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遼金元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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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生狀況
1.田賦
甲 宋
宋制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凡田之在官，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曰“丁口之賦”，百姓歲輸身丁錢米是也；曰“雜變之賦”，牛革蠶鹽之類，随其所出，變而輸之是也。
歲賦之物，其類有四：曰谷、曰帛、曰金鐵、曰物産是也。
谷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麥、四曰黍、五曰穄、六曰菽、七曰雜子。
帛之品十：一曰羅、二曰绫、三曰絹、四曰紗、五曰、六曰、七曰雜折、八曰絲線、九曰綿、十曰布葛。
金鐵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銀、三曰鐵镴、四曰銅錢。
物産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齒革翖毛、三曰茶鹽、四曰竹木麻草刍菜、五曰果藥油紙薪炭漆蠟、六曰雜物。
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
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輸，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
其輸&hellip&hellip之期&hellip&hellip開封府等七十州，“夏稅”舊以五月十五日起納，七月三十日畢。
河北河東諸州，氣候差晚，五月十五日起納，八月五日畢。
颍州等一十三州，及淮南、江南、兩浙、福建、廣南、荊湖、川陝，五月一日起納，七月十五日畢。
“秋稅”自九月一日起納，十二月十五日畢。
（《宋史》卷一七四《食貨志上二》） 按宋制田稅與丁稅，本于唐之兩稅法，然兩稅已将“租庸調”包括在内。
自唐中葉以至于宋，始有所謂“力役”者，是于庸之外複取庸。
又有所謂“雜變之賦”者，是于調之外又額外征取之，故宋之賦稅，較唐初為重也。
其中最擾民者，莫過于“支移”與“折變”。
重和元年，獻言者曰：“物有豐匮，價有低昂，估豐賤之物，俾民輸送&hellip&hellip而州縣之吏，但計一方所乏，不計物之有無，責民所無，其費無量。
至于支移&hellip&hellip豪民赇吏，故徙歉以就豐，赍挾輕貨，以賤價輸官，其利自倍。
而貧下戶各免支移，估值既高，更益腳費，視富戶反重，因之逋負困于追胥。
” （《宋史》卷一七四《食貨志上二》） 觀此，知折變既費無量，支移更須别出腳費，而擔負重重矣。
國朝混一之初，天下歲入缗錢千六百餘萬。
太宗皇帝以為極盛，兩倍唐室矣。
天禧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餘萬缗。
嘉祐間，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缗。
其後，月增歲廣，至熙豐間，合苗役易稅等錢所入，乃至六千餘萬。
元祐之初，除其苛急，歲入尚四千八百餘萬。
渡江之初，東南歲入不滿千萬。
逮淳熙末，遂增六千五百三十餘萬焉。
今東南歲入之數，獨上供錢二百萬缗，此祖宗正賦也。
其六百六十餘萬缗，号“經制”，蓋呂元直在戶部時複之；七百八十餘萬缗，号“總制”，蓋孟富文秉政時創之；四百餘萬缗，号“月椿錢”，蓋朱藏一當國時取之。
自經制以下錢，皆增賦也。
合茶、鹽酒、算、阬冶、榷貨、籴本、和買之入，又四千四百九十餘萬缗，宜民力之困矣&hellip&hellip景祐中，天下歲收，商稅錢四百五十餘萬缗，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缗，鹽課三百五十五萬餘缗，和買絹二百萬匹。
慶曆中，商稅錢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缗，酒課一千七百一十餘萬缗，鹽課七百一十五萬餘缗，和買絹三百萬匹。
紹興末，東南及四川酒課一千四百餘萬缗，鹽課二千一百餘萬缗，折帛絹三百餘萬匹。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bull甲集》卷一四） 據此，知南宋增賦，較正供不啻數倍。
而南方富源盡辟，始能供此重斂，亦可互參焉。
乙 遼 遼賦稅之制，自太祖任韓延徽，始制國用。
太宗籍五京戶丁，以定賦稅。
聖宗太平七年（宋仁宗天聖五年，1027年），诏諸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輸稅賦，此“公田制”也。
十五年，募民耕灤河曠地，十年始納租，此“在官間田制”也。
又诏山前後未納稅戶，并于密雲、燕樂兩縣，占田置業入稅，此“私田制”也。
各部大臣，從上征伐，俘掠人戶，自置郛郭，為頭下軍州。
凡市井之賦即歸之，此“頭下軍州賦制”也。
其餘若南京歲納三司鹽鐵錢折絹；大同歲納三司稅錢折粟；又開遠軍民歲輸稅，向例鬥粟折五錢，耶律穆濟守郡時表請折六錢，各随地異宜，當時稱為利民之政焉。
（《續通典》卷九《食貨志九》） 按遼之田賦制度，史文簡略，無從詳知。
丙 金 租賦，金制官地輸租，私田輸稅。
租之制不傳，大率分田之等為九而差次之。
夏稅畝取三合，秋稅畝取五升。
又納稭一束，束十有五斤。
夏稅六月，止八月。
秋稅十月，止十二月。
為初、中、末三限；州三百裡外，纾其期一月。
（《金史》卷四七《食貨志二》） 牛頭稅，即牛具稅。
猛安謀克部，女直戶輸之稅也。
其制每耒牛三頭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頃四畝有奇，歲輸粟，大約不過一石。
官民占田，無過四十具。
（《金史》卷四七《食貨志二》） 按金之田賦制度，史亦不詳。
丁 元 元之取民，大率以唐為法。
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仿唐之租庸調也。
取于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此仿唐之兩稅也。
丁稅、地稅之法，自太宗始行之。
初，太宗每戶科粟二石。
後又以兵食不足，增為四石。
至丙申年（蒙古太宗八年，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乃定科征之法，令諸路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一石，驅丁五升，新戶丁驅各半之，老幼不與。
其間有耕種者，或驗其牛具之數，或驗其土地之等征焉。
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
（《元史》卷九三《食貨志一》） 元初算賦之制，中原以戶，西域以丁，蒙古以馬牛羊。
至世祖，定戶籍之制。
（《續通考》卷一三《戶口考二》） 至元十七年，（1280年）遂命戶部大定諸例：“全科戶”丁稅，每丁粟三石，驅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
“減半科戶”丁稅，每丁粟一石。
“新收交參戶”，第一年五鬥，第三年一石二鬥五升，第四年一石五鬥，第五年一石七鬥五升，第六年入丁稅。
“協濟戶”丁稅，每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
随路近倉輸粟&hellip&hellip富戶輸遠倉，下戶輸近倉&hellip&hellip每石帶納鼠耗三升，分例四升&hellip&hellip輸納之期，分為三限，初限十月、中限十一月、末限十二月&hellip&hellip初，世祖平宋時，除江東、浙西，其餘獨征秋稅而已。
至元十九年，用姚元之請，命江南稅糧依宋舊列，折輸綿絹雜物。
是年二月，又用耿左丞言，令輸米三之一，餘并入鈔以折焉。
（《元史》卷九三《食貨志一》） 元代稅戶簡表 2.職役 宋初役法，擾民滋甚。
王安石變法，改為雇役，一時稱便。
及司馬光執政，複差役，舊黨亦頗非之。
最後議定折衷之法，但因施行滞礙，又屢有變更焉。
甲 宋 于是役人，悉用見數為額。
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
其餘役人，惟該募者得募，餘悉定差。
遂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出助役法&hellip&hellip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為招募。
凡熙豐嘗立法，禁以衙前及役人非理役使，及令陪備圓融之類，悉申行之&hellip&hellip如一州錢不供用，許移别州錢用之；一路不足，許從戶部通他路移用。
其或有餘，毋得妄用；其或不足，毋得減募。
（《宋史》卷一七七《食貨志上五》） 紹興以來，講究“推割”、“推排”之制最詳。
應人戶典賣産業推割稅賦，即與物力一并推割。
至于推排，則因其赀産之進退，與之升降，三歲一行。
固有赀産百倍于前，科役不增于今者。
其如貧乏下戶，赀産既竭，物力猶存，朝夕經營，而應酬之不給者，非推排不可也。
然當時推排之弊，或以小民粗有米粟，僅存屋宇，凡耕耨刀斧之器，雞豚犬彘之畜，纖微細瑣，皆得而籍之。
吏視其賂之多寡，以為物力之低昂。
又有計田家口食之餘，盡載之物力者。
上之人憂之，于是又為之限制，除質庫、房廊、停塌、店鋪、租牛、賃船等外，不得以豬羊雜色估紐；其貧民求趁衣食不為浮财。
後耕牛、租牛，亦與蠲免。
若夫江之東西以田地畝頭計稅，亦有不待推排者。
（《通考》卷一三《職役考二》） 宋孝宗乾道五年，處州松陽縣，首倡“義役”，衆出田谷助役，戶輪充&hellip&hellip自是所在推行浸廣&hellip&hellip十一年，禦史謝谔言義役之行，當從民便；其不願義役者，乃行差役。
上然之。
（《通考》卷一三《職役考二》） 按義役之利有三：（一）役戶既無破産之苦。
（二）官吏又不能借升降物力，以肆擾害。
（三）一處役費，均攤之于衆，既由人民自辦，可得公平也。
常平苗役之制，自熙甯始，建炎初遂罷之。
其二年冬，呂元直、葉少蘊、張達明、孫仲益在從班奉诏讨論常平法。
元直等以為此法不宜廢，如免役、坊場亦可行，惟青苗、市易當罷。
上曰：“青苗斂散，永勿施行。
”遂置諸路主管官，追還籴本。
紹興八年冬，李泰發參政複為上言：“常平法本于漢耿壽昌，豈可以王安石而廢之？”九年，遂複提舉官使掌其政。
然自軍興後，常平窠名，往往撥以贍軍，無複如曩時之封椿矣。
免役錢，自熙甯以來已有寬剩之數。
建炎元年，既增射士，議者恐費不給。
明年（二年）夏，乃招官戶役錢勿複減半，而民戶役錢概增三分。
三年，複減之。
其後，命撥已增錢赴行在。
紹興二十九年，又用趙直閣議，诏品官子孫名田減父祖之半，餘同編戶差役，其詭名寄産皆并之。
乾道二年，李侍郎複請令官戶全納役錢，上初不可，既而卒行。
耆戶長雇錢者，舊以免役錢給之。
建炎四年，廣西漕司請罷戶長，而用熙豐法，每三十戶逐料輪甲頭催租。
紹興初，遂盡取其庸錢隸提刑司。
既而言者以差甲頭不便者五，乃不複行。
而耆戶長雇錢，因不複給。
五年，诏其錢分季起發赴行在，後遂為總制窠名焉。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bull甲集》卷一五） 乙 遼 聖宗乾亨間，以上京雲，為戶訾具實饒，善避徭役，遺害貧民。
遂勒各戶，凡子錢到本，悉送歸官，與民均差。
統和中，耶律昭言：“西北之衆，每歲農時，一夫偵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給官之役。
” （《遼史》卷五九《食貨志上》） 遼興宗重熙初&hellip&hellip诏天下言治道之要。
制問：“&hellip&hellip今之徭役，何者最重？何者尤苦？何所蠲省？則為便益，補役之法，何可以複？&hellip&hellip”韓家奴對曰：“臣伏見比年以來&hellip&hellip選富民防邊自備糧糗，道路修阻，動淹歲月。
比至屯所，費已過半，隻牛單毂，鮮有還者。
其無丁之家，倍直傭僦，人憚其勞，半途亡竄，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給。
求假于人，則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償者。
或逋役不歸，在軍物故，則複補以少壯&hellip&hellip富者從軍，貧者偵候&hellip&hellip民以日困，蓋勢使之然也。
方今最重之役，無過西戍。
如無西戍，雖遇兇年，困弊不至于此。
若能從西戍稍近，則往來不勞，民無深患&hellip&hellip諸部皆有“補役”之法。
昔補役始行，居者、行者，類皆富實，故累世從戍易為更代。
近歲邊虞數起，民多匮乏。
既不任役事，随補随缺，茍無上戶，則中戶當之，曠日彌年，其窮益甚，所以取代為艱也。
非惟補役如此，在戍邊兵亦然&hellip&hellip欲為長久之便，莫若使遠戍疲兵，還于故鄉，薄其徭役，使人人給足，則補役之道，可以複故也。
” （《遼史》卷一○三《蕭韓家奴傳》） 當時民所甚患者，驿遞馬牛旗鼓，鄉正、廳隸、倉司之役，至破産不能給。
人望使民出錢，官自募役，時以為便。
（《遼史》卷一○五《馬人望傳》） 按遼史文不詳，觀上所舉，知頗采差役制度。
丙 金 金制，男女二歲以下為黃，十五以下為小，十六為中，十七為丁，六十為老。
無夫為寡妻妾，諸笃廢疾不為丁，戶主推其長充。
内有物力者，為“課役戶”、無者為“不課役戶”。
令民以五家為保。
泰和六年&hellip&hellip從唐制，五家為鄰，五鄰為保，以相檢察。
