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轉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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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他在《修竹篇序》中大聲疾呼，反對齊梁以來的華靡詩風，在倡導複古的旗幟下實現詩歌内容的革新：“文章道弊，五百年矣。
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征者。
仆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
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
一昨于解三處見明公《詠孤桐篇》，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
遂用洗心飾視，發揮幽郁。
不圖正始之音，複睹于茲；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
”而他多年創作的《感遇》三十八首及其他名篇，或諷刺現實、批判時政，或感傷身世、抒發豪情，無不有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性。
他的理論和實踐，猶如動地狂飙，盡掃彌漫唐初詩壇的浮靡餘風，為其後盛唐詩歌的發展清除了道路，功績不小，影響深遠。
韓愈的《薦士》說：“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
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剽盜。
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
後來相繼者，亦各臻阃奧。
”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其八說：“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
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
”以詩論詩難免誇大，而其基本評價卻不為大謬。
大體說來，自古至今，論者對陳子昂在唐詩發展上的開山地位多無異議。
至于談到他對待武後的态度問題，前人的看法就截然不同，分成肯定和否定的兩派。
最早宋朝的晁公武在《郡齋讀書志》中顯斥陳子昂“無風節”。
此派看法，愈演愈烈，到了清代，王士祯說：“（子昂）《上大周受命頌表》一篇、《大周受命頌》四章，其辭谄誕不經。
又有《請追上太原王帝号表》，太原王者，士彟也，此與揚雄《劇秦美新》無異，殆又過之，其下筆時不知世有節義廉恥事矣，子昂真無忌憚之小人哉！詩雖美，吾不欲觀之矣。
”（《帶經堂詩話》）潘德輿甚至将陳子昂連同阮籍一并加以斥責，且對老杜《陳拾遺故宅》“有才繼騷雅”“終古立忠義”雲雲表示不滿：“人與詩，有宜分别觀者。
人品小小缪戾，詩固不妨節取耳。
若其人犯天下之大惡，則并詩不得恕之。
&hellip&hellip以人而論，則籍之黨司馬昭而作勸晉王箋，子昂谄武曌而上書請立武氏九廟，皆小人也。
&hellip&hellip杜公尊子昂詩，至以&lsquo騷雅&rsquo&lsquo忠義&rsquo目之，子烏得異議？曰：子昂之忠義，忠義于武氏者也，其為唐之小人無疑也。
”（《養一齋詩話》）那麼，肯定陳子昂人品的一派，尤其是老杜給予他“終古立忠義”的崇高評價，是不是就錯了呢？對待這樣一個問題，我們也可以這樣回答：武則天在曆史上起過進步作用，指責陳子昂忠于武家而不忠于李家，這看法本身就很封建，對于今天的讀者來說，不僅毫無意義，甚至是可笑的。
這答複當然是對的。
可是武後執政時确有不少希寵幹祿的小人，從陳子昂積極擁護武後建周稱帝的表現看，也并不是毫無可非議之處，所以對于陳子昂的人品，仍須做進一步的研究。
關于這一問題，評論得最早也最具體的是《新唐書·陳子昂傳贊》：“子昂說武後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怪笑。
後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
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為婦人讪侮不用，可謂薦圭璧于房闼，以脂澤污漫之也。
瞽者不見泰山，聾者不聞震霆，子昂之于言，其聾瞽欤？”認為武後很壞，未免帶有偏見。
認為陳子昂“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為婦人讪侮不用”，政治上真是又聾又瞎，教人可怪可笑，這指責雖然極其嚴厲，卻并未懷疑他的人品，把他看成無恥小人。
比較起來，王夫之對陳子昂人品和政治表現的評價最全面也最中肯：“陳子昂以詩名于唐，非但文士之選也，使得明君以盡其才，駕馬周而颉颃姚崇，以為大臣可矣！其論開間道擊吐蕃，既經國之遠猷；且當武氏戕殺諸王、兇威方烈之日，請撫慰宗室，各使自安，撄其虓怒而不畏；抑陳酷吏濫殺之惡，求為伸理，言天下之不敢言，而賊臣兇黨，弗能加害，固有以服其心而奪其魄者，豈冒昧無擇而以身試虎吻哉？故曰：以為大臣任社稷而可也。
載觀武氏之世，人不保其首領宗族者，蔑不岌岌也。
而子昂與蘇安恒、朱敬則、韋安石，皆犯群兇，持正論而不撓；李昭德、魏元忠、李日知，雖貶竄而終不與傅遊藝、王慶之、侯思止、來俊臣等同受顯戮。
由是言之，則武氏雖懷滔天之惡，抑何嘗不可秉正以抑其妄哉？而高宗方沒、中宗初立之際，舉國之臣，縮項容頭，以樂推武氏，廢奪其君，無異議者。
向令有子昂等林立于廷，裴炎、傅遊藝其能仇匿以移九鼎乎？”（《讀通鑒論》）所舉陳子昂的種種政治表現都是事實，王夫之從中看出：一、陳子昂不僅有遠見卓識，而且有勇有謀，善于在險惡的政治情況下進行鬥争，充分顯示出大政治家的才具和品質；二、要是朝廷上像陳子昂這樣的人多了，即使武後不好，還是可以“秉正以抑其妄”的。
私意以為，僅就對陳子昂而論，這兩點看法基本是正确的。
前兩年，我讀《陳子昂集》，發現《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墓志文》如下的一些記述，對研究陳子昂的思想和政治傾向很有幫助：“公諱元敬，&hellip&hellip二十二，鄉貢明經擢第，拜文林郎。
屬憂艱不仕，潛道育德，穆其清風，邦人馴緻，如衆鳥之從鳳也。
時有決訟，不取州郡之命，而信公之言。
四方豪傑，望風景附，朝廷聞名。
或以君為西南大豪，不知深慈恭懿，敬讓以德也。
州将縣長，時或陳議。
青龍癸未，唐曆雲微。
公乃山栖絕谷，放息人事，餌雲母以怡其神，居十八年，玄圖天象，無所不達。
嘗宴坐，謂其嗣子子昂曰：&lsquo吾幽觀大運，賢聖生有萌芽，時發乃茂，不可以智力圖也。
氣同萬裡，而遇合不同，造膝而悖，古之合者，百無一焉。
嗚呼，昔堯與舜合，舜與禹合，天下得之四百餘年。
湯與伊尹合，天下歸之五百年。
文王與太公合，天下順之四百年。
幽曆闆蕩，天紀亂也。
賢聖不相逢，老聃、仲尼，淪溺溷世，不能自昌。
故有國者享年不永，彌四百餘年，戰國如麋，至于赤龍。
赤龍之興四百年，天紀複亂，夷胡奔突，賢聖淪亡，至于今四百年矣。
天意其将周複乎？於戲，吾老矣，汝其志之。
&rsquo太歲己亥，享年七十有四；七月七日己未，隐化于私館。
&hellip&hellip是歲十月己酉，遂開拭舊茔，奉甯神于此山石佛谷之中岡也，銘曰&hellip&hellip”陳子昂父陳元敬卒于聖曆二年己亥（六九九），時年七十四歲，則“二十二，鄉貢明經擢第”當在貞觀二十一年（六四七）。
随即拜文林郎，後因丁憂不仕。
但真正決心歸隐卻在“青龍癸未”弘道元年（六八三）高宗逝世、“唐曆雲微”之際。
由此可見陳元敬是堅決反對武後擅權的。
既然陳元敬反對武後的政治态度是這樣地堅決，後來又對陳子昂講過當時正值天紀複亂、賢聖不相逢、不可以智力圖之的大道理，而且要陳子昂記在心裡，那麼，當聖曆二年十月作此墓志文之時，亦即陳子昂積極從政多年而終告失敗之後，他竟不憚時議，提起這段往事，并在銘中給他父親以極高的評價，甚至以孔子、商山四皓與之相比：“賢者避地，邈其往兮。
鳳兮鳳兮，誰能象兮！嗚呼我君，懷寶不試，孰知其深廣兮！悠悠白雲，自怡養兮。
大運不齊，賢聖罔象兮。
南山四君，不遭漢天子，固亦商丘之遺壤兮。
”肯定父親的見機識時，就是承認自己不顧天運欲以智力圖之的無知和勞而無功。
這豈不表明陳子昂開初的竭誠“以王者之術勉”武後，确乎如王夫之所說，是有意識地在“秉正以抑其妄”麼？這樣看來，譏笑“子昂之于言，其聾瞽欤！”，罵他是“真無忌憚之小人”，都未免太冤枉他；而老杜說他“終古立忠義”，倒是最知其用心良苦的了。
或者說，《陳子昂集》有《送吉州杜司戶審言序》，對杜審言的文才推崇備至：“杜司戶炳靈翰林，研幾策府；有重名于天下，而獨秀于朝端。
徐陳應劉，不得劘其壘；何王沈謝，适足靡其旗。
”老杜的《壯遊》“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顯系受序中“徐陳應劉，不得劘其壘”的影響，可見他對這序很熟習，對陳子昂同他祖父的關系很清楚。
老杜的封建感情頗強烈，因此他對其世交前輩陳子昂的評價難免過當，不足為憑。
