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五代十國宋遼金元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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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性堅韌，且可防蠹。
南宋所制色箋極為精緻。
箋色有紅、紫、褐、黃、碧等色，而以紅色箋最為流行。
故宮博物院所藏南宋張孝祥、範成大等人的書劄，多是用紅色箋寫的。
雕版印刷業在南宋有很大發展。
南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各地寺院和書坊，都從事刻印書籍。
當時刻印圖書的數量之多，技藝之高，流傳範圍之廣，不僅空前，有些方面甚至明、清兩代也難與之相比。
凡是當時經濟比較繁榮、文化比較發達、紙的産量較多較好的地方，如兩浙、福建、江西、四川等地，刻版印刷業都很發達，都有大批熟練的刻字工人，并且在字體刻風上，都已形成各地特有的風格。
杭州是南宋刻書業最發達的地方，北宋時開設在開封的書籍鋪，也多有遷徙到杭州去的。
婺州和蘇州的雕版印刷業也都盛極一時。
兩地的刻字工人常有被雇到外地去刻書的。
饒州、撫州和吉州，在南宋中期也都刻印了一些大部頭書，都成為當時刻書業的中心地之一。
福建建州的刻書業在南宋初年已很興盛。
建州的書坊集中在麻沙、崇仁兩坊，其所刻印書籍數量之多，可能還超過杭州。
到南宋中期，建州的“版本書籍，行四方者”已經是“無遠不至”了[185]。
南宋時成都依然是四川刻書業的中心，眉山也出現了不少書坊，刻印了不少曆史書和唐宋人的詩文集等。
南方多水，陸路交通不便，交通運輸主要依靠舟楫。
在海外貿易方面，不論華商外商，也多是乘用中國所造的海舶。
這種種，都促使南宋的造船業有很大的發展。
福建泉州城南門外，南宋時曾設有規模巨大的造船廠，專門制造遠航的海舶。
近年已經發現了它的遺址，出土有粗長的桅杆和船索以及船闆、船釘等遺物。
福州、廣州、明州也有海船制造廠，建炎三年冬，宋高宗要逃往海中避難時，倉卒之際就從這幾處募集到大海船三百多隻。
南宋人所畫《江帆山市圖》，畫出建有很長艙房的船三艘。
由此圖可以看出南宋人所用貨船的具體構造。
湖南洞庭湖周圍的人民有善于造船的傳統。
在鐘相、楊幺起義的過程中，為了抵抗南宋的水軍，起義人民制造了許多隻車船和樓船，用作戰船。
最大的車船上有24車，分為3層，高及10丈以上，其上可載千人。
稍小一些的船，高亦數丈。
船上都裝置了輪子，用輪激水而行，快速如飛。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虞允文在采石抗擊金軍時，除使用了這樣的車船外，還有艨艟戰艦和海鳅船等。
海鳅船行駛快速，便于馳逐。
船的種類多，而且各有各的功能，這反映出南宋各地造船工匠的高度技術水平。
商業 南宋一代商品生産和商品流通的情況，也顯然比北宋時期更為發達。
根據近數十年來考古工作者所發現，南宋時湖州制造的銅鏡，在今四川、廣州、吉林和内蒙等地的墓葬中均曾出現。
福建刻印的書籍，且曾出現在内蒙古西部的黑水城遺址當中。
景德鎮和龍泉瓷器也遍及全國。
這說明，南宋人民所制作的商品，不隻銷行于南宋境内，且遠及于金和西夏的境土内了。
從這些蹤迹看來，當時各地所産絲綿布帛等類物資的貿易流通情況，也必是十分繁盛的。
兩廣、福建、江浙等沿海州郡，經常有大商海船往來其間，販運商貨。
蘇州昆山縣的黃姚稅場，就是這類商船的一個輻辏地。
甯宗嘉定中，這個稅場每月所收“南貨商稅動以萬計”[186]，則其地物貨交易之興旺，可以想見。
南宋對外貿易的繁盛也超過了北宋。
江浙的絲織品、瓷器、銅鏡、印本書籍，福建的瓷器和印刷品，以及各地所鑄銅錢，都大量輸往日本。
日本鐮倉海岸曾發現很厚的南宋龍泉青瓷片的堆積層，湖州、明州的銅鏡在日本的許多地方都曾發現，日本現存有名的“道元緞子”和“大燈金襴”，都是南宋的絲織品。
南宋的鑄币、銅鏡和龍泉瓷等輸往朝鮮的也為數很多。
南宋海外貿易的重要場所仍然是在南海以至阿拉伯地區的一些國家。
絲織的絹帛錦绮和龍泉等地的瓷器，是當時最主要的輸出品。
越南、緬甸、馬來亞都曾有許多地方出現過南宋瓷器殘片。
爪哇海岸也時常打撈出南宋瓷器。
印度、波斯灣沿岸的許多地方，非洲的埃及、索馬裡海岸，也都有宋瓷、宋錢出土。
南宋海外貿易所及之地，大約以非洲中部的東海岸為其最西的界限。
紙币的大量發行 宋朝和海外的貿易，其輸出品雖規定以絹帛、錦绮和瓷漆器物為主，但大量的銅錢也随之外流。
且常常是“邊關重車而出（流往遼境），海舶飽載而回（流往海外）”[187]。
因此，在北宋晚期已經造成了嚴重的錢荒現象。
南渡之後，宋高宗曾屢次下诏禁止錢币外流，規定一切出海船舶都要經由市舶司的官員檢查，不許其中搭載銅錢。
但這些禁令并不生效。
一直到13世紀中葉，銅錢還是大量地流向國外。
近年來曾在廣東珠海地下發掘出南宋人窖藏的銅錢一萬多斤，大約就是集中在那裡準備偷運到海外去的。
因此，南宋錢荒的問題比北宋更嚴重得多。
南宋每年鑄錢一般不過8萬貫，最多的年份也隻有16萬貫。
而每年都有大量銅錢被運往海外，或被地主富豪人家窖藏起來，于是公私交易和軍政開支便不能不主要仰給于紙币。
南宋政府在杭州設有專管印造紙币的機關，叫做“行在會子務”。
所印會子的票面分1貫、500文、300文、200文4種，代替現錢行使。
另外還有“川引”、“淮交”和“湖會”，是限制在特定地區行用的紙币。
還有“鈔引”，是商人輸納現錢給政府，政府發與商人批發茶、鹽、香貨的憑證。
政府沒有足夠的銅錢作為兌換紙币的本錢，而紙币的印造則與日俱增，币值便不能不日益跌落。
到後來，南宋政府竟不許民戶用紙币交納課稅，币值的跌落更甚，其為民間之害也就越發厲害了。
土地兼并之禍 宋政權南遷之初，皇室在南方原來并無土地，出身于北方地主階級的高級官僚和武将，在南方原來也無土地，因此，他們到了南方之後，便利用政治權力大力掠奪土地。
特别是武将，把抵抗金軍的入侵作為托詞，首先忙于建立自己的家業。
原來就居住在南方的一些官僚豪紳地主，一方面既同樣可以利用政治特權，另一方面又因為南宋初年政治極度紊亂，各州縣的土地賬簿多在戰争中散失，他們便和一些“鄉村保正鄉司，通同作弊”[188]，霸占别人的土地，據為己有。
從北宋以來，南方商品經濟的發展就已淩駕于北方之上，社會上已出現了大量的富商大賈之家。
到南宋初年，這些富商大賈也“多以金帛竄名軍中，僥幸補官”，他們也和官僚地主一樣地利用政治特權，對土地肆行兼并掠奪，并且“假名冒戶，規免科需”[189]。
北宋一代，每年從東南諸路運送到開封的上供粟米之數，共為六百二十多萬石。
宋政府南遷後，東南諸路仍在它的統治下，其中除淮南路和湖北路一部分地區因系宋金戰場而緻農業生産衰退外，其餘各路無不是土地日益墾辟，生産日益發展。
然而在宋高宗的紹興年間，從東南諸路所得的上供粟米卻隻有二百八十多萬石，抵不到北宋時期的一半。
浙江東西兩路，田地肥沃，且幾無不耕之土，而南宋初年，那裡的上供粟米之數，每年卻比北宋時少了50萬石[190]。
單就平江府（今蘇州）所屬各縣而言，北宋時的簿籍所載，每年上供米粟之數為39萬石，而南宋初年每年實際征收到的隻有20萬石[191]。
這些事實反映出，東南諸路的農田，被官僚豪紳武将等具有免稅特權的人家兼并了去的，其數目又遠遠超過北宋時期了。
掠奪土地的人首先把目标集中在水利田上。
長江下遊，當塗縣的廣濟圩，宣城縣的惠民、政和諸圩，蕪湖的萬春、永興等圩，在南宋初年無不被豪家所霸占。
紹興府的鑒湖，也為“奸民豪族公侵強據”[192]，以緻鑒湖僅有湖的空名，被他們變為二千三百多頃湖田了。
明州廣德湖有湖田五百七十多頃，也都被權勢之家霸占[193]。
建康府的永豐圩，有田将及千頃，最初是歸南宋政府的軍隊營種，不久賜予大将韓世忠，以後又改賜秦桧，秦桧死後又收歸淮西總領所，數十年間，總是輾轉于皇室、大将、權臣手中，“其管莊多武夫健卒，侵欺小民，甚者剽掠舟船，囊橐盜賊”[194]。
四大将中的張俊，在解除兵權家居以後，歲收租米60萬斛[195]，估計其所占有的土地，當不下六七十萬畝。
另一大将楊存中，單在楚州寶應縣就有田近四萬畝，到乾道元年（1165年）全數獻納給南宋政府[196]，可見這還不是他的産業的主要部分。
他因女兒生育，贈以吳門良田千畝[197]，可見他在江南州郡中所占良田是很多的。
嶽飛被害之後，南宋政府沒收其家産，共有水田七百多畝，旱田一千一百多畝[198]，在當時的諸大将當中算是占地最少的。
宋甯宗開禧三年（1207年），權臣韓侂胄被殺，南宋政府沒收了他和他的黨羽們的土地，每年從這些田地中所收租米為七十二萬二千七百餘斛，另外尚有現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餘貫，則其所占土地頃畝之多可以推知。
另外的一些貴勢之家，都盡力兼并百姓的膏腴之田，有些人的田産連亘于數路之内，歲入租米号稱百萬斛[199]，則其所占土地至少當在百萬畝以上。
南宋政府對于這種土地集中的現象，不但不設法制止，到賈似道當權之日，為了籌措軍糧和解決财政的困窘，從景定四年（1263年）開始，又制訂了“公田法”，以政府的名義對土地進行瘋狂掠奪。
依照公田法的規定，浙江東西路和江南東西路内官戶民戶的逾限之田，一律要由政府抽買1/3，每畝收租滿1石的給40貫，不滿1石的按比例遞減。
然而所給價錢，一半是會子，另一半是官告和度牒。
事實上所強買來的并不專是大戶人家的逾限之田，小戶人家的土地也包括在内。
民間所得官告度牒皆無法售出，而所得會子則随時貶值。
因此，在“公田法”施行之後，上述四路諸州郡為之騷然。
到賈似道失敗之後，南宋政府于德祐元年（1275年）才廢止了“公田法”，并且下诏說：“公田最為民害，稔怨召禍，十有餘年。
自今并給佃主，令率其租戶為兵。
”[200]然而這時已經是臨安失陷、南宋政權滅亡的前夕了。
四 南宋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争 南宋初年賦稅的繁重 南宋初年的最高統治集團，雖則對金采取逃避和妥協投降的政策，而對于國内的納稅戶，總是以大敵當前為借口，向他們進行苛酷的壓榨：夏秋兩稅，身丁錢米，以及名為“和買”“和籴”而實際是由納稅戶無償輸納的絹帛米粟等等，都較舊定額數增加了五倍至七倍[201]。
在輸納時，米粟之類還要加收“正耗”、“加耗”和“鬥面米”等等，其數目往往超過正額。
在交納時，衙吏還百般刁難，谷物則挑剔成色，絹帛則塗抹打退。
為了避免麻煩，隻有通過“攬戶”代為交納，這就又要遭受攬戶的剝削。
此外，還有所謂“經總制錢”，即所有民間的錢物交易，每千錢要抽取56文為稅。
還有“月樁錢”，是為供應軍事開支而勒令各州縣政府按月解送的一種橫賦。
州縣無所從出，隻有巧立名目向民間榨取，于是，在江南西路則有所謂“麴引錢，白納醋錢，賣紙錢，戶長甲帖錢，保正牌限錢，折納牛皮、筋角錢，兩訟不勝則有罰錢，既勝則令納歡喜錢。
殊名異目，在處非一”[202]。
當時有人描述江西和湖南北三路納稅戶的情況說：“正稅之外，科條繁重。
稅米一斛有輸及五六斛、稅錢一千有輸及七八千者。
如所謂和籴米，與所輸正稅等，而未嘗支錢。
他皆類此。
”[203] 南宋時，江南農民大多栽種占城早稻，然而南宋政府向各地征收兩稅和各種苛捐雜稅時，卻借口“早米不堪久貯”，所有“受納秋苗及和籴米斛，并要一色晚米”[204]。
這就逼使納稅民戶不能不向兼并停蓄之家去購買，其結果是把納稅戶的負擔成倍地加重。
制作軍器所需要的大量翎毛、箭幹、皮革、鐵條、鐵葉以及竹木物料等等，南宋政府也都逼令各地百姓按畝或按戶無償輸納。
這些都是臨時的勒索，既無定時，也無定量。
這些東西并非貧下民家所素有，隻有用高價向豪富人家購求，這又成為一般納稅戶無法承擔的重負。
南宋的統治階級借用抗金的名義把民脂民膏朘削無餘，實際卻不肯認真地把武裝力量使用在抗金鬥争上，以緻長江以南的明州、杭州、江州、洪州、潭州等地全部遭受到金人的蹂踐、屠殺慘禍。
在靖康年間從前線上潰敗下來的一些散兵逃将，如孔彥舟、李成、張用、曹成等夥，都流竄于江南以及湖廣地區，奸淫擄掠，打家劫舍。
當時有人把這種情況概括描述說：“金人未到而潰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襲逐之師繼至。
官兵盜賊，劫掠一同；城市鄉村，搜索殆遍。
盜賊既退，瘡痍未蘇，官吏不務安集而更加刻剝，兵将所過縱暴而唯事誅求。
嗷嗷之聲，比比皆是，民心散叛，不絕如絲。
”[205] 上述種種，說明了南宋初年，盡管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而階級間的矛盾也日益嚴重。
鐘相、楊幺的起義 建炎四年（1130年），在福建路的建州、江西路的吉州和虔州（今贛州）、湖北路的鼎州（今常德）等地，先後都爆發了農民反抗南宋統治的鬥争。
其中，以鐘相領導的湖湘地區的起義，規模最大，曆時最久。
鐘相是鼎州武陵縣人。
北宋末年，武陵縣的一些從事“農畝漁樵”之業的農民，曾以鐘相為中心組織了一個社。
入社的農民，為了保證生産能及時進行，共同攢積錢财作互助共濟之用，因而都能“田蠶興旺，生理豐富”[206]。
此後加入這一團體的人越來越多。
針對着北宋末年統治集團的橫征暴斂和官僚豪紳的兼并搜刮，鐘相提出了一個拯救時弊的政治主張：“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
我如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
”[207]這個主張提出之後，環繞武陵縣幾百裡内的百姓都“翕然向往”，跑到武陵去求見鐘相的人，“絡繹道途，莫知其數”。
到南宋建炎年間，湖湘地區的人民既苦于南宋統治者的苛斂，又遭到金軍的蹂躏，還連續遭到馬友、曹成、孔彥舟等幾個潰兵遊寇集團的竄擾。
他們為了生存，亟需拿起武器展開鬥争。
到建炎四年春天，便以鐘相為首，揭起了反抗的旗幟，建立政權，國号楚，年号天載。
為了實現“等貴賤、均貧富”的主張，鐘相宣布：凡是參加起義軍的，一律免除稅賦差科，不受官司法令的束縛[208]。
起義軍“本農畝漁樵之人”，他們把鬥争目标首先集中在當地的那些剝削者和統治者。
他們宣布要誅殺官吏、僧道和蔔祝等不從事生産的寄生人群，對于“執耒之夫”則不許傷害[209]。
這樣的一些口号和行動，受到湖湘地區人民的熱烈擁護，起義不久，洞庭湖四周的鼎、澧、潭、峽、嶽、辰諸州所轄的19個縣，除個别縣城之外，都歸入起義軍的掌握中了。
居住在鼎州城内的豪商官紳地主，為要把起義軍消滅，竟把孔彥舟匪軍勾引到鼎州城來。
孔彥舟遣派大量匪徒混入起義軍中，建炎四年四月，裡應外合地打進了鐘相的營寨，鐘相父子被他們俘獲殺害。
但起義軍并沒有被消滅，他們又在楊幺的領導下，繼續堅持鬥争。
全部起義軍都是兵農相兼，“陸耕水戰”，平時從事耕種，敵人前來侵襲則登舟作戰。
