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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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引重以梯榮。
卒緻薰莸雜處東林，以資忌我者之彈射，至無以自解于人言。
其曰：“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焉。
”此亦古人憂世之心也。
然第宜因事納忠，當幾婉示周行，孚以至誠，以期潛移默化。
胡乃務為橫議，指斥樞廷，吾身之取禍不言，于事亦終無所濟，究何補于世道哉？迹其氣矜之隆，涵養已知未足，甚或有心出位，兼圖掠取聲名，且聚此薰莸不一之徒，以與當道争是非之柄，誠未足以令人心服也。
君子之學貴自反，我躬之積誠不足，于在廷之忌我者何尤。
況夫李三才者，一賂遺結納之人，朝野所共知也，以幹略推重封疆則可，以道義附身儒林則不可。
姑無論其大端，即觇其一行之微，亦不無作僞。
如懲稅監爪牙之肆惡，可謂氣盛有為矣，而何必出以死囚誣陷之陰謀？宴嘉賓而盛馔以示優崇，亦素富貴行乎富貴之道，人未遽以為奢也，而何必出以蔬素寥寥之矯飾？良由居心不正，是以行事多欺。
即其傾向東林，亦不過自附名流，以漁物望，非真心折泾陽也。
而泾陽識不足以知人，心徒悅其附己，乃盛稱其廉直，贻書大僚，以排朝臣之攻擊，益激發平時積怒之心，而使張其毒焰，緻善類亦皆無以自存，豈非泾陽昧于淑身淑世之方哉？ 蒙竊潛為之說曰：儒者之要無他，立心必誠，而推之以恕。
交友必慎，而永之以淡。
箴時之病，固須竭忠補救，而必出之以溫厚和平。
夫然後淑身淑世，攸往鹹宜，雖聖人複起，無以易也。
論李二曲壬辰 李二曲先生，移孝作忠，勝朝義士之艱貞者也。
惜其韬晦猶有未足，幾不能自終天年耳。
蓋其屢被薦辟也，由夫名遍海内也，而大名之遠播也，實自表章東林，倡導講學始。
初，李二曲在關中昌明關學，多士争相就問。
雖為當事所景慕，聘主關中書院，然小駐即去，聲名未及達于朝端。
即陝撫欲加以薦牍，學使議進其著述，亦皆以哀籲力辭而得免，若之何？旋以東林學者故，宏開講社于他邦，而使嘉名傾動四海，緻公卿交口，天子動容。
自時厥後，雖欲自晦之，而已莫能晦也。
是役也，李二曲初非為谒道南而行也，專以厥考信吾公殉難襄城，垂三十年，遺骸未返，徒跣而往覓之也。
及其覓之不得，乃晝夜哭不絕聲，淚盡繼以血。
襄城令張允中遂為建祠造冢，以慰孝子心。
而揚州太守駱鐘麟，因謂祠事需曠日持久始成，暫請南下，谒道南書院，以發顧泾陽、高忠憲諸公書，講學以慰東林學者之望。
二曲應之，從者雲集。
開講于無錫，于江陰，于靖江、宜興，晝夜不獲休，于是聲名乃大著焉。
厥後，督臣、部臣交章之薦，被以昌明絕學、海内真儒之目，其由來不皆肇于此乎？迄中朝必欲緻之，而大吏趣行益急，雖固辭以疾笃，而猶舁其床以至行省，大吏親詣榻前驗病，慫恿勸行。
至李二曲絕粒六日，欲拔佩刀自刺，始不得已予假而姑置之。
烏虖危哉！向使李二曲韬光沈馨，亦如王船山之絕口講學，聲影不出林莽，何至受此逼促之甚，而幾不得自終天年乎？是故君子之制事以義也，惟其時也。
