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遼金元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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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興窯冶。
凡産銅地脈，遣吏境内訪察無遺，且及外界。
而民用銅器不可阙者，皆造于官而鬻之。
既而官不勝煩，民不勝病，乃聽民冶銅造器，而官為立價以售。
此銅法之變也。
（《續通考》卷二三《征榷考六》） 世宗大定二十七年，尚書省奏：聽民于農隙采銀，承納官課。
（《續通考》卷二三《征榷考六》） 苛斂 物力之外，又有鋪馬、軍須、輸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紙等錢，名目瑣細，不可殚述&hellip&hellip金季&hellip&hellip括粟闌籴，一切掊克之政，靡不為之。
加賦數倍，豫借數年，或欲得鈔，則豫賣下年差科。
高琪為相，議至榷油。
進納濫官，辄售空名宣敕，或欲與以五品正班。
僧道入粟，始自度牒。
終至德号，綱副、威儀、寺觀主席，亦量其赀而鬻之。
甚而丁憂鬻以求仕，鹽戶鬻以從良，進士出身，鬻至及第。
（《金史》卷四六《食貨志序》） 海陵軍興，為一切之賦，有菜園、房稅、養馬錢。
（《金史》卷七三《宗尹傳》） 世宗大定三年，以尚書工部令史劉行義言，定城郭出賃房稅之制。
（《續通考》卷二四《征榷考七》） 丁 元 元之雜稅，列舉如下： 征商 商賈之有稅&hellip&hellip太宗甲午年（六年，宋理宗端平元年），始立征收課稅所。
凡倉庫院務官并合幹人等，命各處官司，選有産有行之人充之。
其所辦課程，每月赴所輸納。
（《元史》卷九四《食貨志二&bull商稅》） 太宗初立，楚材&hellip&hellip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課稅使。
（《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傳》） 世袓至元七年，遂定三十分取一之制。
（《元史》卷九四《食貨志二&bull商稅》） 元時海外貿易，較宋為盛。
自世袓定江南，凡鄰海諸郡，與番國往還，互易舶貨者，其貨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
其發舶回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驗其所易之物，給以公文，為之期日&hellip&hellip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泉州、上海、廣東、杭州、澉浦、溫州、慶元七處）&hellip&hellip時客舡自泉福販土産之物者，其所征亦與番貨等。
上海市舶司提控&hellip&hellip以為言。
于是定“雙抽”、“單抽”之制。
雙抽者番貨也，單抽者土貨也&hellip&hellip二十年，遂定抽分之法&hellip&hellip二十一年，設市舶都轉運司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給本，選人入番，貿易諸貨。
其所獲之息，以十分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
凡權勢之家，皆不得用己錢入番為賈，犯者罪之，仍籍其家産之半。
其諸番客旅，就官船賣買者，依例抽之&hellip&hellip二十九年，命市舶驗貨抽分&hellip&hellip中書省定抽分之數，及漏稅之法。
凡商旅販泉福等處已抽之物，于本省有市舶司之地賣者，細色于二十五分之中取一，粗色于三十分之中取一，免其輸稅。
其就市舶司買者，止于賣處收稅，而不再抽。
漏舶物貨，依例斷沒。
三十年，又定市舶抽分雜禁，凡二十一條。
（《元史》卷九四《食貨志二&bull市舶》） 鐵冶 世祖中統三年正月，諸王塔齊爾請置高麗鐵冶，從之&hellip&hellip四年正月，領部阿哈瑪特請興河南等處鐵冶，從之。
四月，以漏籍戶一萬一千八百，附籍四千三百，于各處起冶，歲課鐵四百八十萬七千斤。
（《續通考》卷二三《征榷考六》） 成宗元貞元年（1295年），又置河東、山西鐵冶提舉司。
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罷順德廣平鐵冶提舉司，聽民自便，有司稅之如舊。
後各路所設鐵冶官，或歸中政院，或仍以其事隸有司，或以年饑而免其課，皆因時制宜，無定制也。
（《續通典》卷一四《食貨一四》） 此外有額外課，名目至多，大半皆為苛稅。
元有額外課。
謂之額外者，歲課皆有額，而此課不在其額中也&hellip&hellip課之名，凡三十有二：其一曰曆日、二曰契本、三曰河泊、四曰山場、五曰窯冶、六曰房地租、七曰門攤、八曰池塘、九曰蒲葦、十曰食羊、十一曰荻葦、十二曰煤炭、十三曰撞岸、十四曰山查、十五曰曲、十六曰魚、十七曰漆、十八曰酵、十九曰山澤、二十曰蕩、二十一曰柳、二十二曰牙例、二十三曰乳牛、二十四曰抽分、二十五曰蒲、二十六曰魚苗、二十七曰柴、二十八曰羊皮、二十九曰磁、三十曰竹葦、三十一曰姜、三十二曰白藥。
（《元史》卷九四《食貨志二&bull額外課》） 5.币制 宋、金、元皆亡于鈔法，大約錢少始用鈔，鈔弊遂通用銀矣。
甲 銀 宋史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诏福建、二廣歲輸缗錢易以銀，此銀為“歲賦征銀”之始。
紹熙中，臣僚言：今之為絹者，一倍折而為錢，再倍折而為銀，銀愈貴，錢愈難得。
此又南宋時“折絹收銀”之始。
金章宗承安五年（宋甯宗慶元六年，1200年），以舊例，銀每錠重五十兩，共直錢百貫，民間或有截鑿用之者，其價亦随輕重為低昂。
乃更鑄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
凡官俸、軍須，皆銀鈔兼支，此“朝廷用銀”之始。
宣宗興定三年（宋甯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省臣奏，向來犯贓者，計錢論罪則太重，于是以銀為則，每兩作錢二貫。
今受通寶贓（鈔也），至三十貫者，已得死刑；若準以金銀價，才為錢四百有奇，則當杖，實覺輕重懸殊。
遂準犯時銀論罪，此“以銀計贓”之始。
是時，又诏除市易用銀及銀與寶泉相易之禁。
其後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并錢鈔亦廢矣。
元憲宗五年，定漢民包銀額，征四兩者，以半輸銀，半折絲絹等物。
因張晉亨言：“五方土産各異，必責以輸銀，有破産不能辦者。
”乃诏民聽輸土物，不複征銀。
（趙翼《陔餘從考》卷三○） 乙 錢 錢有銅鐵二等。
而折二、折三、當五、折十，則随時立制。
行之久者，唯小平錢。
夾錫錢最後出，宋之錢法，至是而壞&hellip&hellip太祖初鑄錢，文曰“宋通元寶”&hellip&hellip太宗改元太平興國，更鑄“太平通寶”。
淳化更鑄，又親書“淳化元寶”，作真、行、草三體。
後改元更鑄，皆曰元寶，而冠以年号&hellip&hellip熙甯四年，陝西轉運副使皮公弼&hellip&hellip請以舊銅鉛盡鑄，诏聽之。
自是，“折二”錢遂行于天下&hellip&hellip熙豐間，銅鐵錢常并行，銅錢千，易鐵錢千五百&hellip&hellip及後銅錢日少，鐵錢滋多。
紹聖初，銅錢千，遂易鐵錢二千五百，鐵錢浸輕&hellip&hellip蔡京當政&hellip&hellip令陝西及江、池、饒、建州以歲所鑄“小平錢”增料，改鑄“當五”大銅錢&hellip&hellip繼而并令舒、睦、衡、鄂錢監&hellip&hellip鑄“折十錢”&hellip&hellip募私鑄人一為官匠，并其家，設營以居之，号鑄錢院&hellip&hellip崇甯四年，立錢綱驗樣法&hellip&hellip缗用銅九斤七兩有奇，鉛半之，錫居三之一。
诏頒其式于諸路&hellip&hellip蔡京主行“夾錫錢”&hellip&hellip其法，以夾錫錢一，折銅錢二。
每缗用銅八斤，黑錫半之，白錫又半之&hellip&hellip夾錫錢既複推行，錢輕不與銅等，而法必欲其重，乃嚴擅易擡減之令：凡以金銀絲帛等物貿易，有弗受夾錫，須要銅錢者，聽人告論，以法懲治。
市井細民，朝夕鬻餅熟食以自給者，或不免于告罰。
（《宋史》卷一八○《食貨志下二》） 鼓鑄之法，先代撒剌的為夷離堇，以土産多銅，始造錢币&hellip&hellip太宗置五冶太師，以總四方錢鐵&hellip&hellip景宗以舊錢不足于用，始鑄“乾亨新錢”&hellip&hellip聖宗&hellip&hellip鑄“太平錢”，新舊互用&hellip&hellip道宗之世，錢有四等：曰“鹹雍”、曰“太康”、曰“大安”、曰“壽隆”&hellip&hellip天祚之世，更鑄“乾統”、“天慶”二等新錢，而上下窮困，府庫無餘積。
（《遼史》卷六○《食貨志下》） 金初用遼宋舊錢&hellip&hellip正隆二年，曆四十餘歲，始議鼓鑄&hellip&hellip三年（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二月，中都置錢監二：東曰寶源，西曰寶豐。
京兆置監一，曰利用。
三監鑄錢，文曰“正隆通寶”，輕重如宋小平錢，而肉好、字文峻整過之。
與舊錢通用&hellip&hellip章宗泰和四年&hellip&hellip鑄大錢，一直十，篆文曰“泰和重寶。
” （《金史》卷四八《食貨志三》） 元之交鈔、寶鈔，雖皆以錢為文，而錢則弗之鑄也。
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初行錢法，立資國院，泉貨監以領之。
其錢曰“至大通寶”者，一文準至大銀鈔一厘；曰“大元通寶”者，一文準至大通寶錢一十文。
曆代銅錢，悉依古例，與至大錢通用。
其當五、當三、折二，并以舊數用之。
明年，仁宗複下诏，以鼓鑄弗給，新舊資用，其弊滋甚，與銀鈔皆廢不行。
所立院監，亦皆罷革，而專用至元中統鈔雲。
（《元史》卷九三《食貨志一&bull鈔法》） 當時使用之錢數目，虛而不足。
自唐天祐中，兵亂窘乏，以八十五錢為百。
後唐天成中，減五錢；漢乾祐初，複減三錢。
宋初，凡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為百。
然諸州私用，則各随其俗，至有以四十八錢為百者。
至是，诏所在用七十七錢為百。
（《宋史》卷一八○《食貨志下二》） 民間以八十為陌，謂之“短錢”。
官用足陌，謂之“長錢”。
大名男子斡魯補者上言，謂官司所用錢，皆當以八十為陌，遂為定制。
（《金史》卷四八《食貨志三》） 丙 鈔 交子之法，蓋有取于唐之飛錢。
真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
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
富民十六戶主之。
後富民赀稍衰，不能償所負，争訟不息。
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請置益州交子務，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
仁宗從其議，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缗為額&hellip&hellip神宗熙甯二年，乃诏置交子務于潞州&hellip&hellip遂&hellip&hellip罷之。
四年，複行于陝西&hellip&hellip未幾竟罷。
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将易，而後界給用已多，诏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萬，以償二十三界之數，交子有兩界自此始。
時交子給多而錢不足，緻價大賤。
既而竟無實錢，法不可行&hellip&hellip紹聖以後，界率增造，以給陝西沿邊籴買，及募兵之用，少者數十萬缗，多者或至數百萬缗。
而成都之用，又請印造，故每歲書放，亦無定數&hellip&hellip崇甯四年，令諸路更用“錢引”，準新樣印制。
四川如舊法&hellip&hellip時錢引通行諸路，惟閩浙、湖廣不行。
趙挺之以為閩乃蔡京鄉裡，故得免焉&hellip&hellip大觀元年，诏改四川交子務為錢引務。
自用兵取湟、廓、西甯，籍其法以助邊費，較天聖一界，逾二十倍，而價愈損。
及更界年，新交子一當舊者四&hellip&hellip大凡舊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缗，新舊相因。
大觀中，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至引一缗，當錢十數。
（《宋史》卷一八一《食貨志下三》） 高宗紹興元年，有司因婺州屯兵，請椿辦合用錢。
而路不通舟，錢重難緻，乃造“關子”，付婺州。
召商人入中，執關子于榷貨務請錢。
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hellip&hellip六年&hellip&hellip罷交子務，令榷貨務儲見錢，印造關子。
二十九年，印“公據”、“關子”，付三路總領所，淮西、湖廣關子各八十萬缗，淮東公據四十萬缗，皆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
内關子作三年行使，公據二年，許錢銀中半入納。
（《宋史》卷一八一《食貨志下三》） 紹興三十年，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儲見錢于城，内外流轉，其合發官錢，并許兌會子，輸左藏庫&hellip&hellip初，行止于兩浙，後通行于淮、浙、湖北、京西。
除亭戶鹽本用錢，其路不通舟處，上供等錢，許盡輸會子。
其沿流州軍，錢、會中半，民間典賣田宅馬牛舟車等如之。
全用會子者聽。
孝宗隆興元年，诏&hellip&hellip更造五百文會，又造二百、三百文會&hellip&hellip甯宗嘉定二年（1209年），以三界會子數多，稱提（收回也）無策&hellip&hellip诏封椿庫撥金&hellip&hellip度牒&hellip&hellip官告、陵紙、乳香&hellip&hellip收易舊會，品搭入輸，以舊會之二，易新會之一&hellip&hellip理宗淳祐七年，以&hellip&hellip會子更不立限，永遠行使。
（《宋史》卷一八一《食貨志下三》） 以上宋之鈔法。
海陵庶人貞元二年（宋高宗紹興二十四年，1154年）遷都之後，戶部尚書蔡松年複鈔引法。
遂制交鈔，與錢并用&hellip&hellip初貞元間，既行鈔引法，遂設印造鈔引庫，及交鈔庫&hellip&hellip印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謂之“小鈔”。
與錢并行，以七年為限，納舊易新，猶循宋張四川交子之法，而纾其期爾。
蓋亦以銅少權制之法也，時有欲罷之者。
至是（大定二十九年），二監既罷，有司言：交鈔舊同見錢，商旅利于緻遠，往往以錢買鈔，蓋公私俱便之事，豈可罷去？止因有厘革年限，不能無疑，乞削七年厘革之法，令民得常用。
若歲久字文磨滅，許于所在官庫納舊換新，或聽便支錢。
遂罷七年厘革之限，交鈔字昏方換。
法自此始，而收斂無術，出多入少，民寖輕之。
厥後其法屢更，而不能革弊，亦始于此焉。
（《金史》卷四八《食貨志三》） 交鈔之制，外為闌，作花紋。
其上衡書貫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号。
