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代社會生活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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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者，免十分之七，閑住者免一半。
其犯贓革職者，不在優免之例。
如戶内丁糧不及數者，止免實在之數。
丁多糧少，不許以丁準糧；丁少糧多，不許以糧準丁，俱以本官自己丁糧照數優免。
但有分門各戶、疏遠房族，不得一概混免。
（《續文獻通考》卷一七《職役考》） 清 正賦 清初，正賦承明之舊，首除三饷。
旋以萬曆為準，隻免崇祯時三饷。
清初入關，首除明季加派三饷。
時賦稅圖籍多為流寇所毀，順治三年，谕戶部稽核錢糧原額，彙為《賦役全書》，悉複明萬曆間之舊。
計天下财賦，惟江南、浙江、江西為重，三省中猶以蘇、松、嘉、湖諸府為最&hellip&hellip十一年，命右侍郎王宏祚訂正《賦役全書》，先列地丁原額，次荒亡，次實征，次起運存留。
起運分别部寺倉口，存留詳列款項細數。
其新墾地畝，招徕人丁，續入冊尾。
每州縣發二本，一存有司，一存學宮。
賦稅冊籍，有丈量冊，又稱魚鱗冊，詳載上、中、下田則。
有黃冊，歲記戶口登耗，與《賦役全書》相表裡&hellip&hellip複采用明萬曆一條鞭法&hellip&hellip聖祖即位&hellip&hellip直省征收錢糧，夏稅于五六月，秋糧于九十月。
其報部之數，責成各有司于奏銷時，詳加磨勘，按年送京畿道刷卷。
自世祖定賦稅之制，正雜款繁多，咨題違錯，駁令查覆。
印官即借部駁之名，擅行私派。
其正賦錢糧，本有定額，地方官吏如有别項需用，辄令設法，實與加派無二。
至是下令嚴禁&hellip&hellip三十年&hellip&hellip時征收錢糧官吏，往往私行科派，其名不一。
阖邑通裡，共攤同出者，名曰“軟擡”。
各裡各甲，輪流獨當者，名曰“硬駝”。
于是設滾單，以杜其弊。
其法，于每裡之中，或五戶或十戶一單，于某名下注明田地若幹，銀米若幹，春秋應各完若幹，分為十限，發與甲首，依次滾催，自封投櫃。
一限既定，二限又依次滾催，其有停擱不完不交者嚴懲，民以為便&hellip&hellip乾隆初，州縣征收錢糧，尚少浮收之弊。
其後諸弊叢生，初猶不過就斛面浮收，未幾遂有折扣之法，每石折耗數升，漸增至五折六折，餘米竟收至二鬥五升，小民病之&hellip&hellip德宗即位之初，複新疆，籌海防，國用日增。
戶部條陳整頓錢糧之策，略雲：“溯自發逆之平，垂二十年，正雜錢糧，期可漸複原額。
乃考核正雜賦稅額征總數，歲計三千四百餘萬兩，實征僅百四十五萬兩，賦稅虧額如此，财既不在國，又不在民，大率為貪官墨吏所侵蝕&hellip&hellip請饬各督撫藩司，認真厘剔，以裕度支。
”诏從其請。
然終清之世，諸弊卒未能盡革也&hellip&hellip總計全國賦額，其可稽者，順治季年，歲征銀二千一百五十餘萬兩，糧六百四十餘萬石；康熙中，歲征銀二千四百四十餘萬兩，糧四百三十餘萬石；雍正初，歲征銀二千六百三十餘萬兩，糧四百七十餘萬石；高宗末年，歲征銀二千九百九十餘萬兩，糧八百三十餘萬石。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二&bull賦役》） 火耗 民間以銀納糧，其數零星，成色不一，經火熔銷，必有耗蝕。
故官吏須加火耗，浸久有每兩加至四五錢者，不啻公然賄賂，最為民害。
雍正時提以歸公，作為文官養廉，歲二百餘萬兩，然火耗之弊仍在。
雍正二年，以山西巡撫諾敏、布政使高成齡請提解火耗歸公，分給官吏養廉，及其他公用。
火耗者，加于錢糧正額之外，蓋因本色折銀，熔銷不無折耗，而解送往返，在在需費。
州縣征收，不得不稍取盈以補折耗之數，重者數錢，輕者錢餘。
行之既久，州縣重斂于民，上司苛索州縣，一遇公事，加派私征，名色繁多，又不止于重耗而已&hellip&hellip自山西提解火耗後，各直省次第舉行，其後又酌定分數，各省文職養廉，二百八十餘萬兩，及各項公費，悉取諸此。
及帝乾隆即位，廷臣多言其不便。
帝亦慮多取累民，臨軒試士，即以此發問，複令廷臣及督撫各抒所見。
大學士鄂爾泰，刑部侍郎錢陳群，湖廣總督孫家淦，皆言耗羨之制行之已久，征收有定，官吏不敢多取。
計已定之數，與未定以前相較，尚不逮其半，是迹近加賦而實減征也。
且火耗歸公，一切陋習皆革除&hellip&hellip诏從鄂爾泰諸臣議。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二&bull賦役》） 謹案：“火耗起于前明，國初屢有厲禁。
順治元年，令曰：&lsquo官吏征收錢糧，私加火耗者以贓論，康熙初，有額外科斂，許民控告之律（四年），有剋取火耗上司徇隐之律（十七年），禁令非不嚴也。
禁之而不能，則微示其意而為之限。
限之而不能，乃明定其額而歸之公，其變法也以漸&hellip&hellip&rsquo聖祖嘗谕河南巡撫鹿祐曰：&lsquo所謂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謂。
若纖毫無所資給，則居常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為生？如州縣官止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稱好官。
若一概糾摘，則屬吏不勝參矣。
&rsquo（四十八年九月谕旨）時各省耗羨，每兩多不過一錢，獨湖南加至二三錢，&hellip&hellip六十一年，陝西虧空事聞。
總督年羹堯、巡撫噶什圖奏，秦省火耗，每兩有加至二三錢四五錢者，請酌留各官用度，其餘俱捐出彌補。
上谕：&lsquo斷不可行。
&rsquo&hellip&hellip提解歸公之議，倡于雍正二年山西巡撫諾岷、布政使高成齡。
世宗令廷臣集議，議上。
谕曰：&lsquo州縣火耗，原非應有。
因地方公費，各官養廉，不得不取給于此。
且州縣征收火耗，分送上司，以緻有所借口，肆其貪婪，上司瞻徇容隐，此從來積弊也。
與其州縣存火耗以養上司，何如上司撥火耗以養州縣乎？爾等請将分數酌定。
朕思州縣有大小，錢糧有多寡，地廣糧多州縣，火耗已足養廉，若行之地少糧少州縣，則不能矣，惟不定分數，遇差多事繁，酌計可以濟用。
或是年差少事簡，即可等減。
又或偶遇不肖有司，一時加增，而清廉者自可減除。
若&hellip&hellip竟為成額，必至有增無減。
又奏提解火耗，非經常可久之道。
凡立法行政，孰可曆久無弊，提解原一時權宜之計，将來虧空清楚，府庫充裕，有司皆知自好，則提解自可不行，火耗亦可漸省。
&rsquo蓋年羹堯之議，至是始行。
後乃酌定分數，而各省文職養廉二百八十餘萬兩，及各項公費，實取諸此。
先是，江南每兩加耗五分。
雍正六年以後，遞增至一錢。
十三年，高宗即位，谕曰：“向來耗羨，州縣任意征求。
經巡撫諾岷、田文鏡倡為提解歸公之法，各就本省情形，酌定分數，以外不許絲毫濫征。
然未提解以前，尚為私項；既提解以後，恐不肖官員，視同正課，又于耗羨之外，巧取殃民。
著各督撫嚴饬有司，耗羨一項，可減而決不可增，倘多取絲毫，即題參重治。
&rsquo乾隆四年，從孫嘉淦、陳世倌奏，免直隸、江南蠲賦耗羨，仍以河南耗餘撥補。
五年，以地方無關緊要之事，辄動耗羨，令督撫将各省必需公費，分晰款項，報部核奏。
自是以後，各省耗羨，掌于戶部湖廣司者，取之有定數，用之有定款。
于世廟谕旨所雲，将來府庫充裕，提解不行，火耗漸省者，卒無有議及者矣。
他如關稅之有盈餘，鹽課之有雜費，昔歸私橐，後充公帑，亦耗羨之類也。
（王慶雲《熙朝紀政》卷三《紀耗羨歸公》） 普免 清代普免錢糧簡表 江浙減賦 江浙田賦，自明特重，清屢減之。
同治時，猶重于他地。
雍正元年&hellip&hellip蘇松浮糧，多于他省，诏蠲免蘇州額征銀三十萬，松江十五萬，永著為例&hellip&hellip各省中賦稅繁重，蘇、松而外，以浙江嘉、湖二府為最。
五年，诏減十之一，共銀八萬餘兩&hellip&hellip七年，蠲浙江額賦十之三，共十萬兩&hellip&hellip乾隆元年&hellip&hellip谕改江南、浙江白糧十二萬石，免蘇、松浮糧額銀二十萬石。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二》） 同治元年&hellip&hellip兩江總督曾國藩、江蘇巡撫李鴻章疏言：“蘇、松、太浮賦，上溯則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證之，則比毗連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鎮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hellip&hellip自粵逆竄陷蘇、常，焚燒殺掠，慘不可言。
臣親曆新複州縣，市鎮邱墟，人煙寥落。
已複如此，未複可知，而欲責以數倍他處之重賦，向來暴征之吏，亦無骨可敲、無髓可吸矣。
細核曆年糧數，鹹豐十年中，百萬以上者僅一年，八十萬以上者六年，皆以官墊民欠十餘萬在其中。
是最多之年，民完實數不過九十萬也。
成案如是，民力如是，惟籲請準減蘇、松、太三屬糧額，以鹹豐中較多之七年為準，折衷定數，總期與舊額本經之常、鎮二屬通融核計，著為定額。
即以開征之年為始，永遠遵行，不準再有墊完民欠名目。
嗣後非水旱，亦不準捏災，俾去無益之空藉，求有著之實征。
至蘇、松漕糧核減後，必以革除大小戶名，為清厘浮收之原，以裁減陋規，為禁止浮收之委。
”制可&hellip&hellip三年，從閩浙總督左宗棠請，谕紹興屬八縣六場，正雜錢糧，統照銀數征解。
革除一切攤捐及陋規，計減浮收錢二十二萬有奇，米三百六十餘石。
甯波屬一廳五縣六場，減浮收錢十四萬四千有奇，米八百餘石。
四年，浙江巡撫馬新贻請豁減金華浮收錢十五萬餘串，米五百餘石；衢州錢十萬餘串，米六十餘石；嚴州錢六萬餘串，米六千餘石，洋銀八十餘元，米百餘石。
從之。
是年，宗棠克湖州，疏言漕南浮收過多，請痛加裁汰。
事下部議，覆奏杭、嘉、湖漕糧，請仿江蘇例，減原額三十分之八。
并确查賦則，按輕重量為核減，所有浮收漏規，悉予裁汰。
其南匠米石，無庸議減。
計三府原額漕白行月等米，百萬餘石，按三十分之八，共減米二十六萬六千餘石。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二》） 加賦 光緒時，以賠款分攤各省，大都就地加征，名目繁多。
光緒二十年，中日之戰，賠兵費二萬萬。
二十六年，拳匪肇禍，複賠各國兵費四萬五千萬。
其後練新軍，興教育，創巡警，需款尤多，大都就地自籌。
四川因解賠款而按糧津貼，捐輸之外，又有賠款新捐。
兩江、閩浙、湖北、河南、陝西、新疆，于丁漕例征外，曰賠款捐，曰規複錢價，曰規複差徭，曰加收耗羨。
名稱雖殊，實與加賦無大異也。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二》） 辛醜約成，遂有四萬五千萬之巨，派之各省者一千八百萬兩有奇。
二十九年，以練新軍，複攤各省練兵經費。
而各省以創練新軍，辦巡警教育，又有就地自籌之款。
奉天一省，警費至三百餘萬兩。
湖北一省，撥提地丁錢價充學費者六十萬兩。
捐例停于二十七年，以練兵複開，至三十二年複停。
庚子以後，新增之征收者，大端為糧捐，如按糧加捐、規複征收、丁漕錢價、規複差徭、加收耗羨之類。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光緒三十年，兩江總督魏光焘奏：“本年正月，奉谕外務部代遞總稅務司赫德條陳一折，所稱練兵籌饷，以地丁錢糧為大宗，若竭力整頓，并可舉辦各項要務。
按裡計畝，按畝計賦，令每畝完錢二百文，百姓亦不受絲毫擾累等語&hellip&hellip該督等按照所陳，悉心會商，逐條議覆具奏&hellip&hellip不如就已辦到之成規，加之厘剔。
查光緒二十五年，蘇省清厘田賦，委朱道之榛定章督辦，綜計蘇州、鎮江二府屬長洲等十三縣，熟田銀米兩項，每年共增出銀五十餘萬兩。
若由二府推之他府，更由江蘇一省推之他省，得人而理，不難照行&hellip&hellip果能認真整頓，數年後，每年似可增一二千萬，以濟要需。
”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田賦考&bull田賦之制》） 宣統元年&hellip&hellip又兩江總督端方等奏：“銀價益漲，州縣賠累更深。
仍請将上下兩忙，甯蘇兩屬，地蘆各款，改為征銀、解銀，每銀一兩，随收公費錢六百文。
蘇屬并代收規複錢二百文，以期官民兩無所傷。
”下度支部議奏。
嗣奏以蘇屬征忙，每兩暫加二百文，試辦尚未經年，遽爾更張，非惟無以取信于民，應令先将該省地蘆等項，及經費各款，詳拟辦法，送部核明&hellip&hellip又都察院代遞度支部小京官李秀卿奏陳征收積弊，略稱：“其弊有四&hellip&hellip一、生于新政者。
自新政繁興，州縣之誅求愈急，然使取之百姓者，仍為百姓用之，亦何至怨四起。
無如锱積铢累，半歸中飽&hellip&hellip”又江西巡撫馮汝骙瀝陳江西州縣征收丁漕困難情形，略稱：“&hellip&hellip每征地丁一兩，應解正耗銀一兩一錢，提補捐款銀一錢，知府公費銀五分，錢價平餘銀七分，學堂經費銀四分，練兵經費銀五分，共銀一兩七錢六分。
出入相抵，地丁每兩已不敷銀五分九厘，漕米每石已不敷銀五分，而糧書、紙張、飯食、傾熔火耗、水腳等項，尚不在内。
至捐攤教案各款，及本署一切辦公費用，更屬無著&hellip&hellip”又安徽巡撫朱家寶奏請将丁漕加捐一項變通辦理，略稱：“查新約賠款案内，安徽省每年奏派銀一百萬兩。
前撫臣聶緝椝當因數巨期迫，設措為難，奏請按照江浙成案，于各屬所征地丁漕糧，每銀一兩米一石各加收錢三百文，饬令民間照章呈繳，由州縣彙解籌議公所，兌銀轉彙，曆經遵照在案。
