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入蜀“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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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作。
非有意換格，蜀中山水，自是挺特奇崛，獨能像景傳神，使人讀之，山川曆落，居然在眼。
所謂春蠶結繭，随物肖形，乃為真詩人、真手筆也。
”周明輔說：“少陵入蜀紀行諸作，雄奇崛壯，蓋其辛苦中得之益工耳。
”王履說：“昌黎《南山》詩，二百四句，鋪叙詳，文采贍，議者謂其似《上林》《子虛》賦，才力小者不能到。
然竊觀&lsquo東西兩際海，巨細難悉究。
&hellip&hellip初從藍田入，顧盼勞頸脰&rsquo等十餘句，凡大山皆可當，不獨終南也。
況又每有梗韻生意，使文辭牽綴，而義理不得通暢，恐非終南本色耳。
文章縱不宜規規傳神寫照，亦豈泛然駕虛立空？駕虛立空以誇其多，雖多亦奚以為？少陵則不然，其自秦入蜀詩二十餘篇，皆攬實事實景以入乎華藻之中，是故高出人表，而不失乎文章之所以然。
”（均見《杜少陵集詳注》所引）這意見都很好，私意以為尤以如下兩點最可注意：（一）這兩組詩筆力多變化，迥異昔作，之所以如此，非有意換格，實蜀中山水挺特奇崛，而作者又能随物肖形使然。
（二）創作最忌駕虛立空、泛泛而談。
這兩組詩都采取實事實景加以藝術表現，各具特色，移作他處不得，加上作者曆練既深，谙于事理物情，所見所感又多從辛苦中得來，所以高出好高好奇者逞才炫博之作一頭。
曆來談論山水詩多不及老杜，其實老杜的入蜀諸什，不止是當行出色的山水佳制，而且體現了山水詩表現藝術的新成就。
考山水詩派形成之初即重客觀刻畫。
《文心雕龍·明詩》說：“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俪采百字之偶，争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
”而這一傾向，又突出地體現在謝靈運山水詩的創作中：“宋臨川太守謝靈運，其源出于陳思，雜有景陽之體。
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
且以繁富為累。
嵘謂若人興多才高，寓目辄書，内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詩品》）謝靈運的山水詩，多記出遊過程中或從早到晚、或由此及彼的所見，和借景言情、借事談玄的所感，他的《石壁精舍還湖中作》：“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晖。
清晖能娛人，遊子憺忘歸。
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
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
芰荷疊映蔚，蒲稗相因依。
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
慮澹物自輕，意惬理無違。
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等等，無不如法炮制。
當時的文風尚“極貌以寫物”“窮力而追新”，謝靈運受到了文壇上這一風氣的影響（當然他也通過自己的創作實踐助長了這種風氣），加之他入宋以後，降襲封的康樂公為康樂侯，政治上始終受壓抑，“遂肆意遊遨，遍曆諸縣，動逾旬朔”（《宋書·謝靈運傳》），對山水自然之美有極細極深的獨到領悟，确曾寫出過不少技藝精工、形象生動、情境清麗的寫景名句。
可是，由于他隻知就足之所到、眼之所及，以鋪叙的手法、排比的句式，逐一刻畫景物，而且情景的描寫和哲理的闡發，莫不截分兩橛，這就使得整首詩顯得繁富而不空靈，堆砌而不渾成，最糟的是，在山水詩中拖着條玄言詩的尾巴，猶如一個沒完全變成蛤蟆的蝌蚪。
這是“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時期的情況，謝靈運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卻把進一步探索山水詩表現藝術的課題留給了後來人。
齊代謝朓，也擅長山水，與謝靈運前後齊名，世稱“小謝”。
他的山水詩的生活基礎，既不是隐逸，也不是像謝靈運那樣的貴族遨遊，而是一般世途的宦遊。
這就使得山水這一題材，在謝朓筆下開始從士族的頹風陋習中，從玄言詩的惡劣影響下解脫出來，從而創作不少秀麗、自然的作品，有助于這一詩派往清新活潑的方面發展。
他也有不少名句，如“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餘霞散成绮，澄江靜如練”“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等等，誦之皆“淵然泠然，覺筆墨之中，筆墨之外，别有一段深情妙理”（沈德潛語）。
