起一驗，由第一卡并征，餘皆驗放。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hellip&hellip我國厘金不能知其确數，惟西人皆以為多于關稅。
然考曆年報告，則所入不過千三百餘萬兩，當關稅三分之一。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五○《征榷考二二》） 宣統四年預算歲入厘金簡表 洋藥厘稅并征 諱鴉片之名而稱洋藥，行銷内地，例收厘金。
外人屢以責難，用與議定厘稅并征，每百斤由海關收銀一百十兩，本為海軍經費，竟為海關扣抵他債，後又增為二百五十兩，以後洋藥輸入漸少矣。
鴉片輸入中國，其初概稱藥材&hellip&hellip乾隆中，海關則例仍附藥材入口，每擔稅銀三兩，又每包加稅二兩四分五厘。
顧其時輸額歲不過二百箱，都以葡人主販。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五一《征榷考二三》） 鹹豐七年（1857年），閩浙總督王懿德等，始有軍需緊要、暫時從權、量予抽捐之請，朝旨允行。
八年（1858年），與法定約，向來洋藥不準通商，現稍寬其禁，聽商貿易。
每百斤納稅銀三十兩，隻在口銷售，離口即屬中國貨物。
準華商運往内地，法商不得護送。
嗣與各國定約皆如之。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鹹豐九年（1859年）&hellip&hellip雲貴總督張亮基言：“滇省向無洋藥。
”上命先将所産土藥分别征收稅厘，不得以洋藥混土藥。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光緒七年（1881年），直隸總督李鴻章言：“洋藥既難驟禁，隻可先加稅厘，煙價增則吸者漸減，未始非徐禁示罰之意&hellip&hellip查洋藥由印度先到香港，然後分運各口。
奸商即于該港私相授受&hellip&hellip加捐易辦，偷漏難防。
拟于洋藥每百斤正稅三十兩外，加征八十兩，統計厘稅百一十兩。
土藥不論價之高下，每百斤征四十兩。
”帝用其議。
又以洋藥來自英商，命出使大臣曾紀澤與英确商。
至九年（1883年），始如前議定約，并在進口時輸納&hellip&hellip十三年（1987年），與葡定議在澳門協助中國征收運往各口之洋藥稅厘，一如英香港辦法。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宣統三年（1911年），度支部奏言：“&hellip&hellip洋藥進口已與英定約，稅厘并征，每百斤增收二百五十兩。
土藥亦須同時比例加稅。
查土藥價值不及洋藥三分之二，以征為禁，稅則無妨略重。
即照洋藥稅推算，定土藥百斤加征二百三十兩。
凡未禁運及本産本銷地方，即按新章征收。
”從之。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牙稅 清代牙行有牙帖，由布政司頒行，例有定額，不得擅增。
于是有帖者得長子孫，或以轉租同行。
瓜果菜蔬例禁牙行，而京師有之。
凡官牙定之以額，擇其人輸稅領帖，以充牙行，民間懋遷有無，評物價以助市政。
若瓜果菜蔬日用之物，私立牙行名色者，禁之。
屢禁州縣于定額之外私添牙帖，及胥役冒充為民害。
（王慶雲《熙朝紀政》卷六《紀雜稅》） 雍正十一年（1733年），饬令各省額設牙帖&hellip&hellip俱由藩司衙門頒發，不許州縣濫給&hellip&hellip近聞各省牙帖歲有增添&hellip&hellip嗣後，止将額内退帖頂補之處，查明換給。
再有新開集場應設牙行者，酌定名數給發，亦報部存案。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一《征榷考六》） 乾隆五年（1740年），議定清厘牙行之例：“向例每行認充經紀，取具同行互保一人，出具殷實良民甘結，該管官加結送司，給帖充應。
互結雖有殷實字樣，而互保之責成，未經議及。
今定鋪家拖累商人者，将本牙行帖追繳，勒限清還，仍行給與。
倘逾限不完，将互保之人一并更換。
牙行惟圖用錢，任鋪戶坑騙客商者，除逾限不完，将牙行革退外，仍将鋪戶責限追比。
其不足之項，令牙行賠補。
牙行侵吞客賬者，除逾期不完，将本行互保一體斥革外，仍将本牙責限追比。
其不足之項，令互保攤賠。
其追比之限期，案欠數之多寡酌定。
至于以後客之貨，挪補前客之欠；移弱客之貨，代償強客之欠，該互保先舉首，免其治罪，容隐者責令分賠。
牙行夥計人等，侵吞客賬，總照牙行侵吞之例，追帖賠補。
又&hellip&hellip議，各省衙門胥役，現在更名捏姓兼充牙行者，令地方官嚴查确實，即行追帖，勒令歇業。
并将胥役充補牙行之處，永行嚴禁。
倘不法胥役，仍敢更名捏姓兼充牙行，應照更名重役例治罪。
侵食客貨贻累商人者，發附近充軍，該管官照例議處，載入則例遵行。
”從之。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一《征榷考六》） 乾隆六年（1741年），革除牙行積弊。
戶部覆準河南巡撫雅爾圖奏稱：“&hellip&hellip各省貿易集場及零星口岸，于額設牙行之外，竟複有集主、包頭、攬頭名色，朋比攘據，任意勒索，實為商民之累&hellip&hellip應行令各省督撫，轉饬各該地方官，嚴查禁革&hellip&hellip”從之。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一《征榷考六》）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定湖廣漢口等鎮牙行稅額。
