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轉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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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丞西城晚眺》）稱孟浩然雲：&lsquo清詩句句盡堪傳。
&rsquo（《解悶》）此清新之說。
至其《敬贈鄭谏議十韻》詩所謂&lsquo毫發無遺憾，波瀾獨老成&rsquo者，則又老成之義。
是亦杜甫論詩兼主&lsquo清新&rsquo&lsquo老成&rsquo二者之證。
此即求之《六絕句》中亦可得其解。
清新之意，所謂&lsquo清詞麗句必為鄰&rsquo也；老成之說，又所謂&lsquo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鲸魚碧海中&rsquo也。
蓋&lsquo清新&rsquo&lsquo老成&rsquo二者相反而适以相成。
而其所以相成，所以能兼之之故，要又在&lsquo不薄今人愛古人&rsquo一語。
&hellip&hellip&lsquo不薄今人&rsquo，則齊、梁以來悉在可師之列；&lsquo愛古人&rsquo，則漢、魏以上更為淵源所自。
師齊、梁，所以取其清新；親風雅，又所以法其老成。
蕭子顯雲：&lsquo若無新變，不能代雄。
&rsquo（《南齊書·文學傳論》）此齊、梁間詩之所以趨于清新。
陳子昂雲：&lsquo竊思古人，常恐逶迤頹廢，風雅不作。
&rsquo（《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此唐詩之所以返于老成。
此所以清新而又老成之境界，正須從&lsquo不薄今人愛古人&rsquo中來也。
不明此意，則杜氏論詩宗旨不得而知，而此《六絕句》亦無從獲解。
”此外，我們還應注意到“庾信文章老更成，淩雲健筆意縱橫”二句，還有吳見思《杜詩論文》所說的這一層意思：“庾信之才老而更成，其高峻則筆勢淩雲，其闊大則意思縱橫也。
”“&lsquo老成&rsquo，字本相連，插一&lsquo更&rsquo字，便見少作固佳，晚作益進。
”（黃生語）何以能如此？答案仍可從老杜的《詠懷古迹》其一中找到：“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庾信早年在文學創作上已經成熟，後來親身經曆了戰亂和梁亡的大變故，對社會現實有較清醒較深刻的認識，又屈仕北朝，雖位望通顯，卻常有鄉關之思，這就使得他晚年寫的詩賦既有較高的藝術性，又有較充實的内容和真情實感。
可見老杜說“庾信文章老更成，淩雲健筆意縱橫”，是看到了他“平生最蕭瑟”的生活經曆對其文學成就的重大決定作用。
這種重視生活體驗、重視思想性與藝術性結合的看法，從創作理論的高度看，無疑是十分正确的。
我們今天充分肯定：（一）庾信在其“暮年詩賦”，如《哀江南賦》《傷心賦》《小園賦》《枯樹賦》和《拟詠懷》等作品中，以精湛圓熟的藝術，揭露了梁統治集團的腐敗，反映了人民的苦難，表現了他那不無愛國因素的“鄉關之思”；（二）由于他特殊的經曆，在他後期的作品中，将偏于“文”的南朝文風和偏于“質”的北朝文風結合起來，最先體現了南北文風的交流，為唐詩的健康發展開了先河。
因此，從評價作家作品和研究文學史的角度看，老杜以筆勢高峻“淩雲”、意思闊大“縱橫”的評語高度評價庾信及其“老更成”的“文章”，諷刺那些“嗤點流傳賦”的“後生”未必能令“前賢”折服，同樣是十分正确的。
其二說：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三人簡介詳第十一章第十三節。
楊炯（六五〇&mdash？），華陰（今陝西華陰縣）人，“初唐四傑”之一。
顯慶六年（六六一）舉神童，授校書郎。
永隆二年（六八一），皇太子釋奠，表豪俊充崇文館學士，有司薦楊炯及崔融等出任。
遷詹事司直。
則天初，坐從父弟神讓從徐敬業反，出為梓州司法參軍。
秩滿遷盈川令，卒于官。
中宗時贈著作郎。
楊炯恃才傲物，每恥朝士矯飾，呼為“麒麟楦”，或問之，答道：“今假弄麒麟戲者，必刻畫其形覆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為時所忌。
初赴盈川任，張說曾作《别盈川箴》贈别，戒其勿驕勿苛說：“才勿驕吝，政勿苛煩，明神是福，而小人不冤。
”到官，果以嚴酷稱，吏稍不如意，即杖殺之。
當時已有“四傑”之稱。
他曾向人表示：“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
”張說很贊賞楊炯的文才，說：“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
既優于盧亦不減王。
&lsquo恥居王後&rsquo，信然；然&lsquo愧在盧前&rsquo，謙也。
”有《楊盈川集》。
老杜在《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中隻提到“四傑”中的三傑而以富嘉谟替代楊炯：“舉天悲富駱，近代惜盧王”，其所以如此，私意以為實出于其他考慮，并無輕視楊炯文學成就之意（詳第十一章第十三節）。
除了這首論詩絕句，老杜還在晚年作的《八哀詩·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中提到了楊炯：“論文到崔（融）蘇（味道），指盡流水逝。
近伏盈川（指楊炯）雄，未甘特進（指李峤）麗。
&hellip&hellip例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
”老杜當年在齊州與李邕重逢，李邕曾跟他縱論了前輩名家詩文，贊揚楊炯詩文雄健，不滿意李峤的華麗，尤其稱贊他祖父杜審言的詩作。
他“于表揚先世處尤緻低徊”（楊倫語），既然楊炯和杜審言都得到李邕的好評，他無疑也贊同李邕對楊炯的評價。
可見他在寄高、岑的那首詩中不提楊炯，确乎并無看輕其文學成就的意思。
李邕說他“近伏盈川雄”，是就楊炯詩文二者而言（甚至還可以說着眼點在文而不在詩）。
不過，若從楊炯現存不多的詩作中拈出這首《從軍行》來，也多少能見作者風格的雄健：“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辭鳳阙，鐵騎繞龍城。
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
甯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林庚先生甚賞其《骢馬》中“秋風鑄馬鞭”這句詩。
這是五律頸聯的對句，上聯是“夜玉妝車軸”，“秋風”一作“秋金”。
光從對仗的妥帖着眼，“金”對“玉”似切。
但論其藝術效果，仍以“秋風”為優。
秋風又叫金風，在古人的觀念中，是一種肅殺之氣。
以秋風鑄馬鞭，對馬對人都會是莫大的警策，構思亦巧，殊覺可喜。
又，五排《送劉校書從軍》：“天将下三宮，星門召五戎。
坐謀資廟略，飛檄伫文雄。
赤土流星劍，烏号明月弓。
秋陰生蜀道，殺氣繞湟中。
風雨何年别，琴尊此日同。
離亭不可望，溝水自西東。
”五絕《夜送趙縱》：“趙氏連城璧，由來天下傳。
送君還舊府，明月滿前川。
”也很雄健。
雖然如此，他傳下來脍炙人口的佳作遠較其餘三傑少，成就也較小。
《聞一多全集·四傑》頗多創見：（一）四傑雖都在唐詩開創期中負起了時代使命，但并非一個單純的統一的宗派，而是一個大宗派中包孕着兩個小宗，而兩個小宗之間，異多于同。
（二）就年紀而論，盧、駱比王、楊平均約大十歲，他們簡直可算作兩輩子人。
就性格而論，前二人真“浮躁”，後二人較“沉靜”。
（三）兩派成就亦異。
“盧、駱的歌行是用鋪張揚厲的賦法膨脹過了的樂府新曲，而樂府新曲又是宮體詩的一種新發展，所以盧、駱實際上是宮體詩的改造者。
他們都曾經是兩京和成都市中的輕薄子，他們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縱改造宮廷的堕落，以大膽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縮，所以他們的歌聲需要大開大阖的節奏，他們必須以賦為詩。
&hellip&hellip王、楊的時代是從台閣移至江山與塞漠。
台閣上隻有儀式的應制，有&lsquo句繪章，揣合低卬&rsquo。
到了江山與塞漠，才有低徊與怅惘，嚴肅與激昂，例如王的《别薛升華》《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和楊的《從軍行》《紫骝馬》一類的抒情詩。