料号外，篆書曰：“僞造交鈔者斬。
告捕者，賞錢三百貫。
”料号衡闌下曰：“中都交鈔庫，準尚書戶部符，承都堂劄付戶部覆點勘。
”令史姓名押字。
又曰：“聖旨印造逐路交鈔，于某處庫納錢換錢，更許于某處庫納鈔換錢，官私同見錢流轉。
其鈔不限年月行用。
如字文故暗，鈔紙擦磨，許于所屬庫司納舊換新。
若到庫支錢，或倒換新鈔，每貫克工墨錢若幹文。
”庫搯攢司、庫副、副使、使各押字。
年月日。
印造鈔引庫、庫子、庫司、副使、各押字，上至尚書戶部官亦押字。
其搭印支錢處合同，餘用印，依常例。
（《金史》卷四八《食貨志三》） 章宗明昌五年（宋光宗紹熙五年，1194年）三月，宰臣奏民間錢所以艱得，以官豪家多積故也&hellip&hellip定制：令官民之家以品從物力限見錢，多不過三萬貫。
猛安謀克則以牛具為差，不得過萬貫。
凡有所餘，盡令易諸物收貯之。
有能告數外留錢者&hellip&hellip以十之一為賞，餘皆沒入&hellip&hellip國虛民貧，經用不足，專以交鈔愚百姓，而法又不常&hellip&hellip以至泰和三年（宋甯宗嘉泰三年，1203年）其弊彌甚，乃謂宰臣曰：“大定間錢至足，今民間錢少，而又不在官，何耶？”&hellip&hellip七年&hellip&hellip七月&hellip&hellip敕民間之交易典質，一貫以上，并用交鈔，毋得用錢。
須立契者，三分之一用諸物&hellip&hellip商旅赍見錢，不得過十貫&hellip&hellip濮王守純&hellip&hellip奏曰：“自古軍旅之費，皆取于民。
向朝廷以小鈔殊輕&hellip&hellip複禁用錢。
小民淺慮，謂楮币易壞，不若錢可久。
于是得錢則珍藏，而券則亟用之，惟恐破裂而至于廢也。
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錢日貴，而券日輕。
” （《金史》卷四八《食貨志三》） 章宗尋崩，衛紹王繼立。
大安二年（宋甯宗嘉定三年，1210年）潰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車為軍賞，兵衄國殘，不遑救弊，交鈔之輕，幾于不能市易矣。
至宣宗貞祐二年（宋嘉定七年，1214年）二月，思有以重之，乃更作二十貫至百貫例交鈔，又造二百貫至千貫例者。
然自泰和以來&hellip&hellip至是則愈更而愈滞矣。
南遷之後，國蹙民困，軍旅不息，供億無度，輕又甚焉。
三年&hellip&hellip七月，改交鈔名為“貞祐寶券”&hellip&hellip平章高琪奏：“軍興以來，用度不赀，惟賴寶券，然所入不敷所出，是以寖輕。
今千錢之券，僅直數錢。
”&hellip&hellip造“貞祐通寶”。
興定元年二月，始诏行之，凡一貫當千貫&hellip&hellip五年閏十二月，宰臣奏：“向者寶券既弊，乃造貞祐通寶以救之。
迄今五年，其弊又複如寶券之末。
初，通寶四貫，為銀一兩，今八百餘貫矣。
宜複更造“興定寶泉”&hellip&hellip每貫當通寶四百貫，以二貫為銀一兩。
”&hellip&hellip元光元年二月，始诏行之。
二年五月，更造每貫當通寶五十。
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貨”，同銀鈔及餘鈔行之。
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
至元光二年，寶泉幾于不用。
乃定法：銀一兩不得過寶泉三百貫。
凡物可直銀三兩以下者，不許用銀。
以上者三分為率，一分用銀，二分用寶泉及“珍貨重寶”。
京師及州郡，置平準務，以寶泉、銀相易。
其私易及違法，而能告者罪賞有差。
是令既下，市肆晝閉，商旅不行，朝廷患之，乃除市易用銀，及銀寶泉私相易之法。
然上有限用之名而下無從令之實，有司雖知，莫能制矣。
義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
（《金史》卷四八《食貨志三》） 以上金之鈔法。
世祖中統元年，始造交鈔。
以“絲”為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并從絲例。
是年十月，又造“中統元寶鈔”，其文以十計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計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計者二：曰一貫文、二貫文。
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
又以文绫織為“中統銀貨”，其等有五，曰一兩、二兩、三兩、五兩、十兩，每一兩同白銀一兩。
而銀貨蓋未及行雲&hellip&hellip至元十二年，添造“厘鈔”，其例有三，曰二文、三文、五文&hellip&hellip十五年，以厘鈔不便于民，複命罷印。
然元寶交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
二十四年，遂改造“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有一等，與中統鈔通行。
每一貫文，當中統鈔五貫&hellip&hellip随路設立官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
每花銀一兩入庫，其價至元鈔二貫&hellip&hellip赤金一兩入庫二十貫&hellip&hellip至大二年，武宗複以物重鈔輕，改造“至大銀鈔”。
自二兩至二厘，定為一十三等，每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hellip&hellip大抵至元鈔五倍于中統，至大鈔又五倍于至元。
然未及期年，仁宗即位，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遂有罷銀鈔之诏。
而中統、至元二鈔，終元之世，蓋常行焉。
（《元史》卷九三《食貨志一&bull鈔法》） 至正十年（1350年），十一月&hellip&hellip更定鈔法，诏曰：“爰自世祖頒行中統交鈔，以錢為文。
厥後造至元寶鈔，以一當五，名曰子母相權，而錢實未用。
曆歲滋久，鈔法偏虛，物價騰踴，民用匮乏。
其以中統交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準至元寶鈔二貫。
仍鑄至正通寶錢，與曆代銅錢并用，以實鈔法，可頒示天下。
” （邵遠平《元史類編》卷一○《順帝紀》） 中書左丞葉公亦愚（李），錢唐人，宋大學生，上書诋賈似道公田關子不便，專權誤國。
似道怒，嗾林德夫告公泥金飾齋扁不法。
令獄吏鞫之，雲“隻要你做一個麻糊”&hellip&hellip遂遭黥，流嶺南&hellip&hellip歸附後入京，上書言時相，并獻至元鈔樣。
此樣在宋時固嘗進呈，請以代關子，朝廷不能用。
故今别改年号而複獻之，世皇嘉納，使用鑄闆。
（陶宗儀《辍耕錄》卷一九） 以上元之鈔法。
6.江浙官田 建炎元年（1127年），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為官田。
诏見佃者就耕，歲減租二分&hellip&hellip開禧三年（1207年），韓侂胄既誅，金人講解。
明年（嘉定元年），用廷臣言，置安邊所，凡侂胄與其他權幸沒入之田，及圍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輸米七十二萬二千七百斛有奇，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缗有奇。
籍以給行人金缯之費&hellip&hellip（理宗）景定四年（元世祖中統四年，1263年），殿中侍禦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禦史虞虙、張睎顔等，言廩兵和籴造楮之弊，乞依祖宗限田。
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
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可以饷軍，可以免籴，可以重楮，可以平物而安富，一舉而五利具矣。
有旨，從其言&hellip&hellip丞相賈似道奏：“捄楮之策，莫切于住造楮，住造楮莫切于免和籴，免和籴莫切于買逾限田。
”因曆诋異議者之非。
（《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上一》） 買公田以罷和籴，浙西田畝有值千缗者，似道均以四十缗買之。
數稍多，予銀絹。
又多，予度牒、告身。
吏又恣為操切，浙中大擾。
有奉行不至者，提領劉良貴劾之。
有司争相迎合，務以買田多為功，皆缪以七八鬥為石。
其後田少與硗瘠虧租，與佃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
六郡之民，破家者多。
包恢知平江，督買田，至以肉刑從事。
（《宋史》卷四七四《賈似道傳》） 賈似道行公田，為一代大政，世多加以非議，獨周密言其經制甚詳，持論亦頗公允。
景定二年壬寅，賈師憲丞相欲行富國強兵之策。
是時，劉良貴為都漕，尹天府；吳勢卿饷淮東，入為浙漕，遂交贊公田之事，欲先行之浙右，候有端緒，則諸路仿行之。
于是殿院陳堯道、正言曹孝慶等合奏，謂限田之法，自昔有之，買官戶逾限之田，嚴歸并飛走之弊。
回買官田可得一千萬畝，則每歲六七百萬之入，其于軍饷沛然有餘，可免和籴，可以饷軍，可以住造楮币，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實為無窮之利。
禦筆批“依”，而買田之事起矣。
時勢卿已死，良貴獨任提領之職，以太府丞陳訔為檢閱官以副之。
且乞内批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并之弊。
然上意終出勉強，内批雲：“永免和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
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
”則上意蓋可見矣。
賈相憤然以去就争之，于是再降聖旨雲：“買田永免和籴，自是良法美意，要當始于浙西，庶他路視為則也。
所在利病各有不同，行移難于一律，可令三省照此施行。
”既而賈相内引入劄，力言其便，禦筆遵依，轉劄侍從台谏給舍左右司三省奉行惟謹焉。
賈相遂先以自已浙西萬畝為官田表倡，嗣榮王繼之，浙西師機趙孟奎，亦申省自陳投賣。
自是朝野卷舌，噤不敢發一語。
獨禮書夕郎徐經孫一疏，力陳買田之害，言多剀切，竟不付外，遂四乞休緻，而寂無和之者。
先是，議以官品逾限田外“回買”立說，此獨有抑強嫉富之意。
既而轉為“派買”之說，除二百畝已下免行派買外，餘悉各買三分之一。
及其後也，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焉。
立價以租一石者，償十八界四十楮。
不及石者，價随以減。
買數少者，則全支楮券；稍多，則銀券各半；又多，則副以度牒；至多，則加以登仕、将仕、校尉、承信、承節、安人、孺人告身準直。
以登仕三千楮、将仕千楮，許赴漕試。
校尉萬楮、承信萬五千、承節二萬，則理為進納。
安人四千、孺人二千，此則幾于白沒矣。
遂檄府丞陳訔往湖秀，将作丞廖邦傑往常潤，任督催之職。
六郡則又有專官：平江則知郡包恢，撫參成公策；嘉興則知郡潘墀，撫幹李補，寓公焦煥炎；安吉則知郡謝弈焘，寓公趙與訔，撫幹王唐珪；臨安察判馬元演；常州則知郡洪穮，蜀劉子耕；鎮江則知郡章坰，漕司準遣鄭夢熊；江陰則知軍楊珏，準遣謝司戶黃伸。
并俟竣事各轉一官，選人減一，前守臣并以主管公田系銜。
既而提領劉佐司劾罷嘉興宰段浚、宜興宰葉悊佐以不即奉行之罪；又按長洲宰何九齡追毀告身，永不收叙；以不合出給官由，令田主包納，失田業相維之初意。
至五月，乃命江陰、平江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隸兩浙漕司，常州、鎮江隸總所，每歲秋租輸之官倉，特與減饒二分，或水旱則别議收數。
遂立四分司：王大呂平江，方夢玉嘉興，董楷安吉，黃震鎮江、常州、江陰三郡。
初以選人為之，任滿理為須入州縣鄉都，則分差莊官，以富饒者允應，兩年一替。
每鄉創官莊一所，每租一石，明減二鬥，不許多收斛面。
約束雖嚴詳，而民之受害亦不少。
其間毗陵、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鬥七鬥者，皆作一石。
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于田主，以為無窮之害。
或内有硗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責換于田主，其害尤慘。
時中書劉震孫與京尹魏克愚湖旁倡和，詞語偶犯時忌，則随命劾去之。
甲子秋，彗見求言，公卿大夫士庶始得以伸田裡愁歎不平于上。
然至此業已成矣，賈相遂力辨人言，丐辭相位。
禦筆答雲：“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
使公田之策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
惟其上可以免朝廷造楮币之費，下可以免浙右和籴之擾，公私兼濟，所以命卿決意舉行之。
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饷，皆仰給于此。
若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以快一時之異議，其如國計何？如軍饷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
禮義不愆，何恤人言。
卿宜安心奉職，毋孤朕倚毗之意。
”自此公論頗沮，而劉良貴以人言藉藉，遂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
至鹹淳戊辰正月，遂罷莊官，改為召佃。
或一二千，或數百畝，召人承佃，自耕自種，自運自納，止令分司任責拘催。
凡承佃之家，複以二分優之。
且以既罷莊官，則分司恐難任責，平江增差催督官三員，安吉嘉興各一員，常州二員，鎮江、江陰共一員，從各分司奏辟，時提領官編修黃夢炎也。
既而常潤分司劉子澄力陳毗陵向來多買虛數之弊，遂下提領所，徑将常州公租，撥隸淮東總領所催納。
殊不知朝廷既不可催，總所又可催乎？當是時，人不敢言而敢怨。
南康江天錫以入奏而罷言職，教授謝枋得以發策而遭貶斥。
大社令杜淵、太常簿陸逵、國子簿謝章皆于輪對及之，或逐去，或補外。
至乙亥春，賈既去國，北軍已抵升潤。
察院季可奏乞罷公田之籍以收農心，謂此事苛擾，民皆破家蕩産，怨入骨髓。
若盡還原主，免索原錢，而除其籍，庶使浙西之人，永絕公田之苦。
然而僅放欠租。
季遂再奏，始有旨雲：“公田之創，非理宗之本意。
稔禍召怨，最為民苦，截日住罷。
其田盡給付原佃主。
仰率租戶義兵，會合防拓其後勘會，謂招兵非便，且其田當還業主，于種戶初無相幹。
秋成在迩，饷軍方急，合且收租一年。
其還田指揮，候秋成後，集議施行。
”有旨：将平江、嘉興、安吉公田，照指揮蠲放。
卻從朝廷照淨催米數回籴，其錢一半給佃主，一半給種戶，以溥實惠。
然則業主竟無與矣。
隻業主佃主之分，當時用事者亦不能曉，況大于此者。
然邊遽日急，是時仍收公租，還田之事，竟不及行，嗚呼悲哉！昔隋鑿汴渠，以召民怨，乃為宋漕運之利。
今宋奪民田，以失人心，乃為大元饷軍之利。
古今害民興利之事，于此亦可鑒矣，於戲悲哉！ （周密《齊東野語》卷一七） 此種官田，至元時頒賜之于臣下。