湖廣總督蘇昌議覆湖北布政使公泰條奏：“牙行所完牙稅，皆有上中下三等之殊。
江西牙稅上則納銀三兩，中則納銀二兩，下則納銀一兩。
湖北四通八達，漢口一鎮，更為九省通衢，商賈輻辏，不減江浙等省&hellip&hellip請将漢口草市、沙市、樊城、嶽家口等處牙行，按照上中下則，上行完稅銀二兩，中行完稅銀一兩，下行完稅銀五錢。
其餘僻邑村鎮，上行完稅銀一兩，中行完稅銀五錢，下行完稅銀三錢&hellip&hellip”從之。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一《征榷考六》）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hellip&hellip在京各項經紀，多寡不齊，一牙一帖，統計額缺八百九十一名，征輸稅銀一千五百三十一兩，例由順天府通判管理。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一《征榷考六》） 牙稅額簡表 牲稅 牲稅多歸知府兼管，所入甚豐，而報解則甚少。
順治二年（1645年），定凡貿易牲畜，按價值每兩納銀三分。
（《大清會典&bull事例》卷二四五） 乾隆六十年（1795年），覆準吉林伯都讷所屬孤榆樹地方，設稅務售賣牲畜等稅，每年征收銀三十二兩，作為定額&hellip&hellip又議準，孤榆樹地方，收征馬畜稅銀，以一百三十二兩作為定額。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六《征榷考一八》） 嘉慶十一年（1806年），議準山西額征畜稅銀每年四千六百兩七錢有奇，大同縣加征畜稅銀四十九兩九錢有奇。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六《征榷考一八》） 光緒二年（1876年），伊犁牲畜稅無定額，約歲征銀四千六七百兩。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七《征榷考一九》） 牲畜稅額簡表 3.币制 甲 銀 明初用鈔而禁金銀，惟定金、銀、錢、鈔、糧米五者比價。
未幾，鈔漸不行。
中葉以後，對外貿易驟興，白銀大量輸入，而民間始普遍使銀，金銀比價，由四增而為十。
萬曆之世，所收田賦全部折銀，遂為銀錢并用之制。
國初，所收天下田賦，未嘗用銀，惟坑冶之課有銀&hellip&hellip洪武二十四年，但有銀二萬四千七百四十兩。
至宣德五年，則三十二萬二百九十七兩，歲辦視此為率。
當日國家固不恃銀以為用也。
至正統三年，以采辦擾民，始罷銀課，封閉坑穴，而歲入之數不過五千有餘。
九年閏七月戊寅朔，複開福建、浙江銀場（原注，是年采納巳六萬七千一百八十兩）。
乃倉糧折輸變賣無不以銀。
後遂以為常貨。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一《銀》） 正統元年八月庚辰，命江南租稅折收金帛。
先是，都察院右副都禦史周铨奏：“&hellip&hellip請令該部會議&hellip&hellip于浙江、江西、湖廣、南直隸不通舟楫之處，各随土産折收布、絹、白金，赴京充俸&hellip&hellip”上曰：“祖宗嘗行之否？”尚書胡濙等對曰：“太祖皇帝嘗行于陝西，每鈔二貫五百文折米一石，黃金一兩折二十石，白金一兩折四石，絹一匹折一石二鬥，布一匹折一石。
各随所産，民以為便。
後又行于浙彙，民亦便之。
”上遂從所請，（原注：每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
）遠近稱便。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一《銀》） 每鈔一貫準錢千文、銀一兩，四貫準黃金一兩。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銀錢，大者七錢五分，夷名“黃币崎”。
次三錢六分，夷名“突唇”。
又次一錢八分，名“羅料厘”。
小者九分，名“黃料厘”。
俱自佛郎機攜來。
（張燮《東西洋考》卷五） 東洋呂宋，地無他産，夷人悉用銀錢易貨。
故歸船自銀錢外，無他攜來。
即有貨，亦無幾。
（《東西洋考》卷七） 錢用銀鑄造，字用番文，九六成色。
漳人今多用之。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三） 其曰番錢者則銀也，來自海舶，上有文如城堞，或有若鳥獸人物形者，泉漳通用之。
聞往時閩中巨室，皆擅海舶之利&hellip&hellip每一舶至，則錢貨充牣。
（王沄《漫遊紀略》卷一《閩遊紀&bull物産》） 清代沿明之舊，仍銀錢并行。
我朝銀錢兼權，實為上下通行之币&hellip&hellip（順治三年）又更定錢直，戶部議定：制錢行使，原系每七文準一分，錢價既重，小民交易不便。
應改為每十文準銀一分，永著為令。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三《錢币考一》） 雍正二年&hellip&hellip又禁直省收納錢糧銀匠估色之弊。
刑部尚書勵廷儀奏言：“&hellip&hellip臣等謹按直省解銀，由布政使起解者曰地丁銀，由運使起解者曰鹽課銀，由糧道起解者曰漕項銀，由關監督起解者曰關稅銀。
皆必傾熔成錠，然後起解。
其解銀之具曰鞘，每銀一千兩為一鞘&hellip&hellip《金史&bull食貨志》載：舊例，銀每錠五十兩&hellip&hellip一兩至十兩分五等。
此今日以重五十兩者為元寶，重十兩或五兩三兩者為中錠所由始也。
