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長安遁複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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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逼近。
須臾，見與崔乾祐鬥，黃旗軍不勝，退而又戰不止一次。
俄不知所在。
後昭陵奏：是日靈宮前石馬汗流。
諸家多以為詩人谒陵時因見“昭陵六駿”等石刻而想到這一傳說以寄慨，并定這詩作于這次還鄜州途中行經昭陵時。
這詩叙述唐太宗平亂之功和貞觀緻治之盛，實際上是慨歎時無英雄、太平難望。
這種思想感情也與當時的實際相符。
隻是從鳳翔出發，經麟遊到宜君，路線徑直，離作戰地區又較遠，老杜為什麼要舍近求遠、去安即危，繞道到這個兩軍對陣、時有戰鬥的京兆府的遠郊區醴泉縣來呢？百思不得其解。
戰亂時世或有此等事，惜資料阙如，無法确考。
老杜在途中還作了兩首五律，其中的一首《晚行口号》說： “三川不可到，歸路晚山稠。
落雁浮寒水，饑烏集戍樓。
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總，還家尚白頭。
”“落雁”二句寫荒途晚景，令人有身臨其境之感。
《北征》說：“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
”老杜途經戰場，确曾目擊這種屍骨縱橫的慘狀。
我讀“饑烏”句時，總不免要聯想到漢樂府《戰城南》中的這幾句話：“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
”浦起龍說：“考《陳書》：江總，濟陽考城人，仕梁。
侯景陷台城，避難會稽，憩龍華寺。
寺即其上世都陽裡居舊基，故作《修心賦》曰：&lsquo是豫章之舊圃。
&rsquo又曰：&lsquo庶忘累于妻子。
&rsquo詩所謂&lsquo還家&rsquo，當指此，正以自況值亂而歸寓宅也。
以江總十八解褐之年計之，避難時才三十餘耳，而公年已望五，故曰&lsquo遠愧&rsquo。
”所論甚是。
另一首《獨酌成詩》說： “燈花何太喜？酒綠正相親。
醉裡從為客，詩成覺有神。
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
”蔣弱六說：“前半是初酌時，不覺一切放下。
後半是酒後，又不覺萬感都集，心事如畫。
”浦起龍認為：“應即&lsquo口号&rsquo（指作前詩）之夜所成，故雲家尚未到，燈亦何勞爾花。
正須把酒取醉，解我客愁，而興之所至，不覺觸口成吟耳。
”在此前後，作《彭衙行》，記去歲自白水逃亡至此承孫宰留宿情事（詳第八章）。
四 “生還偶然遂” 經過多日的長途跋涉，老杜終于平安抵達羌村，與分離一載、朝夕思念的家人們團圓了。
《羌村三首》就是他剛到家那幾天與妻子兒女歡聚的最感人的藝術寫照。
其一說：“峥嵘赤雲西，日腳下平地。
柴門鳥雀噪，歸客千裡至。
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
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
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歔欷。
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西邊紅雲高聳，雲罅裡瀉出的斜陽光像巨人的長腳下到平地。
寫鄉村傍晚景象如繪，令人真切地感到秋晴的爽朗，和遠客乍歸的特殊印象。
這裡的“日腳”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雨腳如麻未斷絕”的“雨腳”一樣，腳就是腳，有人覺得别扭，說“雨腳”就是雨滴，“日腳”就是日光，那當然是不錯的，隻是頭腦過于科學，不足以言詩。
陸賈《新語》：“乾鵲噪而行人至。
”吾鄉現今尚有“喜鵲叫，有客來”的俗話。
仇兆鳌以為“柴門”句中的“雀”字當做“鵲”。
(21)柴門鳥雀噪晴，在千裡歸客心目中這仿佛是對他的熱烈歡迎。
寫景也寫情，一片喜氣洋洋。
王嗣奭說：“前有《述懷》《得家書》二詩，則公與其家人已知兩無恙矣。
此詩有&lsquo妻孥怪我在&rsquo&lsquo生還偶然遂&rsquo等語，若初未相聞者，何也？蓋此時盜賊方橫，乘輿未複，人人不能自保，直至兩相對面，而後知其尚存，此實情也。
”一個處于困境屢為失望所苦的人，一旦夢寐以求之事竟成事實，莫不意惑神飛，疑其非真。
這是人之常情。
《六一詩話》引梅堯臣的話說：“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
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
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然後為至矣。
”其實前人所未道之情和難寫之景往往就在日常生活中為人所常見、常感。
正因為是人所常見、常感，寫入詩中，很難顯得意新語工。
老杜這首詩的好處，就在于他能把亂世常人都可能經曆到或親眼得見的常事、常情，用平平常常的語言表現出來，卻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
（一）窮鄉僻野，外人罕至，偶有客來，鄰裡都會來看熱鬧。