江蘇田糧之重&hellip&hellip比他處獨重&hellip&hellip今檢宋元二史，究其由來&hellip&hellip元代所賜臣下之田&hellip&hellip即南宋之入官田；内府莊田，即賈似道創議所買之公田也。
《宋史》朱勔敗，籍其家田至三十萬畝。
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為官田&hellip&hellip共收米七十二萬一千七百斛，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幹缗。
後理宗又诏華亭奉宸莊亦助邊費。
景定四年，陳堯道&hellip&hellip倡議買公田，賈似道主之，平江、江陰、安吉、常州、鎮江六郡，其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
德祐元年，又以閻貴妃集慶寺田、賈貴妃演福寺田皆入安邊所。
元之有天下也，此等田皆别領于官。
其賞賜臣下，則有如世祖賜鄧溫常州田三十頃，葉李平江田四頃；又以王積翁使日本被害于途，賜其子都中平江田八千畝；武宗賜琱阿不剌平江田一千五百頃；仁宗賜醜驢答剌罕平江田百頃；英宗賜拜珠平江田萬畝；文宗賜雅克特穆爾平江官地五百頃&hellip&hellip又賜魯國大長公主平江等處官田三百頃；雅克特穆爾又奏“松江澱山湖田五百頃，當入官糧七千七百石。
臣願增為萬石入官，令人佃種，以所得餘米，贍臣弟薩敦”；順帝以完者鐵木兒蘇州田二百頃，賜郯王徹徹秃，又賜公主不答昔你平江田五十頃。
此皆見于《元史&bull本紀》及各本傳者&hellip&hellip可見皆宋末官田，平宋後仍入于官，故得任意賞賜&hellip&hellip元時，又籍宋後妃田以供太後，曰江淮财賦都總管府。
又籍朱清、張瑄等田，以供中宮，曰江浙财賦府。
又籍朱國珍、管明等田，以賜丞相托克托，曰稻田提領所。
又有撥賜莊，領宋親王及新籍明慶、妙行二寺田，并白雲宗僧田，皆不隸州縣。
此又元時所增官田也。
（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元代以江南田賜臣下》） 天下官田&hellip&hellip累朝以是田分賜諸王、公主、驸馬，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hellip&hellip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奸吏為贓官，催甲鬥級，巧名多取。
又且驅迫郵傳，征求饩廪，折辱州縣，閉償逋負。
至倉之日，變鬻以歸，官司交忿，農民窘竄。
（《元史》卷一七五《張珪傳》） 7.物産 甲 農産最著者為茶與棉花。
茶 茶有二類：曰片茶、曰散茶。
片茶蒸造，實卷模中串之。
惟建劍則既蒸而研，編竹為格，置焙室中，最為精潔，他處不能造。
有“龍鳳”、“石乳”、“白乳”之類十二等，以充歲貢及邦國之用。
其出虔、袁、饒、池、光、歙、潭、嶽、辰、澧州，江陵府，興國、臨江軍，有“仙芝”、“玉津”、“先春”、“綠芽”之類二十六等。
兩浙及宣、江、鼎州，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為号。
散茶出淮南、歸州、江南、荊湖，有“龍溪”、“雨前”、“雨後”之類十一等。
江浙又有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為号者。
（《宋史》卷一八三《食貨志下五》） 茶之産于東南者，浙東西、江東西、湖南北、福建、淮南、廣東西，路十，州六十有六，縣二百四十有二。
霅川顧渚生石上者，謂之“紫筍”。
毗陵之“陽羨”，紹興之“日鑄”，婺源之“謝源”，隆興之“黃龍”、“雙井”，皆絕品也。
&hellip&hellip建甯臘茶，北苑為第一。
其最佳者，曰“社前”，次曰“火前”，又曰“雨前”。
所以供玉食，備賜予&hellip&hellip大觀以後，制愈精，數愈多，胯式屢變，而品不一&hellip&hellip蜀茶之細者，其品視南方已下，惟廣漢之“趙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牙”、雅安之“蒙頂”，土人亦珍之。
但所産甚微，非江建比也。
（《宋史》卷一八四《食貨志下六》） 棉 古時未有棉布，凡布皆麻為之。
記曰“治其麻絲，以為布帛”是也。
木棉作布，邱文莊謂元時始入中國&hellip&hellip棉花布惟交廣有之。
其種其法，俱未入中土&hellip&hellip陶九成《辍耕錄》記松江烏泥泾，土田硗瘠，謀食不給，乃覓木棉種于閩廣。
初無踏車椎弓之制，率用手去其子，線弦竹弧，按掉而成，其功甚艱。
有黃道婆自崖州來，教以紡織，人遂大獲其利。
未幾，道婆卒，乃立祠祀之。
三十年祠毀，鄉人趙愚軒重立雲。
九成，元末人，當時所記立祠始末如此，益可見黃道婆之事未遠。
而松江之有木棉布，實自元始也。
《瑯琊代醉編》又謂棉花乃番使黃始所傳，今廣東人立祠祀之。
合諸說觀之，蓋其種本來自外番，先傳于粵，繼及于閩，元初始至江南，而江南又始于松江耳。
《元世祖本紀》至元二十六年，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責民歲輸木棉布十萬匹&hellip&hellip木棉特設專官，則其初為民利可知。
（趙翼《陔餘叢考》卷三○） 乙 礦産 “白礬”出晉、慈、坊州，無為軍，及汾州之靈石縣。
“綠礬”出慈、隰州，及池州之銅陵縣。
（《宋史》卷一八五《食貨志下七》） “金”産商、饒、歙、撫四州，南安軍。
“銀”産鳳、建、桂陽三州&hellip&hellip饒、信、虔、越、衢、處、道、福、汀、漳、南劍、韶、廣、英、連、恩、春十七州，建昌、邵武、南安三軍&hellip&hellip秦、隴、興元三州&hellip&hellip“銅”産饒、處、建、英、信、汀、漳、南劍八州，南安、邵武二軍&hellip&hellip“鐵”産徐、兖、相三州&hellip&hellip河南、鳳翔、同、虢、儀、蕲、黃、袁、英九州，興國軍&hellip&hellip晉、磁、鳳、沣、道、渠、合、梅、陝、耀、坊、虔、汀、吉十四州&hellip&hellip信、鄂、連、建、南劍五州，邵武軍&hellip&hellip“鉛”産越、建、連、英、春、韶、衢、汀、漳、南劍十州，南安、邵武二軍&hellip&hellip“錫”産河南、南康、虔、道、賀、潮、循七州，南安軍&hellip&hellip“水銀”産秦、階、商、鳳四州&hellip&hellip“朱砂”産商、宜二州。
（《宋史》卷一八五《食貨志下七》） 廣西諸洞産生金，洞丁皆能淘取。
其碎粒如蚯蚓泥，大者如甜瓜子，故世名“瓜子金”。
其碎者如麥片，則名“麸皮金”。
金色深紫，比之尋常金色，複加二等，此金之絕品也。
銀之品，有紋如羅甲者，有松紋者，有中窪而郭高者，皆為精銀。
其絕品則色青，故官品有金紫銀青之目。
蓋金至于紫，銀至于青，為絕品也。
（周密《癸辛雜識&bull續集下》） 銅鐵鉛錫坑冶者，閩蜀、湖廣、江淮、浙路皆有之。
祖宗時，天下歲産銅七百五萬斤，鐵一百十六萬斤，鉛三百二十一萬斤，錫七十六萬斤，皆有奇。
渡江後，其數日減。
至紹興末，江東西、福建、廣西、湖南、潼川府，利路十四州，歲産銅二十六萬三千一百六十九斤九兩。
江東西、廣西、湖南、福建二十州，産鐵八十八萬三百二斤十三兩。
而蜀中所産不與焉。
江湖、閩廣、浙東二十州，産鉛十九萬一千二百四十斤十三兩。
湖廣、四川，産錫二萬五百四十八斤六兩。
視祖額，鐵才及四分餘，鉛及六厘，銅及四厘，錫及三厘，皆弱。
東南鐵錫，輸岑水、鉛山、永興、興利四場，浸銅為泉司之用，惟川鐵以鑄錢雲。
舊婺州銅，融福峽州、南安軍鉛。
贛宜州、南安軍錫坑皆廢。
膽銅者，蓋以鐵為片，浸之膽水中，後數十日即成銅。
凡銅場十四、鐵場三十八、鉛場二十四、錫場五雲。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bull甲集》卷一六） 二 學術思想 1.理學 甲 理學之起源 周子太極圖創自河上公，乃方士修煉之術也&hellip&hellip周子更為太極圖，窮其本而反于老莊&hellip&hellip但綴說于圖，而又冒為易之太極，則不侔矣&hellip&hellip考河上公本圖，名無極圖，魏伯陽得之，以著《參同契》；鐘離權得之，以授呂洞賓；洞賓後與陳圖南同隐華山，而以授陳抟，陳刻之華山石壁。
陳又得先天圖于麻衣道者，皆以授種放，放以授穆修與僧壽涯。
修以先天圖授李挺之，挺之以授邵天叟，天叟以授子尭夫。
修以無極圖授周子，周子又得先天地之偈于壽涯。
其圖自下而上，以明逆則成丹之法。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一二） 至宋中葉，周敦頤出于舂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
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情，然後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無疑焉。
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頤寔生。
及長，受業周氏。
已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并行&hellip&hellip融會貫通，無複餘蘊。
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
大抵以格物緻知為先，明善誠身為要。
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颠錯于秦火，支離于漢儒，幽沉于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hellip&hellip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實推重之。
（《宋史》卷四二七《道學傳序》） 按理學有表裡二端，以儒家為表，而以釋道為裡。
儒家自漢學瑣碎、六朝空虛以後，孔孟之道已若存若亡。
自王通、韓愈論道論性，其義稍彰。
宋儒繼之，究心修已治平之道，起于人倫，終于萬物，舍傳注而言經，以疑古為翻案，此其表也。
論其裡，則混合禅宗及《參同契》之說，以言心、言性，由緻知格物而歸本于太極、無極，标舉主敬、主靜之說，以為為學之方，冶儒釋道為一爐，集中國、印度思想之大成。
自宋迄清，理學之思想規律，深入上層社會，影響甚巨。
乙 理學派别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湖南道縣）營道人&hellip&hellip家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營道所居濓溪以名之&hellip&hellip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
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
動極而靜，靜而生陰。
靜極複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陽變陰合&hellip&hellip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hellip&hellip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hellip&hellip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
（《宋史》卷四二七《周敦頤傳》） 程颢，字伯淳，世居中山。
後從開封徙河南&hellip&hellip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于諸家。
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hellip&hellip教人自緻知至于知止，誠意至于平天下，灑掃應對至于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骛高遠，卒無成焉。
故其言曰：“&hellip&hellip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
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
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
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于倫理。
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滞，則必入于此。
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污濁，雖高才明智，膠于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辟之而後可以入道。
”颢之死&hellip&hellip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宋史》卷四二七《程颢傳》） 程頤，字正叔&hellip&hellip胡瑗問：“&hellip&hellip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
其本也，真而靜。
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
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
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
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于中。
正其心，養其性&hellip&hellip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
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笃，信道笃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
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出處語默必于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
”&hellip&hellip頤于書無所不讀，其學本于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為标指，而達于六經&hellip&hellip著《易》、《春秋》傳，以傳于世&hellip&hellip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hellip&hellip世稱為“伊川先生”。
（《宋史》卷四二七《程頤傳》）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hellip&hellip谒範仲淹&hellip&hellip因勸讀《中庸》。
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hellip&hellip反而求之六經&hellip&hellip為祁州司法參軍、雲岩令。