這樣堅持鬥争一年以後，起義軍所控制的地區已經東達嶽陽，西達枝江，北至公安，南至長沙界内了。
從紹興元年（1131年）到四年，起義軍曾連續把南宋派來進行“剿讨”的水軍打得大敗。
湖湘地區的地方官吏，在官軍屢次失利的情況下，也常有人派遣說客到起義軍各首領的營寨中，試圖進行“招安”；僞齊劉豫及其臣僚也不隻一次派人到起義軍中，約其順江而下，與僞齊配合，共取杭州。
但每一個被派到水寨中的人都被起義軍處死了。
從紹興二年以來，南宋政府先後派遣程昌、王躞、折彥質等人率領大軍到湖湘對起義軍進行鎮壓，每一次都被起義軍打得大敗。
王躞對起義軍所采用的手段非常殘酷，他“縱其部曲，捉刺農夫，剽掠殺傷，莫知其數”[210]。
然而，在紹興三年冬的鼎江（今沅江）之戰，王躞所率領的崔增、吳全兩支水軍卻全軍覆沒。
盡管如此，在受到大量敵軍屢次圍攻之後，起義軍在洞庭湖外的一些重要軍事據點和交通孔道已漸次失落在敵軍手中，因而“兵農相兼”和“陸耕水戰”的辦法逐漸不能實行。
起義軍既不能再去生産，水寨中的食糧和物資便日益短缺。
于是，在起義軍的首領和士兵中有人發生了動搖。
恰在這時，南宋政府派遣嶽飛率兵前來鎮壓。
嶽家軍到湖南後，一方面把包圍圈縮小，扼守住所有的重要路口，加緊了對起義軍的經濟封鎖；另一方面又派人潛入起義軍營寨中對動搖分子加以利誘。
在周倫、楊欽等人投降後，嶽飛更進一步“因敵人之将，用敵人之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211]，并采用了各個擊破的辦法，在很短的時期之内便把起義軍的全部營寨攻破了。
紹興五年（1135年）六月，嶽飛攻下了楊幺的營寨，楊幺被俘不屈，被殺害。
南宋中期的小規模農民起義 宋高宗和秦桧簽訂了對金的賣國條約之後，把50萬匹、兩的歲币負擔加在了南宋人民身上，而所謂“經總制錢”和“月樁錢”[212]等等還是照舊征收。
在此以外，秦桧又“密谕諸路，暗增民稅七八”[213]。
各郡縣則把民戶所有的耕牛、水車、舟船、農具等等都“估為物力”，依其數目的多少，攤派各種苛捐雜稅以及差徭[214]。
再加上土地兼并之禍從南宋初年以來就已經十分嚴重，其後也一直不曾得到緩和，這就使得南宋境内的農民的反抗鬥争，總是斷斷續續，此伏彼起。
宋孝宗統治的時期（1163&mdash1189年），在南宋算是較好的一個階段，然而，政府的橫征暴斂和官僚豪紳對土地的兼并等情況并無改變，因而，小規模的農民起義事件還是時常爆發。
乾道元年（1165年），因為政府向各地民戶強制推銷乳香，程限頗急，激起了湖南郴州地方李金領導的起義[215]。
淳熙六年（1179年），南宋政府又用和籴名義向民間大量搜括糧米，在湖南境内又逼起了陳峒領導的起義。
在同一年，由于賦斂過于苛重，在廣西境内也爆發了李楫（亦作李接）領導的起義。
李楫在起義之後，張貼榜文，宣布起義軍十年内不收賦稅[216]。
起義群衆先殺掉宋政府派駐在當地的“九州巡檢”，接着就攻下了容、雷、高、化、貴、郁林六州八縣之地[217]。
起義軍所到之處，開發倉廪，振施貧乏，招納“亡命”，委派官吏，各地人民都“翕然從之”[218]。
群衆稱李楫為李王，而稱南宋政府的軍隊為賊。
起義軍的鬥争堅持了半年以上的時間，到這年年底被廣西經略劉焞和武将沙世堅率兵撲滅。
南宋晚期的政治 宋甯宗開禧三年（1207年），權相韓侂胄因對金用兵失敗而被殺，繼任宰相的史彌遠一貫采取對金屈服妥協的政策。
從開禧三年到紹定六年（1233年），中間26年，是史彌遠執政的時期，這比秦桧獨攬大權的時間還多六七年。
在這一時期之内，以史彌遠為首的南宋統治集團，對當時的民族矛盾和民族鬥争等事全不理會，把全副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掠奪人民的财富上面。
史彌遠等人招權納賄，貨賂公行，他們所任用的州縣官吏，既多是通過行賄而得到官職的，到任之後便也都“争自為盜”，像豺狼一般地貪殘苛刻。
金銀珠玉、田園宅第，都是他們争相掠奪的對象[219]。
史彌遠當權之初，南宋政府發行的會子，其數目已達3000萬貫。
在此以前，南宋政府曾經屢次用庫存的金、銀、銅錢等進行兌換，所以其時會子雖已貶值，還不甚厲害。
史彌遠當權之後，大量印造新會子，卻不再以金、銀、銅錢兌換，而隻以新會子兌換舊會子，并且把舊會子折價一半，舊會子兩貫才能兌換新會子一貫。
自此以後，會子的印造數目愈來愈多，政府向民間籴買糧食、支付茶鹽本錢等等都是一色的會子；百官的俸給，軍兵的支犒，州縣政府的百般費用也無一而非會子。
會子充斥于社會之上，政府卻絕不再考慮兌換回收的事，因而造成了币值跌落，物價飛漲，“民生憔悴”的現象[220]。
到理宗紹定年間（1228&mdash1233年），處在求生不得的情況中的農民，便在福建、江西等地相繼起義。
福建江西地區的小規模農民起義 福建路的建州、汀州等地，江西路的贛州、南安等地，在南宋一代，都是實行食鹽官賣的地區。
這幾州都去海較遠，又都是山區，把海鹽運送到那裡很不容易，所以這幾州官賣食鹽的價格都很高。
運鹽的船戶又都在途中大為奸弊，把大量的灰土摻雜到食鹽中去，緻使當地民戶雖付出高價，所買到的卻是不堪食用的惡鹽。
因此，在上述諸地便出現了大量販賣私鹽的人。
他們千百為群，結夥而行，到廣東路的循、梅、潮諸州去販運。
那裡道路較近，運費較省，所産的鹽又比較潔白，所以民間都樂于購買。
私鹽暢銷，官鹽便失去銷路。
其後地方政府一方面嚴禁私鹽的運銷，另一方面又采用按每戶人口強制派銷官鹽的辦法。
因為禁販私鹽，私鹽販遂成群結夥地行動，遇到官府追捕便共同進行武裝反抗；因為按人口強制派銷，一般居民遂也時常聯合行動，群起拒而不受。
紹定年間爆發于汀州和贛州的起義事件，都是由于這樣的原因激逼起來的[221]。
在晏彪等人領導下、以汀州潭飛磜地方為中心的起義群衆，就被當時的統治階級稱為“鹽寇”。
起義開始于宋理宗寶慶和紹定之際（1227&mdash1228年），最初不過幾百人，不久就發展到萬人以上。
他們活動于建甯、甯化、清流、泰甯、将樂諸縣境内，大本營設在汀州和邵武，在汀州的蓮城境内建立了72寨。
鬥争持續了将近四年之久，到紹定三年的冬天，為南宋政府的軍隊所撲滅[222]。
紹定元年（1228年），在江西的南安和贛州爆發了張魔王和陳三槍等人領導的起義。
這支起義軍活動于江西、廣東、福建三路的十幾個州郡、數千裡的地域之内。
主力駐屯在松梓山，在周圍的各州縣内分别建立了60個營寨[223]。
官方派來試圖進行誘降的說客，都被起義軍殺掉了。
起義軍在繼續鬥争了六年之後，到端平元年（1234年）雖然終于被統治階級鎮壓下去，但福建的地方政府從此明令廢罷了“計口敷鹽”的辦法，漳、泉、興化的官吏還以别項歲入代替人民輸納丁錢四萬餘貫[224]；而江西的地方政府則減輕了這一帶11個州郡的上供銀和上供米的數量。
南宋一代的許多次農民起義，自始至終，沒有任何一次發展成為全國規模的事件，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南宋政府對内的防範很嚴密，布置在各地的軍事鎮壓力量比較雄厚，某地方有起義爆發，立即能夠出動兵馬去進行鎮壓，這就使起義軍的發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在這一時期内比以前任何時期都更緻力于封建的綱常倫理的宣揚，加強其對農民的精神束縛，這對于廣大農民的反抗鬥争也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然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則是由于在南宋一代民族矛盾始終是最主要的矛盾。
在與蒙古聯合滅金之前，風燭殘年的金國一直還是南宋的一個極大威脅，到金國既滅之後，蒙古對南宋的威脅比金國更加嚴重。
在民族矛盾的制約之下，盡管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被統治者與統治者之間的矛盾也還是很嚴重地存在着，南宋的廣大人民卻必須先把主要的鬥争鋒芒指向這一主要的矛盾方面，因而就使這許多次的階級鬥争都不至發展為全國規模的了。
五 北方形勢的劇變 蒙古族的興起和金朝的滅亡 蒙古族的興起和蒙古國的建立 蒙古族在唐朝一般是稱作“蒙兀室韋”的，原住在今内蒙古自治區東北的額爾古納河上遊，約在8世紀時開始西遷，遊牧于斡難河和怯綠連河之間。
11&mdash12世紀時，在今蒙古草原上及草原的周圍，有許多大小部落，其中有蒙兀部（即蒙古部）、克烈部、塔塔兒部、蔑兒乞部、斡亦剌部、乃蠻部、翁吉剌部、汪古部等。
當時的蒙古還隻是一個部落的名稱，到了蒙古部統一以後，蒙古一名就成為草原各部的通稱了。
蒙古族過着遊牧的生活，“以黑車白帳為家”[225]。
又兼營狩獵，“生長鞍馬間，人自習戰，自春徂冬，旦旦逐獵”[226]。
12世紀時，蒙古族的社會經濟有了顯著的發展，開始使用鐵制的生産工具和兵器，畜群也繁殖得更多。
遼金以來中原的先進文化對與漢地毗鄰的塔塔兒、克烈、翁吉剌、汪古等部有較大的影響，各部經常以馬匹、皮毛換取漢地的絹帛和鐵器，汪古部人已知務農業[227]。
畏吾兒文化也傳入西部的一些部落，乃蠻部已使用畏吾兒文字。
随着畜牧生産的發展，蒙古各部貧富分化日益激烈，已出現了部落貴族、牧民和奴隸等階級與階層。
部落貴族被稱為“那顔”（官人），“必勒格”（智者）或“薛禅”（賢者），都擁有大量的牲畜，并且控制了牧地。
強大的貴族又都擁有一批“那可兒”（親兵）。
為了滿足财富的貪欲，貴族之間進行着無休止的掠奪戰争，以緻“天下擾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228]。
一般的牧民被稱為“哈剌出”（黑頭），因為戰亂的逼迫，不得不尋求強大貴族的庇護，向他們納貢服役，淪為他們的依附人口。
有的牧民還通過交換關系或在戰争中被俘虜而成為貴族的奴隸。
奴隸主要是供家内勞役。
蒙古孛兒隻斤部的貴族鐵木真（1162&mdash1227年），在長期作戰中壯大了自己的勢力。
他最初聯合劄隻剌部的劄木合和克烈部的王罕，擊敗了塔塔兒、泰赤烏、蔑兒乞諸部，以後又與王罕合兵擊敗了劄木合。
1203年，鐵木真又攻王罕于土拉河，王罕敗亡。
克烈部是當時蒙古草原最強大的部落之一，鐵木真戰勝了克烈部，就創造了統一蒙古的條件。
不久，鐵木真又削平了乃蠻部，乃蠻部首領塔陽汗戰死，塔陽汗子屈出律逃奔西遼。
1206年，鐵木真結束了蒙古長期分裂的局面，建立了蒙古國[229]，在斡難河源做了蒙古大汗，被各部尊稱為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在蒙古地區建立了分封制度，把他所屬的親兵和歸附的各部首領分封為萬戶那顔、千戶那顔和百戶那顔，按照等級賜以牧地和依附的牧民。
此外，大汗、皇後、太子、公主、親族以下“各有疆界”[230]。
牧民必須向政府或封主繳納羊、馬以及其他畜産品，并擔負軍役和各種雜役。
沒有封主的許可，不得任意遷徙。
成吉思汗從各萬戶、千戶或“白身人”（一般牧民）的子弟中，揀選其“有技能，身材壯的”充怯薛軍，即護衛軍[231]。
怯薛軍有一萬人，是蒙古最精銳的軍隊，平時分四班輪流宿衛，戰時随大汗出征，其地位高于在外的千戶那顔。
怯薛軍的設置加強了大汗的威力和中央對地方的控制。
成吉思汗為了鞏固蒙古的統治，頒行了法典《大紮撒》。
又任命失吉忽秃忽為“紮魯忽赤”（斷事官），凡是“盜賊詐僞”和“百姓每（即們）分家”的事都由他科斷[232]。
成吉思汗在征服乃蠻部時，命居留乃蠻部的畏吾兒人塔塔統阿用畏吾兒字拼成蒙古國書，蒙古族從此有了通行的文字[233]。
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一位傑出的領袖。
成吉思汗在統一蒙古和建國的過程中所采取的各種政治、軍事措施，都順應并加速了當時蒙古社會經濟的發展。
蒙古統一以後，以成吉思汗為首的蒙古貴族即向金朝發動了大規模戰争。
1211年，蒙古軍大舉攻金。
1213年，蒙古軍又分三路，破金九十餘郡。
1214年，蒙古軍圍金中都，金宣宗遣使求和。
蒙古軍的攻勢給金朝帶來嚴重的威脅。
從1218年到1223年，在成吉思汗親自率領下，蒙古貴族發動了第一次西侵。
蒙古軍攻滅了西遼和花剌子模國，在迦勒迦河打敗了斡羅思諸部，把蒙古國的領土擴充到今中亞細亞地區。
從1235年到1241年，蒙古大汗窩闊台在滅金之後，派遣拔都、貴由、蒙哥等率軍二次西侵。
這次蒙古軍攻占了斡羅思（今俄羅斯），軍鋒直逼東歐的孛烈兒（今波蘭）和馬紮兒（今匈牙利）等地。
從1253年到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又派遣旭烈兀三次西侵。
1258年，蒙古軍戰敗了黑衣大食，攻陷巴格達和大馬士革城，蒙古的勢力已發展到西南亞。
蒙古軍在幾次西侵的過程中，燒毀城市，殺掠居民，破壞農業生産，使各地人民受到巨大的損害。
蒙古貴族進行軍事征服的結果，出現了一個以蒙古地區的和林[234]為中心的橫跨歐亞的大汗國。
這個汗國客觀上在進一步溝通中西交通、促進中西文化的交流方面起了積極的作用。
但是這個汗國隻是一個不穩固的政治軍事聯合體，沒有共同的經濟基礎，不久就分裂成為幾個獨立的汗國。
金朝後期社會經濟的衰落和北方人民的反金起義 在完顔亮和金世宗統治時期，女真貴族連續不斷地收奪漢人的土地撥歸屯田軍戶，在漢族人民和屯田軍戶之間造成了“互相憎疾”的情況。
劫奪得來的土地，“腴田膏壤則盡入勢家”，一般的屯田軍戶所得的隻是一些較差的乃至是瘠薄的土地，因之屢次劫奪土地的結果，并不能使屯田軍戶獲得實利，而對漢族人民卻造成了嚴重的長期性災難[235]。
所以，因互相憎疾而至“怨嗟争訟”等等的糾紛，一直到金宣宗遷都開封（1214年）以後，還不見減少[236]。
在金章宗統治時期，金政府看到“齊民與屯田戶往往不睦”的矛盾現象，曾下令要他們“遞相婚姻”，企圖借此使他們之間的矛盾能有所緩和，但這一措施并未奏效。
北部中國的肥沃農田，大片大片地被女真統治者掠奪去分配與屯田軍戶，過不了多久，這大片的肥沃土地便由瘠薄而至荒蕪，女真統治者又再向另外的肥沃地區去進行掠奪，重行分配。
這樣就使大量的農田一批一批地落荒，農業生産也随之而出現嚴重的萎縮狀态。
這些事實說明了，北方社會經濟的凋敝景象，完全是女真統治者制造出來的。
因此，北方的農民，為了争取自己的活路，便不能不起而與女真統治者進行鬥争。
1211年在金國境内，東起莒、淄、濰、青諸州，西至河中、陝西各地，都爆發了農民起義。
楊安兒和耿格、張汝楫、劉二祖、李全等人，各自領導了幾萬以至十幾萬的起義群衆，分别活動于山東半島以及沂、海、邳諸州之地[237]。
各地起義的群衆，對于屯田軍中的頭目和僑寓各地的女真貴族及其建立在各地的軍事營壘，都“起而攻之”，并且“尋蹤捕影，不遺餘力”[238]。
在女真貴族直接奴役下的一些家奴和驅口，也大量地投入起義軍的行列[239]。
楊安兒、李全等人領導的起義軍，都穿紅襖作為标志，時人稱為紅襖軍。