京府州縣郭下，則置“坊正”；村社則随戶衆寡為鄉，置“裡正”，以按比戶口，催督賦役，勸課農桑。
村社三百戶以上，則設“主首”四人，二百以上三人，五十戶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裡正禁察非違。
置“壯丁”，以佐主首巡警盜賊。
猛安謀克部村寨，五十戶以上，設“寨使”一人，掌同主首。
寺觀則設“綱首”。
凡坊正、裡正，以其戶十分内取三分。
富民均出雇錢，募強幹有抵保者充，人不得過百貫，役不得過一年。
（《金史》卷四六《食貨志一》） 天會十年（宋高宗紹興二年，1132年）正月&hellip&hellip诏曰：“昔遼人分士庶之族，賦役皆有等差，其悉均之。
” （《金史》卷三《太宗紀》） 金之役法，于官地輸租、私田輸稅之外，計民田園、邸舍、車乘、牲畜、種植之資，藏镪之數，征錢有差，謂之“物力錢”。
遇差科，必按版籍，先及富者，勢均則以丁多寡定甲乙。
有橫科，則視物力，循大至小均科。
其或不可分摘者，率以次戶濟之。
（《續通考》卷一五《職役考一》） 物力之征，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無苟免者。
近臣出使外國，歸必增物力錢，以其受饋遺也。
（《金史》卷四六《食貨志序》） 金自國初占籍之後，至大定四年（宋孝宗隆興二年，1164年），承正隆師旅之餘，民之貧富變更，賦役不均，世宗下诏：“&hellip&hellip遣&hellip&hellip張弘信等十三人，分路&lsquo通檢&rsquo天下物力而差定之，以革前弊。
”&hellip&hellip又命凡監戶事産，除官所撥賜之外，餘凡置到百姓有稅田宅，皆在通檢之數。
時諸使往往以苛酷多得物力為功。
弘信檢山東州縣，尤為酷暴&hellip&hellip五年，有司奏諸路通檢不均，诏再以戶口多寡富貴輕重适中定之。
既而又定通檢地土等第稅法。
十五年（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九月，上以天下物力，自通檢以來十餘年，貧富變易，賦調輕重不均，遣&hellip&hellip二十六人分路推排。
（金史卷四六《食貨志一》） 按宋高宗以推排物力法，行于江南，金世宗從而效之。
自大定以迄泰和，朝議紛纭，使車旁午，闾閻之勞擾滋甚。
丁 元 科差之名有二：曰“絲料”、曰“包銀”。
其法，各驗其戶之上下而科焉。
絲料之法，太宗丙申年始行之，每二戶出絲一斤，并随路絲線顔色輸于官。
五戶出絲一斤，并随路絲線顔色輸于本位。
（此系諸王、後妃、公主、功臣等之收入，但不得私征，仍由地方有司代行征收給與，故曰輸本位。
）包銀之法，憲宗乙卯年始定之&hellip&hellip漢民科納包銀&hellip&hellip四兩，二兩輸銀，二兩折收絲絹、顔色等物。
逮及世祖，而其制益詳。
中統元年（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立十路宣撫司，定戶籍科差條例。
然其戶大抵不一，有“元管戶”、“交參戶”、“漏籍戶”、“協濟戶”。
于諸戶之中，又有“絲銀全科戶”、“減半科戶”、“止納絲戶”、“止納鈔戶”。
外又有“攤絲戶”、“儲也速兒所管納絲戶”、“複業戶”，并“漸成丁戶”。
戶既不等，數亦不同&hellip&hellip然絲料、包銀之外，又有俸鈔之科，其法亦以戶之高下為等&hellip&hellip于是以合科之數，作大門攤，分為三限輸納&hellip&hellip二年，複定科差之期，絲料限八月；包銀初限八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二月&hellip&hellip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以《至元新格》定科差法，諸差稅皆司縣正官，監視人吏，置局均科。
諸夫役皆先富強，後貧弱。
貧富等者，先多丁，後少丁。
（《元史》卷九三《食貨志一》） 其戶之區别，與所納絲銀之數目，茲據《元史&bull食貨志》（卷九三）所載，為元代科差戶别表。
元代稅戶簡表 3.官賣品 甲 宋 宋之官賣物品約五：鹽、茶、酒、香、礬。
鹽 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顆鹽，《周官》所謂盬鹽也；鬻海、鬻井、鬻鹻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
宋自削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
官鬻通商，随州郡所宜，然亦變革不常，而尤重私販之禁。
引池為鹽，曰解州解縣、安邑兩池，墾地為畦，引池水沃之，謂之種鹽，水耗則鹽成。
籍民戶為“畦夫”，官廪給之，複其家。
（《宋史》卷一八一《食貨志下三》） 鬻海為鹽，曰京東、河北、兩浙、淮南、褔建、廣南，凡六路。
其鬻鹽之地，曰“亭場”，民曰“亭戶”，或謂之“竈戶”。
戶有鹽丁，歲課入官，受錢或折租賦，皆無常數。
兩浙又役軍士，定課鬻焉。
諸路鹽場廢置，皆視其利之厚薄，價之赢縮，亦未嘗有一定之制。
（《宋史》卷一八一《食貨志下三》） 凡禁榷之地，官立标識候望以曉民。
其通商之地，“京西”則蔡、襄、鄧、随、唐、金、房、均、郢州，光化、信場軍、“陝西”則京兆、鳳翔府，同、華、耀、乾、商、泾、源、邠、甯、儀、渭、鄜、坊、丹、延、環、慶、秦、隴、鳳、階、成州，保安鎮戎軍；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北”者。
顆、末鹽，皆以五斤為鬥。
顆鹽之直，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錢，有三等。
（《宋史》卷一八一《食貨志下三》） 國朝鹽策，舊有三路：解鹽行于關中，東北鹽行于東西畿甸，東南鹽行于江淮。
東南鹽者，通、泰煎鹽也，舊為江湖六路漕計。
蔡京為政，始行鈔法，取其錢以贍中都。
自是淮浙之鹽，則官給亭戶本錢，諸州置倉，許商人買鈔算請。
閩廣鹽則官般官賣，以助歲計，其後亦行鈔法，然罷複不常。
舊淮鹽息錢歲八百餘萬缗，紹興初才三十五萬缗而已。
以後朝廷益修其政，至紹興末年，東南歲産鹽二萬七千八百六十萬斤。
自福建外，每五十斤為一石，淮浙鹽六石為一袋，鈔錢十有八千。
紹興四年正月，增三千。
九月，以入納遲，遂罷之。
今六路二十二州，通收息錢約一千九百二十餘萬。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bull甲集》卷一四） 茶 榷茶之制，擇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為軍、曰蕲州之蕲口，為榷貨務六&hellip&hellip自為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hellip&hellip采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輸租，餘則官悉市之。
其售于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
又民歲輸稅，願折茶者，謂之“折稅”&hellip&hellip茶有二類：曰片茶、曰散茶&hellip&hellip凡民茶折稅外，匿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入之，計其直論罪。
園戶辄毀敗茶樹者，計所出茶，論如法&hellip&hellip主吏私以官茶貿易，及一貫五百者死。
（《宋史》卷一八三《食貨志下五》） 東南茶，舊法官買官賣。
天禧三年，合六榷貨務十三山場所收茶錢十三萬缗，除買茶本錢外，止有息錢三萬缗而已。
天聖中，稍改其法，歲所得亦不過數十萬缗。
人多盜販抵罪，上下苦之。
嘉祐中，韓魏公當國，遂弛其禁，但收茶租淨利錢三十三萬八千餘缗，時以為便。
元豐複榷，辇緻都下，即汴流為水磨，官自鬻之。
政和初，蔡京欲盡籠天下錢，實中都，乃并引法，即汴京置都茶場，印賣茶引，許商人赴官算請，就園戶市茶，赴所在合同場秤發，歲收息錢至四百餘萬缗。
建炎渡江，不改其法。
至紹興末年，東南十路六十州二百四十二縣，歲産茶一千五百九十餘萬斤，收鈔錢二百七十餘萬。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bull甲集》卷一四） 酒 榷酤之法：諸州城内皆置“務”釀酒；縣鎮鄉闾，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hellip&hellip太宗&hellip&hellip淳化五年（994年），诏募民自釀，輸官錢減常課三之二，使其易辦。
民有應募者，檢視其赀産，長吏及大姓共保之，後課不登則均償&hellip&hellip渡江後，绌于養兵，随時增課，名目雜出&hellip&hellip建炎三年（1129年），&hellip&hellip趙開遂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帑，實供給酒，即舊撲買。
（初令民承辦釀酒，更易時，令出價競争，謂之撲買。
）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民以米入官自釀，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
明年（四年），遍下其法于四路，歲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缗&hellip&hellip于是東南之酒額，亦日增矣&hellip&hellip自趙開行隔槽法，然隔槽之法始行，聽就務分槽醞賣，官計所入之米而收其課，若未病也。
行之即久，醞賣虧欠，則責入米之家認輸，不複核其米，而第取其錢，民始病矣。
（《宋史》卷一八五《食貨志下七》） 三京官造麹，聽民納直以取&hellip&hellip仁宗天聖以後，北京售麹如三京法。
官售酒麹，亦畫疆界，戒相侵越，犯皆有法。
（《宋史》卷一八五《食貨志下七》） 礬 唐于晉州置平陽院，以收其利&hellip&hellip五代以來，複并務，置官吏，宋因之&hellip&hellip設官典領。
有“镬戶”，鬻造入官市&hellip&hellip私售礬，禁如私售茶法。
（《宋史》卷一八五《食貨志下七》） 礬，國朝舊制：晉州礬行于河東北，京畿、淮南礬行于東南九路。
今獨無為軍昆山場為盛，歲額白礬六十萬斤；韶州岑水場十萬斤；信州鉛山場青膽黃礬無定額。
其法，自榷貨務給引赴場，許客人算請，每百斤為一大引，輸引錢十二千，頭子市利雇人工墨錢二百七十六，又許增二十斤勿算以優之。
五十斤為中引，三十斤為小引。
引錢及加貨，以是為差。
十四年，以商販利薄，減為十千。
十四年，又增一千。
昆山礬則民間自煮，官置場買納，歲收息錢四萬缗有奇。
鉛山礬則官自煎，以十分為率，四分充工本，六分赴榷貨務焉。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bull甲集》卷一四） 香 宋之經費，茶鹽礬之外，惟香之為利博，故以官為市焉。
建炎四年，泉州抽買乳香，一十三等&hellip&hellip诏取赴榷貨務，打套給賣，陸路以三千斤，水路以一萬斤為一綱。
（《宋史》卷一八五《食貨志下七》） 太宗時，置榷署于京師，诏諸蕃香藥、寶貨至廣州、交阯、兩浙、泉州。
非出官庫者，無得私相貿易。
（《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下八》） 榷貨務都茶場者，舊東京有之。
建炎二年春，始置于揚州。
明年，（三年）又置于江甯。
紹興三年，又置于鎮江及吉州。
五年冬，省吉州務。
而行在務場随移臨安，以都司提領。
其始，歲收茶鹽香息錢六百九萬餘缗。
六年九月，诏歲收及一千三百萬缗，許推賞，時以為極盛矣。
休兵寖久，歲課倍增。
乾道三年三月，诏以二千四百萬缗為額，建康千二百萬缗，臨安八百萬缗，鎮江四百萬缗。
于是淮東總領所實在鎮江，因指榷貨錢三十萬缗，為贍軍之用。
淳熙中，三務場官吏互争課賞，始禁鎮江務鈔引，不得至臨安。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bull甲集》卷一七） 官賣物品，與邊防經費多有關連，辄因弊生而變革之。
自元昊反，聚兵西鄙，并邊“入中”、“刍粟”者寡。
縣官急于兵食，調發不足，因聽入中、刍粟予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
（《宋史》卷一八一《食貨志下三》） 太宗雍熙後用兵，切于饋饷，多令商人入刍糧塞下。
酌地之遠近而為其直，取市價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以缗錢。
（《宋史》卷一八三《食貨志下五》） 按“入中”者，商人輸錢于京師榷貨務，官給以券，至一定之地方，取一定之官賣品。
“入刍粟”者，則商人納刍粟于邊塞，給以券，或至京師與其他積錢之地取錢，或償之以官賣品。
真宗乾興以來，西北兵費不足，募商人入中、刍粟如雍熙法，給券以茶償之。
後又益以東南缗錢、香藥、犀齒，謂之“三說”。
而塞下急于兵食，欲廣儲偫，不愛“虛估”。
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
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
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錢得券，則轉鬻于茶商，或京師“交引鋪”，獲利無幾。
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貿易，以射厚利，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
券之滞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