他還注意到景物的剪裁、情景的交融和表現的凝煉。
其餘沈約、何遜、陰铿諸人，在運用“永明體”的形式與技法寫景上，也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這裡應該着重指出，在山水詩開始形成的同時，陶淵明創作了許多田園詩，其中一些好的景物描寫，如“有風自南，翼彼新苗”“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暧暧遠人村，依依墟裡煙”“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等等，渲染幾筆，境地自呈，且見作者情緻。
隻是在貴族華靡文風大熾的六朝，這種較高較素樸的詩歌表現藝術未能受到足夠的重視，直到唐代，才為詩壇所推重，産生了重大的影響。
隋及初唐，齊梁餘風未盡。
這時寫景篇什雖多，藝術上也有所發展，但無突出成就。
盛唐時期，作家生活日益豐富，詩歌日益繁榮，風景詩與景物描寫的藝術技巧也随着有顯著的提高。
孟浩然在盛唐詩人中年輩較長，他長期隐居，且遍遊各地，又深受陶淵明的影響，文學造詣很高，開了盛唐山水田園詩派的先聲。
他的田園詩，側重于寫他在襄陽村居時的種種高雅行徑和閑情逸緻，大多韻緻飄逸、感受清新、手法自然、風格清雅。
他的山水詩，色彩不如大謝鮮明，風格不如小謝清新，但采用了陶詩的白描手法，注意總的印象和情緒的把握，不刻畫不雕琢，渾然而就，意境自呈，為這一詩派的表現藝術提供了獨特的經驗。
王維是盛唐著名的山水詩人。
他的山水詩總的藝術特點和優點是：注意把握并描寫客觀景物作用于審美主體所産生的渾然一體的整個印象。
在具體藝術表現上，既渲染、烘托總的印象和情緒，又形象生動地描繪具體景物；既看到全體，又看到局部和個别，以後者為主，以前者為輔，層次分明；既有虛叙，又有實景；既有白描，又有彩繪。
王維是畫家，又精通音樂，在取景設色、調度詩歌音律上，也有其獨到處。
這樣就形成了他“詩中有畫”（蘇轼語）和“百啭流莺，宮商疊奏”（《史鑒類編》）的詩歌藝術風格特點。
同代人中和王維詩歌風格相近的有孟浩然、儲光羲、裴迪、祖詠、盧象、邱為、綦毋潛等。
這些人都是王維的好友，由于他們意趣相同，且都以描寫自然景物見長，就無形中形成了盛唐詩歌中的一個流派。
他們之中，以王維、孟浩然的文學成就最高，素以王孟并稱。
但王孟詩歌之間，也同樣存在着顯著的風格上的差異。
且就給人的印象而論，正如《麓堂詩話》所說：“王詩豐缛而不華靡；孟卻專心古澹，而悠遠深厚，自無寒儉枯瘠之病。
”這就是說，王詩顯得豐潤而富有生趣一些，孟詩顯得清秀而意趣淡遠一些。
若問總的成就，則孟不如王。
從以上粗略的回顧中可知：（一）在山水詩派形成之初的代表作家謝靈運手裡，對自然景物的描繪，已由作為抒情、叙事的陪襯而轉變為表現的主體，用的是逐個刻畫、随意議論的做法，長處是能“極貌以寫物”，出語生新，每多秀句，短處是“内無乏思，外無遺物”，主觀表述和客觀描摹都嫌繁雜，又缺乏有機聯系。
（二）發展到盛唐王孟詩派，山水詩的表現藝術日臻成熟。
他們作詩，多直接從生活中獲得感受，情動于中而形于外，發為吟詠，往往情景交融，意境清雅，無截分兩橛之弊，有渾然一體之妙。
但局限是過于追求詩情畫意，美學趣味多偏于恬靜幽雅，久而久之，容易形成定法陳規，産生熟境、熟意、熟詞、熟字、熟調、熟貌，不利于不同境地、不同感受的表現。
凡事發展到極盛，必然轉向衰落；要想有所突破，就不能不舍棄舊法，力圖變革。
蘇轼《東坡集·書吳道子畫後》說：“詩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韓退之、書至于顔魯公、畫至于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
”清初馮班《鈍吟老人雜錄》則徑以為：“東坡雲：&lsquo詩至杜子美一變。
&rsquo”說唐詩的大變始于杜甫是很有見地的。
這當然有社會背景、時代潮流以及詩人個人遭遇和才學諸方面的重大原因，但也出于詩歌發展的需要（就是說正好趕上詩歌盛極須變的時機）。
杜甫是集大成而大變的詩人，他的大變表現在各體詩歌的内容和形式上，當然也包括對景物描寫和山水詩表現藝術的探索和發展。
老杜不以風景詩、山水詩名家，他卻以自己創造性的勞動開拓了這一詩歌領域，增添了它的路數，豐富了它的成果。
如果說老杜的《望嶽》“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首同王維的《終南山》“太乙近天都，連山到海隅”首一樣，是盛唐人寫雄偉景物的正體，那麼，他在下面這幾首詩中則采用變體寫詩：《鄭驸馬宅宴洞中》“主家陰洞細煙霧，留客夏簟青琅玕”首，開始探索聲調上的拗救規律和用辭遣句上的刻意求新，并着意提煉風格、藝術特點上的“異味”（詳第五章第三節）；《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廟》“碧瓦初寒外”句等等，善于表現那種似不真切而實真切的感覺（詳第六章第三節）；《陪鄭廣文遊何将軍山林》《重遊何氏》嘗試以帶偶然性的細節生動具體地表現自然景物；《渼陂行》讓尋常遊陂情景，通過不平靜的心理狀态的折光，産生波瀾壯闊、光怪陸離的不尋常的藝術效果（詳第七章第三節）；《三川觀水漲》等，純以破體的筆墨寫險惡的境地和惡劣的心情，舉重若輕，似拙實巧，令人驚歎不置（詳第八章第四節）。