紅襖軍控制了山東半島的絕大部分地區，并迫使金朝委派的萊州知州徐汝賢也舉城而降。
楊安兒的聲勢大振，遂建置官屬，并改元為天順。
李全率領的一支也攻占了東海、海州和邳州等地。
金朝派軍對山東的起義軍進行鎮壓，楊安兒在率衆向即墨縣和莒縣境内轉移途中病死，起義軍即由其女楊四娘子（名妙真）帶領，下寨于莒縣的磨旗山中[240]。
其後楊四娘子與李全結為夫婦，共同率領義軍向南宋境内轉移，駐紮在楚州一帶。
1219年金兵又去侵犯南宋，遊騎已到東采石的楊林渡，使得建康大震，結果卻被李全的軍隊打敗。
但在1220年以後，李全夫婦不再反抗女真統治者，隻是力求發展其個人實力。
對紅襖軍中另外的一些首領，或則殺其人而并其軍，或則企圖把其人其軍全部消滅。
他還不斷向南宋政府進行要挾，甚至還打算要渡江去攻打南宋的首都。
及蒙古軍隊進入河北、山東地區，李全回到青州，竟然投降了蒙古。
正當李全對起義軍首領進行殘害的時候，起義軍的另一首領彭義斌率衆回到山東，攻入東平府和恩州、大名諸城。
這支起義軍既反抗女真貴族的統治，也與侵入這一地區的蒙古兵進行鬥争。
他們所到之處，當地人民都起而響應，以緻不論金軍或蒙古軍，都把彭義斌視為勁敵，不敢輕易與他作戰[241]。
1225年，彭義斌以大軍進攻真定，迫使金将武仙和他合力抗擊蒙古。
這時這支聯軍已擁有幾十萬人。
彭義斌緻函南宋軍事統帥，與之相約：南宋出兵漣、海，收拾李全，然後進軍汴、洛，他本人則轉戰河北，南北互相配合，庶幾“神州可複”。
但當時的南宋政府早已放棄了恢複中原的打算，對他的建議置之不理。
及蒙古命史天澤以優勢兵力圍攻彭義斌軍于贊皇的五馬山下，彭義斌兵敗身死，軍隊潰散[242]。
蒙古入侵和金的滅亡 金宣宗在即位的第二年（1214年），由于蒙古軍的威脅日甚，便南遷開封。
次年，燕京為蒙古軍攻占。
女真統治者分布在華北、中原各地的屯田軍，長期以來不耕不戰，已失掉了作戰能力，到金政府南遷時所倚靠的軍事力量，主要是由從前遼朝所編組的邊境各少數民族的乣軍，而乣軍也在南遷途中叛變，投降了蒙古。
為了補充武裝力量，金政府遷到開封之後，一方面招募“燕趙亡命”及回纥、羌人，編制為“忠孝”、“忠義”等軍，厚其月給，屢加犒賞，以求他們為金效力；另一方面又派官四出，簽發漢人為兵，凡家有壯丁的，不論是多丁單丁，一律簽發。
到後來，甚至除現任官吏之外，賦閑或退休官員，也被征發。
這些拼湊而成的軍隊，戰鬥力自然是不會強的。
在金政府遷都開封以後，黃河以北的地區，東起太行山以東，西至關陝，不一二年便都落入蒙古人手中；由山東半島以至東平府一帶，則是起義軍與金及蒙古經常交戰的地方。
金政府為了抵禦蒙古的軍事進攻，把大部分軍事力量用來守黃河，保潼關。
在這種“日蹙國百裡”的情況之下，金政府決定要“南窺江漢”，想把失之于蒙古人手中者再從南宋方面取得一些補償。
從金宣宗興定元年（宋嘉定十年，1217年）開始，金政府在西起大散關、東到淮水流域這一分界線上，從許多處所展開了對南宋的軍事進攻。
南宋政府雖從金政府南遷之年就已不再向金交納歲币，然而它的軍事實力卻也正在日益衰弱，對于金人的軍事攻勢無力抵抗，邊境線上的許多城鎮被金人奪去。
金政府遷到開封後，原來分布在黃河以北的屯田軍及其家口，也都争先恐後地遷往開封，不久便達百餘萬口。
他們的口糧全靠金政府供給。
每日每人領粟一升，一年需要三百六十多萬石，超過金政府每年搜括到的米粟一倍以上。
金政府無法負荷這一重擔，便又打算在黃河以南大量掠奪土地，重新分配給這些屯田軍戶。
但是，一則河南境内的土地在那時已經是“民地官田計數相半”[243]，不容易再下手了；二則屯田軍戶已過慣了寄生生活，不願參加農業生産勞動，“得地不能以自活”，他們不樂于再接受土地。
因此，大規模搜括土地的事才未再實行。
金政府由會甯府遷到燕京之後，已開始發行紙币。
到衛紹王統治時期（1209&mdash1212年），由于财政極端窘困，金政府幾乎隻能依靠大量印發紙币，以供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各項開支。
遷都開封以後，金的境土隻剩了黃河南岸西起潼關東到邳州的一個狹長地帶，農業上和各種生産事業上的産品都微乎其微，軍政費用更要仰仗無限制地印發紙币。
于是發行了一百貫、二百貫以至一千貫的各種交鈔，結果紙币貶值，“交鈔每貫僅直一錢，曾不及工墨之費”。
後來又相繼發行“貞祐寶券”、“貞祐通寶”、“興定寶泉”，實際上都是行用不久便一文不值。
跟着紙币貶值而來的是市場蕭條，經常出現“市肆晝閉、商旅不行”的情況。
金的内部雖有此伏彼起的起義鬥争，但起義的各支隊伍始終不能協同一緻，配合行動，沒能把金朝推翻。
蒙古的軍隊在占領了黃河以北的地區之後，便在成吉思汗率領下大舉西征，隻由木華黎以偏師經略華北之地。
在這一情況之下，金政府在遷到開封之後得以苟延殘喘達20年之久。
蒙古的西征軍于1227年東返，成吉思汗在這年死于六盤山，窩闊台繼為大汗，由南北兩路對金發動進攻：北路由孟津過黃河攻下洛陽；南路則假道南宋，經鄧州以趨開封。
1233年金哀宗放棄開封，逃往歸德，又逃往蔡州（今河南汝南縣），南宋應蒙古之約，出兵與之夾攻。
1234年正月，蔡州城破，金亡。
蒙古在河北的統治 在蒙古攻金的戰争中，華北地區遭到極大的破壞。
蒙古軍隊除了大肆劫掠财貨、牲畜外，又到處擄掠人口，把漢人抑為貴族的工匠或諸王将校私人的驅口（奴仆）、部曲。
連年的戰禍迫使華北人民紛紛南向流亡，緻使北方生産凋敝，荒殘不堪。
如澤州所屬6縣在金朝原有59416戶，到1235年兵燹之餘，竟隻剩下973戶[244]。
趙州在戰亂中“焚毀尤甚，民居官寺，百不存一”[245]。
其他如陝西、遼東、四川以及山東北部都有這種情況。
當時，蒙古統治者還不知道農業生産在經濟上的重要性。
蒙古大臣别疊等人甚至提出了“漢人無補于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的主張[246]。
同時，蒙古統治者又委派大臣駐守燕京，“總中原财賦”，“旁蹊曲徑而科敷者不可勝言”[247]。
蒙古統治者把北方的一些州縣分封給諸王、功臣、驸馬作為“投下”（封地）。
諸王、功臣等在被稱為“投下”的封地内，自置官屬，擁有行政、司法、财政等方面獨立的權力。
封地内的人民，被看成封主的私産，不得任意遷移[248]。
且貢賦極為沉重。
如拔都在平陽、真定及河間等地的封地，貢賦不收銀絹雜色，要收黃金。
屬民須把農産品或手工業品換成白銀，再以銀易金，幾經轉折，十倍其費。
人民往往傾家蕩産仍無法完納，緻遭“榜掠械系，不勝痛苦”[249]。
金人南遷時，河北的豪強地主多乘亂而起，結寨自守，各擁名号，自保一方。
以後，這些地主大多數都投降了蒙古，充當蒙古統治者鎮壓人民、搜括财賦的幫兇。
這些人中如河北的張柔、史天澤，山東的嚴實等都擁有強大武裝，他們的勢力跨州連郡，而且子孫世襲。
在他們各自的領地内，“爵人令官，生殺予奪”，“取财貨，兼土田”，十分暴虐專橫。
當時的北方人民，除向政府負擔絲料、包銀等科差外，還有軍戶的簽發，馬匹的拘括，使臣的騷擾，官吏的誅求，豪強的壓榨。
所有這些剝削，無一不是敲骨吸髓，殘民以逞。
許多州縣的官吏，因為要上繳科差、貢賦，隻有以高利乞貸于回回富商。
往往本銀一錠，十年之後，本息就高達千錠，當時稱這種高利貸為“羊羔兒息”。
為了償債，他們更想盡一切辦法來剝削所屬的人民。
回回商人還與蒙古貴族勾結，幫助他們進行搜括，甚至還向政府“撲買”課稅（即承包課稅）。
所有這些混亂和黑暗現象一直延續了近半個世紀（從1214年金人南遷至1260年忽必烈即位）。
在窩闊台時期，中書令耶律楚材反對把農田改為牧場，在他的積極策劃下，蒙古統治者在戶口、賦稅等方面确立了一些制度，還規定由政府派官向封地内人民征收“五戶絲”，然後分賜給封主，禁止封主擅自征斂[250]。
但是這些制度大多沒有很好地施行。
耶律楚材還反對回回商人的剝削，結果他自己也受到回回商人的排斥[251]。
六 蒙古南侵 南宋滅亡 蒙古對南宋全面的軍事進攻 金亡之後，南宋政府希望收複黃河以南的地方，遂從淮西調兵進入開封城内，并從開封分兵占據了洛陽。
南宋政府的打算是：首先把開封、洛陽、歸德三城恢複，然後北守黃河、西據潼關，以抵禦蒙古。
不料宋軍剛開進洛陽，蒙古兵即前來争奪，宋軍潰敗，從洛陽撤退。
在開封的宋軍，也因糧饷不繼和蒙古兵決黃河之水以灌開封，也全部撤退。
從此以後，在四川，在襄漢，在蕲黃，在江淮之間，蒙古貴族對南宋展開了全面的軍事攻勢[252]。
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蒙古兵由漢中向四川進攻，南宋守将在大安軍（今甯強）的陽平關頑強抵禦，終以衆寡懸殊，全軍壯烈犧牲。
蒙古兵占領了劍門關以外的地方後即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今廣元）、潼川（今三台）三路中有54個州郡相繼陷落，全蜀境内未遭蒙古兵馬蹂踐的，隻有泸、果（今南充）、合三州之地和沿長江的夔州一路。
蒙古兵這次攻入四川，在大肆掠奪和破壞之後，又從四川撤走了。
在此以前，四川諸路的财賦收入，單是錢币一項，每年上交到南宋中央政府的有五百多萬貫，解送到湖廣、蜀、淮總領所的有二千五百多萬貫，而金銀绫錦絲綿之類尚全不計入。
經過蒙古兵這次的掠奪破壞之後，短期内不能恢複起來，四川境内人民的生計，南宋政府的軍政費用，都受到了極其嚴重的影響[253]。
南宋在京西南路和荊湖北路的重要軍事據點，是襄陽、德安、棗陽、随州四地。
襄陽自紹興四年（1134年）被嶽飛收複之後，即成為南宋抗金的一個重要軍事據點。
到理宗端平年間（1234&mdash1236年），這裡已經整整100年沒有遭受過戰禍，因而生聚繁庶，倉庫中所積貯的錢谷不下3000萬，金銀鹽鈔尚不在内。
軍器有24庫。
其雄厚富實的情況，為南宋沿邊諸城之冠。
端平二年春季，蒙古兵圍攻襄陽甚久，始終不能攻下。
但到端平三年春間，在南宋駐屯襄陽的軍隊中，北軍與南軍發生了沖突。
北軍的主将放火燒掉襄陽的府庫城郭，投降了蒙古；南軍的将官則趁勢大肆搶劫了一番而撤離其地。
襄陽城因此一度變為瓦礫之場，且非複南宋所有。
德安、棗陽、随州三地，在端平三年也都一度被蒙古兵攻破。
凡蒙古兵所到之處，總不免發生擄掠人畜，焚燒屋舍，蹂踐禾稼，毀傷薪木等類事件[254]。
當蒙古軍進入京西南路的信陽、光州諸地時，當地的農民曾在“義甲頭目”和“牛社總首”們的領導之下進行了抵抗，他們随宜剿殺截擊蒙古軍隊。
在京西、湖北兩路中，鄉民丁壯這樣屯聚相保的處處都有。
在劉廷美、廷輔兄弟領導下的一支民軍有四萬人以上，他們還到處招收山寨民丁、莊農與諸處潰散兵民，共同協力，在端平三年夏間又把襄陽、樊城、信陽諸地奪了回來[255]。
淮南東西兩路是南宋駐屯重兵的地方。
蒙古兵于端平三年冬季進攻真州（今江蘇儀征），于嘉熙元年（1237年）冬進攻安豐，于嘉熙二年秋進攻廬州，都被宋兵打退了。
南宋在四川的軍事布置及其對蒙古南侵軍的鬥争 蒙古兵在控制了川北的蜀口之後，曾于嘉熙三年（1239年）和淳祐元年（1241年）兩次侵入四川，攻破成都。
在前一次的防禦戰中，宋的四川制置使丁黼戰死；在後一次，制置使陳隆之也因兵敗被俘而死。
從此以後，南宋政府不再在成都設置軍事統帥，而把軍事重點移至重慶。
南宋政府從嘉熙二年就派彭大雅去守重慶，并兼任四川制置副使。
彭大雅到任後立即着手改變那裡的殘破局面。
他“披荊棘，冒矢石，竟築重慶城，以禦利（今廣元）、阆（今阆中），蔽夔、峽（今宜昌），為蜀之根柢”[256]。
在此後多年抗拒蒙古的戰争中，重慶城一直起着堅強堡壘的作用。
繼彭大雅之後鎮守重慶并兼任四川制置使的是餘玠。
餘玠采納了播州（今貴州遵義縣）人冉琎、冉璞的建議，在境内行軍所必經的山險隘口，如釣魚山、雲頂山、青居山、大獲山和大梁山等處，都因山為壘，修建了軍事營寨，加以控扼，并把州治遷徙到這些堡壘中去。
這樣的一些軍事防禦據點，棋布星分于四川境内，或守嘉陵江，或備長江，彼此都能互相聯絡呼應。
同時還在成都平原興置屯田，貯積谷物，教練軍旅。
餘玠還采取措施，減輕徭役以寬民力，減輕商稅以通商賈，從各方面設法使這一地區内的農業和商業得以恢複和繁榮起來。
寶祐六年（1258年），蒙古兵由大汗蒙哥親自率領，攻入四川。
在保衛成都的戰役中，雲頂山上的城堡起了很大的作用，直到這座山城中的軍隊因食盡而潰散，成都才被蒙古兵攻破。
其後在蒙古兵更深入蜀境的過程中，青居等山上的城堡都發揮了阻截蒙古軍前進的重要作用。
由于沿途都受到宋兵的阻擊，蒙古兵進入四川境整整一年之後，才到達了釣魚山的合州城下。
這時合州的知州是王堅。
蒙古兵圍攻釣魚山城達九個月之久，王堅和他的部将張珏一直在那裡固守力戰。
到開慶元年（1259年）七月，正是四川的雨季，蒙古軍因軍中痢疫盛行，死傷極多，蒙哥汗又為宋軍的飛矢射中身死，遂解合州之圍而去。
後來王堅被調走，由張珏繼為合州守，他繼續在那裡練士卒，修器械，以兵護耕，教民墾田，并碇舟于嘉陵江中，建為水上城堡，以斷絕蒙古兵的通路。
鹹淳三年（1267年）蒙古發兵數萬來攻，被他打退。
到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張珏知重慶府兼四川制置副使，仍堅守着合州、重慶及其周圍的一帶地方。
第二年，南宋首都臨安被蒙古軍攻破，張珏仍在川中堅持戰鬥。
直到1278年，他在重慶的保衛戰中兵敗被俘，在解送燕京的途中，解弓弦自缢而死[257]。
襄陽、臨安的失陷和南宋的滅亡 蒙哥為蒙古大汗時，命其弟忽必烈開府漠南，統治漠南漢地民戶。
在蒙哥汗率兵攻入四川時，忽必烈也渡河南下，圍攻鄂州。
南宋的權臣賈似道統率諸路重兵去救援鄂州，卻暗中向蒙古軍求和，願意向蒙古稱臣納币，雙方劃江為界。
這時蒙哥汗已死在釣魚城下，忽必烈急欲北返争奪汗位，遂答應了賈似道所提出的議和條件而撤兵。
賈似道回到臨安，把暗中求和的事隐瞞不提，卻欺騙宋度宗說：在前線上打了勝仗，把蒙古兵打退了。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于開平（今内蒙古正藍旗東），派遣郝經到南宋去要求其履行和約，賈似道恐求和事暴露，把郝經拘留在真州，這又成了蒙古貴族大舉南侵的借口。
從度宗鹹淳三年（1267年）冬起，蒙古兵即前來圍攻襄陽和樊城。
襄、樊兩城夾漢水對立，漢水上有浮橋，兩城可相互聲援。
兩城中所儲糧饷都可支用數年，沿長江上遊諸州的商旅還可以取道襄陽之南，供應襄樊守軍一些必需的物資。
兩城的守将依靠這些條件，長期堅守。
被蒙古軍圍攻既久之後，兩城的守将屢次向南宋政府告急求援，權臣賈似道卻始終不肯出兵救援。
到鹹淳九年，蒙古軍增強了水陸兵力，截斷江道，斷絕了宋軍外援，切斷了襄陽和樊城間的交通，采用水陸夾攻辦法，又用西域炮匠新造的大炮去攻打兩城，在這年的正二月内，樊城、襄陽便相繼為蒙古軍攻破，襄陽守将呂文煥投降了蒙古。
鹹淳十年（1274年）宋度宗死，恭帝立，政權仍操在賈似道手中。
這年秋，蒙古丞相伯顔督率幾路大軍，水陸并進，向臨安進軍。
其主力是舟師，由伯顔與阿朮率領，以呂文煥為前鋒，由襄陽順漢水而下，入于長江。