&hellip&hellip五言八句的五律，到王、楊才正式成為定型，同時完整的真正唐音的抒情詩也是這時才出現的。
”聞先生以詩人的敏感和學者的嚴謹仔細考察盧、駱和王、楊及其文學成就的不同，見解新穎而正确。
但是，以為應該仿“前七子”“後七子”的例，稱盧、駱為“前二傑”，王、楊為“後二傑”，則大可不必。
因為把他們四人放在文學史的曆史長河中看，約莫十年的年齡上的差異，和創作路數的不同，就會相應地變得不很顯眼，而他們從不同方面，從形式到内容，開始改變初唐浮靡詩風所取得的實績和所産生的巨大影響，卻是相同的。
此外，他們在詩文理論上都有所建樹，這也不容忽視。
雖然他們之中有的對六朝的一些代表作家往往肯定過當，有的錯誤地要求文章宣揚“周公、孔氏之教”，但是他們确也看出六朝和初唐文風的不良傾向，主張有所改革。
盧照鄰說：“潘、陸、顔、謝，蹈迷途而不歸；任、沈、江、劉，來亂轍而彌遠。
”（《幽憂子集·樂府雜詩序》）王勃說：“雖沈、謝争骛，适先兆齊、梁之危；徐、庾并馳，不能免周、陳之禍。
&hellip&hellip天下之文，靡不壞矣。
”（《王子安集·上吏部裴侍郎啟》）而後者，正如楊炯在《王子安集序》中所說，更是在自覺地為改革初唐绮靡文風而努力：“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争構纖微，競為雕刻。
糅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氣骨都盡，剛氣不聞。
思革其弊，用光志業。
” （敏澤《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第八章第一節論之甚詳，可參看）&mdash&mdash以上種種對四傑的肯定，是我們今天的看法，杜甫那個時代的人未必作如是觀，甚至還有譏哂四傑的，如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趙次公引唐人《玉泉子》說：“王、楊、盧、駱有文名，人議其疵曰：&lsquo楊好用古人姓名，謂之點鬼簿；駱好用數對，謂之算博士。
&rsquo”即是。
這隻是小疵，并非大病。
要是當時有人指斥、譏笑盧、駱那些“以市井的放縱改造宮廷的堕落”的詩篇，如駱的《豔情代郭氏答盧照鄰》《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等，就不能說一點兒也沒觸到痛處了。
可是，老杜卻不因一葉障目，而能從文學發展史的高度，批駁了種種謬論，正确評價了四傑的創作成就和深遠影響，這是難能可貴的。
四傑的作品是他們當時的一種體裁，輕薄後生(34)寫文章沒完沒了地譏笑他們很不應該；要知道你們這班人眼看即将身名俱滅，而四傑詩文卻如無法廢棄的江河萬古流傳：其二這首論詩絕句寫得稍嫌辛辣些，但對于那些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的淺薄之徒來說，不啻當頭棒喝。
郭紹虞先生說：“老杜《偶題》詩雲：&lsquo後賢兼舊制，曆代各清規。
&rsquo所謂“曆代各清規&rsquo者，正是&lsquo當時體&rsquo之絕妙解釋。
”可見老杜很懂得文章流變與時代的密切關系，很懂得評價作家作品時應充分考慮到這些因素。
李商隐最早仿老杜作論詩絕句《漫成五章》，其一說：“沈宋裁辭矜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
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惟觀對屬能。
”義山以為王楊諸人的“當時”體僅止于“對屬能”，未免偏頗。
但老杜所肯定的四傑的“當時體”究竟何所指？周振甫先生在《略說杜甫〈戲為六絕句〉》（載《文學遺産》一九八〇年第三期）中解答說：“王士禛在《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裡說：&lsquo接迹風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
王楊盧駱當時體，莫逐刀圭誤後賢。
&rsquo明代何大複作《明月篇》（焮案：盧照鄰有《明月引》寫遊子思婦之情，景明仿此，而鋪排過之），認為初唐四傑的歌行，音節流美可歌，是繼承國風的。
杜甫的歌行&lsquo陳言切實，布詞沉着&rsquo&lsquo緻兼雅頌，而風人之義或缺&rsquo。
王士禛認為這種認識是正确的。
他在《選古詩凡例》裡說：大複《明月篇序》謂初唐四子之作，往往可歌，其調反在少陵之上，韪矣。
然遂以概七言之正變，則非也。
二十年來，學詩者但取王、楊、盧、駱數篇轉相仿效，膚詞剩語，一倡百和，是豈何氏之旨哉！&rsquo那麼所謂&lsquo當時體&rsquo，就是指初唐四子音節流美的歌行體，它同杜甫的即事命篇、無複依傍、布詞沉著的樂府詩不同。
”可參看。
洪邁以為“當時體”系專指四子之文而言：“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骈俪做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容齋四筆》），恐非。
若以為論詩而兼及文體，就比較全面了。
老杜為四傑辯護，斥責後生，意猶未盡，複作其三說：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于漢魏近風騷。
龍文虎脊皆君馭，曆塊過都見爾曹。
”《宋書·謝靈運傳論》：“自漢至魏，文體三變，莫不同祖風騷。
”諸家多主其三第二句“劣于”二字另讀，“漢魏近風騷”連讀。
《漢書·西域傳贊》：“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于黃門。
”又《漢書·禮樂志》引《天馬歌》：“虎脊兩，化若鬼。
”注引應劭曰：“馬毛色如虎脊（者）有兩也。
”師古曰：“言其變化若鬼神。
”龍文、虎脊，皆駿馬名。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過都越國，蹶如曆塊。
”陳玗《讀杜随筆》：“（過都二句）形容馬之神駿。
蹶乃騰骧之狀，所過都國，隻如超越土塊，非《孟子》&lsquo蹶者趨者&rsquo之蹶也。
《史記》&lsquo尉佗蹶然起坐&rsquo，亦跳躍之義。
”現在姑且于衆說紛纭的注解中采以上幾條，串講這詩于下：即使說盧、王四傑的創作不及漢魏詩歌那樣接近國風和楚騷，可他們都是英才，就像為君王所馭(35)、越過國都猶如越過小土塊那樣容易的駿馬，馳騁于文場，相形之下，便可見出你們這幫子是怎件地蹩腳了。
郭紹虞先生說：“陳子昂雲：&lsquo漢、魏風骨，晉、宋莫傳。
&rsquo&hellip&hellip推尊漢、魏，自是唐初複古者之論調。
大抵當時後生拾其唾餘，侈談往昔，诋琪并時，故杜甫以是為言耳。
”接着老杜又總括前三首，作其四以議論他當時文壇狀況： “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群雄？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鲸魚碧海中。
”庾信、“四傑”數公才力很大難以跨越，當今文壇上不知誰是最出群的人物？像翡翠集于蘭苕那樣的清麗之作倒也間或能看到，可惜這樣一些作家無掣鲸魚于碧海中的神力，寫不出氣勢磅礴的鴻裁巨制來。
錢謙益《讀杜二箋》說：“鲸魚碧海，則所謂&lsquo渾涵汪洋，千彙萬狀&rsquo，兼古人而有之者也。
亦退之所謂橫空盤硬、妥帖排奡，垠崖崩豁、乾坤雷硠者也。
論至于此，非李、杜誰足以當之！”嚴格地說，盛唐諸家，不止李白、杜甫，即王維、孟浩然、高适、岑參、王昌齡等等，亦皆“當時體”，且其成就大多又高出庾信、“四傑”。
老杜對自己的文學創作頗自信，對盛唐諸公評價也很高，多見于詩。
可見此詩“凡今誰是出群雄？&hellip&hellip未掣鲸魚碧海中”雲雲，主要是老杜針對那些譏哂前賢的輕薄後生所發的憤激之論，因此既不能認為“&lsquo群&rsquo字亦指數公；而&lsquo出群雄&rsquo，則蓋自負矣”（趙次公語），也不能認為老杜有意貶低他同時代的一批大詩人。
老杜再四批評輕薄後生過後，怒氣漸消，就轉而對之進行正面教導。
其五說：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
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
”此詩還是郭紹虞先生講得最好：“若以&lsquo今人&rsquo指後生，則與首章所言之&lsquo今人&rsquo相同，又應以&lsquo今人愛古人&rsquo五字相連，始合文義。