表彰先儒，講授後進，實亦聖賢成物之功。
然既值首陽高蹈之年，則惟有獨善其身，若絕意于人世者，時未可以彰彰自見也。
顧亭林蔔居華陰，華下諸生請講學，謝之曰：“近日李二曲徒以講學故得名，遂招逼迫，幾兇死，名之為累甚矣。
況東林覆轍，有進于此者乎？”亭林之幽貞，可謂善自處矣。
而其論二曲之關鍵所在，知言哉，知言哉。
雖然，蒙于此竊有感焉。
夫以箕子之艱貞，未嘗不竭意陳疇，授聖大法，而朝鮮長往，武王亦未嘗屈而臣之。
君義臣仁，兩美無傷，足見三代聖人之至公無我。
而聖祖仁皇帝之君臨天下，自三代以後之賢君，罕有比倫者也。
李二曲躬逢五百年貞元之會，論其學術，當亦在見知之列。
既已聲光不掩，上動朝廷征召，李二曲即欽三聘之誠，蒲輪一見，誓死乞不服官受職。
惟請退修講社，庶幾表章先哲，教育群材，助成一代作人之化，以當外臣之報稱。
明如聖祖，必且與周武王心心相印，别有以善處二曲而玉成之，乃二曲終不出此，徒以死拒不見，而聖祖亦惟寵以“關中大儒”四字，不複強使來朝，以成其志節，并保其天年，俾無自戕厥命。
然則當日好賢之誠，與夫體恤之周，矜全之至，曾何減于三代之仁至義盡也哉？此非本朝臣子之私言，當亦勝國遺臣易箦時所默焉欽感者也。
是說也，蒙将起九原而質之。
論匡衡宋璟 古今之人品心術，恒有同床異夢之分。
而人之服與不服，亦随之轉移而不爽，蓋判于一念之公私而已矣。
孔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文中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
”是皆定人品決從違于心術之微也。
漢匡衡靳甘延壽、陳湯之封，唐宋璟薄郝靈荃之賞，事體亦似相同，而當時诋衡者，則曰大臣傾邪，欲專主威，排妒有功。
其論璟者，則以弭兵輕武，杜漸防微，而服其深識遠慮。
何其人心之服與不服，如此判若天壤哉？亦惟判于二人一念之公私而已矣。
宋璟為相，守法扶正，務在擇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卒緻賦役寬平，刑爵清省，百姓富庶，則人心之帖服也，非一日矣。
而璟之以天下自任也，志在格君心之非，消兵萌之患，亦非一日，蓋積誠早裕本源矣。
一旦郝靈荃得默啜之首，欣欣然自以為不世之功，上既有好武之君，人人正思以武功邀爵祿。
設為相者，又複迎合上意，于郝靈荃亟加重賞，将來踵靈荃之後而生心僥幸者，複何限哉？是以宋璟痛抑其賞，逾年始薄予之，則所以杜君心之萌，弭兵戎之禍者，洵識遠而慮周，其大公無我之心，固昭然揭日月而行矣。
人之深信而誠服也，不亦宜乎？故郝靈荃雖薰心爵祿，至是亦無可如何，惟有恸哭至死已耳。
亦無能遍訴朋僚，而使交章争論，如劉向、谷永、耿育諸人之訟陳湯者，此實宋璟一念之公，有以靖盈廷之氣也。
若匡衡者則不然。
甘延壽、陳湯之建立奇勳，出人意表，而安邊靖亂，國實賴之。
衡知此舉未可厚非也，惟據其矯制擅伐，指為罪名。
夫大臣而咎群僚之矯制擅伐，豈非持國體哉？持國體，豈非正哉？惟因匡衡一攻再攻而不已，而人遂有以窺其私念矣。
甘、陳矯制擅伐而膺重賞，恐緻後來使臣乘隙生心，此端誠未可開也。
而圓妙不拘之君，美臣下便宜行事，實有益于國計民生，錄其功而遺其過，偶一行之，後不為例，亦無不可也。