南宋守将以戰艦數千橫列江面，迎戰敗績，沿江的鄂、黃、蕲、江諸州相繼陷落。
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賈似道在朝野輿論的壓迫之下不得已出兵應戰。
他率領了諸路精兵13萬人，還有大批裝載金帛辎重的船隻，舳舻銜接，百有餘裡。
宋軍在池州下遊的丁家洲與蒙古軍遭遇。
蒙古軍于長江兩岸立炮射擊，在長江中遊則用“劃車”數千艘，乘風直進。
賈似道懾于敵軍來勢之猛。
未曾迎戰即鳴鑼退兵，13萬大軍一時潰散。
德祐二年，蒙古兵攻入臨安，俘恭帝及謝、全兩太後并宗室官吏而去。
宰相陳宜中先已從城中逃出，遂與張世傑、陸秀夫等共同擁立益王昰于福州，是為端宗，後為蒙古兵所逼，逃往海中，死于硇洲（今廣東雷州灣南海中）。
文天祥、陸秀夫繼立衛王昺為帝，流徙于南海中的崖山（今廣東新會南海中）。
1279年蒙古遣張弘範率水軍追擊。
文天祥抗擊蒙古軍于潮陽，戰敗被俘，張世傑的水軍也被蒙古軍打敗，崖山的薪水道路被切斷，崖山人食幹飲鹹十餘日，皆疲乏不能應戰，于是陸秀夫負帝昺投海而死，南宋亡。
第四節 回鹘 壯族 大理 一 西遷後的回鹘 甘州回鹘、西州回鹘和哈喇汗王朝 9世紀中葉，回鹘因内部矛盾及自然災害，已日漸衰弱，及為黠戛斯擊敗，少部分移居唐的北部邊境，絕大部分則分三支向西遷徙：一支西南至河西地區；一支西到天山東部地區；一支遠移蔥嶺地區。
當時占有河西走廊和塔裡木盆地南部的吐蕃，因贊普遇刺身亡，國内大亂，勢力遽衰。
各地紛紛起義，推翻吐蕃的統治。
其中以張議潮節度的沙州歸義軍勢力最強，領地盛時東接靈武，西盡伊州。
塔裡木盆地北沿的龜茲、焉耆、高昌（今吐魯番），自9世紀初已進入回鹘的勢力範圍。
南沿的于阗，也恢複了尉遲王家的統治。
進入河西地區的回鹘，經過與歸義軍及其他民族的反複争奪，9世紀末在甘州（今張掖）設立了穩固的牙帳，并逐漸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曾一度打敗歸義軍張氏後裔張承奉建立的西漢金山國，扼制着中原和西域交往的孔道，且曾想與北宋連兵抗擊西夏。
到11世紀30年代，河西走廊被西夏攻占，甘州回鹘政權滅亡，河西地區的回鹘成為西夏的附庸。
1227年蒙古滅西夏後，河西回鹘又歸蒙古和元朝直接統治了。
遷往天山東部地區的一支回鹘主力，統一了原來就在這裡的回鹘部衆和西遷中分散出來的一些勢力，在866年，以西州、北庭為中心，形成一個統一的政體，史稱“西州回鹘”或“高昌回鹘”，轄境在9世紀末擴展到龜茲、焉耆、伊州等地，都城設在高昌。
11世紀初，乘西夏不斷進攻甘州回鹘和沙州歸義軍之機，曾把勢力一度擴張到酒泉。
1125年遼為金滅，契丹貴族耶律大石帶領一支軍隊到中亞建立了西遼國，西州回鹘成了西遼的附庸。
13世紀初，成吉思汗建立了大蒙古國。
西州回鹘亦都護（即國王）聽到這一消息，殺死西遼派來的“少監”，投奔成吉思汗，被當作成吉思汗的第五個兒子，受到蒙古的特别保護，西州回鹘也改稱為畏兀兒。
蒙古初期的文化和政治方面的一些制度，有好些是從畏兀兒人學來的。
13世紀末，支持元朝的畏兀兒王國被蒙古察合台系的宗王攻滅。
遷往蔥嶺地區的回鹘，會同當地的突厥葛邏祿等部，在10世紀下半葉，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哈喇汗王朝，地跨蔥嶺東西，實行遊牧部族的雙汗制，可汗分别駐八拉沙衮城和喀什噶爾（今喀什）。
11世紀初，汗國分裂為東西兩部，喀什噶爾是東部汗國的都城和文化中心。
與此同時，經過三十多年的戰争之後，哈喇汗王朝終于滅亡了于阗尉遲氏王朝。
于阗被納入哈喇汗王朝的版圖，語言、人種逐漸回鹘化。
12世紀初期，東部哈喇汗王朝成為西遼的附庸。
13世紀初與西遼同時滅亡。
10&mdash13世紀回鹘社會經濟的發展 作為河西回鹘聚居地點的甘州地區，南跨青海，北控居延海，在綿亘數千裡之内，水草豐美，極适合于畜牧業的發展。
有些地方也宜于農耕。
在8世紀内（唐朝中葉），從河西到西域的高昌等地，就已出現“闾閻相望，桑麻翳野”的情況。
9世紀中葉遷徙到甘州和西州一帶的回鹘人，大部分還從事畜牧生活，也有一部分人轉變為農業居民，進行農業生産。
在回鹘人徙居之後的高昌，仍然是地産五谷[258]，而且“厥土良沃，麥一歲再熟”[259]。
據《梁書》和《南史》所載，6世紀時，高昌就以産白疊子（棉花）著名。
回鹘人遷居其地之後，依然種植白疊[260]。
高昌的回鹘人用橐駝耕種土地[261]。
還利用高昌城周圍的水渠，“以溉田園，作水硙”[262]。
由于畜牧業還很盛，西州又盛産馬、橐駝、犛牛及其他獸類，回鹘人便用獸毛織為狨[263]和罽[264]。
高昌北庭的山中盛産碯砂，回鹘人便用來揉制獐皮、野馬皮，用以為靴。
地産白疊，則用來織成白疊布和花蕊布。
地有野蠶，則用來織為綿帛[265]。
另外，還能制造各種不同名稱的絲織品，如兜羅錦、注絲、熟绫等[266]。
高昌境内出産砺石，回鹘人把砺石鍛為镔鐵[267]；于阗和高昌都盛産葡萄，回鹘人“釀以為酒，甚美”[268]。
甘州、西州和喀什噶爾從很早以來就已經是東西亞陸路交通要道上的咽喉之地，回鹘人移居其地之後，就又成為一個善于經商的民族。
他們的足迹，西到波斯、印度，東到陝西、河南北、山東，特别是當時的政治中心汴京、燕京和遼的上京臨潢府等地。
五代各朝和北宋政府所需要的戰馬，主要是從回鹘購買的。
甘州、西州和于阗回鹘，每年都不隻一次以進貢的名義送一些馬匹到開封，五代或北宋政府“估直回賜”，實即付以價款。
965年年初，甘州回鹘一次就貢入北宋政府“名馬”1000匹，另有橐駝500隻[269]。
北宋政府還在陝西設有提舉買馬監牧司。
北宋中葉，這個司每年買馬的固定經費為銀4萬兩、絹7.5萬匹[270]，其中的大部分也是用以購買回鹘馬匹的。
12世紀金朝統治了華北之後，金政府也時常用種種辦法交換或購買回鹘的馬匹[271]。
回鹘人也通過“朝貢”的名義或榷場互市，把白疊布，各種細毛織品如褐、斜褐、罽等，貂鼠皮和野馬皮，乳香、珠、玉、琥珀、瑪瑙、碯砂、镔鐵兵器等等，大量地出售于宋人、遼人和金人。
遼的上京且特别建置了回鹘營作為回鹘商人的聚居之地。
回鹘人用上述的各類貨物，從五代各朝和宋、遼、金的政府換取到大量的銅錢、白銀和絹、帛、絲、茶等物。
西遷後的回鹘的文化 回鹘在西遷以前使用的文字是古突厥文，信仰的宗教主要是摩尼教。
在西遷後的初期，這種情況并未改變。
但在西域整個地區，包括于阗和高昌在内，從很早以來就是佛教極盛行的地方，回鹘人在徙居其地稍久之後，便逐漸有大批人改信佛教。
與此同時，回鹘人也廢棄了古突厥文，逐漸采用粟特字母，創制成一種今天稱為古回鹘文的文字。
古回鹘文在當時使用的地區，曾經遠達蔥嶺以西。
到13世紀初，蒙古人向西發展到西域之前，已在畏兀兒人的帶動下，采用了回鹘文的字母創制了蒙古文。
可見古回鹘文曾經發生過很大的影響。
回鹘人在蔥嶺以西建立的哈喇汗國，地域鄰近阿拉伯勢力範圍，所以他們首先改信伊斯蘭教。
10世紀的後半葉，伊斯蘭教又随同哈喇汗國回鹘勢力的向東發展而進入喀什噶爾，繼而傳入葉爾羌，又傳入和阗。
這時，在高昌回鹘所聚居的西域東部，還盛行着摩尼教和佛教。
到13世紀初，據李志常的《長春真人西遊記》所載，當時西域除北庭、高昌等個别地區外，西遷的回鹘人已大都成為伊斯蘭教徒了。
回鹘人改信伊斯蘭教之後，他們用粟特字母所創制的古回鹘文字，也漸漸被阿拉伯的字母所排擠。
這種變化，也是先從徙居蔥嶺以西的回鹘開始的。
在喀什噶爾等地，是從11世紀開始部分地發生這種變化。
從11世紀後半葉到12世紀，哈喇汗王朝的文化發展到極盛時期。
玉素甫&bull哈斯&bull哈吉甫所寫的長篇叙事詩《福樂智慧》和馬合木&bull可失合裡用阿拉伯字母撰寫的《突厥語辭彙》，都是出現在這一時期的有名的著作。
近代考古學家曾在吐魯番發現了很多回鹘文的雕版印刷品，其中時間最早的，是13世紀初的印制品。
在敦煌的一個洞窟中，還發現了一桶回鹘文的木刻活字，其刻制時間應在1300年前後。
這些遺物确鑿證明，至晚在12世紀，回鹘人已經掌握了刻版印刷的技術了。
從近代發現的回鹘人所造佛像和所繪壁畫看來，回鹘人在西遷以後，其藝術發展趨勢，是兼采東西文化的某些特點而熔于一爐的。
二 壯族 壯族及其社會發展 遠在唐宋以前，壯族（即古僮族）人就聚居在現今的廣西壯族自治區，以及廣西、雲南與越南交界處的一些地方。
自唐至宋，一般稱之為“西原蠻”或“廣源蠻”，有時也泛稱為“溪峒蠻”。
到南宋時期才出現僮的稱呼。
在7、8、9三個世紀内，唐朝曾在這些地區先後設置了五十多個羁縻州縣，任用壯族的首領為都督、刺史等官職，并世襲這些官職。
這裡的貢賦和戶籍，并不上繳或上報到唐的中央政府[272]。
在7、8、9三個世紀内，壯族社會已經進入奴隸制時代。
柳宗元于9世紀初到柳州去做刺史，那時柳州的土俗是：“以男女相質，久之不得贖，盡沒為奴。
”[273]當時的柳州居民，壯族實居多數，這裡所說的柳州土俗，主要是壯族習俗。
《舊唐書&bull地理志》還說，邕州每歲向唐政府貢奴婢，直到8世紀後期，唐朝才明令廢除。
宋朝把嶺南地區劃分為廣南東、西兩路，壯族的主要聚居地在廣南西路。
廣南西路的大部分地區，宋朝都設置了州縣，進行直接統治，隻是在壯族和其他少數民族最集中的左右江流域和柳州四周之地，仍參用唐制，在那裡設置了羁縻州、縣、峒五十餘所[274]，用當地的部落首領為知州、知縣、知峒等，稱為“土官”。
到北宋中葉，宋政府明令規定，廣西路諸州的知州一律改用武臣，并兼帶“溪峒都巡檢使”的名義。
羁縻州境内的各級土宮，此後也多參用宋政府軍隊中的漢人将士。
這說明，宋朝對壯族的統治，比之唐朝已大為加強了[275]。
直到12世紀，在壯族社會中還沒有出現土地私有制。
壯族的首領以及任各級土官的，稱為“主戶”，都有“養印田”和“蔭免田”；平民稱為“提陀”，計口給田，隻有使用權而不得典賣，惟自行開荒之土田則歸己有，可以傳之子孫，稱為“祖業口分田”。
貴族、首領和“官典”，因為攻剽附近的部落居民以及“博買嫁娶所得”，各自擁有為數不等的奴隸，叫做“家奴”或“家丁”。
奴隸主都依照奴隸數量而另外分得土地。
家丁中年富力強、可以從事戰鬥的，叫做“田子甲”，“言耕其田而為之甲士也”。
單是邕州的左右江一帶，就有稱為家丁的奴隸四萬人，欽州境内為數也不少。
家丁的“生殺予奪，盡出其酋”。
他們必須按日把在陸上或水中的勞動所得供獻給主人，每每是“為之力作終歲而不得一飽，為之效死戰争而複加科斂”[276]。
8&mdash12世紀壯族的社會生産 壯族人在其集中聚居的邕州左右江一帶地區，至晚從8世紀以來就已栽種水稻和使用耕牛了。
8世紀70年代，壯人曾不斷武裝起義，反抗唐政府的奴役。
後為唐軍所敗，有二十多萬人為唐軍所圍困或俘虜。
唐政府為了緩和這一矛盾，就發給這些人耕牛種糧，令其各還舊居[277]。
可見在此以前，牛耕在此地區已相當普遍了。
但是，根據南宋人的記載，在12世紀内，靜江（今桂林）的漢族農民，“其耕也，先施人工踏犁，乃以牛平之。
踏犁五日可當牛犁一日，又不若牛犁之深于土。
問之，乃惜牛耳。
牛自深廣來，不耐苦作，桂人養之不得其道”[278]。
則其時其地壯族人的牛耕，也應與此情況相似。
邕州和欽州的壯族貴族，主要的還是把奴隸使用在農業的勞動上面。
而欽州等地，地氣溫暖，谷物極易生長。
那裡的農民雖用牛耕種，卻極其粗放，就田點種，更不移秧，既種之後，不耘不灌，任之于天，然而竟是“無月不種，無月不收”[279]。
廣源州也是“土宜五谷，多種秧稻”[280]。
居住在山區的壯人，進行農業生産比較困難，其生活資料的來源主要依靠打獵，因而居住很不固定。
例如在宜州之南的撫水州，其所轄四縣中的壯族人民，有的也種水田和捕魚，但山居者則“雖有畲田，收谷粟甚少”，需要經常用藥箭射生取鳥獸，及一地已盡，即轉徙他處[281]。
居住在地形險厄的高山地帶的，則是“刀耕火種，以為糧”[282]。
手工業方面：壯族地區少蠶桑，觸處富有苎麻，潔白細薄，纖維特長。
壯族婦女能耕善織。
邕州左右江地方所出産的“白”和“子”，都是有名的特産。
白是“白質方紋，廣幅大縷，似中都之線羅，而佳麗厚重，誠南方之上服”。
子則是選用苎麻纖維之尤其細而長者所織成的，“輕涼離汗”，最适合做夏衣。
“有花紋者為花。
一端長四丈餘，而重止數十錢。
卷而入之小竹筒尚有餘地。
以染真紅，尤易著色。
稍細者一端十餘缗。
”[283] 廣西的梧州、藤州、桂州、融州等地，都産鐵，當地人民冶鑄的鐵器，有很多是著名于時的。
例如梧州的生鐵最良，所制鐵器既薄且輕，并能耐久，被稱為“天下美材”。
藤州的黃崗鐵最易熔，用以“制劍，亦頗铦”。
12世紀廣西農民比較普遍使用的踏犁，都是當地鐵工用當地所産的鐵制作的[284]。
冶鑄制作這些器物的人，雖也包括漢人或其他少數民族人在内，但其中為數最多的是壯族人民。
除鐵以外，壯族地區還出産黃金、丹砂和銅。
“邕州溪峒”的金坑，所産多于諸郡。
這裡的金“不自礦出，自然融結于沙土之中，小者如麥麸，大者如豆，更大者如指面，皆謂之生金。
峒官之家，以大斛盛金鎮宅，博賽之戲，一擲以金一杓為注”。
邕州右江溪峒的歸德州大秀墟出産丹砂，名為金纏砂，大如箭镞，經火質重，每八斤可煉水銀十斤。
大秀墟還有一個出産“真汞”的丹穴，其色紅粉，與水銀之作白青色者殊異，其重亦倍于水銀。
邕州右江溪峒之外有一“蠻峒”，是産銅之地，“掘地數尺即有礦，故蠻人多用銅器”[285]。
侬智高的反宋鬥争 11世紀内聚居在邕州左右江流域各羁縻州中的壯族人，以韋氏、黃氏、周氏、侬氏四大姓占最大多數。
侬氏的聚居地中有一個廣源州，是邕管的羁縻州之一。
11世紀的40年代内，侬氏的首領侬智高，企圖在嶺南地區建立一個獨立小王國。
他利用當地的山澤之利，“招納亡命”，聚積力量，向外發展。
最初曾攻占了傥猶州，建國曰大曆。
及為交阯出兵所敗，乃又派人向北宋政府獻金銀和馴象，并請求宋朝正式授以官職。
宋廷以“智高叛交阯而來，恐疆埸生事，卻而不受”[286]，也未授以官職。
于是他又積怨于宋。
到40年代之末，他便集中力量，進攻宋的廣南西路，企圖“拔邕州，據廣州以自王”。
1052年四月，侬智高率衆5000，沿郁江東下，攻占了右江上遊的一個重鎮橫山寨（今田東縣平馬鎮），繼即攻破邕州（今南甯），殺死其知州，在那裡建立大南國[287]，自稱仁惠皇帝，并建置官吏，“皆稱中國官名”。
這時候，宋朝在嶺南各州縣設置的武備非常薄弱，地方官吏不知所措，多棄城而遁。
侬智高因此“所向得志”，相繼攻破了橫、貴、浔、梧、康、端等九州，所過殺官吏、焚府庫甚衆，不二旬便抵達廣州城下。
由于廣州城内的守備力量比較堅強，侬智高圍攻了五十多天未能攻下，他的戰艦也被番禺縣令蕭注所募土丁及海上強壯所焚毀，遂于七月間解廣州之圍，向邕州撤退，途中又攻破賀（今廣西賀州）、昭（今廣西平樂縣）、賓（今賓陽）等州，昭州民數千逃往山谷中避難，侬智高追至其地，放火把避難者一齊燒死。
1053年初，宋廷派遣狄青至廣西鎮壓侬智高，狄青率諸道步騎兵兩萬人，出昆侖關，直趨邕州。
侬智高悉衆而出，拒戰于歸仁鋪，其軍隊被宋軍斷而為三，前後左右交擊，大敗。
侬智高焚益州城（今雲南昆明境），由合江口逃入大理國，被宋軍俘獲的侬智高的官兵有五十餘人，并奪回了以前為侬智高所俘掠的人口萬餘。
