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隋唐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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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的租粟和腳錢一律折價納布，運往關中，用來向當地人民和籴米粟，作為漕運的補充。
當年得粟數百萬石，天寶時，各地和籴米粟運到長安的，每年約有百餘萬石。
天寶年間社會矛盾的發展 開元末，邊鎮兵的衣糧逐漸改由政府供給，唐王朝軍費開支大為增加。
天寶以後，每年要用糧食190萬石，絹布1000萬匹段，所用絹布，約為政府每年絹布收入的一半。
唐玄宗“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106]，政府庫藏支出經常感到不足。
因此，“其時錢谷之司，唯務割剝，回殘剩利，名目萬端”[107]。
楊慎矜掌管太府出納，諸州所輸布帛，凡有漬污穿破的，皆令州縣征收折估錢，轉買輕貨。
天寶時，王為戶口色役使，按照戶籍追征戍邊死亡而邊将沒有申牒除籍的丁男的租庸，有并征30年者。
唐王朝加強了國家的力量以後，又不斷在邊疆進行戰争。
開元末年，宗室宰相李林甫排擠了宰相張九齡和其他大臣，開始獨掌大權。
東突厥滅亡後，唐王朝在西北大舉用兵。
天寶六年，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拒攻吐蕃石堡城，李林甫乘機傾陷，王忠嗣被貶逐。
此後諸道節度使多由胡人擔任。
哥舒翰、高仙芝、安思順、安祿山等受到唐王朝的特别重視，成為唐王朝進行戰争的工具。
這時候，皇帝的禁衛軍已經腐化，羽林、龍武四軍和諸衛彍騎多是“市人白徒，富者販（服）缯彩，食粱肉，壯者角抵拔河，翹木扛鐵，日以寝鬥，有事乃股慄不能授甲”[108]，完全喪失了戰鬥力。
唐王朝的猛将精兵，都掌握在節度使手中，形成了外重内輕的局面。
哥舒翰等擔任節度使後，屢立戰功，權位漸高。
諸節度使彼此之間以及他們與朝廷大臣之間的矛盾大了起來：哥舒翰與安思順、安祿山不協，楊國忠與安祿山也有矛盾。
天寶十一年，楊國忠繼李林甫獨專大權。
他一人兼領四十餘使，軍國機務，“決于私家”，事務“責成胥吏，賄賂公行”[109]。
楊國忠一人所受中外賄賂，積缣達3000萬匹，相當于國家一年半的庸調。
各種矛盾迅速向前發展。
開元、天寶時期唐與邊疆各族和鄰近國家的關系 開元四年（716年），契丹擺脫了突厥貴族的控制，傾向于唐。
次年，唐把營州都督府從幽州境内遷回柳城。
後來，契丹由于内部的發展，勢力強大起來，與唐時戰時和，互有勝負。
唐一方面通過和親籠絡契丹軍事貴族，一方面在營州設平盧節度使，用重兵防守。
突厥在默啜晚年逐漸衰落。
開元四年，默啜為回纥所殺，繼立的毗伽可汗與唐基本上和好，但也不時犯邊，唐設朔方、河東節度使，進行防禦。
天寶四載（745年），東突厥覆滅。
代興的回纥還不夠強大，對唐和好。
唐把力量集中到西北邊疆，去對付吐蕃的軍隊。
由于唐在河西、隴右建立了堅強的防務，開元時，唐和吐蕃的相持線推到青海境内石堡城一帶。
吐蕃在東線不能占據優勢，向西侵入了小勃律，企圖從西線攻占唐的安西四鎮。
天寶六載唐将高仙芝将萬騎遠襲小勃律，俘其王及吐蕃公主，留兵戍守。
天寶八載，哥舒翰攻拔石堡城。
唐王朝的軍事活動進一步轉向中亞，與大食展開了争奪昭武諸國控制權的鬥争。
天寶九載，高仙芝攻入石國，大肆殺掠，引起中亞各國的憤怒，他們“潛引大食，欲共攻四鎮”[110]。
天寶十載，高仙芝将蕃漢兵三萬越過碎葉水，在怛羅斯城下與大食遭遇，相持五日，葛羅祿部臨陣背叛，與大食夾攻唐軍，唐軍大敗，被俘者二萬人。
怛羅斯戰役以後，唐喪失了對昭武諸國的控制能力，大食也未繼續東進。
8世紀初，吐蕃貴族的勢力已進入雲南，征服了洱河諸部，控制了六诏。
唐支持南诏統一六诏以抵禦吐蕃。
南诏貴族的勢力強大起來，向東征服西爨、東爨。
唐王朝和南诏統治者為了争奪對東爨、西爨的統治[111]，從天寶十載到十三載發生了戰争。
唐的士兵由強迫而來，又不能适應南方的氣候水土，因而遭到大敗，唐軍死者前後近20萬人。
六 唐前期的邊疆各族 突厥 隋唐之際，東突厥複強，擁有戰士一百多萬人。
隋朝末年，突厥支持北方各支武裝力量反隋，并授予他們可汗稱号。
唐朝建立後，突厥貴族支持北邊的劉武周等跟唐軍作戰。
唐朝消滅北邊各武裝集團以後，他們經常直接進犯唐的邊疆。
武德八年（625年），唐跟突厥恢複互市，從突厥交換很多牲畜，有助于解決耕牛不足的問題[112]。
颉利可汗（620&mdash630年在位）加緊剝削各族人民，回纥和薛延陀等部相繼反抗，擺脫了東突厥的統治，東方的奚、霫、契丹也先後脫離東突厥，投向唐朝。
貞觀二年（628年），突利可汗降唐。
颉利可汗信任粟特（昭武九姓國）商人，引起了突厥貴族的不滿。
突厥牧民對貴族展開了猛烈的鬥争[113]。
被俘的唐人也都“自相嘯聚，保據山險”[114]。
在這種情況下，東突厥于貞觀四年（630年）為唐所滅。
大批突厥人遷到大漠以南。
調露元年（679年），東突厥的貴族阿史德溫傅和奉職為了恢複東突厥貴族對本族牧民的最高統治權力，率部起來反對唐王朝的控制，漠南諸州的東突厥貴族紛紛響應。
這次反唐事件經過一年多，被唐壓服下去。
不久以後，骨咄祿建牙于烏德犍山，以黑沙城（今内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北）為南牙。
默啜時，突厥東西拓地萬餘裡，擁有戰士40萬人，恢複了以前的強盛局面。
在南遷的五十多年中，東突厥受唐的影響很大，農業已經有一定的發展。
武則天曾經接受默啜的請求，歸還了突厥降戶數千帳，同時還送給突厥谷種4萬斛，雜采5萬段，農器3000件，鐵4萬斤。
由于突厥和被統治民族之間缺乏經濟文化上的聯系，再建的東突厥政權仍然很不鞏固。
默啜經常帶兵在唐的邊疆大事騷擾，聖曆元年（698年），突厥軍深入到河北定州、趙州境内，所過殘殺，不可勝紀，并俘走大批唐人。
默啜又不斷進攻周圍各族。
他還“自恃兵威，虐用其衆”，終至“部落漸多逃散”[115]。
他死後，突厥的内部矛盾重重，毗伽可汗（716&mdash734年在位）采取了對唐和好的政策。
在他統治的20年中，唐和突厥之間很少戰争[116]，唐人和突厥人“皆得一處養畜資生，種田未作”，并互相交易[117]。
雙方的互市規模很大，唐每年用帛數十萬匹換取突厥的馬[118]。
東突厥貴族内部不斷紛争，各族人民不斷反抗，東突厥力量日益削弱。
天寶四載（745年）東突厥為回鹘所滅，突厥人大部分入回鹘，一部分西遷中亞，一部分南遷豐州、靈州之間，也有一部分轉入河北。
回鹘[119] 回鹘人是鐵勒的一支，住于娑陵水（色楞格河）和嗢昆水（鄂爾渾河）流域，也有一部分住在天山一帶。
在很長的時間裡，他們“無君長，居無恒所，随水草流移”[120]。
從6世紀中葉起，回鹘人服屬于突厥。
突厥統治者經常征發回鹘人打仗，又向他們索取很重的貢賦，引起了回鵑人的不斷反抗。
隋炀帝初年，回鹘和其他鐵勒部落屢次打敗西突厥的軍隊。
唐太宗貞觀元年（627年），他們又以少勝衆，擊敗東突厥的騎兵十萬人于馬鬣山（當在今甘肅境内），并逐北至于天山。
東突厥滅亡以後，回鹘和另一個鐵勒部落薛延陀并為北方強大的勢力。
貞觀二十年（646年），回鹘的軍事貴族乘薛延陀内亂的機會，配合唐軍攻滅了薛延陀，占領了薛延陀的大部分土地。
武則天時，東突厥占領了鐵勒故地，一部分回鹘人被東突厥所破，徙居甘、涼間[121]，大部分役屬于東突厥貴族。
開元中，東突厥衰亂，回鹘逐漸強大。
天寶三載（744年），唐玄宗封回鹘首領為懷仁可汗。
次年，懷仁可汗滅了東突厥。
回鹘政權組織“皆如突厥故事”[122]。
回鹘統治各族人民的辦法也采用突厥舊制，派回鹘監使駐在被征服各族境内，索取貢賦，并監視他們的行動。
天山南北各族 隋唐時期，天山以北、金山西南地帶是西突厥人、一部分鐵勒人和黠戛斯人生活的地區。
天山以南是操印歐語系不同語言的焉耆、龜茲、疏勒、于阗人和粟特移民。
西突厥人遊牧于烏孫故地（約當今伊犁河流域）。
隋時，射匮可汗在龜茲以北的三彌山建牙（即鷹娑，在裕勒都斯河谷），“自玉門以西諸國皆役屬之”[123]。
後來，西突厥貴族北并鐵勒，西南侵入吐火羅。
唐初，西突厥分裂，各部互争雄長，力量在混戰中削弱。
貞觀十四年（640年），唐在天山以北地區設置了庭州（今吉木薩爾）。
顯慶三年（658年），唐滅西突厥後，在西突厥舊境設置了很多府、州，其中很多在天山以北，金山西南地帶[124]。
唐以各部貴族為都督、刺史。
考古學者在今伊犁河流域、阿爾泰山南麓及巴裡坤一帶，發現了7世紀左右的突厥人為紀念死者而樹立的石雕像。
這些石像都是利用天然的長形石塊，以簡單線條刻成[125]。
貞觀十四年（640年），唐在天山以南的高昌設立西州。
從吐魯番一帶發現的唐代殘戶籍、殘狀、殘牒等文書來看，唐政府在西州推行了均田制，農民受田、納租調、服徭役。
農民佃種地主的土地，訂有契約，要依約交納地租，比較通行的是定額租制[126]。
唐王朝設安西都護府于龜茲，以龜茲、于阗、焉耆、疏勒為四鎮，在這裡修建許多戍守城堡，并大興屯田。
焉耆的唐王城是一座屯戍城堡，考古學者在城中的窖藏裡發現有小米、高粱、麥粉和胡麻，還有石碾、鐵犁和鐵鐮等生産工具。
鐵犁铧頭較長，套進犁底的部分凹入，比較進步。
在龜茲故地還發現了長達100裡的幹渠遺迹和管理水渠的“掏拓所”的文書。
這些說明唐在天山以南的屯墾活動，帶來了中原的先進農業技術，對當地的農業生産，有很大的影響[127]。
在吐魯番和庫木吐拉等地發現了唐代抄寫的《論語》、《漢書》、《史記》、《針經》、《神農本草》和陰陽雜書等殘紙。
這說明漢族的傳統文化和先進技術在這裡得到傳播。
天山以南地區的各族文化，對内地有不小影響。
龜茲樂在隋時，分為“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等凡三部”[128]，為漢人所愛好。
唐朝坐、立部伎中，也有采用龜茲樂舞的。
在唐太宗時的十部伎中，出自天山以南的就有三部，即龜茲伎、疏勒伎、高昌伎[129]。
隋唐時候，天山以南地區有不少畫師和樂工也進入内地，帶來新的聲樂和新的畫風。
畫師如于阗人尉遲跋質那和乙僧父子，樂工如龜茲人白明達和疏勒人裴神符，就是其中最著名的。
吐蕃 吐蕃人很早就生活在西藏高原一帶。
到六七世紀之交，他們有的過定居農業生活，種植青稞麥、小麥、荞麥和豌豆。
有的過遊牧生活，“逐水草，無常所”[130]。
家畜有牛、馬、狗、羊、豬和單峰駝。
吐蕃人能夠制造金器、銀器和銅器，也能用鐵制造精良的铠甲和鋒利的兵刃，還能撚毛線、織布、織氈。
吐蕃人信奉鬼神巫術，敬奉大角羊為大神。
人死以後，子女要截發、黛面、黑衣以志哀，贊普死後，更要以人殉葬。
吐蕃人還有用赭紅色塗飾面部的習俗。
在六七世紀之交，吐蕃已經建立了政權。
王稱作贊普，由赤脫贊[131]的子孫世襲。
最高政權機關叫尚論掣逋突瞿，由論苣（大論，大相）、論茝扈奔[132]（小論，副相）等大臣組成，這些大臣都由王族和外戚擔任。
吐蕃的軍隊由藏如、右如、中如、左如組成，每如又分為幾個千戶所。
同一千戶所的戰士都是同部的人，統将由該部貴族擔任[133]。
吐蕃人重戰死，世代戰死的家庭被尊為高門。
吐蕃的刑罰非常殘酷，犯小罪的人，也要受挖眼、剁足、劓鼻、鞭打等慘刑。
罪囚被關在幾丈深的地牢裡。
吐蕃還沒有成文法，量刑輕重取決于貴族的喜怒。
6世紀時，在西藏高原上有三個強大的勢力。
西部是羊同，以畜牧為業[134]業；中部和北部是蘇毗，以射獵和畜牧為生，年楚河和拉薩河流域的蘇毗部人，則多經營農業；西南部是吐蕃，贊普居于跋布川（西藏澤當西南的瓊結縣）。
那裡的農業已甚發達，“牧地與農田合為一片，湖泊星列，溝渠相通。
坡上的水蓄而為池，山間的水引出使用”[135]。
7世紀初，吐蕃的朗日論贊吞并了蘇毗。
他的兒子松贊幹布（629&mdash650年在位）又擊滅了羊同，完成了統一西藏高原的事業。
在松贊幹布統治的時期，吐蕃人創制了文字，制訂了成文法典《十善法律》。
松贊幹布幾次向唐請婚，貞觀十五年（641年）唐太宗派李道宗護送文成公主入吐蕃，松贊幹布親自在柏海（青海鄂陵湖和紮陵湖）迎接。
唐蕃通婚以後，吐蕃貴族子弟被派到長安國子學學習，許多唐人被聘請到吐蕃掌管文書，綜合唐蕃式樣建築的城堡和宮殿，也在新都邏些城（拉薩）出現了[136]。
文成公主到吐蕃的時候，把蔬菜的種子，精緻的手工藝品、藥物和一些有關生産技術的書籍等帶到吐蕃。
唐高宗又依照松贊幹布的請求，給吐蕃送去蠶種，并派遣許多擅長養蠶、釀酒、制碾硙和制紙、墨、筆的工匠到吐蕃傳授技藝。