這話不無道理，比如他祖父杜審言的友人宋之問，傾心媚附武後的寵幸張易之，“至為易之奉溺器”，“天下醜其行”（《新唐書·宋之問傳》），但他在《過宋員外之問舊莊》詩中，還對宋之問，表示通家晚輩深深的憑吊、感歎之意。
雖然如此，每當涉及重大政治問題時，他還是很謹慎的。
第一章第二節中曾經談到，他祖父杜審言交接張易之、張昌宗兄弟，人品比沈佺期、宋之問他們稍微好一些，也不算很高尚。
老杜很敬佩他祖父的文學成就，常以他家有他祖父所開創的詩歌傳統而自豪。
可是，當他認真評論曆史時，卻直言不諱地指出：“往者武後朝，引用多寵嬖。
”（《八哀詩·贈秘書監彙夏李公邕》）這“寵嬖”即指二張之流。
他對他祖父的政治表現，不可能也不敢有任何微辭，心裡還是有看法的，起碼會感到與這些“寵嬖”有牽連未免窩囊。
又說開元二十九年老杜漫遊齊魯之後歸洛陽，築陸渾莊于首陽山下。
這年寒食，他為文祭遠祖杜預而不祭祖父杜審言，可見遠祖和祖父在他心中所占的地位是不同的。
對自己的祖父尚且如此，要是他心裡真認為陳子昂在“往者武後朝，引用多寵嬖”時德行有虧，今來故宅遊覽，即使要作詩，他盡可像《過宋員外之問舊莊》那樣，深緻通家晚輩憑吊、感歎之意即可，又何必發違心之論呢？要知道，老杜是忠于李唐王室而明确表示不滿武後的。
站在他的立場，哪會輕易以“忠義”許人？要是我前面所作關于陳子昂人品和政治表現的探索差可成立，那麼老杜可算是最早的最理解陳子昂的了。
陳子昂曾為右衛胄曹參軍、右拾遺，老杜曾為右衛率府兵曹參軍、左拾遺，這偶然的近似，可資談助。
在射洪他還寫作了《谒文公上方》和《奉贈射洪李四丈》二詩。
前者首記上方景象，次贊文公道行，末叙來谒欲皈依佛法之意。
此詩不甚佳，蘇轼卻稱道其中“王侯與蝼蟻，同盡随丘墟。
原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及其他詩句，以為據此“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見《東坡題跋》）。
王嗣奭說：“王侯與蟻同盡，不過襲《莊》《列》語；&lsquo願聞第一義&rsquo，亦禅門常談。
東坡以此四句蔔得其道，此窺公之淺者。
餘讀公詩，見道語不一而足，而公亦不自知也，非以學佛得之。
平生饑餓窮愁，無所不有，天若有意煅煉之；而動心忍性，天機自露，如鐵以百煉而成鋼，所存者鐵之筋也，千年不磨矣。
”強調老杜對哲理的領悟主要得力于人生曆練而不是學佛，這是很有見地的。
《奉贈射洪李四丈》說：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
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
南京亂初定，所向色枯槁。
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秋草。
東征下月峽，挂席窮海島。
萬裡須十金，妻孥未相保。
蒼茫風塵際，蹭蹬骐老。
志士懷感傷，心胸已傾倒。
”詩題下自注李四字“明甫”。
這詩首四句如謠諺，叙二人相見雖晚卻甚相得。
次歎成都經亂，草堂不可複居；欲出三峽，又苦無川資。
末以骐自喻，志士謂李；一蹭蹬，一感傷，遭遇相同，意氣故相投。
這兩首詩，略見老杜在射洪的行蹤、交往和思想情況。
老杜前在梓州作《悲秋》說“始欲投三峽”，今又說“東征下月峽”，可見他當時攜眷出峽的念頭很強烈，隻因無錢未能成行。
七 “此行疊壯觀” 為了排遣客愁，當他在射洪稍作勾留之後，并未馬上返回梓州，又繼續隻身到通泉遊覽去了。
唐通泉縣（元并入射洪縣）故治在梓州東南一百三十裡。
有通泉山，東臨涪江，絕壁二十餘丈，水從山頂湧出，下注于江，風景幽美。
老杜離射洪赴通泉遊覽當在這年十一月。
他的《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記沿途旅行情況甚詳： “将老憂貧窭，筋力豈能及？征途乃侵星，得使諸病入。
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
俶裝逐徒旅，達曙淩險澀。
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
仆夫行不進，驽馬若維絷。
汀洲稍疏散，風景開怏悒。
空慰所尚懷，終非曩遊集。
衰顔偶一破，勝事難屢挹。
茫然阮籍途，更灑楊朱泣。
”申涵光于首段頗有得：“少時謀生頗易，然正爾負氣，豈屑及此？至老方憂，已無可奈何矣。
起語怅然。
&lsquo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
&rsquo他人不肯自言，然正是高處。
”窮難自立，饑餒依人，隻好整理行裝，搭伴趕路。
正如鮑照在《上浔陽還都道中》說的那樣，我“侵星赴早路”，到天亮，已經走了好一段險阻的路程。
霧大寒日出得遲，清江拐過山根激起了急流。
仆夫走不動，驽馬像給繩索絆住似的，這路真難走！來到汀洲這邊，風景疏散，開豁了我郁悒的胸襟。
此處差堪慰懷，可惜已無曩日遊興。
何況衰顔暫破，前面恐無勝境，終不免阮籍窮途之哭、楊朱歧路之悲了。
&mdash&mdash這詩抒情真摯，叙事親切，非徒“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寫景入妙。
途中他又作《通泉驿南去通泉縣十五裡山水作》： “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
冬溫蚊蚋集，人遠凫鴨亂。
登頓生曾陰，欹傾出高岸。
驿樓衰柳側，縣郭輕煙畔。
一川何绮麗，盡日窮壯觀。
山色遠寂寞，江光夕滋漫。
傷時愧孔父，去國同王粲。
我生苦飄零，所曆有嗟歎。
”所發感慨雖是實情，惜流于一般，不見精彩，而寫溪行所見卻别饒意趣。
今天好大的霧，到中午才散，一路之上在霧中行走，連衣服都潮濕了。
這裡地氣很暖和，雜草中還集聚着蚊蚋。
這裡遠離人境，野鴨子到處亂飛。
霧收了，一會兒晴一會兒陰。
山路崎岖，爬上爬下。
到了通泉驿，驿樓就在那株衰柳旁邊；從這裡，可以隐隐約約地望見那輕煙缭繞的江畔城郭了。
遠處的山色顯得很寂寞，涪江江水在夕陽下閃閃發光，這景色多美多壯觀啊！&mdash&mdash王維《山中》“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與此詩“溪行衣自濕”意近，但前者空靈有韻緻，後者質樸而與行旅風塵之感協調。
當時通泉縣城裡還保存着郭元振在此做縣尉時住過的故宅，老杜去憑吊了，作詩甚贊郭元振當機立斷、佐玄宗撲滅太平公主一黨的豐功偉績：“定策神龍後，宮中翕清廓。
俄頃辯尊親，指揮存顧托。
群公有慚色，王室無削弱。
迥出名臣上，丹青照台閣。
我行得遺迹，池館皆疏鑿。
壯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
”（《過郭代公故宅》）指出“臨事斷”是郭元振得以成功的主要性格特點，這是很有見地的。
老杜來通泉縣的另一收獲是得以觀賞薛稷書畫真迹。
薛稷（六四九&mdash七一三），字嗣通，蒲州汾陰（今山西萬榮西）人。
隋代著名詩人薛道衡的曾孫。
官至太子少保、禮部尚書，人稱“薛少保”。
曾從外祖魏征家見虞世南、褚遂良法書，精勤臨仿，遂以擅書名世。
其書法得于褚為多，故當時有“買褚得薛，不失其節”之說。
後人把他與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并稱為唐初四大書家。
兼畫人物、佛像、鳥獸、樹石，畫鶴尤為生動，時稱一絕。
碑刻有《升仙太子碑》碑陰題名及《信行禅師碑》。
老杜在通泉縣見到的是薛稷為這裡的慧普寺寫的一塊匾額和畫的一面壁畫。
他觀看後有所感觸，作《觀薛稷少保書畫壁》(31)說：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
惜哉功名忤，但見書畫傳。
我遊梓州東，遺迹涪水邊。
畫藏青蓮界，書入金榜懸。
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
郁郁三大字，蛟龍岌相纏。
(32)又揮西方變，發地扶屋椽。
慘澹壁飛動，到今色未填。
此行疊壯觀，郭薛俱才賢。
不知百載後，誰複來通泉？”薛稷詩《全唐詩》存十四首，其中《早春魚亭山》“白雲自高妙，裴回空山曲。
陽林花已紅，寒澗苔未綠”，《春日登樓野望》“野外煙初合，樓前花正飛”雲雲，清新可誦。
而老杜所稱道的“陝郊篇”即《秋日還京陝西十裡作》，确乎很有古風：“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
隔河望鄉邑，秋風水增波。
西登鹹陽途，日暮憂思多。
傅岩既纡郁，首山亦嵯峨。
操築無昔老，采薇有遺歌。
客遊節回換，人生知幾何？”老杜見此詩頗含政治隐憂，想到他終坐太平公主事賜死于萬年獄，就不覺歎惜他功名幻滅，僅有書畫傳世了。
“西方變”，指這面從牆根高達屋椽的大壁畫中所描繪的佛教神變故事。
《輿地紀勝》載：薛稷書“慧普寺”三字，徑三尺許，在通泉縣慶善寺聚古堂。
仇注：“趙曰：稷書&lsquo慧普寺&rsquo三字，乃真書，傍有赑屃纏捧，此其&lsquo蛟龍岌相纏&rsquo也。
稷所畫西方變相則亡。
”據老杜所述，稷書寺名三字已制成金匾；變相是粉壁墨繪，未着色。
老杜前不久在射洪陳子昂故居見到郭元振的題壁，現在又見到了薛稷的書畫，他真為“此行疊壯觀”而深感慶幸。
他想：百年之後，又有誰來通泉觀賞這些書畫神品呢？那時，這些書畫還有嗎？&hellip&hellip他不勝迷惘。
《曆代名畫記》載：薛稷尤善花鳥人物雜畫，畫鶴知名。
屏風六扇鶴樣，自稷始。