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
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hellip&hellip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hellip&hellip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hellip&hellip又論定井田宅裡、發斂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hellip&hellip載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
著書号《正蒙》，又作《西銘》。
（《宋史》卷四二七《張載傳》） 邵雍，字堯夫&hellip&hellip河南人&hellip&hellip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hellip&hellip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
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赜索隐，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hellip&hellip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于世&hellip&hellip元祐中，賜谥康節&hellip&hellip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内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
（《宋史》卷四二七《邵雍傳》） 楊時，字中立，南劍将樂人&hellip&hellip河南程颢與弟頤講孔孟絕學于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
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颢于颍昌&hellip&hellip又見程頤于洛&hellip&hellip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
時疑其近于兼愛，與其師頤辨論往複，聞理一分殊之說，豁然無疑&hellip&hellip四方之士，不遠千裡從之遊，号曰“龜山先生”&hellip&hellip既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hellip&hellip朱嘉、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于時。
（《宋史》卷四二八《楊時傳》）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hellip&hellip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hellip&hellip遂徒步往學焉&hellip&hellip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hellip&hellip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
（《宋史》卷四二八《羅從彥傳》） 李侗，字願中，南劍州劍浦人&hellip&hellip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谒之&hellip&hellip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
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
”&hellip&hellip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
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
”&hellip&hellip吏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為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
（《宋史》卷四二八《李侗傳》）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hellip&hellip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福建崇安縣），後徙建陽（福建建瓯縣）之考亭&hellip&hellip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
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緻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
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是聽。
”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翚也。
故熹之學，既博求之經傳，複遍交當世有識之士。
延平李侗老矣，嘗學于羅從彥，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裡，徒步往從之。
其為學，大抵窮理以緻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
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
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
所著書，有《易本義》，《啟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注辨證》，《韓文考異》。
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鑒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于世。
熹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于學宮。
（《宋史》卷四二九《朱熹傳》） 按宋之理學，向分濂、洛、關、閩四派。
所謂濂、洛、關、閩者，周敦頤、程颢與弟頤、張載、朱熹也。
周居濂溪，二程洛陽人，張載關中人，朱熹僑居建州，故雲。
其學說之主張，撮志如下： 宗羲案：周子之學，以誠為本，從寂然不動處，握誠之本。
故曰主靜立極。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一二） 唐一庵曰：“明道之學，嫡衍周派，一天人，合内外，主于敬而行之以恕；明于庶物，而察于人倫。
務于窮神知化，而能開物成務。
”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一四） 宗羲案：明道伊川大旨雖同，而其所以接人，伊川已大變其說。
故朱子曰：“明道宏大，伊川親切。
大程夫子，當識其明快中和處。
小程夫子，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
”是自周元公主靜立人極開宗，明道以靜字稍偏，不若專主于敬，然亦唯恐以把持為敬有傷于靜，故時時提起。
伊川則以敬字未盡，益之以窮理之說，而曰：“涵義須用敬，進學在緻知。
”又曰：“隻守一個敬字，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然。
”随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hellip&hellip義是敬之著，敬是義之體&hellip&hellip”自此旨一立，至朱子又加詳焉。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一六） 橫渠先生精思力踐，毅然以聖人之事為己任。
凡所議論，率多超卓，至于變化氣質，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此尤自昔聖賢之所未發，警教後學最為切至者也。
（黃震《黃氏日抄》卷三三） 古人所以從事于學者，其果何為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
人之立于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hellip&hellip弗勝其事，則為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為弗克若天矣。
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
然則舍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為。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于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之陷溺也。
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于吾心。
心也者，萬事之宗也。
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
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
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
凡吾于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為當。
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四八） 與朱熹同時，有陸九淵一派，與之立異。
陸九淵，字子靜&hellip&hellip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
”又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
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
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lsquo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
&rsquo忽大省曰：&lsquo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
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
&rsquo”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
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至于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
”&hellip&hellip還鄉，學者輻湊，每開講席，戶外屦滿。
耆老扶杖觀聽。
自号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
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阙。
不必它求，在乎自立而已。
”又曰：“此道與溺于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于意見之人言卻難。
”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注腳。
”&hellip&hellip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江西鉛山縣），論辨所學，多不合&hellip&hellip至于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贻書往來，論難不置焉。
（《宋史》卷四三四《陸九淵傳》） 按自程頤以下，大抵主格物、緻知之說。
至南宋朱熹，乃集此派學說之大成。
陸九淵主張與朱氏不同，朱主道問學，陸主尊德性。
朱以“窮理為始事，以理已明，則可以誠意正心”陸欲“先發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以應萬物之變”。
朱以陸為“太簡”，陸以朱為“支離”，始終相诋而不能相容。
世所謂朱陸異同是也。
丙 理學之變遷 古之公卿，皆自幼時便教之，以為異日之用。
（《呂祖謙《周禮說》》） 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痹不知痛癢之人也。
舉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hellip&hellip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于杪忽，較禮于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睟面盎背，則于諸儒誠有愧焉。
至于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并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
”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雲。
（《宋史》卷四三六《陳亮傳》） “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此語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
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hellip&hellip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爾。
（葉适《習學記言》卷二三）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hellip&hellip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
及壯，知向濓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