這些嘗試是多方面的，也是很成功的。
不過，若論突破“舊法”的多和取得成績的大，則當首推他這二十四首入蜀紀行詩的創作。
這二十四首詩最大的藝術特色是峭刻生新。
前人認為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蜀中山水，自是挺特奇崛”使然，這固然不錯，但對于同樣的蜀山蜀水，為什麼有人吐屬平平，有人竟而擱筆呢？仇兆鳌早已有見及此：“蜀道山水奇絕，若作尋常登臨覽勝語，亦猶人耳。
少陵搜奇抉奧，峭刻生新，各首自辟境界。
後來天台方正學入蜀，對景閣筆，自歎無子美之才，何況他人乎？”在我看來，描狀蜀道奇山異水，要想做到“搜奇抉奧，峭刻生新”，對于具有同一才能的同一個人來說，首先就要看他有沒有敢于擺脫俗套、獨辟蹊徑的創新精神。
如前所述，老杜不僅有這種精神，而且早就顯示了實績，這就無形中為入蜀諸詩的寫作，做好了美學思想上和創作路數上的充分準備。
老杜久客長安，求官不得，生活日益貧困，尤其是安祿山叛變的突然爆發，他的處境和遭遇，無不一反常态，而他的所見所感卻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但又很難用那種基于正常美學标準的“舊法”來加以表現，這就促使他不得不大膽突破傳統詩歌的習慣寫法，創作了《秋雨歎》《投簡鹹華兩縣諸子》《醉時歌》《病後過王倚飲贈歌》《三川觀水漲》等等，具體深入卻又典型地再現了本來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大大豐富了寫實主義的表現藝術。
不要以為這與入蜀諸詩無關。
正是由于詩人在這以前早就有了豐富的藝術創新經驗，善于根據客觀現實和主觀感受的實際情況進行藝術概括，不作虛假的詩化和美化，不故作驚人之筆徑直以醜為美，但能化生活中之醜為藝術中之美，又娴熟傳統詩歌藝術，卻知力避陳熟而就生新，如今一旦置身于風貌與中原迥異，且從未得到最恰當的藝術表現的蜀中山水之間，自己又輾轉道路，“從辛苦中”得到了酸甜苦辣種種複雜的感受和觸發，他就決不會像常人那樣感到眼花缭亂、應接不暇，不知從何處落筆，而是耳目一新，思如泉湧，寫作起來，便如庖丁解牛，得心應手，遊刃有餘，緻令那些大自“山川陰霁、雲日朝昏”小至“細草敗葉、破屋垝垣”之景之物，以及彼時彼境中的萬千感觸，無可遁逃，統統得到了淋漓盡緻的表現，真正做到了“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内無乏思，外無遺物”。
有謝靈運的模山範水、刻畫生新而無繁富之累、“兩橛”之病，有王孟的情景交融、渾然一體而無爛熟之境、閑散之氣，取山水詩形成之初直至大盛之時藝術上的所長，去其所短，在集大成中大變，從而創作出這二十四篇成功之作，突兀宏肆，憂憤深廣，既是山水圖經，更是流民長卷，思想與藝術俱高，為唐代山水詩創作開拓領域，增添異彩，并大大提高其表現力和價值。
*** (1)《新唐書·食貨志》載：“貞元四年，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鬥亦增二百，為錢三百一十，其後複增六十，河中兩池鹽每鬥為錢三百七十。
江淮豪賈射利，或時倍之，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
”老杜詩中所述與此基本相符。
可見不須到貞元四載以後，就在乾元二年老杜作此詩時，隴右一帶鹽價已漲到每鬥三百以上，那裡的“豪賈射利，或時倍之”了。
(2)末句“及茲歎冥寞”，楊倫說：“諸本多作&lsquo漠&rsquo，重。
上言吳嶽之險，已非他山所及，其突兀之狀，猶若逐人而來，今到青陽，其險有勝于吳嶽者，乃不覺爽然如失也。
正應前&lsquo南行道彌惡&rsquo意，不必作&lsquo冥漠&rsquo解。
” (3)《讀杜心解》：“《一統志》：在成縣東。
按：志不記裡，去成縣當尚遠。
”又：“《蜀都賦》注：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蜀之險隘。
案：石門即指龍門，當在兩當、成縣之間，正是漢西、褒北也。
”案：清乾隆黃泳纂《成縣新志》載：“龍門鎮，縣西七十裡。
杜工部詩：&lsquo石門雲雷隘，古鎮峰巒集&rsquo即此，後改府城鎮。
”當以此為準。
(4)《方輿勝覽》謂在同谷郡西二十裡。
此山很大，方位、裡數易因着眼點不同而有異。
《讀杜心解》：“《唐書》有泥公山，在同谷西境。
今為考從前來路，多從東北來。
舊注引泥公證泥功，恐非。
此雲泥功，即是青泥嶺之别名也。