《名畫錄》載：今秘書省有稷畫鶴，時号一絕（另有落星石、賀知章草書、郎餘令畫鳳，合此相傳号省内四絕，見《南部新書》）。
又蜀郡亦有鶴，并佛像、菩薩、青牛等傳于世，并居神品。
《封氏聞見記》載：今尚書省考功員外郎廳有稷畫鶴，宋之問為贊。
工部尚書廳有稷畫樹石。
東京尚書坊岐王宅亦有稷畫鶴，皆稱精絕。
通泉縣署屋壁也有薛稷畫的鶴。
可惜華堂傾覆，壁畫曝落，任憑風吹雨打，老杜見了，有感而作《通泉縣署壁後薛少保畫鶴》：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
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
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
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
萬裡不以力，群遊森會神。
威遲白鳳态，非是倉鹒鄰。
高堂未傾覆，常得慰嘉賓。
曝露牆壁外，終嗟風雨頻。
赤霄有真骨，恥飲洿池津。
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
”《晉永嘉郡記》：沐溪野去青田九裡，此中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隻餘父母一雙在原地，精白可愛，多雲神仙所養。
“倉鹒”，亦作倉庚，即黃莺。
此詩甚佳。
仇兆鳌說：“此從畫壁生慨。
壁經風雨，在畫鶴終當滅迹。
然看赤霄冥舉，即真鶴有時遁形。
凡物皆當曠觀矣。
”楊倫說：“言此地既無人知賞，鶴亦将破壁而飛去矣。
兼帶自寓意。
”日曬雨淋，畫鶴終将泯滅，作如是觀，既能排遣抱憾之情，複有寄托，意故深厚。
如果僅說這些曝露于外的畫鶴終當破壁飛去，口吻近谑，意義也就淺了。
老杜這次射洪、通泉之行，非止為覽江山之勝，亦為憑吊前賢、觀賞真迹而來。
蔣弱六說：“&lsquo高堂未傾覆&rsquo，不顧署中人忌耶！明是惡其曝露，不勝感憤耳。
”古往今來，珍貴文物不知毀壞多少！官場中人，所見惟利祿，哪将名畫放在眼裡？老杜的感憤是可以理解的。
雖然如此，他跟這個縣的縣令姚某依然很要好。
當時縣裡來了個貴客王侍禦，想他已受到姚令的多次盛情款待，就在涪江邊的東山最高頂設宴作為答謝。
晚上，接着又攜酒請原班人馬乘船泛江作樂。
老杜也出席作陪，作《陪王侍禦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攜酒泛江》說： “姚公美政誰與俦？不減昔時陳太丘。
邑中上客有柱史，多暇日陪骢馬遊。
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郭銷我憂。
清江白日落欲盡，複攜美人登彩舟。
笛聲憤怨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
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
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
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
請公臨深莫相違，回船罷酒上馬歸。
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露沾人衣。
”後漢陳寔為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
以陳太丘稱譽姚通泉，老杜吹捧起人來，也是蠻厲害的。
這幾天老杜在通泉做客，承姚令接待，無力設宴答謝，隻好美言幾句；未能免俗，不必深責。
這詩很寫實，可見當時官場應酬的一斑。
《舊唐書·職官志》載：“侍禦史四員（從六品下），掌糾舉百寮，推鞫獄訟。
”侍禦史既然有糾舉百寮的職責，如今來到郡縣，卻和接受考核的地方官夜以繼日地攜妓飲宴，樂而忘返，這真是對封建政治和職官設置的莫大諷刺！老杜還有首《陪王侍禦宴通泉東山野亭》詩，颔聯雲：“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這王侍禦當是老杜在長安的舊相識，所以顯得比旁人親近些。
老杜在通泉盤桓了一些日子，眼看又将歲暮，想必就返回梓州，與家人團聚過年去了。
八 “轉益多師是汝師” 老杜《戲為六絕句》的寫作年代不詳；從說話的口氣看，當是晚年之作。
杜集編年諸本，多置于上元二年，《讀杜心解》及馮至編選，浦江清、吳天五合注的《杜甫詩選》則置于寶應元年，這時老杜年已五十，大緻不差。
姑從後說，贅于這年詩作之末，稍加介紹。
郭紹虞先生撰《杜甫戲為六絕句集解》，征引繁富，剖析細緻，案斷中肯。
發端于分類加評羅列概論《六絕》諸說之後，自作小結說：“此《六絕》主旨，昔賢均謂為論詩，惟黃鶴以為論文，宗廷輔以為第一首論賦，第二首論文，第三首始論詩，以下諸首則彙而論文。
其說與諸家異。
案：第二首與第三首均論初唐四傑，兩首意思本屬一貫，必欲離而為二，似亦有所未安。
且元好問《論詩三十首》之論潘嶽，謂&lsquo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甯複見為人。
高情千古《閑居賦》，争信安仁拜路塵。
&rsquo其論陸機亦有&lsquo鬥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于潘&rsquo之語。
使以宗說繩之，得勿謂此三十首不盡論詩耶？須知杜甫《六絕》意在針砭後生，庾信、四子不過借以發意，無論論詩論文，正不必拘泥求之。
且即使杜甫本意以第一第二兩首為分指賦予文而言，亦未嘗不可窺其論詩宗旨與詩學所詣。
蓋論體雖别，究理則通也。
故解此《六絕》，與其着眼于所論之體，無甯注意于其作之之動機。
由其所以作此《六絕》之動機言，要不外上述三說：其謂為寓言自況者，以為嫌于自許，故曰戲。
其謂為告誡後生者，以為語多諷刺，故曰戲，亦有以為&lsquo戲&rsquo字僅指第一首言者。
其謂為自述論詩宗旨者，則又以為詩忌議論，故曰戲；或以為此輩不足論文，故曰戲。
實則上述諸說皆有可通。
杜甫作此《六絕》之動機，或誠不免因于蚍蜉撼樹之輩好為謗傷，有所激發，遂托于庾信、四子以寓其意，則對于後生之輕侮老成，自不禁有深惡痛絕之辭。
因指斥而又告誡之，教誨之，則于指點之中，而論詩宗旨亦自然流露矣。
論詩宗旨既已全盤托出，則此即杜甫一生學詩蕲向所在。
謂為自況，亦未為非。
”所論甚是。
《六絕》的寫作動機及其主旨既已有了較全面較正确的了解，現在就好逐一加以評議了。
其一說： “庾信文章老更成，淩雲健筆意縱橫。
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
”庾信（五一三&mdash五八一），字子山，南陽新野（今河南新野縣）人，梁代著名宮體詩人庾肩吾之子。
庾肩吾任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
東海徐摛任右衛率。
徐摛子徐陵，與庾信同為抄撰學士。
兩家父子俱供職東宮，出入禁闼，禮遇之隆，無人可比。
他們的文辭都很绮豔，世号“徐庾體”。
庾信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出使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邺下所稱。
還朝為東宮學士，領建康令。
太清二年（五四八），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庾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駐守朱雀航。
侯景一來，他就率衆先退。
台城陷後，他逃江陵。
承聖元年（五五二）梁元帝即位于江陵，庾信任右衛将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侍郎，出使西魏。
值西魏滅梁，被留。
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騎大将軍、開府儀同三司，世稱“庾開府”。
陳朝與北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并許還其舊國。
陳朝請北周遣返王褒、庾信等十餘人，北周武帝隻放還幾個不很出色的人，因看重庾信、王褒的才學不讓他們走。
北周明帝、武帝都很愛好文學，庾信特受重視；趙王、滕王也同他很要好。
庾信善詩賦、骈文。
在梁時作品如《春賦》《七夕賦》《燈賦》《對燭賦》《鴛鴦賦》《蕩子賦》《詠舞》《奉和示内人》等，多寫色情，绮豔輕靡，趣味庸俗。
後入北朝，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小園賦》《枯樹賦》《傷心賦》《拟詠懷》等，感傷遭遇，并對當時社會動亂有所反映，風格也轉為蕭瑟蒼涼。
倪璠撰《庾子山集注》，詳博可用。
對于庾信的生平遭遇及其前後期創作特色有了粗略的了解，就便于研讨“庾信文章老更成”這首絕句了。
那麼，老杜寫作這首詩、這組詩的針對性又是什麼呢？周篆《杜工部詩集集解》說：“此六首蓋為當時之人輕視六朝、初唐，妄以風騷、漢、魏自命而作。
此舉庾信以例其餘，非止謂信也。
下&lsquo楊王盧駱&rsquo亦然。
”江田《杜園說杜》說：“&lsquo流傳賦&rsquo，謂《哀江南賦》也。