茲查前項加捐錢文，綜計光緒三十年以前，每年收數約得錢四十萬串上下。
以錢一千二百文合銀一兩，可得銀三十三四萬兩。
現在銀價奇貴，每銀一兩，需錢一千九百及二千文不等，雖收錢仍如前數，而合銀僅止二十一二萬兩，實已驟減十成之三。
且籌議公所常年解撥之項，均系銀數，輾轉受此暗耗，勢實難支。
若不設法變通，則進款日虧，深恐贻誤大局&hellip&hellip拟将各屬加捐，自宣統二年冬漕起，每銀一兩，每米一石，向來捐錢三百文者，改收庫平銀一錢八分。
以錢百文合銀六分，每年就四十萬串之數計之，每串得銀六錢，歲可收二十四萬餘兩&hellip&hellip其餘一切辦法，悉照原奏辦理&hellip&hellip”又四川總督趙爾巽奏：“川省京饷，需用甚巨，援案再辦。
宣統二年，按糧銀一兩，加津貼銀一兩，以資接濟&hellip&hellip”又新疆巡撫聯魁奏：新疆南路征收糧草，拟定新章，請饬立案。
略稱：“&hellip&hellip光緒二十八年，前撫臣饒應祺，因認征賠款，協饷日绌，設法彌補。
曾奏請加收耗羨，無論本折，亦無論糧色，每石随征耗羨銀一錢五分&hellip&hellip經藩司王樹柟，與奴才悉心酌核&hellip&hellip定自光緒三十四年起，每本色糧一石，除應收耗羨銀一錢五分，酌中準加耗糧二鬥五升&hellip&hellip折色則準各屬每年市價為定，除一五公耗外，亦照本色每石加耗二鬥五升折收銀兩，為地方官辦公之用。
其正糧一石，按市價折收之銀，較例價仍有盈餘，則悉數歸公&hellip&hellip”二年&hellip&hellip又奏：遵議禦史石長信奏，丁漕加捐，改錢為銀，民情實多未便。
略稱：“查原奏内稱，安徽賠款加捐，系于地丁漕米折征定價外，每銀一兩，米一石，各加收制錢三百文。
乃因銀價昂貴，奏請每錢三百文，改收庫平足銀一錢八分&hellip&hellip”饬下安徽巡撫，即将賠款加收丁漕錢文，仍照舊每兩、每石加收制錢三百文，毋庸改為征銀&hellip&hellip又江蘇巡撫寶棻奏準加捐地方自治經費，每地丁銀一兩，帶征錢二十文；漕米一石，帶征錢四十文。
冬漕自宣統元年起，兩忙自二年起。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五《田賦考&bull田賦之制》） 歲計 清代歲計出入，順治時二千萬兩，道光前約銀三四千萬兩。
鹹同軍興，歲出自倍，及末年達三萬萬餘，十倍于嘉道時。
清代歲計簡表 丁 賦 康熙時，均丁賦于田，計田派丁，不問丁數。
嗣後，鹽鈔銀、匠班銀亦陸續派入地丁。
五十年，定丁額，永不加賦。
雍正元年，遂以丁賦攤入地畝，一并起征，名為“地丁銀兩”，或曰“條銀”。
丁口之輸賦也，其來舊矣。
至我朝雍正間，因各疆吏奏請，以次攤入地畝。
于是輸納征解，通謂之地丁，或曰丁随地起&hellip&hellip我朝丁徭素薄，自康熙五十年定丁額之後，滋生者皆無賦之丁。
凡舊時額丁之開除既難，必本戶适有新添可補，則轉移除補，易至不公。
惟均之于田，可以無額外之多取，而催科易集。
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有田者也&hellip&hellip所不便者，獨家止數丁，而田連阡陌者耳。
然使丁地分征，則富戶又賄脫而委之貧民，欲編審之均平，顧可得乎？故自康熙末年，四川、廣東等省，先已行之，田載丁而輸納，丁随田而賣買，公私稱便。
至雍正初，畿輔踵而行之，次及各省；惟奉天、貴州以戶籍無定，仍舊分征。
山西亦于乾隆元年以後陸續攤派&hellip&hellip我朝定制百餘年矣，地丁之外，分毫無取焉&hellip&hellip謹以各省丁随地起者，次第著于篇。
康熙十一年，以浙江鹽鈔銀均入地丁。
三十六年，以浙江匠班銀七千餘派人地丁。
後湖北于三十九年，山東于四十一年，均照浙江例匠班歸入地丁。
五十五年，戶部議編審人丁，除向例照地派丁外，其按人派丁者，一戶之内，開除與新添互抵，不足以親族丁多者抵補，又不足以同甲糧多者頂補，有餘歸入滋生冊内造報。
是年定賣買地畝，其丁銀有從地起者，随地征丁。
倘有地賣丁留，與受同罪。
是年，準廣東所屬丁銀，就各州縣地畝攤征，每地銀一兩，攤丁銀一錢六厘四毫不等。
（案丁随地起，見于明文者，自廣東始。
）雍正元年，直隸巡撫李維鈞請丁銀随地起征，部議允之。
每地賦一兩，攤入丁銀二錢七厘。
二年，定福建地賦一兩，攤丁銀五分二厘七毫至三錢一分二厘不等，屯地自八厘三毫至一錢四分四厘八毫不等。
是年，定山東地賦一兩攤丁銀一錢一分五厘&hellip&hellip四年，定河南地賦一兩攤丁銀一分一厘七毫至二錢七厘不等&hellip&hellip甘肅分河東、河西，河東一兩攤一錢五分九厘三毫，遇閏加；河西一兩攤一分六毫，遇閏不加。
四川每糧五升二合至一石九鬥六升不等，算一丁征收。
雲南亦于是年攤征。
其屯軍丁銀一萬五千餘兩，俟查出欺隐屯田抵額。
五年，定江蘇、安徽丁攤地畝，屯丁亦攤入，屯衛田每畝攤一厘一毫至六分九毫不等。
又定江西地賦，一兩征丁銀一錢五厘六毫，屯地二分九厘一毫。
六年，定湖南地糧一石征丁銀一毫至八錢六分一厘不等，又定廣西地賦一兩征丁銀一錢三分六厘不等。
七年，定湖北地賦，一兩征丁銀一錢二分九厘六毫&hellip&hellip乾隆元年，山西省臨汾&hellip&hellip凡十六屬丁徭，全數歸入地糧。
又祁縣&hellip&hellip八屬丁徭，酌歸地糧，餘仍随丁征納。
又平遙縣原額丁銀八千一百五十五兩有奇，是年歸入地糧二千六百六十一兩有奇，餘仍随丁征納。
十年，戶部議準山西丁糧分辦，貧民偏累尚多；丁随地征，有勢所難行者。
今将太原等十八縣丁銀，全攤地畝，每糧一石，合攤丁銀一分八厘至二錢二分二厘，賦銀一兩，合攤丁銀一錢四分七厘九毫至三錢三分八厘不等。
交城等十五州縣，丁銀半攤地畝。
甯鄉二縣，以丁則征丁，餘銀歸地。
渾源等二州縣，攤三分之一。
河曲縣攤十分之一，吉州惟攤無業苦丁。
餘陽曲等二十州縣，或貿易民多，輸丁為易；或民貧地瘠，難于攤征；或田多沙堿，或多征本色，仍地丁分辦。
中有屯丁徭銀之處，别攤入屯地征收。
二十三年，定山西太谷、臨縣、石樓、五台、崞縣等五縣丁徭，全攤地糧。
永甯州每丁征三錢，沁州一錢，代州一錢三分三厘。
餘者攤入地糧，榆次縣攤三之一，沁源、武鄉二縣攤十之五，靜樂縣攤十之三，餘者仍歸丁納。
保德州以下下則征丁，餘歸地糧。
朔州丁糧，均照中下、下下二則，按現在實丁，與寄莊已久之戶，按地多、地少分納。
其衛丁按下上、下中、下下三則，分别貧富均納。
隰州、永和二州縣，将寄居年久有産之戶，按丁輸納下下則徭銀，原額重徭，均勻減除。
三十一年，定山西交城縣之現征民一半徭銀及屯丁徭銀，文水縣之丁銀徭稅，河津縣之丁銀，稷山縣之優免丁與屯丁徭銀，俱拟入地糧屯租完納。
隰州丁餘以十分之五歸地，大甯縣再減丁銀一千兩，攤入地糧。
蒲縣丁銀，均勻攤派，改為下下則征收。
其餘仍令丁糧分辦。
三十八年，湖北巡撫陳輝祖奏請将民屯新墾丁銀，随年攤征，經部覆準，并行各省&hellip&hellip是年，山西省渾源州已攤下剩丁銀，全歸地糧畢。
三十九年，山西省榆次縣丁銀全歸地糧。
四十二年，定貴州平越等三十六廳州縣，應征丁銀九千三百餘兩，曆年随糧完納，應仍其舊。
貴陽等二十九府廳州縣，應征丁銀四千四百餘兩，按畝攤征，計各屬田地八十一萬二千有餘畝，每畝攤丁銀五厘四毫有奇。
五十六年，部覆山西省丁徭，向未攤歸之陽曲二十六州縣，原屬分征，今将曲沃縣丁屯徭銀，全歸地糧。
天鎮縣丁銀，亦全數攤征。
尖丁耗銀，随正輸納，其應征本色米石，照舊征收。
朔州丁銀，州衙一體攤征。
其科則每地一畝，自一分八厘至四分不等。
再大同左雲等十四團操丁銀，在豐鎮同知地畝均攤，每兩九厘。
其石樓、蒲縣、永和三縣缺額丁銀，于乾隆四十年升補一百四兩。
至五十七年，豁未補虛額銀，一千五百三十七兩有奇。
五十八年，定大同縣折色銀，全歸地糧，每糧銀一兩攤一錢一分七厘。
懷仁縣則額丁銀歸地糧，每糧銀一兩攤二錢一分六厘。
尖丁銀歸屯糧，每一兩攤一錢七分六厘。
前衛丁銀，歸入屯地，每一兩攤二錢二分六厘。
至各屬尖丁耗羨，照地随征。
嘉慶元年，山西省襄垣、陵川、靜樂、陽城、沁水五縣，已攤下剩丁徭，并山陰縣丁徭，全數歸入地糧攤征。
十八年，山西蒲縣丁徭，全歸地糧。
二十四年，山西巡撫成格奏：“岢岚、保德二州丁銀缺額，請于通省養廉内攤捐。
”奉上谕：“&hellip&hellip所有岢岚州缺額銀一千五百八兩零，保德州缺額銀七百十七兩零，著即加恩按年豁免&hellip&hellip”道光二年，山西孟縣及平定州下剩丁徭，全歸地糧。
三年，山西稷山、岚縣、绛縣、霍邱四縣，绛州一州丁徭，并黎城、廣靈二縣已攤下剩丁徭，全歸地糧。
四年，山西祁縣、長治、潞城、沁源、繁峙、長子、甯鄉、武鄉八縣，代州一州，已攤下剩丁徭，并陽曲、陽高二縣丁徭，全歸地糧。
惟吉州原額丁徭銀二千八百七十七兩，門差銀五百十五兩各有奇，經乾隆十年及是年兩次歸入地糧銀一千四百九十兩有奇，仍随丁辦納銀一千九百二兩有奇。
五年，山西興縣、應州二屬丁銀，并和順、翼城二縣，隰州一州，已攤下剩丁銀，又大甯一縣兩次攤剩丁銀，均全歸地糧征納。
是年七月&hellip&hellip上谕：“&hellip&hellip自道光六年為始，将右玉、平魯二縣無著丁銀正耗，共一千二百七十三兩零，全行豁免&hellip&hellip”六年，山西沁州已攤下剩丁銀，全歸地糧。
八年，山西永甯州已攤下剩丁銀，全歸地糧。
十二年，山西壽陽縣丁銀，全歸地糧。
十七年，山西平魯縣丁銀，歸入地糧，二百二十六兩有奇。
（王慶雲《熙朝紀政》卷三《紀丁随地起》） 明初，因賦定役，丁夫出于田畝。
迨黃冊成，而役出于丁。
凡役三等，曰裡甲，曰均徭，曰雜派。
其間累經更制，有銀差、力差、十段錦、一條鞭諸法。
厥後工役繁興，加派無藝，編審輕重無法，裡甲之弊，遂與有明一代相終始。
國初，革裡正加派諸弊，賦役之法，載在全書，悉沿萬曆條鞭舊制。
初定三年一編審，後改五年。
（順治三十年）凡裡百有十戶，推丁多者十人為長，餘百戶為十甲，屆期坊廂裡長造冊送州縣。
由是而府而司，達于部，皆有冊。
凡載籍之丁，六十以上開除，十六以上添注，丁增而賦随之，有市民、鄉民、富民、佃民、客民之分。
民丁之外，有軍、匠、竈、屯、站、土丁名。
凡丁賦，均合徭、裡、甲言之，曰徭裡銀。
凡征丁賦，有分三等九則者，有一條鞭征者，有丁随丁起者，有丁随地派者，率因其地之舊，不必盡同。
都直省徭裡銀三百餘萬兩，間征米豆。
其科則，輕自每丁一分數厘，重則山西之丁有四兩者，鞏昌有八九兩者。
自康熙五十年定丁額，于是戶部議缺額人丁，以本戶新添者抵補；不足，以親戚多者抵補；又不足，以同甲糧多者頂補。
編審時，所謂擦除擦補者，大略如此。
顧有司于民，非能家至而日見，科則既不可強齊，除補且易滋流弊。
于是雍正間以次攤入地糧，為均徭銀。
自丁歸地糧，乾隆五年遂并停編審，以保甲丁額造冊。
而十一年，诏停江西編審婦女之數。
蓋鹽鈔征派，尚未盡除，故各省猶有照常冊報者。
三十七年，上谕：“李瀚奏請停編審造冊，所見甚是，舊例，原恐漏戶避差，是以五年編造。
今丁既攤入地糧，滋生人丁又不加賦，則編審不過虛文。
況各省民谷數，俱經督撫年終奏報，更無借五年查造。
”嗣後停止，自是惟有漕衛所軍丁四年一編審而已。
（王慶雲《熙朝紀政》卷三《紀停編審》） 丙 漕糧 明 額運 永樂時沿元之舊，以東南之漕濟京師，而增其額，曰漕糧，歲恒四百萬石，以供軍饷。
曰白糧，歲恒四十萬石，以供上用及百官廪祿。
每石運費，率三倍于糧價。
在民完漕，量斛則有淋尖之苦，水次則有加耗之苦。
在運官運丁，則苦于飄流水濕，及收兌需索，公私俱敝。
萬曆以後，嘗議興近畿水利，而漕終不能廢。
然漕船準帶土宜免稅，南北貨物，賴以流通，其利又别有在焉。
歲運正糧凡四百萬石，内兌運二十四萬赴薊州倉，改兌六萬赴天津，餘三百七十萬赴京通二倉。
舊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
漕運官分派官軍餘内支運于通州、天津二倉。
成化十年，議四倉所收，令官軍徑赴州縣水次四倉交兌，名為改兌。
弘治十六年，又以派不足額，每年于水次四倉支運九萬六百石，以足前數。
正德間，全派改兌，支運遂絕。
（黃訓《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二二王《鳌論食貨》） 初運糧京師，未有定額。
成化八年，始定四百萬石，自後以為常，北糧七十五萬五千六百石，南糧三百二十四萬四千四百石。
其内兌運者三百三十萬石，由支運改兌者七十萬石。
兌運之中，湖廣、山東、河南折色十七萬七千七百石，通計兌運改兌加以耗米入京通兩倉者，凡五百十八萬九千七百石。
（《明史》卷七九《食貨志三》） 漕糧之外，蘇、松、常、嘉、湖五府，輸運内府白熟粳糯米十七萬四十餘石，内折色八千餘石。
各府部糙粳米四萬四千餘石，内折色八千八百餘石，令民運謂之白糧船。
自長運法行，糧皆軍運，而白糧民運如故。
（《明史》卷七九《食貨志三》） 交兌 明初，漕運變遷先後凡五。
一曰海運。
洪武末及永樂初，蘇、松、浙江等處歲糧，俱輸納太倉（蘇州地方），由海道以達直沽。
二曰海陸兼運。
永樂初，肇建北京，江南糧一由海運，一由淮河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
三曰支運。
先是，永樂五年&hellip&hellip至九年，以濟甯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浚原會通河，自濟甯至臨清，三百八十五裡，于是漕再始達通州。
十年，禮以海船造辦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由會通河運淮、揚、徐、兖等處歲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
十二年，平江伯陳瑄等，始議原坐太倉歲糧蘇、松、浙江改送淮安倉，鎮江、廬、鳳、淮、揚送徐州倉，徐州并山東兖州送濟甯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交收。