”又：“《元和郡縣志》：&lsquo青泥嶺，在長舉縣西北五十三裡，上多雲雨，行者屢逢泥淖。
&rsquo按：長舉縣即長慶中以鳴水縣省入者，其在同谷東境無疑。
而前篇之鳴水，在同谷東，益信。
”案：青泥嶺在今甘肅徽縣南甘、陝兩省界上。
為入蜀的要路。
若如《成縣新志》所載泥功山在成縣西北三十裡，而周圍數十裡，則此山與青泥嶺相去當不遠，土色和上多雲雨而道路泥淖情況也可能相近。
既然詩題明标“泥功山”，又于首段點出“泥濘之處功須版築”乃“此泥功所由名”（仇兆鳌語），而詩中“青泥”不過記其土色，且此系大山，代有記載，故不可貿然斷言“此雲泥功，即是青泥嶺之别名也”。
從長安經寶雞沿嘉陵江入蜀，青泥嶺是必經之地。
從天水南下成縣則不必經此。
老杜“從前來路，多從東北來”，山路萦回，也有可能轉到成縣西北三十裡的泥功山的東麓去。
(5)楊倫則“謂小兒陷泥中，力竭不能出如老翁也”，恐非。
(6)仇注引崔德符語：“詩題兩紀行：發秦州至鳳凰台，發同谷縣至成都。
二十四首皆以紀行為先後，無複差舛。
” (7)此詩雖是贈贊上人之作，但抒發的是浮雲飄蕩之悲、飛鳥思歸之歎，老杜如今暫得栖息之所，題此于栗亭以志遊蹤，倒也惬當不過。
當然老杜也可以另作專章題記，後已失傳。
但考慮到杜甫這一時期的詩作保留下來的很完整，而且據趙鴻所說，老杜所題之詩當時尚傳誦人口：“杜甫栗亭詩，詩人多在口”，既然當地刺史特吟詩刻石稱道，一般而論，當更會受到重視，豈可适得其反，偏失此首？方志載鳳凰山在成縣東南七裡（一作十裡），上有瀑布，名迸玑泉，天寶間哥舒翰曾題詩于岩間。
古人所到之處，興之所之，多有題壁之舉。
老杜題栗亭亦然。
以筆墨題詩文于岩間石壁之上，日曬雨淋，久必脫落，所以百多年後趙鴻來遊，已不見老杜舊題痕迹了。
《成縣新志》說迸玑泉“哥舒翰詩宛然半崖間”，這主要由于哥詩是“題刻”（見《方輿勝覽》）所緻。
(8)如果老杜一來就把家安在栗亭，那麼，仇兆鳌關于《積草嶺》“蔔居尚百裡，休駕投諸彥”的如下解釋不僅可通，甚至可取：“言路近同谷，得有依托也。
諸彥，投宿之家。
” (9)《舊唐書·杜甫傳》：“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自負薪采捛，兒女餓殍者數人。
”當據《七歌》“歲拾橡栗”“男呻女吟”雲雲酌定。
謂“兒女餓殍者數人”更不足信。
《新唐書·杜甫傳》：“（甫）客秦州，負薪采橡栗自給。
”沿襲舊傳卻誤為秦州。
仇兆鳌引後條注《七歌》其一：“今在同谷亦然。
”從詩到史，又從史回到詩，如此互證，很有點像訓诂學上“老，考也”“考，老也”之類的互訓，但意義比互訓還小。
(10)仇注引楊慎鸧有好鳥、惡鳥之分的說法，可參看。
王嗣奭從此說而疏通大意如下：“其三，鵝雁屬，以比兄弟，而惡鳥在後，安得送我在汝旁乎？公今在西，則諸弟在東，故雲&lsquo東飛&rsquo。
”亦可通。
(11)陸時雍說：“《同谷七歌》，稍近騷意，第出語粗放。
其粗放處，正是自得也。
” (12)班固《答賓戲》：“是以聖哲之治，栖栖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
”《文子·自然》《淮南子·修務訓》作“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
韓愈《争臣論》“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與杜甫《發同谷》首二句均用班固語。
(13)《方輿勝覽》載：“木皮嶺在同谷縣東二十裡，河池縣（今甘肅徽縣）西十裡。
”杜甫發同谷，取路栗亭，南入郡界，曆當房村，度木皮嶺，則木皮嶺在栗亭“以遠”（借用鐵路、公路上的用語）。
已知栗亭在同谷縣東五十裡（一作七十裡）徽縣西（一作西北），則木皮嶺不當在同谷縣東二十裡。
《成縣新志》所載較可信。
(14)據現代科學測量，華山蓮花峰海拔二千八十三米，是五嶽中最高者。
衡山以祝融峰最高，海拔一千二百九十米，是五嶽主峰中最低者。
可見五嶽都不很高。
(15)一作柳中庸詩。
(16)一作崔國輔詩。
(17)朱鶴齡以為這兩句是說花隕而目為之眩，視不及審，雨吹而頭為之風，迫不能避。
浦起龍以為“目眩”“頭風”接“浮梁”來，臨迅駛之流故“目眩”如“花隕”，騰澎湃之響，故“頭風”若“雨吹”。
并駁朱注說，若欲實指花、雨，則途中或有花飛，篇内全無雨景，且于江險意含蘊不着。
私意仍以實指花、雨為佳。
(18)仇兆鳌注“謝爾”句中的“謝”字說：“猶言讓也。
”蔡夢弼說：“謝靈運、陶元亮優遊放浪，無所系滞。
今甫未能自由，比于二子适性之樂，頗有感焉。
” (19)浦起龍說：“公少遊吳越，樂其風土，素有東遊之志。
觀入蜀以後詩，每每情見乎辭。
此來連日緣江，至是則長謝于&lsquo東逝&rsquo之水，故緻慨&lsquo西轅&rsquo也。
&lsquo不可要&rsquo者，不得與水相期會也。
”楊倫說：“戴叔倫詩：&lsquo沅湘日夜東流去，不為愁人住少時&rsquo，即此意。
” (20)仇注：“往見舊人手卷，此句之上，有&lsquo川嶽儲精英，天府興寶藏&rsquo二句，方接以珠玉雲雲。