文嗤子山，詩謂四傑，當時必有绮麗為嫌而唱為騷雅之制者。
元微之謂&lsquo好古者遺近&rsquo，正是此人；又謂杜陵&lsquo直道當時語&rsquo，正是如此等作也。
”前者認為，這首詩，乃至這組詩，是為時人輕視六朝、初唐，妄以風騷漢魏自命而作；後者認為這種人即元稹所謂“好古者遺近”之流，當時确乎是有的：這都很對。
齊、梁浮靡餘風，像陰霾一樣，籠罩唐初文壇達數十年之久。
号稱“初唐四傑”的王、楊、盧、駱，雖在詩文所采用的題材和所反映的思想感情上顯示了革新的趨勢，但所受齊、梁浮靡餘風的影響仍很嚴重。
陳子昂高挑文學革新的大旗，反對“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的齊、梁詩風，鼓吹恢複風雅和建安文學所代表的現實主義傳統，而且通過自己的創作實踐，顯示了詩文革新運動的實績，為盛唐詩歌的高漲掃清了道路。
但矯枉難免過正，他的作品大多質勝于文，稍嫌枯燥。
李白在《古風》其一中，批評了漢賦以來每況愈下的文學頹風，不恰當地将《詩經》的《大雅》當作最高的标準倡導複古。
其實，他想要恢複的隻是風騷所代表的我國古代的優良文學傳統。
當他具體評價作家作品時，仍然很推崇鮑照、二謝，并且接受了他們的良好影響。
而他自身在詩歌創作上的輝煌成就，就更能雄辯地說明他打着的是複古旗幟，取得的卻是最有時代現實意義的創新。
與老杜一同應天寶六載制舉失利的元結，提倡風雅，反對淫靡詩風，于乾元三年（即上元元年）結《箧中集》，選沈千運等七人詩二十四首，以資标榜，并作《箧中集序》說：“風雅不興，幾及千歲。
&hellip&hellip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為詞，不知喪于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污惑之聲于私室可矣；若今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
吳興沈千運，獨挺于流俗之中，強攘于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為文，皆與時異。
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侶類者，有五六人。
”這一派詩人，有志振興詩道，固然可嘉，但因見偏才弱，建樹無多。
&mdash&mdash回顧了從初唐到老杜寫作《戲為六絕句》時幾位有代表性的詩人的文學見解及其創作實踐，可見重風雅輕六朝是當時文壇頗有影響的思潮。
如此說來，我是不是想從而論證老杜的《六絕》是針對陳子昂到元結重風雅輕六朝的這一思潮而發呢？完全不是。
老杜對他的前輩陳子昂很敬重，評價很高：“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
”（《陳拾遺故宅》）他對他的好友李白更是佩服之至，說他“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韻》），簡直好得無以複加。
此後他看到了元結的《舂陵行》和《賊退示官吏》二詩，深為感動，便寫了《同元使君舂陵行》并序，對之大加贊揚：“不意複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
”又說：“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
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
”他既然真心實意地對陳子昂、李白、元結他們的那些體現風騷優良傳統的詩篇大加肯定，就絕不會對他們有所非議。
那麼，我的用意何在？不過想借以說明：（一）既然重風雅輕六朝是這一曆史時期内文壇上的進步思潮，影響所及，難免會在一部分并無真知灼見、隻是一味趨時的“輕薄”“後生”中間産生盲目複古、全面否定六朝文學的錯誤傾向。
因此，老杜不滿于這些“輕薄”“後生”，并針對這種錯誤傾向進行批駁，不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二）這種重風雅輕六朝的思潮，從總體上看是正确的，對推動唐詩走上反映社會現實、體現時代精神的康莊大道，所起作用極大。
但是作為理論，它本身也确乎存在不小的缺陷。
如前所述，陳子昂在詩歌創作中基本上實踐了他的理論，卻稍嫌枯燥；李白的作品倒是“文質相炳煥”，思想性藝術性大多結合得很好，卻絲毫不像他所标榜的“大雅”，而所受六朝文學的影響又十分明顯：這都是這一思潮在理論上存在着缺陷的表現。
這一思潮，發展到中唐白居易等人所提倡的新樂府運動，理論大備，而缺陷也随之大顯。
白居易認為，從古到唐，在我國無數的詩人和詩歌中，無與倫比的隻是“六義”俱備的《國風》，然後用“六義”這把唯一的尺子去衡量，從而得出每況愈下、一代不如一代的結論：“《國風》變為騷辭，五言始于蘇、李，&hellip&hellip河梁之句，止于傷别；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
然去《詩》未遠，梗概尚存，&hellip&hellip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矣。
晉、宋以還，得者益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于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園。
江、鮑之流，又狹于此。
&hellip&hellip于時六義浸微矣，陵夷矣。
至于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
&hellip&hellip于時六義盡去矣。
”（《與元九書》）就是論及唐代，他也毫不通融：“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鲂有《感興》詩十五首。
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
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
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篇。
至于貫穿今古，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于李。
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lsquo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rsquo之句，亦不過三四十，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同上）在這樣的理論思想指導下，白居易、元稹等人，在元和頭五年（八〇六&mdash八一〇）掀起了新樂府運動，寫作了一批揭露現實的諷喻詩，在我國詩歌史上所起的作用是顯著的。
但由于他們過于強調詩歌的諷喻作用，把詩歌僅僅當作他們政見的“單純的傳聲筒”，當作進谏的一種補充手段，忽視了從文藝的唯一源泉&mdash&mdash生活中去汲取生動豐富的素材和感受，因此他們的諷喻詩（也可說是“谏官的詩”），往往缺乏深切的生活體驗和激情，影響了思想的廣度和深度。
另外，根據這樣的理論去評價詩歌史上的作家作品，問題就更大。
在白居易眼裡，六朝的作品幾乎都要否定。
杜甫的千多首詩，合格的隻有“三四十”。
連屈原“澤畔之吟”也隻得“風人之什二三”，而李白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
這不僅表明他用來衡量詩歌的标準過于窄狹，還進一步顯示出他對最能反映時代精神、同樣富于重大社會意義的積極浪漫主義詩歌流派缺乏應有的理解（詳拙著《唐詩論叢·從元白和韓孟兩大詩派略論中晚唐詩歌的發展》）。
了解了其前其後幾家有繼承性的進步文學主張，然後再來比較《六絕》同這些主張的異同得失，就方便得多。
比如諸家都輕六朝，老杜卻在其一中為“集六朝之大成，而導四傑之先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庾開府集箋注語）的庾信鳴不平，用前幾年常用的話說，這很有點“反潮流的精神”。
現在的問題，不是他敢不敢為庾信鳴不平，而是庾信究竟有什麼地方令他如此折服？還是楊慎回答得好：“庾信之詩為梁之冠冕，啟唐之先鞭。
史評其詩曰&lsquo绮豔&rsquo；杜子美稱之曰&lsquo清新&rsquo，又曰&lsquo老成&rsquo(33)。
绮豔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
餘嘗合而衍之曰：绮多傷質，豔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
子山之詩绮而有質，豔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為老成也。
若元人之詩非不绮豔，非不清新，而乏老成。
宋人詩強作老成态度，而绮豔清新概未之有。
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
不然，則子美何以服之如此。