唐人先進生産技術的傳入，對吐蕃經濟文化的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松贊幹布死後，吐蕃貴族征服了不少鄰近的民族，并曾一度攻占安西四鎮。
長期的戰争使吐蕃人疲于徭役，發生了人民起義，被征服的各族也紛紛起來反抗[137]。
長安二年（702年）吐蕃贊普遣使跟唐修好。
景雲元年（710年），唐把金城公主嫁給吐蕃贊普尺帶珠丹，金城公主帶去了錦缯幾萬匹，雜伎諸工多人和一個龜茲樂隊。
吐蕃又從唐取得精工書寫的《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
吐谷渾 隋唐之際，吐谷渾可汗伏允悉收河湟故地。
唐高祖時内地民乏耕牛，吐谷渾以牛和雜畜與唐互市。
貞觀九年，唐軍擊敗吐谷渾，伏允為左右所殺，國人立伏允子慕容順為可汗，太宗封他作西平郡王。
慕容順子諾曷缽繼立，太宗又封他作河源郡王，并且把弘化公主嫁給他。
唐高宗時，吐蕃貴族的勢力伸展到青海高原，龍朔三年（663年），吐谷渾戰敗，牧地逐漸為吐蕃所吞并。
鹹亨三年（672年），唐把吐谷渾人遷到靈州的鳴沙縣（今甯夏中衛東），于其地設安樂州[138]，以諾曷缽為刺史，世襲其職。
武則天晚年，又有一部分青海的吐谷渾人脫離了吐蕃貴族的統治，遷徙到涼、甘、肅、瓜、沙等州。
西南各族 唐朝時候，雲南東部、東北部和貴州西北部居住着東爨烏蠻。
這裡“邑落相望，牛馬被野”[139]，居民主要從事畜牧業。
在雲南西北的鐵橋（今巨甸北）一帶，還有烏蠻的一些部落，也從事畜牧。
從石城（今曲靖）西至洱河（洱海）一帶，居住着白蠻，有西爨、洱河諸部。
這裡“村邑連甍，溝塍彌望”[140]，居民種植稻、麥和麻、豆、黍、稷。
他們已普遍實行牛耕，還開辟了許多“山田”。
柘蠶的飼養很盛，出産絹、錦。
冶鐵鑄劍和鹽井煮鹽技術也相當發達。
在雲南的西南部還散居着許多部落。
他們不飼蠶，大多用木棉絮撚線織布。
茫部人用象耕田，尋傳部人則以射獵為生，得豪豬生食其肉。
洱海一帶的居民除白蠻外，也有很多烏蠻。
7世紀後期，烏蠻貴族建立了六诏。
這就是蒙舍（今巍山）、蒙隽（在蒙舍西）、越析（今賓川）、浪穹、施浪（并在今洱源）、邆川（今鄧川）。
其中蒙舍诏居地最南，又稱南诏，王為蒙氏。
南诏跟唐的關系非常密切。
武則天時，南诏的首領邏盛曾經來唐。
唐玄宗時，五诏衰微，南诏首領皮邏閣（728&mdash748年在位）打敗了洱河部，合并了其他五诏。
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玄宗封皮邏閣為雲南王，皮邏閣遷都于太和城（大理南十五裡）。
他派孫子鳳迦異到長安，唐玄宗送給鳳迦異許多文物和胡部、龜茲兩個大樂隊。
皮邏閣子閣邏鳳（748&mdash779年在位）時，唐王朝和南诏貴族為了争奪對東西兩爨部的控制，發生沖突。
天寶十年（751年）、十三年，唐兩度發兵攻南诏，結果都是全軍覆沒。
此後，南诏臣屬于吐蕃贊普。
奚 契丹 奚人住在濡水（灤河）上遊，主要從事畜牧，也種植一些耐寒的作物如穄等。
在六七世紀，奚人的内部已有貧富的分化，但階級劃分還不很顯著。
契丹居住在潢河（西拉木倫）和土河（老哈河）之間，過着畜牧射獵生活。
契丹由八個部落組成部落聯盟，聯盟長由部落酋長議事會選舉，照例由大賀氏的氏族貴族擔任。
在部落聯盟長之外，還有一個軍事首領，叫做“夷離堇”[141]，這就是氏族社會末期軍事民主制度下的二頭首長。
畜牧漁獵，由各部落單獨進行，若遇有軍事行動，征發丁壯作戰時，則由各部落酋長共同商決，一部落不得獨舉[142]。
突厥興起以後，奚和契丹長期受東突厥的控制。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奚和契丹歸唐，唐太宗于奚地置饒樂府，以奚人首領可度者為都督；于契丹地置松漠府，以契丹首領窟哥為都督。
這兩個府都受營州都督府的節制。
武則天萬歲通天元年（696年），契丹的軍事貴族率部攻陷營州、冀州和幽州的許多城邑，所到之處，焚殺擄掠。
一年以後，唐王朝得到東突厥和奚的助力，才把契丹打敗。
唐玄宗開元年間，契丹貴族内部發生了嚴重的紛争。
結果大賀氏失敗，一部分契丹人依附于奚。
夷離堇耶律雅裡定立遙辇氏的迪辇俎裡為阻午可汗。
自此聯盟長例由遙辇氏選出，而夷離堇則例由耶律氏選出[143]。
阻午可汗時，契丹始立制度，置官屬[144]，刻木為契，穴地為牢，又将舊有的8部劃為20部[145]。
第三節 唐後期的政治經濟 一 安史之亂和安史亂後的政治軍事形勢 安史之亂和安史亂後的政治軍事形勢 營州柳城（今遼甯錦州）胡人安祿山在對東北各族的戰争中，立下軍功，受到唐玄宗的重視，以一身兼領範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控制了經濟文化素稱發達的河北和河東地區。
他不斷招兵養馬，積聚财富，奏請提升許多胡族将領做大将，引用不得志的漢族地主做幕僚。
天寶十二年（753年），他誘降了被回纥攻破的突厥西葉護阿布思的殘部，加強了自己的軍事力量。
安祿山與宰相楊國忠個人矛盾激化，于是利用唐中央兵力空虛的機會，于天寶十四年（755年）冬，以誅楊國忠為名，從範陽起兵，帶領所部及由同羅、奚、契丹和室韋人組成的軍隊共15萬人南下，準備奪取中央政權。
唐的内地多年沒有發生戰争，河南、河北的州縣沒有軍事準備，甲仗庫裡的兵器全朽壞了。
安祿山的軍隊沒有遇到多少抵抗，很快就渡過黃河，進到洛陽附近。
唐玄宗急派封常清前往洛陽募兵抵禦，又在長安募集一些市井子弟和白徒遊手，與原有的飛騎、彍騎及在長安的邊兵共五萬人，交由高仙芝帶領東下，屯駐陝州。
封常清在洛陽募集的六萬人多是白徒，沒有受過軍事訓練，在虎牢關和洛陽城下接連被叛軍打敗。
安祿山占據洛陽，高仙芝退守潼關。
唐玄宗殺掉封常清和高仙芝，改派病廢在家的原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為統帥，率領從河西、隴右、朔方抽調回來的漢族士兵和奴剌等13部落，連同高仙芝舊卒，号稱20萬，鎮守潼關。
天寶十五年正月，安祿山在洛陽稱帝，國号燕。
唐軍在潼關一帶與叛軍相持了将近半年以後，唐玄宗強令哥舒翰帶兵東出潼關，收複陝洛。
叛軍敗唐軍，乘勝攻入潼關，長安大震。
唐玄宗和楊國忠等匆忙向成都逃走，行至馬嵬驿（今陝西興平西），從行軍士嘩變，殺掉楊國忠，并迫使唐玄宗缢死楊貴妃。
長安落人叛軍手中。
叛軍到處燒殺搶掠，河北一帶的人民紛紛結成一兩萬人的隊伍，同叛軍對抗。
關中一帶的人民也到處殺死安祿山委派的官吏，使叛軍不敢遠離長安。
河南方面，唐的地方官張巡、許遠等，也在人民的支持下，堅強地守住雍丘（今河南杞縣）、甯陵、睢陽（今商丘南）一線，遏阻了叛軍南下的道路。
在人民的抗擊下，叛軍遭受到挫折，内部矛盾加深。
安祿山被他的兒子安慶緒殺死。
唐太子李亨從馬嵬驿回軍北上，在靈武（今甯夏吳忠）即位，是為肅宗。
他用李光弼、郭子儀為統将，集合了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和西域的軍隊，又得到回纥的援助，于至德二年（757年）奪回了長安和洛陽。
安慶緒退保邺郡（今河南安陽）。
乾元元年（758年），唐王朝以李光弼、郭子儀等九節度使之兵攻邺，不設統帥，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
唐方軍令不一，各節度使又互不為謀，以緻圍攻數月而不能下。
次年三月，降唐複叛的史思明自範陽引兵救邺，大破九節度使之兵，諸節度使各潰歸本鎮。
史思明殺安慶緒，即帝位于範陽。
這年秋天，他又領兵南下，再度占據洛陽。
後來，史思明又被他的兒子史朝義殺死。
寶應元年（762年），新即位的唐代宗借回纥兵收複洛陽。
接着，叛軍的幾個主要将領相繼降唐。
寶應二年正月，史朝義窮蹙自殺。
安史之亂雖然結束，但由于唐廷已無力消滅安史殘餘勢力，繼續任用投降的安史部将為節度使，在河北、山東形成了藩鎮割據的局面。
在劍南、山南、河南、淮南和嶺南，甚至京畿之内，也時常發生節度使或軍将的叛變。
在安史之亂期間，唐把河西、隴右的軍隊大批征調入援，吐蕃貴族乘西北邊防空虛的機會，攻占了隴右諸州土地。
代宗廣德元年（763年），吐蕃軍攻入長安，代宗東奔陝州，郭子儀臨時招募數千人在關中抵禦。
吐蕃軍不久退出長安，但隴右十餘州仍被吐蕃貴族控制着，長安經常處在吐蕃軍的威脅之下，劍南西川也不斷受到吐蕃和南诏聯軍侵犯的威脅。
淮浙地區的農民起義 安史之亂以後，由于人民的大量流亡和地主大量隐匿人口，國家掌握的戶口大大減少了。
肅宗上元元年（760年），向唐中央政府申報戶口的有169州，總戶數293萬餘，總人口1699萬餘，其中課戶175萬餘，課口237萬餘，隻約當天寶末年的1/3[146]。
那時，河北握在叛軍和割據自為的節度使手裡，河南、山東、荊襄和劍南等地，都駐有重兵，租賦也不上解到中央，唐王朝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淮南和江南。
為了應付巨大的軍費開支，唐朝政府征收種種苛捐雜稅。
科斂之名，凡有數百，“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147]。
官吏有免除課役的特權。
地主富戶“或假名入仕，或托迹為僧，或占募軍伍，或依信豪族”[148]，來逃避課役。
由于土戶和客戶戶稅征收标準大不相同，客戶又不應徭役、差科，豪紳仕宦之家就紛紛以“寄住戶”或“寄莊戶”的名義，取得輕稅和免役的待遇[149]。
這樣，一切賦役就都落在農民身上，加以“權臣猾吏，因緣為奸”，農民隻得“竭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有休息”[150]，甚至背井離鄉，蕩為浮人。
地方官吏把逃亡丁口的課役，加在他們的鄰裡身上。
鄰裡負擔不起，也相繼逃亡。
肅宗寶應元年（762年），唐政府向江淮人民追征天寶末年以來積欠的八年租調，不問民戶有無欠負，也不管資産高下，見到有粟帛的，就強取其半，甚或十取八九，謂之“白著”。
有不服的，更用嚴刑威逼。
于是江淮人民大量逃向山林薮澤，進行反抗，州縣不能制服。
史稱上元、寶應間（760&mdash763)，“人不堪命，皆去為盜賊”[151]。
袁晁在浙東台州、衢州一帶，吸收了大批疲于賦斂的農民，很快發展到20萬人。
方清聚集饑馑流亡的農民幾萬人，占據黟歙山區。
陳莊則在宣州秋浦（今安徽貴池）一帶與方清相呼應。
此外，在蘇州、常州和越州，也都發生過規模較小的農民起義。
這些此起彼伏的起義，前後持續了十多年[152]。
二 兩稅法的實行和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 财賦制度的整理和兩稅法的實行 面臨着安史之亂以來的财政匮乏和嚴重的社會矛盾，唐朝政府着手整理财賦制度，先後實行了榷鹽制度和兩稅法。
肅宗乾元元年（758年），唐王朝采納鹽鐵使第五琦的建議，于産鹽區設立監院，統購亭戶所煮的鹽，把每鬥鹽價由10文提高到110文，在州縣設鹽官專賣。
鹽是日常生活必需品，專賣收入總額很大，成為唐政府的一項重要财政收入。
劉晏擔任鹽鐵轉運使以後，對财政制度進行了進一步的整頓： 一、改變鹽法：撤銷原來非産鹽區州縣的鹽官，隻在出鹽之鄉置鹽官，收購亭戶所煮的鹽，加價轉賣給商人，任由他們運到各地出售；後又取消州縣加收的榷鹽錢，禁止堰埭征取通過稅，以保持鹽價的平穩，便利鹽的轉運。
鹽法初行時，唐政府的鹽利歲入60萬貫，到代宗大曆末年，增加到600萬貫。
二、整頓漕運：劉晏疏浚了運河，建造了堅牢的運船。
他不再征發沿河郡縣的壯丁為役夫，而以鹽利雇募船工挽漕，又繼續行用裴耀卿的分段轉輸法。
過去因河流湍險，漕糧往往損耗2/10以上，經整頓後，據史載：“每歲運谷或至百餘萬斛，無鬥升沉覆者。
” 三、行常平法：劉晏在諸道設巡院，各置知院官，讓他們随時上報當地物價的漲落情況，官府遇貴則賣，遇賤則買；同時，要知院官每旬月向使司申報州縣雨雪豐歉之狀，豐則以高于市價的價格籴糧，歉則以低于市價的價格粜糧。
唐政府獲得了大利，各地物價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平穩。
此外，劉晏還先期籌劃各地的蠲免和赈濟工作，減少了人民的逃亡。
代宗大曆年間，唐王朝的賦稅收入，已經逐漸改變為以戶稅、地稅為主。
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楊炎制定了兩稅法。
兩稅法的實行是土地兼并改變了土地占有狀況在賦稅制度上的反映。
安史之亂後，百姓田地，“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153]，大量的自耕農民成為地主的佃戶。
寄莊戶、寄住戶、客戶、逃戶和隐戶在戶口總數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與大量的自耕農、半自耕農的存在相适應的租庸調制，已不再适用。