&hellip&hellip而所謂清詞麗句雲者，不必指今人，亦不必指古人，隻是杜甫論詩宗旨而已。
其意蓋言今人以愛古人之故，嗤點庾信之賦，譏哂四子之文，矯正一時風氣，其意原不可薄。
但建安以來清詞麗句，自有不廢江河者在，并非侈言宗古，便可卑視齊、梁也。
大抵時人論詩，自陳子昂始言&lsquo齊、梁間詩，采麗競繁，而興寄都絕&rsquo（《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李白繼之，亦言&lsquo自從建安來，绮麗不足珍&rsquo（《古風》）。
于是後生從風，發為狂言，附遠謾近，是古非今，故杜甫作此箴之耳。
然又恐後生輩随人腳跟，本無主見，誤會杜甫之意，以為古不足慕，故其下語極有分寸。
且又正告之曰：所謂清詞麗句雲者，隻宜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
屈、宋之文驚采絕豔，足以衣被詞人，故欲攀與方駕，固不欲其如塗塗附，愈趨愈下，以作齊、梁後塵也。
”借鑒前人，既要有眼力，善于選擇，又要心中有數，不帶偏見，掌握分寸，分清主次，這确乎是老杜經驗之談，很可寶貴。
接着他又在其六中進一步對後生指示學詩的不二法門說：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複先誰？别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汝”即前所謂“爾曹”，這仍是對那幫侈談複古的後生說的。
浦起龍說：“&lsquo前賢&rsquo所包者廣，跻近代作家于風雅之班，而統謂之&lsquo前賢&rsquo也。
&lsquo風雅&rsquo亦非專指《三百》，凡往近作者皆是。
&lsquo遞相祖述&rsquo，前賢各有師承，如宗支代嬗也。
&lsquo祖述&rsquo字本《曲台記》，是好字眼；錢氏解為沿流而失源，誤矣。
以齊、梁以下為沿流，正是後生附遠謾近之張本，不且自相矛盾耶！&lsquo複先誰&rsquo者，诘其輕嗤輕哂，妄分先後也。
”這理解基本上是正确的。
這詩大意是說：你們這班附遠謾近的輕薄後生，趕不上從屈、宋到庾信、四傑的曆代前賢，那更是無可懷疑的。
古今諸家遞相祖述，都做出了各自不同的貢獻，這就不勞你們妄分先後了。
你們要是真能區别并裁汰文學遺産中那些假玩意兒而親近以風雅為代表的優良傳統，那麼，古往今來一切有成就的作家都值得你們去學習，他們都是你們最好的老師。
元稹在《杜工部墓系銘》中高度評價了杜詩，說它“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
一句話，就是說杜詩集古今詩歌藝術的大成。
确乎如此。
老杜之所以能成為我國的偉大詩人，當然主要取決于他的人生道路和創作道路，但也跟他的不限門戶、自覺廣泛學習前賢，并善于批判地借鑒文學遺産，锲而不舍、精益求精地追求藝術創新有不可或缺的密切關系。
“鴛鴦繡出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元好問《論詩》句）對輕薄後生痛下針砭，又不惜度金針與人，此老嫉惡剛腸可見，古道熱腸可見。
繼老杜《戲為六絕句》之後，“義山《漫成五章》（非盡論詩），東坡《次韻孔毅父》五首，又《讀孟郊詩二首》，遺山&lsquo漢謠魏什&rsquo雲雲三十首，又《濟南雜詩十首》（同上），議論闡發，皆有妙理”（田雯《古歡堂雜著》）；“王贻上（亦）仿其體，一時争效之。
厥後宋牧仲、朱錫鬯之論畫，厲太鴻論詞論印，遞相祖述，而七絕中又别啟一戶牖矣”（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
今人夏承焘先生更有《瞿髯論詞絕句》一百首。
以詩論詩，不便說理；易生歧說，索解為難(36)。
而諸家往往有辭理俱妙者，令人愛不忍釋。
于詩論中聊備此一格，供大雅君子偶一為之，既飨人以清詞，複喻人以妙理，亦大好事，有何不可？ *** (1)司馬光《資治通鑒考異》：“《舊傳》曰：&lsquo盜殺李輔國，攜首臂而去。
&rsquo《紀統》曰：&lsquo輔國悖于明皇，上在東宮，聞而頗怒。
及踐阼，輔國又立功，難于顯戮，密令人刺之，斷其首，棄之溷中，又斷其右臂，馳祭泰陵，中外莫測。
後杭州刺史杜濟話于人曰：嘗識一武人為牙門将，曰：某即害尚父者。
&rsquo” (2)此詩甚佳，特介紹如下：“戎馬交馳際，柴門老病身。
把君詩過日，念此别驚神。
地闊峨眉晚，天高岘首春。
為于耆舊内，試覓姓龐人。
”“把君詩”“念此别”，三字一讀。
張惕庵說：“一氣如話，在王孟集中絕調，在公集中驷耳，即此可見身分。
” (3)朱鶴齡以為張叔卿或即與李白、孔巢父等同隐于徂徕山的“竹溪六逸”之一張叔明。
老杜遊齊魯時與張叔卿結交，他的《雜述》說：“進賢為賢，則魯之張叔卿、孔巢父二才士者，聰明深察，博辯闳大，固必能伸于知己，令問不已，任重緻遠，速于風飙也。
是何面目黧黑，常不得飽飯吃，曾未如富家奴，茲敢望缟衣乘軒乎？&hellip&hellip嗟乎叔卿，遣辭工于猛健，放蕩似不能安排者。
以我為聞人而已，以我為益友而已。
叔卿靜而思之。
嗟乎巢父，執雌守常，吾無所贈若矣。
泰山冥冥，崪以高；泗水潾潾，?以清。
悠悠友生，複何時會于王鎬之京，載飲我濁酒，載呼我為兄。
”據“泰山”“泗水”“何時會于王鎬之京”雲雲，《雜述》當作于天寶四載老杜将離東魯欲入長安時。
其時張叔卿正懷才不遇，生活貧困，豈料十七年後，他還隻在廣州幕府謀到個判官的職務。
又，《雜述》中提到：“雖岑子、薛子，引知名之士，月數十百，填爾逆旅，請誦詩，浮名耳。
勉之哉，勉之哉！”仇兆鳌以為指岑參、薛據。
如果真是這樣，則老杜的結識岑參、薛據當在天寶四載以前。
此詩“卻寄雙愁眼，相思淚點懸”，構思與李白《金鄉送韋八之西京》“狂風吹我心，西挂鹹陽樹”相同，而風格各異。
(4)《圖經本草》：麗春草，一名仙女蒿。
《群芳譜》：麗春，罂粟别種，根苗一類而數色鹹具，即今虞美人花。
(5)以上《江頭五詠》各首題解，均采張上若說。
(6)朱鶴齡則認為，是時分劍南為兩節度，而西山三城列戍，百姓疲于調役，高适嘗上疏論之，不納。
公詩當為此作，故有人事蕭條之歎。
(7)仇注：“《鹦鹉賦》，以祢衡之才比少陵，非刺其恃才傲物。
舊注誤解。
曹操送祢衡于江夏太守黃祖。
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大會賓客。
人有獻鹦鹉者，衡攬筆而作（《鹦鹉賦》），詞采甚麗。
”洪邁《容齋續筆》：“《新唐書·嚴武傳》雲：房琯以故宰相為巡内刺史，武慢倨不為禮。
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
李白為《蜀道難》者，為房與杜危之也。
《（杜）甫傳》雲：武以世舊待甫，甫見之，或時不巾，嘗醉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
一日，欲殺甫，冠鈎于簾三。
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
舊史但雲甫性褊躁，嘗憑醉登武床，斥其父名，武不以為忤。
初無所謂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為然。
予按李白《蜀道難》本以譏章仇兼瓊，前人嘗論之矣。
甫集中詩凡為武作者，幾三十篇，送其還朝者曰：&lsquo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
&rsquo喜其再鎮蜀，曰：&lsquo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
&rsquo此猶是武在時語。
至哭其歸榇及《八哀》詩：&lsquo記室得何遜，韬钤延子荊。
&rsquo蓋以自況；&lsquo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
&rsquo又以自傷。
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lsquo莫倚善題《鹦鹉賦》&rsquo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祢衡為喻，殆是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也。
武肯以黃祖自比乎？”雖說唐人用典少禁忌，而以“莫倚”句證嚴武欲殺杜甫之說尤謬，但嚴武此詩中用此典，易令人念及黃祖殺祢衡事，殊不妥。
見嚴武于詩不很擅場。
“”，古籍中鳥名。
《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掩翡翠，射。