而匡衡乃以帝違其議，郁郁不樂，久而勿忘，及新君即位，複劾陳湯前事，而終陷之于罪。
此則實挾一争勝之私心，是己非人，必求勝以伸己意也。
然則耿育之诋為傾邪，排妒有功，豈非衡一念之私有以自召者哉？君子觀于匡衡、宋璟之同床異夢，可悟一念之差。
有乖心術，即人之察之者，亦莫不燭隐而探幽，益不敢不自深謹獨之功也。
夫讀史一事，人知為增長識力之資耳，而抑知即誠意正心之一助也夫？ 論唐制 歐陽永叔有言：“九卿百司，任一職之責。
宰相谏官，任天下之責。
”天下得失，生民利病，社稷安危所系，獨宰相可行之，谏官可言之耳。
士不得為宰相，必為谏官。
谏官雖卑，與宰相等。
與天子商可否者，宰相也。
與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
宰相尊，行其道。
谏官卑，行其言。
言行，道亦行也。
由是觀之，谏官之關系天下，讵不重如宰相乎？雖然，此猶就宋制言之耳。
宰相自行宰相之道，谏官自行谏官之言，初非合而一之也。
若夫唐制，谏官随宰相入閣議事，則誠同舟共濟之良法焉。
此制始于貞觀元年。
當是時，英明之主，納谏更非于上，王魏大臣，竭忠補阙于下。
為谏官者，既仰見宮庭無所忌諱，又漸染王魏直言敢谏之風，宜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雖不必令随入閣，待政出如有所失，而後挽之末流，亦可保其于時有濟。
若後世，則此制誠不可不仿而行之也。
夫千古以來之君相，自聖賢英豪而外，中主、庸臣，未有不自護其短而忌小臣之與争名者。
一政也，宰相議之于秘閣，天子韪之于深宮，雷厲風行，自以為決然施之而無弊，迄成命既下，谏官始覺其非，然後交章争論，至再至三而不已。
在人主自護其短者，必曰：“吾乾綱獨攬之君也。
宰相所議，吾固斟酌再三而後俞允之。
今若從谏官言而改之，是自彰其短，而使天下之慶幸者歸功于谏官，而适以成其大名也，吾亦何甘虛己而納之也？”在宰相自護其短者，亦必曰：“吾秉鈞執政之臣也。
天子所欲行，吾固思維再四而後贊成之。
今若因谏官言而寝之，是彰吾大臣之短，而使百僚之歎服者歸美于谏官，而适以樹其物望也，吾亦何甘屈己而從之也？”如是，則谏官宰相之不相下，豈非其勢然哉？若仿行唐制，谏官随宰相入閣議事，則一政之或失，谏官雖與君相力争終日，而外人無所聞，所謂“英謀密語人不知，左右微聞至尊羨”也。
及政出而止于至善，天下亦惟頌君相之功德，而不知受賜予谏官，是以天子不疑，大臣不忌，而谏行言聽之美德日益以增。
在谏官陰福社稷之功，惟天祖得而昭鑒，可謂潛消禍本于無形也，豈不休哉？貞觀、開元兩朝，皆以此治緻太平，其明效也。
蒙于此竊有感焉。
王半山安石在下位時，嘗奏請仿行此制而未行，及身為宰相，同僚舉以為言，半山忽不允，曰：“是又益兩參政也。
”蓋半山好同惡異，既秉大政，行将有所更張，正恐此制行，則轉自招沮撓也。
厥後，新法之行，舉朝争之日力，而半山決行之志乃日益堅。
故明道程子雲：“此事不得專咎介甫，諸君亦有過焉。
”可見當時弊政之行，實由大廷廣衆之中，萬矢叢集，有以激而成之也。
向使早仿行唐制，得谏官婉言譬解于秘閣中，則新法必且寝而弗行，而天下後世，竟不知有此一說，豈惟蒼生之幸？抑亦半山之幸欤？或曰：“半山不曉事，又執拗，雖得谏官挽之于不聞不睹，亦未敢必其聽從。