浙江并直隸衛分官軍于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于徐州運至德州，各立倉廠收囤。
山東、河南官軍于德州接運至通州交收，名為支運，一年四次。
十三年，增造淺船千艘，海運始罷遮洋船。
每歲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運糧三十萬石于天津等衛倉收二十四萬，内十四萬石運耗折銀六錢，俱從直沽入海轉運薊州倉收。
四曰兌運。
先是，裡河民運，多失農月。
永樂末，始令民運于淮安、瓜州補給腳價，兌運軍船領運，軍民兩益。
衛所出給通關付繳&hellip&hellip宣德八年，參将吳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于瓜、淮領兌。
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
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于瓜、淮交兌。
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等府于小灘，山東濟南州縣于濟甯，其餘水次仿此。
五曰改兌。
成化七年，都禦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裡河官軍雇江船于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視遠近為差。
十年，議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與軍船，名為改兌。
每年議派，多準其數，然不為常例。
（黃訓《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二二邵寶《國朝運法五變議》） 運船之數，永樂至景泰，大小無定，為數至多。
天順以後，定船萬一千七百七十，官軍十二萬人。
許令附載土宜，免征稅鈔，孝宗時限十石，神宗時至六十石。
（《明史》卷七九《食貨志三》） 正統三年，戶部覆議，運糧官軍，令遵敕谕，順帶土貨以為盤費，不許沿河巡司官兵人等生事阻當。
（黃訓《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二二臧鳳《正德十四年漕例奏》） 河運 永樂初，尚河海并運，以河運補海運之所不及。
四年，始命陳瑄專理河漕事。
九年，命工部尚書宋謙等浚會通河。
以南旺水淺，舟不能重載，納汶上老人白英建議，築壩于汶上縣之戴村，橫亘五裡，不使汶水入洸，而遏之使入南旺湖，再分南北流以濟運，稱為奇工，南北運道始通。
又經陳瑄開河置閘，轉輸益便。
遂停海運，專行河運。
然河流時需修治，嘉隆間尚有人主張開膠萊新河，海河并運者，以工巨而止。
自永樂年間，開設裡河漕運以來，定撥湖廣、江西、浙江、南京、江南、江北并中都留守司衛所官兵，一十二萬七千八百餘員，分為十二總，歲運糧儲四百萬石于京、通、天津、薊州等倉交納。
其江西、湖廣、浙江、南直隸都司衛所官軍運糧，由揚子大江至江北裡河，由儀真、揚州、淮安、邳、徐、濟甯、東昌、臨清、德州、天津直抵通州等九衛。
（黃訓《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二二《王瓊正德三年漕例奏一》） 成祖擇天下形勝，建都北平&hellip&hellip命平江伯陳瑄專理河漕事。
瑄乃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避淮河風濤之險。
浚瓜州、儀真二壩，祛潮港之淹，鑿徐呂二洪之巨石，以平水怒。
行沛縣招陽、濟甯南旺、高郵甓社諸湖，築長堤以蓄巨潴。
開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
鑿高郵渠四十裡，以便舟楫。
自淮抵臨清，增閘四十有七，以便蓄洩。
自淮至通州，濱河置廬舍五百六十八所，居卒以治淺，緣河堤種樹置井，以待暍者。
置倉于淮安、徐州、臨清、通州，以便轉運。
亘四千裡，數十年，漕河事宜，皆瑄所經綜，周慮而力圖之，至于今是賴。
（朱健《古今治平略》卷八《國朝漕運》） 凡京倉五十有六，通倉十有六。
（《明史》卷七九《食貨志三》） 海運 洪武之行海運，蓋為兼濟北平、遼東，後來之廢，蓋畏風濤砂線不常，海船多緻飄失。
嘉隆時，漸有議複者。
崇祯十三年，慮河運有阻，始命沈廷揚以戶部郎中督理海運。
行之數年，事捷費省，蓋以補河運之不足。
洪武元年北伐&hellip&hellip已而大将軍徐達令忻崞代堅台五州運糧大同。
中書符下山東行省，募水工，發萊州洋海倉饷永平衛。
其後海運饷北平、遼東，為定制。
（《明史》卷七九《食貨志三》） 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饷。
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
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
（黃訓《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二二《丘浚漕運議》） 國初，去勝國未遠，沙民猶能習海。
餘生長海堧，嘗聞父老言，驅民轉輸海粟，父别子，夫别妻，生受其祭，死招其魂，浮沒如，生死如夢。
其幸而脫鲸鲵之口，則以為再世更生，來歲複運，如蟪蛄之不知有春秋。
（朱健《古今治平略》卷八國《朝漕運》） 隆慶辛未，海運初雇海雕舡五支，分載米二千石。
每駕舩十二人，自淮安至天津，試運無礙。
（談遷《北遊錄&bull紀聞&bull上海運新考》） 公姓沈氏，諱廷揚&hellip&hellip公抗疏，仿元世海運曰：“安常不必計及海，有變不宜全恃河。
”并陳遼饷捷徑事宜，上《海程圖冊》，輯海運書五卷，言行之有八利&hellip&hellip願自買船載糧，先試以為榜樣&hellip&hellip時崇祯十二年十月也。
疏八上而克行。
十三年，授戶部尚書郎，督理海運，忘家捐赀，與一二童仆，出死力奔波于海陸四五千裡之間。
（沈寓《白華莊藏稿鈔》卷十一五《梅公事記略》） 清 額征 清代漕糧，一仍明舊。
康熙治河，歲費三百萬，俱以濟運為辭。
特設漕運總督，專理其事，然運途遼遠，費五得一。
論者每以為言，漕終不罷。
暨海運暢行，興販者衆。
東南督撫猶堅持南糧不能改折，徒為胥吏蠹蝕之資。
庚子以後，始盡罷之。
順治二年，戶部奏，定每歲額征漕糧四百萬石。
其運京倉者為正兌米，原額三百三十萬石，江南百五十萬，浙江六十萬，江西四十萬，湖廣二十五萬，山東二十萬，河南二十七萬。
其運通漕者為改兌米，原額七十萬石，江南二十九萬四千四百，浙江三萬，江西十七萬，山東九萬五千六百，河南十一萬。
其後頗有折改。
至乾隆十八年，實征正兌米二百七十五萬餘石，改兌米五十萬石有奇。
其随時截留蠲緩者，不在其例&hellip&hellip漕糧之外，江蘇蘇、松、常三府，太倉一州，浙江嘉、湖兩府，歲輸糯米于内務府，以供上用及百官廪祿之需，謂之白糧，原額正米二十一萬七千四百七十二石有奇&hellip&hellip康熙初，定白糧概征本色，惟光祿寺改折三萬石，石征銀一兩五錢。
（《清史稿&bull食貨志三&bull漕運》） 額征漕糧，正兌漕糧，各省原額三百三十萬石。
内除永折米改征黑豆米，并節年荒缺開墾報升不足原額外，以光緒十三年計之，共米二百四十七萬八千六百九十四石九鬥四升有奇。
内山東十六萬一千五百四十八石六鬥有奇，河南二萬四千三百三十六石五鬥有奇，江蘇八十五萬八百五十七石四升有奇，安徽十六萬五千五百六十九石有奇。
江西奏銷冊，正改兌不分，共米五十萬一千七百一十五石有奇，浙江五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八石四鬥有奇，湖北九萬四千一百八十七石八鬥有奇，湖南九萬五千四百八十二石六鬥有奇。
改兌漕糧，各省原額七十萬石，内除永折米改征黑豆米并節年荒缺開墾報升不足原額外，以光緒十三年計之，共米二十七萬二千六百五十石有奇。
内山東七萬八千二百三十三石二鬥有奇，河南一萬五千五十石一鬥有奇，江蘇十三萬一千八百四十九石四鬥有奇，安徽一萬八千一百五十二石有奇，浙江二萬九千三百六十五石五鬥有奇。
白糧，江蘇蘇州、松江、常州三府，太倉一州，原額十有五萬四百三十八石四鬥七升，除改征漕糧外，實征六萬九千二十五石。
浙江嘉興、湖州二府，原額六萬六千二百石，除改征漕糧外，實征二萬九千九百七十五石，共實征白糧九萬九千石。
小麥&hellip&hellip共實征正兌、改兌正耗麥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一石八鬥四升有奇，黑豆共實征正兌改兌正耗豆二十萬八千一百九十石三鬥一升有奇。
（《大清會典&bull事例》卷一九《四戶部漕運》） 河運 清代河運，仍用屯丁長運。
唯簽一雇九，又以額糧漸減，漕糧僅二百七八十萬石，白糧僅十萬石，糧船亦因之減半。
鹹豐中，河運全停，水手失業，乃多加入撚軍。
運河亦淤塞，行旅者遂舍舟而遵陸矣。
清初，漕政仍明制，用屯丁長運。
長運者，令瓜淮兌運軍船，往各州縣水次領兌，民加過江腳耗，視遠近為差。
而淮、徐、臨、德四倉，仍系民運交倉者；并兌運軍船，所謂改兌者也。
逮至中葉，會通河塞，而膠萊故道，又難猝複，借黃轉般諸法，行之又不能無弊。
于是宣宗采英和、陶澍、賀長齡諸臣議，複海運，遴員集粟，由上海雇商船轉漕京師，民鹹稱便。
河運自此遂廢。
（《清史稿&bull食貨志三&bull漕運》） 各省漕船原數萬四百五十五号，内除漕糧折銀征解及灰石改折，并分載帶運及坍荒田地應蠲漕糧裁減船數外，以嘉慶十七年實運船數計之，共六千二百四十二支。
直隸三十七号，山東八百八十七号，江南江安糧道所屬二千六百九十六号，蘇松糧道所屬五百二十二号，浙江八百四十五号，江西六百三十八号，湖北一百八十号，湖南一百七十八号。
河南無出運衛所，系撥直隸、山東、江南幫船就近協運。
江南運白船一百三十八号，浙江百二十一号。
（《大清會典&bull事例》卷二○二《戶部漕運》） 海運 道光中始行海運，初猶自雇沙船裝載剝運。
鹹豐以後，天津、上海間外商海輪暢通，由其代運。
倉場僅備剝船，自天津運往通州入倉而已。
嘉慶中，洪澤湖洩水過多，運河淺涸，令江浙大吏兼籌海運。
兩江總督勒保等，會奏不可行者十二事&hellip&hellip自是，終仁宗之世，無敢言海運者。
道光四年，南河黃水驟漲&hellip&hellip挾沙日久，淤墊為患滋深。
上亦知借黃濟運非計，于是海運之議複興&hellip&hellip時琦善督兩江，陶澍撫安徽，鹹請以蘇、松、常、鎮、太倉四府一州之粟，全由海運。
乃使布政使賀長齡親赴海口，督同地方官吏，招徕商船，并籌議剝運兌裝等事。
嗣澍言，見雇沙船千艘、三不像船數十，分兩次裝載，計可運米百五六十萬石。
其安徽、江西、湖廣離海口較遠；浙江乍浦、甯波海口，或不能停泊，或盤剝費巨，仍由河運。
上乃命設海運總局于上海，并設局天津，複命理藩院尚書穆彰阿，會同倉場侍郎駐津驗收監兌，以杜經紀人需索留難諸弊。
六年正月，各州縣剝運之米，以次抵上海受兌，分批開行。
計海運水程四千餘裡，逾旬而至，米石抵通後，轉運京倉。
（《清史稿&bull食貨志三&bull漕運》） 道光五年&hellip&hellip茲據奏現雇有沙船一千餘支、三不像船數十支，計春夏兩次，可以運米一百五十餘萬石。
著照所請，将蘇、松、常、鎮、太四府一州新漕，并緩帶漕糧，由海運抵津&hellip&hellip鹹豐元年，覆準上屆海運漕白各糧，上海沙船不敷運送，間雇外省蜑船，及三不像等船，一并裝載&hellip&hellip三年，議準本屆浙江漕糧。
海運所需船支，除甯波船三不像船，由浙省自行封雇外，其上海之沙船，及直隸之衛船，山東之登由子船，由浙省派員赴滬設立總局，會同蘇省委員，不分畛域，一律封雇，以資裝運。
又谕：著直隸、山東各督撫速派幹員封備衛船。
并著奉天府府尹及各督撫确查各處海口，如有甯波商船停泊，押令迅速回浙，聽候封雇，裝運漕糧。
不準胥役人等需索滋擾，緻生事端&hellip&hellip同治五年，谕浙江本屆新漕米數較增，尤須多備船支，俾敷裝運。
著直隸總督、山東巡撫，即饬産船各地方官，盡數挑選東衛等船，趕緊駛赴上海協運，俾免贻誤&hellip&hellip十一年，奏準嗣後海運白糧抵津，由各該糧道自雇民船剝運赴通，毋庸在津候驗。
（《大清會典&bull事例》卷二一○《戶部海運》） 剝船直隸舊設二千五百艘，二百艘分撥故城等處，八百艘留楊村，餘千五百艘集天津備用。
後雇覓堪裝漕糧二百五十石民船五百艘，以備裝載。
商船首次抵津，先僅府縣倉廒廟宇撥卸三十萬石，餘令剝船徑運通倉。
随将天津倉廒廟宇所儲漕米運通，無庸轉卸北倉。
（《清史稿&bull食貨志三&bull漕運》） 搭載貨物 漕船本許載運土宜免稅，為鼓勵海輪運漕，因有搭載貨物二成免稅之例。
久之遂成走私之薮，雖有海關查驗，不能禁絕。
道光五年，奏準商運米船八成載米，酌留二成載貨，并由海關查明免稅放行&hellip&hellip二十八年，奏準商船二成載貨，由海關查明免稅。
計數請豁稅額，系裝米千石，準帶貨二百石，論石而不論價&hellip&hellip鹹豐六年，咨準本屆海運漕糧各口岸，遇有商船到口，速即驗明護照，将二成貨物免稅。
如二成以外，及販豆回南者，仍照例納稅，毋任偷漏。
九年，議準現奏定《洋藥厘稅章程》，凡各關海口，每洋藥一百斤，納稅三十兩，與尋常貨物不同。
嗣後海運沙船進口，攜帶洋藥者，令照新章納稅，并于貨單注明，以免牽混。
其餘貨物，仍照章免稅。
同治五年，議準商船兩旁跨帶竹木，系因遠涉重洋、防禦風濤之用，且系粗笨之物，例定稅則無多，亦應與二成貨物，一律免交關稅。
所有沿海各關，俟海運商船到口，均行查照辦理&hellip&hellip又議準漕船到津，米石交清後，即由津局、蘇、浙糧道，分别填給該船米數某日交清，準在天津、奉天各口自運四貨全行免稅印照，持赴天津、牛莊各關呈驗放行。