自從侬智高反宋失敗以後，宋的統治力量更加深入到壯族地區。
宋廷所采用的是高壓政策，其辦法是：“以民官治理之，以兵官鎮壓之
南宋所制色箋極為精緻。
箋色有紅、紫、褐、黃、碧等色，而以紅色箋最為流行。
故宮博物院所藏南宋張孝祥、範成大等人的書劄，多是用紅色箋寫的。
雕版印刷業在南宋有很大發展。
南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各地寺院和書坊，都從事刻印書籍。
當時刻印圖書的數量之多，技藝之高，流傳範圍之廣，不僅空前，有些方面甚至明、清兩代也難與之相比。
凡是當時經濟比較繁榮、文化比較發達、紙的産量較多較好的地方，如兩浙、福建、江西、四川等地，刻版印刷業都很發達，都有大批熟練的刻字工人，并且在字體刻風上，都已形成各地特有的風格。
杭州是南宋刻書業最發達的地方，北宋時開設在開封的書籍鋪，也多有遷徙到杭州去的。
婺州和蘇州的雕版印刷業也都盛極一時。
兩地的刻字工人常有被雇到外地去刻書的。
饒州、撫州和吉州，在南宋中期也都刻印了一些大部頭書，都成為當時刻書業的中心地之一。
福建建州的刻書業在南宋初年已很興盛。
建州的書坊集中在麻沙、崇仁兩坊，其所刻印書籍數量之多，可能還超過杭州。
到南宋中期，建州的“版本書籍，行四方者”已經是“無遠不至”了[185]。
南宋時成都依然是四川刻書業的中心，眉山也出現了不少書坊，刻印了不少曆史書和唐宋人的詩文集等。
南方多水，陸路交通不便，交通運輸主要依靠舟楫。
在海外貿易方面，不論華商外商，也多是乘用中國所造的海舶。
這種種，都促使南宋的造船業有很大的發展。
福建泉州城南門外，南宋時曾設有規模巨大的造船廠，專門制造遠航的海舶。
近年已經發現了它的遺址，出土有粗長的桅杆和船索以及船闆、船釘等遺物。
福州、廣州、明州也有海船制造廠，建炎三年冬，宋高宗要逃往海中避難時，倉卒之際就從這幾處募集到大海船三百多隻。
南宋人所畫《江帆山市圖》，畫出建有很長艙房的船三艘。
由此圖可以看出南宋人所用貨船的具體構造。
湖南洞庭湖周圍的人民有善于造船的傳統。
在鐘相、楊幺起義的過程中，為了抵抗南宋的水軍，起義人民制造了許多隻車船和樓船，用作戰船。
最大的車船上有24車，分為3層，高及10丈以上，其上可載千人。
稍小一些的船，高亦數丈。
船上都裝置了輪子，用輪激水而行，快速如飛。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虞允文在采石抗擊金軍時，除使用了這樣的車船外，還有艨艟戰艦和海鳅船等。
海鳅船行駛快速，便于馳逐。
船的種類多，而且各有各的功能，這反映出南宋各地造船工匠的高度技術水平。
商業 南宋一代商品生産和商品流通的情況，也顯然比北宋時期更為發達。
根據近數十年來考古工作者所發現，南宋時湖州制造的銅鏡，在今四川、廣州、吉林和内蒙等地的墓葬中均曾出現。
福建刻印的書籍，且曾出現在内蒙古西部的黑水城遺址當中。
景德鎮和龍泉瓷器也遍及全國。
這說明，南宋人民所制作的商品，不隻銷行于南宋境内，且遠及于金和西夏的境土内了。
從這些蹤迹看來，當時各地所産絲綿布帛等類物資的貿易流通情況，也必是十分繁盛的。
兩廣、福建、江浙等沿海州郡，經常有大商海船往來其間，販運商貨。
蘇州昆山縣的黃姚稅場，就是這類商船的一個輻辏地。
甯宗嘉定中，這個稅場每月所收“南貨商稅動以萬計”[186]，則其地物貨交易之興旺，可以想見。
南宋對外貿易的繁盛也超過了北宋。
江浙的絲織品、瓷器、銅鏡、印本書籍，福建的瓷器和印刷品，以及各地所鑄銅錢，都大量輸往日本。
日本鐮倉海岸曾發現很厚的南宋龍泉青瓷片的堆積層，湖州、明州的銅鏡在日本的許多地方都曾發現，日本現存有名的“道元緞子”和“大燈金襴”，都是南宋的絲織品。
南宋的鑄币、銅鏡和龍泉瓷等輸往朝鮮的也為數很多。
南宋海外貿易的重要場所仍然是在南海以至阿拉伯地區的一些國家。
絲織的絹帛錦绮和龍泉等地的瓷器，是當時最主要的輸出品。
越南、緬甸、馬來亞都曾有許多地方出現過南宋瓷器殘片。
爪哇海岸也時常打撈出南宋瓷器。
印度、波斯灣沿岸的許多地方，非洲的埃及、索馬裡海岸，也都有宋瓷、宋錢出土。
南宋海外貿易所及之地，大約以非洲中部的東海岸為其最西的界限。
紙币的大量發行 宋朝和海外的貿易，其輸出品雖規定以絹帛、錦绮和瓷漆器物為主，但大量的銅錢也随之外流。
且常常是“邊關重車而出（流往遼境），海舶飽載而回（流往海外）”[187]。
因此，在北宋晚期已經造成了嚴重的錢荒現象。
南渡之後，宋高宗曾屢次下诏禁止錢币外流，規定一切出海船舶都要經由市舶司的官員檢查，不許其中搭載銅錢。
但這些禁令并不生效。
一直到13世紀中葉，銅錢還是大量地流向國外。
近年來曾在廣東珠海地下發掘出南宋人窖藏的銅錢一萬多斤，大約就是集中在那裡準備偷運到海外去的。
因此，南宋錢荒的問題比北宋更嚴重得多。
南宋每年鑄錢一般不過8萬貫，最多的年份也隻有16萬貫。
而每年都有大量銅錢被運往海外，或被地主富豪人家窖藏起來，于是公私交易和軍政開支便不能不主要仰給于紙币。
南宋政府在杭州設有專管印造紙币的機關，叫做“行在會子務”。
所印會子的票面分1貫、500文、300文、200文4種，代替現錢行使。
另外還有“川引”、“淮交”和“湖會”，是限制在特定地區行用的紙币。
還有“鈔引”，是商人輸納現錢給政府，政府發與商人批發茶、鹽、香貨的憑證。
政府沒有足夠的銅錢作為兌換紙币的本錢，而紙币的印造則與日俱增，币值便不能不日益跌落。
到後來，南宋政府竟不許民戶用紙币交納課稅，币值的跌落更甚，其為民間之害也就越發厲害了。
土地兼并之禍 宋政權南遷之初，皇室在南方原來并無土地，出身于北方地主階級的高級官僚和武将，在南方原來也無土地，因此，他們到了南方之後，便利用政治權力大力掠奪土地。
特别是武将，把抵抗金軍的入侵作為托詞，首先忙于建立自己的家業。
原來就居住在南方的一些官僚豪紳地主，一方面既同樣可以利用政治特權，另一方面又因為南宋初年政治極度紊亂，各州縣的土地賬簿多在戰争中散失，他們便和一些“鄉村保正鄉司，通同作弊”[188]，霸占别人的土地，據為己有。
從北宋以來，南方商品經濟的發展就已淩駕于北方之上，社會上已出現了大量的富商大賈之家。
到南宋初年，這些富商大賈也“多以金帛竄名軍中，僥幸補官”，他們也和官僚地主一樣地利用政治特權，對土地肆行兼并掠奪，并且“假名冒戶，規免科需”[189]。
北宋一代，每年從東南諸路運送到開封的上供粟米之數，共為六百二十多萬石。
宋政府南遷後，東南諸路仍在它的統治下，其中除淮南路和湖北路一部分地區因系宋金戰場而緻農業生産衰退外，其餘各路無不是土地日益墾辟，生産日益發展。
然而在宋高宗的紹興年間，從東南諸路所得的上供粟米卻隻有二百八十多萬石，抵不到北宋時期的一半。
浙江東西兩路，田地肥沃，且幾無不耕之土，而南宋初年，那裡的上供粟米之數，每年卻比北宋時少了50萬石[190]。
單就平江府（今蘇州）所屬各縣而言，北宋時的簿籍所載，每年上供米粟之數為39萬石，而南宋初年每年實際征收到的隻有20萬石[191]。
這些事實反映出，東南諸路的農田，被官僚豪紳武将等具有免稅特權的人家兼并了去的，其數目又遠遠超過北宋時期了。
掠奪土地的人首先把目标集中在水利田上。
長江下遊，當塗縣的廣濟圩，宣城縣的惠民、政和諸圩，蕪湖的萬春、永興等圩，在南宋初年無不被豪家所霸占。
紹興府的鑒湖，也為“奸民豪族公侵強據”[192]，以緻鑒湖僅有湖的空名，被他們變為二千三百多頃湖田了。
明州廣德湖有湖田五百七十多頃，也都被權勢之家霸占[193]。
建康府的永豐圩，有田将及千頃，最初是歸南宋政府的軍隊營種，不久賜予大将韓世忠，以後又改賜秦桧，秦桧死後又收歸淮西總領所，數十年間，總是輾轉于皇室、大将、權臣手中，“其管莊多武夫健卒，侵欺小民，甚者剽掠舟船，囊橐盜賊”[194]。
四大将中的張俊，在解除兵權家居以後，歲收租米60萬斛[195]，估計其所占有的土地，當不下六七十萬畝。
另一大将楊存中，單在楚州寶應縣就有田近四萬畝，到乾道元年（1165年）全數獻納給南宋政府[196]，可見這還不是他的産業的主要部分。
他因女兒生育，贈以吳門良田千畝[197]，可見他在江南州郡中所占良田是很多的。
嶽飛被害之後，南宋政府沒收其家産，共有水田七百多畝，旱田一千一百多畝[198]，在當時的諸大将當中算是占地最少的。
宋甯宗開禧三年（1207年），權臣韓侂胄被殺，南宋政府沒收了他和他的黨羽們的土地，每年從這些田地中所收租米為七十二萬二千七百餘斛，另外尚有現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餘貫，則其所占土地頃畝之多可以推知。
另外的一些貴勢之家，都盡力兼并百姓的膏腴之田，有些人的田産連亘于數路之内，歲入租米号稱百萬斛[199]，則其所占土地至少當在百萬畝以上。
南宋政府對于這種土地集中的現象，不但不設法制止，到賈似道當權之日，為了籌措軍糧和解決财政的困窘，從景定四年（1263年）開始，又制訂了“公田法”，以政府的名義對土地進行瘋狂掠奪。
依照公田法的規定，浙江東西路和江南東西路内官戶民戶的逾限之田，一律要由政府抽買1/3，每畝收租滿1石的給40貫，不滿1石的按比例遞減。
然而所給價錢，一半是會子，另一半是官告和度牒。
事實上所強買來的并不專是大戶人家的逾限之田，小戶人家的土地也包括在内。
民間所得官告度牒皆無法售出，而所得會子則随時貶值。
因此，在“公田法”施行之後，上述四路諸州郡為之騷然。
到賈似道失敗之後，南宋政府于德祐元年（1275年）才廢止了“公田法”，并且下诏說：“公田最為民害，稔怨召禍，十有餘年。
自今并給佃主，令率其租戶為兵。
”[200]然而這時已經是臨安失陷、南宋政權滅亡的前夕了。
四 南宋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争 南宋初年賦稅的繁重 南宋初年的最高統治集團，雖則對金采取逃避和妥協投降的政策，而對于國内的納稅戶，總是以大敵當前為借口，向他們進行苛酷的壓榨：夏秋兩稅，身丁錢米，以及名為“和買”“和籴”而實際是由納稅戶無償輸納的絹帛米粟等等，都較舊定額數增加了五倍至七倍[201]。
在輸納時，米粟之類還要加收“正耗”、“加耗”和“鬥面米”等等，其數目往往超過正額。
在交納時，衙吏還百般刁難，谷物則挑剔成色，絹帛則塗抹打退。
為了避免麻煩，隻有通過“攬戶”代為交納，這就又要遭受攬戶的剝削。
此外，還有所謂“經總制錢”，即所有民間的錢物交易，每千錢要抽取56文為稅。
還有“月樁錢”，是為供應軍事開支而勒令各州縣政府按月解送的一種橫賦。
州縣無所從出，隻有巧立名目向民間榨取，于是，在江南西路則有所謂“麴引錢，白納醋錢，賣紙錢，戶長甲帖錢，保正牌限錢，折納牛皮、筋角錢，兩訟不勝則有罰錢，既勝則令納歡喜錢。
殊名異目，在處非一”[202]。
當時有人描述江西和湖南北三路納稅戶的情況說：“正稅之外，科條繁重。
稅米一斛有輸及五六斛、稅錢一千有輸及七八千者。
如所謂和籴米，與所輸正稅等，而未嘗支錢。
他皆類此。
”[203] 南宋時，江南農民大多栽種占城早稻，然而南宋政府向各地征收兩稅和各種苛捐雜稅時，卻借口“早米不堪久貯”，所有“受納秋苗及和籴米斛，并要一色晚米”[204]。
這就逼使納稅民戶不能不向兼并停蓄之家去購買，其結果是把納稅戶的負擔成倍地加重。
制作軍器所需要的大量翎毛、箭幹、皮革、鐵條、鐵葉以及竹木物料等等，南宋政府也都逼令各地百姓按畝或按戶無償輸納。
這些都是臨時的勒索，既無定時，也無定量。
這些東西并非貧下民家所素有，隻有用高價向豪富人家購求，這又成為一般納稅戶無法承擔的重負。
南宋的統治階級借用抗金的名義把民脂民膏朘削無餘，實際卻不肯認真地把武裝力量使用在抗金鬥争上，以緻長江以南的明州、杭州、江州、洪州、潭州等地全部遭受到金人的蹂踐、屠殺慘禍。
在靖康年間從前線上潰敗下來的一些散兵逃将，如孔彥舟、李成、張用、曹成等夥，都流竄于江南以及湖廣地區，奸淫擄掠，打家劫舍。
當時有人把這種情況概括描述說：“金人未到而潰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襲逐之師繼至。
官兵盜賊，劫掠一同；城市鄉村，搜索殆遍。
盜賊既退，瘡痍未蘇，官吏不務安集而更加刻剝，兵将所過縱暴而唯事誅求。
嗷嗷之聲，比比皆是，民心散叛，不絕如絲。
”[205] 上述種種，說明了南宋初年，盡管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而階級間的矛盾也日益嚴重。
鐘相、楊幺的起義 建炎四年（1130年），在福建路的建州、江西路的吉州和虔州（今贛州）、湖北路的鼎州（今常德）等地，先後都爆發了農民反抗南宋統治的鬥争。
其中，以鐘相領導的湖湘地區的起義，規模最大，曆時最久。
鐘相是鼎州武陵縣人。
北宋末年，武陵縣的一些從事“農畝漁樵”之業的農民，曾以鐘相為中心組織了一個社。
入社的農民，為了保證生産能及時進行，共同攢積錢财作互助共濟之用，因而都能“田蠶興旺，生理豐富”[206]。
此後加入這一團體的人越來越多。
針對着北宋末年統治集團的橫征暴斂和官僚豪紳的兼并搜刮，鐘相提出了一個拯救時弊的政治主張：“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
我如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
”[207]這個主張提出之後，環繞武陵縣幾百裡内的百姓都“翕然向往”，跑到武陵去求見鐘相的人，“絡繹道途，莫知其數”。
到南宋建炎年間，湖湘地區的人民既苦于南宋統治者的苛斂，又遭到金軍的蹂躏，還連續遭到馬友、曹成、孔彥舟等幾個潰兵遊寇集團的竄擾。
他們為了生存，亟需拿起武器展開鬥争。
到建炎四年春天，便以鐘相為首，揭起了反抗的旗幟，建立政權，國号楚，年号天載。
為了實現“等貴賤、均貧富”的主張，鐘相宣布：凡是參加起義軍的，一律免除稅賦差科，不受官司法令的束縛[208]。
起義軍“本農畝漁樵之人”，他們把鬥争目标首先集中在當地的那些剝削者和統治者。
他們宣布要誅殺官吏、僧道和蔔祝等不從事生産的寄生人群，對于“執耒之夫”則不許傷害[209]。
這樣的一些口号和行動，受到湖湘地區人民的熱烈擁護，起義不久，洞庭湖四周的鼎、澧、潭、峽、嶽、辰諸州所轄的19個縣，除個别縣城之外，都歸入起義軍的掌握中了。
居住在鼎州城内的豪商官紳地主，為要把起義軍消滅，竟把孔彥舟匪軍勾引到鼎州城來。
孔彥舟遣派大量匪徒混入起義軍中，建炎四年四月，裡應外合地打進了鐘相的營寨，鐘相父子被他們俘獲殺害。
但起義軍并沒有被消滅，他們又在楊幺的領導下，繼續堅持鬥争。
全部起義軍都是兵農相兼，“陸耕水戰”，平時從事耕種，敵人前來侵襲則登舟作戰。
這樣堅持鬥争一年以後，起義軍所控制的地區已經東達嶽陽，西達枝江，北至公安，南至長沙界内了。
從紹興元年（1131年）到四年，起義軍曾連續把南宋派來進行“剿讨”的水軍打得大敗。
湖湘地區的地方官吏，在官軍屢次失利的情況下，也常有人派遣說客到起義軍各首領的營寨中，試圖進行“招安”；僞齊劉豫及其臣僚也不隻一次派人到起義軍中，約其順江而下，與僞齊配合，共取杭州。