”顔師古注：“，鳥也，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尾毛紅赤，光采鮮明。
”，即“赤雉”。
按所指為錦雞。
《漢書·佞幸傳序》：“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
”顔師古注：“以毛羽飾冠，海貝飾帶。
”漢以後為近臣所著。
杜甫曾為近臣，故嚴武此詩有“何須不著冠”之句。
(8)《九域志》載：使君灘在萬州（治所在今四川萬縣市）。
盛弘之《荊州記》載：魚複縣（治所在今四川奉節東白帝城）界有羊腸虎臂灘，楊亮為益州，至此舟覆，至今名為使君灘。
王嗣奭認為此詩中的使君灘必非魚複縣者，或因使君字而借用之。
(9)《晉書·謝安傳》載：謝安于土山營别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侄往來遊集，肴膳亦屢費百金。
(10)《舊唐書·嚴武傳》載：“既收長安，以武為京兆少尹兼禦史中丞，時年三十二。
&hellip&hellip遷劍南東川節度使；入為太子賓客兼禦史中丞。
”此時既是權令都節制而未實任，故以一直兼任的“中丞”稱之。
(11)《資治通鑒》仍以建寅月為寶應元年歲首，因是年四月制複月數皆如其舊。
如此，則朱注訂《說旱》作于寶應元年似嫌根據不足。
《說》謂至建卯仍旱，故建議決獄求雨，且稱“今”，可見訂《說》作于上年二年建卯月較當。
至于“況冬麥黃枯，春種不入”雲雲，非謂作《說》已入寶應元年春了。
(12)王嗣奭則認為用張廌入竹避王右軍事。
兩說僅供參考，此等處不必拘泥。
(13)此采黃生說：“七八暗藏一轉，言因看弄漁舟遂移白日耳，不然，老農家無一有，何以罄交歡之情耶？” (14)劉連說：“律詩自有定體，不可失粘。
然盛唐諸家，出奇變化，往往不縛于律，非但杜詩為然。
如李颀《題璿公山池》，前二聯俱失粘。
如崔颢《黃鶴樓》，前三聯俱失粘。
如李白《别中都明府》與《鳳凰台》，颔聯失粘。
如王維《積雨辋川莊》、高适《送李寀少府》，頸聯失粘。
如王維《和溫泉寓目》、岑參《送李司馬歸扶風》，後二聯失粘。
如王維、賈至《早朝》，起結俱失粘。
如杜審言《春日京中有懷》、王維《訪呂逸人》，四聯俱失粘。
如李白《題東溪隐居》、王維《酌酒與裴迪》、岑參《送嚴河南》，雖失粘，而不害為好詩。
後學竭力避之，則拘；有心必效之，亦過矣。
”仇兆鳌案：“劉氏作&lsquo失粘&rsquo，謂上下二句平仄不相粘合。
陶開虞作&lsquo失嚴&rsquo，謂聲調平仄，失其謹嚴也。
” (15)黃鶴說：“嚴武時赴召，未為黃門侍郎。
其再以黃門傳郎尹成都，又薨于官。
此雲&lsquo嚴侍郎&rsquo，似誤。
或後來所題也。
”朱注：“據《通鑒》寶應元年六月壬戌，以兵部侍郎嚴武為西川節度使。
今據公詩，蓋以侍郎召也。
又《新書》于封鄭國公時，雲遷黃門侍郎。
《舊書》于罷兼禦史大夫時，雲改兼吏部侍郎，尋遷黃門侍郎。
皆不雲為兵部，與《通鑒》不合。
”朱注據此詩以為“寶應元年六月壬戌，以兵部侍郎嚴武為西川節度使”系“以侍郎召”之誤，可信。
(16)此采黃生說：“&lsquo重船&rsquo句，見從水路至綿也。
又《奉濟驿重送四韻》，則舍舟登陸，故分手于此。
”嚴武途中所作《酬别杜二》：“鬥城憐舊路，涪水惜歸期。
峰樹還相伴，江雲更對誰？試回滄海棹，莫妒敬亭詩”諸句，可作為他們曾在涪水上坐過一段船的旁證。
“涪”一作“渦”。
錢箋：“《元和郡國志》：渦水，在谯縣西四十八裡。
魏文帝以舟師自谯循渦入淮。
非二公送别之地。
詩雲&lsquo鬥城憐舊路&rsquo，按《元和郡國志》：綿州城理漢涪縣，去成都三百五十裡，依山作州，東據天池，西臨涪水，形如北鬥，卧龍伏焉。
則&lsquo鬥城&rsquo指綿州之城，非謂長安也。
所臨之水，應在綿州，無容遠指渦水。
&lsquo渦水&rsquo斷是&lsquo涪水&rsquo，蓋傳寫之誤耳。
” (17)郭知達編注本：“驿去綿州三十裡。
” (18)黃鶴說：唐子西《遊治平院》詩：“江邊勝事略尋遍，不見海棕高入雲。
”注雲：“即老杜所謂東津者。
”據此，則館與棕，皆在涪江之東津。
(19)左思《蜀都賦》：“于東則左綿巴中，百濮所充。
”舊注：綿州，涪水所經。
涪居其右；綿居其左，故曰左綿。
(20)《奉送嚴公入朝十韻》“宮莺罷啭春”仇注：“宮莺罷啭”，夏時入觐。
黃鶴說：李梓州赴任，在寶應元年之夏，故詩雲：“火雲揮汗日，山驿醒心泉。
”爾時公在綿州。
謂杜甫陪嚴武離成都、至綿州在夏末秋初，差近。
(21)黃鶴說：公自乾元元年出華州時與王别，至寶應元年為五年。
(22)浦起龍認為此詩是“至梓未久”所作。
是。
(23)雖說“不一定”，也可能真是起身後接着哦成的。
(24)“偶攜”，《聞一多全集》初版丙集八二頁此處引文誤為“偶棄”，則與聞先生所作“攜家出成都”判斷适反。
一字之誤，令我茫然久之，待檢閱原詩後始得其解，校對能不慎乎？ (25)此據《舊唐書·地理志》。
《新唐書·地理志》作“中都督府”。
(26)仇注：“考七國時，蜀本屬楚，前《送李校書》詩亦雲&lsquo已見楚山碧&rsquo，則高在成都，亦何不可言楚乎？”雖然，梓州離成都很近，終不得謂“隔乾坤遠”。
此解不可取。
(27)《陳子昂集》徐鵬校本附錄《大唐劍南東川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戶部尚書兼禦史大夫梓州刺史鮮于公為故右拾遺陳公建旌德之碑》，署“前監察禦史趙儋撰”，末題“唐大曆六年，歲次辛亥，十月癸醜朔日建”。
碑文後又錄重刻題記：“延謂權典是州，&hellip&hellip至獨坐山前，過有唐故右拾遺陳公之墳（碑文亦謂葬于射洪獨坐山）。
&hellip&hellip故節度使鮮于公所立旌德之碑，苔藓侵剝，文字磨滅，因征舊本，命良工重勒于石。
&hellip&hellip開寶戊辰歲，十二月十五日，&hellip&hellip（靜江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梓州軍事）郭延謂。
”據此，知大曆年間前後為陳子昂建兩旌德碑：一在金華山讀書堂，李叔明立；一在獨坐山墳前，鮮于某立。
(28)楊倫注：“《寰宇記》：懸岩在射洪縣南十五裡，遠望懸岩，皎如白雪。
”果如此解，那麼“雪嶺”就不指長年積雪的川西岷山了。
(29)仇注：“&lsquo玉女&rsquo，謂燒香者。
&lsquo仙人&rsquo，謂訪道者。
” (30)此據仇注引楊德周說。
《杜詩鏡铨》從《一統志》：陳子昂宅在射洪縣東七裡東武山下。
按《元和郡縣志》載涪水在射洪縣東一百步。
如《記》與《志》所載均屬實，則東武山及其下陳子昂故宅當在涪水之東七裡左右。
未知孰是，待考。
(31)“書畫壁”，指書和畫壁。
(32)米芾《海嶽名言》：“薛稷書&lsquo慧普寺&rsquo，老杜以為&lsquo蛟龍岌相纏&rsquo。
今見其本，乃如奈重兒握蒸餅勢，信老杜不能書也。
”又說：“老杜作薛稷&lsquo慧普寺&rsquo詩雲：&lsquo郁郁三大字，蛟龍岌相纏。
&rsquo今有石本，得視之，乃是勾勒，倒收筆鋒，筆筆如蒸餅。
&lsquo普&rsquo字如人握兩拳，伸臂而立，醜怪難狀。
”且無論老杜能書與否，薛書不當惡劣如是。
“米颠”狂言，難以盡信。
(33)郭紹虞先生說：“或乃病楊慎之解&lsquo老更成&rsquo為老成，為未明杜甫詩意；&hellip&hellip殊不知&lsquo老更成&rsquo三字，至為明顯，盧元昌、吳見思、仇兆鳌、浦起龍諸人亦均解為&lsquo老而彌健&rsquo。
楊慎通識，其智豈出此諸人下？且證諸杜甫他詩，更有&lsquo自笑狂夫老更狂&rsquo（《狂夫》），&lsquo階面青苔老更生&rsquo（《院中晚晴懷西郊茅舍》），&lsquo交情老更親&rsquo（《奉簡高三十五使君》）諸句，句法正同。
又其《詠懷古迹》詩亦有&lsquo庾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rsquo之句，亦正與&lsquo庾信文章老更成&rsquo一語相互發明。
” (34)“輕薄為文”諸家理解各異（詳《杜甫戲為六絕句集解》），洪邁《容齋四筆》：“&lsquo身名俱滅&rsquo，以責輕薄子。
”盧世?《讀杜私言》：“若王、楊、盧、駱為輕薄所哂，幾無完膚，而子美直罵輕薄身名俱滅，仍以&lsquo萬古江河&rsquo還諸四傑，匪惟公道，抑見剛腸。
”張燮承《杜詩百篇》：“&lsquo輕薄&rsquo&lsquo爾曹&rsquo，皆指後生。
”良是。
(35)仇兆鳌說：“龍虎之駿，皆見重于漢庭，故曰&lsquo君馭&rsquo。
” (36)從一九八二年開始，四川大學曆史系缪钺教授，與加拿大不列颠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學系葉嘉瑩教授合作，分别執筆撰寫《靈溪詞說》。