交米未清之船，概不給照。
六年，議準如所帶二成貨物，在津未能銷完者，即照案轉至奉天銷售，由津給予免稅照單，以憑查驗&hellip&hellip十二年，咨準商局輪船運米，由上海道填給免稅執照。
如帶有洋藥，及二成之外另帶餘貨，均照沙甯各船例納稅。
（《大清會典&bull事例》卷二一二《戶部海運》） 京通倉 清制，以戶部侍郎一人為倉場總督，專理倉務。
其屬有坐糧廳掌收漕，大通橋監督掌抽查。
京倉十三，為廒九百五十六；通倉二，為廒二百五十，每廒貯米萬石，例以禦史一人稽查之。
各倉有監督，有看倉旗員、吏典、皂隸、守兵、花戶，其事甚繁，其制甚密。
京師十有三倉，祿米倉五十七廒，南新倉七十六廒，舊太倉八十三廒，富新倉六十四廒，興平倉八十一廒，均在朝陽門内。
海運倉百廒，北新倉八十五廒，均在東直門内。
太平倉八十六廒，在朝陽門外。
本裕倉三十廒，在德勝門外清河。
萬安倉九十三廒，在朝陽門外。
儲濟倉百有八廒，裕豐倉六十三廒，均在東便門外。
豐益倉三十廒，在德勝門外。
安河橋、大通橋号房四十八間，朝陽門号房五十八間。
通州二倉，西倉一百四十二廒，在新城；中倉一百有八廒，在舊城。
南門内通州石壩号房二十五間，舊城南門外号房十間，新城南門外号房二十五間。
（《大清會典&bull事例》卷一八四《戶部倉庾》） 倉場職掌，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
順治十五年，定滿漢各一人，駐紮通州新城，總理京通各倉糧。
其漕運總督、各該督撫及沿河文武衙門，凡漕運文冊應報倉場者，均照報部體式。
應舉劾者，照例舉劾。
各項應行事宜，倉場報部查核。
又覆準每年春間出巡閱看牐河，點驗石土兩壩，經紀車戶剝船，督令坐糧廳催置布袋，以備新糧到壩起運。
又覆準漕白糧船抵天津，督率沿河文武官弁往來催運。
并查驗北河淺阻，令坐糧廳督夫疏浚深通，毋緻糧艘阻滞&hellip&hellip康熙二年，題準倉場督收各省漕糧，除帶運米不算外，其扣收餘米，抵欠算入正運數内，總作十分考核。
未完五厘以上至一分者罰俸，一年三年連欠五厘以上至一分者降一級督催。
雍正三年，覆準漕白糧船抵通日期，及起過糧數，回空船數，并石壩外河水勢深淺，五日一次具奏&hellip&hellip乾隆四十四年，奏準通漕辦理糧務，向設漕運通判一員，駐紮張家灣，專管内河修防、外河挑浚各事宜。
其關涉漕務事件，經行呈報倉場及坐糧廳辦理。
至北河雇備剝船，委楊村通判稽查；漕船剝貨，委務關同知會同嚴查。
悉照張家灣通判之例，經行申報倉場。
嘉慶十五年，奏準各省漕船行至北運河一帶，由務關營通州協催趱，每緻倉場呼應不靈。
嗣後歸倉場衙門兼轄，以重漕運。
（《大清會典&bull事例》卷一八四《戶部倉庾》） 大抵京通兩倉，所放米曰官俸，曰官糧，亦名甲米，二者去全漕十之六。
其一，養工匠名匠米。
其一，定鼎時，宗臣封親王者六，封郡王者二；世宗之弟封親王者一，此九王子孫，自适裔外，并有封爵，以世降而随之，統名恩米。
二者去京倉百之一。
（《清史稿&bull食貨二&bull倉庫》） 2.征榷 甲 明之征榷 鈔關 明代鈔關設于水次，以需納船鈔，故名鈔關。
一代皆以寶鈔上納，或須改折銀錢，故鈔及銀錢并用。
關皆屬于戶部，命主事主征榷之事，收入頗巨，為國計之一大宗。
國初有商稅，未嘗有船鈔。
至宣德間始設鈔關，凡七所&hellip&hellip兼榷商稅。
其所榷本色錢鈔則歸内庫，以備賞賜；折色銀兩則歸太倉，以備邊儲。
每歲或本折輪收，或折色居七分之二。
其收鈔有輕重，差官有專攝&hellip&hellip設關處所，河西務、臨清、九江、浒墅，俱戶部差；淮安、揚州、杭州，俱南京戶部差。
（《大明會典》卷三五） 宣德四年（1429年），以鈔法不通，由商居貨不稅。
由是于京省商賈湊集地，市鎮店肆門攤稅課增舊凡五倍。
兩京蔬果園，不論官私，種而鬻者；塌房庫房店舍居商貨者，騾驢車受雇裝載者，悉令納鈔。
委禦史、戶部、錦衣衛、兵馬司官各一，于城門察收，舟船受雇裝載者，計所載料多寡、路近遠納鈔。
鈔關之設自此始。
其倚勢隐匿不報者，物盡沒官，仍罪之。
于是有漷縣、濟甯、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洲、臨清、北新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
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各差禦史及戶部主事監收。
自南京至通州，經淮安、濟甯、徐州、臨清，每船百料，納鈔百貫。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正統十一年（1446年），移漷縣鈔關于河西務&hellip&hellip嘉靖四年，鳳陽府設正陽鈔關。
前後凡十有二處，皆止稅船料，惟臨清、杭州兼收貨稅。
至萬曆時，止存河西務、臨清、淮安、揚州、蘇州、杭州、九江共七處。
此明一代鈔關之大略也。
凡船料始時估料定稅，後以估料難核，乃度梁頭廣狹為率，自五尺至三丈六尺有差。
嘉靖時，又命以成尺為限，勿科畸零焉。
（《續文獻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一》） 崇祯二年（1629年），命關稅每兩增一錢&hellip&hellip按《春明夢餘錄》載戶部議榷額疏，南北榷關有舊額，有新增。
北新關原額四萬，天啟元年增二萬，五年增二萬，共八萬兩。
浒墅關原額四萬五千，天啟二年增二萬二千五百，五年增二萬，共八萬七千五百兩。
九江關原額二萬五千有奇，天啟元年增一萬二千五百有奇，五年增二萬，共五萬七千五百餘兩。
兩淮鈔關原額二萬二千，天啟元年增七千六百有奇，五年增一萬五千，共四萬四千六百兩。
揚州關原額一萬三千，天啟元年增二千六百，五年增一萬，共二萬五千六百兩。
惟臨清關原額銀八萬三千八百，河西務原額四萬六千，并無加增。
因解不足額，臨清減二萬兩，河西務減一萬四千兩。
崇文門原額六萬八千九百二十九兩，天啟五年增二萬，共八萬八千九百二十九兩。
此舊額與新增之數也。
天啟六年，以助工稅差，照正額每兩加羨餘銀一錢。
大工竣，改為助饷，每兩止增羨餘五分。
至是量增五分，為一錢，合計八關，共增銀五萬餘兩。
明季關鈔之數，大略備矣。
（《續文獻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一》） 崇祯三年（1630年），複增二錢。
惟臨清僅半，而崇文門、河西務俱如舊&hellip&hellip九年，複議增稅課款項。
十三年，增關稅二十萬兩，而商民益困矣。
凡諸課程始收鈔，間折米，已而收錢鈔半，後乃折收銀。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商稅 商稅三十而稅一，唯書籍、農具不征。
太祖初征酒醋之稅，收官店錢。
即吳王位，減收官店錢，改在京官店為宣課司，府縣官店為通課司。
凡商稅三十而取一，過者以違令論。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國初洪武中&hellip&hellip令天下稅課司局，諸客商貨賄俱三十而稅一&hellip&hellip其金、銀、鉛、朱砂、膽礬、雄黃、丹青綠、毛纓、碧甸子、鐘乳粉、棕毛、水銀，俱起解本色。
其餘鹽、茶、酒、醋、硝、鉛、黑錫、石膏，商稅窯課俱折收金銀錢鈔，輸京師。
惟五谷、農器、書籍、紙劄不稅，酒課不設務，不定額。
如異時已榜谕各稅課司局巡攔所辦，令計額課逐日旬辦貯，司局官按季攢收。
而官攢侵欺，緻巡攔賠納者罪。
（傅維鱗《明書》卷八三《食貨志三》） 凡一應收稅衙門，有都稅，有宣課，有司，有局，有分司。
其收稅有本色，有折鈔。
其起解收貯，有入内府，有留各處，亦有添設除免。
其差官有巡視、監收&hellip&hellip各司局衙門，曆朝建革不一。
其已革衙門，課程仍于該府州縣及附近司局帶管，或于均徭内編補。
或将革過巡攔工食銀抵補，歲辦不缺。
（《大明會典》卷三五） 稅課司局，京城諸門及府州縣市集多有之，凡四百餘所。
其後以次裁并十之七。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初，南京軍民居室皆官所給，比舍無隙地。
商貨至或止于舟，或貯城外，驵儈上下其價，商人病之。
太祖乃命于三山諸門外，瀕水為屋，名塌房，以貯商貨。
其貨物以三十分為率，内除一分官收稅錢，再出免牙錢一分，房錢一分，與看守者收用，貨物聽客商自賣。
其小民鬻販者，不入塌房投稅。
（《續文獻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一》） 永樂七年（1409年）&hellip&hellip令京城官店、塌房照三山門外塌房例，宣課分司收稅錢一分，免牙塌房錢二分 （《續文獻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一》） 永樂七年（1409年），遣禦史、監生于收課處榷辦課程。
二十一年（1423年），山東巡按陳濟言：“淮安、濟甯、東昌、臨清、德州、直沽，商販所聚；今都北平，百貨倍往時。
其商稅宜遣人監榷一年，以為定額。
”帝從之。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洪熙元年（1425年）正月，增市肆門攤課鈔。
時欲通鈔法，戶部尚書夏原吉等，請于市肆各色門攤内，量度輕重增納課鈔，官取其昏軟者悉毀之。
帝是其言。
（《續文獻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一》） 正統七年（1442年）正月，定在京宣課、都稅二司稅鈔則例。
初，二司收課則例不一，奸弊蝟生，戶部主事汪澍以為言。
事下順天府議定，每季緞鋪納鈔一百二十貫，油磨、糖機、粉、茶食、木植、剪裁、繡作等鋪三十六貫。
餘悉量貨物取息，及工藝受直多寡取稅。
（《續文獻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一》） 正統九年（1444年），王佐掌戶部，置彰義門官房，收商稅課鈔，複設直省稅課司官，征榷漸繁矣。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弘治間，課鈔四千六百一十八萬九十貫。
嘉靖二十三年，課鈔五千二百六萬八千一百九貫。
（《大明會典》卷三五） 商稅總額簡表 抽分 商稅收納實物，謂之抽分。
亦有折銀者。
明太祖洪武初，設抽分竹木局&hellip&hellip凡龍江、大勝港，俱設立抽分竹木局。
客商興販蘆柴、茅草等，三分取一；杉木、棕毛等，三十分取二；松木、杉闆、柴炭等，十分取二。
又令軍衛設場收貯柴薪，按給禁軍孤老等。
竹木堆垛在場，奏申知數，以憑度量關支。
如營造數多，抽分不敷，或給價收買，差人斫辦。
（《續文獻通考》卷二四《征榷考七》） 永樂六年（1408年），設通州、白河、蘆溝、通積、廣積五抽分局。
至十三年（1415年），令以三十分為率，凡竹木、柴炭、磚瓦等，取一至取十五各有差。
（《續文獻通考》卷二四《征榷考七》） 正統元年（1436年），設真定抽分竹木局，令真定府稅課司帶管。
凡木植，抽三十分之四&hellip&hellip至天順時，又設保定抽分，令唐縣委官至倒馬關，抽分木植二十分之六。
（《續文獻通考》卷二四《征榷考七》） 成化七年（1471年），又設杭州、荊州、太平三處抽分&hellip&hellip凡竹木等物，抽十分之一&hellip&hellip十七年（1481年），設蘭州抽分，本州衛掌印官會同将河橋上岸捉獲木植，每十分抽其二；過河橋捉獲者，盡數入官。
至嘉靖元年（1522年），定通州抽分竹木局。
凡商販竹木曾經真定，九一抽分；取有印信執照者，止用九一抽分，通前合為二八。
其未經抽分者，仍用二八抽取。
六年（1527年），裁革白河抽分竹木局官吏軍人，其例應抽分竹木、柴炭磚瓦等，令廣積局帶管，仍聽巡按禦史督察。
十年（1531年），蘆溝抽分竹木局堆積木植朽壞，每年終工部委官盤查，變賣銀兩，解部作正支銷。
（《續文獻通考》卷二四《征榷考七》） 成化九年（1473年），更定蘆柴、木柴折銀例。
景泰間，應天等處歲辦蘆柴，以十分為率，減免四分，三分折鈔，三分本色。
折鈔每束二貫五百文，每一萬貫又折收銀二十二兩五錢。
至是，令于蘆柴三分本色内以一分折銀，每束二分，俱送應天府收貯支用。
其折納木柴者，每百斤折銀四分。
至抽分竹木原鈔者，至是亦折銀，漸益至數萬兩。
（《續文獻通考》卷二四《征榷考七》） 河泊所 河泊所以稅船舶，兼管魚課。
洪武初，設河泊所&hellip&hellip十五年（1382年）&hellip&hellip定河泊所官制。
吏部奏：“凡天下河泊所二百五十二，歲課米五千石以上至萬石者設官三人，千石以上者二人，三百石以上者一人。
”制可。
（《續文獻通考》卷二四《征榷考七》） 凡魚課，每歲南京戶科編印勘合。
通計四川等布政司，并直隸、河間等府州縣河泊所等衙門，該勘合六百八十九道，皆以河字為号，南京戶部領回，發各該衙門收掌，各記所收魚課米鈔若幹，年終進繳。
其勘合底簿仍送戶部，如各衙門繳到勘合，務比對朱墨字号相同，于上明白填寫，以憑查考。
河泊所累朝建革不一，其已革衙門，魚課仍于各該府州縣帶管，或歸并附近河泊所，歲辦不缺。
（《大明會典》卷三六） 洪武十八年（1385年），令各處魚課皆折收金銀錢鈔&hellip&hellip宣德七年（1432年），令湖廣、廣西、浙江魚課辦納銀者，每銀一兩折鈔一百貫。
（《大明會典》卷三六） 魚課數，弘治十五年（1502年）課鈔三百一十七萬五千三百七十貫，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課鈔三百一十七萬七千一百一十貫。
（《大明會典》卷三六） 萬曆時魚課簡表 市舶司 明初，設市舶司于上海黃渡，有提舉司司其事。
後改設于甯波、泉州、廣州。