基則學于黃幹，而幹親承朱熹之傳者也&hellip&hellip會襄樊之師日急&hellip&hellip履祥因進牽制搗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
凡産銅地脈，遣吏境内訪察無遺，且及外界。
而民用銅器不可阙者，皆造于官而鬻之。
既而官不勝煩，民不勝病，乃聽民冶銅造器，而官為立價以售。
此銅法之變也。
（《續通考》卷二三《征榷考六》） 世宗大定二十七年，尚書省奏：聽民于農隙采銀，承納官課。
（《續通考》卷二三《征榷考六》） 苛斂 物力之外，又有鋪馬、軍須、輸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紙等錢，名目瑣細，不可殚述&hellip&hellip金季&hellip&hellip括粟闌籴，一切掊克之政，靡不為之。
加賦數倍，豫借數年，或欲得鈔，則豫賣下年差科。
高琪為相，議至榷油。
進納濫官，辄售空名宣敕，或欲與以五品正班。
僧道入粟，始自度牒。
終至德号，綱副、威儀、寺觀主席，亦量其赀而鬻之。
甚而丁憂鬻以求仕，鹽戶鬻以從良，進士出身，鬻至及第。
（《金史》卷四六《食貨志序》） 海陵軍興，為一切之賦，有菜園、房稅、養馬錢。
（《金史》卷七三《宗尹傳》） 世宗大定三年，以尚書工部令史劉行義言，定城郭出賃房稅之制。
（《續通考》卷二四《征榷考七》） 丁 元 元之雜稅，列舉如下： 征商 商賈之有稅&hellip&hellip太宗甲午年（六年，宋理宗端平元年），始立征收課稅所。
凡倉庫院務官并合幹人等，命各處官司，選有産有行之人充之。
其所辦課程，每月赴所輸納。
（《元史》卷九四《食貨志二&bull商稅》） 太宗初立，楚材&hellip&hellip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課稅使。
（《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傳》） 世袓至元七年，遂定三十分取一之制。
（《元史》卷九四《食貨志二&bull商稅》） 元時海外貿易，較宋為盛。
自世袓定江南，凡鄰海諸郡，與番國往還，互易舶貨者，其貨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
其發舶回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驗其所易之物，給以公文，為之期日&hellip&hellip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泉州、上海、廣東、杭州、澉浦、溫州、慶元七處）&hellip&hellip時客舡自泉福販土産之物者，其所征亦與番貨等。
上海市舶司提控&hellip&hellip以為言。
于是定“雙抽”、“單抽”之制。
雙抽者番貨也，單抽者土貨也&hellip&hellip二十年，遂定抽分之法&hellip&hellip二十一年，設市舶都轉運司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給本，選人入番，貿易諸貨。
其所獲之息，以十分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
凡權勢之家，皆不得用己錢入番為賈，犯者罪之，仍籍其家産之半。
其諸番客旅，就官船賣買者，依例抽之&hellip&hellip二十九年，命市舶驗貨抽分&hellip&hellip中書省定抽分之數，及漏稅之法。
凡商旅販泉福等處已抽之物，于本省有市舶司之地賣者，細色于二十五分之中取一，粗色于三十分之中取一，免其輸稅。
其就市舶司買者，止于賣處收稅，而不再抽。
漏舶物貨，依例斷沒。
三十年，又定市舶抽分雜禁，凡二十一條。
（《元史》卷九四《食貨志二&bull市舶》） 鐵冶 世祖中統三年正月，諸王塔齊爾請置高麗鐵冶，從之&hellip&hellip四年正月，領部阿哈瑪特請興河南等處鐵冶，從之。
四月，以漏籍戶一萬一千八百，附籍四千三百，于各處起冶，歲課鐵四百八十萬七千斤。
（《續通考》卷二三《征榷考六》） 成宗元貞元年（1295年），又置河東、山西鐵冶提舉司。
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罷順德廣平鐵冶提舉司，聽民自便，有司稅之如舊。
後各路所設鐵冶官，或歸中政院，或仍以其事隸有司，或以年饑而免其課，皆因時制宜，無定制也。
（《續通典》卷一四《食貨一四》） 此外有額外課，名目至多，大半皆為苛稅。
元有額外課。
謂之額外者，歲課皆有額，而此課不在其額中也&hellip&hellip課之名，凡三十有二：其一曰曆日、二曰契本、三曰河泊、四曰山場、五曰窯冶、六曰房地租、七曰門攤、八曰池塘、九曰蒲葦、十曰食羊、十一曰荻葦、十二曰煤炭、十三曰撞岸、十四曰山查、十五曰曲、十六曰魚、十七曰漆、十八曰酵、十九曰山澤、二十曰蕩、二十一曰柳、二十二曰牙例、二十三曰乳牛、二十四曰抽分、二十五曰蒲、二十六曰魚苗、二十七曰柴、二十八曰羊皮、二十九曰磁、三十曰竹葦、三十一曰姜、三十二曰白藥。
（《元史》卷九四《食貨志二&bull額外課》） 5.币制 宋、金、元皆亡于鈔法，大約錢少始用鈔，鈔弊遂通用銀矣。
甲 銀 宋史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诏福建、二廣歲輸缗錢易以銀，此銀為“歲賦征銀”之始。
紹熙中，臣僚言：今之為絹者，一倍折而為錢，再倍折而為銀，銀愈貴，錢愈難得。
此又南宋時“折絹收銀”之始。
金章宗承安五年（宋甯宗慶元六年，1200年），以舊例，銀每錠重五十兩，共直錢百貫，民間或有截鑿用之者，其價亦随輕重為低昂。
乃更鑄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
凡官俸、軍須，皆銀鈔兼支，此“朝廷用銀”之始。
宣宗興定三年（宋甯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省臣奏，向來犯贓者，計錢論罪則太重，于是以銀為則，每兩作錢二貫。
今受通寶贓（鈔也），至三十貫者，已得死刑；若準以金銀價，才為錢四百有奇，則當杖，實覺輕重懸殊。
遂準犯時銀論罪，此“以銀計贓”之始。
是時，又诏除市易用銀及銀與寶泉相易之禁。
其後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并錢鈔亦廢矣。
元憲宗五年，定漢民包銀額，征四兩者，以半輸銀，半折絲絹等物。
因張晉亨言：“五方土産各異，必責以輸銀，有破産不能辦者。
”乃诏民聽輸土物，不複征銀。
（趙翼《陔餘從考》卷三○） 乙 錢 錢有銅鐵二等。
而折二、折三、當五、折十，則随時立制。
行之久者，唯小平錢。
夾錫錢最後出，宋之錢法，至是而壞&hellip&hellip太祖初鑄錢，文曰“宋通元寶”&hellip&hellip太宗改元太平興國，更鑄“太平通寶”。
淳化更鑄，又親書“淳化元寶”，作真、行、草三體。
後改元更鑄，皆曰元寶，而冠以年号&hellip&hellip熙甯四年，陝西轉運副使皮公弼&hellip&hellip請以舊銅鉛盡鑄，诏聽之。
自是，“折二”錢遂行于天下&hellip&hellip熙豐間，銅鐵錢常并行，銅錢千，易鐵錢千五百&hellip&hellip及後銅錢日少，鐵錢滋多。
紹聖初，銅錢千，遂易鐵錢二千五百，鐵錢浸輕&hellip&hellip蔡京當政&hellip&hellip令陝西及江、池、饒、建州以歲所鑄“小平錢”增料，改鑄“當五”大銅錢&hellip&hellip繼而并令舒、睦、衡、鄂錢監&hellip&hellip鑄“折十錢”&hellip&hellip募私鑄人一為官匠，并其家，設營以居之，号鑄錢院&hellip&hellip崇甯四年，立錢綱驗樣法&hellip&hellip缗用銅九斤七兩有奇，鉛半之，錫居三之一。
诏頒其式于諸路&hellip&hellip蔡京主行“夾錫錢”&hellip&hellip其法，以夾錫錢一，折銅錢二。
每缗用銅八斤，黑錫半之，白錫又半之&hellip&hellip夾錫錢既複推行，錢輕不與銅等，而法必欲其重，乃嚴擅易擡減之令：凡以金銀絲帛等物貿易，有弗受夾錫，須要銅錢者，聽人告論，以法懲治。
市井細民，朝夕鬻餅熟食以自給者，或不免于告罰。
（《宋史》卷一八○《食貨志下二》） 鼓鑄之法，先代撒剌的為夷離堇，以土産多銅，始造錢币&hellip&hellip太宗置五冶太師，以總四方錢鐵&hellip&hellip景宗以舊錢不足于用，始鑄“乾亨新錢”&hellip&hellip聖宗&hellip&hellip鑄“太平錢”，新舊互用&hellip&hellip道宗之世，錢有四等：曰“鹹雍”、曰“太康”、曰“大安”、曰“壽隆”&hellip&hellip天祚之世，更鑄“乾統”、“天慶”二等新錢，而上下窮困，府庫無餘積。
（《遼史》卷六○《食貨志下》） 金初用遼宋舊錢&hellip&hellip正隆二年，曆四十餘歲，始議鼓鑄&hellip&hellip三年（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二月，中都置錢監二：東曰寶源，西曰寶豐。
京兆置監一，曰利用。
三監鑄錢，文曰“正隆通寶”，輕重如宋小平錢，而肉好、字文峻整過之。
與舊錢通用&hellip&hellip章宗泰和四年&hellip&hellip鑄大錢，一直十，篆文曰“泰和重寶。
” （《金史》卷四八《食貨志三》） 元之交鈔、寶鈔，雖皆以錢為文，而錢則弗之鑄也。
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初行錢法，立資國院，泉貨監以領之。
其錢曰“至大通寶”者，一文準至大銀鈔一厘；曰“大元通寶”者，一文準至大通寶錢一十文。
曆代銅錢，悉依古例，與至大錢通用。
其當五、當三、折二，并以舊數用之。
明年，仁宗複下诏，以鼓鑄弗給，新舊資用，其弊滋甚，與銀鈔皆廢不行。
所立院監，亦皆罷革，而專用至元中統鈔雲。
（《元史》卷九三《食貨志一&bull鈔法》） 當時使用之錢數目，虛而不足。
自唐天祐中，兵亂窘乏，以八十五錢為百。
後唐天成中，減五錢；漢乾祐初，複減三錢。
宋初，凡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為百。
然諸州私用，則各随其俗，至有以四十八錢為百者。
至是，诏所在用七十七錢為百。
（《宋史》卷一八○《食貨志下二》） 民間以八十為陌，謂之“短錢”。
官用足陌，謂之“長錢”。
大名男子斡魯補者上言，謂官司所用錢，皆當以八十為陌，遂為定制。
（《金史》卷四八《食貨志三》） 丙 鈔 交子之法，蓋有取于唐之飛錢。
真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
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
富民十六戶主之。
後富民赀稍衰，不能償所負，争訟不息。
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請置益州交子務，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
仁宗從其議，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缗為額&hellip&hellip神宗熙甯二年，乃诏置交子務于潞州&hellip&hellip遂&hellip&hellip罷之。
四年，複行于陝西&hellip&hellip未幾竟罷。
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将易，而後界給用已多，诏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萬，以償二十三界之數，交子有兩界自此始。
時交子給多而錢不足，緻價大賤。
既而竟無實錢，法不可行&hellip&hellip紹聖以後，界率增造，以給陝西沿邊籴買，及募兵之用，少者數十萬缗，多者或至數百萬缗。
而成都之用，又請印造，故每歲書放，亦無定數&hellip&hellip崇甯四年，令諸路更用“錢引”，準新樣印制。
四川如舊法&hellip&hellip時錢引通行諸路，惟閩浙、湖廣不行。
趙挺之以為閩乃蔡京鄉裡，故得免焉&hellip&hellip大觀元年，诏改四川交子務為錢引務。
自用兵取湟、廓、西甯，籍其法以助邊費，較天聖一界，逾二十倍，而價愈損。
及更界年，新交子一當舊者四&hellip&hellip大凡舊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缗，新舊相因。
大觀中，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至引一缗，當錢十數。
（《宋史》卷一八一《食貨志下三》） 高宗紹興元年，有司因婺州屯兵，請椿辦合用錢。
而路不通舟，錢重難緻，乃造“關子”，付婺州。
召商人入中，執關子于榷貨務請錢。
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hellip&hellip六年&hellip&hellip罷交子務，令榷貨務儲見錢，印造關子。
二十九年，印“公據”、“關子”，付三路總領所，淮西、湖廣關子各八十萬缗，淮東公據四十萬缗，皆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
内關子作三年行使，公據二年，許錢銀中半入納。
（《宋史》卷一八一《食貨志下三》） 紹興三十年，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儲見錢于城，内外流轉，其合發官錢，并許兌會子，輸左藏庫&hellip&hellip初，行止于兩浙，後通行于淮、浙、湖北、京西。
除亭戶鹽本用錢，其路不通舟處，上供等錢，許盡輸會子。
其沿流州軍，錢、會中半，民間典賣田宅馬牛舟車等如之。
全用會子者聽。
孝宗隆興元年，诏&hellip&hellip更造五百文會，又造二百、三百文會&hellip&hellip甯宗嘉定二年（1209年），以三界會子數多，稱提（收回也）無策&hellip&hellip诏封椿庫撥金&hellip&hellip度牒&hellip&hellip官告、陵紙、乳香&hellip&hellip收易舊會，品搭入輸，以舊會之二，易新會之一&hellip&hellip理宗淳祐七年，以&hellip&hellip會子更不立限，永遠行使。
（《宋史》卷一八一《食貨志下三》） 以上宋之鈔法。
海陵庶人貞元二年（宋高宗紹興二十四年，1154年）遷都之後，戶部尚書蔡松年複鈔引法。
遂制交鈔，與錢并用&hellip&hellip初貞元間，既行鈔引法，遂設印造鈔引庫，及交鈔庫&hellip&hellip印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謂之“小鈔”。
與錢并行，以七年為限，納舊易新，猶循宋張四川交子之法，而纾其期爾。
蓋亦以銅少權制之法也，時有欲罷之者。
至是（大定二十九年），二監既罷，有司言：交鈔舊同見錢，商旅利于緻遠，往往以錢買鈔，蓋公私俱便之事，豈可罷去？止因有厘革年限，不能無疑，乞削七年厘革之法，令民得常用。
若歲久字文磨滅，許于所在官庫納舊換新，或聽便支錢。
遂罷七年厘革之限，交鈔字昏方換。
法自此始，而收斂無術，出多入少，民寖輕之。
厥後其法屢更，而不能革弊，亦始于此焉。
（《金史》卷四八《食貨志三》） 交鈔之制，外為闌，作花紋。
其上衡書貫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号。
料号外，篆書曰：“僞造交鈔者斬。
告捕者，賞錢三百貫。
”料号衡闌下曰：“中都交鈔庫，準尚書戶部符，承都堂劄付戶部覆點勘。
”令史姓名押字。