兩稅法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
兩稅法的基本精神是：“戶無土客，以現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
”不論是土著戶還是外來的客居戶，一律編入現居州縣的戶籍。
征稅不再以人丁為主，而以土地财産為主。
兩稅法的具體内容是：（一）中央根據财政支出定出總稅額。
而這個總稅額實際上是按照大曆中各種稅額加起來最多的一年确定的。
這就是“量出以制入”。
各州、縣也根據舊征稅數确定稅額，向當地人戶征收；（二）依照丁壯和财産（包括田畝和雜赀财）的多少定出戶等；（三）兩稅分夏秋兩次征收，夏稅限六月納畢，秋稅限十一月納畢；（四）租庸調、雜徭和各種雜稅全都取消，但丁額不廢；（五）兩稅依戶等納錢，依田畝納米粟；田畝稅以大曆十四年的墾田數為準，均平征收；（六）沒有固定住處的商人，所在州縣依照其收入征收1/30的稅[154] 兩稅法以土地、财産的多少為征稅的主要标準，擴大了賦稅的承擔面，多少改變了課役集中在貧苦農民頭上的情況。
但是，在這種制度下，土地兼并不再受任何限制，在此後30年間，“百姓土田為有力者所并，三分逾一”[155]，到處都可以看到“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156]的現象。
兩稅法在以後的實行中，逐漸成為人民苛重的負擔。
始立兩稅法，戶錢多折绫絹，初時納絹一匹，當錢三千二三百文，其後貨币緊縮，錢重物輕，到貞元十年（794年）左右，納絹一匹，隻當錢一千五六百文，賦稅實際上提高了一倍[157]。
憲宗元和十四年（819年）絹價落到初定兩稅時的1/3，納稅戶的負擔實際上增加三倍[158]。
穆宗即位，令各地依照元和十五年征納布帛的折價，改配布帛為稅額[159]。
這與40年前相較，已增加了幾倍。
經濟的恢複和發展 安史之亂使北方經濟受到嚴重破壞。
史載自崤函東到成臯，隻剩下千餘編戶。
鄭汴徐懷，也都“人煙斷絕，千裡蕭條”[160]。
唐鄧一帶，同樣是“荒草千裡”“萬室空虛”[161]。
就連沒有直接遭到破壞的江東地區，也出現了大片的“閑田荒壤”[162]。
安史之亂以後，大規模戰争結束，社會秩序相對穩定下來，農民又回到土地，投入生産。
他們“銷遺镞為鋤耜，伐蒿萊為場圃，掘腥穢為泉井”[163]，從而使社會經濟得到恢複和一定程度的發展。
南方比較安定，社會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唐朝後期，在舊江南東西道采訪使境内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約有五十處，其中潤州的練塘能灌溉丹陽、金壇、延陵三縣之田；潤州句容縣的绛岩湖，常州武進縣的孟渎，湖州長城縣（今浙江長興）的西湖，明州縣（今浙江甯波）的仲夏堰等，都能溉田數千頃至萬頃[164]。
中小型陂塘廣泛修鑿，如憲宗（806&mdash820年在位）時，韋丹在南昌一帶開鑿了陂塘598，得田1.2萬頃[165]穆宗時，元稹為浙東觀察使，“命吏課七郡人，冬築陂塘，春貯水雨，夏溉旱畝”[166]。
江南農民還修建許多堤堰和鬥門，辟劃成大量的湖田和渚田，擴大了耕地面積[167] 由于土地的墾辟和水利的興修，江南各地糧食的生産有很大增長。
江淮諸州，“每一歲善熟，則旁資數道”[168]，湖南、江西諸州，也“出米至多，豐熟之時，價亦極賤”[169]。
南方很多地方大量種植茶樹。
淮南、浙東、浙西、福建、嶺南、荊襄、東川、西川都是産茶區。
饒州的浮梁縣，元和時每年稅茶達十五餘萬貫[170]，是最大的商品茶産地。
歙州的祁門縣“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土”，晚唐時，那一帶的人民，有十分之七八以茶為業[171]。
湖州的長城縣（今浙江長興），“貞元（785&mdash805年）以後，每歲以進奉顧山紫筍茶，役工三萬人，累月方畢”[172]。
元和時，雅州的嚴道縣（今四川雅安西），“每歲貢茶，為蜀之最”[173]，德宗後，茶稅開始成為唐政府的一項重要稅收。
唐朝後期，南方的絲織業有很大發展。
安史之亂後，唐王朝“辇越而衣”[174]。
用以交易回鹘馬匹的缣帛，也主要是江淮織造的。
江南絲織品的質量，勝過了唐前期居全國之冠的宋、亳[175]。
代宗時薛兼訓為浙東觀察使，選軍士未娶者，厚給貨币，密令到北方娶織婦以歸，每年得百餘人。
此後越州绫紗競添花樣，妙稱江左。
貞元以後，越州貢品中精緻的絲織品達數十種[176]。
宣州工匠用絲頭線織毯，既軟且溫，兼有成都錦褥和太原毛毯之長而無其短。
宣州绫绮，也極為珍貴，可與淮南、兩浙相比[177]。
江南和嶺南的礦藏，在唐後期也有更多的開采。
江西、鄂嶽、桂管、嶺南諸道境内，都盛産銅、錫。
宣州和郴州在元和時每歲各鑄錢五萬貫。
饒州餘幹縣有銀山，每歲出銀十餘萬兩。
郴州義章縣（今湖南宜章）的銀坑，所出銀至精好，别處莫及。
五嶺以南的連州出白銅，賀州的臨賀縣（今廣西賀州）和馮乘縣（今湖南江華西南），都有較大的錫冶。
當時的農民，為了補充生活的不足，往往深入山林之中，采冶金屬礦物[178]。
瓷器開始在民間普遍使用。
邢州内邱的白瓷器，銷售範圍很廣[179]。
據近來的考古發現和調查，屬于越窯系統的餘姚上林湖窯，從晚唐開始進入全盛時期。
長沙銅官鎮的瓦渣坪窯，能在青釉下燒出褐綠色彩的花紋，還可以在白釉或青黃釉下畫綠彩。
這證明釉下彩的技法在唐代已經應用[180]。
産品不僅暢銷國内，還大量運往國外，在東南亞、中亞和西亞的古代遺址以及在印尼海域發現的唐代沉船中，都發現了長沙窯生産的瓷器。
紙張文具的制作，更為發達。
益州、越州等地出産的紙張，品種更為繁富，揚州的六合箋，韶州的竹箋，臨川的滑薄紙都是著名的新産品。
北方的宋、亳一帶還有織成界道的絹素，稱作烏絲欄、朱絲欄；又有繭紙。
端州（令廣東高要）的紫石硯，已聞名全國[181]。
在唐代長安城的發掘工作中，發現了七枚大中十四年（860年）的鎏金茶托子。
托作蓮花形，極為美觀。
西安韓森寨發現的鎏金蓮瓣鸾鳳紋銀盤，西安洪慶村所出的鎏金花草人物紋小銀盤，制作極為工細[182]。
1987年陝西扶風法門寺塔地宮中出土金銀器121件套，其中有直徑達40厘米的鎏金鴛鴦團花雙耳圈足銀盆、鎏金銀龜盒、迎真身金銀花12環錫杖、包括茶槽、茶碾、茶羅、茶匙在内的金銀茶具等，數量之大，品種之多，規格之高，工藝之精，都是少見的。
唐朝後期的商業比前期有所發展。
長安和洛陽雖然經曆了戰亂的破壞，但很快就恢複了繁華。
長江流域的城市較前期發達。
揚州當長江與運河交會處，是中外富商巨賈的荟萃之所。
益州的繁盛稍亞于揚州，當時有“揚一益二”[183]之說。
荊南各州在安史之亂後，由于“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的南流，“井邑十倍其初”[184]。
洪州扼揚、廣間交通要沖，鄂州當漢水入江之處，皆為一都之會。
蘇州在繁劇的浙西最為大縣，戶口較前期有所增加[185]。
杭州“于江南繁大，雅亞吳郡”[186]，其城“骈樯二十裡，開肆三萬室”[187]。
在沿海地區，除廣州外，福建的泉州、浙江的明州也開始成為重要的對外貿易港。
揚州因為發展迅速，“僑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188]，打破了坊市嚴格區分的舊制。
揚州、汴州和長安都出現了夜市[189]。
在水陸要道或津渡之所，又興起了許多定期集市，一般稱作草市。
這些定期集市有的交易繁盛，“富室大戶，多居其間”[190]，其中還有一些後來發展成為縣城[191] 鹽、茶是當時最大的商業部門，劉禹錫《賈客詞引》：“五方之賈，以财相雄，而鹽賈尤熾。
”[192]往來于長江下遊的“西江大商客”[193]，屢見于唐人的詩歌。
《南楚新聞》所記江陵郭七郎，資産殷富，江淮河朔間，悉有賈客仗其貨貿易往來[194]。
唐後期的商人多與官府有聯系，而官吏和軍将也有很多參加了商業的活動。
除了珠寶商和轉運南北各地土特産品的販運商，又出現了許多經營茶葉、大米和木材的商人。
在江淮一帶，每逢茶熟之際，四處商人就帶着茶區所需的絲織品和金銀飾物入山交易。
小商小販把茶葉轉運到浮梁（今江西景德鎮北）、壽州（今安徽壽縣）等集散中心，再由富商巨賈販往各地。
白居易《琵琶行》中有“商人重利輕别離，前月浮梁買茶去”的詩句。
随着經濟作物種植的擴大，農産品的商品化也有所發展。
南方一些商人以販運糧食為業。
江淮賈人，往往積米以待踴貴。
皖南宣、歙一帶耕地面積少，糧食全靠商人用船從四方運去。
江西出産木材，商人運到揚州，獲利數倍。
适應交易頻繁，貿易額擴大的需要，為了減少支付錢币的麻煩，在唐後期的大城市中出現了櫃坊，或稱“僦櫃”。
商人将錢币存放在櫃坊中，交納一定的保管費用。
櫃坊根據商人所出憑證支付，商人之間買賣商品時免除了現錢交易的麻煩。
唐朝後期，錢币鑄造不敷需要，諸道州府往往禁止現錢出境。
為了解決遠地攜帶錢币不便，以及物價下落引起的錢荒，各地來長安的商人，把貨款交給本道的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取得文券，輕裝以赴四方，或回到本地，到指定地點合券取錢。
這種文券就叫做飛錢或便換。
三 唐後期統治階級内部的矛盾 唐王朝對藩鎮的戰争 安史之亂結束後，唐代宗承認了安史降将在河北的勢力，任命李寶臣為成德節度使（統恒趙等州），李懷仙為幽州盧龍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節度使，薛嵩為相衛節度使。
他們與山東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緊密聯結，憑恃河北“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産自可封殖”[195]的經濟條件，乘唐朝政府平定京畿叛亂和西禦吐蕃無力東顧的時機，治兵繕邑，建立了以牙兵[196]為核心的強大的武裝力量。
田承嗣父子在魏博擁兵十萬，繁刑暴賦，發丁壯從征役，以“老弱事耕稼”。
李正己在山東“賦徭均納，為政嚴酷，所在不敢偶語”。
割據一方的節度使父死子襲，官爵自為，甲兵自擅，刑賞自專，戶籍不報中央，賦稅不入朝廷。
兩稅法施行後，唐王朝的财政收入增加，每年稅錢有三千餘萬貫，稅米麥共千六百餘萬石[197]。
在此前後，唐軍于大曆十四年（779年）在西川邊境擊退了吐蕃和南诏軍隊的聯合進攻，唐王朝又派使臣到吐蕃，改善了雙方的關系，邊疆形勢得到緩和。
唐德宗乘此機會，開始裁抑藩鎮的活動。
建中二年（781年），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死，其子李惟嶽自為留後，請求繼任，為德宗所拒絕。
于是李惟嶽就和魏博、淄青、山南東道等節度使連兵叛變。
淮西節度使李希烈也起兵反唐，出現了五鎮連兵的局面。
建中四年，唐軍被淮西軍圍困于襄城，唐王朝調泾原兵前往援救。
泾原兵在長安叛變，擁朱泚為秦帝，德宗出奔奉天（今陝西乾縣）。
興元元年(784年），德宗在奉天诏赦李希烈等五鎮節度使，專讨朱泚。
不久，自河北前線入援奉天的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又反，與朱泚聯合起來，于是德宗又逃奔梁州（今陝西漢中）。
這種大紛亂的局面，直到貞元二年（786年）李希烈死，才告結束。
唐王朝與河北、河南強藩妥協，藩鎮割據的局面，繼續存在。
貞元二年起，吐蕃貴族又對唐發動了進攻，一度占領鹽（今甯夏回族自治區鹽池境）、夏（今陝西橫山西）諸州，并于貞元六、七年攻占北庭和西州。
唐在沿邊修複城塞，開置屯田，加強了備禦；北和回纥，南與南诏正式恢複和好關系，削弱了吐蕃貴族的力量。
唐并在西川進行了對吐蕃軍的反擊。
在邊疆形勢逐漸緩和的情況下，唐德宗一面加強中央禁軍神策軍對京畿附近各地的控制，一面極力向人民搜刮财富，以充實國庫。
到憲宗初年，國家财力比較豐厚，又展開了裁抑藩鎮的鬥争。
憲宗首先壓平了劍南西川和鎮海浙西節度使的叛亂。
元和七年（812年），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舉六州之地歸附唐朝，河北形勢發生了變化。
淮西節度使吳少陽死，其子吳元濟自領軍務，拒納唐朝吊祭使者，發兵四出焚掠。
元和十年（815年），憲宗下令讨伐吳元濟。
元和十一年，又下令讨伐與吳元濟勾結的成德節度使王承宗。
次年，憲宗暫停進攻王承宗，專讨吳元濟。
宰相裴度親赴淮西督戰。
唐将李愬乘雪夜攻下蔡州城（今河南汝南），擒吳元濟，淮西平定。