成化以後，廣州對外貿易最盛，獨以太監領之。
嘉靖時有海禁，然獨不及廣州。
市舶皆行抽分之制，故廣州有十三行之設，以銷行外貨，直至道光海通時為止。
明初，東有馬市，西有茶市，皆以馭邊，省戍守費。
海外諸國入貢，許附載方物，與中國貿易。
因設市舶司，
其犯贓革職者，不在優免之例。
如戶内丁糧不及數者，止免實在之數。
丁多糧少，不許以丁準糧；丁少糧多，不許以糧準丁，俱以本官自己丁糧照數優免。
但有分門各戶、疏遠房族，不得一概混免。
（《續文獻通考》卷一七《職役考》） 清 正賦 清初，正賦承明之舊，首除三饷。
旋以萬曆為準，隻免崇祯時三饷。
清初入關，首除明季加派三饷。
時賦稅圖籍多為流寇所毀，順治三年，谕戶部稽核錢糧原額，彙為《賦役全書》，悉複明萬曆間之舊。
計天下财賦，惟江南、浙江、江西為重，三省中猶以蘇、松、嘉、湖諸府為最&hellip&hellip十一年，命右侍郎王宏祚訂正《賦役全書》，先列地丁原額，次荒亡，次實征，次起運存留。
起運分别部寺倉口，存留詳列款項細數。
其新墾地畝，招徕人丁，續入冊尾。
每州縣發二本，一存有司，一存學宮。
賦稅冊籍，有丈量冊，又稱魚鱗冊，詳載上、中、下田則。
有黃冊，歲記戶口登耗，與《賦役全書》相表裡&hellip&hellip複采用明萬曆一條鞭法&hellip&hellip聖祖即位&hellip&hellip直省征收錢糧，夏稅于五六月，秋糧于九十月。
其報部之數，責成各有司于奏銷時，詳加磨勘，按年送京畿道刷卷。
自世祖定賦稅之制，正雜款繁多，咨題違錯，駁令查覆。
印官即借部駁之名，擅行私派。
其正賦錢糧，本有定額，地方官吏如有别項需用，辄令設法，實與加派無二。
至是下令嚴禁&hellip&hellip三十年&hellip&hellip時征收錢糧官吏，往往私行科派，其名不一。
阖邑通裡，共攤同出者，名曰“軟擡”。
各裡各甲，輪流獨當者，名曰“硬駝”。
于是設滾單，以杜其弊。
其法，于每裡之中，或五戶或十戶一單，于某名下注明田地若幹，銀米若幹，春秋應各完若幹，分為十限，發與甲首，依次滾催，自封投櫃。
一限既定，二限又依次滾催，其有停擱不完不交者嚴懲，民以為便&hellip&hellip乾隆初，州縣征收錢糧，尚少浮收之弊。
其後諸弊叢生，初猶不過就斛面浮收，未幾遂有折扣之法，每石折耗數升，漸增至五折六折，餘米竟收至二鬥五升，小民病之&hellip&hellip德宗即位之初，複新疆，籌海防，國用日增。
戶部條陳整頓錢糧之策，略雲：“溯自發逆之平，垂二十年，正雜錢糧，期可漸複原額。
乃考核正雜賦稅額征總數，歲計三千四百餘萬兩，實征僅百四十五萬兩，賦稅虧額如此，财既不在國，又不在民，大率為貪官墨吏所侵蝕&hellip&hellip請饬各督撫藩司，認真厘剔，以裕度支。
”诏從其請。
然終清之世，諸弊卒未能盡革也&hellip&hellip總計全國賦額，其可稽者，順治季年，歲征銀二千一百五十餘萬兩，糧六百四十餘萬石；康熙中，歲征銀二千四百四十餘萬兩，糧四百三十餘萬石；雍正初，歲征銀二千六百三十餘萬兩，糧四百七十餘萬石；高宗末年，歲征銀二千九百九十餘萬兩，糧八百三十餘萬石。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二&bull賦役》） 火耗 民間以銀納糧，其數零星，成色不一，經火熔銷，必有耗蝕。
故官吏須加火耗，浸久有每兩加至四五錢者，不啻公然賄賂，最為民害。
雍正時提以歸公，作為文官養廉，歲二百餘萬兩，然火耗之弊仍在。
雍正二年，以山西巡撫諾敏、布政使高成齡請提解火耗歸公，分給官吏養廉，及其他公用。
火耗者，加于錢糧正額之外，蓋因本色折銀，熔銷不無折耗，而解送往返，在在需費。
州縣征收，不得不稍取盈以補折耗之數，重者數錢，輕者錢餘。
行之既久，州縣重斂于民，上司苛索州縣，一遇公事，加派私征，名色繁多，又不止于重耗而已&hellip&hellip自山西提解火耗後，各直省次第舉行，其後又酌定分數，各省文職養廉，二百八十餘萬兩，及各項公費，悉取諸此。
及帝乾隆即位，廷臣多言其不便。
帝亦慮多取累民，臨軒試士，即以此發問，複令廷臣及督撫各抒所見。
大學士鄂爾泰，刑部侍郎錢陳群，湖廣總督孫家淦，皆言耗羨之制行之已久，征收有定，官吏不敢多取。
計已定之數，與未定以前相較，尚不逮其半，是迹近加賦而實減征也。
且火耗歸公，一切陋習皆革除&hellip&hellip诏從鄂爾泰諸臣議。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二&bull賦役》） 謹案：“火耗起于前明，國初屢有厲禁。
順治元年，令曰：&lsquo官吏征收錢糧，私加火耗者以贓論，康熙初，有額外科斂，許民控告之律（四年），有剋取火耗上司徇隐之律（十七年），禁令非不嚴也。
禁之而不能，則微示其意而為之限。
限之而不能，乃明定其額而歸之公，其變法也以漸&hellip&hellip&rsquo聖祖嘗谕河南巡撫鹿祐曰：&lsquo所謂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謂。
若纖毫無所資給，則居常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為生？如州縣官止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稱好官。
若一概糾摘，則屬吏不勝參矣。
&rsquo（四十八年九月谕旨）時各省耗羨，每兩多不過一錢，獨湖南加至二三錢，&hellip&hellip六十一年，陝西虧空事聞。
總督年羹堯、巡撫噶什圖奏，秦省火耗，每兩有加至二三錢四五錢者，請酌留各官用度，其餘俱捐出彌補。
上谕：&lsquo斷不可行。
&rsquo&hellip&hellip提解歸公之議，倡于雍正二年山西巡撫諾岷、布政使高成齡。
世宗令廷臣集議，議上。
谕曰：&lsquo州縣火耗，原非應有。
因地方公費，各官養廉，不得不取給于此。
且州縣征收火耗，分送上司，以緻有所借口，肆其貪婪，上司瞻徇容隐，此從來積弊也。
與其州縣存火耗以養上司，何如上司撥火耗以養州縣乎？爾等請将分數酌定。
朕思州縣有大小，錢糧有多寡，地廣糧多州縣，火耗已足養廉，若行之地少糧少州縣，則不能矣，惟不定分數，遇差多事繁，酌計可以濟用。
或是年差少事簡，即可等減。
又或偶遇不肖有司，一時加增，而清廉者自可減除。
若&hellip&hellip竟為成額，必至有增無減。
又奏提解火耗，非經常可久之道。
凡立法行政，孰可曆久無弊，提解原一時權宜之計，将來虧空清楚，府庫充裕，有司皆知自好，則提解自可不行，火耗亦可漸省。
&rsquo蓋年羹堯之議，至是始行。
後乃酌定分數，而各省文職養廉二百八十餘萬兩，及各項公費，實取諸此。
先是，江南每兩加耗五分。
雍正六年以後，遞增至一錢。
十三年，高宗即位，谕曰：“向來耗羨，州縣任意征求。
經巡撫諾岷、田文鏡倡為提解歸公之法，各就本省情形，酌定分數，以外不許絲毫濫征。
然未提解以前，尚為私項；既提解以後，恐不肖官員，視同正課，又于耗羨之外，巧取殃民。
著各督撫嚴饬有司，耗羨一項，可減而決不可增，倘多取絲毫，即題參重治。
&rsquo乾隆四年，從孫嘉淦、陳世倌奏，免直隸、江南蠲賦耗羨，仍以河南耗餘撥補。
五年，以地方無關緊要之事，辄動耗羨，令督撫将各省必需公費，分晰款項，報部核奏。
自是以後，各省耗羨，掌于戶部湖廣司者，取之有定數，用之有定款。
于世廟谕旨所雲，将來府庫充裕，提解不行，火耗漸省者，卒無有議及者矣。
他如關稅之有盈餘，鹽課之有雜費，昔歸私橐，後充公帑，亦耗羨之類也。
（王慶雲《熙朝紀政》卷三《紀耗羨歸公》） 普免 清代普免錢糧簡表 江浙減賦 江浙田賦，自明特重，清屢減之。
同治時，猶重于他地。
雍正元年&hellip&hellip蘇松浮糧，多于他省，诏蠲免蘇州額征銀三十萬，松江十五萬，永著為例&hellip&hellip各省中賦稅繁重，蘇、松而外，以浙江嘉、湖二府為最。
五年，诏減十之一，共銀八萬餘兩&hellip&hellip七年，蠲浙江額賦十之三，共十萬兩&hellip&hellip乾隆元年&hellip&hellip谕改江南、浙江白糧十二萬石，免蘇、松浮糧額銀二十萬石。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二》） 同治元年&hellip&hellip兩江總督曾國藩、江蘇巡撫李鴻章疏言：“蘇、松、太浮賦，上溯則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證之，則比毗連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鎮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hellip&hellip自粵逆竄陷蘇、常，焚燒殺掠，慘不可言。
臣親曆新複州縣，市鎮邱墟，人煙寥落。
已複如此，未複可知，而欲責以數倍他處之重賦，向來暴征之吏，亦無骨可敲、無髓可吸矣。
細核曆年糧數，鹹豐十年中，百萬以上者僅一年，八十萬以上者六年，皆以官墊民欠十餘萬在其中。
是最多之年，民完實數不過九十萬也。
成案如是，民力如是，惟籲請準減蘇、松、太三屬糧額，以鹹豐中較多之七年為準，折衷定數，總期與舊額本經之常、鎮二屬通融核計，著為定額。
即以開征之年為始，永遠遵行，不準再有墊完民欠名目。
嗣後非水旱，亦不準捏災，俾去無益之空藉，求有著之實征。
至蘇、松漕糧核減後，必以革除大小戶名，為清厘浮收之原，以裁減陋規，為禁止浮收之委。
”制可&hellip&hellip三年，從閩浙總督左宗棠請，谕紹興屬八縣六場，正雜錢糧，統照銀數征解。
革除一切攤捐及陋規，計減浮收錢二十二萬有奇，米三百六十餘石。
甯波屬一廳五縣六場，減浮收錢十四萬四千有奇，米八百餘石。
四年，浙江巡撫馬新贻請豁減金華浮收錢十五萬餘串，米五百餘石；衢州錢十萬餘串，米六十餘石；嚴州錢六萬餘串，米六千餘石，洋銀八十餘元，米百餘石。
從之。
是年，宗棠克湖州，疏言漕南浮收過多，請痛加裁汰。
事下部議，覆奏杭、嘉、湖漕糧，請仿江蘇例，減原額三十分之八。
并确查賦則，按輕重量為核減，所有浮收漏規，悉予裁汰。
其南匠米石，無庸議減。
計三府原額漕白行月等米，百萬餘石，按三十分之八，共減米二十六萬六千餘石。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二》） 加賦 光緒時，以賠款分攤各省，大都就地加征，名目繁多。
光緒二十年，中日之戰，賠兵費二萬萬。
二十六年，拳匪肇禍，複賠各國兵費四萬五千萬。
其後練新軍，興教育，創巡警，需款尤多，大都就地自籌。
四川因解賠款而按糧津貼，捐輸之外，又有賠款新捐。
兩江、閩浙、湖北、河南、陝西、新疆，于丁漕例征外，曰賠款捐，曰規複錢價，曰規複差徭，曰加收耗羨。
名稱雖殊，實與加賦無大異也。
（《清史稿&bull食貨志二》） 辛醜約成，遂有四萬五千萬之巨，派之各省者一千八百萬兩有奇。
二十九年，以練新軍，複攤各省練兵經費。
而各省以創練新軍，辦巡警教育，又有就地自籌之款。
奉天一省，警費至三百餘萬兩。
湖北一省，撥提地丁錢價充學費者六十萬兩。
捐例停于二十七年，以練兵複開，至三十二年複停。
庚子以後，新增之征收者，大端為糧捐，如按糧加捐、規複征收、丁漕錢價、規複差徭、加收耗羨之類。
（《清史稿&bull食貨志六》） 光緒三十年，兩江總督魏光焘奏：“本年正月，奉谕外務部代遞總稅務司赫德條陳一折，所稱練兵籌饷，以地丁錢糧為大宗，若竭力整頓，并可舉辦各項要務。
按裡計畝，按畝計賦，令每畝完錢二百文，百姓亦不受絲毫擾累等語&hellip&hellip該督等按照所陳，悉心會商，逐條議覆具奏&hellip&hellip不如就已辦到之成規，加之厘剔。
查光緒二十五年，蘇省清厘田賦，委朱道之榛定章督辦，綜計蘇州、鎮江二府屬長洲等十三縣，熟田銀米兩項，每年共增出銀五十餘萬兩。
若由二府推之他府，更由江蘇一省推之他省，得人而理，不難照行&hellip&hellip果能認真整頓，數年後，每年似可增一二千萬，以濟要需。
”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田賦考&bull田賦之制》） 宣統元年&hellip&hellip又兩江總督端方等奏：“銀價益漲，州縣賠累更深。
仍請将上下兩忙，甯蘇兩屬，地蘆各款，改為征銀、解銀，每銀一兩，随收公費錢六百文。
蘇屬并代收規複錢二百文，以期官民兩無所傷。
”下度支部議奏。
嗣奏以蘇屬征忙，每兩暫加二百文，試辦尚未經年，遽爾更張，非惟無以取信于民，應令先将該省地蘆等項，及經費各款，詳拟辦法，送部核明&hellip&hellip又都察院代遞度支部小京官李秀卿奏陳征收積弊，略稱：“其弊有四&hellip&hellip一、生于新政者。
自新政繁興，州縣之誅求愈急，然使取之百姓者，仍為百姓用之，亦何至怨四起。
無如锱積铢累，半歸中飽&hellip&hellip”又江西巡撫馮汝骙瀝陳江西州縣征收丁漕困難情形，略稱：“&hellip&hellip每征地丁一兩，應解正耗銀一兩一錢，提補捐款銀一錢，知府公費銀五分，錢價平餘銀七分，學堂經費銀四分，練兵經費銀五分，共銀一兩七錢六分。
出入相抵，地丁每兩已不敷銀五分九厘，漕米每石已不敷銀五分，而糧書、紙張、飯食、傾熔火耗、水腳等項，尚不在内。
至捐攤教案各款，及本署一切辦公費用，更屬無著&hellip&hellip”又安徽巡撫朱家寶奏請将丁漕加捐一項變通辦理，略稱：“查新約賠款案内，安徽省每年奏派銀一百萬兩。
前撫臣聶緝椝當因數巨期迫，設措為難，奏請按照江浙成案，于各屬所征地丁漕糧，每銀一兩米一石各加收錢三百文，饬令民間照章呈繳，由州縣彙解籌議公所，兌銀轉彙，曆經遵照在案。
茲查前項加捐錢文，綜計光緒三十年以前，每年收數約得錢四十萬串上下。
以錢一千二百文合銀一兩，可得銀三十三四萬兩。
現在銀價奇貴，每銀一兩，需錢一千九百及二千文不等，雖收錢仍如前數，而合銀僅止二十一二萬兩，實已驟減十成之三。
且籌議公所常年解撥之項，均系銀數，輾轉受此暗耗，勢實難支。