此書内容是縱論唐宋至明清曆代詞人，評其得失，述其流變；其體例則是每立一說，先以七言絕句撮述要旨，其後附以較詳細之說明。
此體例就可免索解為難之憾了。
&rsquo（《解悶》）此清新之說。
至其《敬贈鄭谏議十韻》詩所謂&lsquo毫發無遺憾，波瀾獨老成&rsquo者，則又老成之義。
是亦杜甫論詩兼主&lsquo清新&rsquo&lsquo老成&rsquo二者之證。
此即求之《六絕句》中亦可得其解。
清新之意，所謂&lsquo清詞麗句必為鄰&rsquo也；老成之說，又所謂&lsquo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鲸魚碧海中&rsquo也。
蓋&lsquo清新&rsquo&lsquo老成&rsquo二者相反而适以相成。
而其所以相成，所以能兼之之故，要又在&lsquo不薄今人愛古人&rsquo一語。
&hellip&hellip&lsquo不薄今人&rsquo，則齊、梁以來悉在可師之列；&lsquo愛古人&rsquo，則漢、魏以上更為淵源所自。
師齊、梁，所以取其清新；親風雅，又所以法其老成。
蕭子顯雲：&lsquo若無新變，不能代雄。
&rsquo（《南齊書·文學傳論》）此齊、梁間詩之所以趨于清新。
陳子昂雲：&lsquo竊思古人，常恐逶迤頹廢，風雅不作。
&rsquo（《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此唐詩之所以返于老成。
此所以清新而又老成之境界，正須從&lsquo不薄今人愛古人&rsquo中來也。
不明此意，則杜氏論詩宗旨不得而知，而此《六絕句》亦無從獲解。
”此外，我們還應注意到“庾信文章老更成，淩雲健筆意縱橫”二句，還有吳見思《杜詩論文》所說的這一層意思：“庾信之才老而更成，其高峻則筆勢淩雲，其闊大則意思縱橫也。
”“&lsquo老成&rsquo，字本相連，插一&lsquo更&rsquo字，便見少作固佳，晚作益進。
”（黃生語）何以能如此？答案仍可從老杜的《詠懷古迹》其一中找到：“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庾信早年在文學創作上已經成熟，後來親身經曆了戰亂和梁亡的大變故，對社會現實有較清醒較深刻的認識，又屈仕北朝，雖位望通顯，卻常有鄉關之思，這就使得他晚年寫的詩賦既有較高的藝術性，又有較充實的内容和真情實感。
可見老杜說“庾信文章老更成，淩雲健筆意縱橫”，是看到了他“平生最蕭瑟”的生活經曆對其文學成就的重大決定作用。
這種重視生活體驗、重視思想性與藝術性結合的看法，從創作理論的高度看，無疑是十分正确的。
我們今天充分肯定：（一）庾信在其“暮年詩賦”，如《哀江南賦》《傷心賦》《小園賦》《枯樹賦》和《拟詠懷》等作品中，以精湛圓熟的藝術，揭露了梁統治集團的腐敗，反映了人民的苦難，表現了他那不無愛國因素的“鄉關之思”；（二）由于他特殊的經曆，在他後期的作品中，将偏于“文”的南朝文風和偏于“質”的北朝文風結合起來，最先體現了南北文風的交流，為唐詩的健康發展開了先河。
因此，從評價作家作品和研究文學史的角度看，老杜以筆勢高峻“淩雲”、意思闊大“縱橫”的評語高度評價庾信及其“老更成”的“文章”，諷刺那些“嗤點流傳賦”的“後生”未必能令“前賢”折服，同樣是十分正确的。
其二說：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三人簡介詳第十一章第十三節。
楊炯（六五〇&mdash？），華陰（今陝西華陰縣）人，“初唐四傑”之一。
顯慶六年（六六一）舉神童，授校書郎。
永隆二年（六八一），皇太子釋奠，表豪俊充崇文館學士，有司薦楊炯及崔融等出任。
遷詹事司直。
則天初，坐從父弟神讓從徐敬業反，出為梓州司法參軍。
秩滿遷盈川令，卒于官。
中宗時贈著作郎。
楊炯恃才傲物，每恥朝士矯飾，呼為“麒麟楦”，或問之，答道：“今假弄麒麟戲者，必刻畫其形覆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為時所忌。
初赴盈川任，張說曾作《别盈川箴》贈别，戒其勿驕勿苛說：“才勿驕吝，政勿苛煩，明神是福，而小人不冤。
”到官，果以嚴酷稱，吏稍不如意，即杖殺之。
當時已有“四傑”之稱。
他曾向人表示：“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
”張說很贊賞楊炯的文才，說：“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
既優于盧亦不減王。
&lsquo恥居王後&rsquo，信然；然&lsquo愧在盧前&rsquo，謙也。
”有《楊盈川集》。
老杜在《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中隻提到“四傑”中的三傑而以富嘉谟替代楊炯：“舉天悲富駱，近代惜盧王”，其所以如此，私意以為實出于其他考慮，并無輕視楊炯文學成就之意（詳第十一章第十三節）。
除了這首論詩絕句，老杜還在晚年作的《八哀詩·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中提到了楊炯：“論文到崔（融）蘇（味道），指盡流水逝。
近伏盈川（指楊炯）雄，未甘特進（指李峤）麗。
&hellip&hellip例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
”老杜當年在齊州與李邕重逢，李邕曾跟他縱論了前輩名家詩文，贊揚楊炯詩文雄健，不滿意李峤的華麗，尤其稱贊他祖父杜審言的詩作。
他“于表揚先世處尤緻低徊”（楊倫語），既然楊炯和杜審言都得到李邕的好評，他無疑也贊同李邕對楊炯的評價。
可見他在寄高、岑的那首詩中不提楊炯，确乎并無看輕其文學成就的意思。
李邕說他“近伏盈川雄”，是就楊炯詩文二者而言（甚至還可以說着眼點在文而不在詩）。
不過，若從楊炯現存不多的詩作中拈出這首《從軍行》來，也多少能見作者風格的雄健：“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辭鳳阙，鐵騎繞龍城。
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
甯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林庚先生甚賞其《骢馬》中“秋風鑄馬鞭”這句詩。
這是五律頸聯的對句，上聯是“夜玉妝車軸”，“秋風”一作“秋金”。
光從對仗的妥帖着眼，“金”對“玉”似切。
但論其藝術效果，仍以“秋風”為優。
秋風又叫金風，在古人的觀念中，是一種肅殺之氣。
以秋風鑄馬鞭，對馬對人都會是莫大的警策，構思亦巧，殊覺可喜。
又，五排《送劉校書從軍》：“天将下三宮，星門召五戎。
坐謀資廟略，飛檄伫文雄。
赤土流星劍，烏号明月弓。
秋陰生蜀道，殺氣繞湟中。
風雨何年别，琴尊此日同。
離亭不可望，溝水自西東。
”五絕《夜送趙縱》：“趙氏連城璧，由來天下傳。
送君還舊府，明月滿前川。
”也很雄健。
雖然如此，他傳下來脍炙人口的佳作遠較其餘三傑少，成就也較小。
《聞一多全集·四傑》頗多創見：（一）四傑雖都在唐詩開創期中負起了時代使命，但并非一個單純的統一的宗派，而是一個大宗派中包孕着兩個小宗，而兩個小宗之間，異多于同。
（二）就年紀而論，盧、駱比王、楊平均約大十歲，他們簡直可算作兩輩子人。
就性格而論，前二人真“浮躁”，後二人較“沉靜”。
（三）兩派成就亦異。
“盧、駱的歌行是用鋪張揚厲的賦法膨脹過了的樂府新曲，而樂府新曲又是宮體詩的一種新發展，所以盧、駱實際上是宮體詩的改造者。
他們都曾經是兩京和成都市中的輕薄子，他們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縱改造宮廷的堕落，以大膽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縮，所以他們的歌聲需要大開大阖的節奏，他們必須以賦為詩。
&hellip&hellip王、楊的時代是從台閣移至江山與塞漠。
台閣上隻有儀式的應制，有&lsquo句繪章，揣合低卬&rsquo。
到了江山與塞漠，才有低徊與怅惘，嚴肅與激昂，例如王的《别薛升華》《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和楊的《從軍行》《紫骝馬》一類的抒情詩。
&hellip&hellip五言八句的五律，到王、楊才正式成為定型，同時完整的真正唐音的抒情詩也是這時才出現的。
”聞先生以詩人的敏感和學者的嚴謹仔細考察盧、駱和王、楊及其文學成就的不同，見解新穎而正确。
但是，以為應該仿“前七子”“後七子”的例，稱盧、駱為“前二傑”，王、楊為“後二傑”，則大可不必。