元至元三年，以銀五十兩鑄為錠，文以元寶&hellip&hellip又有揚州元寶、遼陽元寶等名色，此元寶命名之始。
蓋古者多以元寶之名鑄于錢面，自元以後，銀始蒙錢文元寶之稱，于是錢面始專鑄通寶矣。
”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五《錢币考三》） （乾隆）十三年&hellip&hellip以京師錢價昂，銀一兩僅易八百文&hellip&hellip上谕廷臣曰：“&hellip&hellip物之定直，以銀不以錢，而官民乃皆便錢不便銀。
趨利之徒，以使低昂為得計&hellip&hellip嗣是宜重銀。
凡直省官修工程，民間總直貨物皆以銀。
”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五》） 清代洋錢輸入愈多。
乾隆時，已通行于東南沿江沿海之地，粵中無論矣。
道光間&hellip&hellip華洋互市，以貨易銀，番船冒禁，歲漏出以千萬計&hellip&hellip而大髻、小髻、蓬頭、蝙蝠、雙柱、馬劍各種番銀，亦潛輸内地以規利，自閩廣通行至黃河以南。
而洋商複挾至各省海口，陽置貨而陰市銀，至洋銀日多，而紋銀日少而貴。
上患之，命粵督申嚴禁約，然所禁不及洋銀。
仿鑄之廣闆、福闆、杭闆、吳莊、行莊，耗華銀如故&hellip&hellip十七年，诏沿江沿海督撫、海關監管，饬屬嚴稽偷漏&hellip&hellip而海内銀卒耗竭，每兩易錢常至二千。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五》） 洋錢，粵中所用之銀不一種，曰連，曰雙鷹，曰十字，曰雙柱，此四種來自外洋；曰北流錠，曰镪，此二種出自近省，皆乾隆初年以前所用。
其後外洋錢有花邊之名，來自米時哥。
又有鬼頭之名，來自紅毛，亦謂之公頭。
夷國法，嗣王立，則肖其像于銀面。
史記所謂安息國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轉效嗣王面是也。
福公康安節制兩粵，爵嘉勇公，有司以公頭之名，犯公爵，禁之，令民間呼為番面錢。
以畫像如佛，故又号佛番。
南、韶、連、肇多用番面，潮、雷、嘉、瓊多用花邊。
粵中用錢，千敲百鑿，率皆爛闆。
其發江浙者，曰出艙光闆，無一椠痕。
每圓以廣平稱之，足重七錢二分。
以尋常通用爛錢易之，每圓加二三分、四五分不等。
仁和周南卿茂才，詠洋錢句雲：“一種假情留半面，十分難事仗圓光。
”寫得不黏不脫。
（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随筆》卷三《洋錢》） 光緒十四年，張之洞始于廣東鑄造銀币。
後各省仿造，競以餘利為籌款之法，成色亦參差不一。
初，洋商群集粵東，西班牙、英吉利銀錢大輸入。
總督林則徐謀自鑄，圖抵制，以不适用而罷。
嗣是墨西哥、日本以國币相灌輸。
光緒十四年，張之洞督粵，始用機器如式試鑄。
李瀚章繼任，續成之。
文曰：“光緒元寶，庫平七錢二分，廣東省造。
”幕紋龍。
并鑄三錢六分、一錢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三分六厘四種小銀圓。
中國自行銀錢自此始，湖北、江西、直隸、浙江、安徽、奉天、吉林以次開鑄。
尋以廣東、湖北、江西所鑄最稱便用，許以應解京饷，撥充鑄本。
直省未開鑄者，饬從附鑄&hellip&hellip七省所鑄，規模成色苦參差，不利通行。
會造币總廠成，拟撤其三，而留江南、直隸、廣東為分廠。
初鑄準重墨圓，議者頗非之，之洞始于湖北試行一兩銀币。
戶部亦以中國立算，夙準兩錢分厘，因定主币為庫平一兩，而以五錢、一錢小銀币暨銅圓、制錢輔助之，令總分廠如式造行。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五》） 光緒末，以币制不一，議改用金本位，以抵制鎊虧。
議久不定。
宣統初，乃改兩為元，鑄大清銀币，自圓迄角，以十遞進。
宣統二年（1910年），上谕：“&hellip&hellip中國國币單位，著即定名曰圓。
暫就銀為本位，以一圓為主币，重庫平七錢二分，另以五角、二角五分及一角三種銀币。
又五分鎳币，二分、一分、五厘、一厘四種銅币，為輔币。
圓角分厘，各以十進，永為定價，不得任意低昂。
著度支部一面責成造币廠，迅即按照所拟各項重量、成色、花紋，鑄造新币，積有成數，次第施行。
所有賦稅課厘，必用制币交納。
放款亦然。
”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二四《錢币考六》） 乙 錢 明初使用大錢，民間不便，乃鑄小錢。
自嘉靖以後，鑄錢始多而精，謂之黃錢，每銀一兩，通常易黃錢七百文。
太祖實錄：歲辛醜（1361年）二月，置寶源局于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與曆代之錢相兼行使。
至嘉靖，所鑄之錢最為精工。
隆慶、萬曆，加重半铢。
而前代之錢，通行不廢。
予幼時見市錢，多南宋年号。
後至北方，見多汴宋年号，真、行、草字體皆備。
間有一、二唐錢。
自天啟、崇祯，廣置錢局，括古錢以充廢銅，于是市人皆擯古錢不用。
而新鑄之錢，彌多彌惡，旋鑄旋銷。
寶源、寶泉二局，隻為奸蠹之窟。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一《錢法之變》） 太祖初，置寶源局于應天，鑄大中通寶錢，與曆代錢兼行。
以四百文為一貫，四十文為一兩，四文為一錢。
及平陳友諒，命江西行省置貨泉局，頒大中通寶錢，大小五等錢式。