”（《丹鉛總錄》）郭紹虞先生盛贊“其說入妙，頗得杜甫論詩之旨”，并進一步做了極其透辟的發揮：“杜老詩風，即在能兼&lsquo清新&rsquo&lsquo老成&rsquo二者，故其推尊庾信，亦即在此。
杜之稱嚴武雲：&lsquo詩清立意新。
&rsquo（《奉和嚴
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征者。
仆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
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
一昨于解三處見明公《詠孤桐篇》，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
遂用洗心飾視，發揮幽郁。
不圖正始之音，複睹于茲；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
”而他多年創作的《感遇》三十八首及其他名篇，或諷刺現實、批判時政，或感傷身世、抒發豪情，無不有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性。
他的理論和實踐，猶如動地狂飙，盡掃彌漫唐初詩壇的浮靡餘風，為其後盛唐詩歌的發展清除了道路，功績不小，影響深遠。
韓愈的《薦士》說：“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
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剽盜。
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
後來相繼者，亦各臻阃奧。
”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其八說：“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
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
”以詩論詩難免誇大，而其基本評價卻不為大謬。
大體說來，自古至今，論者對陳子昂在唐詩發展上的開山地位多無異議。
至于談到他對待武後的态度問題，前人的看法就截然不同，分成肯定和否定的兩派。
最早宋朝的晁公武在《郡齋讀書志》中顯斥陳子昂“無風節”。
此派看法，愈演愈烈，到了清代，王士祯說：“（子昂）《上大周受命頌表》一篇、《大周受命頌》四章，其辭谄誕不經。
又有《請追上太原王帝号表》，太原王者，士彟也，此與揚雄《劇秦美新》無異，殆又過之，其下筆時不知世有節義廉恥事矣，子昂真無忌憚之小人哉！詩雖美，吾不欲觀之矣。
”（《帶經堂詩話》）潘德輿甚至将陳子昂連同阮籍一并加以斥責，且對老杜《陳拾遺故宅》“有才繼騷雅”“終古立忠義”雲雲表示不滿：“人與詩，有宜分别觀者。
人品小小缪戾，詩固不妨節取耳。
若其人犯天下之大惡，則并詩不得恕之。
&hellip&hellip以人而論，則籍之黨司馬昭而作勸晉王箋，子昂谄武曌而上書請立武氏九廟，皆小人也。
&hellip&hellip杜公尊子昂詩，至以&lsquo騷雅&rsquo&lsquo忠義&rsquo目之，子烏得異議？曰：子昂之忠義，忠義于武氏者也，其為唐之小人無疑也。
”（《養一齋詩話》）那麼，肯定陳子昂人品的一派，尤其是老杜給予他“終古立忠義”的崇高評價，是不是就錯了呢？對待這樣一個問題，我們也可以這樣回答：武則天在曆史上起過進步作用，指責陳子昂忠于武家而不忠于李家，這看法本身就很封建，對于今天的讀者來說，不僅毫無意義，甚至是可笑的。
這答複當然是對的。
可是武後執政時确有不少希寵幹祿的小人，從陳子昂積極擁護武後建周稱帝的表現看，也并不是毫無可非議之處，所以對于陳子昂的人品，仍須做進一步的研究。
關于這一問題，評論得最早也最具體的是《新唐書·陳子昂傳贊》：“子昂說武後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怪笑。
後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
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為婦人讪侮不用，可謂薦圭璧于房闼，以脂澤污漫之也。
瞽者不見泰山，聾者不聞震霆，子昂之于言，其聾瞽欤？”認為武後很壞，未免帶有偏見。
認為陳子昂“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為婦人讪侮不用”，政治上真是又聾又瞎，教人可怪可笑，這指責雖然極其嚴厲，卻并未懷疑他的人品，把他看成無恥小人。
比較起來，王夫之對陳子昂人品和政治表現的評價最全面也最中肯：“陳子昂以詩名于唐，非但文士之選也，使得明君以盡其才，駕馬周而颉颃姚崇，以為大臣可矣！其論開間道擊吐蕃，既經國之遠猷；且當武氏戕殺諸王、兇威方烈之日，請撫慰宗室，各使自安，撄其虓怒而不畏；抑陳酷吏濫殺之惡，求為伸理，言天下之不敢言，而賊臣兇黨，弗能加害，固有以服其心而奪其魄者，豈冒昧無擇而以身試虎吻哉？故曰：以為大臣任社稷而可也。
載觀武氏之世，人不保其首領宗族者，蔑不岌岌也。
而子昂與蘇安恒、朱敬則、韋安石，皆犯群兇，持正論而不撓；李昭德、魏元忠、李日知，雖貶竄而終不與傅遊藝、王慶之、侯思止、來俊臣等同受顯戮。
由是言之，則武氏雖懷滔天之惡，抑何嘗不可秉正以抑其妄哉？而高宗方沒、中宗初立之際，舉國之臣，縮項容頭，以樂推武氏，廢奪其君，無異議者。
向令有子昂等林立于廷，裴炎、傅遊藝其能仇匿以移九鼎乎？”（《讀通鑒論》）所舉陳子昂的種種政治表現都是事實，王夫之從中看出：一、陳子昂不僅有遠見卓識，而且有勇有謀，善于在險惡的政治情況下進行鬥争，充分顯示出大政治家的才具和品質；二、要是朝廷上像陳子昂這樣的人多了，即使武後不好，還是可以“秉正以抑其妄”的。
私意以為，僅就對陳子昂而論，這兩點看法基本是正确的。
前兩年，我讀《陳子昂集》，發現《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墓志文》如下的一些記述，對研究陳子昂的思想和政治傾向很有幫助：“公諱元敬，&hellip&hellip二十二，鄉貢明經擢第，拜文林郎。
屬憂艱不仕，潛道育德，穆其清風，邦人馴緻，如衆鳥之從鳳也。
時有決訟，不取州郡之命，而信公之言。
四方豪傑，望風景附，朝廷聞名。
或以君為西南大豪，不知深慈恭懿，敬讓以德也。
州将縣長，時或陳議。
青龍癸未，唐曆雲微。
公乃山栖絕谷，放息人事，餌雲母以怡其神，居十八年，玄圖天象，無所不達。
嘗宴坐，謂其嗣子子昂曰：&lsquo吾幽觀大運，賢聖生有萌芽，時發乃茂，不可以智力圖也。
氣同萬裡，而遇合不同，造膝而悖，古之合者，百無一焉。
嗚呼，昔堯與舜合，舜與禹合，天下得之四百餘年。
湯與伊尹合，天下歸之五百年。
文王與太公合，天下順之四百年。
幽曆闆蕩，天紀亂也。
賢聖不相逢，老聃、仲尼，淪溺溷世，不能自昌。
故有國者享年不永，彌四百餘年，戰國如麋，至于赤龍。
赤龍之興四百年，天紀複亂，夷胡奔突，賢聖淪亡，至于今四百年矣。
天意其将周複乎？於戲，吾老矣，汝其志之。
&rsquo太歲己亥，享年七十有四；七月七日己未，隐化于私館。
&hellip&hellip是歲十月己酉，遂開拭舊茔，奉甯神于此山石佛谷之中岡也，銘曰&hellip&hellip”陳子昂父陳元敬卒于聖曆二年己亥（六九九），時年七十四歲，則“二十二，鄉貢明經擢第”當在貞觀二十一年（六四七）。
随即拜文林郎，後因丁憂不仕。
但真正決心歸隐卻在“青龍癸未”弘道元年（六八三）高宗逝世、“唐曆雲微”之際。
由此可見陳元敬是堅決反對武後擅權的。
既然陳元敬反對武後的政治态度是這樣地堅決，後來又對陳子昂講過當時正值天紀複亂、賢聖不相逢、不可以智力圖之的大道理，而且要陳子昂記在心裡，那麼，當聖曆二年十月作此墓志文之時，亦即陳子昂積極從政多年而終告失敗之後，他竟不憚時議，提起這段往事，并在銘中給他父親以極高的評價，甚至以孔子、商山四皓與之相比：“賢者避地，邈其往兮。
鳳兮鳳兮，誰能象兮！嗚呼我君，懷寶不試，孰知其深廣兮！悠悠白雲，自怡養兮。
大運不齊，賢聖罔象兮。
南山四君，不遭漢天子，固亦商丘之遺壤兮。
”肯定父親的見機識時，就是承認自己不顧天運欲以智力圖之的無知和勞而無功。
這豈不表明陳子昂開初的竭誠“以王者之術勉”武後，确乎如王夫之所說，是有意識地在“秉正以抑其妄”麼？這樣看來，譏笑“子昂之于言，其聾瞽欤！”，罵他是“真無忌憚之小人”，都未免太冤枉他；而老杜說他“終古立忠義”，倒是最知其用心良苦的了。
或者說，《陳子昂集》有《送吉州杜司戶審言序》，對杜審言的文才推崇備至：“杜司戶炳靈翰林，研幾策府；有重名于天下，而獨秀于朝端。
徐陳應劉，不得劘其壘；何王沈謝，适足靡其旗。
”老杜的《壯遊》“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顯系受序中“徐陳應劉，不得劘其壘”的影響，可見他對這序很熟習，對陳子昂同他祖父的關系很清楚。
老杜的封建感情頗強烈，因此他對其世交前輩陳子昂的評價難免過當，不足為憑。
這話不無道理，比如他祖父杜審言的友人宋之問，傾心媚附武後的寵幸張易之，“至為易之奉溺器”，“天下醜其行”（《新唐書·宋之問傳》），但他在《過宋員外之問舊莊》詩中，還對宋之問，表示通家晚輩深深的憑吊、感歎之意。
雖然如此，每當涉及重大政治問題時，他還是很謹慎的。
第一章第二節中曾經談到，他祖父杜審言交接張易之、張昌宗兄弟，人品比沈佺期、宋之問他們稍微好一些，也不算很高尚。