但每一個被派到水寨中的人都被起義軍處死了。
從紹興二年以來，南宋政府先後派遣程昌、王躞、折彥質等人率領大軍到湖湘對起義軍進行鎮壓，每一次都被起義軍打得大敗。
王躞對起義軍所采用的手段非常殘酷，他“縱其部曲，捉刺農夫，剽掠殺傷，莫知其數”[210]。
然而，在紹興三年冬的鼎江（今沅江）之戰，王躞所率領的崔增、吳全兩支水軍卻全軍覆沒。
盡管如此，在受到大量敵軍屢次圍攻之後，起義軍在洞庭湖外的一些重要軍事據點和交通孔道已漸次失落在敵軍手中，因而“兵農相兼”和“陸耕水戰”的辦法逐漸不能實行。
起義軍既不能再去生産，水寨中的食糧和物資便日益短缺。
于是，在起義軍的首領和士兵中有人發生了動搖。
恰在這時，南宋政府派遣嶽飛率兵前來鎮壓。
嶽家軍到湖南後，一方面把包圍圈縮小，扼守住所有的重要路口，加緊了對起義軍的經濟封鎖；另一方面又派人潛入起義軍營寨中對動搖分子加以利誘。
在周倫、楊欽等人投降後，嶽飛更進一步“因敵人之将，用敵人之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211]，并采用了各個擊破的辦法，在很短的時期之内便把起義軍的全部營寨攻破了。
紹興五年（1135年）六月，嶽飛攻下了楊幺的營寨，楊幺被俘不屈，被殺害。
南宋中期的小規模農民起義 宋高宗和秦桧簽訂了對金的賣國條約之後，把50萬匹、兩的歲币負擔加在了南宋人民身上，而所謂“經總制錢”和“月樁錢”[212]等等還是照舊征收。
在此以外，秦桧又“密谕諸路，暗增民稅七八”[213]。
各郡縣則把民戶所有的耕牛、水車、舟船、農具等等都“估為物力”，依其數目的多少，攤派各種苛捐雜稅以及差徭[214]。
再加上土地兼并之禍從南宋初年以來就已經十分嚴重，其後也一直不曾得到緩和，這就使得南宋境内的農民的反抗鬥争，總是斷斷續續，此伏彼起。
宋孝宗統治的時期（1163&mdash1189年），在南宋算是較好的一個階段，然而，政府的橫征暴斂和官僚豪紳對土地的兼并等情況并無改變，因而，小規模的農民起義事件還是時常爆發。
乾道元年（1165年），因為政府向各地民戶強制推銷乳香，程限頗急，激起了湖南郴州地方李金領導的起義[215]。
淳熙六年（1179年），南宋政府又用和籴名義向民間大量搜括糧米，在湖南境内又逼起了陳峒領導的起義。
在同一年，由于賦斂過于苛重，在廣西境内也爆發了李楫（亦作李接）領導的起義。
李楫在起義之後，張貼榜文，宣布起義軍十年内不收賦稅[216]。
起義群衆先殺掉宋政府派駐在當地的“九州巡檢”，接着就攻下了容、雷、高、化、貴、郁林六州八縣之地[217]。
起義軍所到之處，開發倉廪，振施貧乏，招納“亡命”，委派官吏，各地人民都“翕然從之”[218]。
群衆稱李楫為李王，而稱南宋政府的軍隊為賊。
起義軍的鬥争堅持了半年以上的時間，到這年年底被廣西經略劉焞和武将沙世堅率兵撲滅。
南宋晚期的政治 宋甯宗開禧三年（1207年），權相韓侂胄因對金用兵失敗而被殺，繼任宰相的史彌遠一貫采取對金屈服妥協的政策。
從開禧三年到紹定六年（1233年），中間26年，是史彌遠執政的時期，這比秦桧獨攬大權的時間還多六七年。
在這一時期之内，以史彌遠為首的南宋統治集團，對當時的民族矛盾和民族鬥争等事全不理會，把全副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掠奪人民的财富上面。
史彌遠等人招權納賄，貨賂公行，他們所任用的州縣官吏，既多是通過行賄而得到官職的，到任之後便也都“争自為盜”，像豺狼一般地貪殘苛刻。
金銀珠玉、田園宅第，都是他們争相掠奪的對象[219]。
史彌遠當權之初，南宋政府發行的會子，其數目已達3000萬貫。
在此以前，南宋政府曾經屢次用庫存的金、銀、銅錢等進行兌換，所以其時會子雖已貶值，還不甚厲害。
史彌遠當權之後，大量印造新會子，卻不再以金、銀、銅錢兌換，而隻以新會子兌換舊會子，并且把舊會子折價一半，舊會子兩貫才能兌換新會子一貫。
自此以後，會子的印造數目愈來愈多，政府向民間籴買糧食、支付茶鹽本錢等等都是一色的會子；百官的俸給，軍兵的支犒，州縣政府的百般費用也無一而非會子。
會子充斥于社會之上，政府卻絕不再考慮兌換回收的事，因而造成了币值跌落，物價飛漲，“民生憔悴”的現象[220]。
到理宗紹定年間（1228&mdash1233年），處在求生不得的情況中的農民，便在福建、江西等地相繼起義。
福建江西地區的小規模農民起義 福建路的建州、汀州等地，江西路的贛州、南安等地，在南宋一代，都是實行食鹽官賣的地區。
這幾州都去海較遠，又都是山區，把海鹽運送到那裡很不容易，所以這幾州官賣食鹽的價格都很高。
運鹽的船戶又都在途中大為奸弊，把大量的灰土摻雜到食鹽中去，緻使當地民戶雖付出高價，所買到的卻是不堪食用的惡鹽。
因此，在上述諸地便出現了大量販賣私鹽的人。
他們千百為群，結夥而行，到廣東路的循、梅、潮諸州去販運。
那裡道路較近，運費較省，所産的鹽又比較潔白，所以民間都樂于購買。
私鹽暢銷，官鹽便失去銷路。
其後地方政府一方面嚴禁私鹽的運銷，另一方面又采用按每戶人口強制派銷官鹽的辦法。
因為禁販私鹽，私鹽販遂成群結夥地行動，遇到官府追捕便共同進行武裝反抗；因為按人口強制派銷，一般居民遂也時常聯合行動，群起拒而不受。
紹定年間爆發于汀州和贛州的起義事件，都是由于這樣的原因激逼起來的[221]。
在晏彪等人領導下、以汀州潭飛磜地方為中心的起義群衆，就被當時的統治階級稱為“鹽寇”。
起義開始于宋理宗寶慶和紹定之際（1227&mdash1228年），最初不過幾百人，不久就發展到萬人以上。
他們活動于建甯、甯化、清流、泰甯、将樂諸縣境内，大本營設在汀州和邵武，在汀州的蓮城境内建立了72寨。
鬥争持續了将近四年之久，到紹定三年的冬天，為南宋政府的軍隊所撲滅[222]。
紹定元年（1228年），在江西的南安和贛州爆發了張魔王和陳三槍等人領導的起義。
這支起義軍活動于江西、廣東、福建三路的十幾個州郡、數千裡的地域之内。
主力駐屯在松梓山，在周圍的各州縣内分别建立了60個營寨[223]。
官方派來試圖進行誘降的說客，都被起義軍殺掉了。
起義軍在繼續鬥争了六年之後，到端平元年（1234年）雖然終于被統治階級鎮壓下去，但福建的地方政府從此明令廢罷了“計口敷鹽”的辦法，漳、泉、興化的官吏還以别項歲入代替人民輸納丁錢四萬餘貫[224]；而江西的地方政府則減輕了這一帶11個州郡的上供銀和上供米的數量。
南宋一代的許多次農民起義，自始至終，沒有任何一次發展成為全國規模的事件，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南宋政府對内的防範很嚴密，布置在各地的軍事鎮壓力量比較雄厚，某地方有起義爆發，立即能夠出動兵馬去進行鎮壓，這就使起義軍的發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在這一時期内比以前任何時期都更緻力于封建的綱常倫理的宣揚，加強其對農民的精神束縛，這對于廣大農民的反抗鬥争也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然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則是由于在南宋一代民族矛盾始終是最主要的矛盾。
在與蒙古聯合滅金之前，風燭殘年的金國一直還是南宋的一個極大威脅，到金國既滅之後，蒙古對南宋的威脅比金國更加嚴重。
在民族矛盾的制約之下，盡管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被統治者與統治者之間的矛盾也還是很嚴重地存在着，南宋的廣大人民卻必須先把主要的鬥争鋒芒指向這一主要的矛盾方面，因而就使這許多次的階級鬥争都不至發展為全國規模的了。
五 北方形勢的劇變 蒙古族的興起和金朝的滅亡 蒙古族的興起和蒙古國的建立 蒙古族在唐朝一般是稱作“蒙兀室韋”的，原住在今内蒙古自治區東北的額爾古納河上遊，約在8世紀時開始西遷，遊牧于斡難河和怯綠連河之間。
11&mdash12世紀時，在今蒙古草原上及草原的周圍，有許多大小部落，其中有蒙兀部（即蒙古部）、克烈部、塔塔兒部、蔑兒乞部、斡亦剌部、乃蠻部、翁吉剌部、汪古部等。
當時的蒙古還隻是一個部落的名稱，到了蒙古部統一以後，蒙古一名就成為草原各部的通稱了。
蒙古族過着遊牧的生活，“以黑車白帳為家”[225]。
又兼營狩獵，“生長鞍馬間，人自習戰，自春徂冬，旦旦逐獵”[226]。
12世紀時，蒙古族的社會經濟有了顯著的發展，開始使用鐵制的生産工具和兵器，畜群也繁殖得更多。
遼金以來中原的先進文化對與漢地毗鄰的塔塔兒、克烈、翁吉剌、汪古等部有較大的影響，各部經常以馬匹、皮毛換取漢地的絹帛和鐵器，汪古部人已知務農業[227]。
畏吾兒文化也傳入西部的一些部落，乃蠻部已使用畏吾兒文字。
随着畜牧生産的發展，蒙古各部貧富分化日益激烈，已出現了部落貴族、牧民和奴隸等階級與階層。
部落貴族被稱為“那顔”（官人），“必勒格”（智者）或“薛禅”（賢者），都擁有大量的牲畜，并且控制了牧地。
強大的貴族又都擁有一批“那可兒”（親兵）。
為了滿足财富的貪欲，貴族之間進行着無休止的掠奪戰争，以緻“天下擾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228]。
一般的牧民被稱為“哈剌出”（黑頭），因為戰亂的逼迫，不得不尋求強大貴族的庇護，向他們納貢服役，淪為他們的依附人口。
有的牧民還通過交換關系或在戰争中被俘虜而成為貴族的奴隸。
奴隸主要是供家内勞役。
蒙古孛兒隻斤部的貴族鐵木真（1162&mdash1227年），在長期作戰中壯大了自己的勢力。
他最初聯合劄隻剌部的劄木合和克烈部的王罕，擊敗了塔塔兒、泰赤烏、蔑兒乞諸部，以後又與王罕合兵擊敗了劄木合。
1203年，鐵木真又攻王罕于土拉河，王罕敗亡。
克烈部是當時蒙古草原最強大的部落之一，鐵木真戰勝了克烈部，就創造了統一蒙古的條件。
不久，鐵木真又削平了乃蠻部，乃蠻部首領塔陽汗戰死，塔陽汗子屈出律逃奔西遼。
1206年，鐵木真結束了蒙古長期分裂的局面，建立了蒙古國[229]，在斡難河源做了蒙古大汗，被各部尊稱為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在蒙古地區建立了分封制度，把他所屬的親兵和歸附的各部首領分封為萬戶那顔、千戶那顔和百戶那顔，按照等級賜以牧地和依附的牧民。
此外，大汗、皇後、太子、公主、親族以下“各有疆界”[230]。
牧民必須向政府或封主繳納羊、馬以及其他畜産品，并擔負軍役和各種雜役。
沒有封主的許可，不得任意遷徙。
成吉思汗從各萬戶、千戶或“白身人”（一般牧民）的子弟中，揀選其“有技能，身材壯的”充怯薛軍，即護衛軍[231]。
怯薛軍有一萬人，是蒙古最精銳的軍隊，平時分四班輪流宿衛，戰時随大汗出征，其地位高于在外的千戶那顔。
怯薛軍的設置加強了大汗的威力和中央對地方的控制。
成吉思汗為了鞏固蒙古的統治，頒行了法典《大紮撒》。
又任命失吉忽秃忽為“紮魯忽赤”（斷事官），凡是“盜賊詐僞”和“百姓每（即們）分家”的事都由他科斷[232]。
成吉思汗在征服乃蠻部時，命居留乃蠻部的畏吾兒人塔塔統阿用畏吾兒字拼成蒙古國書，蒙古族從此有了通行的文字[233]。
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一位傑出的領袖。
成吉思汗在統一蒙古和建國的過程中所采取的各種政治、軍事措施，都順應并加速了當時蒙古社會經濟的發展。
蒙古統一以後，以成吉思汗為首的蒙古貴族即向金朝發動了大規模戰争。
1211年，蒙古軍大舉攻金。
1213年，蒙古軍又分三路，破金九十餘郡。
1214年，蒙古軍圍金中都，金宣宗遣使求和。
蒙古軍的攻勢給金朝帶來嚴重的威脅。
從1218年到1223年，在成吉思汗親自率領下，蒙古貴族發動了第一次西侵。
蒙古軍攻滅了西遼和花剌子模國，在迦勒迦河打敗了斡羅思諸部，把蒙古國的領土擴充到今中亞細亞地區。
從1235年到1241年，蒙古大汗窩闊台在滅金之後，派遣拔都、貴由、蒙哥等率軍二次西侵。
這次蒙古軍攻占了斡羅思（今俄羅斯），軍鋒直逼東歐的孛烈兒（今波蘭）和馬紮兒（今匈牙利）等地。
從1253年到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又派遣旭烈兀三次西侵。
1258年，蒙古軍戰敗了黑衣大食，攻陷巴格達和大馬士革城，蒙古的勢力已發展到西南亞。
蒙古軍在幾次西侵的過程中，燒毀城市，殺掠居民，破壞農業生産，使各地人民受到巨大的損害。
蒙古貴族進行軍事征服的結果，出現了一個以蒙古地區的和林[234]為中心的橫跨歐亞的大汗國。
這個汗國客觀上在進一步溝通中西交通、促進中西文化的交流方面起了積極的作用。
但是這個汗國隻是一個不穩固的政治軍事聯合體，沒有共同的經濟基礎，不久就分裂成為幾個獨立的汗國。
金朝後期社會經濟的衰落和北方人民的反金起義 在完顔亮和金世宗統治時期，女真貴族連續不斷地收奪漢人的土地撥歸屯田軍戶，在漢族人民和屯田軍戶之間造成了“互相憎疾”的情況。
劫奪得來的土地，“腴田膏壤則盡入勢家”，一般的屯田軍戶所得的隻是一些較差的乃至是瘠薄的土地，因之屢次劫奪土地的結果，并不能使屯田軍戶獲得實利，而對漢族人民卻造成了嚴重的長期性災難[235]。
所以，因互相憎疾而至“怨嗟争訟”等等的糾紛，一直到金宣宗遷都開封（1214年）以後，還不見減少[236]。
在金章宗統治時期，金政府看到“齊民與屯田戶往往不睦”的矛盾現象，曾下令要他們“遞相婚姻”，企圖借此使他們之間的矛盾能有所緩和，但這一措施并未奏效。
北部中國的肥沃農田，大片大片地被女真統治者掠奪去分配與屯田軍戶，過不了多久，這大片的肥沃土地便由瘠薄而至荒蕪，女真統治者又再向另外的肥沃地區去進行掠奪，重行分配。
這樣就使大量的農田一批一批地落荒，農業生産也随之而出現嚴重的萎縮狀态。
這些事實說明了，北方社會經濟的凋敝景象，完全是女真統治者制造出來的。
因此，北方的農民，為了争取自己的活路，便不能不起而與女真統治者進行鬥争。
1211年在金國境内，東起莒、淄、濰、青諸州，西至河中、陝西各地，都爆發了農民起義。
楊安兒和耿格、張汝楫、劉二祖、李全等人，各自領導了幾萬以至十幾萬的起義群衆，分别活動于山東半島以及沂、海、邳諸州之地[237]。
各地起義的群衆，對于屯田軍中的頭目和僑寓各地的女真貴族及其建立在各地的軍事營壘，都“起而攻之”，并且“尋蹤捕影，不遺餘力”[238]。
在女真貴族直接奴役下的一些家奴和驅口，也大量地投入起義軍的行列[239]。
楊安兒、李全等人領導的起義軍，都穿紅襖作為标志，時人稱為紅襖軍。
紅襖軍控制了山東半島的絕大部分地區，并迫使金朝委派的萊州知州徐汝賢也舉城而降。
楊安兒的聲勢大振，遂建置官屬，并改元為天順。
李全率領的一支也攻占了東海、海州和邳州等地。
金朝派軍對山東的起義軍進行鎮壓，楊安兒在率衆向即墨縣和莒縣境内轉移途中病死，起義軍即由其女楊四娘子（名妙真）帶領，下寨于莒縣的磨旗山中[240]。