即位，頒洪武通寶錢。
其制凡五等，曰當十、當五、當三、當二、當一。
當十錢重一兩，餘遞降至重一錢止。
各行省皆設寶泉局，與寶源局并鑄，而嚴私鑄之禁。
洪武四年，改鑄大中、洪武大錢為小錢。
初，寶源局錢鑄京字于背，後多不鑄。
民間無京字者不行，故改鑄小錢以便之。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在京外鑄錢制&hellip&hellip各處爐座錢數：北平二十一座，每歲鑄錢一千二百八十三萬四百文。
廣西十五座半，每歲鑄九百三萬九千六百文。
陝西三十九座半，每歲鑄錢二千三百三萬六千四百文。
廣東一十九座半，每歲鑄錢一千一百三十七萬二千四百文。
四川一十座，每歲鑄錢五百八十三萬二千文。
山東二十二座半，每歲鑄錢一千二百一十二萬二千文。
山西四十座，每歲鑄錢二千三百三十二萬八千文。
河南二十二座半，每歲鑄錢一千三百一十二萬二千文。
浙江二十一座，每歲鑄錢一千一百六十六萬四千文。
江西一百一十五座，每歲鑄錢六千七百六萬八千文&hellip&hellip惟不開雲、貴、湖廣、福建四處。
至弘治十六年，始照浙江等處定例，俱行開鑄。
（《續文獻通考》卷一一《錢币考》） 明初，鑄洪武錢。
成祖九年，鑄永樂錢。
宣德九年，鑄宣德錢。
弘治十六年以後，鑄弘治錢。
至世宗嘉靖六年，大鑄嘉靖錢。
每文重一錢三分，且補鑄累朝未鑄者。
三十二年，鑄洪武至正德九号錢，每号百萬錠。
嘉靖錢千萬錠，一錠五千文。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曰：明初，錢法專屬工部寶源局，虞衡司員外郎監督其事。
至天啟二年，始增設戶部寶泉局，以右侍郎督理之，名錢法堂，加爐鑄造，以濟軍興。
其政屬于戶部，而工部之所鑄微矣。
（《續文獻通考》卷一一《錢币考》） 崇祯中，私鑄之禁不嚴。
且許各鎮自鑄，錢式不一，濫惡已甚。
每銀至易五六千文，物價不定，生計維艱。
亦當時緻亂之一端。
傅維鱗《明書&bull食貨志》曰：“崇祯中，内帑大竭，命各鎮有兵馬處皆開鑄，以資軍饷。
而錢式不一，盜鑄孔繁。
末年，每銀一兩，易錢五六千文。
錢有煞兒、大眼賊、短命官諸号&hellip&hellip臣等謹按，啟、祯時濫惡僞錢，尚有寬邊、大版、金燈、胖頭、歪脖、尖腳等号。
” （《續文獻通考》卷一一《錢币考》） 清初入關，懲于明季錢式濫惡，改鑄新朝之錢，務極厚重。
民間尊貴明代舊錢，而新鑄者反貶折以行。
乃禁明錢，新錢始得通行。
太祖初，鑄天命通寶錢，别以滿漢文為二品，滿文為一品，錢質較漢文一品為大。
天聰因之。
世祖定鼎燕京，大開鑄局，始定一品，于戶部置寶泉局，工部置寶源局。
順治通寶錢定制，以紅銅七成、白銅三成，搭配鼓鑄。
錢千為串，萬二千串為一卯，年鑄三十卯。
每錢重一錢，二年，增重二分。
定錢七枚準銀一分，舊錢倍之。
民間頗病錢貴，已更定十枚準一分。
各省鎮遵式開鑄。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五》） 乾隆中，始鑄青銅錢，謂之青錢，與黃錢并行。
道光以後，錢制始粗，銀價驟貴。
乾隆五年（1740年），定改鑄青錢。
浙江布政使張若震奏言：“錢價之貴，實由私毀&hellip&hellip訪之舊時爐匠，鹹雲：配合銅鉛，加入黑錫，即成青錢。
設有銷毀，但可改造樂器，難作小件，民間無利可圖。
”随令戶部試鑄，每紅銅五十斤，配合白鉛四十一斤八兩，黑鉛六斤八兩，再加點錫二斤，共為百斤，即鑄成青錢。
以所鑄錢複投爐内熔成銅斤，錘擊即碎，不能打造器皿。
猶恐不肖奸民将鉛錫提出，取銅獲利，複用接紅銅爐座镕試，每大錢四串，加火耗銀一兩有奇，分得紅銅五斤八兩，止值銅價銀一兩六錢。
較之原用工本，虧折甚多&hellip&hellip嗣後戶工二局，應照式鑄造青錢，與見在黃錢相兼行使&hellip&hellip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六《錢币考》） 乾隆時，于新疆、西藏，鑄造小銀币通行，永用乾隆年号。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回部平，頒式于葉爾羌，鑄乾隆通寶，枚重二錢。
幕鑄葉爾羌名，左滿文，右回文，用紅銅并毀舊普爾錢充鑄。
越二年，阿克蘇請鑄如葉爾羌例。
複允西藏開鑄銀錢，重一錢與五分二種，文曰乾隆寶藏，幕用唐古忒字，邊郭識年份。
以上二類錢，第行之回藏，内地不用。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五》）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令回部鑄錢，永用乾隆年号。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五》） 鹹豐中，以财政困竭，錢不敷用，鑄用大錢，流弊無窮。
至光緒中，始盡廢。
文宗即位，四川學政何紹基力請行大錢，以複古救時&hellip&hellip大錢當千至當十，凡五等，重自二兩遞減至四錢四分。
當千、當五百，淨銅鑄造，色紫。
當百、當五十、當十，銅鉛配鑄，色黃。
百以上文曰鹹豐元寶，以下曰重寶，幕滿文局名。
四年，以乏銅，兼鑄當五鐵錢及制錢。
已而更鑄鉛制錢&hellip&hellip大錢當千、當五百，以折當過重，最先廢。
當百、當五十繼廢。
鐵錢以私票梗之，而亦廢，乃專行當十錢。
盜鑄叢起，死罪日報而不為止。
錢亦漸惡，雜私鑄中，不複辨。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五》） 清季，始仿外洋鑄造當十銅币，物價因之提高，而制錢盡由洋商收買銷毀。