若不設法變通，則進款日虧，深恐贻誤大局&hellip&hellip拟将各屬加捐，自宣統二年冬漕起，每銀一兩，每米一石，向來捐錢三百文者，改收庫平銀一錢八分。
以錢百文合銀六分，每年就四十萬串之數計之，每串得銀六錢，歲可收二十四萬餘兩&hellip&hellip其餘一切辦法，悉照原奏辦理&hellip&hellip”又四川總督趙爾巽奏：“川省京饷，需用甚巨，援案再辦。
宣統二年，按糧銀一兩，加津貼銀一兩，以資接濟&hellip&hellip”又新疆巡撫聯魁奏：新疆南路征收糧草，拟定新章，請饬立案。
略稱：“&hellip&hellip光緒二十八年，前撫臣饒應祺，因認征賠款，協饷日绌，設法彌補。
曾奏請加收耗羨，無論本折，亦無論糧色，每石随征耗羨銀一錢五分&hellip&hellip經藩司王樹柟，與奴才悉心酌核&hellip&hellip定自光緒三十四年起，每本色糧一石，除應收耗羨銀一錢五分，酌中準加耗糧二鬥五升&hellip&hellip折色則準各屬每年市價為定，除一五公耗外，亦照本色每石加耗二鬥五升折收銀兩，為地方官辦公之用。
其正糧一石，按市價折收之銀，較例價仍有盈餘，則悉數歸公&hellip&hellip”二年&hellip&hellip又奏：遵議禦史石長信奏，丁漕加捐，改錢為銀，民情實多未便。
略稱：“查原奏内稱，安徽賠款加捐，系于地丁漕米折征定價外，每銀一兩，米一石，各加收制錢三百文。
乃因銀價昂貴，奏請每錢三百文，改收庫平足銀一錢八分&hellip&hellip”饬下安徽巡撫，即将賠款加收丁漕錢文，仍照舊每兩、每石加收制錢三百文，毋庸改為征銀&hellip&hellip又江蘇巡撫寶棻奏準加捐地方自治經費，每地丁銀一兩，帶征錢二十文；漕米一石，帶征錢四十文。
冬漕自宣統元年起，兩忙自二年起。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五《田賦考&bull田賦之制》） 歲計 清代歲計出入，順治時二千萬兩，道光前約銀三四千萬兩。
鹹同軍興，歲出自倍，及末年達三萬萬餘，十倍于嘉道時。
清代歲計簡表 丁 賦 康熙時，均丁賦于田，計田派丁，不問丁數。
嗣後，鹽鈔銀、匠班銀亦陸續派入地丁。
五十年，定丁額，永不加賦。
雍正元年，遂以丁賦攤入地畝，一并起征，名為“地丁銀兩”，或曰“條銀”。
丁口之輸賦也，其來舊矣。
至我朝雍正間，因各疆吏奏請，以次攤入地畝。
于是輸納征解，通謂之地丁，或曰丁随地起&hellip&hellip我朝丁徭素薄，自康熙五十年定丁額之後，滋生者皆無賦之丁。
凡舊時額丁之開除既難，必本戶适有新添可補，則轉移除補，易至不公。
惟均之于田，可以無額外之多取，而催科易集。
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有田者也&hellip&hellip所不便者，獨家止數丁，而田連阡陌者耳。
然使丁地分征，則富戶又賄脫而委之貧民，欲編審之均平，顧可得乎？故自康熙末年，四川、廣東等省，先已行之，田載丁而輸納，丁随田而賣買，公私稱便。
至雍正初，畿輔踵而行之，次及各省；惟奉天、貴州以戶籍無定，仍舊分征。
山西亦于乾隆元年以後陸續攤派&hellip&hellip我朝定制百餘年矣，地丁之外，分毫無取焉&hellip&hellip謹以各省丁随地起者，次第著于篇。
康熙十一年，以浙江鹽鈔銀均入地丁。
三十六年，以浙江匠班銀七千餘派人地丁。
後湖北于三十九年，山東于四十一年，均照浙江例匠班歸入地丁。
五十五年，戶部議編審人丁，除向例照地派丁外，其按人派丁者，一戶之内，開除與新添互抵，不足以親族丁多者抵補，又不足以同甲糧多者頂補，有餘歸入滋生冊内造報。
是年定賣買地畝，其丁銀有從地起者，随地征丁。
倘有地賣丁留，與受同罪。
是年，準廣東所屬丁銀，就各州縣地畝攤征，每地銀一兩，攤丁銀一錢六厘四毫不等。
（案丁随地起，見于明文者，自廣東始。
）雍正元年，直隸巡撫李維鈞請丁銀随地起征，部議允之。
每地賦一兩，攤入丁銀二錢七厘。
二年，定福建地賦一兩，攤丁銀五分二厘七毫至三錢一分二厘不等，屯地自八厘三毫至一錢四分四厘八毫不等。
是年，定山東地賦一兩攤丁銀一錢一分五厘&hellip&hellip四年，定河南地賦一兩攤丁銀一分一厘七毫至二錢七厘不等&hellip&hellip甘肅分河東、河西，河東一兩攤一錢五分九厘三毫，遇閏加；河西一兩攤一分六毫，遇閏不加。
四川每糧五升二合至一石九鬥六升不等，算一丁征收。
雲南亦于是年攤征。
其屯軍丁銀一萬五千餘兩，俟查出欺隐屯田抵額。
五年，定江蘇、安徽丁攤地畝，屯丁亦攤入，屯衛田每畝攤一厘一毫至六分九毫不等。
又定江西地賦，一兩征丁銀一錢五厘六毫，屯地二分九厘一毫。
六年，定湖南地糧一石征丁銀一毫至八錢六分一厘不等，又定廣西地賦一兩征丁銀一錢三分六厘不等。
七年，定湖北地賦，一兩征丁銀一錢二分九厘六毫&hellip&hellip乾隆元年，山西省臨汾&hellip&hellip凡十六屬丁徭，全數歸入地糧。
又祁縣&hellip&hellip八屬丁徭，酌歸地糧，餘仍随丁征納。
又平遙縣原額丁銀八千一百五十五兩有奇，是年歸入地糧二千六百六十一兩有奇，餘仍随丁征納。
十年，戶部議準山西丁糧分辦，貧民偏累尚多；丁随地征，有勢所難行者。
今将太原等十八縣丁銀，全攤地畝，每糧一石，合攤丁銀一分八厘至二錢二分二厘，賦銀一兩，合攤丁銀一錢四分七厘九毫至三錢三分八厘不等。
交城等十五州縣，丁銀半攤地畝。
甯鄉二縣，以丁則征丁，餘銀歸地。
渾源等二州縣，攤三分之一。
河曲縣攤十分之一，吉州惟攤無業苦丁。
餘陽曲等二十州縣，或貿易民多，輸丁為易；或民貧地瘠，難于攤征；或田多沙堿，或多征本色，仍地丁分辦。
中有屯丁徭銀之處，别攤入屯地征收。
二十三年，定山西太谷、臨縣、石樓、五台、崞縣等五縣丁徭，全攤地糧。
永甯州每丁征三錢，沁州一錢，代州一錢三分三厘。
餘者攤入地糧，榆次縣攤三之一，沁源、武鄉二縣攤十之五，靜樂縣攤十之三，餘者仍歸丁納。
保德州以下下則征丁，餘歸地糧。
朔州丁糧，均照中下、下下二則，按現在實丁，與寄莊已久之戶，按地多、地少分納。
其衛丁按下上、下中、下下三則，分别貧富均納。
隰州、永和二州縣，将寄居年久有産之戶，按丁輸納下下則徭銀，原額重徭，均勻減除。
三十一年，定山西交城縣之現征民一半徭銀及屯丁徭銀，文水縣之丁銀徭稅，河津縣之丁銀，稷山縣之優免丁與屯丁徭銀，俱拟入地糧屯租完納。
隰州丁餘以十分之五歸地，大甯縣再減丁銀一千兩，攤入地糧。
蒲縣丁銀，均勻攤派，改為下下則征收。
其餘仍令丁糧分辦。
三十八年，湖北巡撫陳輝祖奏請将民屯新墾丁銀，随年攤征，經部覆準，并行各省&hellip&hellip是年，山西省渾源州已攤下剩丁銀，全歸地糧畢。
三十九年，山西省榆次縣丁銀全歸地糧。
四十二年，定貴州平越等三十六廳州縣，應征丁銀九千三百餘兩，曆年随糧完納，應仍其舊。
貴陽等二十九府廳州縣，應征丁銀四千四百餘兩，按畝攤征，計各屬田地八十一萬二千有餘畝，每畝攤丁銀五厘四毫有奇。
五十六年，部覆山西省丁徭，向未攤歸之陽曲二十六州縣，原屬分征，今将曲沃縣丁屯徭銀，全歸地糧。
天鎮縣丁銀，亦全數攤征。
尖丁耗銀，随正輸納，其應征本色米石，照舊征收。
朔州丁銀，州衙一體攤征。
其科則每地一畝，自一分八厘至四分不等。
再大同左雲等十四團操丁銀，在豐鎮同知地畝均攤，每兩九厘。
其石樓、蒲縣、永和三縣缺額丁銀，于乾隆四十年升補一百四兩。
至五十七年，豁未補虛額銀，一千五百三十七兩有奇。
五十八年，定大同縣折色銀，全歸地糧，每糧銀一兩攤一錢一分七厘。
懷仁縣則額丁銀歸地糧，每糧銀一兩攤二錢一分六厘。
尖丁銀歸屯糧，每一兩攤一錢七分六厘。
前衛丁銀，歸入屯地，每一兩攤二錢二分六厘。
至各屬尖丁耗羨，照地随征。
嘉慶元年，山西省襄垣、陵川、靜樂、陽城、沁水五縣，已攤下剩丁徭，并山陰縣丁徭，全數歸入地糧攤征。
十八年，山西蒲縣丁徭，全歸地糧。
二十四年，山西巡撫成格奏：“岢岚、保德二州丁銀缺額，請于通省養廉内攤捐。
”奉上谕：“&hellip&hellip所有岢岚州缺額銀一千五百八兩零，保德州缺額銀七百十七兩零，著即加恩按年豁免&hellip&hellip”道光二年，山西孟縣及平定州下剩丁徭，全歸地糧。
三年，山西稷山、岚縣、绛縣、霍邱四縣，绛州一州丁徭，并黎城、廣靈二縣已攤下剩丁徭，全歸地糧。
四年，山西祁縣、長治、潞城、沁源、繁峙、長子、甯鄉、武鄉八縣，代州一州，已攤下剩丁徭，并陽曲、陽高二縣丁徭，全歸地糧。
惟吉州原額丁徭銀二千八百七十七兩，門差銀五百十五兩各有奇，經乾隆十年及是年兩次歸入地糧銀一千四百九十兩有奇，仍随丁辦納銀一千九百二兩有奇。
五年，山西興縣、應州二屬丁銀，并和順、翼城二縣，隰州一州，已攤下剩丁銀，又大甯一縣兩次攤剩丁銀，均全歸地糧征納。
是年七月&hellip&hellip上谕：“&hellip&hellip自道光六年為始，将右玉、平魯二縣無著丁銀正耗，共一千二百七十三兩零，全行豁免&hellip&hellip”六年，山西沁州已攤下剩丁銀，全歸地糧。
八年，山西永甯州已攤下剩丁銀，全歸地糧。
十二年，山西壽陽縣丁銀，全歸地糧。
十七年，山西平魯縣丁銀，歸入地糧，二百二十六兩有奇。
（王慶雲《熙朝紀政》卷三《紀丁随地起》） 明初，因賦定役，丁夫出于田畝。
迨黃冊成，而役出于丁。
凡役三等，曰裡甲，曰均徭，曰雜派。
其間累經更制，有銀差、力差、十段錦、一條鞭諸法。
厥後工役繁興，加派無藝，編審輕重無法，裡甲之弊，遂與有明一代相終始。
國初，革裡正加派諸弊，賦役之法，載在全書，悉沿萬曆條鞭舊制。
初定三年一編審，後改五年。
（順治三十年）凡裡百有十戶，推丁多者十人為長，餘百戶為十甲，屆期坊廂裡長造冊送州縣。
由是而府而司，達于部，皆有冊。
凡載籍之丁，六十以上開除，十六以上添注，丁增而賦随之，有市民、鄉民、富民、佃民、客民之分。
民丁之外，有軍、匠、竈、屯、站、土丁名。
凡丁賦，均合徭、裡、甲言之，曰徭裡銀。
凡征丁賦，有分三等九則者，有一條鞭征者，有丁随丁起者，有丁随地派者，率因其地之舊，不必盡同。
都直省徭裡銀三百餘萬兩，間征米豆。
其科則，輕自每丁一分數厘，重則山西之丁有四兩者，鞏昌有八九兩者。
自康熙五十年定丁額，于是戶部議缺額人丁，以本戶新添者抵補；不足，以親戚多者抵補；又不足，以同甲糧多者頂補。
編審時，所謂擦除擦補者，大略如此。
顧有司于民，非能家至而日見，科則既不可強齊，除補且易滋流弊。
于是雍正間以次攤入地糧，為均徭銀。
自丁歸地糧，乾隆五年遂并停編審，以保甲丁額造冊。
而十一年，诏停江西編審婦女之數。
蓋鹽鈔征派，尚未盡除，故各省猶有照常冊報者。
三十七年，上谕：“李瀚奏請停編審造冊，所見甚是，舊例，原恐漏戶避差，是以五年編造。
今丁既攤入地糧，滋生人丁又不加賦，則編審不過虛文。
況各省民谷數，俱經督撫年終奏報，更無借五年查造。
”嗣後停止，自是惟有漕衛所軍丁四年一編審而已。
（王慶雲《熙朝紀政》卷三《紀停編審》） 丙 漕糧 明 額運 永樂時沿元之舊，以東南之漕濟京師，而增其額，曰漕糧，歲恒四百萬石，以供軍饷。
曰白糧，歲恒四十萬石，以供上用及百官廪祿。
每石運費，率三倍于糧價。
在民完漕，量斛則有淋尖之苦，水次則有加耗之苦。
在運官運丁，則苦于飄流水濕，及收兌需索，公私俱敝。
萬曆以後，嘗議興近畿水利，而漕終不能廢。
然漕船準帶土宜免稅，南北貨物，賴以流通，其利又别有在焉。
歲運正糧凡四百萬石，内兌運二十四萬赴薊州倉，改兌六萬赴天津，餘三百七十萬赴京通二倉。
舊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
漕運官分派官軍餘内支運于通州、天津二倉。
成化十年，議四倉所收，令官軍徑赴州縣水次四倉交兌，名為改兌。
弘治十六年，又以派不足額，每年于水次四倉支運九萬六百石，以足前數。
正德間，全派改兌，支運遂絕。
（黃訓《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二二王《鳌論食貨》） 初運糧京師，未有定額。
成化八年，始定四百萬石，自後以為常，北糧七十五萬五千六百石，南糧三百二十四萬四千四百石。
其内兌運者三百三十萬石，由支運改兌者七十萬石。
兌運之中，湖廣、山東、河南折色十七萬七千七百石，通計兌運改兌加以耗米入京通兩倉者，凡五百十八萬九千七百石。
（《明史》卷七九《食貨志三》） 漕糧之外，蘇、松、常、嘉、湖五府，輸運内府白熟粳糯米十七萬四十餘石，内折色八千餘石。
各府部糙粳米四萬四千餘石，内折色八千八百餘石，令民運謂之白糧船。
自長運法行，糧皆軍運，而白糧民運如故。
（《明史》卷七九《食貨志三》） 交兌 明初，漕運變遷先後凡五。
一曰海運。
洪武末及永樂初，蘇、松、浙江等處歲糧，俱輸納太倉（蘇州地方），由海道以達直沽。
二曰海陸兼運。
永樂初，肇建北京，江南糧一由海運，一由淮河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
三曰支運。
先是，永樂五年&hellip&hellip至九年，以濟甯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浚原會通河，自濟甯至臨清，三百八十五裡，于是漕再始達通州。
十年，禮以海船造辦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由會通河運淮、揚、徐、兖等處歲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
十二年，平江伯陳瑄等，始議原坐太倉歲糧蘇、松、浙江改送淮安倉，鎮江、廬、鳳、淮、揚送徐州倉，徐州并山東兖州送濟甯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交收。
浙江并直隸衛分官軍于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于徐州運至德州，各立倉廠收囤。
山東、河南官軍于德州接運至通州交收，名為支運，一年四次。
十三年，增造淺船千艘，海運始罷遮洋船。