因為把他們四人放在文學史的曆史長河中看，約莫十年的年齡上的差異，和創作路數的不同，就會相應地變得不很顯眼，而他們從不同方面，從形式到内容，開始改變初唐浮靡詩風所取得的實績和所産生的巨大影響，卻是相同的。
此外，他們在詩文理論上都有所建樹，這也不容忽視。
雖然他們之中有的對六朝的一些代表作家往往肯定過當，有的錯誤地要求文章宣揚“周公、孔氏之教”，但是他們确也看出六朝和初唐文風的不良傾向，主張有所改革。
盧照鄰說：“潘、陸、顔、謝，蹈迷途而不歸；任、沈、江、劉，來亂轍而彌遠。
”（《幽憂子集·樂府雜詩序》）王勃說：“雖沈、謝争骛，适先兆齊、梁之危；徐、庾并馳，不能免周、陳之禍。
&hellip&hellip天下之文，靡不壞矣。
”（《王子安集·上吏部裴侍郎啟》）而後者，正如楊炯在《王子安集序》中所說，更是在自覺地為改革初唐绮靡文風而努力：“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争構纖微，競為雕刻。
糅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氣骨都盡，剛氣不聞。
思革其弊，用光志業。
” （敏澤《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第八章第一節論之甚詳，可參看）&mdash&mdash以上種種對四傑的肯定，是我們今天的看法，杜甫那個時代的人未必作如是觀，甚至還有譏哂四傑的，如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趙次公引唐人《玉泉子》說：“王、楊、盧、駱有文名，人議其疵曰：&lsquo楊好用古人姓名，謂之點鬼簿；駱好用數對，謂之算博士。
&rsquo”即是。
這隻是小疵，并非大病。
要是當時有人指斥、譏笑盧、駱那些“以市井的放縱改造宮廷的堕落”的詩篇，如駱的《豔情代郭氏答盧照鄰》《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等，就不能說一點兒也沒觸到痛處了。
可是，老杜卻不因一葉障目，而能從文學發展史的高度，批駁了種種謬論，正确評價了四傑的創作成就和深遠影響，這是難能可貴的。
四傑的作品是他們當時的一種體裁，輕薄後生(34)寫文章沒完沒了地譏笑他們很不應該；要知道你們這班人眼看即将身名俱滅，而四傑詩文卻如無法廢棄的江河萬古流傳：其二這首論詩絕句寫得稍嫌辛辣些，但對于那些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的淺薄之徒來說，不啻當頭棒喝。
郭紹虞先生說：“老杜《偶題》詩雲：&lsquo後賢兼舊制，曆代各清規。
&rsquo所謂“曆代各清規&rsquo者，正是&lsquo當時體&rsquo之絕妙解釋。
”可見老杜很懂得文章流變與時代的密切關系，很懂得評價作家作品時應充分考慮到這些因素。
李商隐最早仿老杜作論詩絕句《漫成五章》，其一說：“沈宋裁辭矜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
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惟觀對屬能。
”義山以為王楊諸人的“當時”體僅止于“對屬能”，未免偏頗。
但老杜所肯定的四傑的“當時體”究竟何所指？周振甫先生在《略說杜甫〈戲為六絕句〉》（載《文學遺産》一九八〇年第三期）中解答說：“王士禛在《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裡說：&lsquo接迹風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
王楊盧駱當時體，莫逐刀圭誤後賢。
&rsquo明代何大複作《明月篇》（焮案：盧照鄰有《明月引》寫遊子思婦之情，景明仿此，而鋪排過之），認為初唐四傑的歌行，音節流美可歌，是繼承國風的。
杜甫的歌行&lsquo陳言切實，布詞沉着&rsquo&lsquo緻兼雅頌，而風人之義或缺&rsquo。
王士禛認為這種認識是正确的。
他在《選古詩凡例》裡說：大複《明月篇序》謂初唐四子之作，往往可歌，其調反在少陵之上，韪矣。
然遂以概七言之正變，則非也。
二十年來，學詩者但取王、楊、盧、駱數篇轉相仿效，膚詞剩語，一倡百和，是豈何氏之旨哉！&rsquo那麼所謂&lsquo當時體&rsquo，就是指初唐四子音節流美的歌行體，它同杜甫的即事命篇、無複依傍、布詞沉著的樂府詩不同。
”可參看。
洪邁以為“當時體”系專指四子之文而言：“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骈俪做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容齋四筆》），恐非。
若以為論詩而兼及文體，就比較全面了。
老杜為四傑辯護，斥責後生，意猶未盡，複作其三說：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于漢魏近風騷。
龍文虎脊皆君馭，曆塊過都見爾曹。
”《宋書·謝靈運傳論》：“自漢至魏，文體三變，莫不同祖風騷。
”諸家多主其三第二句“劣于”二字另讀，“漢魏近風騷”連讀。
《漢書·西域傳贊》：“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于黃門。
”又《漢書·禮樂志》引《天馬歌》：“虎脊兩，化若鬼。
”注引應劭曰：“馬毛色如虎脊（者）有兩也。
”師古曰：“言其變化若鬼神。
”龍文、虎脊，皆駿馬名。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過都越國，蹶如曆塊。
”陳玗《讀杜随筆》：“（過都二句）形容馬之神駿。
蹶乃騰骧之狀，所過都國，隻如超越土塊，非《孟子》&lsquo蹶者趨者&rsquo之蹶也。
《史記》&lsquo尉佗蹶然起坐&rsquo，亦跳躍之義。
”現在姑且于衆說紛纭的注解中采以上幾條，串講這詩于下：即使說盧、王四傑的創作不及漢魏詩歌那樣接近國風和楚騷，可他們都是英才，就像為君王所馭(35)、越過國都猶如越過小土塊那樣容易的駿馬，馳騁于文場，相形之下，便可見出你們這幫子是怎件地蹩腳了。
郭紹虞先生說：“陳子昂雲：&lsquo漢、魏風骨，晉、宋莫傳。
&rsquo&hellip&hellip推尊漢、魏，自是唐初複古者之論調。
大抵當時後生拾其唾餘，侈談往昔，诋琪并時，故杜甫以是為言耳。
”接着老杜又總括前三首，作其四以議論他當時文壇狀況： “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群雄？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鲸魚碧海中。
”庾信、“四傑”數公才力很大難以跨越，當今文壇上不知誰是最出群的人物？像翡翠集于蘭苕那樣的清麗之作倒也間或能看到，可惜這樣一些作家無掣鲸魚于碧海中的神力，寫不出氣勢磅礴的鴻裁巨制來。
錢謙益《讀杜二箋》說：“鲸魚碧海，則所謂&lsquo渾涵汪洋，千彙萬狀&rsquo，兼古人而有之者也。
亦退之所謂橫空盤硬、妥帖排奡，垠崖崩豁、乾坤雷硠者也。
論至于此，非李、杜誰足以當之！”嚴格地說，盛唐諸家，不止李白、杜甫，即王維、孟浩然、高适、岑參、王昌齡等等，亦皆“當時體”，且其成就大多又高出庾信、“四傑”。
老杜對自己的文學創作頗自信，對盛唐諸公評價也很高，多見于詩。
可見此詩“凡今誰是出群雄？&hellip&hellip未掣鲸魚碧海中”雲雲，主要是老杜針對那些譏哂前賢的輕薄後生所發的憤激之論，因此既不能認為“&lsquo群&rsquo字亦指數公；而&lsquo出群雄&rsquo，則蓋自負矣”（趙次公語），也不能認為老杜有意貶低他同時代的一批大詩人。
老杜再四批評輕薄後生過後，怒氣漸消，就轉而對之進行正面教導。
其五說：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
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
”此詩還是郭紹虞先生講得最好：“若以&lsquo今人&rsquo指後生，則與首章所言之&lsquo今人&rsquo相同，又應以&lsquo今人愛古人&rsquo五字相連，始合文義。
&hellip&hellip而所謂清詞麗句雲者，不必指今人，亦不必指古人，隻是杜甫論詩宗旨而已。
其意蓋言今人以愛古人之故，嗤點庾信之賦，譏哂四子之文，矯正一時風氣，其意原不可薄。
但建安以來清詞麗句，自有不廢江河者在，并非侈言宗古，便可卑視齊、梁也。