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蹙。
（《宋史》卷一八三《食貨志下五》） 天聖元年，命三司使李谘等，較茶鹽礬稅，歲入登耗，更定其法&hellip&hellip首考茶法&hellip&hellip罷三說，行“貼射法”。
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并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
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複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
然必辇茶入官，随商人所指予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害，故有貼射之名&hellip&hellip商人入刍粟塞下者，随所在實估，度地裡遠近，量增其直&hellip&hellip一切以缗錢償之，謂之“見錢法”。
願得金帛，若他州錢，或茶鹽香藥之類者聽。
大率使茶與邊籴，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為輕重，以絕虛估之敝。
（《宋史》卷一八三《食貨志下五》） 仁宗慶曆八年（1048年），三司鹽鐵判官董沔，亦請複“三說法”。
三司以為然&hellip&hellip請如沔議。
以茶、鹽、香藥、缗錢四物如之，于是有“四說”之法。
初诏止行于并邊諸州&hellip&hellip自是三說、四說二法并行于河北。
不數年間，茶法複壞&hellip&hellip至和二年（1055年），河北提舉籴便糧草薛向建議&hellip&hellip請罷并邊入粟，自京辇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籴。
時楊察為三司使，請用其說&hellip&hellip自是茶法不複為邊籴所須，而通商之議起矣。
（《宋史》卷一八四《食貨志下六》） 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弛茶禁，取租錢，謂之“嘉祐通商法”。
曆英宗、神宗、哲宗三朝，無甚改革。
初，所遣官既議弛禁，因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hellip&hellip歲輸縣官&hellip&hellip為損其半&hellip&hellip謂之租錢。
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籴。
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
（《宋史》卷一八四《食貨志下六》） 徽宗時，蔡京建議重行禁榷之法。
崇甯元年（1102年），右仆射蔡京言：“祖宗立禁榷法，歲收淨利凡三百二十餘萬貫，而諸州商稅七十五萬貫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
其盛時，幾五百餘萬缗。
慶曆之後，法制浸壞，私販公行，遂罷禁榷，行通商之法。
自後商旅所至，與官為市，四十餘年，利源寖失。
謂宜&hellip&hellip仍舊禁榷官買，勿複科民。
即産茶州郡，随所置場，申商人、園戶私易之禁。
凡置場地，園戶租折稅仍舊。
産茶州軍，許其民赴場輸息，量限斤數，給&lsquo短引&rsquo，于旁近郡縣便鬻。
餘悉聽商人于榷貨務入納金銀缗錢，或并邊糧草，即本務給鈔，取便算，請于場别給&lsquo長引&rsquo，從所指州軍鬻之。
商稅自場給長引，沿道登時批發，至所指地，然後計稅盡輸，則在道無苛留。
”&hellip&hellip诏悉聽焉&hellip&hellip四年，京複議更革，遂罷官置場，商旅并即所在州縣，或京師，給長、短引，自買于園戶，茶貯以籠篰，官為抽盤循第叙輸息訖，批引販賣，茶事益加密矣&hellip&hellip政和二年（1112年），大增損茶法&hellip&hellip初，客販茶用舊引者，未嚴斤重之限，影帶者衆。
于是&hellip&hellip“合同場”之法出矣。
場置于産茶州軍，而簿給于都茶場，凡不限斤重茶，委官司秤制，毋得止憑批引為定，有赢數即沒官。
别定新引限程，及重商旅規避秤制之禁，凡十八條&hellip&hellip建炎元年，成都轉運判官趙開&hellip&hellip仿蔡京都茶場法，以引給茶商，即園戶市茶，百斤為一大引&hellip&hellip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為茶市以通交易。
（《宋史》卷一八四《食貨志下六》） 蔡京于鹽法，亦有改革。
東南末鹽錢，為河北之備；東北鹽為河東之備；解池鹽為陝西之備。
其錢并積于京師，随所積多寡，給鈔于三路。
如河北糧草鈔，至京并支見錢，号“飛鈔法”。
河東三路，至京半支見錢，半支銀絹。
陝西解鹽鈔，則支請解鹽，或有“泛給鈔”，亦以京師錢支給。
為錢積于京師，鈔行于三路，至則給錢，不複滞留。
當時商旅皆悅，争運糧草入于邊郡&hellip邊境倉廩，所在盈滿。
自熙甯來，鈔法屢更，人不敢信，京師無見錢之積，而給鈔數倍于昔年。
鈔至京師，無錢可給，遂至鈔直十不得一&hellip&hellip法既屢變，蔡京更欲巧籠商賈之利，乃議措置十六條裁定買官鹽價&hellip&hellip大抵&hellip&hellip欺奪民利&hellip&hellip初，鹽鈔法之行，積鹽于解池，積錢于京師榷貨務，積鈔于陝西沿邊諸郡。
商賈以物斛至邊，入中請鈔，以歸物斛，至邊有數倍之息。
惟患無回貨，故極利于得鈔，徑請鹽于解池，而解鹽通行地甚寬。
或請錢于京師，每鈔六千二百，登時給與，但輸頭子等錢數十而已。
以此所由州縣，貿易者甚衆。
崇甯間，蔡京始變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産鹽郡授鹽，欲囊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以進羨要寵。
鈔法遂廢，商賈不通，邊儲失備。
東南鹽禁加密，犯法被罪者多，民間食鹽，雜以灰土。
解池天産美利，乃與糞壤俱積矣。
大概常使見行之法，售給才通，辄複變易，名“封帶法”。
季年，又變封帶為“循環”。
循環者，已賣鈔未授鹽，複更鈔；已更鈔鹽未給，複貼輸錢。
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
民無赀更鈔，已輸錢悉幹沒。
數十萬券，一夕廢棄，朝為豪商，夕侪流丐，有赴水投缳而死者。
（《宋史》卷一八二《食貨志下四》） 乙 遼 遼制不詳，官賣品鹽酒兩項，尚可考見。
鹽 自太祖以所得漢民數多，即八部中分古漢城，别為一部治之。
城在炭山南，有鹽池之利，即後魏滑鹽縣也，八部皆取食之。
及征幽薊還，次于鶴剌泺，命取鹽給軍。
自後泺中鹽益多，上下足用。
會同初，太宗有大造于晉，晉獻十六州地，而瀛莫在焉。
始得河間煮海之利，置榷鹽院于香河縣。
于是燕雲迤北，暫食滄鹽。
一時産鹽之地，如渤海、鎮城、海陽、豐州、陽洛城、廣濟湖等處，五京計司，各以其地領之。
（《遼史》卷六○《食貨志下》） 酒 遼自神冊以來，未有榷酤之法。
自馮延休、韓紹勳建議，乃興酒稅，東遼之地與南京諸路一例。
然諸稅皆納于頭下軍州，唯酒稅課納上京。
（《續通志》卷一五五《食貨略四》） 丙 金 金制多沿仿于宋，其榷貨之目有十：酒、曲、茶、醋、香、礬、丹、錫、鐵，而鹽為稱首。
鹽 海陵王貞元初，蔡松年為戶部尚書，始複鈔引法，設官置庫，以造鈔引。
鈔合鹽司簿之符，引會司縣批繳之數，七年一厘革之。
初，遼金故地濱海，多産鹽。
上京東北二路，食肇州鹽；速頻路食海鹽；臨潢之北，有大鹽泺；烏古裡石壘部，有鹽池，皆足以食境内之民，嘗征其稅。
及得中土，鹽場倍之，故設官立法加詳焉&hellip&hellip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年），更狗泺為西京鹽司。
是後，惟置山東、滄、寶坻、莒、解、北京、西京七鹽司。
山東、滄、寶坻，斤三百為袋，袋二十有五為“大套鈔引”，公據三者俱備，然後聽鬻。
“小套”袋十或五或一，每套鈔一引，如袋之數。
寶坻零鹽，較其斤數，或六之三，或六之一，又為“小鈔引”給之，以便其鬻。
解鹽斤二百有五十為一席，席五為套鈔引，則與陝西轉連司同鬻。
其輸粟于陝西軍營者，許以公牌易鈔，引西京等場鹽，以石計大套之石五，小套之石三；北京大套之石四，小套之石一、遼東大套之石十，皆套一鈔，石一引。
零鹽積十石，亦一鈔而十引。
其行鹽之界，各視其地宜。
（《金史》卷四九《食貨志四》） 世宗大定三年二月，定軍私煮鹽，及盜官鹽之法，命猛安謀克巡捕。
（《金史》卷四九《食貨志四》） 酒 金榷酤因遼宋舊制。
太宗天會三年（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始命榷官，以周歲為滿。
世宗大定三年，诏宗室私釀者，從轉運司鞠治&hellip&hellip命設軍百人，隸兵馬司，同酒使副，合千人巡察，雖權要家，亦許搜索。
奴婢犯禁，杖其主百&hellip&hellip承安五年四月，省奏舊随處酒稅務所設勺人，以射糧軍曆過随朝差役者充。
大定二十六年罷去。
其随朝應役軍人，各給添支錢粟，酬其勞。
今拟将元收勺錢，以代添支。
令各院務驗所收之數，百分中取三，随課代輸，更不入比&hellip&hellip泰和四年（宋甯宗嘉泰四年，1204年）九月，省奏&hellip&hellip宜依舊法，以八年通核課程，均其一年之數，仍取新增諸物之分稅錢，并入通為課額。
以後之課，每五年一定其制。
又令随處酒務元額上，通取三分，作糟酵錢。
六年，制院務賣酒數各有差，若數外賣，及将帶過數者罪之。
（《金史》卷四九《食貨志四》） 醋 醋稅自大定初，以國用不足，設官榷之&hellip&hellip二十三年，以府庫充牣，遂罷之。
章宗明昌五年（宋光宗紹熙五年，1194年），以有司所入不充所出，言事者請榷醋息，遂令設官榷之，其課額俟當差官定之。
後罷。
承安三年（宋甯宗慶元四年，1198年），三月，省臣以國用浩大，遂複榷之，五百貫以上設都監，千貫以上設同監一員。
（《金史》卷四九《食貨志四》） 茶 茶自宋人歲貢之外，皆貿易于宋界之榷場。
世宗大定十六年，以多私販，乃更定香茶罪賞格。
章宗承安三年八月，以為費國用而資敵，遂命設官制之&hellip&hellip四年三月，于淄、密、甯、海、蔡州，各置一坊造新茶，依南方例，每斤為袋，直六百文。
以商旅卒未販運，命山東河北四路轉遠司，以各路戶口，均其袋數，付各司縣鬻之。
買引者，納錢及折物，各從其便。
（《金史》卷四九《食貨志四》） 丁 元 元制，屢于官賣者，約有鹽、茶、酒、醋四種。
鹽 太宗庚寅年（二年，宋理宗紹定三年，1230年），始行鹽法，每鹽一引，重四百斤&hellip&hellip至元十三年，既取宋，而江南之鹽，所入尤廣&hellip&hellip凡僞造鹽引者，皆斬，籍其家産&hellip&hellip行鹽各有郡邑，犯界者&hellip&hellip以其鹽之半沒官，半賞告者。
（《元史》卷九四《食貨志二&bull鹽法》） 茶 世祖至元五年（宋度宗鹹淳四年，1268年），用運使白赓言，榷成都茶，于京兆、鞏昌，置局發賣；私自采賣者，其罪與私鹽法同。
六年，始立西蜀四川鹽榷茶場使司掌之&hellip&hellip十三年（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年），定“長引”、“短引”之法，以三分取一。
長引每引計茶一百二十斤&hellip&hellip短引計茶九十斤&hellip&hellip十七年，置榷茶都轉運司于江州，總江淮、荊湖、褔廣之稅。
而遂除長引，專用短引&hellip&hellip三十年&hellip&hellip每茶商貨茶，必令赉引，無引者與私茶同。
引之外，又有“茶由”，以給賣零茶者&hellip&hellip自三斤至三十斤，分為十等。
（《元史》卷九四《食貨志二&bull茶法》） 酒醋 元之有酒醋課，自太宗始，其後皆著定額，為國賦之一焉&hellip&hellip初，太宗辛卯年（三年），立酒醋務坊場官，榷酤辦課，仍以各州府司縣長官充提點官，隸征收課稅所。
其課額，驗民戶多寡定之。
甲午年（六年），頒酒曲醋貨條禁，私造者依條治罪&hellip&hellip世祖至元二十二年，诏免農民醋課。
是年二月，命随路酒課，依京師例，每石取一十兩。
三月，用右丞盧世榮等言，罷上都醋課。
其酒課亦改榷沽之制，令酒戶自具工本，官司拘賣，每石止輸鈔五兩。
（《元史》卷九四《食貨志二&bull酒醋課》） 4.雜稅 甲 宋 宋之雜稅，列舉如下： 征商 商稅，凡州縣皆置“務”，關鎮亦或有之。
大則專置官監臨，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監押同掌。
行者貨，謂之“過稅”，每千錢算二十。
居者市鬻，謂之“住稅”，每千錢算三十。
大約如此，然無定制。
其名物，各随地宜而不一焉&hellip&hellip應算物貨而辄藏匿，為官司所捕獲，沒其三分之一，以半畀捕者。
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
有官須者，十取其一，謂之抽稅&hellip&hellip光宗、甯宗以降，亦屢與放免商稅&hellip&hellip而貪吏并緣，苛取百出，私立稅場，算及缗錢、鬥米、束薪、菜茹之屬，擅用稽察、措置、添置、專欄、收檢&hellip&hellip聞者咨嗟，指為大小法場&hellip&hellip而其弊有不可勝言矣。
（《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下八》） 按所稅之物品，據《宋史&bull食貨志》所載，先後蠲免者，有耕牛、魚雞、果蔬、竹木、柴炭、力勝錢（載果商船所出）、典賣牛畜舟車、農器、衣履、谷粟、油面等等，殊近于苛斂。
互市舶法&hellip&hellip太祖開寶四年（971年），置市舶司于廣州。
後又于杭明州置司。