又曰：“聖旨印造逐路交鈔，于某處庫納錢換錢，更許于某處庫納鈔換錢，官私同見錢流轉。
其鈔不限年月行用。
如字文故暗，鈔紙擦磨，許于所屬庫司納舊換新。
若到庫支錢，或倒換新鈔，每貫克工墨錢若幹文。
”庫搯攢司、庫副、副使、使各押字。
年月日。
印造鈔引庫、庫子、庫司、副使、各押字，上至尚書戶部官亦押字。
其搭印支錢處合同，餘用印，依常例。
（《金史》卷四八《食貨志三》） 章宗明昌五年（宋光宗紹熙五年，1194年）三月，宰臣奏民間錢所以艱得，以官豪家多積故也&hellip&hellip定制：令官民之家以品從物力限見錢，多不過三萬貫。
猛安謀克則以牛具為差，不得過萬貫。
凡有所餘，盡令易諸物收貯之。
有能告數外留錢者&hellip&hellip以十之一為賞，餘皆沒入&hellip&hellip國虛民貧，經用不足，專以交鈔愚百姓，而法又不常&hellip&hellip以至泰和三年（宋甯宗嘉泰三年，1203年）其弊彌甚，乃謂宰臣曰：“大定間錢至足，今民間錢少，而又不在官，何耶？”&hellip&hellip七年&hellip&hellip七月&hellip&hellip敕民間之交易典質，一貫以上，并用交鈔，毋得用錢。
須立契者，三分之一用諸物&hellip&hellip商旅赍見錢，不得過十貫&hellip&hellip濮王守純&hellip&hellip奏曰：“自古軍旅之費，皆取于民。
向朝廷以小鈔殊輕&hellip&hellip複禁用錢。
小民淺慮，謂楮币易壞，不若錢可久。
于是得錢則珍藏，而券則亟用之，惟恐破裂而至于廢也。
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錢日貴，而券日輕。
” （《金史》卷四八《食貨志三》） 章宗尋崩，衛紹王繼立。
大安二年（宋甯宗嘉定三年，1210年）潰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車為軍賞，兵衄國殘，不遑救弊，交鈔之輕，幾于不能市易矣。
至宣宗貞祐二年（宋嘉定七年，1214年）二月，思有以重之，乃更作二十貫至百貫例交鈔，又造二百貫至千貫例者。
然自泰和以來&hellip&hellip至是則愈更而愈滞矣。
南遷之後，國蹙民困，軍旅不息，供億無度，輕又甚焉。
三年&hellip&hellip七月，改交鈔名為“貞祐寶券”&hellip&hellip平章高琪奏：“軍興以來，用度不赀，惟賴寶券，然所入不敷所出，是以寖輕。
今千錢之券，僅直數錢。
”&hellip&hellip造“貞祐通寶”。
興定元年二月，始诏行之，凡一貫當千貫&hellip&hellip五年閏十二月，宰臣奏：“向者寶券既弊，乃造貞祐通寶以救之。
迄今五年，其弊又複如寶券之末。
初，通寶四貫，為銀一兩，今八百餘貫矣。
宜複更造“興定寶泉”&hellip&hellip每貫當通寶四百貫，以二貫為銀一兩。
”&hellip&hellip元光元年二月，始诏行之。
二年五月，更造每貫當通寶五十。
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貨”，同銀鈔及餘鈔行之。
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
至元光二年，寶泉幾于不用。
乃定法：銀一兩不得過寶泉三百貫。
凡物可直銀三兩以下者，不許用銀。
以上者三分為率，一分用銀，二分用寶泉及“珍貨重寶”。
京師及州郡，置平準務，以寶泉、銀相易。
其私易及違法，而能告者罪賞有差。
是令既下，市肆晝閉，商旅不行，朝廷患之，乃除市易用銀，及銀寶泉私相易之法。
然上有限用之名而下無從令之實，有司雖知，莫能制矣。
義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
（《金史》卷四八《食貨志三》） 以上金之鈔法。
世祖中統元年，始造交鈔。
以“絲”為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并從絲例。
是年十月，又造“中統元寶鈔”，其文以十計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計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計者二：曰一貫文、二貫文。
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
又以文绫織為“中統銀貨”，其等有五，曰一兩、二兩、三兩、五兩、十兩，每一兩同白銀一兩。
而銀貨蓋未及行雲&hellip&hellip至元十二年，添造“厘鈔”，其例有三，曰二文、三文、五文&hellip&hellip十五年，以厘鈔不便于民，複命罷印。
然元寶交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
二十四年，遂改造“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有一等，與中統鈔通行。
每一貫文，當中統鈔五貫&hellip&hellip随路設立官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
每花銀一兩入庫，其價至元鈔二貫&hellip&hellip赤金一兩入庫二十貫&hellip&hellip至大二年，武宗複以物重鈔輕，改造“至大銀鈔”。
自二兩至二厘，定為一十三等，每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hellip&hellip大抵至元鈔五倍于中統，至大鈔又五倍于至元。
然未及期年，仁宗即位，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遂有罷銀鈔之诏。
而中統、至元二鈔，終元之世，蓋常行焉。
（《元史》卷九三《食貨志一&bull鈔法》） 至正十年（1350年），十一月&hellip&hellip更定鈔法，诏曰：“爰自世祖頒行中統交鈔，以錢為文。
厥後造至元寶鈔，以一當五，名曰子母相權，而錢實未用。
曆歲滋久，鈔法偏虛，物價騰踴，民用匮乏。
其以中統交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準至元寶鈔二貫。
仍鑄至正通寶錢，與曆代銅錢并用，以實鈔法，可頒示天下。
” （邵遠平《元史類編》卷一○《順帝紀》） 中書左丞葉公亦愚（李），錢唐人，宋大學生，上書诋賈似道公田關子不便，專權誤國。
似道怒，嗾林德夫告公泥金飾齋扁不法。
令獄吏鞫之，雲“隻要你做一個麻糊”&hellip&hellip遂遭黥，流嶺南&hellip&hellip歸附後入京，上書言時相，并獻至元鈔樣。
此樣在宋時固嘗進呈，請以代關子，朝廷不能用。
故今别改年号而複獻之，世皇嘉納，使用鑄闆。
（陶宗儀《辍耕錄》卷一九） 以上元之鈔法。
6.江浙官田 建炎元年（1127年），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為官田。
诏見佃者就耕，歲減租二分&hellip&hellip開禧三年（1207年），韓侂胄既誅，金人講解。
明年（嘉定元年），用廷臣言，置安邊所，凡侂胄與其他權幸沒入之田，及圍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輸米七十二萬二千七百斛有奇，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缗有奇。
籍以給行人金缯之費&hellip&hellip（理宗）景定四年（元世祖中統四年，1263年），殿中侍禦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禦史虞虙、張睎顔等，言廩兵和籴造楮之弊，乞依祖宗限田。
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
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可以饷軍，可以免籴，可以重楮，可以平物而安富，一舉而五利具矣。
有旨，從其言&hellip&hellip丞相賈似道奏：“捄楮之策，莫切于住造楮，住造楮莫切于免和籴，免和籴莫切于買逾限田。
”因曆诋異議者之非。
（《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上一》） 買公田以罷和籴，浙西田畝有值千缗者，似道均以四十缗買之。
數稍多，予銀絹。
又多，予度牒、告身。
吏又恣為操切，浙中大擾。
有奉行不至者，提領劉良貴劾之。
有司争相迎合，務以買田多為功，皆缪以七八鬥為石。
其後田少與硗瘠虧租，與佃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
六郡之民，破家者多。
包恢知平江，督買田，至以肉刑從事。
（《宋史》卷四七四《賈似道傳》） 賈似道行公田，為一代大政，世多加以非議，獨周密言其經制甚詳，持論亦頗公允。
景定二年壬寅，賈師憲丞相欲行富國強兵之策。
是時，劉良貴為都漕，尹天府；吳勢卿饷淮東，入為浙漕，遂交贊公田之事，欲先行之浙右，候有端緒，則諸路仿行之。
于是殿院陳堯道、正言曹孝慶等合奏，謂限田之法，自昔有之，買官戶逾限之田，嚴歸并飛走之弊。
回買官田可得一千萬畝，則每歲六七百萬之入，其于軍饷沛然有餘，可免和籴，可以饷軍，可以住造楮币，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實為無窮之利。
禦筆批“依”，而買田之事起矣。
時勢卿已死，良貴獨任提領之職，以太府丞陳訔為檢閱官以副之。
且乞内批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并之弊。
然上意終出勉強，内批雲：“永免和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
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
”則上意蓋可見矣。
賈相憤然以去就争之，于是再降聖旨雲：“買田永免和籴，自是良法美意，要當始于浙西，庶他路視為則也。
所在利病各有不同，行移難于一律，可令三省照此施行。
”既而賈相内引入劄，力言其便，禦筆遵依，轉劄侍從台谏給舍左右司三省奉行惟謹焉。
賈相遂先以自已浙西萬畝為官田表倡，嗣榮王繼之，浙西師機趙孟奎，亦申省自陳投賣。
自是朝野卷舌，噤不敢發一語。
獨禮書夕郎徐經孫一疏，力陳買田之害，言多剀切，竟不付外，遂四乞休緻，而寂無和之者。
先是，議以官品逾限田外“回買”立說，此獨有抑強嫉富之意。
既而轉為“派買”之說，除二百畝已下免行派買外，餘悉各買三分之一。
及其後也，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焉。
立價以租一石者，償十八界四十楮。
不及石者，價随以減。
買數少者，則全支楮券；稍多，則銀券各半；又多，則副以度牒；至多，則加以登仕、将仕、校尉、承信、承節、安人、孺人告身準直。
以登仕三千楮、将仕千楮，許赴漕試。
校尉萬楮、承信萬五千、承節二萬，則理為進納。
安人四千、孺人二千，此則幾于白沒矣。
遂檄府丞陳訔往湖秀，将作丞廖邦傑往常潤，任督催之職。
六郡則又有專官：平江則知郡包恢，撫參成公策；嘉興則知郡潘墀，撫幹李補，寓公焦煥炎；安吉則知郡謝弈焘，寓公趙與訔，撫幹王唐珪；臨安察判馬元演；常州則知郡洪穮，蜀劉子耕；鎮江則知郡章坰，漕司準遣鄭夢熊；江陰則知軍楊珏，準遣謝司戶黃伸。
并俟竣事各轉一官，選人減一，前守臣并以主管公田系銜。
既而提領劉佐司劾罷嘉興宰段浚、宜興宰葉悊佐以不即奉行之罪；又按長洲宰何九齡追毀告身，永不收叙；以不合出給官由，令田主包納，失田業相維之初意。
至五月，乃命江陰、平江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隸兩浙漕司，常州、鎮江隸總所，每歲秋租輸之官倉，特與減饒二分，或水旱則别議收數。
遂立四分司：王大呂平江，方夢玉嘉興，董楷安吉，黃震鎮江、常州、江陰三郡。
初以選人為之，任滿理為須入州縣鄉都，則分差莊官，以富饒者允應，兩年一替。
每鄉創官莊一所，每租一石，明減二鬥，不許多收斛面。
約束雖嚴詳，而民之受害亦不少。
其間毗陵、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鬥七鬥者，皆作一石。
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于田主，以為無窮之害。
或内有硗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責換于田主，其害尤慘。
時中書劉震孫與京尹魏克愚湖旁倡和，詞語偶犯時忌，則随命劾去之。
甲子秋，彗見求言，公卿大夫士庶始得以伸田裡愁歎不平于上。
然至此業已成矣，賈相遂力辨人言，丐辭相位。
禦筆答雲：“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
使公田之策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
惟其上可以免朝廷造楮币之費，下可以免浙右和籴之擾，公私兼濟，所以命卿決意舉行之。
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饷，皆仰給于此。
若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以快一時之異議，其如國計何？如軍饷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
禮義不愆，何恤人言。
卿宜安心奉職，毋孤朕倚毗之意。
”自此公論頗沮，而劉良貴以人言藉藉，遂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
至鹹淳戊辰正月，遂罷莊官，改為召佃。
或一二千，或數百畝，召人承佃，自耕自種，自運自納，止令分司任責拘催。
凡承佃之家，複以二分優之。
且以既罷莊官，則分司恐難任責，平江增差催督官三員，安吉嘉興各一員，常州二員，鎮江、江陰共一員，從各分司奏辟，時提領官編修黃夢炎也。
既而常潤分司劉子澄力陳毗陵向來多買虛數之弊，遂下提領所，徑将常州公租，撥隸淮東總領所催納。
殊不知朝廷既不可催，總所又可催乎？當是時，人不敢言而敢怨。
南康江天錫以入奏而罷言職，教授謝枋得以發策而遭貶斥。
大社令杜淵、太常簿陸逵、國子簿謝章皆于輪對及之，或逐去，或補外。
至乙亥春，賈既去國，北軍已抵升潤。
察院季可奏乞罷公田之籍以收農心，謂此事苛擾，民皆破家蕩産，怨入骨髓。
若盡還原主，免索原錢，而除其籍，庶使浙西之人，永絕公田之苦。
然而僅放欠租。
季遂再奏，始有旨雲：“公田之創，非理宗之本意。
稔禍召怨，最為民苦，截日住罷。
其田盡給付原佃主。
仰率租戶義兵，會合防拓其後勘會，謂招兵非便，且其田當還業主，于種戶初無相幹。
秋成在迩，饷軍方急，合且收租一年。
其還田指揮，候秋成後，集議施行。
”有旨：将平江、嘉興、安吉公田，照指揮蠲放。
卻從朝廷照淨催米數回籴，其錢一半給佃主，一半給種戶，以溥實惠。
然則業主竟無與矣。
隻業主佃主之分，當時用事者亦不能曉，況大于此者。
然邊遽日急，是時仍收公租，還田之事，竟不及行，嗚呼悲哉！昔隋鑿汴渠，以召民怨，乃為宋漕運之利。
今宋奪民田，以失人心，乃為大元饷軍之利。
古今害民興利之事，于此亦可鑒矣，於戲悲哉！ （周密《齊東野語》卷一七） 此種官田，至元時頒賜之于臣下。
江蘇田糧之重&hellip&hellip比他處獨重&hellip&hellip今檢宋元二史，究其由來&hellip&hellip元代所賜臣下之田&hellip&hellip即南宋之入官田；内府莊田，即賈似道創議所買之公田也。
《宋史》朱勔敗，籍其家田至三十萬畝。