每歲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運糧三十萬石于天津等衛倉收二十四萬，内十四萬石運耗折銀六錢，俱從直沽入海轉運薊州倉收。
四曰兌運。
先是，裡河民運，多失農月。
永樂末，始令民運于淮安、瓜州補給腳價，兌運軍船領運，軍民兩益。
衛所出給通關付繳&hellip&hellip宣德八年，參将吳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于瓜、淮領兌。
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
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于瓜、淮交兌。
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等府于小灘，山東濟南州縣于濟甯，其餘水次仿此。
五曰改兌。
成化七年，都禦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裡河官軍雇江船于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視遠近為差。
十年，議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與軍船，名為改兌。
每年議派，多準其數，然不為常例。
（黃訓《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二二邵寶《國朝運法五變議》） 運船之數，永樂至景泰，大小無定，為數至多。
天順以後，定船萬一千七百七十，官軍十二萬人。
許令附載土宜，免征稅鈔，孝宗時限十石，神宗時至六十石。
（《明史》卷七九《食貨志三》） 正統三年，戶部覆議，運糧官軍，令遵敕谕，順帶土貨以為盤費，不許沿河巡司官兵人等生事阻當。
（黃訓《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二二臧鳳《正德十四年漕例奏》） 河運 永樂初，尚河海并運，以河運補海運之所不及。
四年，始命陳瑄專理河漕事。
九年，命工部尚書宋謙等浚會通河。
以南旺水淺，舟不能重載，納汶上老人白英建議，築壩于汶上縣之戴村，橫亘五裡，不使汶水入洸，而遏之使入南旺湖，再分南北流以濟運，稱為奇工，南北運道始通。
又經陳瑄開河置閘，轉輸益便。
遂停海運，專行河運。
然河流時需修治，嘉隆間尚有人主張開膠萊新河，海河并運者，以工巨而止。
自永樂年間，開設裡河漕運以來，定撥湖廣、江西、浙江、南京、江南、江北并中都留守司衛所官兵，一十二萬七千八百餘員，分為十二總，歲運糧儲四百萬石于京、通、天津、薊州等倉交納。
其江西、湖廣、浙江、南直隸都司衛所官軍運糧，由揚子大江至江北裡河，由儀真、揚州、淮安、邳、徐、濟甯、東昌、臨清、德州、天津直抵通州等九衛。
（黃訓《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二二《王瓊正德三年漕例奏一》） 成祖擇天下形勝，建都北平&hellip&hellip命平江伯陳瑄專理河漕事。
瑄乃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避淮河風濤之險。
浚瓜州、儀真二壩，祛潮港之淹，鑿徐呂二洪之巨石，以平水怒。
行沛縣招陽、濟甯南旺、高郵甓社諸湖，築長堤以蓄巨潴。
開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
鑿高郵渠四十裡，以便舟楫。
自淮抵臨清，增閘四十有七，以便蓄洩。
自淮至通州，濱河置廬舍五百六十八所，居卒以治淺，緣河堤種樹置井，以待暍者。
置倉于淮安、徐州、臨清、通州，以便轉運。
亘四千裡，數十年，漕河事宜，皆瑄所經綜，周慮而力圖之，至于今是賴。
（朱健《古今治平略》卷八《國朝漕運》） 凡京倉五十有六，通倉十有六。
（《明史》卷七九《食貨志三》） 海運 洪武之行海運，蓋為兼濟北平、遼東，後來之廢，蓋畏風濤砂線不常，海船多緻飄失。
嘉隆時，漸有議複者。
崇祯十三年，慮河運有阻，始命沈廷揚以戶部郎中督理海運。
行之數年，事捷費省，蓋以補河運之不足。
洪武元年北伐&hellip&hellip已而大将軍徐達令忻崞代堅台五州運糧大同。
中書符下山東行省，募水工，發萊州洋海倉饷永平衛。
其後海運饷北平、遼東，為定制。
（《明史》卷七九《食貨志三》） 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饷。
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
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
（黃訓《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二二《丘浚漕運議》） 國初，去勝國未遠，沙民猶能習海。
餘生長海堧，嘗聞父老言，驅民轉輸海粟，父别子，夫别妻，生受其祭，死招其魂，浮沒如，生死如夢。
其幸而脫鲸鲵之口，則以為再世更生，來歲複運，如蟪蛄之不知有春秋。
（朱健《古今治平略》卷八國《朝漕運》） 隆慶辛未，海運初雇海雕舡五支，分載米二千石。
每駕舩十二人，自淮安至天津，試運無礙。
（談遷《北遊錄&bull紀聞&bull上海運新考》） 公姓沈氏，諱廷揚&hellip&hellip公抗疏，仿元世海運曰：“安常不必計及海，有變不宜全恃河。
”并陳遼饷捷徑事宜，上《海程圖冊》，輯海運書五卷，言行之有八利&hellip&hellip願自買船載糧，先試以為榜樣&hellip&hellip時崇祯十二年十月也。
疏八上而克行。
十三年，授戶部尚書郎，督理海運，忘家捐赀，與一二童仆，出死力奔波于海陸四五千裡之間。
（沈寓《白華莊藏稿鈔》卷十一五《梅公事記略》） 清 額征 清代漕糧，一仍明舊。
康熙治河，歲費三百萬，俱以濟運為辭。
特設漕運總督，專理其事，然運途遼遠，費五得一。
論者每以為言，漕終不罷。
暨海運暢行，興販者衆。
東南督撫猶堅持南糧不能改折，徒為胥吏蠹蝕之資。
庚子以後，始盡罷之。
順治二年，戶部奏，定每歲額征漕糧四百萬石。
其運京倉者為正兌米，原額三百三十萬石，江南百五十萬，浙江六十萬，江西四十萬，湖廣二十五萬，山東二十萬，河南二十七萬。
其運通漕者為改兌米，原額七十萬石，江南二十九萬四千四百，浙江三萬，江西十七萬，山東九萬五千六百，河南十一萬。
其後頗有折改。
至乾隆十八年，實征正兌米二百七十五萬餘石，改兌米五十萬石有奇。
其随時截留蠲緩者，不在其例&hellip&hellip漕糧之外，江蘇蘇、松、常三府，太倉一州，浙江嘉、湖兩府，歲輸糯米于内務府，以供上用及百官廪祿之需，謂之白糧，原額正米二十一萬七千四百七十二石有奇&hellip&hellip康熙初，定白糧概征本色，惟光祿寺改折三萬石，石征銀一兩五錢。
（《清史稿&bull食貨志三&bull漕運》） 額征漕糧，正兌漕糧，各省原額三百三十萬石。
内除永折米改征黑豆米，并節年荒缺開墾報升不足原額外，以光緒十三年計之，共米二百四十七萬八千六百九十四石九鬥四升有奇。
内山東十六萬一千五百四十八石六鬥有奇，河南二萬四千三百三十六石五鬥有奇，江蘇八十五萬八百五十七石四升有奇，安徽十六萬五千五百六十九石有奇。
江西奏銷冊，正改兌不分，共米五十萬一千七百一十五石有奇，浙江五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八石四鬥有奇，湖北九萬四千一百八十七石八鬥有奇，湖南九萬五千四百八十二石六鬥有奇。
改兌漕糧，各省原額七十萬石，内除永折米改征黑豆米并節年荒缺開墾報升不足原額外，以光緒十三年計之，共米二十七萬二千六百五十石有奇。
内山東七萬八千二百三十三石二鬥有奇，河南一萬五千五十石一鬥有奇，江蘇十三萬一千八百四十九石四鬥有奇，安徽一萬八千一百五十二石有奇，浙江二萬九千三百六十五石五鬥有奇。
白糧，江蘇蘇州、松江、常州三府，太倉一州，原額十有五萬四百三十八石四鬥七升，除改征漕糧外，實征六萬九千二十五石。
浙江嘉興、湖州二府，原額六萬六千二百石，除改征漕糧外，實征二萬九千九百七十五石，共實征白糧九萬九千石。
小麥&hellip&hellip共實征正兌、改兌正耗麥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一石八鬥四升有奇，黑豆共實征正兌改兌正耗豆二十萬八千一百九十石三鬥一升有奇。
（《大清會典&bull事例》卷一九《四戶部漕運》） 河運 清代河運，仍用屯丁長運。
唯簽一雇九，又以額糧漸減，漕糧僅二百七八十萬石，白糧僅十萬石，糧船亦因之減半。
鹹豐中，河運全停，水手失業，乃多加入撚軍。
運河亦淤塞，行旅者遂舍舟而遵陸矣。
清初，漕政仍明制，用屯丁長運。
長運者，令瓜淮兌運軍船，往各州縣水次領兌，民加過江腳耗，視遠近為差。
而淮、徐、臨、德四倉，仍系民運交倉者；并兌運軍船，所謂改兌者也。
逮至中葉，會通河塞，而膠萊故道，又難猝複，借黃轉般諸法，行之又不能無弊。
于是宣宗采英和、陶澍、賀長齡諸臣議，複海運，遴員集粟，由上海雇商船轉漕京師，民鹹稱便。
河運自此遂廢。
（《清史稿&bull食貨志三&bull漕運》） 各省漕船原數萬四百五十五号，内除漕糧折銀征解及灰石改折，并分載帶運及坍荒田地應蠲漕糧裁減船數外，以嘉慶十七年實運船數計之，共六千二百四十二支。
直隸三十七号，山東八百八十七号，江南江安糧道所屬二千六百九十六号，蘇松糧道所屬五百二十二号，浙江八百四十五号，江西六百三十八号，湖北一百八十号，湖南一百七十八号。
河南無出運衛所，系撥直隸、山東、江南幫船就近協運。
江南運白船一百三十八号，浙江百二十一号。
（《大清會典&bull事例》卷二○二《戶部漕運》） 海運 道光中始行海運，初猶自雇沙船裝載剝運。
鹹豐以後，天津、上海間外商海輪暢通，由其代運。
倉場僅備剝船，自天津運往通州入倉而已。
嘉慶中，洪澤湖洩水過多，運河淺涸，令江浙大吏兼籌海運。
兩江總督勒保等，會奏不可行者十二事&hellip&hellip自是，終仁宗之世，無敢言海運者。
道光四年，南河黃水驟漲&hellip&hellip挾沙日久，淤墊為患滋深。
上亦知借黃濟運非計，于是海運之議複興&hellip&hellip時琦善督兩江，陶澍撫安徽，鹹請以蘇、松、常、鎮、太倉四府一州之粟，全由海運。
乃使布政使賀長齡親赴海口，督同地方官吏，招徕商船，并籌議剝運兌裝等事。
嗣澍言，見雇沙船千艘、三不像船數十，分兩次裝載，計可運米百五六十萬石。
其安徽、江西、湖廣離海口較遠；浙江乍浦、甯波海口，或不能停泊，或盤剝費巨，仍由河運。
上乃命設海運總局于上海，并設局天津，複命理藩院尚書穆彰阿，會同倉場侍郎駐津驗收監兌，以杜經紀人需索留難諸弊。
六年正月，各州縣剝運之米，以次抵上海受兌，分批開行。
計海運水程四千餘裡，逾旬而至，米石抵通後，轉運京倉。
（《清史稿&bull食貨志三&bull漕運》） 道光五年&hellip&hellip茲據奏現雇有沙船一千餘支、三不像船數十支，計春夏兩次，可以運米一百五十餘萬石。
著照所請，将蘇、松、常、鎮、太四府一州新漕，并緩帶漕糧，由海運抵津&hellip&hellip鹹豐元年，覆準上屆海運漕白各糧，上海沙船不敷運送，間雇外省蜑船，及三不像等船，一并裝載&hellip&hellip三年，議準本屆浙江漕糧。
海運所需船支，除甯波船三不像船，由浙省自行封雇外，其上海之沙船，及直隸之衛船，山東之登由子船，由浙省派員赴滬設立總局，會同蘇省委員，不分畛域，一律封雇，以資裝運。
又谕：著直隸、山東各督撫速派幹員封備衛船。
并著奉天府府尹及各督撫确查各處海口，如有甯波商船停泊，押令迅速回浙，聽候封雇，裝運漕糧。
不準胥役人等需索滋擾，緻生事端&hellip&hellip同治五年，谕浙江本屆新漕米數較增，尤須多備船支，俾敷裝運。
著直隸總督、山東巡撫，即饬産船各地方官，盡數挑選東衛等船，趕緊駛赴上海協運，俾免贻誤&hellip&hellip十一年，奏準嗣後海運白糧抵津，由各該糧道自雇民船剝運赴通，毋庸在津候驗。
（《大清會典&bull事例》卷二一○《戶部海運》） 剝船直隸舊設二千五百艘，二百艘分撥故城等處，八百艘留楊村，餘千五百艘集天津備用。
後雇覓堪裝漕糧二百五十石民船五百艘，以備裝載。
商船首次抵津，先僅府縣倉廒廟宇撥卸三十萬石，餘令剝船徑運通倉。
随将天津倉廒廟宇所儲漕米運通，無庸轉卸北倉。
（《清史稿&bull食貨志三&bull漕運》） 搭載貨物 漕船本許載運土宜免稅，為鼓勵海輪運漕，因有搭載貨物二成免稅之例。
久之遂成走私之薮，雖有海關查驗，不能禁絕。
道光五年，奏準商運米船八成載米，酌留二成載貨，并由海關查明免稅放行&hellip&hellip二十八年，奏準商船二成載貨，由海關查明免稅。
計數請豁稅額，系裝米千石，準帶貨二百石，論石而不論價&hellip&hellip鹹豐六年，咨準本屆海運漕糧各口岸，遇有商船到口，速即驗明護照，将二成貨物免稅。
如二成以外，及販豆回南者，仍照例納稅，毋任偷漏。
九年，議準現奏定《洋藥厘稅章程》，凡各關海口，每洋藥一百斤，納稅三十兩，與尋常貨物不同。
嗣後海運沙船進口，攜帶洋藥者，令照新章納稅，并于貨單注明，以免牽混。
其餘貨物，仍照章免稅。
同治五年，議準商船兩旁跨帶竹木，系因遠涉重洋、防禦風濤之用，且系粗笨之物，例定稅則無多，亦應與二成貨物，一律免交關稅。
所有沿海各關，俟海運商船到口，均行查照辦理&hellip&hellip又議準漕船到津，米石交清後，即由津局、蘇、浙糧道，分别填給該船米數某日交清，準在天津、奉天各口自運四貨全行免稅印照，持赴天津、牛莊各關呈驗放行。
交米未清之船，概不給照。
六年，議準如所帶二成貨物，在津未能銷完者，即照案轉至奉天銷售，由津給予免稅照單，以憑查驗&hellip&hellip十二年，咨準商局輪船運米，由上海道填給免稅執照。
如帶有洋藥，及二成之外另帶餘貨，均照沙甯各船例納稅。