凡大食、古邏、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齊諸蕃，并通貨易。
以金、銀、缗錢、鉛、錫、雜色帛、瓷器市香藥、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鐵、鼊皮、瑇瑁、瑪瑙、車渠、水精、蕃布、烏蘇木等物。
太宗時，置榷署于京師，诏諸蕃香藥寶貨至廣州、交阯、兩浙、泉州。
非出官庫者，無得私相貿易。
雍熙中，遣内待八人，敕書金帛，分四路招緻南海諸蕃商人出海外蕃國販易者，令并詣兩浙司市舶司，請給官券。
違者沒入其寶貨&hellip&hellip大抵海船至，十先征其一，價值酌蕃貨輕重而差給之&hellip&hellip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hellip&hellip置密州闆橋市舶司&hellip&hellip建炎元年，诏市舶多以無用之物費國用。
自今有博買笃耨香環、瑪瑙、貓兒眼睛之類，皆寘于法。
惟宣賜臣僚象笏、犀帶，選可者輸送。
（《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下八》） 胡人謂三百斤為一“婆蘭”，凡舶舟最大者曰“獨樯”，載一千婆蘭。
次者曰“牛頭”，比獨樯得三之一。
又次曰“木舶”，曰“料河”，遞得三之一。
（《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下八》） 孝宗隆興二年（1164年），臣僚言：熙甯初立市舶，以通貨物。
舊法抽解有定數，而取之不苛，輸稅寬其期，而使之待價&hellip&hellip迩來抽解既多，又迫使之輸，緻貨滞而價減。
（《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下八》） 按以上國外貿易。
契丹在太祖時，雖聽緣邊市易，而未有官署。
太平興國二年（遼景宗保甯九年，977年），始令鎮、易、雄、霸、滄州，各置榷務，辇香藥、犀象及茶與交易&hellip&hellip凡官鬻物如舊，而增缯帛、漆器、秔糯。
所入者，有銀錢、布、羊、馬、橐駝，歲獲四十餘萬&hellip&hellip熙甯九年（遼道宗太康二年，1076年），立與化外人私貿易罪賞法。
河北四榷場，自英宗治平四年（遼道宗鹹雍三年，1067年），其貨物專掌于三司之催轄司，而度支賞給案，判官置簿督計之。
至是，以私販者衆，故有是命。
（《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下八》） 西夏自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于保安軍置榷場，以缯帛、羅绮易駝馬、牛羊、氈毯、甘草；以香藥“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蠟、麝臍、毛褐、羱羚角、硇砂、柴胡、苁蓉、紅花、翎毛。
非官市者，聽與民交易。
入貢至京者，縱其為市。
仁宗天聖中，陝西榷場二，并代路亦請置場和市，許之。
及元昊反，即诏陝西、河東絕其互市&hellip&hellip治平四年（夏毅宗拱化五年，1067）&hellip&hellip乃複許之。
（《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下八》） 紹興四年（夏崇宗正德八年，1134年），诏川陝即永興軍威茂州，置博易場&hellip&hellip十二年，盱眙軍置榷場官監，與北商（金人）博易。
淮西、京西、陝西榷場亦如之。
（《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下八》） 按以上南北貿易。
坑冶 坑冶，凡金、銀、銅、鐵、鉛、錫，監冶場務二百有一&hellip&hellip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辄竭，或采取歲久，所得不償其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hellip&hellip宋初舊有坑冶，官置場監，或民承買，以分數中賣于官，初隸諸路轉運司，本錢亦資焉，其物悉歸之内帑。
崇甯已後，廣搜利穴，榷賦益備。
凡屬之提舉司者，謂之新坑冶，用常平息錢，與剩利錢為本，金銀等物，往往皆積之大觀庫。
自蔡京始，政和間，數罷數複。
然告發之地，多壞民田，承買者立額重，或舊有今無，而額不為損。
欽宗即位，诏悉罷之。
（《宋史》卷一八五《食貨志下七》） 政和間，臣僚言：諸路産鐵多，民資以為用，而課息少，請仿茶鹽法榷而鬻之。
于是戶部言詳度官置爐冶，收鐵給引，召人通市。
苗脈微者，令民出息承買，以所收中賣于官，毋得私相貿易。
從之。
（《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五》） 高宗建炎七年，工部言知台州黃岩縣劉覺民乞依熙甯法，以金钗坑坊冶召百姓采取，自備物料烹煉十分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許坑戶自便貨賣。
江西運司相度江州等處金銀坑冶，亦乞依熙豐法。
從之。
（《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五》） 金銀坑冶，湖廣閩浙皆有之。
祖宗時，除沙石中所産黃金外，歲貢額銀至一千八百六十餘萬兩。
渡江後，停閉金坑一百四十二、銀坑八十四。
紹興七年，诏江浙金銀坑冶，并依熙豐法，召百姓采取，自備物料烹煉，十分為率，官收二分。
然民間得不償課，本州縣多責取于民，以備上用。
三十年，用提點官李植言，更不定額。
饒州舊貢黃金千兩，孝宗時诏損三之一，今諸道上供銀兩，皆置場買發。
蜀中銀每法秤一兩，用本錢六引，而行在左藏庫折銀才直三千三百雲，然民間之直，又不滿三千。
高宗嘗谕輔臣，以非劉晏懋遷之術，欲更革之，戶部以鐵錢折半為詞而止。
其實吳蜀錢币不能相通，舍銀帛無以緻遠，故莫如之何。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bull甲集》卷一六） 牙契 稅契始于東晉，曆代相承，史文簡略，不能盡考。
宋太祖開寶二年（969年），始收民印契錢，令民典賣田宅，輸錢印契，稅契限兩月。
（《通考》卷一九《征榷考六》） 徽宗崇甯三年（1104年），勅諸縣：典賣牛畜契書，并稅租鈔旁等印賣田宅契書，并從官司印賣。
除紙筆墨工費外，量收息錢&hellip&hellip其收息不得過一倍。
（《通考》卷一九《征榷考六》） 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戶部言：“每交易一千貫，納正稅錢一貫&hellip&hellip違限不納，或于契内減落價貫，規免稅錢，許牙人并出産戶陳首，将物業半給賞，半沒官。
每正稅錢一百文，帶納頭子錢二十一文二分。
州縣過數拘收，公人邀阻作弊，并重置典憲。
”從之。
（《通考》卷一九《征榷考六》） 臣僚言：乞诏有司，應民間交易，并令先次過割，而後稅契。
凡進産之家，限十日繳，連小契自陳。
令本縣取索兩家砧基赤契，并以三色官簿（夏稅簿、秋苗簿、物力簿）令主簿點對批鑿。
如不先經過割，不許投稅。
（《通考》卷一九《征榷考六》） 和買 宋承前代之制，調絹綢布絲綿以供軍須。
又就所産折科和市&hellip&hellip太宗太平興國中&hellip&hellip馬元方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絕時，預給庫錢貸民，至夏秋冬輸絹于官。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又言：“&hellip&hellip請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
”诏優予其直。
自是諸路亦如之。
或蠶事不登，許以大小麥折納，仍免倉耗及頭子錢&hellip&hellip初預買綢絹，務優直以利民，然猶未免煩民。
後或令民折輸錢，或物重而價輕，民力寖困。
其終也，官不給直，而賦取益甚矣&hellip&hellip建炎三年春，高宗初至杭州&hellip&hellip兩浙轉運副使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夏稅綢絹&hellip&hellip每匹折輸錢二千以助用。
”诏許之。
東南折帛錢自此始。
（《宋史》卷一七五《食貨志上三》） 江浙四路民苦折帛和買重輸。
大中曰：“有産則有稅，于稅絹而科折帛，猶可言也。
如和買折帛，則重為民害。
蓋自鹹平馬元方建言，于春預支本錢，濟其乏絕；至夏秋使之輸納，則是先支錢而後輸絹。
其後則錢鹽分給，又其後則直取于民，今又令納折帛錢，以兩缣折一缣之直，大失立法初意。
” （《宋史》卷三九三《林大中傳》） 和籴 和籴。
宋歲漕以廣軍儲，實京邑，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内郡。
又自籴買，以息邊民飛挽之勞，其名不一。
建隆初，河北連歲大稔，命使置場，增價市籴。
自是率以為常&hellip&hellip熙甯八年（1075年），河東察訪使李承之言：“太原路，二稅外有&lsquo和籴&rsquo，糧草官雖量予錢布，而所得細微，民無所濟。
遇歲兇不蠲，最為弊法。
”&hellip&hellip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hellip&hellip其後&hellip&hellip有司議以歲和籴見數十分之，裁其二，用八分為額，随戶色高下裁定，毋更給錢。
歲災同秋稅蠲放，以轉運司應給錢補之，災不及五分，聽以久例支移。
遂易和籴之名為“助軍糧草”&hellip&hellip南渡，三邊饋饷，籴事所不容已。
紹興間，于江浙湖南博籴，多者給官告，少者給度牒，或以鈔引。
類多不售，而吏緣為奸，人情大擾&hellip&hellip理宗紹定五年（1232年），臣僚言：若将民間合輸缗錢，使輸斛鬥，免令賤粜輸錢，在農人亦甚有利。
此廣籴之良法也。
從之。
（《宋史》卷一七五《食貨志上三》） 按“和買”與“和籴”，其初乃官與民交易，預給民錢。
其後弊病叢生，強配勒取，人民遂加重一層擔負。
至南渡後，和買變為“折帛錢”，竟成為一種稅制矣。
此外南宋創興之稅，又有“經總制錢”、“月椿錢”、“闆帳錢”等，前于南宋兵費，略已論列，茲不複贅。
乙 遼 遼之雜稅，列舉如下： 征商 征商之法，則自太祖置羊城于炭山北，起榷務以通諸道市易。
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儲，命有司治其征。
餘四京及它州縣，貨産懋遷之地，置亦如之。
東平郡城中置看樓，分南北市，禺中交易市北，午漏下交易市南。
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諸郡、高麗之貨。
故女直以金帛、布、蜜蠟諸藥材，及鐵離、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膠魚之皮、牛羊、駝馬、毳罽等物，來易于遼者，道路屬。
聖宗乾亨間，燕京留守司言：民艱食，請弛居庸關稅，以通山西籴易。
又令有司谕諸行宮布帛短狹不中為度者，不粥于市。
明年，诏以南北府市場人少，宜率當部車百乘，赴集開奇峰路，以通易州貿易。
二十三年（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振武軍及保州并置榷場。
時北院天王耶律室魯以俸羊多阙，部人貧乏，請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南中之絹，上下為便。
至天祚之亂，賦斂既重，交易法壞，财日匮而民日困矣。
（《遼史》卷六○《食貨志下》） 開泰元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二月&hellip&hellip貴德、龍化、儀坤、雙、遼、同、祖七州，至是诏始征商。
（《遼史》卷一五《聖宗紀六》） 坑冶 坑冶則自太祖始并室韋，其地産銅鐵&hellip&hellip又有曷術部者多鐵&hellip&hellip置三冶：曰柳濕河、曰三黜古斯、曰手山。
神冊初，平渤海&hellip&hellip地亦多鐵。
東平縣&hellip&hellip産鐵丱，置采煉者三百戶，随賦供納。
以諸坑冶多在國東，故東京置戶部司，長春州置錢帛司。
太祖征幽薊，師還次山麓，得銀鐵丱，命置冶。
聖宗太平間，于潢河北陰山，及遼河之源，各得金銀丱，興冶采煉。
自此以訖天秨，國家皆賴其利。
（《遼史》卷六○《食貨志下》） 丙 金 金之雜稅，列舉如下： 征商 世宗大定二年（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制院務，創虧及功酬格&hellip&hellip二十年（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正月，定商稅法，金銀百分取一，諸物百分取三。
章宗&hellip&hellip明昌元年，（宋光宗紹熙元年，1190年）正月，勅尚書省定院務課商稅額，諸路使司院務千六百一十六處。
（《金史》卷四九《食貨志四》） 對宋、夏、高麗，皆置榷場，互通貿易。
榷場，與數國互市之所也。
皆設場官，嚴厲禁，廣屋宇，以通二國之貨&hellip&hellip熙宗皇統二年（宗高宗紹興十二年，1142年）五月，許宋人之請，遂各置于兩界。
九月，命壽州、鄧州、鳳翔府等處皆置。
海陵正隆四年（宋紹興二十九年，1159年）正月，罷鳳翔府，唐、鄧、颍、蔡、鞏、洮等州，并膠西縣所置者，而專置于泗州&hellip&hellip泰和八年八月，以與宋和，宋人請如舊置之，遂複置于唐、鄧、壽、泗、息州，及秦鳳之地。
（《金史》卷五○《食貨志五》） 國初，于西北招讨司之燕子城北、羊城之間嘗置之，以易北方牧畜。
世宗大定三年，市馬于夏國之榷場。