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為官田&hellip&hellip共收米七十二萬一千七百斛，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幹缗。
後理宗又诏華亭奉宸莊亦助邊費。
景定四年，陳堯道&hellip&hellip倡議買公田，賈似道主之，平江、江陰、安吉、常州、鎮江六郡，其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
德祐元年，又以閻貴妃集慶寺田、賈貴妃演福寺田皆入安邊所。
元之有天下也，此等田皆别領于官。
其賞賜臣下，則有如世祖賜鄧溫常州田三十頃，葉李平江田四頃；又以王積翁使日本被害于途，賜其子都中平江田八千畝；武宗賜琱阿不剌平江田一千五百頃；仁宗賜醜驢答剌罕平江田百頃；英宗賜拜珠平江田萬畝；文宗賜雅克特穆爾平江官地五百頃&hellip&hellip又賜魯國大長公主平江等處官田三百頃；雅克特穆爾又奏“松江澱山湖田五百頃，當入官糧七千七百石。
臣願增為萬石入官，令人佃種，以所得餘米，贍臣弟薩敦”；順帝以完者鐵木兒蘇州田二百頃，賜郯王徹徹秃，又賜公主不答昔你平江田五十頃。
此皆見于《元史&bull本紀》及各本傳者&hellip&hellip可見皆宋末官田，平宋後仍入于官，故得任意賞賜&hellip&hellip元時，又籍宋後妃田以供太後，曰江淮财賦都總管府。
又籍朱清、張瑄等田，以供中宮，曰江浙财賦府。
又籍朱國珍、管明等田，以賜丞相托克托，曰稻田提領所。
又有撥賜莊，領宋親王及新籍明慶、妙行二寺田，并白雲宗僧田，皆不隸州縣。
此又元時所增官田也。
（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元代以江南田賜臣下》） 天下官田&hellip&hellip累朝以是田分賜諸王、公主、驸馬，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hellip&hellip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奸吏為贓官，催甲鬥級，巧名多取。
又且驅迫郵傳，征求饩廪，折辱州縣，閉償逋負。
至倉之日，變鬻以歸，官司交忿，農民窘竄。
（《元史》卷一七五《張珪傳》） 7.物産 甲 農産最著者為茶與棉花。
茶 茶有二類：曰片茶、曰散茶。
片茶蒸造，實卷模中串之。
惟建劍則既蒸而研，編竹為格，置焙室中，最為精潔，他處不能造。
有“龍鳳”、“石乳”、“白乳”之類十二等，以充歲貢及邦國之用。
其出虔、袁、饒、池、光、歙、潭、嶽、辰、澧州，江陵府，興國、臨江軍，有“仙芝”、“玉津”、“先春”、“綠芽”之類二十六等。
兩浙及宣、江、鼎州，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為号。
散茶出淮南、歸州、江南、荊湖，有“龍溪”、“雨前”、“雨後”之類十一等。
江浙又有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為号者。
（《宋史》卷一八三《食貨志下五》） 茶之産于東南者，浙東西、江東西、湖南北、福建、淮南、廣東西，路十，州六十有六，縣二百四十有二。
霅川顧渚生石上者，謂之“紫筍”。
毗陵之“陽羨”，紹興之“日鑄”，婺源之“謝源”，隆興之“黃龍”、“雙井”，皆絕品也。
&hellip&hellip建甯臘茶，北苑為第一。
其最佳者，曰“社前”，次曰“火前”，又曰“雨前”。
所以供玉食，備賜予&hellip&hellip大觀以後，制愈精，數愈多，胯式屢變，而品不一&hellip&hellip蜀茶之細者，其品視南方已下，惟廣漢之“趙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牙”、雅安之“蒙頂”，土人亦珍之。
但所産甚微，非江建比也。
（《宋史》卷一八四《食貨志下六》） 棉 古時未有棉布，凡布皆麻為之。
記曰“治其麻絲，以為布帛”是也。
木棉作布，邱文莊謂元時始入中國&hellip&hellip棉花布惟交廣有之。
其種其法，俱未入中土&hellip&hellip陶九成《辍耕錄》記松江烏泥泾，土田硗瘠，謀食不給，乃覓木棉種于閩廣。
初無踏車椎弓之制，率用手去其子，線弦竹弧，按掉而成，其功甚艱。
有黃道婆自崖州來，教以紡織，人遂大獲其利。
未幾，道婆卒，乃立祠祀之。
三十年祠毀，鄉人趙愚軒重立雲。
九成，元末人，當時所記立祠始末如此，益可見黃道婆之事未遠。
而松江之有木棉布，實自元始也。
《瑯琊代醉編》又謂棉花乃番使黃始所傳，今廣東人立祠祀之。
合諸說觀之，蓋其種本來自外番，先傳于粵，繼及于閩，元初始至江南，而江南又始于松江耳。
《元世祖本紀》至元二十六年，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責民歲輸木棉布十萬匹&hellip&hellip木棉特設專官，則其初為民利可知。
（趙翼《陔餘叢考》卷三○） 乙 礦産 “白礬”出晉、慈、坊州，無為軍，及汾州之靈石縣。
“綠礬”出慈、隰州，及池州之銅陵縣。
（《宋史》卷一八五《食貨志下七》） “金”産商、饒、歙、撫四州，南安軍。
“銀”産鳳、建、桂陽三州&hellip&hellip饒、信、虔、越、衢、處、道、福、汀、漳、南劍、韶、廣、英、連、恩、春十七州，建昌、邵武、南安三軍&hellip&hellip秦、隴、興元三州&hellip&hellip“銅”産饒、處、建、英、信、汀、漳、南劍八州，南安、邵武二軍&hellip&hellip“鐵”産徐、兖、相三州&hellip&hellip河南、鳳翔、同、虢、儀、蕲、黃、袁、英九州，興國軍&hellip&hellip晉、磁、鳳、沣、道、渠、合、梅、陝、耀、坊、虔、汀、吉十四州&hellip&hellip信、鄂、連、建、南劍五州，邵武軍&hellip&hellip“鉛”産越、建、連、英、春、韶、衢、汀、漳、南劍十州，南安、邵武二軍&hellip&hellip“錫”産河南、南康、虔、道、賀、潮、循七州，南安軍&hellip&hellip“水銀”産秦、階、商、鳳四州&hellip&hellip“朱砂”産商、宜二州。
（《宋史》卷一八五《食貨志下七》） 廣西諸洞産生金，洞丁皆能淘取。
其碎粒如蚯蚓泥，大者如甜瓜子，故世名“瓜子金”。
其碎者如麥片，則名“麸皮金”。
金色深紫，比之尋常金色，複加二等，此金之絕品也。
銀之品，有紋如羅甲者，有松紋者，有中窪而郭高者，皆為精銀。
其絕品則色青，故官品有金紫銀青之目。
蓋金至于紫，銀至于青，為絕品也。
（周密《癸辛雜識&bull續集下》） 銅鐵鉛錫坑冶者，閩蜀、湖廣、江淮、浙路皆有之。
祖宗時，天下歲産銅七百五萬斤，鐵一百十六萬斤，鉛三百二十一萬斤，錫七十六萬斤，皆有奇。
渡江後，其數日減。
至紹興末，江東西、福建、廣西、湖南、潼川府，利路十四州，歲産銅二十六萬三千一百六十九斤九兩。
江東西、廣西、湖南、福建二十州，産鐵八十八萬三百二斤十三兩。
而蜀中所産不與焉。
江湖、閩廣、浙東二十州，産鉛十九萬一千二百四十斤十三兩。
湖廣、四川，産錫二萬五百四十八斤六兩。
視祖額，鐵才及四分餘，鉛及六厘，銅及四厘，錫及三厘，皆弱。
東南鐵錫，輸岑水、鉛山、永興、興利四場，浸銅為泉司之用，惟川鐵以鑄錢雲。
舊婺州銅，融福峽州、南安軍鉛。
贛宜州、南安軍錫坑皆廢。
膽銅者，蓋以鐵為片，浸之膽水中，後數十日即成銅。
凡銅場十四、鐵場三十八、鉛場二十四、錫場五雲。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bull甲集》卷一六） 二 學術思想 1.理學 甲 理學之起源 周子太極圖創自河上公，乃方士修煉之術也&hellip&hellip周子更為太極圖，窮其本而反于老莊&hellip&hellip但綴說于圖，而又冒為易之太極，則不侔矣&hellip&hellip考河上公本圖，名無極圖，魏伯陽得之，以著《參同契》；鐘離權得之，以授呂洞賓；洞賓後與陳圖南同隐華山，而以授陳抟，陳刻之華山石壁。
陳又得先天圖于麻衣道者，皆以授種放，放以授穆修與僧壽涯。
修以先天圖授李挺之，挺之以授邵天叟，天叟以授子尭夫。
修以無極圖授周子，周子又得先天地之偈于壽涯。
其圖自下而上，以明逆則成丹之法。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一二） 至宋中葉，周敦頤出于舂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
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情，然後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無疑焉。
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頤寔生。
及長，受業周氏。
已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并行&hellip&hellip融會貫通，無複餘蘊。
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
大抵以格物緻知為先，明善誠身為要。
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颠錯于秦火，支離于漢儒，幽沉于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hellip&hellip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實推重之。
（《宋史》卷四二七《道學傳序》） 按理學有表裡二端，以儒家為表，而以釋道為裡。
儒家自漢學瑣碎、六朝空虛以後，孔孟之道已若存若亡。
自王通、韓愈論道論性，其義稍彰。
宋儒繼之，究心修已治平之道，起于人倫，終于萬物，舍傳注而言經，以疑古為翻案，此其表也。
論其裡，則混合禅宗及《參同契》之說，以言心、言性，由緻知格物而歸本于太極、無極，标舉主敬、主靜之說，以為為學之方，冶儒釋道為一爐，集中國、印度思想之大成。
自宋迄清，理學之思想規律，深入上層社會，影響甚巨。
乙 理學派别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湖南道縣）營道人&hellip&hellip家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營道所居濓溪以名之&hellip&hellip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
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
動極而靜，靜而生陰。
靜極複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陽變陰合&hellip&hellip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hellip&hellip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hellip&hellip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
（《宋史》卷四二七《周敦頤傳》） 程颢，字伯淳，世居中山。
後從開封徙河南&hellip&hellip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于諸家。
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hellip&hellip教人自緻知至于知止，誠意至于平天下，灑掃應對至于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骛高遠，卒無成焉。
故其言曰：“&hellip&hellip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
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
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
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于倫理。
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滞，則必入于此。
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污濁，雖高才明智，膠于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辟之而後可以入道。
”颢之死&hellip&hellip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宋史》卷四二七《程颢傳》） 程頤，字正叔&hellip&hellip胡瑗問：“&hellip&hellip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
其本也，真而靜。
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
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
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
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于中。
正其心，養其性&hellip&hellip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
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笃，信道笃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
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出處語默必于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
”&hellip&hellip頤于書無所不讀，其學本于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為标指，而達于六經&hellip&hellip著《易》、《春秋》傳，以傳于世&hellip&hellip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hellip&hellip世稱為“伊川先生”。
（《宋史》卷四二七《程頤傳》）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hellip&hellip谒範仲淹&hellip&hellip因勸讀《中庸》。
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hellip&hellip反而求之六經&hellip&hellip為祁州司法參軍、雲岩令。
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