”蒙曰：“不然。
方半山初議新法時，蘇子由嘗避左右而力言其不便，半山為之感動，置之數月而不一言。
然則半山之事，誠非不可挽救者矣。
”觀乎此，不益信唐制之善，可為萬世法哉？ 論東晉 孟子有言：“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範文子曰：“惟聖人能對内無患，自非聖人，外甯必有内憂。
”君子觀于晉桓溫之削平成李，劉裕之削平南燕、後秦，而有感于斯言也。
曹孟德在漢獻帝時，席相國之尊，伸朝廷之威，東征西讨，削平僭亂，當時頌其功德巍巍。
豈知曹氏之心，實蓄謀篡逆，以為及是時，挾天子以令群雄，假天兵以平四海，名正言順，則人心易得，乃能亟收成功。
否則勁敵未除，一旦篡竊出于躬行，則群雄有以借口，轉将聲罪緻讨于我，難與争也。
桓溫、劉裕之心，亦若是而已矣。
桓溫自謀伐蜀，拜表即行，不俟朝命，已擅天子征伐之權，故劉惔慮其克蜀之後，專制朝廷。
厥後，一舉成功，威名大振，而專兵跋扈，果自此始。
其終，且積漸而至于廢立。
劉裕則削平超泓，未幾竟成其篡奪之志焉。
雖謂晉室之亡，端由敵國外患之除，可也。
烏虖，興亡之故，可以慨矣。
夫僭國，義當緻讨者也。
而削平之後，國無外懼，猶且不免于亡，其他更何說哉？後桓溫之與劉裕，蓄意篡竊相同，而事之成否各别，則時會有不同也。
而為人之悍虐，裕亦較甚于溫焉。
觀李勢乞降軍門，面縛輿榇，溫解其縛，焚其榇，遷之建康，爵以歸義侯，俾得令終于牖下，則溫之為人，猶有不忍之心也。
劉裕則不然。
忿廣固久而不下，至欲盡坑之以洩怒，賴韓範之言以免，而猶殺王公以下三千人。
慕容超之卒以死拒，殺之可矣。
卒緻薰莸雜處東林，以資忌我者之彈射，至無以自解于人言。
其曰：“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焉。
”此亦古人憂世之心也。
然第宜因事納忠，當幾婉示周行，孚以至誠，以期潛移默化。
胡乃務為橫議，指斥樞廷，吾身之取禍不言，于事亦終無所濟，究何補于世道哉？迹其氣矜之隆，涵養已知未足，甚或有心出位，兼圖掠取聲名，且聚此薰莸不一之徒，以與當道争是非之柄，誠未足以令人心服也。
君子之學貴自反，我躬之積誠不足，于在廷之忌我者何尤。
況夫李三才者，一賂遺結納之人，朝野所共知也，以幹略推重封疆則可，以道義附身儒林則不可。
姑無論其大端，即觇其一行之微，亦不無作僞。
如懲稅監爪牙之肆惡，可謂氣盛有為矣，而何必出以死囚誣陷之陰謀？宴嘉賓而盛馔以示優崇，亦素富貴行乎富貴之道，人未遽以為奢也，而何必出以蔬素寥寥之矯飾？良由居心不正，是以行事多欺。
即其傾向東林，亦不過自附名流，以漁物望，非真心折泾陽也。
而泾陽識不足以知人，心徒悅其附己，乃盛稱其廉直，贻書大僚，以排朝臣之攻擊，益激發平時積怒之心，而使張其毒焰，緻善類亦皆無以自存，豈非泾陽昧于淑身淑世之方哉？ 蒙竊潛為之說曰：儒者之要無他，立心必誠，而推之以恕。
交友必慎，而永之以淡。
箴時之病，固須竭忠補救，而必出之以溫厚和平。
夫然後淑身淑世，攸往鹹宜，雖聖人複起，無以易也。
論李二曲壬辰 李二曲先生，移孝作忠，勝朝義士之艱貞者也。