後以銅輸入，獲倍利。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hellip&hellip京師以制錢少，行當十錢如故。
三十二年（1906年），鑄銅币，當十錢民不樂用，于是創鑄銀銅圓&hellip&hellip銅圓鑄始閩廣，江蘇繼之&hellip&hellip總廠拟鑄之币凡三品，曰金、曰銀、曰銅。
最先鑄銅币，自當制錢二十降至當二，自重四錢降而四分，凡四種，文視直省小異大同，直省曰光緒元寶。
總廠初同直省，嗣定曰大清銅币，皆識某所造，幕皆龍文，紫銅鑄。
直省間亦用黃銅。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五》） 丙 鈔 有明一代，皆用洪武寶鈔，鈔多錢少，值不相侔。
洪武季年，鈔即不行，雖許納商稅，仍須貶值，一貫隻值三厘。
刑律論贓，猶以鈔計不改，最為可笑。
崇祯中，複議行鈔，且欲用銅鈔，終不能行。
鈔法之興，因于前代未以銀為币，而患錢之重，乃立此法&hellip&hellip今日上下皆銀，輕裝易緻，而楮币自無所用。
故洪武初，欲行鈔法，至禁民間行使金銀，以奸惡論，而卒不能行。
及乎後代，銀日盛而鈔日微，勢不兩行，灼然易見。
乃崇祯之末，倪公元潞掌戶部，必欲行之，其亦未察乎古今之變矣。
議者但言洪武間鈔法通行。
考之實錄，二十七年（1394年）八月丙戌，禁用銅錢矣。
三十年（1397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銀矣。
三十五年（1402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鈔者每石增五貫為十貫。
是國初造鈔之後，不過數年，而其法已漸壞不行，于是有奸惡之條，充賞之格，而卒亦不能行。
蓋昏爛倒換出入之弊，必至于此。
乃以鈔之不利，而并錢禁之，廢堅剛可久之貨，而行軟熟易敗之物，宜其弗順于人情，而卒至于滞閣。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一《鈔》） 洪武四年（1371年）&hellip&hellip有司責民出銅，民毀器皿輸官，頗以為苦。
而商賈沿元之舊，習用鈔，多不便用錢。
七年（1374年），帝乃設寶鈔提舉司。
明年，始诏中書造大明寶鈔，命民間通行。
以桑穰為料，其制方高一尺廣六寸，質青色，外為橫文花欄，橫題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
其上兩旁複為篆文八字，曰“大明寶鈔，天下通行”。
中圖錢貫，十串為一貫，其下雲“中書省奏準印造”。
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僞造者斬，告捕者賞銀二十五兩，仍給犯人财産。
若五百文則畫錢文為五串，餘如其制而遞減之。
其等凡六，曰一貫，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
每鈔一貫，準錢千文、銀一兩；四貫，準黃金一兩。
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罪之。
以金銀易鈔者聽&hellip&hellip商稅兼收錢鈔，錢三鈔七。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惠帝建文四年十一月（明成祖已即位，稱洪武三十五年）&hellip&hellip戶部尚書夏原吉言：“鈔闆歲久，篆文銷乏，且皆洪武年号。
明年改元永樂，宜并更之。
”帝曰：“闆當易則易，不必改為永樂。
朕遵太祖成憲，雖永用洪武可也。
”自後終明世，皆用洪武年号。
（《續文獻通考》卷一○《錢币考》） 民卒輕鈔。
至宣德初，米一石用鈔五十貫&hellip&hellip嘉靖四年（1525年），令宣課分司收稅，鈔一貫折銀三厘，錢七文折銀一分。
是時鈔久不行，錢亦大壅，益專用銀矣。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清初，軍費不支，又行鈔貫之制。
未幾即停。
順治八年（1651年），行鈔貫之制。
是年始造鈔一十二萬八千一百七十二貫有奇，自後歲以為額。
至十八年，即行停止。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三《錢币考》） 鹹豐軍興，鈔與大錢并行，鈔尤沮滞。
鹹豐二年（1852年）&hellip&hellip是時銀虧錢匮，重而軍需、河饷，糜帑二千數百萬，籌國計者率以行官票請。
次年，命戶部集議。
惠親王等請饬部制造錢鈔，與銀票相輔并行。
票鈔制以皮紙，額題“戶部官票”，左滿右漢，皆雙行；中标二兩平足色銀若幹兩，下曰“戶部奏行官票。
凡願将官票兌換銀錢者，與銀一律。
并準按部定章程，搭交官項。
僞造者依律治罪。
”邊文龍，鈔額題“大清寶鈔”，漢字平列，中标準足制錢若幹文。
旁八字為“天下通寶，平準出入”。
下曰：“此鈔即代制錢行用，并準按成交納地丁錢糧一切稅課捐項，京外各庫一概收解。
”邊文如票&hellip&hellip僞造鈔票斬監候。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五》） 鈔法初行，始而軍饷，繼而河工，搭放皆稱不便，民情疑阻。
直省搭放五成，以款多抵撥，既艱搭放，遂不複肯搭收。
民間得鈔，積為無用。
京師持鈔入市，非故增直即匿貨。
持向官号商鋪，所得皆四項大錢，不便用。
故鈔行而中外兵民病之。