老杜很敬佩他祖父的文學成就，常以他家有他祖父所開創的詩歌傳統而自豪。
可是，當他認真評論曆史時，卻直言不諱地指出：“往者武後朝，引用多寵嬖。
”（《八哀詩·贈秘書監彙夏李公邕》）這“寵嬖”即指二張之流。
他對他祖父的政治表現，不可能也不敢有任何微辭，心裡還是有看法的，起碼會感到與這些“寵嬖”有牽連未免窩囊。
又說開元二十九年老杜漫遊齊魯之後歸洛陽，築陸渾莊于首陽山下。
這年寒食，他為文祭遠祖杜預而不祭祖父杜審言，可見遠祖和祖父在他心中所占的地位是不同的。
對自己的祖父尚且如此，要是他心裡真認為陳子昂在“往者武後朝，引用多寵嬖”時德行有虧，今來故宅遊覽，即使要作詩，他盡可像《過宋員外之問舊莊》那樣，深緻通家晚輩憑吊、感歎之意即可，又何必發違心之論呢？要知道，老杜是忠于李唐王室而明确表示不滿武後的。
站在他的立場，哪會輕易以“忠義”許人？要是我前面所作關于陳子昂人品和政治表現的探索差可成立，那麼老杜可算是最早的最理解陳子昂的了。
陳子昂曾為右衛胄曹參軍、右拾遺，老杜曾為右衛率府兵曹參軍、左拾遺，這偶然的近似，可資談助。
在射洪他還寫作了《谒文公上方》和《奉贈射洪李四丈》二詩。
前者首記上方景象，次贊文公道行，末叙來谒欲皈依佛法之意。
此詩不甚佳，蘇轼卻稱道其中“王侯與蝼蟻，同盡随丘墟。
原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及其他詩句，以為據此“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見《東坡題跋》）。
王嗣奭說：“王侯與蟻同盡，不過襲《莊》《列》語；&lsquo願聞第一義&rsquo，亦禅門常談。
東坡以此四句蔔得其道，此窺公之淺者。
餘讀公詩，見道語不一而足，而公亦不自知也，非以學佛得之。
平生饑餓窮愁，無所不有，天若有意煅煉之；而動心忍性，天機自露，如鐵以百煉而成鋼，所存者鐵之筋也，千年不磨矣。
”強調老杜對哲理的領悟主要得力于人生曆練而不是學佛，這是很有見地的。
《奉贈射洪李四丈》說：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
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
南京亂初定，所向色枯槁。
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秋草。
東征下月峽，挂席窮海島。
萬裡須十金，妻孥未相保。
蒼茫風塵際，蹭蹬骐老。
志士懷感傷，心胸已傾倒。
”詩題下自注李四字“明甫”。
這詩首四句如謠諺，叙二人相見雖晚卻甚相得。
次歎成都經亂，草堂不可複居；欲出三峽，又苦無川資。
末以骐自喻，志士謂李；一蹭蹬，一感傷，遭遇相同，意氣故相投。
這兩首詩，略見老杜在射洪的行蹤、交往和思想情況。
老杜前在梓州作《悲秋》說“始欲投三峽”，今又說“東征下月峽”，可見他當時攜眷出峽的念頭很強烈，隻因無錢未能成行。
七 “此行疊壯觀” 為了排遣客愁，當他在射洪稍作勾留之後，并未馬上返回梓州，又繼續隻身到通泉遊覽去了。
唐通泉縣（元并入射洪縣）故治在梓州東南一百三十裡。
有通泉山，東臨涪江，絕壁二十餘丈，水從山頂湧出，下注于江，風景幽美。
老杜離射洪赴通泉遊覽當在這年十一月。
他的《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記沿途旅行情況甚詳： “将老憂貧窭，筋力豈能及？征途乃侵星，得使諸病入。
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
俶裝逐徒旅，達曙淩險澀。
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
仆夫行不進，驽馬若維絷。
汀洲稍疏散，風景開怏悒。
空慰所尚懷，終非曩遊集。
衰顔偶一破，勝事難屢挹。
茫然阮籍途，更灑楊朱泣。
”申涵光于首段頗有得：“少時謀生頗易，然正爾負氣，豈屑及此？至老方憂，已無可奈何矣。
起語怅然。
&lsquo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
&rsquo他人不肯自言，然正是高處。
”窮難自立，饑餒依人，隻好整理行裝，搭伴趕路。
正如鮑照在《上浔陽還都道中》說的那樣，我“侵星赴早路”，到天亮，已經走了好一段險阻的路程。
霧大寒日出得遲，清江拐過山根激起了急流。
仆夫走不動，驽馬像給繩索絆住似的，這路真難走！來到汀洲這邊，風景疏散，開豁了我郁悒的胸襟。
此處差堪慰懷，可惜已無曩日遊興。
何況衰顔暫破，前面恐無勝境，終不免阮籍窮途之哭、楊朱歧路之悲了。
&mdash&mdash這詩抒情真摯，叙事親切，非徒“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寫景入妙。
途中他又作《通泉驿南去通泉縣十五裡山水作》： “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
冬溫蚊蚋集，人遠凫鴨亂。
登頓生曾陰，欹傾出高岸。
驿樓衰柳側，縣郭輕煙畔。
一川何绮麗，盡日窮壯觀。
山色遠寂寞，江光夕滋漫。
傷時愧孔父，去國同王粲。
我生苦飄零，所曆有嗟歎。
”所發感慨雖是實情，惜流于一般，不見精彩，而寫溪行所見卻别饒意趣。
今天好大的霧，到中午才散，一路之上在霧中行走，連衣服都潮濕了。
這裡地氣很暖和，雜草中還集聚着蚊蚋。
這裡遠離人境，野鴨子到處亂飛。
霧收了，一會兒晴一會兒陰。
山路崎岖，爬上爬下。
到了通泉驿，驿樓就在那株衰柳旁邊；從這裡，可以隐隐約約地望見那輕煙缭繞的江畔城郭了。
遠處的山色顯得很寂寞，涪江江水在夕陽下閃閃發光，這景色多美多壯觀啊！&mdash&mdash王維《山中》“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與此詩“溪行衣自濕”意近，但前者空靈有韻緻，後者質樸而與行旅風塵之感協調。
當時通泉縣城裡還保存着郭元振在此做縣尉時住過的故宅，老杜去憑吊了，作詩甚贊郭元振當機立斷、佐玄宗撲滅太平公主一黨的豐功偉績：“定策神龍後，宮中翕清廓。
俄頃辯尊親，指揮存顧托。
群公有慚色，王室無削弱。
迥出名臣上，丹青照台閣。
我行得遺迹，池館皆疏鑿。
壯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
”（《過郭代公故宅》）指出“臨事斷”是郭元振得以成功的主要性格特點，這是很有見地的。
老杜來通泉縣的另一收獲是得以觀賞薛稷書畫真迹。
薛稷（六四九&mdash七一三），字嗣通，蒲州汾陰（今山西萬榮西）人。
隋代著名詩人薛道衡的曾孫。
官至太子少保、禮部尚書，人稱“薛少保”。
曾從外祖魏征家見虞世南、褚遂良法書，精勤臨仿，遂以擅書名世。
其書法得于褚為多，故當時有“買褚得薛，不失其節”之說。
後人把他與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并稱為唐初四大書家。
兼畫人物、佛像、鳥獸、樹石，畫鶴尤為生動，時稱一絕。
碑刻有《升仙太子碑》碑陰題名及《信行禅師碑》。
老杜在通泉縣見到的是薛稷為這裡的慧普寺寫的一塊匾額和畫的一面壁畫。
他觀看後有所感觸，作《觀薛稷少保書畫壁》(31)說：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
惜哉功名忤，但見書畫傳。
我遊梓州東，遺迹涪水邊。
畫藏青蓮界，書入金榜懸。
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
郁郁三大字，蛟龍岌相纏。
(32)又揮西方變，發地扶屋椽。
慘澹壁飛動，到今色未填。
此行疊壯觀，郭薛俱才賢。
不知百載後，誰複來通泉？”薛稷詩《全唐詩》存十四首，其中《早春魚亭山》“白雲自高妙，裴回空山曲。
陽林花已紅，寒澗苔未綠”，《春日登樓野望》“野外煙初合，樓前花正飛”雲雲，清新可誦。
而老杜所稱道的“陝郊篇”即《秋日還京陝西十裡作》，确乎很有古風：“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
隔河望鄉邑，秋風水增波。
西登鹹陽途，日暮憂思多。
傅岩既纡郁，首山亦嵯峨。
操築無昔老，采薇有遺歌。
客遊節回換，人生知幾何？”老杜見此詩頗含政治隐憂，想到他終坐太平公主事賜死于萬年獄，就不覺歎惜他功名幻滅，僅有書畫傳世了。
“西方變”，指這面從牆根高達屋椽的大壁畫中所描繪的佛教神變故事。
《輿地紀勝》載：薛稷書“慧普寺”三字，徑三尺許，在通泉縣慶善寺聚古堂。
仇注：“趙曰：稷書&lsquo慧普寺&rsquo三字，乃真書，傍有赑屃纏捧，此其&lsquo蛟龍岌相纏&rsquo也。
稷所畫西方變相則亡。
”據老杜所述，稷書寺名三字已制成金匾；變相是粉壁墨繪，未着色。
老杜前不久在射洪陳子昂故居見到郭元振的題壁，現在又見到了薛稷的書畫，他真為“此行疊壯觀”而深感慶幸。
他想：百年之後，又有誰來通泉觀賞這些書畫神品呢？那時，這些書畫還有嗎？&hellip&hellip他不勝迷惘。
《曆代名畫記》載：薛稷尤善花鳥人物雜畫，畫鶴知名。
屏風六扇鶴樣，自稷始。
《名畫錄》載：今秘書省有稷畫鶴，時号一絕（另有落星石、賀知章草書、郎餘令畫鳳，合此相傳号省内四絕，見《南部新書》）。
又蜀郡亦有鶴，并佛像、菩薩、青牛等傳于世，并居神品。
《封氏聞見記》載：今尚書省考功員外郎廳有稷畫鶴，宋之問為贊。
工部尚書廳有稷畫樹石。
東京尚書坊岐王宅亦有稷畫鶴，皆稱精絕。
通泉縣署屋壁也有薛稷畫的鶴。