成德王承宗、盧龍劉總也轉歸朝廷。
元和十四年（819年）唐朝又消滅了淄青李師道的勢力。
戰争期間，軍運不息，牛驢死者什四五，生産受到很大破壞。
為了進奉供軍，各地官吏在兩稅外橫加賦斂，“惟思竭澤，不慮無魚”，迫使農民大量逃亡。
李渤根據所聞記載，渭南長源鄉原有400戶，到元和十四年，隻剩下百餘戶；阌鄉縣舊有3000戶，也隻剩下1000戶[198]。
長期戰争使天下厭苦，帑藏虛竭。
唐王朝無力進一步消除河北藩鎮的牙兵集團，隻有以高官厚賞來換取驕兵悍将的暫時服從。
穆宗即位以後，調換了河北諸鎮的節度使；在河北實行了榷鹽法和兩稅法[199]；又實行銷兵，下令天下軍鎮每年減除8%的兵員。
這就引起了各鎮兵将的不滿，形成了河朔再叛的局面。
長慶元年（821年），盧龍發生兵亂，拘囚了唐朝委派的節度使，推朱克融為留後。
成德将領王庭湊也殺掉唐朝委派的節度使，發動叛亂。
由于銷兵而落籍的兵士紛紛投入他們的軍中，二鎮叛軍衆至萬餘人。
唐王朝發諸道兵15萬人征讨，由于宦官監軍，節将太多，指揮不能統一，諸将又多觀望不前，結果屯守踰年，财盡力竭，終不能取勝。
長慶二年，魏博也發生變亂。
唐王朝無力壓平叛亂，隻好任命叛将做節度使。
河北藩鎮的勢力更加鞏固。
宦官的專權 唐朝宦官的擅權，從玄宗時的高力士開始。
高力士得到玄宗的寵幸，四方表奏都先經他看過，再轉呈玄宗，小事就由他斷決，但是，他并不掌握軍權。
宦官掌握軍權是從肅宗時李輔國開始的。
肅宗以李輔國有擁立之功，用他作判元帥府司馬，宣傳诏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号，一以委之。
回到長安後，又讓他專掌禁軍，一切制敕都需經他押署。
這樣，軍政大權就全落在他手裡了。
肅宗死後，李輔國擁立代宗，恣橫更甚，曾對代宗說：“大家但内裡坐，外事聽老奴處置。
”[200]後來代宗利用宦官内部矛盾殺掉了李輔國，典掌禁軍的宦官程元振和魚朝恩又相繼專權。
大曆五年（770年）代宗又誅殺了魚朝恩，不再讓宦官典兵。
朱泚、李懷光叛亂後，德宗疏忌宿将，又用宦官典禁兵。
貞元十二年（796年），宦官窦文場、霍仙鳴為左右神策護軍中尉。
京畿以西，多用神策軍出鎮。
神策軍待遇優厚，北邊諸鎮也多請遙隸神策軍，神策軍增加到15萬人。
穆宗以後還有樞密使二員，以宦官充任，得知機密。
他們與兩中尉合稱四貴。
為了争奪朝廷的大權，宦官中分成黨派，互相攻殺，廢立皇帝。
憲宗和敬宗都是被宦官殺死的。
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都是由宦官擁立的。
在各道和出征軍中，都有宦官監軍，監軍的權力甚至超過節度使。
監軍又常幹預軍事指揮，使軍令不能統一，大大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
禁軍大将常向巨室富商借貸巨款，賄賂中尉，求為節度使。
到鎮之後，他們就搜括民财，用來償債，時人謂之“債帥”。
文武群臣也多重賂宦官，以求升遷。
宦官領宮市使，派“白望”數百人于長安東西市和要鬧坊強買貨物，訛詐勒索。
禁軍将士也倚仗宦官的庇護，在京畿橫行不法，欺壓人民。
宦官和禁軍将士還在渭水平原一帶奪取了大量的良田美地。
官僚士大夫對宦官的鬥争 宦官的專恣驕橫，引起皇帝和一些官僚士大夫的不滿。
貞元二十年（805年）順宗即位，他的東宮舊臣王叔文、王伾居翰林用事，引用韋執誼為宰相。
他們與劉禹錫、柳宗元等人結成政治上的革新派，共謀打擊宦官的勢力。
他們革除了宮市等弊政，又用範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鎮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圖逐步收奪宦官的兵權。
這個計劃為宦官所阻，未能實現。
在宦官的壓力下，順宗被迫讓位憲宗，改元永貞。
王叔文、王伍等人都被貶逐到南方。
文宗深患宦官專橫，大和五年（831年），與宰相宋申錫謀誅宦官，為宦官所知。
宋申錫被貶逐。
大和八年（834年）和九年，文宗擢用李訓和鄭注，貶逐了與宦官有連結的宰相李德裕和李宗闵，鏟除了一些有勢力的宦官。
九年十一月，李訓等布置兵力，詐言大明宮左金吾廳事後石榴夜有甘露，誘使中尉、樞密等大宦官觀看，企圖一舉消滅他們。
事被發覺，宦官帶禁兵在皇城和外郭城大事搜捕殺掠，李訓和宰相王涯、舒元輿等人都被殺害，親屬皆死。
這就是所謂甘露之變。
此後70年間，宦官一直掌握軍政大權，直到唐末昭宗天複三年（903年）才被朱溫的軍隊消滅。
官僚集團之間的黨争 穆宗時期，邊疆形勢已經緩和，唐廷與河北藩鎮之間形成了均衡的局面，社會矛盾也還沒有達到激化的程度，而唐朝官僚集團之間卻發生了長達40年之久的黨争。
元和年間（806&mdash820年），宰相和仆射、尚書等高級官吏中，進士出身者穩定地占居多數。
進士科成為高級官僚的主要來源。
士族的含義也開始發生變化，或指讀書應舉的布衣之家，或指進士出身的家族，或指公卿百官。
元和三年（808年）牛僧孺、李宗闵等在制舉對策時批評時政，得罪了宰相李吉甫，久久不得授官。
考官楊于陵也被貶官。
長慶元年（821年），李宗闵子婿蘇巢進士及第，翰林學士李吉甫之子李德裕深怨李宗闵譏切其父，與翰林同僚元稹、李紳附和段文昌，舉發考官取士不公。
考官錢徽和李宗闵都因事涉請托而被貶官。
這樣，就揭開了黨争的序幕。
以牛僧孺、李宗闵為首的“牛黨”和以李德裕為首的“李黨”都與宦官有勾結。
文宗時内廷宦官分為兩派，勢均力敵。
牛黨、李黨各自依靠一派，相持不下，每逢朝廷議政，雙方總是争吵不休。
文宗曾慨歎說：“去河北賊（指藩鎮）非難，去此朋黨實難。
”[201]武宗時，與李德裕有連的宦官楊欽義為樞密使，李德裕自淮南節度使入相。
牛黨的主要人物全被貶逐到嶺南。
武宗死，與李黨有連的一派宦官失敗，得勝的一派擁立宣宗，李德裕貶死崖州（今海南三亞）。
黨争基本結束。
牛李黨争是官僚集團之間争權奪利的鬥争。
雙方結黨基本上都不是基于共同的政見，而是通過各種關系建立起來的。
李黨的重要人物多為李德裕任翰林學士和宰相時的同僚。
牛黨則以科舉為紐帶，來擴大自己的勢力。
其黨人經常“為舉選人馳走取科第，占員阙”[202]。
個人的權力地位和恩怨得失在黨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李黨的重要人物李德裕、鄭覃是以門蔭出身，并且都是山東士族的後裔，但李黨其他成員亦多為進士出身。
就兩黨的多數成員而言，他們的家世和出身沒有顯著的差别。
在進士科成為高級官吏主要來源的情況下，兩黨對進士科都非常重視。
李德裕雖然惡進士“祖尚浮華，不根藝實”，但同時從“朝廷顯官，須是公卿子弟”出發，強調進士科應注意錄取公卿子弟[203]。
牛黨的重要人物李珏、楊嗣複同樣主張用人要以地胄詞采者居先，要把進士出身的公卿子弟放在優先的地位。
鄭覃請求廢除進士科，隻是一種個人的主張，與黨争無涉。
兩黨成員在他們執政時，都做過一些有益的事。
但他們都無心解決日益嚴重的社會矛盾。
四 唐朝晚期的農民戰争 唐朝晚期社會矛盾的激化 河朔再叛以後，唐王朝與河北藩鎮基本上處于休戰狀态，邊疆上也沒有大的沖突。
社會表面安定，實際上社會矛盾漸趨激化。
兩稅法把租庸雜徭并入兩稅，但兩稅法剛一施行，地方上就“變征役以召雇之目，換科配以和市之名”[204]，不久，就以雜徭、差役等名目正式恢複了徭役。
徭役成為人民越來越繁重的負擔。
武宗以後，差科也成為百姓一項與兩稅、徭役并列的正式負擔。
地主階級用大量隐匿田畝和降低戶等的辦法逃避兩稅。
有的“十分田地，才稅二三”[205]。
他們還用假托為僧，隸名倉場鹽院，在諸州、諸軍假職等辦法逃避差役。
很多地主竭力營求一官半職，官滿即移住他州，兼于諸軍、諸使假職，便稱衣冠戶[206]。
沒有得到官位的富豪，就交納一定的财物給衣冠戶，用典貼的名義，把自己的财産全部系在衣冠戶的名下，以減輕兩稅，并全免差役[207]。
于是，唐朝晚年繁重的兩稅，特别是差役，就都轉嫁到少數貧苦的農民頭上了。
唐朝後期，吏治敗壞。
晚唐官祿尤濫，當時人劉允章曾說：食祿之家凡有八入，即節度使奏改，用錢買官，諸色功優，從武入文，虛銜入仕，改僞為真，媚道求進，無功受賞[208]。
随着這些人大批擁入官府，官僚機構膨脹，财政支出增多。
吏治也越來越腐敗，貪贓枉法成為通常的現象，從上到下，“遞相蒙蔽，不肯發明”[209]。
在朝廷“居要位者，尤納賄賂，遂成風俗”[210]。
節度、觀察和刺史上任或調動時的資送錢物，刺史上府或縣令上州的費用，也要向百姓征取[211]。
下級胥吏更直接對農民進行敲剝，“所由入鄉村，是為政之大弊，一吏到門，百家納貨”[212]，所以人民對官吏都“畏之如豺狼，惡之如雠敵”[213]。
唐王朝以戶口增減和督賦完成情況作為進退地方官吏的标準[214]，刺史、縣令為求取上考，就“招攜逃戶，侵奪已成産業”，等到定稅征科之時，窮苦農民“依前逃散”。
稅錢因為已經申報省、使，便攤配到見在戶身上[215]。
對于受災田畝，地方官吏也不上報，而把應出稅額攤配給不受災的農戶[216]。
朝廷因為經費支绌，甚至要求地方預征兩三年的租稅[217]。
在繁重的賦斂、差役下，從穆宗前後起，地主在土地兼并中采用了兩種苛刻的形式。
一種是地主以低價典進農民的土地，但不申報官府，在私契裡言明地主所納兩稅，在農民收贖時，需要全部償還。
如果農民無力償還，他們就可以長期占有農民的田地[218]。
另一種是地主乘農民危急買進土地，逼迫農民和他們“私勒契書”，不申報官府辦理移戶手續，并在私契裡規定兩稅和差役仍由農民負擔[219]。
這樣，即使完全失去土地的農民，也不能免掉賦稅和征徭。
他們除了逃亡山海，或武裝反抗，沒有别的出路。
唐王朝實行榷鹽、稅茶以後，不斷提高茶鹽價格，因此，在河南、淮北地區，出現了一些到淮南、宣歙、荊襄一帶私販茶鹽的人。
唐王朝設立監院巡卒來搜檢，并用嚴刑峻罰來壓制，憲宗時，還采用了連坐之法。
茶鹽私販就結成群體，對唐王朝實行武裝鬥争。
他們與沿途人民有一定聯系，到文宗、武宗時，其勢力已遍及江湖淮海一帶[220]。
宣宗時，在劍南蓬果山區出現了一支影響及于劍南東西川和山南東道的起義力量。
在湖南，也發生了鄧裴領導的農民起義。
階級矛盾開始激化。
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裘甫領導的起義軍攻下象山。
裘甫以剡縣（今浙江嵊州）為根據地，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建元羅平，鑄印日天平。
浙東是唐王朝财賦所出的主要地區之一，又是唐王朝軍事力量比較薄弱的地區。
起義軍迅速發展到三萬人，連續打敗浙東觀察使的軍隊，先後攻占了上虞、餘姚、慈溪、奉化、甯海等縣，并分兵攻打衢州和婺州（今浙江金華）。
唐王朝急派王式做浙東觀察使，帶領河南和淮南的軍隊前往鎮壓。
王式把浙東地主武裝“土團子弟”配備到各路軍中作向導；同時令各縣“開倉廪以赈貧乏”，以孤立起義軍。
起義軍迎戰失利，鹹通元年（860年）六月失敗。
大中十三年（859年）以後，唐和南诏在西川、黔中、邕管一線發生了戰争。
唐王朝在山東、河南、山南和江南各地征募士兵到嶺南戍守。
鹹通四年（863年），徐泗士兵800人戍守桂州（今廣西桂林），約定三年一代。
但是，直到鹹通九年（868年），徐泗觀察使崔彥曾還不肯發兵更代，調他們回鄉。
這就激起了戍兵們的憤怒。
他們殺死都将，推糧料判官龐勳作首領，結隊北還。
這支北還的士兵在徐州附近受到崔彥曾的截擊後，南取宿州（今安徽宿州）。
他們在宿州開倉庫赈濟貧民，得到農民的擁護。
許多農民參加到龐勳的隊伍裡。
起義軍紀律良好，無所侵擾。
他們在運河線上打敗官軍，接着包圍了徐州。
徐州城外的人民都争着運送柴草，縱火焚燒城門，協助起義軍作戰。
起義軍攻破徐州城後，附近農民“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斷首而銳之，執以應募”，參加起義軍。
原來散處在河南、山東、淮南一帶的許多小支農民軍，也陸續歸附龐勳，起義軍發展到20萬人。
起義軍占領了淮南、淮北的廣大地區，切斷了從江淮通往長安的漕運線。
他們收奪富商巨室的财産，鎮壓匿财的豪富數百家。
唐王朝派義成、魏博等十鎮兵，合沙陀、吐谷渾、達靼、契苾等部落兵，共十萬人前來鎮壓。
鹹通十年（869年），龐勳與起義軍近萬人戰死。
起義軍餘部散到衮、郓、青、齊各地，繼續進行鬥争。
黃巢領導的農民戰争 懿宗和僖宗時，最高統治集團的奢侈腐化達到極點，唐對南诏的戰争也愈演愈烈，從而對人民的賦斂和征發日益加重。
關東一帶，連年水旱。
鹹通十四年（873年），災情特大，自潼關東至海濱，麥收隻有一半，秋收幾乎全無，農民以蓬實當糧，槐葉為菜。
但是官吏還照舊催逼人民納稅，農民拆屋伐木，賣妻鬻子，也隻能供催稅吏人的酒食之費，稅錢還是無法交足。