其後楊四娘子與李全結為夫婦，共同率領義軍向南宋境内轉移，駐紮在楚州一帶。
1219年金兵又去侵犯南宋，遊騎已到東采石的楊林渡，使得建康大震，結果卻被李全的軍隊打敗。
但在1220年以後，李全夫婦不再反抗女真統治者，隻是力求發展其個人實力。
對紅襖軍中另外的一些首領，或則殺其人而并其軍，或則企圖把其人其軍全部消滅。
他還不斷向南宋政府進行要挾，甚至還打算要渡江去攻打南宋的首都。
及蒙古軍隊進入河北、山東地區，李全回到青州，竟然投降了蒙古。
正當李全對起義軍首領進行殘害的時候，起義軍的另一首領彭義斌率衆回到山東，攻入東平府和恩州、大名諸城。
這支起義軍既反抗女真貴族的統治，也與侵入這一地區的蒙古兵進行鬥争。
他們所到之處，當地人民都起而響應，以緻不論金軍或蒙古軍，都把彭義斌視為勁敵，不敢輕易與他作戰[241]。
1225年，彭義斌以大軍進攻真定，迫使金将武仙和他合力抗擊蒙古。
這時這支聯軍已擁有幾十萬人。
彭義斌緻函南宋軍事統帥，與之相約：南宋出兵漣、海，收拾李全，然後進軍汴、洛，他本人則轉戰河北，南北互相配合，庶幾“神州可複”。
但當時的南宋政府早已放棄了恢複中原的打算，對他的建議置之不理。
及蒙古命史天澤以優勢兵力圍攻彭義斌軍于贊皇的五馬山下，彭義斌兵敗身死，軍隊潰散[242]。
蒙古入侵和金的滅亡 金宣宗在即位的第二年（1214年），由于蒙古軍的威脅日甚，便南遷開封。
次年，燕京為蒙古軍攻占。
女真統治者分布在華北、中原各地的屯田軍，長期以來不耕不戰，已失掉了作戰能力，到金政府南遷時所倚靠的軍事力量，主要是由從前遼朝所編組的邊境各少數民族的乣軍，而乣軍也在南遷途中叛變，投降了蒙古。
為了補充武裝力量，金政府遷到開封之後，一方面招募“燕趙亡命”及回纥、羌人，編制為“忠孝”、“忠義”等軍，厚其月給，屢加犒賞，以求他們為金效力；另一方面又派官四出，簽發漢人為兵，凡家有壯丁的，不論是多丁單丁，一律簽發。
到後來，甚至除現任官吏之外，賦閑或退休官員，也被征發。
這些拼湊而成的軍隊，戰鬥力自然是不會強的。
在金政府遷都開封以後，黃河以北的地區，東起太行山以東，西至關陝，不一二年便都落入蒙古人手中；由山東半島以至東平府一帶，則是起義軍與金及蒙古經常交戰的地方。
金政府為了抵禦蒙古的軍事進攻，把大部分軍事力量用來守黃河，保潼關。
在這種“日蹙國百裡”的情況之下，金政府決定要“南窺江漢”，想把失之于蒙古人手中者再從南宋方面取得一些補償。
從金宣宗興定元年（宋嘉定十年，1217年）開始，金政府在西起大散關、東到淮水流域這一分界線上，從許多處所展開了對南宋的軍事進攻。
南宋政府雖從金政府南遷之年就已不再向金交納歲币，然而它的軍事實力卻也正在日益衰弱，對于金人的軍事攻勢無力抵抗，邊境線上的許多城鎮被金人奪去。
金政府遷到開封後，原來分布在黃河以北的屯田軍及其家口，也都争先恐後地遷往開封，不久便達百餘萬口。
他們的口糧全靠金政府供給。
每日每人領粟一升，一年需要三百六十多萬石，超過金政府每年搜括到的米粟一倍以上。
金政府無法負荷這一重擔，便又打算在黃河以南大量掠奪土地，重新分配給這些屯田軍戶。
但是，一則河南境内的土地在那時已經是“民地官田計數相半”[243]，不容易再下手了；二則屯田軍戶已過慣了寄生生活，不願參加農業生産勞動，“得地不能以自活”，他們不樂于再接受土地。
因此，大規模搜括土地的事才未再實行。
金政府由會甯府遷到燕京之後，已開始發行紙币。
到衛紹王統治時期（1209&mdash1212年），由于财政極端窘困，金政府幾乎隻能依靠大量印發紙币，以供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各項開支。
遷都開封以後，金的境土隻剩了黃河南岸西起潼關東到邳州的一個狹長地帶，農業上和各種生産事業上的産品都微乎其微，軍政費用更要仰仗無限制地印發紙币。
于是發行了一百貫、二百貫以至一千貫的各種交鈔，結果紙币貶值，“交鈔每貫僅直一錢，曾不及工墨之費”。
後來又相繼發行“貞祐寶券”、“貞祐通寶”、“興定寶泉”，實際上都是行用不久便一文不值。
跟着紙币貶值而來的是市場蕭條，經常出現“市肆晝閉、商旅不行”的情況。
金的内部雖有此伏彼起的起義鬥争，但起義的各支隊伍始終不能協同一緻，配合行動，沒能把金朝推翻。
蒙古的軍隊在占領了黃河以北的地區之後，便在成吉思汗率領下大舉西征，隻由木華黎以偏師經略華北之地。
在這一情況之下，金政府在遷到開封之後得以苟延殘喘達20年之久。
蒙古的西征軍于1227年東返，成吉思汗在這年死于六盤山，窩闊台繼為大汗，由南北兩路對金發動進攻：北路由孟津過黃河攻下洛陽；南路則假道南宋，經鄧州以趨開封。
1233年金哀宗放棄開封，逃往歸德，又逃往蔡州（今河南汝南縣），南宋應蒙古之約，出兵與之夾攻。
1234年正月，蔡州城破，金亡。
蒙古在河北的統治 在蒙古攻金的戰争中，華北地區遭到極大的破壞。
蒙古軍隊除了大肆劫掠财貨、牲畜外，又到處擄掠人口，把漢人抑為貴族的工匠或諸王将校私人的驅口（奴仆）、部曲。
連年的戰禍迫使華北人民紛紛南向流亡，緻使北方生産凋敝，荒殘不堪。
如澤州所屬6縣在金朝原有59416戶，到1235年兵燹之餘，竟隻剩下973戶[244]。
趙州在戰亂中“焚毀尤甚，民居官寺，百不存一”[245]。
其他如陝西、遼東、四川以及山東北部都有這種情況。
當時，蒙古統治者還不知道農業生産在經濟上的重要性。
蒙古大臣别疊等人甚至提出了“漢人無補于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的主張[246]。
同時，蒙古統治者又委派大臣駐守燕京，“總中原财賦”，“旁蹊曲徑而科敷者不可勝言”[247]。
蒙古統治者把北方的一些州縣分封給諸王、功臣、驸馬作為“投下”（封地）。
諸王、功臣等在被稱為“投下”的封地内，自置官屬，擁有行政、司法、财政等方面獨立的權力。
封地内的人民，被看成封主的私産，不得任意遷移[248]。
且貢賦極為沉重。
如拔都在平陽、真定及河間等地的封地，貢賦不收銀絹雜色，要收黃金。
屬民須把農産品或手工業品換成白銀，再以銀易金，幾經轉折，十倍其費。
人民往往傾家蕩産仍無法完納，緻遭“榜掠械系，不勝痛苦”[249]。
金人南遷時，河北的豪強地主多乘亂而起，結寨自守，各擁名号，自保一方。
以後，這些地主大多數都投降了蒙古，充當蒙古統治者鎮壓人民、搜括财賦的幫兇。
這些人中如河北的張柔、史天澤，山東的嚴實等都擁有強大武裝，他們的勢力跨州連郡，而且子孫世襲。
在他們各自的領地内，“爵人令官，生殺予奪”，“取财貨，兼土田”，十分暴虐專橫。
當時的北方人民，除向政府負擔絲料、包銀等科差外，還有軍戶的簽發，馬匹的拘括，使臣的騷擾，官吏的誅求，豪強的壓榨。
所有這些剝削，無一不是敲骨吸髓，殘民以逞。
許多州縣的官吏，因為要上繳科差、貢賦，隻有以高利乞貸于回回富商。
往往本銀一錠，十年之後，本息就高達千錠，當時稱這種高利貸為“羊羔兒息”。
為了償債，他們更想盡一切辦法來剝削所屬的人民。
回回商人還與蒙古貴族勾結，幫助他們進行搜括，甚至還向政府“撲買”課稅（即承包課稅）。
所有這些混亂和黑暗現象一直延續了近半個世紀（從1214年金人南遷至1260年忽必烈即位）。
在窩闊台時期，中書令耶律楚材反對把農田改為牧場，在他的積極策劃下，蒙古統治者在戶口、賦稅等方面确立了一些制度，還規定由政府派官向封地内人民征收“五戶絲”，然後分賜給封主，禁止封主擅自征斂[250]。
但是這些制度大多沒有很好地施行。
耶律楚材還反對回回商人的剝削，結果他自己也受到回回商人的排斥[251]。
六 蒙古南侵 南宋滅亡 蒙古對南宋全面的軍事進攻 金亡之後，南宋政府希望收複黃河以南的地方，遂從淮西調兵進入開封城内，并從開封分兵占據了洛陽。
南宋政府的打算是：首先把開封、洛陽、歸德三城恢複，然後北守黃河、西據潼關，以抵禦蒙古。
不料宋軍剛開進洛陽，蒙古兵即前來争奪，宋軍潰敗，從洛陽撤退。
在開封的宋軍，也因糧饷不繼和蒙古兵決黃河之水以灌開封，也全部撤退。
從此以後，在四川，在襄漢，在蕲黃，在江淮之間，蒙古貴族對南宋展開了全面的軍事攻勢[252]。
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蒙古兵由漢中向四川進攻，南宋守将在大安軍（今甯強）的陽平關頑強抵禦，終以衆寡懸殊，全軍壯烈犧牲。
蒙古兵占領了劍門關以外的地方後即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今廣元）、潼川（今三台）三路中有54個州郡相繼陷落，全蜀境内未遭蒙古兵馬蹂踐的，隻有泸、果（今南充）、合三州之地和沿長江的夔州一路。
蒙古兵這次攻入四川，在大肆掠奪和破壞之後，又從四川撤走了。
在此以前，四川諸路的财賦收入，單是錢币一項，每年上交到南宋中央政府的有五百多萬貫，解送到湖廣、蜀、淮總領所的有二千五百多萬貫，而金銀绫錦絲綿之類尚全不計入。
經過蒙古兵這次的掠奪破壞之後，短期内不能恢複起來，四川境内人民的生計，南宋政府的軍政費用，都受到了極其嚴重的影響[253]。
南宋在京西南路和荊湖北路的重要軍事據點，是襄陽、德安、棗陽、随州四地。
襄陽自紹興四年（1134年）被嶽飛收複之後，即成為南宋抗金的一個重要軍事據點。
到理宗端平年間（1234&mdash1236年），這裡已經整整100年沒有遭受過戰禍，因而生聚繁庶，倉庫中所積貯的錢谷不下3000萬，金銀鹽鈔尚不在内。
軍器有24庫。
其雄厚富實的情況，為南宋沿邊諸城之冠。
端平二年春季，蒙古兵圍攻襄陽甚久，始終不能攻下。
但到端平三年春間，在南宋駐屯襄陽的軍隊中，北軍與南軍發生了沖突。
北軍的主将放火燒掉襄陽的府庫城郭，投降了蒙古；南軍的将官則趁勢大肆搶劫了一番而撤離其地。
襄陽城因此一度變為瓦礫之場，且非複南宋所有。
德安、棗陽、随州三地，在端平三年也都一度被蒙古兵攻破。
凡蒙古兵所到之處，總不免發生擄掠人畜，焚燒屋舍，蹂踐禾稼，毀傷薪木等類事件[254]。
當蒙古軍進入京西南路的信陽、光州諸地時，當地的農民曾在“義甲頭目”和“牛社總首”們的領導之下進行了抵抗，他們随宜剿殺截擊蒙古軍隊。
在京西、湖北兩路中，鄉民丁壯這樣屯聚相保的處處都有。
在劉廷美、廷輔兄弟領導下的一支民軍有四萬人以上，他們還到處招收山寨民丁、莊農與諸處潰散兵民，共同協力，在端平三年夏間又把襄陽、樊城、信陽諸地奪了回來[255]。
淮南東西兩路是南宋駐屯重兵的地方。
蒙古兵于端平三年冬季進攻真州（今江蘇儀征），于嘉熙元年（1237年）冬進攻安豐，于嘉熙二年秋進攻廬州，都被宋兵打退了。
南宋在四川的軍事布置及其對蒙古南侵軍的鬥争 蒙古兵在控制了川北的蜀口之後，曾于嘉熙三年（1239年）和淳祐元年（1241年）兩次侵入四川，攻破成都。
在前一次的防禦戰中，宋的四川制置使丁黼戰死；在後一次，制置使陳隆之也因兵敗被俘而死。
從此以後，南宋政府不再在成都設置軍事統帥，而把軍事重點移至重慶。
南宋政府從嘉熙二年就派彭大雅去守重慶，并兼任四川制置副使。
彭大雅到任後立即着手改變那裡的殘破局面。
他“披荊棘，冒矢石，竟築重慶城，以禦利（今廣元）、阆（今阆中），蔽夔、峽（今宜昌），為蜀之根柢”[256]。
在此後多年抗拒蒙古的戰争中，重慶城一直起着堅強堡壘的作用。
繼彭大雅之後鎮守重慶并兼任四川制置使的是餘玠。
餘玠采納了播州（今貴州遵義縣）人冉琎、冉璞的建議，在境内行軍所必經的山險隘口，如釣魚山、雲頂山、青居山、大獲山和大梁山等處，都因山為壘，修建了軍事營寨，加以控扼，并把州治遷徙到這些堡壘中去。
這樣的一些軍事防禦據點，棋布星分于四川境内，或守嘉陵江，或備長江，彼此都能互相聯絡呼應。
同時還在成都平原興置屯田，貯積谷物，教練軍旅。
餘玠還采取措施，減輕徭役以寬民力，減輕商稅以通商賈，從各方面設法使這一地區内的農業和商業得以恢複和繁榮起來。
寶祐六年（1258年），蒙古兵由大汗蒙哥親自率領，攻入四川。
在保衛成都的戰役中，雲頂山上的城堡起了很大的作用，直到這座山城中的軍隊因食盡而潰散，成都才被蒙古兵攻破。
其後在蒙古兵更深入蜀境的過程中，青居等山上的城堡都發揮了阻截蒙古軍前進的重要作用。
由于沿途都受到宋兵的阻擊，蒙古兵進入四川境整整一年之後，才到達了釣魚山的合州城下。
這時合州的知州是王堅。
蒙古兵圍攻釣魚山城達九個月之久，王堅和他的部将張珏一直在那裡固守力戰。
到開慶元年（1259年）七月，正是四川的雨季，蒙古軍因軍中痢疫盛行，死傷極多，蒙哥汗又為宋軍的飛矢射中身死，遂解合州之圍而去。
後來王堅被調走，由張珏繼為合州守，他繼續在那裡練士卒，修器械，以兵護耕，教民墾田，并碇舟于嘉陵江中，建為水上城堡，以斷絕蒙古兵的通路。
鹹淳三年（1267年）蒙古發兵數萬來攻，被他打退。
到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張珏知重慶府兼四川制置副使，仍堅守着合州、重慶及其周圍的一帶地方。
第二年，南宋首都臨安被蒙古軍攻破，張珏仍在川中堅持戰鬥。
直到1278年，他在重慶的保衛戰中兵敗被俘，在解送燕京的途中，解弓弦自缢而死[257]。
襄陽、臨安的失陷和南宋的滅亡 蒙哥為蒙古大汗時，命其弟忽必烈開府漠南，統治漠南漢地民戶。
在蒙哥汗率兵攻入四川時，忽必烈也渡河南下，圍攻鄂州。
南宋的權臣賈似道統率諸路重兵去救援鄂州，卻暗中向蒙古軍求和，願意向蒙古稱臣納币，雙方劃江為界。
這時蒙哥汗已死在釣魚城下，忽必烈急欲北返争奪汗位，遂答應了賈似道所提出的議和條件而撤兵。
賈似道回到臨安，把暗中求和的事隐瞞不提，卻欺騙宋度宗說：在前線上打了勝仗，把蒙古兵打退了。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于開平（今内蒙古正藍旗東），派遣郝經到南宋去要求其履行和約，賈似道恐求和事暴露，把郝經拘留在真州，這又成了蒙古貴族大舉南侵的借口。
從度宗鹹淳三年（1267年）冬起，蒙古兵即前來圍攻襄陽和樊城。
襄、樊兩城夾漢水對立，漢水上有浮橋，兩城可相互聲援。
兩城中所儲糧饷都可支用數年，沿長江上遊諸州的商旅還可以取道襄陽之南，供應襄樊守軍一些必需的物資。
兩城的守将依靠這些條件，長期堅守。
被蒙古軍圍攻既久之後，兩城的守将屢次向南宋政府告急求援，權臣賈似道卻始終不肯出兵救援。
到鹹淳九年，蒙古軍增強了水陸兵力，截斷江道，斷絕了宋軍外援，切斷了襄陽和樊城間的交通，采用水陸夾攻辦法，又用西域炮匠新造的大炮去攻打兩城，在這年的正二月内，樊城、襄陽便相繼為蒙古軍攻破，襄陽守将呂文煥投降了蒙古。
鹹淳十年（1274年）宋度宗死，恭帝立，政權仍操在賈似道手中。
這年秋，蒙古丞相伯顔督率幾路大軍，水陸并進，向臨安進軍。
其主力是舟師，由伯顔與阿朮率領，以呂文煥為前鋒，由襄陽順漢水而下，入于長江。
南宋守将以戰艦數千橫列江面，迎戰敗績，沿江的鄂、黃、蕲、江諸州相繼陷落。
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賈似道在朝野輿論的壓迫之下不得已出兵應戰。
他率領了諸路精兵13萬人，還有大批裝載金帛辎重的船隻，舳舻銜接，百有餘裡。