（《金史》卷五○《食貨志五》） 興定二年，（宋甯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四月&hellip&hellip侍禦史&hellip&hellip完顔素闌請宣谕高麗，複開互市。
從之。
（《金史》卷一五《宣宗紀中》） 坑冶 金銀之稅。
大定三年，制金銀坑冶，許民開采，二十分取一為稅。
（《金史》卷四九《食貨志四》） 正隆而降，始議鼓鑄，民間禁銅，甚至銅不給用
歲賦之物，其類有四：曰谷、曰帛、曰金鐵、曰物産是也。
谷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麥、四曰黍、五曰穄、六曰菽、七曰雜子。
帛之品十：一曰羅、二曰绫、三曰絹、四曰紗、五曰、六曰、七曰雜折、八曰絲線、九曰綿、十曰布葛。
金鐵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銀、三曰鐵镴、四曰銅錢。
物産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齒革翖毛、三曰茶鹽、四曰竹木麻草刍菜、五曰果藥油紙薪炭漆蠟、六曰雜物。
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
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輸，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
其輸&hellip&hellip之期&hellip&hellip開封府等七十州，“夏稅”舊以五月十五日起納，七月三十日畢。
河北河東諸州，氣候差晚，五月十五日起納，八月五日畢。
颍州等一十三州，及淮南、江南、兩浙、福建、廣南、荊湖、川陝，五月一日起納，七月十五日畢。
“秋稅”自九月一日起納，十二月十五日畢。
（《宋史》卷一七四《食貨志上二》） 按宋制田稅與丁稅，本于唐之兩稅法，然兩稅已将“租庸調”包括在内。
自唐中葉以至于宋，始有所謂“力役”者，是于庸之外複取庸。
又有所謂“雜變之賦”者，是于調之外又額外征取之，故宋之賦稅，較唐初為重也。
其中最擾民者，莫過于“支移”與“折變”。
重和元年，獻言者曰：“物有豐匮，價有低昂，估豐賤之物，俾民輸送&hellip&hellip而州縣之吏，但計一方所乏，不計物之有無，責民所無，其費無量。
至于支移&hellip&hellip豪民赇吏，故徙歉以就豐，赍挾輕貨，以賤價輸官，其利自倍。
而貧下戶各免支移，估值既高，更益腳費，視富戶反重，因之逋負困于追胥。
” （《宋史》卷一七四《食貨志上二》） 觀此，知折變既費無量，支移更須别出腳費，而擔負重重矣。
國朝混一之初，天下歲入缗錢千六百餘萬。
太宗皇帝以為極盛，兩倍唐室矣。
天禧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餘萬缗。
嘉祐間，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缗。
其後，月增歲廣，至熙豐間，合苗役易稅等錢所入，乃至六千餘萬。
元祐之初，除其苛急，歲入尚四千八百餘萬。
渡江之初，東南歲入不滿千萬。
逮淳熙末，遂增六千五百三十餘萬焉。
今東南歲入之數，獨上供錢二百萬缗，此祖宗正賦也。
其六百六十餘萬缗，号“經制”，蓋呂元直在戶部時複之；七百八十餘萬缗，号“總制”，蓋孟富文秉政時創之；四百餘萬缗，号“月椿錢”，蓋朱藏一當國時取之。
自經制以下錢，皆增賦也。
合茶、鹽酒、算、阬冶、榷貨、籴本、和買之入，又四千四百九十餘萬缗，宜民力之困矣&hellip&hellip景祐中，天下歲收，商稅錢四百五十餘萬缗，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缗，鹽課三百五十五萬餘缗，和買絹二百萬匹。
慶曆中，商稅錢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缗，酒課一千七百一十餘萬缗，鹽課七百一十五萬餘缗，和買絹三百萬匹。
紹興末，東南及四川酒課一千四百餘萬缗，鹽課二千一百餘萬缗，折帛絹三百餘萬匹。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bull甲集》卷一四） 據此，知南宋增賦，較正供不啻數倍。
而南方富源盡辟，始能供此重斂，亦可互參焉。
乙 遼 遼賦稅之制，自太祖任韓延徽，始制國用。
太宗籍五京戶丁，以定賦稅。
聖宗太平七年（宋仁宗天聖五年，1027年），诏諸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輸稅賦，此“公田制”也。
十五年，募民耕灤河曠地，十年始納租，此“在官間田制”也。
又诏山前後未納稅戶，并于密雲、燕樂兩縣，占田置業入稅，此“私田制”也。
各部大臣，從上征伐，俘掠人戶，自置郛郭，為頭下軍州。
凡市井之賦即歸之，此“頭下軍州賦制”也。
其餘若南京歲納三司鹽鐵錢折絹；大同歲納三司稅錢折粟；又開遠軍民歲輸稅，向例鬥粟折五錢，耶律穆濟守郡時表請折六錢，各随地異宜，當時稱為利民之政焉。
（《續通典》卷九《食貨志九》） 按遼之田賦制度，史文簡略，無從詳知。
丙 金 租賦，金制官地輸租，私田輸稅。
租之制不傳，大率分田之等為九而差次之。
夏稅畝取三合，秋稅畝取五升。
又納稭一束，束十有五斤。
夏稅六月，止八月。
秋稅十月，止十二月。
為初、中、末三限；州三百裡外，纾其期一月。
（《金史》卷四七《食貨志二》） 牛頭稅，即牛具稅。
猛安謀克部，女直戶輸之稅也。
其制每耒牛三頭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頃四畝有奇，歲輸粟，大約不過一石。
官民占田，無過四十具。
（《金史》卷四七《食貨志二》） 按金之田賦制度，史亦不詳。
丁 元 元之取民，大率以唐為法。
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仿唐之租庸調也。
取于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此仿唐之兩稅也。
丁稅、地稅之法，自太宗始行之。
初，太宗每戶科粟二石。
後又以兵食不足，增為四石。
至丙申年（蒙古太宗八年，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乃定科征之法，令諸路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一石，驅丁五升，新戶丁驅各半之，老幼不與。
其間有耕種者，或驗其牛具之數，或驗其土地之等征焉。
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
（《元史》卷九三《食貨志一》） 元初算賦之制，中原以戶，西域以丁，蒙古以馬牛羊。
至世祖，定戶籍之制。
（《續通考》卷一三《戶口考二》） 至元十七年，（1280年）遂命戶部大定諸例：“全科戶”丁稅，每丁粟三石，驅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
“減半科戶”丁稅，每丁粟一石。
“新收交參戶”，第一年五鬥，第三年一石二鬥五升，第四年一石五鬥，第五年一石七鬥五升，第六年入丁稅。
“協濟戶”丁稅，每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
随路近倉輸粟&hellip&hellip富戶輸遠倉，下戶輸近倉&hellip&hellip每石帶納鼠耗三升，分例四升&hellip&hellip輸納之期，分為三限，初限十月、中限十一月、末限十二月&hellip&hellip初，世祖平宋時，除江東、浙西，其餘獨征秋稅而已。
至元十九年，用姚元之請，命江南稅糧依宋舊列，折輸綿絹雜物。
是年二月，又用耿左丞言，令輸米三之一，餘并入鈔以折焉。
（《元史》卷九三《食貨志一》） 元代稅戶簡表 2.職役 宋初役法，擾民滋甚。
王安石變法，改為雇役，一時稱便。
及司馬光執政，複差役，舊黨亦頗非之。
最後議定折衷之法，但因施行滞礙，又屢有變更焉。
甲 宋 于是役人，悉用見數為額。
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
其餘役人，惟該募者得募，餘悉定差。
遂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出助役法&hellip&hellip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為招募。
凡熙豐嘗立法，禁以衙前及役人非理役使，及令陪備圓融之類，悉申行之&hellip&hellip如一州錢不供用，許移别州錢用之；一路不足，許從戶部通他路移用。
其或有餘，毋得妄用；其或不足，毋得減募。
（《宋史》卷一七七《食貨志上五》） 紹興以來，講究“推割”、“推排”之制最詳。
應人戶典賣産業推割稅賦，即與物力一并推割。
至于推排，則因其赀産之進退，與之升降，三歲一行。
固有赀産百倍于前，科役不增于今者。
其如貧乏下戶，赀産既竭，物力猶存，朝夕經營，而應酬之不給者，非推排不可也。
然當時推排之弊，或以小民粗有米粟，僅存屋宇，凡耕耨刀斧之器，雞豚犬彘之畜，纖微細瑣，皆得而籍之。
吏視其賂之多寡，以為物力之低昂。
又有計田家口食之餘，盡載之物力者。
上之人憂之，于是又為之限制，除質庫、房廊、停塌、店鋪、租牛、賃船等外，不得以豬羊雜色估紐；其貧民求趁衣食不為浮财。
後耕牛、租牛，亦與蠲免。
若夫江之東西以田地畝頭計稅，亦有不待推排者。
（《通考》卷一三《職役考二》） 宋孝宗乾道五年，處州松陽縣，首倡“義役”，衆出田谷助役，戶輪充&hellip&hellip自是所在推行浸廣&hellip&hellip十一年，禦史謝谔言義役之行，當從民便；其不願義役者，乃行差役。
上然之。
（《通考》卷一三《職役考二》） 按義役之利有三：（一）役戶既無破産之苦。
（二）官吏又不能借升降物力，以肆擾害。
（三）一處役費，均攤之于衆，既由人民自辦，可得公平也。
常平苗役之制，自熙甯始，建炎初遂罷之。
其二年冬，呂元直、葉少蘊、張達明、孫仲益在從班奉诏讨論常平法。
元直等以為此法不宜廢，如免役、坊場亦可行，惟青苗、市易當罷。
上曰：“青苗斂散，永勿施行。
”遂置諸路主管官，追還籴本。
紹興八年冬，李泰發參政複為上言：“常平法本于漢耿壽昌，豈可以王安石而廢之？”九年，遂複提舉官使掌其政。
然自軍興後，常平窠名，往往撥以贍軍，無複如曩時之封椿矣。
免役錢，自熙甯以來已有寬剩之數。
建炎元年，既增射士，議者恐費不給。
明年（二年）夏，乃招官戶役錢勿複減半，而民戶役錢概增三分。
三年，複減之。
其後，命撥已增錢赴行在。
紹興二十九年，又用趙直閣議，诏品官子孫名田減父祖之半，餘同編戶差役，其詭名寄産皆并之。
乾道二年，李侍郎複請令官戶全納役錢，上初不可，既而卒行。
耆戶長雇錢者，舊以免役錢給之。
建炎四年，廣西漕司請罷戶長，而用熙豐法，每三十戶逐料輪甲頭催租。
紹興初，遂盡取其庸錢隸提刑司。
既而言者以差甲頭不便者五，乃不複行。
而耆戶長雇錢，因不複給。
五年，诏其錢分季起發赴行在，後遂為總制窠名焉。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bull甲集》卷一五） 乙 遼 聖宗乾亨間，以上京雲，為戶訾具實饒，善避徭役，遺害貧民。
遂勒各戶，凡子錢到本，悉送歸官，與民均差。
統和中，耶律昭言：“西北之衆，每歲農時，一夫偵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給官之役。
” （《遼史》卷五九《食貨志上》） 遼興宗重熙初&hellip&hellip诏天下言治道之要。
制問：“&hellip&hellip今之徭役，何者最重？何者尤苦？何所蠲省？則為便益，補役之法，何可以複？&hellip&hellip”韓家奴對曰：“臣伏見比年以來&hellip&hellip選富民防邊自備糧糗，道路修阻，動淹歲月。
比至屯所，費已過半，隻牛單毂，鮮有還者。
其無丁之家，倍直傭僦，人憚其勞，半途亡竄，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給。
求假于人，則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償者。
或逋役不歸，在軍物故，則複補以少壯&hellip&hellip富者從軍，貧者偵候&hellip&hellip民以日困，蓋勢使之然也。
方今最重之役，無過西戍。
如無西戍，雖遇兇年，困弊不至于此。
若能從西戍稍近，則往來不勞，民無深患&hellip&hellip諸部皆有“補役”之法。
昔補役始行，居者、行者，類皆富實，故累世從戍易為更代。
近歲邊虞數起，民多匮乏。
既不任役事，随補随缺，茍無上戶，則中戶當之，曠日彌年，其窮益甚，所以取代為艱也。
非惟補役如此，在戍邊兵亦然&hellip&hellip欲為長久之便，莫若使遠戍疲兵，還于故鄉，薄其徭役，使人人給足，則補役之道，可以複故也。
” （《遼史》卷一○三《蕭韓家奴傳》） 當時民所甚患者，驿遞馬牛旗鼓，鄉正、廳隸、倉司之役，至破産不能給。
人望使民出錢，官自募役，時以為便。
（《遼史》卷一○五《馬人望傳》） 按遼史文不詳，觀上所舉，知頗采差役制度。
丙 金 金制，男女二歲以下為黃，十五以下為小，十六為中，十七為丁，六十為老。
無夫為寡妻妾，諸笃廢疾不為丁，戶主推其長充。
内有物力者，為“課役戶”、無者為“不課役戶”。
令民以五家為保。
泰和六年&hellip&hellip從唐制，五家為鄰，五鄰為保，以相檢察。
京府州縣郭下，則置“坊正”；村社則随戶衆寡為鄉，置“裡正”，以按比戶口，催督賦役，勸課農桑。
村社三百戶以上，則設“主首”四人，二百以上三人，五十戶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裡正禁察非違。
置“壯丁”，以佐主首巡警盜賊。
猛安謀克部村寨，五十戶以上，設“寨使”一人，掌同主首。
寺觀則設“綱首”。
凡坊正、裡正，以其戶十分内取三分。
富民均出雇錢，募強幹有抵保者充，人不得過百貫，役不得過一年。