在這種情況下，終于爆發了震撼唐王朝的全國性農民戰争。
乾符元年（874年），濮州人王仙芝領導幾千人在長垣起義。
他以天補平均大将軍兼海内諸豪都統的名義傳檄諸道，痛斥唐朝官吏貪暴，賦斂繁苛，賞罰不平。
乾符二年，王仙芝率
當年得粟數百萬石，天寶時，各地和籴米粟運到長安的，每年約有百餘萬石。
天寶年間社會矛盾的發展 開元末，邊鎮兵的衣糧逐漸改由政府供給，唐王朝軍費開支大為增加。
天寶以後，每年要用糧食190萬石，絹布1000萬匹段，所用絹布，約為政府每年絹布收入的一半。
唐玄宗“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106]，政府庫藏支出經常感到不足。
因此，“其時錢谷之司，唯務割剝，回殘剩利，名目萬端”[107]。
楊慎矜掌管太府出納，諸州所輸布帛，凡有漬污穿破的，皆令州縣征收折估錢，轉買輕貨。
天寶時，王為戶口色役使，按照戶籍追征戍邊死亡而邊将沒有申牒除籍的丁男的租庸，有并征30年者。
唐王朝加強了國家的力量以後，又不斷在邊疆進行戰争。
開元末年，宗室宰相李林甫排擠了宰相張九齡和其他大臣，開始獨掌大權。
東突厥滅亡後，唐王朝在西北大舉用兵。
天寶六年，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拒攻吐蕃石堡城，李林甫乘機傾陷，王忠嗣被貶逐。
此後諸道節度使多由胡人擔任。
哥舒翰、高仙芝、安思順、安祿山等受到唐王朝的特别重視，成為唐王朝進行戰争的工具。
這時候，皇帝的禁衛軍已經腐化，羽林、龍武四軍和諸衛彍騎多是“市人白徒，富者販（服）缯彩，食粱肉，壯者角抵拔河，翹木扛鐵，日以寝鬥，有事乃股慄不能授甲”[108]，完全喪失了戰鬥力。
唐王朝的猛将精兵，都掌握在節度使手中，形成了外重内輕的局面。
哥舒翰等擔任節度使後，屢立戰功，權位漸高。
諸節度使彼此之間以及他們與朝廷大臣之間的矛盾大了起來：哥舒翰與安思順、安祿山不協，楊國忠與安祿山也有矛盾。
天寶十一年，楊國忠繼李林甫獨專大權。
他一人兼領四十餘使，軍國機務，“決于私家”，事務“責成胥吏，賄賂公行”[109]。
楊國忠一人所受中外賄賂，積缣達3000萬匹，相當于國家一年半的庸調。
各種矛盾迅速向前發展。
開元、天寶時期唐與邊疆各族和鄰近國家的關系 開元四年（716年），契丹擺脫了突厥貴族的控制，傾向于唐。
次年，唐把營州都督府從幽州境内遷回柳城。
後來，契丹由于内部的發展，勢力強大起來，與唐時戰時和，互有勝負。
唐一方面通過和親籠絡契丹軍事貴族，一方面在營州設平盧節度使，用重兵防守。
突厥在默啜晚年逐漸衰落。
開元四年，默啜為回纥所殺，繼立的毗伽可汗與唐基本上和好，但也不時犯邊，唐設朔方、河東節度使，進行防禦。
天寶四載（745年），東突厥覆滅。
代興的回纥還不夠強大，對唐和好。
唐把力量集中到西北邊疆，去對付吐蕃的軍隊。
由于唐在河西、隴右建立了堅強的防務，開元時，唐和吐蕃的相持線推到青海境内石堡城一帶。
吐蕃在東線不能占據優勢，向西侵入了小勃律，企圖從西線攻占唐的安西四鎮。
天寶六載唐将高仙芝将萬騎遠襲小勃律，俘其王及吐蕃公主，留兵戍守。
天寶八載，哥舒翰攻拔石堡城。
唐王朝的軍事活動進一步轉向中亞，與大食展開了争奪昭武諸國控制權的鬥争。
天寶九載，高仙芝攻入石國，大肆殺掠，引起中亞各國的憤怒，他們“潛引大食，欲共攻四鎮”[110]。
天寶十載，高仙芝将蕃漢兵三萬越過碎葉水，在怛羅斯城下與大食遭遇，相持五日，葛羅祿部臨陣背叛，與大食夾攻唐軍，唐軍大敗，被俘者二萬人。
怛羅斯戰役以後，唐喪失了對昭武諸國的控制能力，大食也未繼續東進。
8世紀初，吐蕃貴族的勢力已進入雲南，征服了洱河諸部，控制了六诏。
唐支持南诏統一六诏以抵禦吐蕃。
南诏貴族的勢力強大起來，向東征服西爨、東爨。
唐王朝和南诏統治者為了争奪對東爨、西爨的統治[111]，從天寶十載到十三載發生了戰争。
唐的士兵由強迫而來，又不能适應南方的氣候水土，因而遭到大敗，唐軍死者前後近20萬人。
六 唐前期的邊疆各族 突厥 隋唐之際，東突厥複強，擁有戰士一百多萬人。
隋朝末年，突厥支持北方各支武裝力量反隋，并授予他們可汗稱号。
唐朝建立後，突厥貴族支持北邊的劉武周等跟唐軍作戰。
唐朝消滅北邊各武裝集團以後，他們經常直接進犯唐的邊疆。
武德八年（625年），唐跟突厥恢複互市，從突厥交換很多牲畜，有助于解決耕牛不足的問題[112]。
颉利可汗（620&mdash630年在位）加緊剝削各族人民，回纥和薛延陀等部相繼反抗，擺脫了東突厥的統治，東方的奚、霫、契丹也先後脫離東突厥，投向唐朝。
貞觀二年（628年），突利可汗降唐。
颉利可汗信任粟特（昭武九姓國）商人，引起了突厥貴族的不滿。
突厥牧民對貴族展開了猛烈的鬥争[113]。
被俘的唐人也都“自相嘯聚，保據山險”[114]。
在這種情況下，東突厥于貞觀四年（630年）為唐所滅。
大批突厥人遷到大漠以南。
調露元年（679年），東突厥的貴族阿史德溫傅和奉職為了恢複東突厥貴族對本族牧民的最高統治權力，率部起來反對唐王朝的控制，漠南諸州的東突厥貴族紛紛響應。
這次反唐事件經過一年多，被唐壓服下去。
不久以後，骨咄祿建牙于烏德犍山，以黑沙城（今内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北）為南牙。
默啜時，突厥東西拓地萬餘裡，擁有戰士40萬人，恢複了以前的強盛局面。
在南遷的五十多年中，東突厥受唐的影響很大，農業已經有一定的發展。
武則天曾經接受默啜的請求，歸還了突厥降戶數千帳，同時還送給突厥谷種4萬斛，雜采5萬段，農器3000件，鐵4萬斤。
由于突厥和被統治民族之間缺乏經濟文化上的聯系，再建的東突厥政權仍然很不鞏固。
默啜經常帶兵在唐的邊疆大事騷擾，聖曆元年（698年），突厥軍深入到河北定州、趙州境内，所過殘殺，不可勝紀，并俘走大批唐人。
默啜又不斷進攻周圍各族。
他還“自恃兵威，虐用其衆”，終至“部落漸多逃散”[115]。
他死後，突厥的内部矛盾重重，毗伽可汗（716&mdash734年在位）采取了對唐和好的政策。
在他統治的20年中，唐和突厥之間很少戰争[116]，唐人和突厥人“皆得一處養畜資生，種田未作”，并互相交易[117]。
雙方的互市規模很大，唐每年用帛數十萬匹換取突厥的馬[118]。
東突厥貴族内部不斷紛争，各族人民不斷反抗，東突厥力量日益削弱。
天寶四載（745年）東突厥為回鹘所滅，突厥人大部分入回鹘，一部分西遷中亞，一部分南遷豐州、靈州之間，也有一部分轉入河北。
回鹘[119] 回鹘人是鐵勒的一支，住于娑陵水（色楞格河）和嗢昆水（鄂爾渾河）流域，也有一部分住在天山一帶。
在很長的時間裡，他們“無君長，居無恒所，随水草流移”[120]。
從6世紀中葉起，回鹘人服屬于突厥。
突厥統治者經常征發回鹘人打仗，又向他們索取很重的貢賦，引起了回鵑人的不斷反抗。
隋炀帝初年，回鹘和其他鐵勒部落屢次打敗西突厥的軍隊。
唐太宗貞觀元年（627年），他們又以少勝衆，擊敗東突厥的騎兵十萬人于馬鬣山（當在今甘肅境内），并逐北至于天山。
東突厥滅亡以後，回鹘和另一個鐵勒部落薛延陀并為北方強大的勢力。
貞觀二十年（646年），回鹘的軍事貴族乘薛延陀内亂的機會，配合唐軍攻滅了薛延陀，占領了薛延陀的大部分土地。
武則天時，東突厥占領了鐵勒故地，一部分回鹘人被東突厥所破，徙居甘、涼間[121]，大部分役屬于東突厥貴族。
開元中，東突厥衰亂，回鹘逐漸強大。
天寶三載（744年），唐玄宗封回鹘首領為懷仁可汗。
次年，懷仁可汗滅了東突厥。
回鹘政權組織“皆如突厥故事”[122]。
回鹘統治各族人民的辦法也采用突厥舊制，派回鹘監使駐在被征服各族境内，索取貢賦，并監視他們的行動。
天山南北各族 隋唐時期，天山以北、金山西南地帶是西突厥人、一部分鐵勒人和黠戛斯人生活的地區。
天山以南是操印歐語系不同語言的焉耆、龜茲、疏勒、于阗人和粟特移民。
西突厥人遊牧于烏孫故地（約當今伊犁河流域）。
隋時，射匮可汗在龜茲以北的三彌山建牙（即鷹娑，在裕勒都斯河谷），“自玉門以西諸國皆役屬之”[123]。
後來，西突厥貴族北并鐵勒，西南侵入吐火羅。
唐初，西突厥分裂，各部互争雄長，力量在混戰中削弱。
貞觀十四年（640年），唐在天山以北地區設置了庭州（今吉木薩爾）。
顯慶三年（658年），唐滅西突厥後，在西突厥舊境設置了很多府、州，其中很多在天山以北，金山西南地帶[124]。
唐以各部貴族為都督、刺史。
考古學者在今伊犁河流域、阿爾泰山南麓及巴裡坤一帶，發現了7世紀左右的突厥人為紀念死者而樹立的石雕像。
這些石像都是利用天然的長形石塊，以簡單線條刻成[125]。
貞觀十四年（640年），唐在天山以南的高昌設立西州。
從吐魯番一帶發現的唐代殘戶籍、殘狀、殘牒等文書來看，唐政府在西州推行了均田制，農民受田、納租調、服徭役。
農民佃種地主的土地，訂有契約，要依約交納地租，比較通行的是定額租制[126]。
唐王朝設安西都護府于龜茲，以龜茲、于阗、焉耆、疏勒為四鎮，在這裡修建許多戍守城堡，并大興屯田。
焉耆的唐王城是一座屯戍城堡，考古學者在城中的窖藏裡發現有小米、高粱、麥粉和胡麻，還有石碾、鐵犁和鐵鐮等生産工具。
鐵犁铧頭較長，套進犁底的部分凹入，比較進步。
在龜茲故地還發現了長達100裡的幹渠遺迹和管理水渠的“掏拓所”的文書。
這些說明唐在天山以南的屯墾活動，帶來了中原的先進農業技術，對當地的農業生産，有很大的影響[127]。
在吐魯番和庫木吐拉等地發現了唐代抄寫的《論語》、《漢書》、《史記》、《針經》、《神農本草》和陰陽雜書等殘紙。
這說明漢族的傳統文化和先進技術在這裡得到傳播。
天山以南地區的各族文化，對内地有不小影響。
龜茲樂在隋時，分為“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等凡三部”[128]，為漢人所愛好。
唐朝坐、立部伎中，也有采用龜茲樂舞的。
在唐太宗時的十部伎中，出自天山以南的就有三部，即龜茲伎、疏勒伎、高昌伎[129]。
隋唐時候，天山以南地區有不少畫師和樂工也進入内地，帶來新的聲樂和新的畫風。
畫師如于阗人尉遲跋質那和乙僧父子，樂工如龜茲人白明達和疏勒人裴神符，就是其中最著名的。
吐蕃 吐蕃人很早就生活在西藏高原一帶。
到六七世紀之交，他們有的過定居農業生活，種植青稞麥、小麥、荞麥和豌豆。
有的過遊牧生活，“逐水草，無常所”[130]。
家畜有牛、馬、狗、羊、豬和單峰駝。
吐蕃人能夠制造金器、銀器和銅器，也能用鐵制造精良的铠甲和鋒利的兵刃，還能撚毛線、織布、織氈。
吐蕃人信奉鬼神巫術，敬奉大角羊為大神。
人死以後，子女要截發、黛面、黑衣以志哀，贊普死後，更要以人殉葬。
吐蕃人還有用赭紅色塗飾面部的習俗。
在六七世紀之交，吐蕃已經建立了政權。
王稱作贊普，由赤脫贊[131]的子孫世襲。
最高政權機關叫尚論掣逋突瞿，由論苣（大論，大相）、論茝扈奔[132]（小論，副相）等大臣組成，這些大臣都由王族和外戚擔任。
吐蕃的軍隊由藏如、右如、中如、左如組成，每如又分為幾個千戶所。
同一千戶所的戰士都是同部的人，統将由該部貴族擔任[133]。
吐蕃人重戰死，世代戰死的家庭被尊為高門。
吐蕃的刑罰非常殘酷，犯小罪的人，也要受挖眼、剁足、劓鼻、鞭打等慘刑。
罪囚被關在幾丈深的地牢裡。
吐蕃還沒有成文法，量刑輕重取決于貴族的喜怒。
6世紀時，在西藏高原上有三個強大的勢力。
西部是羊同，以畜牧為業[134]業；中部和北部是蘇毗，以射獵和畜牧為生，年楚河和拉薩河流域的蘇毗部人，則多經營農業；西南部是吐蕃，贊普居于跋布川（西藏澤當西南的瓊結縣）。
那裡的農業已甚發達，“牧地與農田合為一片，湖泊星列，溝渠相通。
坡上的水蓄而為池，山間的水引出使用”[135]。
7世紀初，吐蕃的朗日論贊吞并了蘇毗。
他的兒子松贊幹布（629&mdash650年在位）又擊滅了羊同，完成了統一西藏高原的事業。
在松贊幹布統治的時期，吐蕃人創制了文字，制訂了成文法典《十善法律》。
松贊幹布幾次向唐請婚，貞觀十五年（641年）唐太宗派李道宗護送文成公主入吐蕃，松贊幹布親自在柏海（青海鄂陵湖和紮陵湖）迎接。
唐蕃通婚以後，吐蕃貴族子弟被派到長安國子學學習，許多唐人被聘請到吐蕃掌管文書，綜合唐蕃式樣建築的城堡和宮殿，也在新都邏些城（拉薩）出現了[136]。
文成公主到吐蕃的時候，把蔬菜的種子，精緻的手工藝品、藥物和一些有關生産技術的書籍等帶到吐蕃。
唐高宗又依照松贊幹布的請求，給吐蕃送去蠶種，并派遣許多擅長養蠶、釀酒、制碾硙和制紙、墨、筆的工匠到吐蕃傳授技藝。
唐人先進生産技術的傳入，對吐蕃經濟文化的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松贊幹布死後，吐蕃貴族征服了不少鄰近的民族，并曾一度攻占安西四鎮。
長期的戰争使吐蕃人疲于徭役，發生了人民起義，被征服的各族也紛紛起來反抗[137]。
長安二年（702年）吐蕃贊普遣使跟唐修好。
景雲元年（710年），唐把金城公主嫁給吐蕃贊普尺帶珠丹，金城公主帶去了錦缯幾萬匹，雜伎諸工多人和一個龜茲樂隊。