”楊倫按：“仇本珠玉上有二句，庸濫，決非公筆。
”浦起龍按：“杜詩多四句轉意，此段獨阙兩句。
且得此一提，文氣愈暢。
仇氏非僞撰也。
脫簡無疑。
”
非有意換格，蜀中山水，自是挺特奇崛，獨能像景傳神，使人讀之，山川曆落，居然在眼。
所謂春蠶結繭，随物肖形，乃為真詩人、真手筆也。
”周明輔說：“少陵入蜀紀行諸作，雄奇崛壯，蓋其辛苦中得之益工耳。
”王履說：“昌黎《南山》詩，二百四句，鋪叙詳，文采贍，議者謂其似《上林》《子虛》賦，才力小者不能到。
然竊觀&lsquo東西兩際海，巨細難悉究。
&hellip&hellip初從藍田入，顧盼勞頸脰&rsquo等十餘句，凡大山皆可當，不獨終南也。
況又每有梗韻生意，使文辭牽綴，而義理不得通暢，恐非終南本色耳。
文章縱不宜規規傳神寫照，亦豈泛然駕虛立空？駕虛立空以誇其多，雖多亦奚以為？少陵則不然，其自秦入蜀詩二十餘篇，皆攬實事實景以入乎華藻之中，是故高出人表，而不失乎文章之所以然。
”（均見《杜少陵集詳注》所引）這意見都很好，私意以為尤以如下兩點最可注意：（一）這兩組詩筆力多變化，迥異昔作，之所以如此，非有意換格，實蜀中山水挺特奇崛，而作者又能随物肖形使然。
（二）創作最忌駕虛立空、泛泛而談。
這兩組詩都采取實事實景加以藝術表現，各具特色，移作他處不得，加上作者曆練既深，谙于事理物情，所見所感又多從辛苦中得來，所以高出好高好奇者逞才炫博之作一頭。
曆來談論山水詩多不及老杜，其實老杜的入蜀諸什，不止是當行出色的山水佳制，而且體現了山水詩表現藝術的新成就。
考山水詩派形成之初即重客觀刻畫。
《文心雕龍·明詩》說：“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俪采百字之偶，争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
”而這一傾向，又突出地體現在謝靈運山水詩的創作中：“宋臨川太守謝靈運，其源出于陳思，雜有景陽之體。
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
且以繁富為累。
嵘謂若人興多才高，寓目辄書，内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詩品》）謝靈運的山水詩，多記出遊過程中或從早到晚、或由此及彼的所見，和借景言情、借事談玄的所感，他的《石壁精舍還湖中作》：“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晖。
清晖能娛人，遊子憺忘歸。
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
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
芰荷疊映蔚，蒲稗相因依。
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
慮澹物自輕，意惬理無違。
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等等，無不如法炮制。
當時的文風尚“極貌以寫物”“窮力而追新”，謝靈運受到了文壇上這一風氣的影響（當然他也通過自己的創作實踐助長了這種風氣），加之他入宋以後，降襲封的康樂公為康樂侯，政治上始終受壓抑，“遂肆意遊遨，遍曆諸縣，動逾旬朔”（《宋書·謝靈運傳》），對山水自然之美有極細極深的獨到領悟，确曾寫出過不少技藝精工、形象生動、情境清麗的寫景名句。
可是，由于他隻知就足之所到、眼之所及，以鋪叙的手法、排比的句式，逐一刻畫景物，而且情景的描寫和哲理的闡發，莫不截分兩橛，這就使得整首詩顯得繁富而不空靈，堆砌而不渾成，最糟的是，在山水詩中拖着條玄言詩的尾巴，猶如一個沒完全變成蛤蟆的蝌蚪。
這是“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時期的情況，謝靈運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卻把進一步探索山水詩表現藝術的課題留給了後來人。
齊代謝朓，也擅長山水，與謝靈運前後齊名，世稱“小謝”。
他的山水詩的生活基礎，既不是隐逸，也不是像謝靈運那樣的貴族遨遊，而是一般世途的宦遊。
這就使得山水這一題材，在謝朓筆下開始從士族的頹風陋習中，從玄言詩的惡劣影響下解脫出來，從而創作不少秀麗、自然的作品，有助于這一詩派往清新活潑的方面發展。
他也有不少名句，如“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餘霞散成绮，澄江靜如練”“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等等，誦之皆“淵然泠然，覺筆墨之中，筆墨之外，别有一段深情妙理”（沈德潛語）。
他還注意到景物的剪裁、情景的交融和表現的凝煉。