（《金史》卷四六《食貨志一》） 天會十年（宋高宗紹興二年，1132年）正月&hellip&hellip诏曰：“昔遼人分士庶之族，賦役皆有等差，其悉均之。
” （《金史》卷三《太宗紀》） 金之役法，于官地輸租、私田輸稅之外，計民田園、邸舍、車乘、牲畜、種植之資，藏镪之數，征錢有差，謂之“物力錢”。
遇差科，必按版籍，先及富者，勢均則以丁多寡定甲乙。
有橫科，則視物力，循大至小均科。
其或不可分摘者，率以次戶濟之。
（《續通考》卷一五《職役考一》） 物力之征，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無苟免者。
近臣出使外國，歸必增物力錢，以其受饋遺也。
（《金史》卷四六《食貨志序》） 金自國初占籍之後，至大定四年（宋孝宗隆興二年，1164年），承正隆師旅之餘，民之貧富變更，賦役不均，世宗下诏：“&hellip&hellip遣&hellip&hellip張弘信等十三人，分路&lsquo通檢&rsquo天下物力而差定之，以革前弊。
”&hellip&hellip又命凡監戶事産，除官所撥賜之外，餘凡置到百姓有稅田宅，皆在通檢之數。
時諸使往往以苛酷多得物力為功。
弘信檢山東州縣，尤為酷暴&hellip&hellip五年，有司奏諸路通檢不均，诏再以戶口多寡富貴輕重适中定之。
既而又定通檢地土等第稅法。
十五年（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九月，上以天下物力，自通檢以來十餘年，貧富變易，賦調輕重不均，遣&hellip&hellip二十六人分路推排。
（金史卷四六《食貨志一》） 按宋高宗以推排物力法，行于江南，金世宗從而效之。
自大定以迄泰和，朝議紛纭，使車旁午，闾閻之勞擾滋甚。
丁 元 科差之名有二：曰“絲料”、曰“包銀”。
其法，各驗其戶之上下而科焉。
絲料之法，太宗丙申年始行之，每二戶出絲一斤，并随路絲線顔色輸于官。
五戶出絲一斤，并随路絲線顔色輸于本位。
（此系諸王、後妃、公主、功臣等之收入，但不得私征，仍由地方有司代行征收給與，故曰輸本位。
）包銀之法，憲宗乙卯年始定之&hellip&hellip漢民科納包銀&hellip&hellip四兩，二兩輸銀，二兩折收絲絹、顔色等物。
逮及世祖，而其制益詳。
中統元年（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立十路宣撫司，定戶籍科差條例。
然其戶大抵不一，有“元管戶”、“交參戶”、“漏籍戶”、“協濟戶”。
于諸戶之中，又有“絲銀全科戶”、“減半科戶”、“止納絲戶”、“止納鈔戶”。
外又有“攤絲戶”、“儲也速兒所管納絲戶”、“複業戶”，并“漸成丁戶”。
戶既不等，數亦不同&hellip&hellip然絲料、包銀之外，又有俸鈔之科，其法亦以戶之高下為等&hellip&hellip于是以合科之數，作大門攤，分為三限輸納&hellip&hellip二年，複定科差之期，絲料限八月；包銀初限八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二月&hellip&hellip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以《至元新格》定科差法，諸差稅皆司縣正官，監視人吏，置局均科。
諸夫役皆先富強，後貧弱。
貧富等者，先多丁，後少丁。
（《元史》卷九三《食貨志一》） 其戶之區别，與所納絲銀之數目，茲據《元史&bull食貨志》（卷九三）所載，為元代科差戶别表。
元代稅戶簡表 3.官賣品 甲 宋 宋之官賣物品約五：鹽、茶、酒、香、礬。
鹽 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顆鹽，《周官》所謂盬鹽也；鬻海、鬻井、鬻鹻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
宋自削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
官鬻通商，随州郡所宜，然亦變革不常，而尤重私販之禁。
引池為鹽，曰解州解縣、安邑兩池，墾地為畦，引池水沃之，謂之種鹽，水耗則鹽成。
籍民戶為“畦夫”，官廪給之，複其家。
（《宋史》卷一八一《食貨志下三》） 鬻海為鹽，曰京東、河北、兩浙、淮南、褔建、廣南，凡六路。
其鬻鹽之地，曰“亭場”，民曰“亭戶”，或謂之“竈戶”。
戶有鹽丁，歲課入官，受錢或折租賦，皆無常數。
兩浙又役軍士，定課鬻焉。
諸路鹽場廢置，皆視其利之厚薄，價之赢縮，亦未嘗有一定之制。
（《宋史》卷一八一《食貨志下三》） 凡禁榷之地，官立标識候望以曉民。
其通商之地，“京西”則蔡、襄、鄧、随、唐、金、房、均、郢州，光化、信場軍、“陝西”則京兆、鳳翔府，同、華、耀、乾、商、泾、源、邠、甯、儀、渭、鄜、坊、丹、延、環、慶、秦、隴、鳳、階、成州，保安鎮戎軍；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北”者。
顆、末鹽，皆以五斤為鬥。
顆鹽之直，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錢，有三等。
（《宋史》卷一八一《食貨志下三》） 國朝鹽策，舊有三路：解鹽行于關中，東北鹽行于東西畿甸，東南鹽行于江淮。
東南鹽者，通、泰煎鹽也，舊為江湖六路漕計。
蔡京為政，始行鈔法，取其錢以贍中都。
自是淮浙之鹽，則官給亭戶本錢，諸州置倉，許商人買鈔算請。
閩廣鹽則官般官賣，以助歲計，其後亦行鈔法，然罷複不常。
舊淮鹽息錢歲八百餘萬缗，紹興初才三十五萬缗而已。
以後朝廷益修其政，至紹興末年，東南歲産鹽二萬七千八百六十萬斤。
自福建外，每五十斤為一石，淮浙鹽六石為一袋，鈔錢十有八千。
紹興四年正月，增三千。
九月，以入納遲，遂罷之。
今六路二十二州，通收息錢約一千九百二十餘萬。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bull甲集》卷一四） 茶 榷茶之制，擇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為軍、曰蕲州之蕲口，為榷貨務六&hellip&hellip自為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hellip&hellip采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輸租，餘則官悉市之。
其售于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
又民歲輸稅，願折茶者，謂之“折稅”&hellip&hellip茶有二類：曰片茶、曰散茶&hellip&hellip凡民茶折稅外，匿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入之，計其直論罪。
園戶辄毀敗茶樹者，計所出茶，論如法&hellip&hellip主吏私以官茶貿易，及一貫五百者死。
（《宋史》卷一八三《食貨志下五》） 東南茶，舊法官買官賣。
天禧三年，合六榷貨務十三山場所收茶錢十三萬缗，除買茶本錢外，止有息錢三萬缗而已。
天聖中，稍改其法，歲所得亦不過數十萬缗。
人多盜販抵罪，上下苦之。
嘉祐中，韓魏公當國，遂弛其禁，但收茶租淨利錢三十三萬八千餘缗，時以為便。
元豐複榷，辇緻都下，即汴流為水磨，官自鬻之。
政和初，蔡京欲盡籠天下錢，實中都，乃并引法，即汴京置都茶場，印賣茶引，許商人赴官算請，就園戶市茶，赴所在合同場秤發，歲收息錢至四百餘萬缗。
建炎渡江，不改其法。
至紹興末年，東南十路六十州二百四十二縣，歲産茶一千五百九十餘萬斤，收鈔錢二百七十餘萬。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bull甲集》卷一四） 酒 榷酤之法：諸州城内皆置“務”釀酒；縣鎮鄉闾，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hellip&hellip太宗&hellip&hellip淳化五年（994年），诏募民自釀，輸官錢減常課三之二，使其易辦。
民有應募者，檢視其赀産，長吏及大姓共保之，後課不登則均償&hellip&hellip渡江後，绌于養兵，随時增課，名目雜出&hellip&hellip建炎三年（1129年），&hellip&hellip趙開遂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帑，實供給酒，即舊撲買。
（初令民承辦釀酒，更易時，令出價競争，謂之撲買。
）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民以米入官自釀，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
明年（四年），遍下其法于四路，歲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缗&hellip&hellip于是東南之酒額，亦日增矣&hellip&hellip自趙開行隔槽法，然隔槽之法始行，聽就務分槽醞賣，官計所入之米而收其課，若未病也。
行之即久，醞賣虧欠，則責入米之家認輸，不複核其米，而第取其錢，民始病矣。
（《宋史》卷一八五《食貨志下七》） 三京官造麹，聽民納直以取&hellip&hellip仁宗天聖以後，北京售麹如三京法。
官售酒麹，亦畫疆界，戒相侵越，犯皆有法。
（《宋史》卷一八五《食貨志下七》） 礬 唐于晉州置平陽院，以收其利&hellip&hellip五代以來，複并務，置官吏，宋因之&hellip&hellip設官典領。
有“镬戶”，鬻造入官市&hellip&hellip私售礬，禁如私售茶法。
（《宋史》卷一八五《食貨志下七》） 礬，國朝舊制：晉州礬行于河東北，京畿、淮南礬行于東南九路。
今獨無為軍昆山場為盛，歲額白礬六十萬斤；韶州岑水場十萬斤；信州鉛山場青膽黃礬無定額。
其法，自榷貨務給引赴場，許客人算請，每百斤為一大引，輸引錢十二千，頭子市利雇人工墨錢二百七十六，又許增二十斤勿算以優之。
五十斤為中引，三十斤為小引。
引錢及加貨，以是為差。
十四年，以商販利薄，減為十千。
十四年，又增一千。
昆山礬則民間自煮，官置場買納，歲收息錢四萬缗有奇。
鉛山礬則官自煎，以十分為率，四分充工本，六分赴榷貨務焉。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bull甲集》卷一四） 香 宋之經費，茶鹽礬之外，惟香之為利博，故以官為市焉。
建炎四年，泉州抽買乳香，一十三等&hellip&hellip诏取赴榷貨務，打套給賣，陸路以三千斤，水路以一萬斤為一綱。
（《宋史》卷一八五《食貨志下七》） 太宗時，置榷署于京師，诏諸蕃香藥、寶貨至廣州、交阯、兩浙、泉州。
非出官庫者，無得私相貿易。
（《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下八》） 榷貨務都茶場者，舊東京有之。
建炎二年春，始置于揚州。
明年，（三年）又置于江甯。
紹興三年，又置于鎮江及吉州。
五年冬，省吉州務。
而行在務場随移臨安，以都司提領。
其始，歲收茶鹽香息錢六百九萬餘缗。
六年九月，诏歲收及一千三百萬缗，許推賞，時以為極盛矣。
休兵寖久，歲課倍增。
乾道三年三月，诏以二千四百萬缗為額，建康千二百萬缗，臨安八百萬缗，鎮江四百萬缗。
于是淮東總領所實在鎮江，因指榷貨錢三十萬缗，為贍軍之用。
淳熙中，三務場官吏互争課賞，始禁鎮江務鈔引，不得至臨安。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bull甲集》卷一七） 官賣物品，與邊防經費多有關連，辄因弊生而變革之。
自元昊反，聚兵西鄙，并邊“入中”、“刍粟”者寡。
縣官急于兵食，調發不足，因聽入中、刍粟予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
（《宋史》卷一八一《食貨志下三》） 太宗雍熙後用兵，切于饋饷，多令商人入刍糧塞下。
酌地之遠近而為其直，取市價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以缗錢。
（《宋史》卷一八三《食貨志下五》） 按“入中”者，商人輸錢于京師榷貨務，官給以券，至一定之地方，取一定之官賣品。
“入刍粟”者，則商人納刍粟于邊塞，給以券，或至京師與其他積錢之地取錢，或償之以官賣品。
真宗乾興以來，西北兵費不足，募商人入中、刍粟如雍熙法，給券以茶償之。
後又益以東南缗錢、香藥、犀齒，謂之“三說”。
而塞下急于兵食，欲廣儲偫，不愛“虛估”。
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
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
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錢得券，則轉鬻于茶商，或京師“交引鋪”，獲利無幾。
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貿易，以射厚利，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
券之滞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
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蹙。
（《宋史》卷一八三《食貨志下五》） 天聖元年，命三司使李谘等，較茶鹽礬稅，歲入登耗，更定其法&hellip&hellip首考茶法&hellip&hellip罷三說，行“貼射法”。
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并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