可惜華堂傾覆，壁畫曝落，任憑風吹雨打，老杜見了，有感而作《通泉縣署壁後薛少保畫鶴》：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
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
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
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
萬裡不以力，群遊森會神。
威遲白鳳态，非是倉鹒鄰。
高堂未傾覆，常得慰嘉賓。
曝露牆壁外，終嗟風雨頻。
赤霄有真骨，恥飲洿池津。
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
”《晉永嘉郡記》：沐溪野去青田九裡，此中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隻餘父母一雙在原地，精白可愛，多雲神仙所養。
“倉鹒”，亦作倉庚，即黃莺。
此詩甚佳。
仇兆鳌說：“此從畫壁生慨。
壁經風雨，在畫鶴終當滅迹。
然看赤霄冥舉，即真鶴有時遁形。
凡物皆當曠觀矣。
”楊倫說：“言此地既無人知賞，鶴亦将破壁而飛去矣。
兼帶自寓意。
”日曬雨淋，畫鶴終将泯滅，作如是觀，既能排遣抱憾之情，複有寄托，意故深厚。
如果僅說這些曝露于外的畫鶴終當破壁飛去，口吻近谑，意義也就淺了。
老杜這次射洪、通泉之行，非止為覽江山之勝，亦為憑吊前賢、觀賞真迹而來。
蔣弱六說：“&lsquo高堂未傾覆&rsquo，不顧署中人忌耶！明是惡其曝露，不勝感憤耳。
”古往今來，珍貴文物不知毀壞多少！官場中人，所見惟利祿，哪将名畫放在眼裡？老杜的感憤是可以理解的。
雖然如此，他跟這個縣的縣令姚某依然很要好。
當時縣裡來了個貴客王侍禦，想他已受到姚令的多次盛情款待，就在涪江邊的東山最高頂設宴作為答謝。
晚上，接着又攜酒請原班人馬乘船泛江作樂。
老杜也出席作陪，作《陪王侍禦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攜酒泛江》說： “姚公美政誰與俦？不減昔時陳太丘。
邑中上客有柱史，多暇日陪骢馬遊。
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郭銷我憂。
清江白日落欲盡，複攜美人登彩舟。
笛聲憤怨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
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
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
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
請公臨深莫相違，回船罷酒上馬歸。
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露沾人衣。
”後漢陳寔為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
以陳太丘稱譽姚通泉，老杜吹捧起人來，也是蠻厲害的。
這幾天老杜在通泉做客，承姚令接待，無力設宴答謝，隻好美言幾句；未能免俗，不必深責。
這詩很寫實，可見當時官場應酬的一斑。
《舊唐書·職官志》載：“侍禦史四員（從六品下），掌糾舉百寮，推鞫獄訟。
”侍禦史既然有糾舉百寮的職責，如今來到郡縣，卻和接受考核的地方官夜以繼日地攜妓飲宴，樂而忘返，這真是對封建政治和職官設置的莫大諷刺！老杜還有首《陪王侍禦宴通泉東山野亭》詩，颔聯雲：“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這王侍禦當是老杜在長安的舊相識，所以顯得比旁人親近些。
老杜在通泉盤桓了一些日子，眼看又将歲暮，想必就返回梓州，與家人團聚過年去了。
八 “轉益多師是汝師” 老杜《戲為六絕句》的寫作年代不詳；從說話的口氣看，當是晚年之作。
杜集編年諸本，多置于上元二年，《讀杜心解》及馮至編選，浦江清、吳天五合注的《杜甫詩選》則置于寶應元年，這時老杜年已五十，大緻不差。
姑從後說，贅于這年詩作之末，稍加介紹。
郭紹虞先生撰《杜甫戲為六絕句集解》，征引繁富，剖析細緻，案斷中肯。
發端于分類加評羅列概論《六絕》諸說之後，自作小結說：“此《六絕》主旨，昔賢均謂為論詩，惟黃鶴以為論文，宗廷輔以為第一首論賦，第二首論文，第三首始論詩，以下諸首則彙而論文。
其說與諸家異。
案：第二首與第三首均論初唐四傑，兩首意思本屬一貫，必欲離而為二，似亦有所未安。
且元好問《論詩三十首》之論潘嶽，謂&lsquo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甯複見為人。
高情千古《閑居賦》，争信安仁拜路塵。
&rsquo其論陸機亦有&lsquo鬥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于潘&rsquo之語。
使以宗說繩之，得勿謂此三十首不盡論詩耶？須知杜甫《六絕》意在針砭後生，庾信、四子不過借以發意，無論論詩論文，正不必拘泥求之。
且即使杜甫本意以第一第二兩首為分指賦予文而言，亦未嘗不可窺其論詩宗旨與詩學所詣。
蓋論體雖别，究理則通也。
故解此《六絕》，與其着眼于所論之體，無甯注意于其作之之動機。
由其所以作此《六絕》之動機言，要不外上述三說：其謂為寓言自況者，以為嫌于自許，故曰戲。
其謂為告誡後生者，以為語多諷刺，故曰戲，亦有以為&lsquo戲&rsquo字僅指第一首言者。
其謂為自述論詩宗旨者，則又以為詩忌議論，故曰戲；或以為此輩不足論文，故曰戲。
實則上述諸說皆有可通。
杜甫作此《六絕》之動機，或誠不免因于蚍蜉撼樹之輩好為謗傷，有所激發，遂托于庾信、四子以寓其意，則對于後生之輕侮老成，自不禁有深惡痛絕之辭。
因指斥而又告誡之，教誨之，則于指點之中，而論詩宗旨亦自然流露矣。
論詩宗旨既已全盤托出，則此即杜甫一生學詩蕲向所在。
謂為自況，亦未為非。
”所論甚是。
《六絕》的寫作動機及其主旨既已有了較全面較正确的了解，現在就好逐一加以評議了。
其一說： “庾信文章老更成，淩雲健筆意縱橫。
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
”庾信（五一三&mdash五八一），字子山，南陽新野（今河南新野縣）人，梁代著名宮體詩人庾肩吾之子。
庾肩吾任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
東海徐摛任右衛率。
徐摛子徐陵，與庾信同為抄撰學士。
兩家父子俱供職東宮，出入禁闼，禮遇之隆，無人可比。
他們的文辭都很绮豔，世号“徐庾體”。
庾信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出使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邺下所稱。
還朝為東宮學士，領建康令。
太清二年（五四八），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庾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駐守朱雀航。
侯景一來，他就率衆先退。
台城陷後，他逃江陵。
承聖元年（五五二）梁元帝即位于江陵，庾信任右衛将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侍郎，出使西魏。
值西魏滅梁，被留。
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騎大将軍、開府儀同三司，世稱“庾開府”。
陳朝與北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并許還其舊國。
陳朝請北周遣返王褒、庾信等十餘人，北周武帝隻放還幾個不很出色的人，因看重庾信、王褒的才學不讓他們走。
北周明帝、武帝都很愛好文學，庾信特受重視；趙王、滕王也同他很要好。
庾信善詩賦、骈文。
在梁時作品如《春賦》《七夕賦》《燈賦》《對燭賦》《鴛鴦賦》《蕩子賦》《詠舞》《奉和示内人》等，多寫色情，绮豔輕靡，趣味庸俗。
後入北朝，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小園賦》《枯樹賦》《傷心賦》《拟詠懷》等，感傷遭遇，并對當時社會動亂有所反映，風格也轉為蕭瑟蒼涼。
倪璠撰《庾子山集注》，詳博可用。
對于庾信的生平遭遇及其前後期創作特色有了粗略的了解，就便于研讨“庾信文章老更成”這首絕句了。
那麼，老杜寫作這首詩、這組詩的針對性又是什麼呢？周篆《杜工部詩集集解》說：“此六首蓋為當時之人輕視六朝、初唐，妄以風騷、漢、魏自命而作。
此舉庾信以例其餘，非止謂信也。
下&lsquo楊王盧駱&rsquo亦然。
”江田《杜園說杜》說：“&lsquo流傳賦&rsquo，謂《哀江南賦》也。
文嗤子山，詩謂四傑，當時必有绮麗為嫌而唱為騷雅之制者。
元微之謂&lsquo好古者遺近&rsquo，正是此人；又謂杜陵&lsquo直道當時語&rsquo，正是如此等作也。
”前者認為，這首詩，乃至這組詩，是為時人輕視六朝、初唐，妄以風騷漢魏自命而作；後者認為這種人即元稹所謂“好古者遺近”之流，當時确乎是有的：這都很對。