吐蕃又從唐取得精工書寫的《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
吐谷渾 隋唐之際，吐谷渾可汗伏允悉收河湟故地。
唐高祖時内地民乏耕牛，吐谷渾以牛和雜畜與唐互市。
貞觀九年，唐軍擊敗吐谷渾，伏允為左右所殺，國人立伏允子慕容順為可汗，太宗封他作西平郡王。
慕容順子諾曷缽繼立，太宗又封他作河源郡王，并且把弘化公主嫁給他。
唐高宗時，吐蕃貴族的勢力伸展到青海高原，龍朔三年（663年），吐谷渾戰敗，牧地逐漸為吐蕃所吞并。
鹹亨三年（672年），唐把吐谷渾人遷到靈州的鳴沙縣（今甯夏中衛東），于其地設安樂州[138]，以諾曷缽為刺史，世襲其職。
武則天晚年，又有一部分青海的吐谷渾人脫離了吐蕃貴族的統治，遷徙到涼、甘、肅、瓜、沙等州。
西南各族 唐朝時候，雲南東部、東北部和貴州西北部居住着東爨烏蠻。
這裡“邑落相望，牛馬被野”[139]，居民主要從事畜牧業。
在雲南西北的鐵橋（今巨甸北）一帶，還有烏蠻的一些部落，也從事畜牧。
從石城（今曲靖）西至洱河（洱海）一帶，居住着白蠻，有西爨、洱河諸部。
這裡“村邑連甍，溝塍彌望”[140]，居民種植稻、麥和麻、豆、黍、稷。
他們已普遍實行牛耕，還開辟了許多“山田”。
柘蠶的飼養很盛，出産絹、錦。
冶鐵鑄劍和鹽井煮鹽技術也相當發達。
在雲南的西南部還散居着許多部落。
他們不飼蠶，大多用木棉絮撚線織布。
茫部人用象耕田，尋傳部人則以射獵為生，得豪豬生食其肉。
洱海一帶的居民除白蠻外，也有很多烏蠻。
7世紀後期，烏蠻貴族建立了六诏。
這就是蒙舍（今巍山）、蒙隽（在蒙舍西）、越析（今賓川）、浪穹、施浪（并在今洱源）、邆川（今鄧川）。
其中蒙舍诏居地最南，又稱南诏，王為蒙氏。
南诏跟唐的關系非常密切。
武則天時，南诏的首領邏盛曾經來唐。
唐玄宗時，五诏衰微，南诏首領皮邏閣（728&mdash748年在位）打敗了洱河部，合并了其他五诏。
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玄宗封皮邏閣為雲南王，皮邏閣遷都于太和城（大理南十五裡）。
他派孫子鳳迦異到長安，唐玄宗送給鳳迦異許多文物和胡部、龜茲兩個大樂隊。
皮邏閣子閣邏鳳（748&mdash779年在位）時，唐王朝和南诏貴族為了争奪對東西兩爨部的控制，發生沖突。
天寶十年（751年）、十三年，唐兩度發兵攻南诏，結果都是全軍覆沒。
此後，南诏臣屬于吐蕃贊普。
奚 契丹 奚人住在濡水（灤河）上遊，主要從事畜牧，也種植一些耐寒的作物如穄等。
在六七世紀，奚人的内部已有貧富的分化，但階級劃分還不很顯著。
契丹居住在潢河（西拉木倫）和土河（老哈河）之間，過着畜牧射獵生活。
契丹由八個部落組成部落聯盟，聯盟長由部落酋長議事會選舉，照例由大賀氏的氏族貴族擔任。
在部落聯盟長之外，還有一個軍事首領，叫做“夷離堇”[141]，這就是氏族社會末期軍事民主制度下的二頭首長。
畜牧漁獵，由各部落單獨進行，若遇有軍事行動，征發丁壯作戰時，則由各部落酋長共同商決，一部落不得獨舉[142]。
突厥興起以後，奚和契丹長期受東突厥的控制。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奚和契丹歸唐，唐太宗于奚地置饒樂府，以奚人首領可度者為都督；于契丹地置松漠府，以契丹首領窟哥為都督。
這兩個府都受營州都督府的節制。
武則天萬歲通天元年（696年），契丹的軍事貴族率部攻陷營州、冀州和幽州的許多城邑，所到之處，焚殺擄掠。
一年以後，唐王朝得到東突厥和奚的助力，才把契丹打敗。
唐玄宗開元年間，契丹貴族内部發生了嚴重的紛争。
結果大賀氏失敗，一部分契丹人依附于奚。
夷離堇耶律雅裡定立遙辇氏的迪辇俎裡為阻午可汗。
自此聯盟長例由遙辇氏選出，而夷離堇則例由耶律氏選出[143]。
阻午可汗時，契丹始立制度，置官屬[144]，刻木為契，穴地為牢，又将舊有的8部劃為20部[145]。
第三節 唐後期的政治經濟 一 安史之亂和安史亂後的政治軍事形勢 安史之亂和安史亂後的政治軍事形勢 營州柳城（今遼甯錦州）胡人安祿山在對東北各族的戰争中，立下軍功，受到唐玄宗的重視，以一身兼領範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控制了經濟文化素稱發達的河北和河東地區。
他不斷招兵養馬，積聚财富，奏請提升許多胡族将領做大将，引用不得志的漢族地主做幕僚。
天寶十二年（753年），他誘降了被回纥攻破的突厥西葉護阿布思的殘部，加強了自己的軍事力量。
安祿山與宰相楊國忠個人矛盾激化，于是利用唐中央兵力空虛的機會，于天寶十四年（755年）冬，以誅楊國忠為名，從範陽起兵，帶領所部及由同羅、奚、契丹和室韋人組成的軍隊共15萬人南下，準備奪取中央政權。
唐的内地多年沒有發生戰争，河南、河北的州縣沒有軍事準備，甲仗庫裡的兵器全朽壞了。
安祿山的軍隊沒有遇到多少抵抗，很快就渡過黃河，進到洛陽附近。
唐玄宗急派封常清前往洛陽募兵抵禦，又在長安募集一些市井子弟和白徒遊手，與原有的飛騎、彍騎及在長安的邊兵共五萬人，交由高仙芝帶領東下，屯駐陝州。
封常清在洛陽募集的六萬人多是白徒，沒有受過軍事訓練，在虎牢關和洛陽城下接連被叛軍打敗。
安祿山占據洛陽，高仙芝退守潼關。
唐玄宗殺掉封常清和高仙芝，改派病廢在家的原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為統帥，率領從河西、隴右、朔方抽調回來的漢族士兵和奴剌等13部落，連同高仙芝舊卒，号稱20萬，鎮守潼關。
天寶十五年正月，安祿山在洛陽稱帝，國号燕。
唐軍在潼關一帶與叛軍相持了将近半年以後，唐玄宗強令哥舒翰帶兵東出潼關，收複陝洛。
叛軍敗唐軍，乘勝攻入潼關，長安大震。
唐玄宗和楊國忠等匆忙向成都逃走，行至馬嵬驿（今陝西興平西），從行軍士嘩變，殺掉楊國忠，并迫使唐玄宗缢死楊貴妃。
長安落人叛軍手中。
叛軍到處燒殺搶掠，河北一帶的人民紛紛結成一兩萬人的隊伍，同叛軍對抗。
關中一帶的人民也到處殺死安祿山委派的官吏，使叛軍不敢遠離長安。
河南方面，唐的地方官張巡、許遠等，也在人民的支持下，堅強地守住雍丘（今河南杞縣）、甯陵、睢陽（今商丘南）一線，遏阻了叛軍南下的道路。
在人民的抗擊下，叛軍遭受到挫折，内部矛盾加深。
安祿山被他的兒子安慶緒殺死。
唐太子李亨從馬嵬驿回軍北上，在靈武（今甯夏吳忠）即位，是為肅宗。
他用李光弼、郭子儀為統将，集合了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和西域的軍隊，又得到回纥的援助，于至德二年（757年）奪回了長安和洛陽。
安慶緒退保邺郡（今河南安陽）。
乾元元年（758年），唐王朝以李光弼、郭子儀等九節度使之兵攻邺，不設統帥，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
唐方軍令不一，各節度使又互不為謀，以緻圍攻數月而不能下。
次年三月，降唐複叛的史思明自範陽引兵救邺，大破九節度使之兵，諸節度使各潰歸本鎮。
史思明殺安慶緒，即帝位于範陽。
這年秋天，他又領兵南下，再度占據洛陽。
後來，史思明又被他的兒子史朝義殺死。
寶應元年（762年），新即位的唐代宗借回纥兵收複洛陽。
接着，叛軍的幾個主要将領相繼降唐。
寶應二年正月，史朝義窮蹙自殺。
安史之亂雖然結束，但由于唐廷已無力消滅安史殘餘勢力，繼續任用投降的安史部将為節度使，在河北、山東形成了藩鎮割據的局面。
在劍南、山南、河南、淮南和嶺南，甚至京畿之内，也時常發生節度使或軍将的叛變。
在安史之亂期間，唐把河西、隴右的軍隊大批征調入援，吐蕃貴族乘西北邊防空虛的機會，攻占了隴右諸州土地。
代宗廣德元年（763年），吐蕃軍攻入長安，代宗東奔陝州，郭子儀臨時招募數千人在關中抵禦。
吐蕃軍不久退出長安，但隴右十餘州仍被吐蕃貴族控制着，長安經常處在吐蕃軍的威脅之下，劍南西川也不斷受到吐蕃和南诏聯軍侵犯的威脅。
淮浙地區的農民起義 安史之亂以後，由于人民的大量流亡和地主大量隐匿人口，國家掌握的戶口大大減少了。
肅宗上元元年（760年），向唐中央政府申報戶口的有169州，總戶數293萬餘，總人口1699萬餘，其中課戶175萬餘，課口237萬餘，隻約當天寶末年的1/3[146]。
那時，河北握在叛軍和割據自為的節度使手裡，河南、山東、荊襄和劍南等地，都駐有重兵，租賦也不上解到中央，唐王朝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淮南和江南。
為了應付巨大的軍費開支，唐朝政府征收種種苛捐雜稅。
科斂之名，凡有數百，“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147]。
官吏有免除課役的特權。
地主富戶“或假名入仕，或托迹為僧，或占募軍伍，或依信豪族”[148]，來逃避課役。
由于土戶和客戶戶稅征收标準大不相同，客戶又不應徭役、差科，豪紳仕宦之家就紛紛以“寄住戶”或“寄莊戶”的名義，取得輕稅和免役的待遇[149]。
這樣，一切賦役就都落在農民身上，加以“權臣猾吏，因緣為奸”，農民隻得“竭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有休息”[150]，甚至背井離鄉，蕩為浮人。
地方官吏把逃亡丁口的課役，加在他們的鄰裡身上。
鄰裡負擔不起，也相繼逃亡。
肅宗寶應元年（762年），唐政府向江淮人民追征天寶末年以來積欠的八年租調，不問民戶有無欠負，也不管資産高下，見到有粟帛的，就強取其半，甚或十取八九，謂之“白著”。
有不服的，更用嚴刑威逼。
于是江淮人民大量逃向山林薮澤，進行反抗，州縣不能制服。
史稱上元、寶應間（760&mdash763)，“人不堪命，皆去為盜賊”[151]。
袁晁在浙東台州、衢州一帶，吸收了大批疲于賦斂的農民，很快發展到20萬人。
方清聚集饑馑流亡的農民幾萬人，占據黟歙山區。
陳莊則在宣州秋浦（今安徽貴池）一帶與方清相呼應。
此外，在蘇州、常州和越州，也都發生過規模較小的農民起義。
這些此起彼伏的起義，前後持續了十多年[152]。
二 兩稅法的實行和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 财賦制度的整理和兩稅法的實行 面臨着安史之亂以來的财政匮乏和嚴重的社會矛盾，唐朝政府着手整理财賦制度，先後實行了榷鹽制度和兩稅法。
肅宗乾元元年（758年），唐王朝采納鹽鐵使第五琦的建議，于産鹽區設立監院，統購亭戶所煮的鹽，把每鬥鹽價由10文提高到110文，在州縣設鹽官專賣。
鹽是日常生活必需品，專賣收入總額很大，成為唐政府的一項重要财政收入。
劉晏擔任鹽鐵轉運使以後，對财政制度進行了進一步的整頓： 一、改變鹽法：撤銷原來非産鹽區州縣的鹽官，隻在出鹽之鄉置鹽官，收購亭戶所煮的鹽，加價轉賣給商人，任由他們運到各地出售；後又取消州縣加收的榷鹽錢，禁止堰埭征取通過稅，以保持鹽價的平穩，便利鹽的轉運。
鹽法初行時，唐政府的鹽利歲入60萬貫，到代宗大曆末年，增加到600萬貫。
二、整頓漕運：劉晏疏浚了運河，建造了堅牢的運船。
他不再征發沿河郡縣的壯丁為役夫，而以鹽利雇募船工挽漕，又繼續行用裴耀卿的分段轉輸法。
過去因河流湍險，漕糧往往損耗2/10以上，經整頓後，據史載：“每歲運谷或至百餘萬斛，無鬥升沉覆者。
” 三、行常平法：劉晏在諸道設巡院，各置知院官，讓他們随時上報當地物價的漲落情況，官府遇貴則賣，遇賤則買；同時，要知院官每旬月向使司申報州縣雨雪豐歉之狀，豐則以高于市價的價格籴糧，歉則以低于市價的價格粜糧。
唐政府獲得了大利，各地物價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平穩。
此外，劉晏還先期籌劃各地的蠲免和赈濟工作，減少了人民的逃亡。
代宗大曆年間，唐王朝的賦稅收入，已經逐漸改變為以戶稅、地稅為主。
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楊炎制定了兩稅法。
兩稅法的實行是土地兼并改變了土地占有狀況在賦稅制度上的反映。
安史之亂後，百姓田地，“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153]，大量的自耕農民成為地主的佃戶。
寄莊戶、寄住戶、客戶、逃戶和隐戶在戶口總數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與大量的自耕農、半自耕農的存在相适應的租庸調制，已不再适用。
兩稅法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
兩稅法的基本精神是：“戶無土客，以現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