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複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
然必辇茶入官，随商人所指予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害，故有貼射之名&hellip&hellip商人入刍粟塞下者，随所在實估，度地裡遠近，量增其直&hellip&hellip一切以缗錢償之，謂之“見錢法”。
願得金帛，若他州錢，或茶鹽香藥之類者聽。
大率使茶與邊籴，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為輕重，以絕虛估之敝。
（《宋史》卷一八三《食貨志下五》） 仁宗慶曆八年（1048年），三司鹽鐵判官董沔，亦請複“三說法”。
三司以為然&hellip&hellip請如沔議。
以茶、鹽、香藥、缗錢四物如之，于是有“四說”之法。
初诏止行于并邊諸州&hellip&hellip自是三說、四說二法并行于河北。
不數年間，茶法複壞&hellip&hellip至和二年（1055年），河北提舉籴便糧草薛向建議&hellip&hellip請罷并邊入粟，自京辇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籴。
時楊察為三司使，請用其說&hellip&hellip自是茶法不複為邊籴所須，而通商之議起矣。
（《宋史》卷一八四《食貨志下六》） 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弛茶禁，取租錢，謂之“嘉祐通商法”。
曆英宗、神宗、哲宗三朝，無甚改革。
初，所遣官既議弛禁，因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hellip&hellip歲輸縣官&hellip&hellip為損其半&hellip&hellip謂之租錢。
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籴。
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
（《宋史》卷一八四《食貨志下六》） 徽宗時，蔡京建議重行禁榷之法。
崇甯元年（1102年），右仆射蔡京言：“祖宗立禁榷法，歲收淨利凡三百二十餘萬貫，而諸州商稅七十五萬貫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
其盛時，幾五百餘萬缗。
慶曆之後，法制浸壞，私販公行，遂罷禁榷，行通商之法。
自後商旅所至，與官為市，四十餘年，利源寖失。
謂宜&hellip&hellip仍舊禁榷官買，勿複科民。
即産茶州郡，随所置場，申商人、園戶私易之禁。
凡置場地，園戶租折稅仍舊。
産茶州軍，許其民赴場輸息，量限斤數，給&lsquo短引&rsquo，于旁近郡縣便鬻。
餘悉聽商人于榷貨務入納金銀缗錢，或并邊糧草，即本務給鈔，取便算，請于場别給&lsquo長引&rsquo，從所指州軍鬻之。
商稅自場給長引，沿道登時批發，至所指地，然後計稅盡輸，則在道無苛留。
”&hellip&hellip诏悉聽焉&hellip&hellip四年，京複議更革，遂罷官置場，商旅并即所在州縣，或京師，給長、短引，自買于園戶，茶貯以籠篰，官為抽盤循第叙輸息訖，批引販賣，茶事益加密矣&hellip&hellip政和二年（1112年），大增損茶法&hellip&hellip初，客販茶用舊引者，未嚴斤重之限，影帶者衆。
于是&hellip&hellip“合同場”之法出矣。
場置于産茶州軍，而簿給于都茶場，凡不限斤重茶，委官司秤制，毋得止憑批引為定，有赢數即沒官。
别定新引限程，及重商旅規避秤制之禁，凡十八條&hellip&hellip建炎元年，成都轉運判官趙開&hellip&hellip仿蔡京都茶場法，以引給茶商，即園戶市茶，百斤為一大引&hellip&hellip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為茶市以通交易。
（《宋史》卷一八四《食貨志下六》） 蔡京于鹽法，亦有改革。
東南末鹽錢，為河北之備；東北鹽為河東之備；解池鹽為陝西之備。
其錢并積于京師，随所積多寡，給鈔于三路。
如河北糧草鈔，至京并支見錢，号“飛鈔法”。
河東三路，至京半支見錢，半支銀絹。
陝西解鹽鈔，則支請解鹽，或有“泛給鈔”，亦以京師錢支給。
為錢積于京師，鈔行于三路，至則給錢，不複滞留。
當時商旅皆悅，争運糧草入于邊郡&hellip邊境倉廩，所在盈滿。
自熙甯來，鈔法屢更，人不敢信，京師無見錢之積，而給鈔數倍于昔年。
鈔至京師，無錢可給，遂至鈔直十不得一&hellip&hellip法既屢變，蔡京更欲巧籠商賈之利，乃議措置十六條裁定買官鹽價&hellip&hellip大抵&hellip&hellip欺奪民利&hellip&hellip初，鹽鈔法之行，積鹽于解池，積錢于京師榷貨務，積鈔于陝西沿邊諸郡。
商賈以物斛至邊，入中請鈔，以歸物斛，至邊有數倍之息。
惟患無回貨，故極利于得鈔，徑請鹽于解池，而解鹽通行地甚寬。
或請錢于京師，每鈔六千二百，登時給與，但輸頭子等錢數十而已。
以此所由州縣，貿易者甚衆。
崇甯間，蔡京始變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産鹽郡授鹽，欲囊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以進羨要寵。
鈔法遂廢，商賈不通，邊儲失備。
東南鹽禁加密，犯法被罪者多，民間食鹽，雜以灰土。
解池天産美利，乃與糞壤俱積矣。
大概常使見行之法，售給才通，辄複變易，名“封帶法”。
季年，又變封帶為“循環”。
循環者，已賣鈔未授鹽，複更鈔；已更鈔鹽未給，複貼輸錢。
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
民無赀更鈔，已輸錢悉幹沒。
數十萬券，一夕廢棄，朝為豪商，夕侪流丐，有赴水投缳而死者。
（《宋史》卷一八二《食貨志下四》） 乙 遼 遼制不詳，官賣品鹽酒兩項，尚可考見。
鹽 自太祖以所得漢民數多，即八部中分古漢城，别為一部治之。
城在炭山南，有鹽池之利，即後魏滑鹽縣也，八部皆取食之。
及征幽薊還，次于鶴剌泺，命取鹽給軍。
自後泺中鹽益多，上下足用。
會同初，太宗有大造于晉，晉獻十六州地，而瀛莫在焉。
始得河間煮海之利，置榷鹽院于香河縣。
于是燕雲迤北，暫食滄鹽。
一時産鹽之地，如渤海、鎮城、海陽、豐州、陽洛城、廣濟湖等處，五京計司，各以其地領之。
（《遼史》卷六○《食貨志下》） 酒 遼自神冊以來，未有榷酤之法。
自馮延休、韓紹勳建議，乃興酒稅，東遼之地與南京諸路一例。
然諸稅皆納于頭下軍州，唯酒稅課納上京。
（《續通志》卷一五五《食貨略四》） 丙 金 金制多沿仿于宋，其榷貨之目有十：酒、曲、茶、醋、香、礬、丹、錫、鐵，而鹽為稱首。
鹽 海陵王貞元初，蔡松年為戶部尚書，始複鈔引法，設官置庫，以造鈔引。
鈔合鹽司簿之符，引會司縣批繳之數，七年一厘革之。
初，遼金故地濱海，多産鹽。
上京東北二路，食肇州鹽；速頻路食海鹽；臨潢之北，有大鹽泺；烏古裡石壘部，有鹽池，皆足以食境内之民，嘗征其稅。
及得中土，鹽場倍之，故設官立法加詳焉&hellip&hellip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年），更狗泺為西京鹽司。
是後，惟置山東、滄、寶坻、莒、解、北京、西京七鹽司。
山東、滄、寶坻，斤三百為袋，袋二十有五為“大套鈔引”，公據三者俱備，然後聽鬻。
“小套”袋十或五或一，每套鈔一引，如袋之數。
寶坻零鹽，較其斤數，或六之三，或六之一，又為“小鈔引”給之，以便其鬻。
解鹽斤二百有五十為一席，席五為套鈔引，則與陝西轉連司同鬻。
其輸粟于陝西軍營者，許以公牌易鈔，引西京等場鹽，以石計大套之石五，小套之石三；北京大套之石四，小套之石一、遼東大套之石十，皆套一鈔，石一引。
零鹽積十石，亦一鈔而十引。
其行鹽之界，各視其地宜。
（《金史》卷四九《食貨志四》） 世宗大定三年二月，定軍私煮鹽，及盜官鹽之法，命猛安謀克巡捕。
（《金史》卷四九《食貨志四》） 酒 金榷酤因遼宋舊制。
太宗天會三年（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始命榷官，以周歲為滿。
世宗大定三年，诏宗室私釀者，從轉運司鞠治&hellip&hellip命設軍百人，隸兵馬司，同酒使副，合千人巡察，雖權要家，亦許搜索。
奴婢犯禁，杖其主百&hellip&hellip承安五年四月，省奏舊随處酒稅務所設勺人，以射糧軍曆過随朝差役者充。
大定二十六年罷去。
其随朝應役軍人，各給添支錢粟，酬其勞。
今拟将元收勺錢，以代添支。
令各院務驗所收之數，百分中取三，随課代輸，更不入比&hellip&hellip泰和四年（宋甯宗嘉泰四年，1204年）九月，省奏&hellip&hellip宜依舊法，以八年通核課程，均其一年之數，仍取新增諸物之分稅錢，并入通為課額。
以後之課，每五年一定其制。
又令随處酒務元額上，通取三分，作糟酵錢。
六年，制院務賣酒數各有差，若數外賣，及将帶過數者罪之。
（《金史》卷四九《食貨志四》） 醋 醋稅自大定初，以國用不足，設官榷之&hellip&hellip二十三年，以府庫充牣，遂罷之。
章宗明昌五年（宋光宗紹熙五年，1194年），以有司所入不充所出，言事者請榷醋息，遂令設官榷之，其課額俟當差官定之。
後罷。
承安三年（宋甯宗慶元四年，1198年），三月，省臣以國用浩大，遂複榷之，五百貫以上設都監，千貫以上設同監一員。
（《金史》卷四九《食貨志四》） 茶 茶自宋人歲貢之外，皆貿易于宋界之榷場。
世宗大定十六年，以多私販，乃更定香茶罪賞格。
章宗承安三年八月，以為費國用而資敵，遂命設官制之&hellip&hellip四年三月，于淄、密、甯、海、蔡州，各置一坊造新茶，依南方例，每斤為袋，直六百文。
以商旅卒未販運，命山東河北四路轉遠司，以各路戶口，均其袋數，付各司縣鬻之。
買引者，納錢及折物，各從其便。
（《金史》卷四九《食貨志四》） 丁 元 元制，屢于官賣者，約有鹽、茶、酒、醋四種。
鹽 太宗庚寅年（二年，宋理宗紹定三年，1230年），始行鹽法，每鹽一引，重四百斤&hellip&hellip至元十三年，既取宋，而江南之鹽，所入尤廣&hellip&hellip凡僞造鹽引者，皆斬，籍其家産&hellip&hellip行鹽各有郡邑，犯界者&hellip&hellip以其鹽之半沒官，半賞告者。
（《元史》卷九四《食貨志二&bull鹽法》） 茶 世祖至元五年（宋度宗鹹淳四年，1268年），用運使白赓言，榷成都茶，于京兆、鞏昌，置局發賣；私自采賣者，其罪與私鹽法同。
六年，始立西蜀四川鹽榷茶場使司掌之&hellip&hellip十三年（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年），定“長引”、“短引”之法，以三分取一。
長引每引計茶一百二十斤&hellip&hellip短引計茶九十斤&hellip&hellip十七年，置榷茶都轉運司于江州，總江淮、荊湖、褔廣之稅。
而遂除長引，專用短引&hellip&hellip三十年&hellip&hellip每茶商貨茶，必令赉引，無引者與私茶同。
引之外，又有“茶由”，以給賣零茶者&hellip&hellip自三斤至三十斤，分為十等。
（《元史》卷九四《食貨志二&bull茶法》） 酒醋 元之有酒醋課，自太宗始，其後皆著定額，為國賦之一焉&hellip&hellip初，太宗辛卯年（三年），立酒醋務坊場官，榷酤辦課，仍以各州府司縣長官充提點官，隸征收課稅所。
其課額，驗民戶多寡定之。
甲午年（六年），頒酒曲醋貨條禁，私造者依條治罪&hellip&hellip世祖至元二十二年，诏免農民醋課。
是年二月，命随路酒課，依京師例，每石取一十兩。
三月，用右丞盧世榮等言，罷上都醋課。
其酒課亦改榷沽之制，令酒戶自具工本，官司拘賣，每石止輸鈔五兩。
（《元史》卷九四《食貨志二&bull酒醋課》） 4.雜稅 甲 宋 宋之雜稅，列舉如下： 征商 商稅，凡州縣皆置“務”，關鎮亦或有之。
大則專置官監臨，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監押同掌。
行者貨，謂之“過稅”，每千錢算二十。
居者市鬻，謂之“住稅”，每千錢算三十。
大約如此，然無定制。
其名物，各随地宜而不一焉&hellip&hellip應算物貨而辄藏匿，為官司所捕獲，沒其三分之一，以半畀捕者。
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
有官須者，十取其一，謂之抽稅&hellip&hellip光宗、甯宗以降，亦屢與放免商稅&hellip&hellip而貪吏并緣，苛取百出，私立稅場，算及缗錢、鬥米、束薪、菜茹之屬，擅用稽察、措置、添置、專欄、收檢&hellip&hellip聞者咨嗟，指為大小法場&hellip&hellip而其弊有不可勝言矣。
（《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下八》） 按所稅之物品，據《宋史&bull食貨志》所載，先後蠲免者，有耕牛、魚雞、果蔬、竹木、柴炭、力勝錢（載果商船所出）、典賣牛畜舟車、農器、衣履、谷粟、油面等等，殊近于苛斂。
互市舶法&hellip&hellip太祖開寶四年（971年），置市舶司于廣州。
後又于杭明州置司。
凡大食、古邏、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齊諸蕃，并通貨易。
以金、銀、缗錢、鉛、錫、雜色帛、瓷器市香藥、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鐵、鼊皮、瑇瑁、瑪瑙、車渠、水精、蕃布、烏蘇木等物。
太宗時，置榷署于京師，诏諸蕃香藥寶貨至廣州、交阯、兩浙、泉州。
非出官庫者，無得私相貿易。