齊、梁浮靡餘風，像陰霾一樣，籠罩唐初文壇達數十年之久。
号稱“初唐四傑”的王、楊、盧、駱，雖在詩文所采用的題材和所反映的思想感情上顯示了革新的趨勢，但所受齊、梁浮靡餘風的影響仍很嚴重。
陳子昂高挑文學革新的大旗，反對“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的齊、梁詩風，鼓吹恢複風雅和建安文學所代表的現實主義傳統，而且通過自己的創作實踐，顯示了詩文革新運動的實績，為盛唐詩歌的高漲掃清了道路。
但矯枉難免過正，他的作品大多質勝于文，稍嫌枯燥。
李白在《古風》其一中，批評了漢賦以來每況愈下的文學頹風，不恰當地将《詩經》的《大雅》當作最高的标準倡導複古。
其實，他想要恢複的隻是風騷所代表的我國古代的優良文學傳統。
當他具體評價作家作品時，仍然很推崇鮑照、二謝，并且接受了他們的良好影響。
而他自身在詩歌創作上的輝煌成就，就更能雄辯地說明他打着的是複古旗幟，取得的卻是最有時代現實意義的創新。
與老杜一同應天寶六載制舉失利的元結，提倡風雅，反對淫靡詩風，于乾元三年（即上元元年）結《箧中集》，選沈千運等七人詩二十四首，以資标榜，并作《箧中集序》說：“風雅不興，幾及千歲。
&hellip&hellip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為詞，不知喪于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污惑之聲于私室可矣；若今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
吳興沈千運，獨挺于流俗之中，強攘于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為文，皆與時異。
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侶類者，有五六人。
”這一派詩人，有志振興詩道，固然可嘉，但因見偏才弱，建樹無多。
&mdash&mdash回顧了從初唐到老杜寫作《戲為六絕句》時幾位有代表性的詩人的文學見解及其創作實踐，可見重風雅輕六朝是當時文壇頗有影響的思潮。
如此說來，我是不是想從而論證老杜的《六絕》是針對陳子昂到元結重風雅輕六朝的這一思潮而發呢？完全不是。
老杜對他的前輩陳子昂很敬重，評價很高：“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
”（《陳拾遺故宅》）他對他的好友李白更是佩服之至，說他“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韻》），簡直好得無以複加。
此後他看到了元結的《舂陵行》和《賊退示官吏》二詩，深為感動，便寫了《同元使君舂陵行》并序，對之大加贊揚：“不意複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
”又說：“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
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
”他既然真心實意地對陳子昂、李白、元結他們的那些體現風騷優良傳統的詩篇大加肯定，就絕不會對他們有所非議。
那麼，我的用意何在？不過想借以說明：（一）既然重風雅輕六朝是這一曆史時期内文壇上的進步思潮，影響所及，難免會在一部分并無真知灼見、隻是一味趨時的“輕薄”“後生”中間産生盲目複古、全面否定六朝文學的錯誤傾向。
因此，老杜不滿于這些“輕薄”“後生”，并針對這種錯誤傾向進行批駁，不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二）這種重風雅輕六朝的思潮，從總體上看是正确的，對推動唐詩走上反映社會現實、體現時代精神的康莊大道，所起作用極大。
但是作為理論，它本身也确乎存在不小的缺陷。
如前所述，陳子昂在詩歌創作中基本上實踐了他的理論，卻稍嫌枯燥；李白的作品倒是“文質相炳煥”，思想性藝術性大多結合得很好，卻絲毫不像他所标榜的“大雅”，而所受六朝文學的影響又十分明顯：這都是這一思潮在理論上存在着缺陷的表現。
這一思潮，發展到中唐白居易等人所提倡的新樂府運動，理論大備，而缺陷也随之大顯。
白居易認為，從古到唐，在我國無數的詩人和詩歌中，無與倫比的隻是“六義”俱備的《國風》，然後用“六義”這把唯一的尺子去衡量，從而得出每況愈下、一代不如一代的結論：“《國風》變為騷辭，五言始于蘇、李，&hellip&hellip河梁之句，止于傷别；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
然去《詩》未遠，梗概尚存，&hellip&hellip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矣。
晉、宋以還，得者益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于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園。
江、鮑之流，又狹于此。
&hellip&hellip于時六義浸微矣，陵夷矣。
至于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
&hellip&hellip于時六義盡去矣。
”（《與元九書》）就是論及唐代，他也毫不通融：“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鲂有《感興》詩十五首。
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
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
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篇。
至于貫穿今古，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于李。
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lsquo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rsquo之句，亦不過三四十，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同上）在這樣的理論思想指導下，白居易、元稹等人，在元和頭五年（八〇六&mdash八一〇）掀起了新樂府運動，寫作了一批揭露現實的諷喻詩，在我國詩歌史上所起的作用是顯著的。
但由于他們過于強調詩歌的諷喻作用，把詩歌僅僅當作他們政見的“單純的傳聲筒”，當作進谏的一種補充手段，忽視了從文藝的唯一源泉&mdash&mdash生活中去汲取生動豐富的素材和感受，因此他們的諷喻詩（也可說是“谏官的詩”），往往缺乏深切的生活體驗和激情，影響了思想的廣度和深度。
另外，根據這樣的理論去評價詩歌史上的作家作品，問題就更大。
在白居易眼裡，六朝的作品幾乎都要否定。
杜甫的千多首詩，合格的隻有“三四十”。
連屈原“澤畔之吟”也隻得“風人之什二三”，而李白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
這不僅表明他用來衡量詩歌的标準過于窄狹，還進一步顯示出他對最能反映時代精神、同樣富于重大社會意義的積極浪漫主義詩歌流派缺乏應有的理解（詳拙著《唐詩論叢·從元白和韓孟兩大詩派略論中晚唐詩歌的發展》）。
了解了其前其後幾家有繼承性的進步文學主張，然後再來比較《六絕》同這些主張的異同得失，就方便得多。
比如諸家都輕六朝，老杜卻在其一中為“集六朝之大成，而導四傑之先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庾開府集箋注語）的庾信鳴不平，用前幾年常用的話說，這很有點“反潮流的精神”。
現在的問題，不是他敢不敢為庾信鳴不平，而是庾信究竟有什麼地方令他如此折服？還是楊慎回答得好：“庾信之詩為梁之冠冕，啟唐之先鞭。
史評其詩曰&lsquo绮豔&rsquo；杜子美稱之曰&lsquo清新&rsquo，又曰&lsquo老成&rsquo(33)。
绮豔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
餘嘗合而衍之曰：绮多傷質，豔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
子山之詩绮而有質，豔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為老成也。
若元人之詩非不绮豔，非不清新，而乏老成。
宋人詩強作老成态度，而绮豔清新概未之有。
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
不然，則子美何以服之如此。
”（《丹鉛總錄》）郭紹虞先生盛贊“其說入妙，頗得杜甫論詩之旨”，并進一步做了極其透辟的發揮：“杜老詩風，即在能兼&lsquo清新&rsquo&lsquo老成&rsquo二者，故其推尊庾信，亦即在此。
杜之稱嚴武雲：&lsquo詩清立意新。
&rsquo（《奉和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