其餘沈約、何遜、陰铿諸人，在運用“永明體”的形式與技法寫景上，也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這裡應該着重指出，在山水詩開始形成的同時，陶淵明創作了許多田園詩，其中一些好的景物描寫，如“有風自南，翼彼新苗”“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暧暧遠人村，依依墟裡煙”“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等等，渲染幾筆，境地自呈，且見作者情緻。
隻是在貴族華靡文風大熾的六朝，這種較高較素樸的詩歌表現藝術未能受到足夠的重視，直到唐代，才為詩壇所推重，産生了重大的影響。
隋及初唐，齊梁餘風未盡。
這時寫景篇什雖多，藝術上也有所發展，但無突出成就。
盛唐時期，作家生活日益豐富，詩歌日益繁榮，風景詩與景物描寫的藝術技巧也随着有顯著的提高。
孟浩然在盛唐詩人中年輩較長，他長期隐居，且遍遊各地，又深受陶淵明的影響，文學造詣很高，開了盛唐山水田園詩派的先聲。
他的田園詩，側重于寫他在襄陽村居時的種種高雅行徑和閑情逸緻，大多韻緻飄逸、感受清新、手法自然、風格清雅。
他的山水詩，色彩不如大謝鮮明，風格不如小謝清新，但采用了陶詩的白描手法，注意總的印象和情緒的把握，不刻畫不雕琢，渾然而就，意境自呈，為這一詩派的表現藝術提供了獨特的經驗。
王維是盛唐著名的山水詩人。
他的山水詩總的藝術特點和優點是：注意把握并描寫客觀景物作用于審美主體所産生的渾然一體的整個印象。
在具體藝術表現上，既渲染、烘托總的印象和情緒，又形象生動地描繪具體景物；既看到全體，又看到局部和個别，以後者為主，以前者為輔，層次分明；既有虛叙，又有實景；既有白描，又有彩繪。
王維是畫家，又精通音樂，在取景設色、調度詩歌音律上，也有其獨到處。
這樣就形成了他“詩中有畫”（蘇轼語）和“百啭流莺，宮商疊奏”（《史鑒類編》）的詩歌藝術風格特點。
同代人中和王維詩歌風格相近的有孟浩然、儲光羲、裴迪、祖詠、盧象、邱為、綦毋潛等。
這些人都是王維的好友，由于他們意趣相同，且都以描寫自然景物見長，就無形中形成了盛唐詩歌中的一個流派。
他們之中，以王維、孟浩然的文學成就最高，素以王孟并稱。
但王孟詩歌之間，也同樣存在着顯著的風格上的差異。
且就給人的印象而論，正如《麓堂詩話》所說：“王詩豐缛而不華靡；孟卻專心古澹，而悠遠深厚，自無寒儉枯瘠之病。
”這就是說，王詩顯得豐潤而富有生趣一些，孟詩顯得清秀而意趣淡遠一些。
若問總的成就，則孟不如王。
從以上粗略的回顧中可知：（一）在山水詩派形成之初的代表作家謝靈運手裡，對自然景物的描繪，已由作為抒情、叙事的陪襯而轉變為表現的主體，用的是逐個刻畫、随意議論的做法，長處是能“極貌以寫物”，出語生新，每多秀句，短處是“内無乏思，外無遺物”，主觀表述和客觀描摹都嫌繁雜，又缺乏有機聯系。
（二）發展到盛唐王孟詩派，山水詩的表現藝術日臻成熟。
他們作詩，多直接從生活中獲得感受，情動于中而形于外，發為吟詠，往往情景交融，意境清雅，無截分兩橛之弊，有渾然一體之妙。
但局限是過于追求詩情畫意，美學趣味多偏于恬靜幽雅，久而久之，容易形成定法陳規，産生熟境、熟意、熟詞、熟字、熟調、熟貌，不利于不同境地、不同感受的表現。
凡事發展到極盛，必然轉向衰落；要想有所突破，就不能不舍棄舊法，力圖變革。
蘇轼《東坡集·書吳道子畫後》說：“詩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韓退之、書至于顔魯公、畫至于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
”清初馮班《鈍吟老人雜錄》則徑以為：“東坡雲：&lsquo詩至杜子美一變。
&rsquo”說唐詩的大變始于杜甫是很有見地的。
這當然有社會背景、時代潮流以及詩人個人遭遇和才學諸方面的重大原因，但也出于詩歌發展的需要（就是說正好趕上詩歌盛極須變的時機）。
杜甫是集大成而大變的詩人，他的大變表現在各體詩歌的内容和形式上，當然也包括對景物描寫和山水詩表現藝術的探索和發展。
老杜不以風景詩、山水詩名家，他卻以自己創造性的勞動開拓了這一詩歌領域，增添了它的路數，豐富了它的成果。
如果說老杜的《望嶽》“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首同王維的《終南山》“太乙近天都，連山到海隅”首一樣，是盛唐人寫雄偉景物的正體，那麼，他在下面這幾首詩中則采用變體寫詩：《鄭驸馬宅宴洞中》“主家陰洞細煙霧，留客夏簟青琅玕”首，開始探索聲調上的拗救規律和用辭遣句上的刻意求新，并着意提煉風格、藝術特點上的“異味”（詳第五章第三節）；《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廟》“碧瓦初寒外”句等等，善于表現那種似不真切而實真切的感覺（詳第六章第三節）；《陪鄭廣文遊何将軍山林》《重遊何氏》嘗試以帶偶然性的細節生動具體地表現自然景物；《渼陂行》讓尋常遊陂情景，通過不平靜的心理狀态的折光，産生波瀾壯闊、光怪陸離的不尋常的藝術效果（詳第七章第三節）；《三川觀水漲》等，純以破體的筆墨寫險惡的境地和惡劣的心情，舉重若輕，似拙實巧，令人驚歎不置（詳第八章第四節）。