大抵時人論詩，自陳子昂始言&lsquo齊、梁間詩，采麗競繁，而興寄都絕&rsquo（《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李白繼之，亦言&lsquo自從建安來，绮麗不足珍&rsquo（《古風》）。
于是後生從風，發為狂言，附遠謾近，是古非今，故杜甫作此箴之耳。
然又恐後生輩随人腳跟，本無主見，誤會杜甫之意，以為古不足慕，故其下語極有分寸。
且又正告之曰：所謂清詞麗句雲者，隻宜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
屈、宋之文驚采絕豔，足以衣被詞人，故欲攀與方駕，固不欲其如塗塗附，愈趨愈下，以作齊、梁後塵也。
”借鑒前人，既要有眼力，善于選擇，又要心中有數，不帶偏見，掌握分寸，分清主次，這确乎是老杜經驗之談，很可寶貴。
接着他又在其六中進一步對後生指示學詩的不二法門說：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複先誰？别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汝”即前所謂“爾曹”，這仍是對那幫侈談複古的後生說的。
浦起龍說：“&lsquo前賢&rsquo所包者廣，跻近代作家于風雅之班，而統謂之&lsquo前賢&rsquo也。
&lsquo風雅&rsquo亦非專指《三百》，凡往近作者皆是。
&lsquo遞相祖述&rsquo，前賢各有師承，如宗支代嬗也。
&lsquo祖述&rsquo字本《曲台記》，是好字眼；錢氏解為沿流而失源，誤矣。
以齊、梁以下為沿流，正是後生附遠謾近之張本，不且自相矛盾耶！&lsquo複先誰&rsquo者，诘其輕嗤輕哂，妄分先後也。
”這理解基本上是正确的。
這詩大意是說：你們這班附遠謾近的輕薄後生，趕不上從屈、宋到庾信、四傑的曆代前賢，那更是無可懷疑的。
古今諸家遞相祖述，都做出了各自不同的貢獻，這就不勞你們妄分先後了。
你們要是真能區别并裁汰文學遺産中那些假玩意兒而親近以風雅為代表的優良傳統，那麼，古往今來一切有成就的作家都值得你們去學習，他們都是你們最好的老師。
元稹在《杜工部墓系銘》中高度評價了杜詩，說它“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
一句話，就是說杜詩集古今詩歌藝術的大成。
确乎如此。
老杜之所以能成為我國的偉大詩人，當然主要取決于他的人生道路和創作道路，但也跟他的不限門戶、自覺廣泛學習前賢，并善于批判地借鑒文學遺産，锲而不舍、精益求精地追求藝術創新有不可或缺的密切關系。
“鴛鴦繡出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元好問《論詩》句）對輕薄後生痛下針砭，又不惜度金針與人，此老嫉惡剛腸可見，古道熱腸可見。
繼老杜《戲為六絕句》之後，“義山《漫成五章》（非盡論詩），東坡《次韻孔毅父》五首，又《讀孟郊詩二首》，遺山&lsquo漢謠魏什&rsquo雲雲三十首，又《濟南雜詩十首》（同上），議論闡發，皆有妙理”（田雯《古歡堂雜著》）；“王贻上（亦）仿其體，一時争效之。
厥後宋牧仲、朱錫鬯之論畫，厲太鴻論詞論印，遞相祖述，而七絕中又别啟一戶牖矣”（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
今人夏承焘先生更有《瞿髯論詞絕句》一百首。
以詩論詩，不便說理；易生歧說，索解為難(36)。
而諸家往往有辭理俱妙者，令人愛不忍釋。
于詩論中聊備此一格，供大雅君子偶一為之，既飨人以清詞，複喻人以妙理，亦大好事，有何不可？ *** (1)司馬光《資治通鑒考異》：“《舊傳》曰：&lsquo盜殺李輔國，攜首臂而去。
&rsquo《紀統》曰：&lsquo輔國悖于明皇，上在東宮，聞而頗怒。
及踐阼，輔國又立功，難于顯戮，密令人刺之，斷其首，棄之溷中，又斷其右臂，馳祭泰陵，中外莫測。
後杭州刺史杜濟話于人曰：嘗識一武人為牙門将，曰：某即害尚父者。
&rsquo” (2)此詩甚佳，特介紹如下：“戎馬交馳際，柴門老病身。
把君詩過日，念此别驚神。
地闊峨眉晚，天高岘首春。
為于耆舊内，試覓姓龐人。
”“把君詩”“念此别”，三字一讀。
張惕庵說：“一氣如話，在王孟集中絕調，在公集中驷耳，即此可見身分。
” (3)朱鶴齡以為張叔卿或即與李白、孔巢父等同隐于徂徕山的“竹溪六逸”之一張叔明。
老杜遊齊魯時與張叔卿結交，他的《雜述》說：“進賢為賢，則魯之張叔卿、孔巢父二才士者，聰明深察，博辯闳大，固必能伸于知己，令問不已，任重緻遠，速于風飙也。
是何面目黧黑，常不得飽飯吃，曾未如富家奴，茲敢望缟衣乘軒乎？&hellip&hellip嗟乎叔卿，遣辭工于猛健，放蕩似不能安排者。
以我為聞人而已，以我為益友而已。
叔卿靜而思之。
嗟乎巢父，執雌守常，吾無所贈若矣。
泰山冥冥，崪以高；泗水潾潾，?以清。
悠悠友生，複何時會于王鎬之京，載飲我濁酒，載呼我為兄。
”據“泰山”“泗水”“何時會于王鎬之京”雲雲，《雜述》當作于天寶四載老杜将離東魯欲入長安時。
其時張叔卿正懷才不遇，生活貧困，豈料十七年後，他還隻在廣州幕府謀到個判官的職務。
又，《雜述》中提到：“雖岑子、薛子，引知名之士，月數十百，填爾逆旅，請誦詩，浮名耳。
勉之哉，勉之哉！”仇兆鳌以為指岑參、薛據。
如果真是這樣，則老杜的結識岑參、薛據當在天寶四載以前。
此詩“卻寄雙愁眼，相思淚點懸”，構思與李白《金鄉送韋八之西京》“狂風吹我心，西挂鹹陽樹”相同，而風格各異。
(4)《圖經本草》：麗春草，一名仙女蒿。
《群芳譜》：麗春，罂粟别種，根苗一類而數色鹹具，即今虞美人花。
(5)以上《江頭五詠》各首題解，均采張上若說。
(6)朱鶴齡則認為，是時分劍南為兩節度，而西山三城列戍，百姓疲于調役，高适嘗上疏論之，不納。
公詩當為此作，故有人事蕭條之歎。
(7)仇注：“《鹦鹉賦》，以祢衡之才比少陵，非刺其恃才傲物。
舊注誤解。
曹操送祢衡于江夏太守黃祖。
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大會賓客。
人有獻鹦鹉者，衡攬筆而作（《鹦鹉賦》），詞采甚麗。
”洪邁《容齋續筆》：“《新唐書·嚴武傳》雲：房琯以故宰相為巡内刺史，武慢倨不為禮。
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
李白為《蜀道難》者，為房與杜危之也。
《（杜）甫傳》雲：武以世舊待甫，甫見之，或時不巾，嘗醉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
一日，欲殺甫，冠鈎于簾三。
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
舊史但雲甫性褊躁，嘗憑醉登武床，斥其父名，武不以為忤。
初無所謂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為然。
予按李白《蜀道難》本以譏章仇兼瓊，前人嘗論之矣。
甫集中詩凡為武作者，幾三十篇，送其還朝者曰：&lsquo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
&rsquo喜其再鎮蜀，曰：&lsquo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
&rsquo此猶是武在時語。
至哭其歸榇及《八哀》詩：&lsquo記室得何遜，韬钤延子荊。
&rsquo蓋以自況；&lsquo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
&rsquo又以自傷。
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lsquo莫倚善題《鹦鹉賦》&rsquo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祢衡為喻，殆是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也。
武肯以黃祖自比乎？”雖說唐人用典少禁忌，而以“莫倚”句證嚴武欲殺杜甫之說尤謬，但嚴武此詩中用此典，易令人念及黃祖殺祢衡事，殊不妥。
見嚴武于詩不很擅場。
“”，古籍中鳥名。
《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掩翡翠，射。
”顔師古注：“，鳥也，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尾毛紅赤，光采鮮明。
”，即“赤雉”。
按所指為錦雞。
《漢書·佞幸傳序》：“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
