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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之淵源，思想之變遷，亦以見時代遞變遞進之迹。
(學術、文學、藝術，亦但舉可以代表當時者。
即如佛老見于釋道藏者何限，書畫自有專書，盡入通史，勢不能容，故遂從略。
他皆仿此。
）終之以生計，以為讀史意義，根本在此。
民族興亡，無不關乎生計之盈绌。
今後經濟關系，或牽于外，或變于内，必更繁複，故欲參證史實，以一較其得失。
自信斯編頗重事實，特所重者非一人之事，瑣細之事，以為制度文章，莫非事也。
其事有一代分述，或數代合述者，純為紀述之便，非有微意存于其間，亦非體例不純。
其所以造端于秦者，以秦以前六經即史。
至說經偏于考據，聚訟紛纭，莫衷一是。
若論遠古，則楊朱所謂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明若暗，經傳所傳，宋人尚有故意翻案者，求證于金石甲骨，所得既渺，毋甯付之阙如。
馬端臨不有言乎？乖異傳疑者不錄。
故遂決然不作，庶幾竊比司馬光不作通鑒前紀之意。
至秦以後，制度文化一貫。
約而分之，則秦漢三國為一時代，兩晉南北朝為一時代，隋唐五代為一時代，宋遼金夏元為一時代，明清為一時代，共厘為五卷，粗本于所見所聞所傳聞之義雲爾。
二曰取材。
斯編取材，首重正史，次及政書，次始及于雜史，再次始及于其他。
近人著述，耳目所接，未遑甄錄。
排比之法，皆撮錄原文，以類相次，明著所本。
蘇轼謂天地間事物散于六經諸史，惟恃一物以攝之。
此物維何？即意是也。
蓋謂當善于識别。
今人重視野史，斯編乃多取正史者，非謂正史以外無史，亦非輕信前人所信，誠以自來史職甚尊，斷代之書，所以累代不廢，即由無以相易。
自唐修晉書，李延壽修南北史，多取瑣聞小記。
宋人宋歐之于新唐，司馬之于通鑒，采摭雜史，多至數百餘種。
此後私家撰述益富，然野史多尊所聞。
沈括身在朝列，所紀宋事不實，遂為洪邁糾摘。
明季野史，果一按其時地與人，則互相違迕，莫可究诘。
故顧炎武以野史為謬悠之談，而萬斯同獨重實錄。
正史為體例所限，往往不詳，且成于後人，自不能盡得當時真相。
野史佳者，多足以補史阙。
然正史據官書，其出入微；野史據所聞，其出入大。
正史諱尊親，野史挾恩怨。
諱尊親不過有書有不書，挾恩怨則無所不至矣。
故取材野史，務須審慎。
否則必至以僞為真，甚者以真為僞，之誠亦嘗欲紀民國以來事，二十年間禍亂相尋，皆身親目擊，或且預知隐秘。
然屬筆而後，以質正于當事者，則曲折盡異，且其所言，人各不同，然後信紀載之難。
當時報章所紀載者，若函電，若宣言，若命令，非不實也，果細究之，不唯事情曲折，無此單簡，甚且有與事實相反者。
異代之後，謂之為信史不可也，謂之為非信史亦不可也。
雜史所載，委曲詳盡，正如報章紀事。
然報章有聞必錄，尚有許人更正之例，雜史傳之異代，則并此而無之。
若學識不充，不能别擇，妄加援引，誣蔑古人，其事尚小，贻誤後學，其罪實大。
張孟劬先生謂史書紀事，固貴直筆，然正史具存其迹，使有識者自能尋求微意，以昭實事。
故之誠以為讀史修史，皆貴有識，史貴求真，正不當獨取野史而忽略正史也。
又今人治史，多重金石。
金石足貴，此亦誠然。
特其所以足貴者，亦隻官階、地理、姓名、世系、年月，或足以補證史阙而已。
至于行實，則蔡邕作碑，唯郭林宗不愧。
韓愈不免谀墓，南朝禁止立碑，亦正厭其虛美。
人情所向，子孫萬無醜其尊親之理。
況史家搜羅舊事，譜諜志狀，未嘗屏棄不觀，今之所貴，未必非昔之所賤。
故以金石為旁證可也。
閏位代嫡，謂金石以外無史，竊以為稍過矣。
故斯編所取金石文字甚少。
又今人喜胪前人實物，寶為重要史料。
實物較金石，種類尤多，且關于制作，其足以發千古之，正未有艾。
特凡此種種，不過證史而已。
史若可廢，考證奚施。
且實物發現較之史書所紀，固已多少不侔矣。
斯編為求前後一貫，竊亦未取，非敢苟為異同也。
時賢著書，兼綜博采，既偏重新發現，複矜尚孤本秘籍。
