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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難免有沉悶之感，《評傳》在理清巴東之行的路線之時，側重探讨他這一時期的政治活動和思想狀況，又不時點綴一些小有趣味的生活情節，如參觀房琯西湖、在鹽亭向嚴氏兄弟打秋風等等，再加上對于《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等名篇的精彩分析，便足以教人提神。
詩人在夔州時，情緒低沉，生活寂寞，組詩和長篇巨制特多，已進入回顧總結一生的階段。
其中有些長篇憶舊詩，作者已在上卷用來說明他的青少年時代，後面就不再重複，但其餘部分數量仍很可觀，創作時間亦未可全定。
《評傳》按照春夏秋冬的季節順序，根據詩人情緒從苦旱的煩躁、到喜雨的興奮、到悲秋的憂悶這一變化過程，将相同題材組織在一起，在沉郁的總體情調中表現出心緒的起落，又時時注意其剛直挺拔的内在骨力，避免陷入感傷主義。
尤其是在評論《秋興八首》之前，先彙集了許多憶舊懷人和描寫秋夜的詩篇，将秋意醞釀充足，然後才一氣講出《秋興八首》的思想藝術特點，使人從這種烘雲托月的編排上就感到這組詩是情緒和創作的最高潮，是對這一階段悲秋懷舊之情的更高的概括和提煉。
由此可以見出有關章節組織結構的苦心。
先生向來主張研究古典文學應當考據、義理、辭章、時代、作家、作品相結合，但不是幾大塊的拼合，而是有機的化合，使考據為理解作家、分析作品所用。
《評傳》有不少考證和辨析澄清了以前比較模糊的看法，以後兩卷而論，像秦州行止、同谷居處、旅梓遊蹤、巴東行迹、東屯營田等等，都有助于進一步了解詩人的生活環境和思想狀況。
比如關于秦州行止的探索就融會在詩人遊覽、交往、蔔居等種種生活瑣事的描寫中，不但弄清了詩人離秦入蜀的原因，而且令人讀來有身臨其境之感。
又如第十五章用打圍的辦法，通過對杜甫《為阆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的研究，考證出他與阆州王刺史的密切關系，從中發現他對高适和章彜的不滿，對自己政治前途的幻想，以及堅持房琯一黨政見的保守态度，順便還判斷了《通鑒》和兩《唐書》有關劍南東西兩川的分合及阆州屬郡的記載的正誤，提供了唐代情報活動的情況。
第十八章借用山東大學中文系實地考察的材料，搞清了杜甫在夔州東屯承包田地、在瀼西封殖柑林的詳情，他與行官張望的人事關系，還有瀼西住宅周圍東南西北的環境，又插進杜甫為防老虎帶劍上山、為防小偷騎馬巡查柑林等富有趣味性的細節描寫，這就使枯燥的考據帶有濃厚的小說情調，更接近杜甫的生活原貌了。
杜甫後期雖然遠離朝廷，但積極入世、執着人生的精神是始終不渝的。
《評傳》後兩卷牢牢把握住這一基本精神，更加深入地探索了杜甫複雜的内心世界，總結了這位偉大作家成長的曲折道路，不做簡單的肯定或否定。
杜甫當然不是貧下中農，也不是一般的地主士大夫，他所結交的都是朝廷和地方最高級的官吏，但他的一生遭遇又使他始終處于寄人籬下的地位。
中、下卷在綜合研究了杜甫所有諷時論政的詩歌之後指出，杜甫是忠于太宗社稷的正統派，他贊揚狄仁傑在武後統治下保存了唐朝的正統，又用太宗的文治武功來衡量時君時政的功過得失，所以他對玄宗的荒淫誤國有所腹非，對肅宗、代宗也不滿意，而且敢于對皇帝提意見，這就是他的忠君思想的内涵。
維護太宗正統是他的政治理想所在，唐太宗在曆史上是進步的，這也是杜甫所以有進步性的原因，但從中又可以看出他在實質上的保守，歸根到底他的進步性仍不能超出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局限。
這一結論無疑
詩人在夔州時，情緒低沉，生活寂寞，組詩和長篇巨制特多，已進入回顧總結一生的階段。
其中有些長篇憶舊詩，作者已在上卷用來說明他的青少年時代，後面就不再重複，但其餘部分數量仍很可觀，創作時間亦未可全定。
《評傳》按照春夏秋冬的季節順序，根據詩人情緒從苦旱的煩躁、到喜雨的興奮、到悲秋的憂悶這一變化過程，将相同題材組織在一起，在沉郁的總體情調中表現出心緒的起落，又時時注意其剛直挺拔的内在骨力，避免陷入感傷主義。
尤其是在評論《秋興八首》之前，先彙集了許多憶舊懷人和描寫秋夜的詩篇，将秋意醞釀充足，然後才一氣講出《秋興八首》的思想藝術特點，使人從這種烘雲托月的編排上就感到這組詩是情緒和創作的最高潮，是對這一階段悲秋懷舊之情的更高的概括和提煉。
由此可以見出有關章節組織結構的苦心。
先生向來主張研究古典文學應當考據、義理、辭章、時代、作家、作品相結合，但不是幾大塊的拼合，而是有機的化合，使考據為理解作家、分析作品所用。
《評傳》有不少考證和辨析澄清了以前比較模糊的看法，以後兩卷而論，像秦州行止、同谷居處、旅梓遊蹤、巴東行迹、東屯營田等等，都有助于進一步了解詩人的生活環境和思想狀況。
比如關于秦州行止的探索就融會在詩人遊覽、交往、蔔居等種種生活瑣事的描寫中，不但弄清了詩人離秦入蜀的原因，而且令人讀來有身臨其境之感。
又如第十五章用打圍的辦法，通過對杜甫《為阆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的研究，考證出他與阆州王刺史的密切關系，從中發現他對高适和章彜的不滿，對自己政治前途的幻想，以及堅持房琯一黨政見的保守态度，順便還判斷了《通鑒》和兩《唐書》有關劍南東西兩川的分合及阆州屬郡的記載的正誤，提供了唐代情報活動的情況。
第十八章借用山東大學中文系實地考察的材料，搞清了杜甫在夔州東屯承包田地、在瀼西封殖柑林的詳情，他與行官張望的人事關系，還有瀼西住宅周圍東南西北的環境，又插進杜甫為防老虎帶劍上山、為防小偷騎馬巡查柑林等富有趣味性的細節描寫，這就使枯燥的考據帶有濃厚的小說情調，更接近杜甫的生活原貌了。
杜甫後期雖然遠離朝廷，但積極入世、執着人生的精神是始終不渝的。
《評傳》後兩卷牢牢把握住這一基本精神，更加深入地探索了杜甫複雜的内心世界，總結了這位偉大作家成長的曲折道路，不做簡單的肯定或否定。
杜甫當然不是貧下中農，也不是一般的地主士大夫，他所結交的都是朝廷和地方最高級的官吏，但他的一生遭遇又使他始終處于寄人籬下的地位。
中、下卷在綜合研究了杜甫所有諷時論政的詩歌之後指出，杜甫是忠于太宗社稷的正統派，他贊揚狄仁傑在武後統治下保存了唐朝的正統，又用太宗的文治武功來衡量時君時政的功過得失，所以他對玄宗的荒淫誤國有所腹非，對肅宗、代宗也不滿意，而且敢于對皇帝提意見，這就是他的忠君思想的内涵。
維護太宗正統是他的政治理想所在，唐太宗在曆史上是進步的，這也是杜甫所以有進步性的原因，但從中又可以看出他在實質上的保守，歸根到底他的進步性仍不能超出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局限。
這一結論無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