這些嘗試是多方面的，也是很成功的。
不過，若論突破“舊法”的多和取得成績的大，則當首推他這二十四首入蜀紀行詩的創作。
這二十四首詩最大的藝術特色是峭刻生新。
前人認為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蜀中山水，自是挺特奇崛”使然，這固然不錯，但對于同樣的蜀山蜀水，為什麼有人吐屬平平，有人竟而擱筆呢？仇兆鳌早已有見及此：“蜀道山水奇絕，若作尋常登臨覽勝語，亦猶人耳。
少陵搜奇抉奧，峭刻生新，各首自辟境界。
後來天台方正學入蜀，對景閣筆，自歎無子美之才，何況他人乎？”在我看來，描狀蜀道奇山異水，要想做到“搜奇抉奧，峭刻生新”，對于具有同一才能的同一個人來說，首先就要看他有沒有敢于擺脫俗套、獨辟蹊徑的創新精神。
如前所述，老杜不僅有這種精神，而且早就顯示了實績，這就無形中為入蜀諸詩的寫作，做好了美學思想上和創作路數上的充分準備。
老杜久客長安，求官不得，生活日益貧困，尤其是安祿山叛變的突然爆發，他的處境和遭遇，無不一反常态，而他的所見所感卻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但又很難用那種基于正常美學标準的“舊法”來加以表現，這就促使他不得不大膽突破傳統詩歌的習慣寫法，創作了《秋雨歎》《投簡鹹華兩縣諸子》《醉時歌》《病後過王倚飲贈歌》《三川觀水漲》等等，具體深入卻又典型地再現了本來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大大豐富了寫實主義的表現藝術。
不要以為這與入蜀諸詩無關。
正是由于詩人在這以前早就有了豐富的藝術創新經驗，善于根據客觀現實和主觀感受的實際情況進行藝術概括，不作虛假的詩化和美化，不故作驚人之筆徑直以醜為美，但能化生活中之醜為藝術中之美，又娴熟傳統詩歌藝術，卻知力避陳熟而就生新，如今一旦置身于風貌與中原迥異，且從未得到最恰當的藝術表現的蜀中山水之間，自己又輾轉道路，“從辛苦中”得到了酸甜苦辣種種複雜的感受和觸發，他就決不會像常人那樣感到眼花缭亂、應接不暇，不知從何處落筆，而是耳目一新，思如泉湧，寫作起來，便如庖丁解牛，得心應手，遊刃有餘，緻令那些大自“山川陰霁、雲日朝昏”小至“細草敗葉、破屋垝垣”之景之物，以及彼時彼境中的萬千感觸，無可遁逃，統統得到了淋漓盡緻的表現，真正做到了“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内無乏思，外無遺物”。
有謝靈運的模山範水、刻畫生新而無繁富之累、“兩橛”之病，有王孟的情景交融、渾然一體而無爛熟之境、閑散之氣，取山水詩形成之初直至大盛之時藝術上的所長，去其所短，在集大成中大變，從而創作出這二十四篇成功之作，突兀宏肆，憂憤深廣，既是山水圖經，更是流民長卷，思想與藝術俱高，為唐代山水詩創作開拓領域，增添異彩，并大大提高其表現力和價值。
*** (1)《新唐書·食貨志》載：“貞元四年，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鬥亦增二百，為錢三百一十，其後複增六十，河中兩池鹽每鬥為錢三百七十。
江淮豪賈射利，或時倍之，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
”老杜詩中所述與此基本相符。
可見不須到貞元四載以後，就在乾元二年老杜作此詩時，隴右一帶鹽價已漲到每鬥三百以上，那裡的“豪賈射利，或時倍之”了。
(2)末句“及茲歎冥寞”，楊倫說：“諸本多作&lsquo漠&rsquo，重。
上言吳嶽之險，已非他山所及，其突兀之狀，猶若逐人而來，今到青陽，其險有勝于吳嶽者，乃不覺爽然如失也。
正應前&lsquo南行道彌惡&rsquo意，不必作&lsquo冥漠&rsquo解。
” (3)《讀杜心解》：“《一統志》：在成縣東。
按：志不記裡，去成縣當尚遠。
”又：“《蜀都賦》注：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蜀之險隘。
案：石門即指龍門，當在兩當、成縣之間，正是漢西、褒北也。
”案：清乾隆黃泳纂《成縣新志》載：“龍門鎮，縣西七十裡。
杜工部詩：&lsquo石門雲雷隘，古鎮峰巒集&rsquo即此，後改府城鎮。
”當以此為準。
(4)《方輿勝覽》謂在同谷郡西二十裡。
此山很大，方位、裡數易因着眼點不同而有異。
《讀杜心解》：“《唐書》有泥公山，在同谷西境。
今為考從前來路，多從東北來。
舊注引泥公證泥功，恐非。
此雲泥功，即是青泥嶺之别名也。
”又：“《元和郡縣志》：&lsquo青泥嶺，在長舉縣西北五十三裡，上多雲雨，行者屢逢泥淖。
&rsquo按：長舉縣即長慶中以鳴水縣省入者，其在同谷東境無疑。
而前篇之鳴水，在同谷東，益信。
”案：青泥嶺在今甘肅徽縣南甘、陝兩省界上。
為入蜀的要路。