其後京師以官号七折錢發鈔，直益低落，至減發亦窮應付，鈔遂不能行矣。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五》） 清季，外國銀行自由發行紙币，自設大清銀行。
始仿制銀券，民間終信銀不信券，故券之發行不多。
4.茶法 甲 明代茶法 明代茶法有引，茶與引離者為私茶，其禁至嚴。
官吏販茶者尤嚴，出境者死罪。
初，太祖令商人于産茶地買茶，納錢請引。
引茶百斤，輸錢二百。
不及引曰畸零，别置由帖給之&hellip&hellip後又定，茶引一道輸錢千，照茶百斤；茶由一道輸錢六百，照茶六十斤。
既又令納鈔，每引由一道，納鈔一貫。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無由引及茶引相離者，人得告捕。
置茶局批驗所較稱，茶引不相當，即為私茶，凡犯私茶者與私鹽同罪。
私茶出境，與關隘不譏者，并論死。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洪武初定令，凡賣茶之地，令宣課司三十取一。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明有官茶，以易青海、西藏之馬，名曰茶馬。
洪武四年（1371年），戶部言：“陝西漢中、金州、石泉、漢陰、平利、西鄉諸縣，茶園四十五頃，茶八十六萬餘株；四川巴茶三百十五頃，茶二百三十八萬餘株。
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
無主茶園，令軍士薅采，十取其一，以易番馬。
”從之。
于是諸産茶地設茶課司，定稅額，陝西二萬六千斤有奇，四川一百萬斤。
設茶馬司于秦、洮、河、雅諸州，自碉門、黎雅抵朵甘、烏思藏，行茶之地，五千餘裡。
山後歸德諸州，西方諸部落，無不以馬售者。
碉門、永甯、筠連所産茶，名曰剪力、粗葉，惟西番用之&hellip&hellip四川茶鹽都轉運使言：“宜别立茶局，征其稅。
易紅纓、氈衫、米、布、椒、蠟，以資國用&hellip&hellip”于是永甯、成都、筠、連皆設茶局矣。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洪武十六年（1383年）八月，定永甯以茶易馬之價。
先是，河州茶馬司定例，凡上馬一匹，給茶四十斤；中三十斤，下二十斤。
至是，命永甯如河州之例。
至十七年五月，又定烏撒、烏蒙、東川、芒部馬一匹，給茶一百斤。
（《續文獻通考》卷二二《征榷考五》） 初制，長河西等番商，以馬入雅州易茶，由四川岩州衛入黎州，始達茶馬司。
定價馬一匹，茶千八百斤，于碉門茶課司給之。
番商往返迂遠，而給茶太多。
岩州衛以為言，請置茶馬司于岩州，而改貯碉門茶于其地，且驗馬高下以為茶數。
诏茶馬司仍舊，而定上馬一匹給茶百二十斤，中七十斤，駒五十斤。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制金牌信符，命曹國公李景隆赍入番，與諸番要約&hellip&hellip運茶五十餘萬斤，獲馬萬三千八百匹。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乙 清代茶法 清沿明制，仍用茶引。
四川之茶，有腹引、邊引、土引之分。
我國産茶之地，惟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兩湖、雲貴為最。
明時茶法有三：曰官茶，儲邊易馬；曰商茶，給引征課；曰貢茶，則上用也。
清因之，于陝甘易番馬。
他省則召商發引納課，間有商人赴部領銷者，亦有小販領于本籍州縣者。
又有州縣承引，無商可給，發種茶園戶經紀者。
戶部寶泉局鑄刷引由，備書例款，直省預期請領，年辦年銷。
茶百斤為一引，不及百斤謂之畸零，另給護帖。
行過殘引皆繳部。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五》） 凡僞造茶引，或作假茶與販，及私與外國人買賣者，皆按律科罪。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五》） 順治&hellip&hellip元年，定與西番易馬。
每茶一篦重十斤，上馬給茶篦十二，中馬給九，下馬給七。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征榷考》） 司茶之官，初沿明制，陝西設巡視茶馬禦史五&hellip&hellip尋改差部員。
又令甘肅巡撫兼轄，後歸總督管理。
四川設鹽茶道，江西設茶引批驗大使，隸江甯府。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五》） 陝甘發西甯、甘州、莊浪三茶司&hellip&hellip每引納官茶五十斤，餘五十斤由商運售作本，每百斤為十篦，每篦為二封，共征本色茶十六萬六千四百八十篦。
改折之年，每封征折銀三錢，其原不交茶者，則征價銀共五千七百三十兩有奇。
亦有不設引，止于本地行銷者，由各園戶納課，共征銀五百三十兩有奇。
四川有腹引、邊引、土引之分，腹引行内地，邊引行邊地，土引行土司。
而邊引又分三道，其行銷打箭爐者曰南路邊引，行銷松潘廳者曰西路邊引，行銷邛州者曰邛州邊引。
皆納課稅，共課銀萬四千三百四十兩，稅銀四萬九千一百七十兩各有奇。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五》） 5.鹽法 甲 明代鹽法 明代鹽有專官，兩淮、兩浙且以禦史巡鹽。
鹽之行銷，有引有岸，鹽商由此而興，蓋由商認稅也。