惜其韬晦猶有未足，幾不能自終天年耳。
蓋其屢被薦辟也，由夫名遍海内也，而大名之遠播也，實自表章東林，倡導講學始。
初，李二曲在關中昌明關學，多士争相就問。
雖為當事所景慕，聘主關中書院，然小駐即去，聲名未及達于朝端。
即陝撫欲加以薦牍，學使議進其著述，亦皆以哀籲力辭而得免，若之何？旋以東林學者故，宏開講社于他邦，而使嘉名傾動四海，緻公卿交口，天子動容。
自時厥後，雖欲自晦之，而已莫能晦也。
是役也，李二曲初非為谒道南而行也，專以厥考信吾公殉難襄城，垂三十年，遺骸未返，徒跣而往覓之也。
及其覓之不得，乃晝夜哭不絕聲，淚盡繼以血。
襄城令張允中遂為建祠造冢，以慰孝子心。
而揚州太守駱鐘麟，因謂祠事需曠日持久始成，暫請南下，谒道南書院，以發顧泾陽、高忠憲諸公書，講學以慰東林學者之望。
二曲應之，從者雲集。
開講于無錫，于江陰，于靖江、宜興，晝夜不獲休，于是聲名乃大著焉。
厥後，督臣、部臣交章之薦，被以昌明絕學、海内真儒之目，其由來不皆肇于此乎？迄中朝必欲緻之，而大吏趣行益急，雖固辭以疾笃，而猶舁其床以至行省，大吏親詣榻前驗病，慫恿勸行。
至李二曲絕粒六日，欲拔佩刀自刺，始不得已予假而姑置之。
烏虖危哉！向使李二曲韬光沈馨，亦如王船山之絕口講學，聲影不出林莽，何至受此逼促之甚，而幾不得自終天年乎？是故君子之制事以義也，惟其時也。
表彰先儒，講授後進，實亦聖賢成物之功。
然既值首陽高蹈之年，則惟有獨善其身，若絕意于人世者，時未可以彰彰自見也。
顧亭林蔔居華陰，華下諸生請講學，謝之曰：“近日李二曲徒以講學故得名，遂招逼迫，幾兇死，名之為累甚矣。
況東林覆轍，有進于此者乎？”亭林之幽貞，可謂善自處矣。
而其論二曲之關鍵所在，知言哉，知言哉。
雖然，蒙于此竊有感焉。
夫以箕子之艱貞，未嘗不竭意陳疇，授聖大法，而朝鮮長往，武王亦未嘗屈而臣之。
君義臣仁，兩美無傷，足見三代聖人之至公無我。
而聖祖仁皇帝之君臨天下，自三代以後之賢君，罕有比倫者也。
李二曲躬逢五百年貞元之會，論其學術，當亦在見知之列。
既已聲光不掩，上動朝廷征召，李二曲即欽三聘之誠，蒲輪一見，誓死乞不服官受職。
惟請退修講社，庶幾表章先哲，教育群材，助成一代作人之化，以當外臣之報稱。
明如聖祖，必且與周武王心心相印，别有以善處二曲而玉成之，乃二曲終不出此，徒以死拒不見，而聖祖亦惟寵以“關中大儒”四字，不複強使來朝，以成其志節，并保其天年，俾無自戕厥命。
然則當日好賢之誠，與夫體恤之周，矜全之至，曾何減于三代之仁至義盡也哉？此非本朝臣子之私言，當亦勝國遺臣易箦時所默焉欽感者也。
是說也，蒙将起九原而質之。
論匡衡宋璟 古今之人品心術，恒有同床異夢之分。
而人之服與不服，亦随之轉移而不爽，蓋判于一念之公私而已矣。
孔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文中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
”是皆定人品決從違于心術之微也。
漢匡衡靳甘延壽、陳湯之封，唐宋璟薄郝靈荃之賞，事體亦似相同，而當時诋衡者，則曰大臣傾邪，欲專主威，排妒有功。
其論璟者，則以弭兵輕武，杜漸防微，而服其深識遠慮。