”顔師古注：“以毛羽飾冠，海貝飾帶。
”漢以後為近臣所著。
杜甫曾為近臣，故嚴武此詩有“何須不著冠”之句。
(8)《九域志》載：使君灘在萬州（治所在今四川萬縣市）。
盛弘之《荊州記》載：魚複縣（治所在今四川奉節東白帝城）界有羊腸虎臂灘，楊亮為益州，至此舟覆，至今名為使君灘。
王嗣奭認為此詩中的使君灘必非魚複縣者，或因使君字而借用之。
(9)《晉書·謝安傳》載：謝安于土山營别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侄往來遊集，肴膳亦屢費百金。
(10)《舊唐書·嚴武傳》載：“既收長安，以武為京兆少尹兼禦史中丞，時年三十二。
&hellip&hellip遷劍南東川節度使；入為太子賓客兼禦史中丞。
”此時既是權令都節制而未實任，故以一直兼任的“中丞”稱之。
(11)《資治通鑒》仍以建寅月為寶應元年歲首，因是年四月制複月數皆如其舊。
如此，則朱注訂《說旱》作于寶應元年似嫌根據不足。
《說》謂至建卯仍旱，故建議決獄求雨，且稱“今”，可見訂《說》作于上年二年建卯月較當。
至于“況冬麥黃枯，春種不入”雲雲，非謂作《說》已入寶應元年春了。
(12)王嗣奭則認為用張廌入竹避王右軍事。
兩說僅供參考，此等處不必拘泥。
(13)此采黃生說：“七八暗藏一轉，言因看弄漁舟遂移白日耳，不然，老農家無一有，何以罄交歡之情耶？” (14)劉連說：“律詩自有定體，不可失粘。
然盛唐諸家，出奇變化，往往不縛于律，非但杜詩為然。
如李颀《題璿公山池》，前二聯俱失粘。
如崔颢《黃鶴樓》，前三聯俱失粘。
如李白《别中都明府》與《鳳凰台》，颔聯失粘。
如王維《積雨辋川莊》、高适《送李寀少府》，頸聯失粘。
如王維《和溫泉寓目》、岑參《送李司馬歸扶風》，後二聯失粘。
如王維、賈至《早朝》，起結俱失粘。
如杜審言《春日京中有懷》、王維《訪呂逸人》，四聯俱失粘。
如李白《題東溪隐居》、王維《酌酒與裴迪》、岑參《送嚴河南》，雖失粘，而不害為好詩。
後學竭力避之，則拘；有心必效之，亦過矣。
”仇兆鳌案：“劉氏作&lsquo失粘&rsquo，謂上下二句平仄不相粘合。
陶開虞作&lsquo失嚴&rsquo，謂聲調平仄，失其謹嚴也。
” (15)黃鶴說：“嚴武時赴召，未為黃門侍郎。
其再以黃門傳郎尹成都，又薨于官。
此雲&lsquo嚴侍郎&rsquo，似誤。
或後來所題也。
”朱注：“據《通鑒》寶應元年六月壬戌，以兵部侍郎嚴武為西川節度使。
今據公詩，蓋以侍郎召也。
又《新書》于封鄭國公時，雲遷黃門侍郎。
《舊書》于罷兼禦史大夫時，雲改兼吏部侍郎，尋遷黃門侍郎。
皆不雲為兵部，與《通鑒》不合。
”朱注據此詩以為“寶應元年六月壬戌，以兵部侍郎嚴武為西川節度使”系“以侍郎召”之誤，可信。
(16)此采黃生說：“&lsquo重船&rsquo句，見從水路至綿也。
又《奉濟驿重送四韻》，則舍舟登陸，故分手于此。
”嚴武途中所作《酬别杜二》：“鬥城憐舊路，涪水惜歸期。
峰樹還相伴，江雲更對誰？試回滄海棹，莫妒敬亭詩”諸句，可作為他們曾在涪水上坐過一段船的旁證。
“涪”一作“渦”。
錢箋：“《元和郡國志》：渦水，在谯縣西四十八裡。
魏文帝以舟師自谯循渦入淮。
非二公送别之地。
詩雲&lsquo鬥城憐舊路&rsquo，按《元和郡國志》：綿州城理漢涪縣，去成都三百五十裡，依山作州，東據天池，西臨涪水，形如北鬥，卧龍伏焉。
則&lsquo鬥城&rsquo指綿州之城，非謂長安也。
所臨之水，應在綿州，無容遠指渦水。
&lsquo渦水&rsquo斷是&lsquo涪水&rsquo，蓋傳寫之誤耳。
” (17)郭知達編注本：“驿去綿州三十裡。
” (18)黃鶴說：唐子西《遊治平院》詩：“江邊勝事略尋遍，不見海棕高入雲。
”注雲：“即老杜所謂東津者。
”據此，則館與棕，皆在涪江之東津。
(19)左思《蜀都賦》：“于東則左綿巴中，百濮所充。
”舊注：綿州，涪水所經。
涪居其右；綿居其左，故曰左綿。
(20)《奉送嚴公入朝十韻》“宮莺罷啭春”仇注：“宮莺罷啭”，夏時入觐。
黃鶴說：李梓州赴任，在寶應元年之夏，故詩雲：“火雲揮汗日，山驿醒心泉。
”爾時公在綿州。
謂杜甫陪嚴武離成都、至綿州在夏末秋初，差近。
(21)黃鶴說：公自乾元元年出華州時與王别，至寶應元年為五年。
(22)浦起龍認為此詩是“至梓未久”所作。
是。
(23)雖說“不一定”，也可能真是起身後接着哦成的。
(24)“偶攜”，《聞一多全集》初版丙集八二頁此處引文誤為“偶棄”，則與聞先生所作“攜家出成都”判斷适反。
一字之誤，令我茫然久之，待檢閱原詩後始得其解，校對能不慎乎？ (25)此據《舊唐書·地理志》。
《新唐書·地理志》作“中都督府”。
(26)仇注：“考七國時，蜀本屬楚，前《送李校書》詩亦雲&lsquo已見楚山碧&rsquo，則高在成都，亦何不可言楚乎？”雖然，梓州離成都很近，終不得謂“隔乾坤遠”。
此解不可取。
(27)《陳子昂集》徐鵬校本附錄《大唐劍南東川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戶部尚書兼禦史大夫梓州刺史鮮于公為故右拾遺陳公建旌德之碑》，署“前監察禦史趙儋撰”，末題“唐大曆六年，歲次辛亥，十月癸醜朔日建”。
碑文後又錄重刻題記：“延謂權典是州，&hellip&hellip至獨坐山前，過有唐故右拾遺陳公之墳（碑文亦謂葬于射洪獨坐山）。
&hellip&hellip故節度使鮮于公所立旌德之碑，苔藓侵剝，文字磨滅，因征舊本，命良工重勒于石。
&hellip&hellip開寶戊辰歲，十二月十五日，&hellip&hellip（靜江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梓州軍事）郭延謂。
”據此，知大曆年間前後為陳子昂建兩旌德碑：一在金華山讀書堂，李叔明立；一在獨坐山墳前，鮮于某立。
(28)楊倫注：“《寰宇記》：懸岩在射洪縣南十五裡，遠望懸岩，皎如白雪。
”果如此解，那麼“雪嶺”就不指長年積雪的川西岷山了。
(29)仇注：“&lsquo玉女&rsquo，謂燒香者。
&lsquo仙人&rsquo，謂訪道者。
” (30)此據仇注引楊德周說。
《杜詩鏡铨》從《一統志》：陳子昂宅在射洪縣東七裡東武山下。
按《元和郡縣志》載涪水在射洪縣東一百步。
如《記》與《志》所載均屬實，則東武山及其下陳子昂故宅當在涪水之東七裡左右。
未知孰是，待考。
(31)“書畫壁”，指書和畫壁。
(32)米芾《海嶽名言》：“薛稷書&lsquo慧普寺&rsquo，老杜以為&lsquo蛟龍岌相纏&rsquo。
今見其本，乃如奈重兒握蒸餅勢，信老杜不能書也。
”又說：“老杜作薛稷&lsquo慧普寺&rsquo詩雲：&lsquo郁郁三大字，蛟龍岌相纏。
&rsquo今有石本，得視之，乃是勾勒，倒收筆鋒，筆筆如蒸餅。
&lsquo普&rsquo字如人握兩拳，伸臂而立，醜怪難狀。
”且無論老杜能書與否，薛書不當惡劣如是。
“米颠”狂言，難以盡信。
(33)郭紹虞先生說：“或乃病楊慎之解&lsquo老更成&rsquo為老成，為未明杜甫詩意；&hellip&hellip殊不知&lsquo老更成&rsquo三字，至為明顯，盧元昌、吳見思、仇兆鳌、浦起龍諸人亦均解為&lsquo老而彌健&rsquo。
楊慎通識，其智豈出此諸人下？且證諸杜甫他詩，更有&lsquo自笑狂夫老更狂&rsquo（《狂夫》），&lsquo階面青苔老更生&rsquo（《院中晚晴懷西郊茅舍》），&lsquo交情老更親&rsquo（《奉簡高三十五使君》）諸句，句法正同。
又其《詠懷古迹》詩亦有&lsquo庾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rsquo之句，亦正與&lsquo庾信文章老更成&rsquo一語相互發明。
” (34)“輕薄為文”諸家理解各異（詳《杜甫戲為六絕句集解》），洪邁《容齋四筆》：“&lsquo身名俱滅&rsquo，以責輕薄子。
”盧世?《讀杜私言》：“若王、楊、盧、駱為輕薄所哂，幾無完膚，而子美直罵輕薄身名俱滅，仍以&lsquo萬古江河&rsquo還諸四傑，匪惟公道，抑見剛腸。
”張燮承《杜詩百篇》：“&lsquo輕薄&rsquo&lsquo爾曹&rsquo，皆指後生。
”良是。
(35)仇兆鳌說：“龍虎之駿，皆見重于漢庭，故曰&lsquo君馭&rsquo。
” (36)從一九八二年開始，四川大學曆史系缪钺教授，與加拿大不列颠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學系葉嘉瑩教授合作，分别執筆撰寫《靈溪詞說》。
此書内容是縱論唐宋至明清曆代詞人，評其得失，述其流變；其體例則是每立一說，先以七言絕句撮述要旨，其後附以較詳細之說明。
此體例就可免索解為難之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