”不論是土著戶還是外來的客居戶，一律編入現居州縣的戶籍。
征稅不再以人丁為主，而以土地财産為主。
兩稅法的具體内容是：（一）中央根據财政支出定出總稅額。
而這個總稅額實際上是按照大曆中各種稅額加起來最多的一年确定的。
這就是“量出以制入”。
各州、縣也根據舊征稅數确定稅額，向當地人戶征收；（二）依照丁壯和财産（包括田畝和雜赀财）的多少定出戶等；（三）兩稅分夏秋兩次征收，夏稅限六月納畢，秋稅限十一月納畢；（四）租庸調、雜徭和各種雜稅全都取消，但丁額不廢；（五）兩稅依戶等納錢，依田畝納米粟；田畝稅以大曆十四年的墾田數為準，均平征收；（六）沒有固定住處的商人，所在州縣依照其收入征收1/30的稅[154] 兩稅法以土地、财産的多少為征稅的主要标準，擴大了賦稅的承擔面，多少改變了課役集中在貧苦農民頭上的情況。
但是，在這種制度下，土地兼并不再受任何限制，在此後30年間，“百姓土田為有力者所并，三分逾一”[155]，到處都可以看到“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156]的現象。
兩稅法在以後的實行中，逐漸成為人民苛重的負擔。
始立兩稅法，戶錢多折绫絹，初時納絹一匹，當錢三千二三百文，其後貨币緊縮，錢重物輕，到貞元十年（794年）左右，納絹一匹，隻當錢一千五六百文，賦稅實際上提高了一倍[157]。
憲宗元和十四年（819年）絹價落到初定兩稅時的1/3，納稅戶的負擔實際上增加三倍[158]。
穆宗即位，令各地依照元和十五年征納布帛的折價，改配布帛為稅額[159]。
這與40年前相較，已增加了幾倍。
經濟的恢複和發展 安史之亂使北方經濟受到嚴重破壞。
史載自崤函東到成臯，隻剩下千餘編戶。
鄭汴徐懷，也都“人煙斷絕，千裡蕭條”[160]。
唐鄧一帶，同樣是“荒草千裡”“萬室空虛”[161]。
就連沒有直接遭到破壞的江東地區，也出現了大片的“閑田荒壤”[162]。
安史之亂以後，大規模戰争結束，社會秩序相對穩定下來，農民又回到土地，投入生産。
他們“銷遺镞為鋤耜，伐蒿萊為場圃，掘腥穢為泉井”[163]，從而使社會經濟得到恢複和一定程度的發展。
南方比較安定，社會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唐朝後期，在舊江南東西道采訪使境内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約有五十處，其中潤州的練塘能灌溉丹陽、金壇、延陵三縣之田；潤州句容縣的绛岩湖，常州武進縣的孟渎，湖州長城縣（今浙江長興）的西湖，明州縣（今浙江甯波）的仲夏堰等，都能溉田數千頃至萬頃[164]。
中小型陂塘廣泛修鑿，如憲宗（806&mdash820年在位）時，韋丹在南昌一帶開鑿了陂塘598，得田1.2萬頃[165]穆宗時，元稹為浙東觀察使，“命吏課七郡人，冬築陂塘，春貯水雨，夏溉旱畝”[166]。
江南農民還修建許多堤堰和鬥門，辟劃成大量的湖田和渚田，擴大了耕地面積[167] 由于土地的墾辟和水利的興修，江南各地糧食的生産有很大增長。
江淮諸州，“每一歲善熟，則旁資數道”[168]，湖南、江西諸州，也“出米至多，豐熟之時，價亦極賤”[169]。
南方很多地方大量種植茶樹。
淮南、浙東、浙西、福建、嶺南、荊襄、東川、西川都是産茶區。
饒州的浮梁縣，元和時每年稅茶達十五餘萬貫[170]，是最大的商品茶産地。
歙州的祁門縣“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土”，晚唐時，那一帶的人民，有十分之七八以茶為業[171]。
湖州的長城縣（今浙江長興），“貞元（785&mdash805年）以後，每歲以進奉顧山紫筍茶，役工三萬人，累月方畢”[172]。
元和時，雅州的嚴道縣（今四川雅安西），“每歲貢茶，為蜀之最”[173]，德宗後，茶稅開始成為唐政府的一項重要稅收。
唐朝後期，南方的絲織業有很大發展。
安史之亂後，唐王朝“辇越而衣”[174]。
用以交易回鹘馬匹的缣帛，也主要是江淮織造的。
江南絲織品的質量，勝過了唐前期居全國之冠的宋、亳[175]。
代宗時薛兼訓為浙東觀察使，選軍士未娶者，厚給貨币，密令到北方娶織婦以歸，每年得百餘人。
此後越州绫紗競添花樣，妙稱江左。
貞元以後，越州貢品中精緻的絲織品達數十種[176]。
宣州工匠用絲頭線織毯，既軟且溫，兼有成都錦褥和太原毛毯之長而無其短。
宣州绫绮，也極為珍貴，可與淮南、兩浙相比[177]。
江南和嶺南的礦藏，在唐後期也有更多的開采。
江西、鄂嶽、桂管、嶺南諸道境内，都盛産銅、錫。
宣州和郴州在元和時每歲各鑄錢五萬貫。
饒州餘幹縣有銀山，每歲出銀十餘萬兩。
郴州義章縣（今湖南宜章）的銀坑，所出銀至精好，别處莫及。
五嶺以南的連州出白銅，賀州的臨賀縣（今廣西賀州）和馮乘縣（今湖南江華西南），都有較大的錫冶。
當時的農民，為了補充生活的不足，往往深入山林之中，采冶金屬礦物[178]。
瓷器開始在民間普遍使用。
邢州内邱的白瓷器，銷售範圍很廣[179]。
據近來的考古發現和調查，屬于越窯系統的餘姚上林湖窯，從晚唐開始進入全盛時期。
長沙銅官鎮的瓦渣坪窯，能在青釉下燒出褐綠色彩的花紋，還可以在白釉或青黃釉下畫綠彩。
這證明釉下彩的技法在唐代已經應用[180]。
産品不僅暢銷國内，還大量運往國外，在東南亞、中亞和西亞的古代遺址以及在印尼海域發現的唐代沉船中，都發現了長沙窯生産的瓷器。
紙張文具的制作，更為發達。
益州、越州等地出産的紙張，品種更為繁富，揚州的六合箋，韶州的竹箋，臨川的滑薄紙都是著名的新産品。
北方的宋、亳一帶還有織成界道的絹素，稱作烏絲欄、朱絲欄；又有繭紙。
端州（令廣東高要）的紫石硯，已聞名全國[181]。
在唐代長安城的發掘工作中，發現了七枚大中十四年（860年）的鎏金茶托子。
托作蓮花形，極為美觀。
西安韓森寨發現的鎏金蓮瓣鸾鳳紋銀盤，西安洪慶村所出的鎏金花草人物紋小銀盤，制作極為工細[182]。
1987年陝西扶風法門寺塔地宮中出土金銀器121件套，其中有直徑達40厘米的鎏金鴛鴦團花雙耳圈足銀盆、鎏金銀龜盒、迎真身金銀花12環錫杖、包括茶槽、茶碾、茶羅、茶匙在内的金銀茶具等，數量之大，品種之多，規格之高，工藝之精，都是少見的。
唐朝後期的商業比前期有所發展。
長安和洛陽雖然經曆了戰亂的破壞，但很快就恢複了繁華。
長江流域的城市較前期發達。
揚州當長江與運河交會處，是中外富商巨賈的荟萃之所。
益州的繁盛稍亞于揚州，當時有“揚一益二”[183]之說。
荊南各州在安史之亂後，由于“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的南流，“井邑十倍其初”[184]。
洪州扼揚、廣間交通要沖，鄂州當漢水入江之處，皆為一都之會。
蘇州在繁劇的浙西最為大縣，戶口較前期有所增加[185]。
杭州“于江南繁大，雅亞吳郡”[186]，其城“骈樯二十裡，開肆三萬室”[187]。
在沿海地區，除廣州外，福建的泉州、浙江的明州也開始成為重要的對外貿易港。
揚州因為發展迅速，“僑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188]，打破了坊市嚴格區分的舊制。
揚州、汴州和長安都出現了夜市[189]。
在水陸要道或津渡之所，又興起了許多定期集市，一般稱作草市。
這些定期集市有的交易繁盛，“富室大戶，多居其間”[190]，其中還有一些後來發展成為縣城[191] 鹽、茶是當時最大的商業部門，劉禹錫《賈客詞引》：“五方之賈，以财相雄，而鹽賈尤熾。
”[192]往來于長江下遊的“西江大商客”[193]，屢見于唐人的詩歌。
《南楚新聞》所記江陵郭七郎，資産殷富，江淮河朔間，悉有賈客仗其貨貿易往來[194]。
唐後期的商人多與官府有聯系，而官吏和軍将也有很多參加了商業的活動。
除了珠寶商和轉運南北各地土特産品的販運商，又出現了許多經營茶葉、大米和木材的商人。
在江淮一帶，每逢茶熟之際，四處商人就帶着茶區所需的絲織品和金銀飾物入山交易。
小商小販把茶葉轉運到浮梁（今江西景德鎮北）、壽州（今安徽壽縣）等集散中心，再由富商巨賈販往各地。
白居易《琵琶行》中有“商人重利輕别離，前月浮梁買茶去”的詩句。
随着經濟作物種植的擴大，農産品的商品化也有所發展。
南方一些商人以販運糧食為業。
江淮賈人，往往積米以待踴貴。
皖南宣、歙一帶耕地面積少，糧食全靠商人用船從四方運去。
江西出産木材，商人運到揚州，獲利數倍。
适應交易頻繁，貿易額擴大的需要，為了減少支付錢币的麻煩，在唐後期的大城市中出現了櫃坊，或稱“僦櫃”。
商人将錢币存放在櫃坊中，交納一定的保管費用。
櫃坊根據商人所出憑證支付，商人之間買賣商品時免除了現錢交易的麻煩。
唐朝後期，錢币鑄造不敷需要，諸道州府往往禁止現錢出境。
為了解決遠地攜帶錢币不便，以及物價下落引起的錢荒，各地來長安的商人，把貨款交給本道的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取得文券，輕裝以赴四方，或回到本地，到指定地點合券取錢。
這種文券就叫做飛錢或便換。
三 唐後期統治階級内部的矛盾 唐王朝對藩鎮的戰争 安史之亂結束後，唐代宗承認了安史降将在河北的勢力，任命李寶臣為成德節度使（統恒趙等州），李懷仙為幽州盧龍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節度使，薛嵩為相衛節度使。
他們與山東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緊密聯結，憑恃河北“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産自可封殖”[195]的經濟條件，乘唐朝政府平定京畿叛亂和西禦吐蕃無力東顧的時機，治兵繕邑，建立了以牙兵[196]為核心的強大的武裝力量。
田承嗣父子在魏博擁兵十萬，繁刑暴賦，發丁壯從征役，以“老弱事耕稼”。
李正己在山東“賦徭均納，為政嚴酷，所在不敢偶語”。
割據一方的節度使父死子襲，官爵自為，甲兵自擅，刑賞自專，戶籍不報中央，賦稅不入朝廷。
兩稅法施行後，唐王朝的财政收入增加，每年稅錢有三千餘萬貫，稅米麥共千六百餘萬石[197]。
在此前後，唐軍于大曆十四年（779年）在西川邊境擊退了吐蕃和南诏軍隊的聯合進攻，唐王朝又派使臣到吐蕃，改善了雙方的關系，邊疆形勢得到緩和。
唐德宗乘此機會，開始裁抑藩鎮的活動。
建中二年（781年），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死，其子李惟嶽自為留後，請求繼任，為德宗所拒絕。
于是李惟嶽就和魏博、淄青、山南東道等節度使連兵叛變。
淮西節度使李希烈也起兵反唐，出現了五鎮連兵的局面。
建中四年，唐軍被淮西軍圍困于襄城，唐王朝調泾原兵前往援救。
泾原兵在長安叛變，擁朱泚為秦帝，德宗出奔奉天（今陝西乾縣）。
興元元年(784年），德宗在奉天诏赦李希烈等五鎮節度使，專讨朱泚。
不久，自河北前線入援奉天的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又反，與朱泚聯合起來，于是德宗又逃奔梁州（今陝西漢中）。
這種大紛亂的局面，直到貞元二年（786年）李希烈死，才告結束。
唐王朝與河北、河南強藩妥協，藩鎮割據的局面，繼續存在。
貞元二年起，吐蕃貴族又對唐發動了進攻，一度占領鹽（今甯夏回族自治區鹽池境）、夏（今陝西橫山西）諸州，并于貞元六、七年攻占北庭和西州。
唐在沿邊修複城塞，開置屯田，加強了備禦；北和回纥，南與南诏正式恢複和好關系，削弱了吐蕃貴族的力量。
唐并在西川進行了對吐蕃軍的反擊。
在邊疆形勢逐漸緩和的情況下，唐德宗一面加強中央禁軍神策軍對京畿附近各地的控制，一面極力向人民搜刮财富，以充實國庫。
到憲宗初年，國家财力比較豐厚，又展開了裁抑藩鎮的鬥争。
憲宗首先壓平了劍南西川和鎮海浙西節度使的叛亂。
元和七年（812年），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舉六州之地歸附唐朝，河北形勢發生了變化。
淮西節度使吳少陽死，其子吳元濟自領軍務，拒納唐朝吊祭使者，發兵四出焚掠。
元和十年（815年），憲宗下令讨伐吳元濟。
元和十一年，又下令讨伐與吳元濟勾結的成德節度使王承宗。
次年，憲宗暫停進攻王承宗，專讨吳元濟。
宰相裴度親赴淮西督戰。
唐将李愬乘雪夜攻下蔡州城（今河南汝南），擒吳元濟，淮西平定。
成德王承宗、盧龍劉總也轉歸朝廷。
元和十四年（819年）唐朝又消滅了淄青李師道的勢力。
戰争期間，軍運不息，牛驢死者什四五，生産受到很大破壞。
為了進奉供軍，各地官吏在兩稅外橫加賦斂，“惟思竭澤，不慮無魚”，迫使農民大量逃亡。
李渤根據所聞記載，渭南長源鄉原有400戶，到元和十四年，隻剩下百餘戶；阌鄉縣舊有3000戶，也隻剩下1000戶[198]。