何其人心之服與不服，如此判若天壤哉？亦惟判于二人一念之公私而已矣。
宋璟為相，守法扶正，務在擇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卒緻賦役寬平，刑爵清省，百姓富庶，則人心之帖服也，非一日矣。
而璟之以天下自任也，志在格君心之非，消兵萌之患，亦非一日，蓋積誠早裕本源矣。
一旦郝靈荃得默啜之首，欣欣然自以為不世之功，上既有好武之君，人人正思以武功邀爵祿。
設為相者，又複迎合上意，于郝靈荃亟加重賞，将來踵靈荃之後而生心僥幸者，複何限哉？是以宋璟痛抑其賞，逾年始薄予之，則所以杜君心之萌，弭兵戎之禍者，洵識遠而慮周，其大公無我之心，固昭然揭日月而行矣。
人之深信而誠服也，不亦宜乎？故郝靈荃雖薰心爵祿，至是亦無可如何，惟有恸哭至死已耳。
亦無能遍訴朋僚，而使交章争論，如劉向、谷永、耿育諸人之訟陳湯者，此實宋璟一念之公，有以靖盈廷之氣也。
若匡衡者則不然。
甘延壽、陳湯之建立奇勳，出人意表，而安邊靖亂，國實賴之。
衡知此舉未可厚非也，惟據其矯制擅伐，指為罪名。
夫大臣而咎群僚之矯制擅伐，豈非持國體哉？持國體，豈非正哉？惟因匡衡一攻再攻而不已，而人遂有以窺其私念矣。
甘、陳矯制擅伐而膺重賞，恐緻後來使臣乘隙生心，此端誠未可開也。
而圓妙不拘之君，美臣下便宜行事，實有益于國計民生，錄其功而遺其過，偶一行之，後不為例，亦無不可也。
而匡衡乃以帝違其議，郁郁不樂，久而勿忘，及新君即位，複劾陳湯前事，而終陷之于罪。
此則實挾一争勝之私心，是己非人，必求勝以伸己意也。
然則耿育之诋為傾邪，排妒有功，豈非衡一念之私有以自召者哉？君子觀于匡衡、宋璟之同床異夢，可悟一念之差。
有乖心術，即人之察之者，亦莫不燭隐而探幽，益不敢不自深謹獨之功也。
夫讀史一事，人知為增長識力之資耳，而抑知即誠意正心之一助也夫？ 論唐制 歐陽永叔有言：“九卿百司，任一職之責。
宰相谏官，任天下之責。
”天下得失，生民利病，社稷安危所系，獨宰相可行之，谏官可言之耳。
士不得為宰相，必為谏官。
谏官雖卑，與宰相等。
與天子商可否者，宰相也。
與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
宰相尊，行其道。
谏官卑，行其言。
言行，道亦行也。
由是觀之，谏官之關系天下，讵不重如宰相乎？雖然，此猶就宋制言之耳。
宰相自行宰相之道，谏官自行谏官之言，初非合而一之也。
若夫唐制，谏官随宰相入閣議事，則誠同舟共濟之良法焉。
此制始于貞觀元年。
當是時，英明之主，納谏更非于上，王魏大臣，竭忠補阙于下。
為谏官者，既仰見宮庭無所忌諱，又漸染王魏直言敢谏之風，宜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雖不必令随入閣，待政出如有所失，而後挽之末流，亦可保其于時有濟。
若後世，則此制誠不可不仿而行之也。
夫千古以來之君相，自聖賢英豪而外，中主、庸臣，未有不自護其短而忌小臣之與争名者。
一政也，宰相議之于秘閣，天子韪之于深宮，雷厲風行，自以為決然施之而無弊，迄成命既下，谏官始覺其非，然後交章争論，至再至三而不已。
在人主自護其短者，必曰：“吾乾綱獨攬之君也。
宰相所議，吾固斟酌再三而後俞允之。