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hellip&hellip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hellip&hellip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hellip&hellip又論定井田宅裡、發斂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hellip&hellip載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
著書号《正蒙》，又作《西銘》。
（《宋史》卷四二七《張載傳》） 邵雍，字堯夫&hellip&hellip河南人&hellip&hellip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hellip&hellip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
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赜索隐，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hellip&hellip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于世&hellip&hellip元祐中，賜谥康節&hellip&hellip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内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
（《宋史》卷四二七《邵雍傳》） 楊時，字中立，南劍将樂人&hellip&hellip河南程颢與弟頤講孔孟絕學于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
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颢于颍昌&hellip&hellip又見程頤于洛&hellip&hellip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
時疑其近于兼愛，與其師頤辨論往複，聞理一分殊之說，豁然無疑&hellip&hellip四方之士，不遠千裡從之遊，号曰“龜山先生”&hellip&hellip既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hellip&hellip朱嘉、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于時。
（《宋史》卷四二八《楊時傳》）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hellip&hellip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hellip&hellip遂徒步往學焉&hellip&hellip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hellip&hellip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
（《宋史》卷四二八《羅從彥傳》） 李侗，字願中，南劍州劍浦人&hellip&hellip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谒之&hellip&hellip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
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
”&hellip&hellip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
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
”&hellip&hellip吏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為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
（《宋史》卷四二八《李侗傳》）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hellip&hellip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福建崇安縣），後徙建陽（福建建瓯縣）之考亭&hellip&hellip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
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緻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
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是聽。
”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翚也。
故熹之學，既博求之經傳，複遍交當世有識之士。
延平李侗老矣，嘗學于羅從彥，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裡，徒步往從之。
其為學，大抵窮理以緻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
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
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
所著書，有《易本義》，《啟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注辨證》，《韓文考異》。
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鑒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于世。
熹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于學宮。
（《宋史》卷四二九《朱熹傳》） 按宋之理學，向分濂、洛、關、閩四派。
所謂濂、洛、關、閩者，周敦頤、程颢與弟頤、張載、朱熹也。
周居濂溪，二程洛陽人，張載關中人，朱熹僑居建州，故雲。
其學說之主張，撮志如下： 宗羲案：周子之學，以誠為本，從寂然不動處，握誠之本。
故曰主靜立極。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一二） 唐一庵曰：“明道之學，嫡衍周派，一天人，合内外，主于敬而行之以恕；明于庶物，而察于人倫。
務于窮神知化，而能開物成務。
”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一四） 宗羲案：明道伊川大旨雖同，而其所以接人，伊川已大變其說。
故朱子曰：“明道宏大，伊川親切。
大程夫子，當識其明快中和處。
小程夫子，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
”是自周元公主靜立人極開宗，明道以靜字稍偏，不若專主于敬，然亦唯恐以把持為敬有傷于靜，故時時提起。
伊川則以敬字未盡，益之以窮理之說，而曰：“涵義須用敬，進學在緻知。
”又曰：“隻守一個敬字，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然。
”随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hellip&hellip義是敬之著，敬是義之體&hellip&hellip”自此旨一立，至朱子又加詳焉。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一六） 橫渠先生精思力踐，毅然以聖人之事為己任。
凡所議論，率多超卓，至于變化氣質，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此尤自昔聖賢之所未發，警教後學最為切至者也。
（黃震《黃氏日抄》卷三三） 古人所以從事于學者，其果何為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
人之立于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hellip&hellip弗勝其事，則為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為弗克若天矣。
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
然則舍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為。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于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之陷溺也。
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于吾心。
心也者，萬事之宗也。
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
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
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
凡吾于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為當。
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四八） 與朱熹同時，有陸九淵一派，與之立異。
陸九淵，字子靜&hellip&hellip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
”又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
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
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lsquo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
&rsquo忽大省曰：&lsquo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
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
&rsquo”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
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至于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
”&hellip&hellip還鄉，學者輻湊，每開講席，戶外屦滿。
耆老扶杖觀聽。
自号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
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阙。
不必它求，在乎自立而已。
”又曰：“此道與溺于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于意見之人言卻難。
”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注腳。
”&hellip&hellip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江西鉛山縣），論辨所學，多不合&hellip&hellip至于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贻書往來，論難不置焉。
（《宋史》卷四三四《陸九淵傳》） 按自程頤以下，大抵主格物、緻知之說。
至南宋朱熹，乃集此派學說之大成。
陸九淵主張與朱氏不同，朱主道問學，陸主尊德性。
朱以“窮理為始事，以理已明，則可以誠意正心”陸欲“先發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以應萬物之變”。
朱以陸為“太簡”，陸以朱為“支離”，始終相诋而不能相容。
世所謂朱陸異同是也。
丙 理學之變遷 古之公卿，皆自幼時便教之，以為異日之用。
（《呂祖謙《周禮說》》） 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痹不知痛癢之人也。
舉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hellip&hellip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于杪忽，較禮于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睟面盎背，則于諸儒誠有愧焉。
至于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并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
”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雲。
（《宋史》卷四三六《陳亮傳》） “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此語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
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hellip&hellip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爾。
（葉适《習學記言》卷二三）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hellip&hellip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
及壯，知向濓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
基則學于黃幹，而幹親承朱熹之傳者也&hellip&hellip會襄樊之師日急&hellip&hellip履祥因進牽制搗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