若如《成縣新志》所載泥功山在成縣西北三十裡，而周圍數十裡，則此山與青泥嶺相去當不遠，土色和上多雲雨而道路泥淖情況也可能相近。
既然詩題明标“泥功山”，又于首段點出“泥濘之處功須版築”乃“此泥功所由名”（仇兆鳌語），而詩中“青泥”不過記其土色，且此系大山，代有記載，故不可貿然斷言“此雲泥功，即是青泥嶺之别名也”。
從長安經寶雞沿嘉陵江入蜀，青泥嶺是必經之地。
從天水南下成縣則不必經此。
老杜“從前來路，多從東北來”，山路萦回，也有可能轉到成縣西北三十裡的泥功山的東麓去。
(5)楊倫則“謂小兒陷泥中，力竭不能出如老翁也”，恐非。
(6)仇注引崔德符語：“詩題兩紀行：發秦州至鳳凰台，發同谷縣至成都。
二十四首皆以紀行為先後，無複差舛。
” (7)此詩雖是贈贊上人之作，但抒發的是浮雲飄蕩之悲、飛鳥思歸之歎，老杜如今暫得栖息之所，題此于栗亭以志遊蹤，倒也惬當不過。
當然老杜也可以另作專章題記，後已失傳。
但考慮到杜甫這一時期的詩作保留下來的很完整，而且據趙鴻所說，老杜所題之詩當時尚傳誦人口：“杜甫栗亭詩，詩人多在口”，既然當地刺史特吟詩刻石稱道，一般而論，當更會受到重視，豈可适得其反，偏失此首？方志載鳳凰山在成縣東南七裡（一作十裡），上有瀑布，名迸玑泉，天寶間哥舒翰曾題詩于岩間。
古人所到之處，興之所之，多有題壁之舉。
老杜題栗亭亦然。
以筆墨題詩文于岩間石壁之上，日曬雨淋，久必脫落，所以百多年後趙鴻來遊，已不見老杜舊題痕迹了。
《成縣新志》說迸玑泉“哥舒翰詩宛然半崖間”，這主要由于哥詩是“題刻”（見《方輿勝覽》）所緻。
(8)如果老杜一來就把家安在栗亭，那麼，仇兆鳌關于《積草嶺》“蔔居尚百裡，休駕投諸彥”的如下解釋不僅可通，甚至可取：“言路近同谷，得有依托也。
諸彥，投宿之家。
” (9)《舊唐書·杜甫傳》：“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自負薪采捛，兒女餓殍者數人。
”當據《七歌》“歲拾橡栗”“男呻女吟”雲雲酌定。
謂“兒女餓殍者數人”更不足信。
《新唐書·杜甫傳》：“（甫）客秦州，負薪采橡栗自給。
”沿襲舊傳卻誤為秦州。
仇兆鳌引後條注《七歌》其一：“今在同谷亦然。
”從詩到史，又從史回到詩，如此互證，很有點像訓诂學上“老，考也”“考，老也”之類的互訓，但意義比互訓還小。
(10)仇注引楊慎鸧有好鳥、惡鳥之分的說法，可參看。
王嗣奭從此說而疏通大意如下：“其三，鵝雁屬，以比兄弟，而惡鳥在後，安得送我在汝旁乎？公今在西，則諸弟在東，故雲&lsquo東飛&rsquo。
”亦可通。
(11)陸時雍說：“《同谷七歌》，稍近騷意，第出語粗放。
其粗放處，正是自得也。
” (12)班固《答賓戲》：“是以聖哲之治，栖栖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
”《文子·自然》《淮南子·修務訓》作“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
韓愈《争臣論》“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與杜甫《發同谷》首二句均用班固語。
(13)《方輿勝覽》載：“木皮嶺在同谷縣東二十裡，河池縣（今甘肅徽縣）西十裡。
”杜甫發同谷，取路栗亭，南入郡界，曆當房村，度木皮嶺，則木皮嶺在栗亭“以遠”（借用鐵路、公路上的用語）。
已知栗亭在同谷縣東五十裡（一作七十裡）徽縣西（一作西北），則木皮嶺不當在同谷縣東二十裡。
《成縣新志》所載較可信。
(14)據現代科學測量，華山蓮花峰海拔二千八十三米，是五嶽中最高者。
衡山以祝融峰最高，海拔一千二百九十米，是五嶽主峰中最低者。
可見五嶽都不很高。
(15)一作柳中庸詩。
(16)一作崔國輔詩。
(17)朱鶴齡以為這兩句是說花隕而目為之眩，視不及審，雨吹而頭為之風，迫不能避。
浦起龍以為“目眩”“頭風”接“浮梁”來，臨迅駛之流故“目眩”如“花隕”，騰澎湃之響，故“頭風”若“雨吹”。
并駁朱注說，若欲實指花、雨，則途中或有花飛，篇内全無雨景，且于江險意含蘊不着。
私意仍以實指花、雨為佳。
(18)仇兆鳌注“謝爾”句中的“謝”字說：“猶言讓也。
”蔡夢弼說：“謝靈運、陶元亮優遊放浪，無所系滞。
今甫未能自由，比于二子适性之樂，頗有感焉。
” (19)浦起龍說：“公少遊吳越，樂其風土，素有東遊之志。
觀入蜀以後詩，每每情見乎辭。
此來連日緣江，至是則長謝于&lsquo東逝&rsquo之水，故緻慨&lsquo西轅&rsquo也。
&lsquo不可要&rsquo者，不得與水相期會也。
”楊倫說：“戴叔倫詩：&lsquo沅湘日夜東流去，不為愁人住少時&rsquo，即此意。
” (20)仇注：“往見舊人手卷，此句之上，有&lsquo川嶽儲精英，天府興寶藏&rsquo二句，方接以珠玉雲雲。
”楊倫按：“仇本珠玉上有二句，庸濫，決非公筆。
”浦起龍按：“杜詩多四句轉意，此段獨阙兩句。
且得此一提，文氣愈暢。
仇氏非僞撰也。
脫簡無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