太祖初起，即立鹽法，置局設官，令商販鬻，二十取一，以資軍饷&hellip&hellip丙午歲，始置兩淮鹽官；吳元年，置兩浙。
洪武初，諸産鹽地次第設官。
都轉運鹽使六，曰兩淮，曰兩浙，曰長蘆，曰山東，曰福建，曰河東。
鹽課提舉司七，曰廣東，曰海北，曰四川，曰雲南。
雲南提舉司凡四，曰黑鹽井、白鹽井、安甯鹽井、五井。
又陝西靈州鹽課司一。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兩淮所轄分司三，曰泰州、淮安、通州。
通州批驗所二，曰儀真、淮安。
鹽場三十&hellip&hellip各鹽課司一&hellip&hellip洪武時，兩淮歲辦大引鹽三十五萬三千餘引。
孝宗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
神宗萬曆時同（每引四百斤為大引，二百斤為小引）。
其鹽行直隸之應天、甯國、太平、揚州、鳳陽、廬州、安慶、池州、淮安九府，滁、和二州，江西、湖廣二布政司，河南之河南、汝甯、南陽三府及陳州。
至英宗正統二年，貴州亦食淮鹽。
憲宗成化十八年，湖廣、衡州、永州改行海北鹽。
武宗正德二年，江西贛州、南安、吉安改行廣東鹽&hellip&hellip兩浙所轄分司四，曰嘉興、松江、甯紹、溫台；批驗所四，曰杭州、紹興、嘉興、溫州；鹽場三十五&hellip&hellip各鹽課司一&hellip&hellip洪武時，兩浙歲辦大引鹽二十二萬四百餘引。
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
萬曆時同。
其鹽行浙江及直隸之松江、蘇州、常州、鎮江、徽州五府及廣德州，江西之廣信府&hellip&hellip長蘆所轄分司二，曰滄州、青州；批驗所二，曰長蘆、小直沽；鹽場二十三，各鹽課司一。
洪武時，歲辦大引鹽六萬三千一百五十三引有奇。
弘治時，改辦小引鹽一十八萬八百餘引。
萬曆時同。
其鹽行北直隸及河南之彰德、衛輝二府&hellip&hellip河東所轄解鹽，初設東場分司于安邑。
永樂時，增設西場于解州&hellip&hellip弘治二年，增置中場分司&hellip&hellip洪武時，歲辦小引鹽三十萬四千斤。
弘治時，增八萬引。
萬曆中，又增二十萬引。
其鹽行陝西之西安、漢中、延安、鳳翔四府，河南之歸德、懷慶、河南、汝甯、南陽五府及汝州，山西之平陽、潞安二府，澤、沁、遼三州&hellip&hellip穆宗隆慶中，延安改食靈州池鹽。
愍帝崇祯中，鳳翔、漢中二府亦改食靈州鹽&hellip&hellip廣東所轄鹽場十四&hellip&hellip海北所轄鹽場十五&hellip&hellip各鹽課司一。
洪武時，廣東歲辦大引鹽四萬六千八百餘引，海北二萬七千餘引。
弘治時，廣東如舊，海北一萬九千四百餘引。
萬曆時，廣東小引生鹽三萬二百餘引，熟鹽三萬四千六百餘引，海北小引正耗鹽一萬二千四百餘引。
鹽行廣州、肇慶、惠州、韶州、南雄、潮州六府。
海北鹽行廣東之高、雷、廉、瓊四府，湖廣之桂陽、郴二州，廣西之桂林、柳州、梧州、浔州、慶遠、南甯、平樂、太平、思明、鎮安十府，田、龍、泗城、奉議、利五州&hellip&hellip山東所轄分司二，曰膠萊、濱樂；批驗司一，曰泺口；鹽場十九&hellip&hellip各鹽課司一。
洪武時，歲辦大引鹽一十四萬三千三百餘引。
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
萬曆時，為九萬六千一百餘引。
其鹽行山東、直隸徐、邳、宿三州，河南開封府。
後開封改食河東鹽&hellip&hellip福建所轄鹽場七&hellip&hellip各鹽課司一。
洪武時，歲辦大引鹽一十萬四千五百餘引。
弘治時，增七百餘引。
萬曆時，減一千引&hellip&hellip其鹽行境内&hellip&hellip陝西靈州有大小鹽池，又有漳縣及西和鹽井。
洪武時，靈州歲辦鹽二百八十六萬七千四百餘斤，漳縣五十一萬五千六百餘斤，西和一十三萬一千五百餘斤。
弘治時同。
萬曆時，三處共辦一千二百五十三萬七千六百餘斤。
其鹽行陝西之鞏昌、臨洮二府及河州。
（《續文獻通考》卷二○《征榷考三》） 四川鹽井轄鹽課司十七，洪武時，歲辦鹽一千一十二萬七千餘斤。
弘治時，辦二千一十七萬六千餘斤。
萬曆中，九百八十六萬一千餘斤。
鹽行四川之成都、叙州、順慶、保甯、夔州五府，潼川、嘉定、廣安、雅、廣元五州縣&hellip&hellip雲南黑鹽井轄鹽課司三，白鹽井、安甯鹽井各轄鹽課司一，五井轄鹽課司七。
洪武時，歲辦大引鹽萬七千八百餘引。
弘治時，各井多寡不一。
萬曆時，與洪武同。
鹽行境内。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松江李雯論：“鹽之産于場，猶五谷之生于地，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
”又曰：“天下皆私鹽，則天下皆官鹽也。
”此論鑿鑿可行&hellip&hellip餘于鹽法&hellip&hellip引杜子美詩雲：“蜀麻吳鹽自古通。
”又曰：“風煙渺吳蜀，舟楫通鹽麻。
”又曰：“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荊門。
”若如今日之法，各有行鹽地界，吳鹽安得至蜀哉。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行鹽》） 行鹽地分有遠近之不同。
遠于官而近于私，則民不得不買私鹽。
既買私鹽，則興販之徒必興，于是乎盜賊多而刑獄滋矣&hellip&hellip餘少居昆山、常熟之間，為兩浙行鹽地，而民間多販淮鹽，自通州渡江，其色青黑，視官鹽為善。