今若從谏官言而改之，是自彰其短，而使天下之慶幸者歸功于谏官，而适以成其大名也，吾亦何甘虛己而納之也？”在宰相自護其短者，亦必曰：“吾秉鈞執政之臣也。
天子所欲行，吾固思維再四而後贊成之。
今若因谏官言而寝之，是彰吾大臣之短，而使百僚之歎服者歸美于谏官，而适以樹其物望也，吾亦何甘屈己而從之也？”如是，則谏官宰相之不相下，豈非其勢然哉？若仿行唐制，谏官随宰相入閣議事，則一政之或失，谏官雖與君相力争終日，而外人無所聞，所謂“英謀密語人不知，左右微聞至尊羨”也。
及政出而止于至善，天下亦惟頌君相之功德，而不知受賜予谏官，是以天子不疑，大臣不忌，而谏行言聽之美德日益以增。
在谏官陰福社稷之功，惟天祖得而昭鑒，可謂潛消禍本于無形也，豈不休哉？貞觀、開元兩朝，皆以此治緻太平，其明效也。
蒙于此竊有感焉。
王半山安石在下位時，嘗奏請仿行此制而未行，及身為宰相，同僚舉以為言，半山忽不允，曰：“是又益兩參政也。
”蓋半山好同惡異，既秉大政，行将有所更張，正恐此制行，則轉自招沮撓也。
厥後，新法之行，舉朝争之日力，而半山決行之志乃日益堅。
故明道程子雲：“此事不得專咎介甫，諸君亦有過焉。
”可見當時弊政之行，實由大廷廣衆之中，萬矢叢集，有以激而成之也。
向使早仿行唐制，得谏官婉言譬解于秘閣中，則新法必且寝而弗行，而天下後世，竟不知有此一說，豈惟蒼生之幸？抑亦半山之幸欤？或曰：“半山不曉事，又執拗，雖得谏官挽之于不聞不睹，亦未敢必其聽從。
”蒙曰：“不然。
方半山初議新法時，蘇子由嘗避左右而力言其不便，半山為之感動，置之數月而不一言。
然則半山之事，誠非不可挽救者矣。
”觀乎此，不益信唐制之善，可為萬世法哉？ 論東晉 孟子有言：“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範文子曰：“惟聖人能對内無患，自非聖人，外甯必有内憂。
”君子觀于晉桓溫之削平成李，劉裕之削平南燕、後秦，而有感于斯言也。
曹孟德在漢獻帝時，席相國之尊，伸朝廷之威，東征西讨，削平僭亂，當時頌其功德巍巍。
豈知曹氏之心，實蓄謀篡逆，以為及是時，挾天子以令群雄，假天兵以平四海，名正言順，則人心易得，乃能亟收成功。
否則勁敵未除，一旦篡竊出于躬行，則群雄有以借口，轉将聲罪緻讨于我，難與争也。
桓溫、劉裕之心，亦若是而已矣。
桓溫自謀伐蜀，拜表即行，不俟朝命，已擅天子征伐之權，故劉惔慮其克蜀之後，專制朝廷。
厥後，一舉成功，威名大振，而專兵跋扈，果自此始。
其終，且積漸而至于廢立。
劉裕則削平超泓，未幾竟成其篡奪之志焉。
雖謂晉室之亡，端由敵國外患之除，可也。
烏虖，興亡之故，可以慨矣。
夫僭國，義當緻讨者也。
而削平之後，國無外懼，猶且不免于亡，其他更何說哉？後桓溫之與劉裕，蓄意篡竊相同，而事之成否各别，則時會有不同也。
而為人之悍虐，裕亦較甚于溫焉。
觀李勢乞降軍門，面縛輿榇，溫解其縛，焚其榇，遷之建康，爵以歸義侯，俾得令終于牖下，則溫之為人，猶有不忍之心也。
劉裕則不然。
忿廣固久而不下，至欲盡坑之以洩怒，賴韓範之言以免，而猶殺王公以下三千人。
慕容超之卒以死拒，殺之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