長期戰争使天下厭苦，帑藏虛竭。
唐王朝無力進一步消除河北藩鎮的牙兵集團，隻有以高官厚賞來換取驕兵悍将的暫時服從。
穆宗即位以後，調換了河北諸鎮的節度使；在河北實行了榷鹽法和兩稅法[199]；又實行銷兵，下令天下軍鎮每年減除8%的兵員。
這就引起了各鎮兵将的不滿，形成了河朔再叛的局面。
長慶元年（821年），盧龍發生兵亂，拘囚了唐朝委派的節度使，推朱克融為留後。
成德将領王庭湊也殺掉唐朝委派的節度使，發動叛亂。
由于銷兵而落籍的兵士紛紛投入他們的軍中，二鎮叛軍衆至萬餘人。
唐王朝發諸道兵15萬人征讨，由于宦官監軍，節将太多，指揮不能統一，諸将又多觀望不前，結果屯守踰年，财盡力竭，終不能取勝。
長慶二年，魏博也發生變亂。
唐王朝無力壓平叛亂，隻好任命叛将做節度使。
河北藩鎮的勢力更加鞏固。
宦官的專權 唐朝宦官的擅權，從玄宗時的高力士開始。
高力士得到玄宗的寵幸，四方表奏都先經他看過，再轉呈玄宗，小事就由他斷決，但是，他并不掌握軍權。
宦官掌握軍權是從肅宗時李輔國開始的。
肅宗以李輔國有擁立之功，用他作判元帥府司馬，宣傳诏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号，一以委之。
回到長安後，又讓他專掌禁軍，一切制敕都需經他押署。
這樣，軍政大權就全落在他手裡了。
肅宗死後，李輔國擁立代宗，恣橫更甚，曾對代宗說：“大家但内裡坐，外事聽老奴處置。
”[200]後來代宗利用宦官内部矛盾殺掉了李輔國，典掌禁軍的宦官程元振和魚朝恩又相繼專權。
大曆五年（770年）代宗又誅殺了魚朝恩，不再讓宦官典兵。
朱泚、李懷光叛亂後，德宗疏忌宿将，又用宦官典禁兵。
貞元十二年（796年），宦官窦文場、霍仙鳴為左右神策護軍中尉。
京畿以西，多用神策軍出鎮。
神策軍待遇優厚，北邊諸鎮也多請遙隸神策軍，神策軍增加到15萬人。
穆宗以後還有樞密使二員，以宦官充任，得知機密。
他們與兩中尉合稱四貴。
為了争奪朝廷的大權，宦官中分成黨派，互相攻殺，廢立皇帝。
憲宗和敬宗都是被宦官殺死的。
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都是由宦官擁立的。
在各道和出征軍中，都有宦官監軍，監軍的權力甚至超過節度使。
監軍又常幹預軍事指揮，使軍令不能統一，大大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
禁軍大将常向巨室富商借貸巨款，賄賂中尉，求為節度使。
到鎮之後，他們就搜括民财，用來償債，時人謂之“債帥”。
文武群臣也多重賂宦官，以求升遷。
宦官領宮市使，派“白望”數百人于長安東西市和要鬧坊強買貨物，訛詐勒索。
禁軍将士也倚仗宦官的庇護，在京畿橫行不法，欺壓人民。
宦官和禁軍将士還在渭水平原一帶奪取了大量的良田美地。
官僚士大夫對宦官的鬥争 宦官的專恣驕橫，引起皇帝和一些官僚士大夫的不滿。
貞元二十年（805年）順宗即位，他的東宮舊臣王叔文、王伾居翰林用事，引用韋執誼為宰相。
他們與劉禹錫、柳宗元等人結成政治上的革新派，共謀打擊宦官的勢力。
他們革除了宮市等弊政，又用範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鎮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圖逐步收奪宦官的兵權。
這個計劃為宦官所阻，未能實現。
在宦官的壓力下，順宗被迫讓位憲宗，改元永貞。
王叔文、王伍等人都被貶逐到南方。
文宗深患宦官專橫，大和五年（831年），與宰相宋申錫謀誅宦官，為宦官所知。
宋申錫被貶逐。
大和八年（834年）和九年，文宗擢用李訓和鄭注，貶逐了與宦官有連結的宰相李德裕和李宗闵，鏟除了一些有勢力的宦官。
九年十一月，李訓等布置兵力，詐言大明宮左金吾廳事後石榴夜有甘露，誘使中尉、樞密等大宦官觀看，企圖一舉消滅他們。
事被發覺，宦官帶禁兵在皇城和外郭城大事搜捕殺掠，李訓和宰相王涯、舒元輿等人都被殺害，親屬皆死。
這就是所謂甘露之變。
此後70年間，宦官一直掌握軍政大權，直到唐末昭宗天複三年（903年）才被朱溫的軍隊消滅。
官僚集團之間的黨争 穆宗時期，邊疆形勢已經緩和，唐廷與河北藩鎮之間形成了均衡的局面，社會矛盾也還沒有達到激化的程度，而唐朝官僚集團之間卻發生了長達40年之久的黨争。
元和年間（806&mdash820年），宰相和仆射、尚書等高級官吏中，進士出身者穩定地占居多數。
進士科成為高級官僚的主要來源。
士族的含義也開始發生變化，或指讀書應舉的布衣之家，或指進士出身的家族，或指公卿百官。
元和三年（808年）牛僧孺、李宗闵等在制舉對策時批評時政，得罪了宰相李吉甫，久久不得授官。
考官楊于陵也被貶官。
長慶元年（821年），李宗闵子婿蘇巢進士及第，翰林學士李吉甫之子李德裕深怨李宗闵譏切其父，與翰林同僚元稹、李紳附和段文昌，舉發考官取士不公。
考官錢徽和李宗闵都因事涉請托而被貶官。
這樣，就揭開了黨争的序幕。
以牛僧孺、李宗闵為首的“牛黨”和以李德裕為首的“李黨”都與宦官有勾結。
文宗時内廷宦官分為兩派，勢均力敵。
牛黨、李黨各自依靠一派，相持不下，每逢朝廷議政，雙方總是争吵不休。
文宗曾慨歎說：“去河北賊（指藩鎮）非難，去此朋黨實難。
”[201]武宗時，與李德裕有連的宦官楊欽義為樞密使，李德裕自淮南節度使入相。
牛黨的主要人物全被貶逐到嶺南。
武宗死，與李黨有連的一派宦官失敗，得勝的一派擁立宣宗，李德裕貶死崖州（今海南三亞）。
黨争基本結束。
牛李黨争是官僚集團之間争權奪利的鬥争。
雙方結黨基本上都不是基于共同的政見，而是通過各種關系建立起來的。
李黨的重要人物多為李德裕任翰林學士和宰相時的同僚。
牛黨則以科舉為紐帶，來擴大自己的勢力。
其黨人經常“為舉選人馳走取科第，占員阙”[202]。
個人的權力地位和恩怨得失在黨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李黨的重要人物李德裕、鄭覃是以門蔭出身，并且都是山東士族的後裔，但李黨其他成員亦多為進士出身。
就兩黨的多數成員而言，他們的家世和出身沒有顯著的差别。
在進士科成為高級官吏主要來源的情況下，兩黨對進士科都非常重視。
李德裕雖然惡進士“祖尚浮華，不根藝實”，但同時從“朝廷顯官，須是公卿子弟”出發，強調進士科應注意錄取公卿子弟[203]。
牛黨的重要人物李珏、楊嗣複同樣主張用人要以地胄詞采者居先，要把進士出身的公卿子弟放在優先的地位。
鄭覃請求廢除進士科，隻是一種個人的主張，與黨争無涉。
兩黨成員在他們執政時，都做過一些有益的事。
但他們都無心解決日益嚴重的社會矛盾。
四 唐朝晚期的農民戰争 唐朝晚期社會矛盾的激化 河朔再叛以後，唐王朝與河北藩鎮基本上處于休戰狀态，邊疆上也沒有大的沖突。
社會表面安定，實際上社會矛盾漸趨激化。
兩稅法把租庸雜徭并入兩稅，但兩稅法剛一施行，地方上就“變征役以召雇之目，換科配以和市之名”[204]，不久，就以雜徭、差役等名目正式恢複了徭役。
徭役成為人民越來越繁重的負擔。
武宗以後，差科也成為百姓一項與兩稅、徭役并列的正式負擔。
地主階級用大量隐匿田畝和降低戶等的辦法逃避兩稅。
有的“十分田地，才稅二三”[205]。
他們還用假托為僧，隸名倉場鹽院，在諸州、諸軍假職等辦法逃避差役。
很多地主竭力營求一官半職，官滿即移住他州，兼于諸軍、諸使假職，便稱衣冠戶[206]。
沒有得到官位的富豪，就交納一定的财物給衣冠戶，用典貼的名義，把自己的财産全部系在衣冠戶的名下，以減輕兩稅，并全免差役[207]。
于是，唐朝晚年繁重的兩稅，特别是差役，就都轉嫁到少數貧苦的農民頭上了。
唐朝後期，吏治敗壞。
晚唐官祿尤濫，當時人劉允章曾說：食祿之家凡有八入，即節度使奏改，用錢買官，諸色功優，從武入文，虛銜入仕，改僞為真，媚道求進，無功受賞[208]。
随着這些人大批擁入官府，官僚機構膨脹，财政支出增多。
吏治也越來越腐敗，貪贓枉法成為通常的現象，從上到下，“遞相蒙蔽，不肯發明”[209]。
在朝廷“居要位者，尤納賄賂，遂成風俗”[210]。
節度、觀察和刺史上任或調動時的資送錢物，刺史上府或縣令上州的費用，也要向百姓征取[211]。
下級胥吏更直接對農民進行敲剝，“所由入鄉村，是為政之大弊，一吏到門，百家納貨”[212]，所以人民對官吏都“畏之如豺狼，惡之如雠敵”[213]。
唐王朝以戶口增減和督賦完成情況作為進退地方官吏的标準[214]，刺史、縣令為求取上考，就“招攜逃戶，侵奪已成産業”，等到定稅征科之時，窮苦農民“依前逃散”。
稅錢因為已經申報省、使，便攤配到見在戶身上[215]。
對于受災田畝，地方官吏也不上報，而把應出稅額攤配給不受災的農戶[216]。
朝廷因為經費支绌，甚至要求地方預征兩三年的租稅[217]。
在繁重的賦斂、差役下，從穆宗前後起，地主在土地兼并中采用了兩種苛刻的形式。
一種是地主以低價典進農民的土地，但不申報官府，在私契裡言明地主所納兩稅，在農民收贖時，需要全部償還。
如果農民無力償還，他們就可以長期占有農民的田地[218]。
另一種是地主乘農民危急買進土地，逼迫農民和他們“私勒契書”，不申報官府辦理移戶手續，并在私契裡規定兩稅和差役仍由農民負擔[219]。
這樣，即使完全失去土地的農民，也不能免掉賦稅和征徭。
他們除了逃亡山海，或武裝反抗，沒有别的出路。
唐王朝實行榷鹽、稅茶以後，不斷提高茶鹽價格，因此，在河南、淮北地區，出現了一些到淮南、宣歙、荊襄一帶私販茶鹽的人。
唐王朝設立監院巡卒來搜檢，并用嚴刑峻罰來壓制，憲宗時，還采用了連坐之法。
茶鹽私販就結成群體，對唐王朝實行武裝鬥争。
他們與沿途人民有一定聯系，到文宗、武宗時，其勢力已遍及江湖淮海一帶[220]。
宣宗時，在劍南蓬果山區出現了一支影響及于劍南東西川和山南東道的起義力量。
在湖南，也發生了鄧裴領導的農民起義。
階級矛盾開始激化。
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裘甫領導的起義軍攻下象山。
裘甫以剡縣（今浙江嵊州）為根據地，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建元羅平，鑄印日天平。
浙東是唐王朝财賦所出的主要地區之一，又是唐王朝軍事力量比較薄弱的地區。
起義軍迅速發展到三萬人，連續打敗浙東觀察使的軍隊，先後攻占了上虞、餘姚、慈溪、奉化、甯海等縣，并分兵攻打衢州和婺州（今浙江金華）。
唐王朝急派王式做浙東觀察使，帶領河南和淮南的軍隊前往鎮壓。
王式把浙東地主武裝“土團子弟”配備到各路軍中作向導；同時令各縣“開倉廪以赈貧乏”，以孤立起義軍。
起義軍迎戰失利，鹹通元年（860年）六月失敗。
大中十三年（859年）以後，唐和南诏在西川、黔中、邕管一線發生了戰争。
唐王朝在山東、河南、山南和江南各地征募士兵到嶺南戍守。
鹹通四年（863年），徐泗士兵800人戍守桂州（今廣西桂林），約定三年一代。
但是，直到鹹通九年（868年），徐泗觀察使崔彥曾還不肯發兵更代，調他們回鄉。
這就激起了戍兵們的憤怒。
他們殺死都将，推糧料判官龐勳作首領，結隊北還。
這支北還的士兵在徐州附近受到崔彥曾的截擊後，南取宿州（今安徽宿州）。
他們在宿州開倉庫赈濟貧民，得到農民的擁護。
許多農民參加到龐勳的隊伍裡。
起義軍紀律良好，無所侵擾。
他們在運河線上打敗官軍，接着包圍了徐州。
徐州城外的人民都争着運送柴草，縱火焚燒城門，協助起義軍作戰。
起義軍攻破徐州城後，附近農民“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斷首而銳之，執以應募”，參加起義軍。
原來散處在河南、山東、淮南一帶的許多小支農民軍，也陸續歸附龐勳，起義軍發展到20萬人。
起義軍占領了淮南、淮北的廣大地區，切斷了從江淮通往長安的漕運線。
他們收奪富商巨室的财産，鎮壓匿财的豪富數百家。
唐王朝派義成、魏博等十鎮兵，合沙陀、吐谷渾、達靼、契苾等部落兵，共十萬人前來鎮壓。
鹹通十年（869年），龐勳與起義軍近萬人戰死。
起義軍餘部散到衮、郓、青、齊各地，繼續進行鬥争。
黃巢領導的農民戰争 懿宗和僖宗時，最高統治集團的奢侈腐化達到極點，唐對南诏的戰争也愈演愈烈，從而對人民的賦斂和征發日益加重。
關東一帶，連年水旱。
鹹通十四年（873年），災情特大，自潼關東至海濱，麥收隻有一半，秋收幾乎全無，農民以蓬實當糧，槐葉為菜。
但是官吏還照舊催逼人民納稅，農民拆屋伐木，賣妻鬻子，也隻能供催稅吏人的酒食之費，稅錢還是無法交足。
在這種情況下，終于爆發了震撼唐王朝的全國性農民戰争。
乾符元年（874年），濮州人王仙芝領導幾千人在長垣起義。
他以天補平均大将軍兼海内諸豪都統的名義傳檄諸道，痛斥唐朝官吏貪暴，賦斂繁苛，賞罰不平。
乾符二年，王仙芝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