采山之銅，豈不可貴。
若之誠不敏，妄欲寝饋取求于二十四史之中，則所謂廢銅耳。
然廢銅不
(學術、文學、藝術，亦但舉可以代表當時者。
即如佛老見于釋道藏者何限，書畫自有專書，盡入通史，勢不能容，故遂從略。
他皆仿此。
）終之以生計，以為讀史意義，根本在此。
民族興亡，無不關乎生計之盈绌。
今後經濟關系，或牽于外，或變于内，必更繁複，故欲參證史實，以一較其得失。
自信斯編頗重事實，特所重者非一人之事，瑣細之事，以為制度文章，莫非事也。
其事有一代分述，或數代合述者，純為紀述之便，非有微意存于其間，亦非體例不純。
其所以造端于秦者，以秦以前六經即史。
至說經偏于考據，聚訟紛纭，莫衷一是。
若論遠古，則楊朱所謂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明若暗，經傳所傳，宋人尚有故意翻案者，求證于金石甲骨，所得既渺，毋甯付之阙如。
馬端臨不有言乎？乖異傳疑者不錄。
故遂決然不作，庶幾竊比司馬光不作通鑒前紀之意。
至秦以後，制度文化一貫。
約而分之，則秦漢三國為一時代，兩晉南北朝為一時代，隋唐五代為一時代，宋遼金夏元為一時代，明清為一時代，共厘為五卷，粗本于所見所聞所傳聞之義雲爾。
二曰取材。
斯編取材，首重正史，次及政書，次始及于雜史，再次始及于其他。
近人著述，耳目所接，未遑甄錄。
排比之法，皆撮錄原文，以類相次，明著所本。
蘇轼謂天地間事物散于六經諸史，惟恃一物以攝之。
此物維何？即意是也。
蓋謂當善于識别。
今人重視野史，斯編乃多取正史者，非謂正史以外無史，亦非輕信前人所信，誠以自來史職甚尊，斷代之書，所以累代不廢，即由無以相易。
自唐修晉書，李延壽修南北史，多取瑣聞小記。
宋人宋歐之于新唐，司馬之于通鑒，采摭雜史，多至數百餘種。
此後私家撰述益富，然野史多尊所聞。
沈括身在朝列，所紀宋事不實，遂為洪邁糾摘。
明季野史，果一按其時地與人，則互相違迕，莫可究诘。
故顧炎武以野史為謬悠之談，而萬斯同獨重實錄。
正史為體例所限，往往不詳，且成于後人，自不能盡得當時真相。
野史佳者，多足以補史阙。
然正史據官書，其出入微；野史據所聞，其出入大。
正史諱尊親，野史挾恩怨。
諱尊親不過有書有不書，挾恩怨則無所不至矣。
故取材野史，務須審慎。
否則必至以僞為真，甚者以真為僞，之誠亦嘗欲紀民國以來事，二十年間禍亂相尋，皆身親目擊，或且預知隐秘。
然屬筆而後，以質正于當事者，則曲折盡異，且其所言，人各不同，然後信紀載之難。
當時報章所紀載者，若函電，若宣言，若命令，非不實也，果細究之，不唯事情曲折，無此單簡，甚且有與事實相反者。
異代之後，謂之為信史不可也，謂之為非信史亦不可也。
雜史所載，委曲詳盡，正如報章紀事。
然報章有聞必錄，尚有許人更正之例，雜史傳之異代，則并此而無之。
若學識不充，不能别擇，妄加援引，誣蔑古人，其事尚小，贻誤後學，其罪實大。
張孟劬先生謂史書紀事，固貴直筆，然正史具存其迹，使有識者自能尋求微意，以昭實事。
故之誠以為讀史修史，皆貴有識，史貴求真，正不當獨取野史而忽略正史也。
又今人治史，多重金石。
金石足貴，此亦誠然。
特其所以足貴者，亦隻官階、地理、姓名、世系、年月，或足以補證史阙而已。
至于行實，則蔡邕作碑，唯郭林宗不愧。
韓愈不免谀墓，南朝禁止立碑，亦正厭其虛美。
人情所向，子孫萬無醜其尊親之理。
況史家搜羅舊事，譜諜志狀，未嘗屏棄不觀，今之所貴，未必非昔之所賤。
故以金石為旁證可也。
閏位代嫡，謂金石以外無史，竊以為稍過矣。
故斯編所取金石文字甚少。
又今人喜胪前人實物，寶為重要史料。
實物較金石，種類尤多，且關于制作，其足以發千古之，正未有艾。
特凡此種種，不過證史而已。
史若可廢，考證奚施。
且實物發現較之史書所紀，固已多少不侔矣。
斯編為求前後一貫，竊亦未取，非敢苟為異同也。
時賢著書，兼綜博采，既偏重新發現，複矜尚孤本秘籍。
采山之銅，豈不可貴。
若之誠不敏，妄欲寝饋取求于二十四史之中，則所謂廢銅耳。
然廢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