（《大清會典&bull事例》卷二一二《戶部海運》） 京通倉 清制，以戶部侍郎一人為倉場總督，專理倉務。
其屬有坐糧廳掌收漕，大通橋監督掌抽查。
京倉十三，為廒九百五十六；通倉二，為廒二百五十，每廒貯米萬石，例以禦史一人稽查之。
各倉有監督，有看倉旗員、吏典、皂隸、守兵、花戶，其事甚繁，其制甚密。
京師十有三倉，祿米倉五十七廒，南新倉七十六廒，舊太倉八十三廒，富新倉六十四廒，興平倉八十一廒，均在朝陽門内。
海運倉百廒，北新倉八十五廒，均在東直門内。
太平倉八十六廒，在朝陽門外。
本裕倉三十廒，在德勝門外清河。
萬安倉九十三廒，在朝陽門外。
儲濟倉百有八廒，裕豐倉六十三廒，均在東便門外。
豐益倉三十廒，在德勝門外。
安河橋、大通橋号房四十八間，朝陽門号房五十八間。
通州二倉，西倉一百四十二廒，在新城；中倉一百有八廒，在舊城。
南門内通州石壩号房二十五間，舊城南門外号房十間，新城南門外号房二十五間。
（《大清會典&bull事例》卷一八四《戶部倉庾》） 倉場職掌，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
順治十五年，定滿漢各一人，駐紮通州新城，總理京通各倉糧。
其漕運總督、各該督撫及沿河文武衙門，凡漕運文冊應報倉場者，均照報部體式。
應舉劾者，照例舉劾。
各項應行事宜，倉場報部查核。
又覆準每年春間出巡閱看牐河，點驗石土兩壩，經紀車戶剝船，督令坐糧廳催置布袋，以備新糧到壩起運。
又覆準漕白糧船抵天津，督率沿河文武官弁往來催運。
并查驗北河淺阻，令坐糧廳督夫疏浚深通，毋緻糧艘阻滞&hellip&hellip康熙二年，題準倉場督收各省漕糧，除帶運米不算外，其扣收餘米，抵欠算入正運數内，總作十分考核。
未完五厘以上至一分者罰俸，一年三年連欠五厘以上至一分者降一級督催。
雍正三年，覆準漕白糧船抵通日期，及起過糧數，回空船數，并石壩外河水勢深淺，五日一次具奏&hellip&hellip乾隆四十四年，奏準通漕辦理糧務，向設漕運通判一員，駐紮張家灣，專管内河修防、外河挑浚各事宜。
其關涉漕務事件，經行呈報倉場及坐糧廳辦理。
至北河雇備剝船，委楊村通判稽查；漕船剝貨，委務關同知會同嚴查。
悉照張家灣通判之例，經行申報倉場。
嘉慶十五年，奏準各省漕船行至北運河一帶，由務關營通州協催趱，每緻倉場呼應不靈。
嗣後歸倉場衙門兼轄，以重漕運。
（《大清會典&bull事例》卷一八四《戶部倉庾》） 大抵京通兩倉，所放米曰官俸，曰官糧，亦名甲米，二者去全漕十之六。
其一，養工匠名匠米。
其一，定鼎時，宗臣封親王者六，封郡王者二；世宗之弟封親王者一，此九王子孫，自适裔外，并有封爵，以世降而随之，統名恩米。
二者去京倉百之一。
（《清史稿&bull食貨二&bull倉庫》） 2.征榷 甲 明之征榷 鈔關 明代鈔關設于水次，以需納船鈔，故名鈔關。
一代皆以寶鈔上納，或須改折銀錢，故鈔及銀錢并用。
關皆屬于戶部，命主事主征榷之事，收入頗巨，為國計之一大宗。
國初有商稅，未嘗有船鈔。
至宣德間始設鈔關，凡七所&hellip&hellip兼榷商稅。
其所榷本色錢鈔則歸内庫，以備賞賜；折色銀兩則歸太倉，以備邊儲。
每歲或本折輪收，或折色居七分之二。
其收鈔有輕重，差官有專攝&hellip&hellip設關處所，河西務、臨清、九江、浒墅，俱戶部差；淮安、揚州、杭州，俱南京戶部差。
（《大明會典》卷三五） 宣德四年（1429年），以鈔法不通，由商居貨不稅。
由是于京省商賈湊集地，市鎮店肆門攤稅課增舊凡五倍。
兩京蔬果園，不論官私，種而鬻者；塌房庫房店舍居商貨者，騾驢車受雇裝載者，悉令納鈔。
委禦史、戶部、錦衣衛、兵馬司官各一，于城門察收，舟船受雇裝載者，計所載料多寡、路近遠納鈔。
鈔關之設自此始。
其倚勢隐匿不報者，物盡沒官，仍罪之。
于是有漷縣、濟甯、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洲、臨清、北新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
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各差禦史及戶部主事監收。
自南京至通州，經淮安、濟甯、徐州、臨清，每船百料，納鈔百貫。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正統十一年（1446年），移漷縣鈔關于河西務&hellip&hellip嘉靖四年，鳳陽府設正陽鈔關。
前後凡十有二處，皆止稅船料，惟臨清、杭州兼收貨稅。
至萬曆時，止存河西務、臨清、淮安、揚州、蘇州、杭州、九江共七處。
此明一代鈔關之大略也。
凡船料始時估料定稅，後以估料難核，乃度梁頭廣狹為率，自五尺至三丈六尺有差。
嘉靖時，又命以成尺為限，勿科畸零焉。
（《續文獻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一》） 崇祯二年（1629年），命關稅每兩增一錢&hellip&hellip按《春明夢餘錄》載戶部議榷額疏，南北榷關有舊額，有新增。
北新關原額四萬，天啟元年增二萬，五年增二萬，共八萬兩。
浒墅關原額四萬五千，天啟二年增二萬二千五百，五年增二萬，共八萬七千五百兩。
九江關原額二萬五千有奇，天啟元年增一萬二千五百有奇，五年增二萬，共五萬七千五百餘兩。
兩淮鈔關原額二萬二千，天啟元年增七千六百有奇，五年增一萬五千，共四萬四千六百兩。
揚州關原額一萬三千，天啟元年增二千六百，五年增一萬，共二萬五千六百兩。
惟臨清關原額銀八萬三千八百，河西務原額四萬六千，并無加增。
因解不足額，臨清減二萬兩，河西務減一萬四千兩。
崇文門原額六萬八千九百二十九兩，天啟五年增二萬，共八萬八千九百二十九兩。
此舊額與新增之數也。
天啟六年，以助工稅差，照正額每兩加羨餘銀一錢。
大工竣，改為助饷，每兩止增羨餘五分。
至是量增五分，為一錢，合計八關，共增銀五萬餘兩。
明季關鈔之數，大略備矣。
（《續文獻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一》） 崇祯三年（1630年），複增二錢。
惟臨清僅半，而崇文門、河西務俱如舊&hellip&hellip九年，複議增稅課款項。
十三年，增關稅二十萬兩，而商民益困矣。
凡諸課程始收鈔，間折米，已而收錢鈔半，後乃折收銀。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商稅 商稅三十而稅一，唯書籍、農具不征。
太祖初征酒醋之稅，收官店錢。
即吳王位，減收官店錢，改在京官店為宣課司，府縣官店為通課司。
凡商稅三十而取一，過者以違令論。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國初洪武中&hellip&hellip令天下稅課司局，諸客商貨賄俱三十而稅一&hellip&hellip其金、銀、鉛、朱砂、膽礬、雄黃、丹青綠、毛纓、碧甸子、鐘乳粉、棕毛、水銀，俱起解本色。
其餘鹽、茶、酒、醋、硝、鉛、黑錫、石膏，商稅窯課俱折收金銀錢鈔，輸京師。
惟五谷、農器、書籍、紙劄不稅，酒課不設務，不定額。
如異時已榜谕各稅課司局巡攔所辦，令計額課逐日旬辦貯，司局官按季攢收。
而官攢侵欺，緻巡攔賠納者罪。
（傅維鱗《明書》卷八三《食貨志三》） 凡一應收稅衙門，有都稅，有宣課，有司，有局，有分司。
其收稅有本色，有折鈔。
其起解收貯，有入内府，有留各處，亦有添設除免。
其差官有巡視、監收&hellip&hellip各司局衙門，曆朝建革不一。
其已革衙門，課程仍于該府州縣及附近司局帶管，或于均徭内編補。
或将革過巡攔工食銀抵補，歲辦不缺。
（《大明會典》卷三五） 稅課司局，京城諸門及府州縣市集多有之，凡四百餘所。
其後以次裁并十之七。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初，南京軍民居室皆官所給，比舍無隙地。
商貨至或止于舟，或貯城外，驵儈上下其價，商人病之。
太祖乃命于三山諸門外，瀕水為屋，名塌房，以貯商貨。
其貨物以三十分為率，内除一分官收稅錢，再出免牙錢一分，房錢一分，與看守者收用，貨物聽客商自賣。
其小民鬻販者，不入塌房投稅。
（《續文獻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一》） 永樂七年（1409年）&hellip&hellip令京城官店、塌房照三山門外塌房例，宣課分司收稅錢一分，免牙塌房錢二分 （《續文獻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一》） 永樂七年（1409年），遣禦史、監生于收課處榷辦課程。
二十一年（1423年），山東巡按陳濟言：“淮安、濟甯、東昌、臨清、德州、直沽，商販所聚；今都北平，百貨倍往時。
其商稅宜遣人監榷一年，以為定額。
”帝從之。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洪熙元年（1425年）正月，增市肆門攤課鈔。
時欲通鈔法，戶部尚書夏原吉等，請于市肆各色門攤内，量度輕重增納課鈔，官取其昏軟者悉毀之。
帝是其言。
（《續文獻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一》） 正統七年（1442年）正月，定在京宣課、都稅二司稅鈔則例。
初，二司收課則例不一，奸弊蝟生，戶部主事汪澍以為言。
事下順天府議定，每季緞鋪納鈔一百二十貫，油磨、糖機、粉、茶食、木植、剪裁、繡作等鋪三十六貫。
餘悉量貨物取息，及工藝受直多寡取稅。
（《續文獻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一》） 正統九年（1444年），王佐掌戶部，置彰義門官房，收商稅課鈔，複設直省稅課司官，征榷漸繁矣。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弘治間，課鈔四千六百一十八萬九十貫。
嘉靖二十三年，課鈔五千二百六萬八千一百九貫。
（《大明會典》卷三五） 商稅總額簡表 抽分 商稅收納實物，謂之抽分。
亦有折銀者。
明太祖洪武初，設抽分竹木局&hellip&hellip凡龍江、大勝港，俱設立抽分竹木局。
客商興販蘆柴、茅草等，三分取一；杉木、棕毛等，三十分取二；松木、杉闆、柴炭等，十分取二。
又令軍衛設場收貯柴薪，按給禁軍孤老等。
竹木堆垛在場，奏申知數，以憑度量關支。
如營造數多，抽分不敷，或給價收買，差人斫辦。
（《續文獻通考》卷二四《征榷考七》） 永樂六年（1408年），設通州、白河、蘆溝、通積、廣積五抽分局。
至十三年（1415年），令以三十分為率，凡竹木、柴炭、磚瓦等，取一至取十五各有差。
（《續文獻通考》卷二四《征榷考七》） 正統元年（1436年），設真定抽分竹木局，令真定府稅課司帶管。
凡木植，抽三十分之四&hellip&hellip至天順時，又設保定抽分，令唐縣委官至倒馬關，抽分木植二十分之六。
（《續文獻通考》卷二四《征榷考七》） 成化七年（1471年），又設杭州、荊州、太平三處抽分&hellip&hellip凡竹木等物，抽十分之一&hellip&hellip十七年（1481年），設蘭州抽分，本州衛掌印官會同将河橋上岸捉獲木植，每十分抽其二；過河橋捉獲者，盡數入官。
至嘉靖元年（1522年），定通州抽分竹木局。
凡商販竹木曾經真定，九一抽分；取有印信執照者，止用九一抽分，通前合為二八。
其未經抽分者，仍用二八抽取。
六年（1527年），裁革白河抽分竹木局官吏軍人，其例應抽分竹木、柴炭磚瓦等，令廣積局帶管，仍聽巡按禦史督察。
十年（1531年），蘆溝抽分竹木局堆積木植朽壞，每年終工部委官盤查，變賣銀兩，解部作正支銷。
（《續文獻通考》卷二四《征榷考七》） 成化九年（1473年），更定蘆柴、木柴折銀例。
景泰間，應天等處歲辦蘆柴，以十分為率，減免四分，三分折鈔，三分本色。
折鈔每束二貫五百文，每一萬貫又折收銀二十二兩五錢。
至是，令于蘆柴三分本色内以一分折銀，每束二分，俱送應天府收貯支用。
其折納木柴者，每百斤折銀四分。
至抽分竹木原鈔者，至是亦折銀，漸益至數萬兩。
（《續文獻通考》卷二四《征榷考七》） 河泊所 河泊所以稅船舶，兼管魚課。
洪武初，設河泊所&hellip&hellip十五年（1382年）&hellip&hellip定河泊所官制。
吏部奏：“凡天下河泊所二百五十二，歲課米五千石以上至萬石者設官三人，千石以上者二人，三百石以上者一人。
”制可。
（《續文獻通考》卷二四《征榷考七》） 凡魚課，每歲南京戶科編印勘合。
通計四川等布政司，并直隸、河間等府州縣河泊所等衙門，該勘合六百八十九道，皆以河字為号，南京戶部領回，發各該衙門收掌，各記所收魚課米鈔若幹，年終進繳。
其勘合底簿仍送戶部，如各衙門繳到勘合，務比對朱墨字号相同，于上明白填寫，以憑查考。
河泊所累朝建革不一，其已革衙門，魚課仍于各該府州縣帶管，或歸并附近河泊所，歲辦不缺。
（《大明會典》卷三六） 洪武十八年（1385年），令各處魚課皆折收金銀錢鈔&hellip&hellip宣德七年（1432年），令湖廣、廣西、浙江魚課辦納銀者，每銀一兩折鈔一百貫。
（《大明會典》卷三六） 魚課數，弘治十五年（1502年）課鈔三百一十七萬五千三百七十貫，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課鈔三百一十七萬七千一百一十貫。
（《大明會典》卷三六） 萬曆時魚課簡表 市舶司 明初，設市舶司于上海黃渡，有提舉司司其事。
後改設于甯波、泉州、廣州。
成化以後，廣州對外貿易最盛，獨以太監領之。
嘉靖時有海禁，然獨不及廣州。
市舶皆行抽分之制，故廣州有十三行之設，以銷行外貨，直至道光海通時為止。
明初，東有馬市，西有茶市，皆以馭邊，省戍守費。
海外諸國入貢，許附載方物，與中國貿易。
因設市舶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