雍熙中，遣内待八人，敕書金帛，分四路招緻南海諸蕃商人出海外蕃國販易者，令并詣兩浙司市舶司，請給官券。
違者沒入其寶貨&hellip&hellip大抵海船至，十先征其一，價值酌蕃貨輕重而差給之&hellip&hellip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hellip&hellip置密州闆橋市舶司&hellip&hellip建炎元年，诏市舶多以無用之物費國用。
自今有博買笃耨香環、瑪瑙、貓兒眼睛之類，皆寘于法。
惟宣賜臣僚象笏、犀帶，選可者輸送。
（《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下八》） 胡人謂三百斤為一“婆蘭”，凡舶舟最大者曰“獨樯”，載一千婆蘭。
次者曰“牛頭”，比獨樯得三之一。
又次曰“木舶”，曰“料河”，遞得三之一。
（《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下八》） 孝宗隆興二年（1164年），臣僚言：熙甯初立市舶，以通貨物。
舊法抽解有定數，而取之不苛，輸稅寬其期，而使之待價&hellip&hellip迩來抽解既多，又迫使之輸，緻貨滞而價減。
（《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下八》） 按以上國外貿易。
契丹在太祖時，雖聽緣邊市易，而未有官署。
太平興國二年（遼景宗保甯九年，977年），始令鎮、易、雄、霸、滄州，各置榷務，辇香藥、犀象及茶與交易&hellip&hellip凡官鬻物如舊，而增缯帛、漆器、秔糯。
所入者，有銀錢、布、羊、馬、橐駝，歲獲四十餘萬&hellip&hellip熙甯九年（遼道宗太康二年，1076年），立與化外人私貿易罪賞法。
河北四榷場，自英宗治平四年（遼道宗鹹雍三年，1067年），其貨物專掌于三司之催轄司，而度支賞給案，判官置簿督計之。
至是，以私販者衆，故有是命。
（《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下八》） 西夏自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于保安軍置榷場，以缯帛、羅绮易駝馬、牛羊、氈毯、甘草；以香藥“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蠟、麝臍、毛褐、羱羚角、硇砂、柴胡、苁蓉、紅花、翎毛。
非官市者，聽與民交易。
入貢至京者，縱其為市。
仁宗天聖中，陝西榷場二，并代路亦請置場和市，許之。
及元昊反，即诏陝西、河東絕其互市&hellip&hellip治平四年（夏毅宗拱化五年，1067）&hellip&hellip乃複許之。
（《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下八》） 紹興四年（夏崇宗正德八年，1134年），诏川陝即永興軍威茂州，置博易場&hellip&hellip十二年，盱眙軍置榷場官監，與北商（金人）博易。
淮西、京西、陝西榷場亦如之。
（《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下八》） 按以上南北貿易。
坑冶 坑冶，凡金、銀、銅、鐵、鉛、錫，監冶場務二百有一&hellip&hellip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辄竭，或采取歲久，所得不償其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hellip&hellip宋初舊有坑冶，官置場監，或民承買，以分數中賣于官，初隸諸路轉運司，本錢亦資焉，其物悉歸之内帑。
崇甯已後，廣搜利穴，榷賦益備。
凡屬之提舉司者，謂之新坑冶，用常平息錢，與剩利錢為本，金銀等物，往往皆積之大觀庫。
自蔡京始，政和間，數罷數複。
然告發之地，多壞民田，承買者立額重，或舊有今無，而額不為損。
欽宗即位，诏悉罷之。
（《宋史》卷一八五《食貨志下七》） 政和間，臣僚言：諸路産鐵多，民資以為用，而課息少，請仿茶鹽法榷而鬻之。
于是戶部言詳度官置爐冶，收鐵給引，召人通市。
苗脈微者，令民出息承買，以所收中賣于官，毋得私相貿易。
從之。
（《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五》） 高宗建炎七年，工部言知台州黃岩縣劉覺民乞依熙甯法，以金钗坑坊冶召百姓采取，自備物料烹煉十分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許坑戶自便貨賣。
江西運司相度江州等處金銀坑冶，亦乞依熙豐法。
從之。
（《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五》） 金銀坑冶，湖廣閩浙皆有之。
祖宗時，除沙石中所産黃金外，歲貢額銀至一千八百六十餘萬兩。
渡江後，停閉金坑一百四十二、銀坑八十四。
紹興七年，诏江浙金銀坑冶，并依熙豐法，召百姓采取，自備物料烹煉，十分為率，官收二分。
然民間得不償課，本州縣多責取于民，以備上用。
三十年，用提點官李植言，更不定額。
饒州舊貢黃金千兩，孝宗時诏損三之一，今諸道上供銀兩，皆置場買發。
蜀中銀每法秤一兩，用本錢六引，而行在左藏庫折銀才直三千三百雲，然民間之直，又不滿三千。
高宗嘗谕輔臣，以非劉晏懋遷之術，欲更革之，戶部以鐵錢折半為詞而止。
其實吳蜀錢币不能相通，舍銀帛無以緻遠，故莫如之何。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bull甲集》卷一六） 牙契 稅契始于東晉，曆代相承，史文簡略，不能盡考。
宋太祖開寶二年（969年），始收民印契錢，令民典賣田宅，輸錢印契，稅契限兩月。
（《通考》卷一九《征榷考六》） 徽宗崇甯三年（1104年），勅諸縣：典賣牛畜契書，并稅租鈔旁等印賣田宅契書，并從官司印賣。
除紙筆墨工費外，量收息錢&hellip&hellip其收息不得過一倍。
（《通考》卷一九《征榷考六》） 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戶部言：“每交易一千貫，納正稅錢一貫&hellip&hellip違限不納，或于契内減落價貫，規免稅錢，許牙人并出産戶陳首，将物業半給賞，半沒官。
每正稅錢一百文，帶納頭子錢二十一文二分。
州縣過數拘收，公人邀阻作弊，并重置典憲。
”從之。
（《通考》卷一九《征榷考六》） 臣僚言：乞诏有司，應民間交易，并令先次過割，而後稅契。
凡進産之家，限十日繳，連小契自陳。
令本縣取索兩家砧基赤契，并以三色官簿（夏稅簿、秋苗簿、物力簿）令主簿點對批鑿。
如不先經過割，不許投稅。
（《通考》卷一九《征榷考六》） 和買 宋承前代之制，調絹綢布絲綿以供軍須。
又就所産折科和市&hellip&hellip太宗太平興國中&hellip&hellip馬元方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絕時，預給庫錢貸民，至夏秋冬輸絹于官。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又言：“&hellip&hellip請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
”诏優予其直。
自是諸路亦如之。
或蠶事不登，許以大小麥折納，仍免倉耗及頭子錢&hellip&hellip初預買綢絹，務優直以利民，然猶未免煩民。
後或令民折輸錢，或物重而價輕，民力寖困。
其終也，官不給直，而賦取益甚矣&hellip&hellip建炎三年春，高宗初至杭州&hellip&hellip兩浙轉運副使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夏稅綢絹&hellip&hellip每匹折輸錢二千以助用。
”诏許之。
東南折帛錢自此始。
（《宋史》卷一七五《食貨志上三》） 江浙四路民苦折帛和買重輸。
大中曰：“有産則有稅，于稅絹而科折帛，猶可言也。
如和買折帛，則重為民害。
蓋自鹹平馬元方建言，于春預支本錢，濟其乏絕；至夏秋使之輸納，則是先支錢而後輸絹。
其後則錢鹽分給，又其後則直取于民，今又令納折帛錢，以兩缣折一缣之直，大失立法初意。
” （《宋史》卷三九三《林大中傳》） 和籴 和籴。
宋歲漕以廣軍儲，實京邑，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内郡。
又自籴買，以息邊民飛挽之勞，其名不一。
建隆初，河北連歲大稔，命使置場，增價市籴。
自是率以為常&hellip&hellip熙甯八年（1075年），河東察訪使李承之言：“太原路，二稅外有&lsquo和籴&rsquo，糧草官雖量予錢布，而所得細微，民無所濟。
遇歲兇不蠲，最為弊法。
”&hellip&hellip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hellip&hellip其後&hellip&hellip有司議以歲和籴見數十分之，裁其二，用八分為額，随戶色高下裁定，毋更給錢。
歲災同秋稅蠲放，以轉運司應給錢補之，災不及五分，聽以久例支移。
遂易和籴之名為“助軍糧草”&hellip&hellip南渡，三邊饋饷，籴事所不容已。
紹興間，于江浙湖南博籴，多者給官告，少者給度牒，或以鈔引。
類多不售，而吏緣為奸，人情大擾&hellip&hellip理宗紹定五年（1232年），臣僚言：若将民間合輸缗錢，使輸斛鬥，免令賤粜輸錢，在農人亦甚有利。
此廣籴之良法也。
從之。
（《宋史》卷一七五《食貨志上三》） 按“和買”與“和籴”，其初乃官與民交易，預給民錢。
其後弊病叢生，強配勒取，人民遂加重一層擔負。
至南渡後，和買變為“折帛錢”，竟成為一種稅制矣。
此外南宋創興之稅，又有“經總制錢”、“月椿錢”、“闆帳錢”等，前于南宋兵費，略已論列，茲不複贅。
乙 遼 遼之雜稅，列舉如下： 征商 征商之法，則自太祖置羊城于炭山北，起榷務以通諸道市易。
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儲，命有司治其征。
餘四京及它州縣，貨産懋遷之地，置亦如之。
東平郡城中置看樓，分南北市，禺中交易市北，午漏下交易市南。
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諸郡、高麗之貨。
故女直以金帛、布、蜜蠟諸藥材，及鐵離、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膠魚之皮、牛羊、駝馬、毳罽等物，來易于遼者，道路屬。
聖宗乾亨間，燕京留守司言：民艱食，請弛居庸關稅，以通山西籴易。
又令有司谕諸行宮布帛短狹不中為度者，不粥于市。
明年，诏以南北府市場人少，宜率當部車百乘，赴集開奇峰路，以通易州貿易。
二十三年（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振武軍及保州并置榷場。
時北院天王耶律室魯以俸羊多阙，部人貧乏，請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南中之絹，上下為便。
至天祚之亂，賦斂既重，交易法壞，财日匮而民日困矣。
（《遼史》卷六○《食貨志下》） 開泰元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二月&hellip&hellip貴德、龍化、儀坤、雙、遼、同、祖七州，至是诏始征商。
（《遼史》卷一五《聖宗紀六》） 坑冶 坑冶則自太祖始并室韋，其地産銅鐵&hellip&hellip又有曷術部者多鐵&hellip&hellip置三冶：曰柳濕河、曰三黜古斯、曰手山。
神冊初，平渤海&hellip&hellip地亦多鐵。
東平縣&hellip&hellip産鐵丱，置采煉者三百戶，随賦供納。
以諸坑冶多在國東，故東京置戶部司，長春州置錢帛司。
太祖征幽薊，師還次山麓，得銀鐵丱，命置冶。
聖宗太平間，于潢河北陰山，及遼河之源，各得金銀丱，興冶采煉。
自此以訖天秨，國家皆賴其利。
（《遼史》卷六○《食貨志下》） 丙 金 金之雜稅，列舉如下： 征商 世宗大定二年（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制院務，創虧及功酬格&hellip&hellip二十年（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正月，定商稅法，金銀百分取一，諸物百分取三。
章宗&hellip&hellip明昌元年，（宋光宗紹熙元年，1190年）正月，勅尚書省定院務課商稅額，諸路使司院務千六百一十六處。
（《金史》卷四九《食貨志四》） 對宋、夏、高麗，皆置榷場，互通貿易。
榷場，與數國互市之所也。
皆設場官，嚴厲禁，廣屋宇，以通二國之貨&hellip&hellip熙宗皇統二年（宗高宗紹興十二年，1142年）五月，許宋人之請，遂各置于兩界。
九月，命壽州、鄧州、鳳翔府等處皆置。
海陵正隆四年（宋紹興二十九年，1159年）正月，罷鳳翔府，唐、鄧、颍、蔡、鞏、洮等州，并膠西縣所置者，而專置于泗州&hellip&hellip泰和八年八月，以與宋和，宋人請如舊置之，遂複置于唐、鄧、壽、泗、息州，及秦鳳之地。
（《金史》卷五○《食貨志五》） 國初，于西北招讨司之燕子城北、羊城之間嘗置之，以易北方牧畜。
世宗大定三年，市馬于夏國之榷場。
（《金史》卷五○《食貨志五》） 興定二年，（宋甯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四月&hellip&hellip侍禦史&hellip&hellip完顔素闌請宣谕高麗，複開互市。
從之。
（《金史》卷一五《宣宗紀中》） 坑冶 金銀之稅。
大定三年，制金銀坑冶，許民開采，二十分取一為稅。
（《金史》卷四九《食貨志四》） 正隆而降，始議鼓鑄，民間禁銅，甚至銅不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