宋軍在池州下遊的丁家洲與蒙古軍遭遇。
蒙古軍于長江兩岸立炮射擊，在長江中遊則用“劃車”數千艘，乘風直進。
賈似道懾于敵軍來勢之猛。
未曾迎戰即鳴鑼退兵，13萬大軍一時潰散。
德祐二年，蒙古兵攻入臨安，俘恭帝及謝、全兩太後并宗室官吏而去。
宰相陳宜中先已從城中逃出，遂與張世傑、陸秀夫等共同擁立益王昰于福州，是為端宗，後為蒙古兵所逼，逃往海中，死于硇洲（今廣東雷州灣南海中）。
文天祥、陸秀夫繼立衛王昺為帝，流徙于南海中的崖山（今廣東新會南海中）。
1279年蒙古遣張弘範率水軍追擊。
文天祥抗擊蒙古軍于潮陽，戰敗被俘，張世傑的水軍也被蒙古軍打敗，崖山的薪水道路被切斷，崖山人食幹飲鹹十餘日，皆疲乏不能應戰，于是陸秀夫負帝昺投海而死，南宋亡。
第四節 回鹘 壯族 大理 一 西遷後的回鹘 甘州回鹘、西州回鹘和哈喇汗王朝 9世紀中葉，回鹘因内部矛盾及自然災害，已日漸衰弱，及為黠戛斯擊敗，少部分移居唐的北部邊境，絕大部分則分三支向西遷徙：一支西南至河西地區；一支西到天山東部地區；一支遠移蔥嶺地區。
當時占有河西走廊和塔裡木盆地南部的吐蕃，因贊普遇刺身亡，國内大亂，勢力遽衰。
各地紛紛起義，推翻吐蕃的統治。
其中以張議潮節度的沙州歸義軍勢力最強，領地盛時東接靈武，西盡伊州。
塔裡木盆地北沿的龜茲、焉耆、高昌（今吐魯番），自9世紀初已進入回鹘的勢力範圍。
南沿的于阗，也恢複了尉遲王家的統治。
進入河西地區的回鹘，經過與歸義軍及其他民族的反複争奪，9世紀末在甘州（今張掖）設立了穩固的牙帳，并逐漸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曾一度打敗歸義軍張氏後裔張承奉建立的西漢金山國，扼制着中原和西域交往的孔道，且曾想與北宋連兵抗擊西夏。
到11世紀30年代，河西走廊被西夏攻占，甘州回鹘政權滅亡，河西地區的回鹘成為西夏的附庸。
1227年蒙古滅西夏後，河西回鹘又歸蒙古和元朝直接統治了。
遷往天山東部地區的一支回鹘主力，統一了原來就在這裡的回鹘部衆和西遷中分散出來的一些勢力，在866年，以西州、北庭為中心，形成一個統一的政體，史稱“西州回鹘”或“高昌回鹘”，轄境在9世紀末擴展到龜茲、焉耆、伊州等地，都城設在高昌。
11世紀初，乘西夏不斷進攻甘州回鹘和沙州歸義軍之機，曾把勢力一度擴張到酒泉。
1125年遼為金滅，契丹貴族耶律大石帶領一支軍隊到中亞建立了西遼國，西州回鹘成了西遼的附庸。
13世紀初，成吉思汗建立了大蒙古國。
西州回鹘亦都護（即國王）聽到這一消息，殺死西遼派來的“少監”，投奔成吉思汗，被當作成吉思汗的第五個兒子，受到蒙古的特别保護，西州回鹘也改稱為畏兀兒。
蒙古初期的文化和政治方面的一些制度，有好些是從畏兀兒人學來的。
13世紀末，支持元朝的畏兀兒王國被蒙古察合台系的宗王攻滅。
遷往蔥嶺地區的回鹘，會同當地的突厥葛邏祿等部，在10世紀下半葉，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哈喇汗王朝，地跨蔥嶺東西，實行遊牧部族的雙汗制，可汗分别駐八拉沙衮城和喀什噶爾（今喀什）。
11世紀初，汗國分裂為東西兩部，喀什噶爾是東部汗國的都城和文化中心。
與此同時，經過三十多年的戰争之後，哈喇汗王朝終于滅亡了于阗尉遲氏王朝。
于阗被納入哈喇汗王朝的版圖，語言、人種逐漸回鹘化。
12世紀初期，東部哈喇汗王朝成為西遼的附庸。
13世紀初與西遼同時滅亡。
10&mdash13世紀回鹘社會經濟的發展 作為河西回鹘聚居地點的甘州地區，南跨青海，北控居延海，在綿亘數千裡之内，水草豐美，極适合于畜牧業的發展。
有些地方也宜于農耕。
在8世紀内（唐朝中葉），從河西到西域的高昌等地，就已出現“闾閻相望，桑麻翳野”的情況。
9世紀中葉遷徙到甘州和西州一帶的回鹘人，大部分還從事畜牧生活，也有一部分人轉變為農業居民，進行農業生産。
在回鹘人徙居之後的高昌，仍然是地産五谷[258]，而且“厥土良沃，麥一歲再熟”[259]。
據《梁書》和《南史》所載，6世紀時，高昌就以産白疊子（棉花）著名。
回鹘人遷居其地之後，依然種植白疊[260]。
高昌的回鹘人用橐駝耕種土地[261]。
還利用高昌城周圍的水渠，“以溉田園，作水硙”[262]。
由于畜牧業還很盛，西州又盛産馬、橐駝、犛牛及其他獸類，回鹘人便用獸毛織為狨[263]和罽[264]。
高昌北庭的山中盛産碯砂，回鹘人便用來揉制獐皮、野馬皮，用以為靴。
地産白疊，則用來織成白疊布和花蕊布。
地有野蠶，則用來織為綿帛[265]。
另外，還能制造各種不同名稱的絲織品，如兜羅錦、注絲、熟绫等[266]。
高昌境内出産砺石，回鹘人把砺石鍛為镔鐵[267]；于阗和高昌都盛産葡萄，回鹘人“釀以為酒，甚美”[268]。
甘州、西州和喀什噶爾從很早以來就已經是東西亞陸路交通要道上的咽喉之地，回鹘人移居其地之後，就又成為一個善于經商的民族。
他們的足迹，西到波斯、印度，東到陝西、河南北、山東，特别是當時的政治中心汴京、燕京和遼的上京臨潢府等地。
五代各朝和北宋政府所需要的戰馬，主要是從回鹘購買的。
甘州、西州和于阗回鹘，每年都不隻一次以進貢的名義送一些馬匹到開封，五代或北宋政府“估直回賜”，實即付以價款。
965年年初，甘州回鹘一次就貢入北宋政府“名馬”1000匹，另有橐駝500隻[269]。
北宋政府還在陝西設有提舉買馬監牧司。
北宋中葉，這個司每年買馬的固定經費為銀4萬兩、絹7.5萬匹[270]，其中的大部分也是用以購買回鹘馬匹的。
12世紀金朝統治了華北之後，金政府也時常用種種辦法交換或購買回鹘的馬匹[271]。
回鹘人也通過“朝貢”的名義或榷場互市，把白疊布，各種細毛織品如褐、斜褐、罽等，貂鼠皮和野馬皮，乳香、珠、玉、琥珀、瑪瑙、碯砂、镔鐵兵器等等，大量地出售于宋人、遼人和金人。
遼的上京且特别建置了回鹘營作為回鹘商人的聚居之地。
回鹘人用上述的各類貨物，從五代各朝和宋、遼、金的政府換取到大量的銅錢、白銀和絹、帛、絲、茶等物。
西遷後的回鹘的文化 回鹘在西遷以前使用的文字是古突厥文，信仰的宗教主要是摩尼教。
在西遷後的初期，這種情況并未改變。
但在西域整個地區，包括于阗和高昌在内，從很早以來就是佛教極盛行的地方，回鹘人在徙居其地稍久之後，便逐漸有大批人改信佛教。
與此同時，回鹘人也廢棄了古突厥文，逐漸采用粟特字母，創制成一種今天稱為古回鹘文的文字。
古回鹘文在當時使用的地區，曾經遠達蔥嶺以西。
到13世紀初，蒙古人向西發展到西域之前，已在畏兀兒人的帶動下，采用了回鹘文的字母創制了蒙古文。
可見古回鹘文曾經發生過很大的影響。
回鹘人在蔥嶺以西建立的哈喇汗國，地域鄰近阿拉伯勢力範圍，所以他們首先改信伊斯蘭教。
10世紀的後半葉，伊斯蘭教又随同哈喇汗國回鹘勢力的向東發展而進入喀什噶爾，繼而傳入葉爾羌，又傳入和阗。
這時，在高昌回鹘所聚居的西域東部，還盛行着摩尼教和佛教。
到13世紀初，據李志常的《長春真人西遊記》所載，當時西域除北庭、高昌等個别地區外，西遷的回鹘人已大都成為伊斯蘭教徒了。
回鹘人改信伊斯蘭教之後，他們用粟特字母所創制的古回鹘文字，也漸漸被阿拉伯的字母所排擠。
這種變化，也是先從徙居蔥嶺以西的回鹘開始的。
在喀什噶爾等地，是從11世紀開始部分地發生這種變化。
從11世紀後半葉到12世紀，哈喇汗王朝的文化發展到極盛時期。
玉素甫&bull哈斯&bull哈吉甫所寫的長篇叙事詩《福樂智慧》和馬合木&bull可失合裡用阿拉伯字母撰寫的《突厥語辭彙》，都是出現在這一時期的有名的著作。
近代考古學家曾在吐魯番發現了很多回鹘文的雕版印刷品，其中時間最早的，是13世紀初的印制品。
在敦煌的一個洞窟中，還發現了一桶回鹘文的木刻活字，其刻制時間應在1300年前後。
這些遺物确鑿證明，至晚在12世紀，回鹘人已經掌握了刻版印刷的技術了。
從近代發現的回鹘人所造佛像和所繪壁畫看來，回鹘人在西遷以後，其藝術發展趨勢，是兼采東西文化的某些特點而熔于一爐的。
二 壯族 壯族及其社會發展 遠在唐宋以前，壯族（即古僮族）人就聚居在現今的廣西壯族自治區，以及廣西、雲南與越南交界處的一些地方。
自唐至宋，一般稱之為“西原蠻”或“廣源蠻”，有時也泛稱為“溪峒蠻”。
到南宋時期才出現僮的稱呼。
在7、8、9三個世紀内，唐朝曾在這些地區先後設置了五十多個羁縻州縣，任用壯族的首領為都督、刺史等官職，并世襲這些官職。
這裡的貢賦和戶籍，并不上繳或上報到唐的中央政府[272]。
在7、8、9三個世紀内，壯族社會已經進入奴隸制時代。
柳宗元于9世紀初到柳州去做刺史，那時柳州的土俗是：“以男女相質，久之不得贖，盡沒為奴。
”[273]當時的柳州居民，壯族實居多數，這裡所說的柳州土俗，主要是壯族習俗。
《舊唐書&bull地理志》還說，邕州每歲向唐政府貢奴婢，直到8世紀後期，唐朝才明令廢除。
宋朝把嶺南地區劃分為廣南東、西兩路，壯族的主要聚居地在廣南西路。
廣南西路的大部分地區，宋朝都設置了州縣，進行直接統治，隻是在壯族和其他少數民族最集中的左右江流域和柳州四周之地，仍參用唐制，在那裡設置了羁縻州、縣、峒五十餘所[274]，用當地的部落首領為知州、知縣、知峒等，稱為“土官”。
到北宋中葉，宋政府明令規定，廣西路諸州的知州一律改用武臣，并兼帶“溪峒都巡檢使”的名義。
羁縻州境内的各級土宮，此後也多參用宋政府軍隊中的漢人将士。
這說明，宋朝對壯族的統治，比之唐朝已大為加強了[275]。
直到12世紀，在壯族社會中還沒有出現土地私有制。
壯族的首領以及任各級土官的，稱為“主戶”，都有“養印田”和“蔭免田”；平民稱為“提陀”，計口給田，隻有使用權而不得典賣，惟自行開荒之土田則歸己有，可以傳之子孫，稱為“祖業口分田”。
貴族、首領和“官典”，因為攻剽附近的部落居民以及“博買嫁娶所得”，各自擁有為數不等的奴隸，叫做“家奴”或“家丁”。
奴隸主都依照奴隸數量而另外分得土地。
家丁中年富力強、可以從事戰鬥的，叫做“田子甲”，“言耕其田而為之甲士也”。
單是邕州的左右江一帶，就有稱為家丁的奴隸四萬人，欽州境内為數也不少。
家丁的“生殺予奪，盡出其酋”。
他們必須按日把在陸上或水中的勞動所得供獻給主人，每每是“為之力作終歲而不得一飽，為之效死戰争而複加科斂”[276]。
8&mdash12世紀壯族的社會生産 壯族人在其集中聚居的邕州左右江一帶地區，至晚從8世紀以來就已栽種水稻和使用耕牛了。
8世紀70年代，壯人曾不斷武裝起義，反抗唐政府的奴役。
後為唐軍所敗，有二十多萬人為唐軍所圍困或俘虜。
唐政府為了緩和這一矛盾，就發給這些人耕牛種糧，令其各還舊居[277]。
可見在此以前，牛耕在此地區已相當普遍了。
但是，根據南宋人的記載，在12世紀内，靜江（今桂林）的漢族農民，“其耕也，先施人工踏犁，乃以牛平之。
踏犁五日可當牛犁一日，又不若牛犁之深于土。
問之，乃惜牛耳。
牛自深廣來，不耐苦作，桂人養之不得其道”[278]。
則其時其地壯族人的牛耕，也應與此情況相似。
邕州和欽州的壯族貴族，主要的還是把奴隸使用在農業的勞動上面。
而欽州等地，地氣溫暖，谷物極易生長。
那裡的農民雖用牛耕種，卻極其粗放，就田點種，更不移秧，既種之後，不耘不灌，任之于天，然而竟是“無月不種，無月不收”[279]。
廣源州也是“土宜五谷，多種秧稻”[280]。
居住在山區的壯人，進行農業生産比較困難，其生活資料的來源主要依靠打獵，因而居住很不固定。
例如在宜州之南的撫水州，其所轄四縣中的壯族人民，有的也種水田和捕魚，但山居者則“雖有畲田，收谷粟甚少”，需要經常用藥箭射生取鳥獸，及一地已盡，即轉徙他處[281]。
居住在地形險厄的高山地帶的，則是“刀耕火種，以為糧”[282]。
手工業方面：壯族地區少蠶桑，觸處富有苎麻，潔白細薄，纖維特長。
壯族婦女能耕善織。
邕州左右江地方所出産的“白”和“子”，都是有名的特産。
白是“白質方紋，廣幅大縷，似中都之線羅，而佳麗厚重，誠南方之上服”。
子則是選用苎麻纖維之尤其細而長者所織成的，“輕涼離汗”，最适合做夏衣。
“有花紋者為花。
一端長四丈餘，而重止數十錢。
卷而入之小竹筒尚有餘地。
以染真紅，尤易著色。
稍細者一端十餘缗。
”[283] 廣西的梧州、藤州、桂州、融州等地，都産鐵，當地人民冶鑄的鐵器，有很多是著名于時的。
例如梧州的生鐵最良，所制鐵器既薄且輕，并能耐久，被稱為“天下美材”。
藤州的黃崗鐵最易熔，用以“制劍，亦頗铦”。
12世紀廣西農民比較普遍使用的踏犁，都是當地鐵工用當地所産的鐵制作的[284]。
冶鑄制作這些器物的人，雖也包括漢人或其他少數民族人在内，但其中為數最多的是壯族人民。
除鐵以外，壯族地區還出産黃金、丹砂和銅。
“邕州溪峒”的金坑，所産多于諸郡。
這裡的金“不自礦出，自然融結于沙土之中，小者如麥麸，大者如豆，更大者如指面，皆謂之生金。
峒官之家，以大斛盛金鎮宅，博賽之戲，一擲以金一杓為注”。
邕州右江溪峒的歸德州大秀墟出産丹砂，名為金纏砂，大如箭镞，經火質重，每八斤可煉水銀十斤。
大秀墟還有一個出産“真汞”的丹穴，其色紅粉，與水銀之作白青色者殊異，其重亦倍于水銀。
邕州右江溪峒之外有一“蠻峒”，是産銅之地，“掘地數尺即有礦，故蠻人多用銅器”[285]。
侬智高的反宋鬥争 11世紀内聚居在邕州左右江流域各羁縻州中的壯族人，以韋氏、黃氏、周氏、侬氏四大姓占最大多數。
侬氏的聚居地中有一個廣源州，是邕管的羁縻州之一。
11世紀的40年代内，侬氏的首領侬智高，企圖在嶺南地區建立一個獨立小王國。
他利用當地的山澤之利，“招納亡命”，聚積力量，向外發展。
最初曾攻占了傥猶州，建國曰大曆。
及為交阯出兵所敗，乃又派人向北宋政府獻金銀和馴象，并請求宋朝正式授以官職。
宋廷以“智高叛交阯而來，恐疆埸生事，卻而不受”[286]，也未授以官職。
于是他又積怨于宋。
到40年代之末，他便集中力量，進攻宋的廣南西路，企圖“拔邕州，據廣州以自王”。
1052年四月，侬智高率衆5000，沿郁江東下，攻占了右江上遊的一個重鎮橫山寨（今田東縣平馬鎮），繼即攻破邕州（今南甯），殺死其知州，在那裡建立大南國[287]，自稱仁惠皇帝，并建置官吏，“皆稱中國官名”。
這時候，宋朝在嶺南各州縣設置的武備非常薄弱，地方官吏不知所措，多棄城而遁。
侬智高因此“所向得志”，相繼攻破了橫、貴、浔、梧、康、端等九州，所過殺官吏、焚府庫甚衆，不二旬便抵達廣州城下。
由于廣州城内的守備力量比較堅強，侬智高圍攻了五十多天未能攻下，他的戰艦也被番禺縣令蕭注所募土丁及海上強壯所焚毀，遂于七月間解廣州之圍，向邕州撤退，途中又攻破賀（今廣西賀州）、昭（今廣西平樂縣）、賓（今賓陽）等州，昭州民數千逃往山谷中避難，侬智高追至其地，放火把避難者一齊燒死。
1053年初，宋廷派遣狄青至廣西鎮壓侬智高，狄青率諸道步騎兵兩萬人，出昆侖關，直趨邕州。
侬智高悉衆而出，拒戰于歸仁鋪，其軍隊被宋軍斷而為三，前後左右交擊，大敗。
侬智高焚益州城（今雲南昆明境），由合江口逃入大理國，被宋軍俘獲的侬智高的官兵有五十餘人，并奪回了以前為侬智高所俘掠的人口萬餘。
自從侬智高反宋失敗以後，宋的統治力量更加深入到壯族地區。
宋廷所采用的是高壓政策，其辦法是：“以民官治理之，以兵官鎮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