及遊大同，所食皆番鹽，堅緻精好。
此地利之便，非國法之所能禁也。
明知其不能禁，而設為巡捕之格，課以私鹽之獲，每季若幹，為一定之額，此掩耳盜鈴之政也。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行鹽》） 明有開中之制，商人納糧或馬以易鹽引，所以濟軍糧轉運之艱。
中葉以後，此制遂廢。
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辛巳，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長蘆運至太和嶺，路遠費重。
若令商人于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鬥者，俱準鹽一引，引二百斤。
商人鬻畢，即以原給引自赴所在官司繳之。
如此則轉輸之費省，而軍儲充矣。
”從之。
此中鹽之法所自始。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行鹽》） 有明鹽法，莫善于開中&hellip&hellip召商輸糧而與之鹽，謂之開中。
其後各行省邊境，多召商中鹽，以為軍儲，鹽法邊計相輔而行。
（洪武）四年（1371年），定中鹽例，輸米&hellip&hellip諸倉，計道裡近遠自五石至一石有差。
先後增減則例不一，率視時緩急，米直高下，中納者利否&hellip&hellip編置勘合及底簿，發各布政司及都司衛所&hellip&hellip書所納糧及應支鹽數，赍赴各轉運提舉司。
轉運諸司亦有底簿，比照勘合相符，則如數給與。
鬻鹽有定所，刊諸銅版。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開中解鹽與海鹽異。
海鹽非一所，此不足則取之彼，可以通融辏補。
解鹽惟一池，不幸而歲多霖雨，風不自南，則歲不及額矣。
竊聞近年以來，商賈中納解鹽之法，已逾十歲額，守支待次至十數年。
一遇兵荒，官府有所措置，召商中納，患其折閱，多不肯應。
（丘浚《大學衍義》補卷二八） 宣德元年（1426年）&hellip&hellip戶部尚書郭敦言：“&hellip&hellip洪武中，中鹽客商年久物故，代支者多虛冒。
請按引給鈔十錠。
”帝從之，而命倍給其鈔。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正統三年（1438年），甯夏總兵官史昭&hellip&hellip奏請納馬中鹽，上馬一匹與鹽百引，次馬八十引&hellip&hellip中馬之始，驗馬乃掣鹽。
既而納銀于官以市馬，銀入布政司，宗祿、屯糧、修邊、振濟，展轉支銷，銀盡而馬不至，而邊儲亦自此告匮矣。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明代鹽之産銷，其數略可尋求，歲課四百餘萬。
兩淮占其半額，揚州鹽商之盛，他處不能比。
自嘉靖迄乾隆之末，揚州繁華，亘二百餘年，與世風日趨奢侈，至有關系。
兩淮&hellip&hellip所輸邊，甘肅、延綏、甯夏、宣府、大同、遼東、固原、山西、神池諸堡，上供光祿寺神宮鹽、内官鹽，歲入太倉餘鹽銀六十萬兩。
兩浙&hellip&hellip所輸邊，甘肅、延綏、甯夏、固原、山西、神池諸堡，歲入太倉餘鹽銀十四萬兩&hellip&hellip河間長蘆&hellip&hellip所輸邊，宣府、大同、薊州，上供郊廟百神祭祀、内府羞膳及給百官有司，歲入太倉餘鹽銀十二萬兩。
山東&hellip&hellip所輸邊，遼東及山西、神池諸堡，歲入太倉餘鹽銀五萬兩。
福建&hellip&hellip歲入太倉銀二萬二千餘兩。
河東&hellip&hellip歲入太倉銀四千餘兩，給宣府鎮及大同代府祿糧，抵補山西民糧銀共十九萬兩有奇。
陝西靈州&hellip&hellip歲解甯夏、延綏、固原饷銀三萬六千餘兩。
廣東&hellip&hellip海北&hellip&hellip歲入太倉鹽課銀萬一千餘兩。
四川&hellip&hellip歲解陝西鎮鹽課銀七萬一千餘兩。
雲南&hellip&hellip歲入太倉鹽課銀三萬五千餘兩。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兩淮鹽課幾二百萬，可當漕運米直全數。
天下各鹽運，兩淮課居其半，兩浙次之，長蘆次之。
福建無巡禦，以行無遠地。
河東場無運官，以出有專所，廣場兼之，故巡運俱無。
清理鹽法都台止一員，統治長蘆、淮、浙。
兩淮引鹽開中七十萬五千二百引，又折色銀一千八百三十兩。
長蘆開中八萬八百引，折布一萬一千二百六十匹。
河東開中四十二萬引，山東開中八萬三千一百引，折色銀九百兩，折布四萬六千六十匹。
兩浙賣銀六萬四千三百四十二兩。
福建賣銀一萬二千二百餘兩，折米五千八百石。
四川開中一十萬六千八百引；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折米二千四百石，每百二十斤折米麥一石。
雲南開中五萬三千引，折銀五千兩。
廣東折銀二萬五千二百兩，海北折銀三千二百兩，靈州開中五萬九千四百引，西和漳縣折銀一千六百二十兩。
（徐學聚《國朝典彙》卷九六《戶部一○&bull鹽法》） 乙 清代鹽法 清沿明制，鹽岸分劃，尤不近理。
清之鹽法，大率因明制而損益之。
蒙古、新疆多産鹽地，而内地十一區尤有裨國計。
十一區者，曰長蘆，曰奉天，曰山東，曰兩淮，曰浙江，曰福建，曰廣東，曰四川，曰雲南，曰河東，曰陝甘。
長蘆舊有二十場，後裁為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