（二）楊氏夫人攜家小寄居羌村一年有餘，與鄰裡無疑是很熟識的了。
老杜陷賊與竄歸鳳翔得官等情事，村中也當早已風聞。
今見老杜歸家，人們哪能不來觀看？老杜去歲在此稍作勾留随即離去，與村中人多不相識，如今又是官身，初來乍到，鄰人們一時不便徑入相見，又甚感希罕，便不覺圍滿牆頭探望了。
（三）鄰人圍滿牆頭，開頭自然是看熱鬧的心理成分多，及見老杜與家人相會驚定拭淚、喜極生悲情狀，也不由得為之感歎欷歔了。
這幾層意思，如果一一道來，倒也容易，隻是過于瑣細，寫入詩中，難免令人生厭。
老杜則不然，他隻需“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歔欷”兩句，就把這一動人的情景既生動具體又幹淨利索地表現了出來，細細玩味，而且包含了上述幾層言外之意。
言有盡而意無窮，這是神韻派詩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其實，隻要不将之作玄妙的理解，寫實派的詩，又何嘗不需要這種以一當十、“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的功夫呢？王嗣奭說：“&lsquo夜闌更秉燭&rsquo，&lsquo更&rsquo讀平聲。
久客歸來，未能即睡，不無瑣事，更換秉燭，自是真景，非相疑而互照。
至&lsquo相對如夢寐&rsquo，則驚怪意猶未盡忘也。
”這解說是正确的。
若解釋為老杜和楊氏夫人夜深對坐，猶是驚怪，更秉燭互照，則未免顯得滑稽。
“夜闌更秉燭”，與李商隐《夜雨寄北》“何當共剪西窗燭”的用意接近，都寫與妻久坐不即就寝情景。
坐久燭暗，須剪掉燭芯使之複明。
言剪燭，則坐久之意自見。
燭不但須剪，且須更換，二人相對而坐的時間就更加長久了。
“如夢寐”三字佳，與恍惚的心理狀态真切入微。
去歲老杜陷賊之初在中秋月明之夜預想來日與妻子歡聚的情景說：“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幹？”今日歸來雖然也是閏八月的第二個中秋，無奈時在月初，他們不得同倚虛幌讓多情的明月“雙照淚痕幹”，就隻能秉燭夜闌，互訴衷情了。
想當然的事同生活中成為現實的事總是不一樣的。
老杜可以把他所渴望的與妻子團聚的情形想象得很美，寫得很感人。
但這一願望一旦成為事實時，他就應該直接從那未必與想象相符的現實生活中去選擇素材，提煉詩意。
歌德曾經給一位當時很著名的德國即席演唱家、漢堡的沃爾夫博士出了個題目，要他描繪一下他從魏瑪回漢堡的行程，他馬上信口說了一段音調和諧的詩，這使歌德感到驚訝，但并不贊賞，因為在歌德看來，他描繪的不是回到漢堡的行程，而隻是回到父母親友身邊的情緒，也就是說，他不乏才能，卻患着那個時代重主觀的通病。
所以歌德在另一處就明确地指出：“世界是那樣廣闊豐富，生活是那樣豐富多彩，你不會缺乏作詩的動因。
但是寫出來的必須全是應景即興的詩，也就是說，現實生活必須既提供詩的機緣，又提供詩的材料。
一個特殊具體的情境通過詩人的處理，就變成帶有普通性和詩意的東西。
我的全部詩都是應景即興的詩，來自現實生活，從現實生活中獲得堅實的基礎。
我一向瞧不起空中樓閣的詩。
不要說現實生活沒有詩意。
詩人的本領，正在于他有足夠的智慧，能從慣見的平凡事物中見出引人入勝的一個側面。
”（《歌德談話錄》） 我從老杜“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兩句中悟出了一點詩歌創作上的道理，總嫌講不透徹，隻好搬出歌德老人來幫忙；多虧他見多識廣，終于毫不費力地将我朦胧地感到卻把握不住的道理闡述得淋漓盡緻。
我看，老杜全部的詩也都是來自現實生活、從現實生活中獲得堅實的基礎的，豈止“夜闌”二句？重客觀輕主觀，這隻是從創作的基本态度而論，并不意味着否認想象的作用。
因為隻要有一點創作經驗和文藝理論常識的人都知道，如果缺了理想的翅膀，不管中國的詩神，還是德國的詩神，都是無法翺翔于太空的。
王遵岩評《羌村》其一說：“一字一句，镂出肺腸，而婉轉周至，躍然目前，又若尋常人所欲道，真國風之義。
”所謂“若尋常人所欲道”，跟歌德所謂“能從慣見的平凡事物中見出引人入勝的一個側面”的意思相近。
王氏說得不很明确，也多少意識到杜詩與尋常現實生活有着極其密切的關系。
其二說：“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
嬌兒不離膝，畏我複卻去。
憶昔好追涼，故繞池邊樹。
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
賴知禾黍收，已覺糟床注。
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前首寫久客初歸之樂。
歡樂過後，種種煩惱重新湧上心頭，了無生趣，詩人又不得不借酒消愁了。
這就是這首詩中所要表現的意思。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
”前句是因，後句是果。
這一年來，出生入死，好容易與親人團聚，理應“還家多歡趣”才是，然而不然，這主要是因為他已經進入晚年（其實隻有四十六歲，隻是他心理上認為自己已經衰老了），卻為情勢所迫，仍須苟且偷生的緣故。
到底是什麼事使得他這麼不愉快呢？他沒說，不過我們卻知道，那不外是：幹戈滿地、哀鴻遍野、時世艱難、家室牽累，其中最令他擔心的，恐怕無過于小人用事，朝政多變，而前因疏救房琯，廷诤忤旨，今墨制放還，事猶未了。
點出因憂思萦懷而少歡趣，便不詳加訴說，就此打住，然後掉轉筆頭，着重寫己之不悅和設法自遣情狀：（一）“嬌兒不離膝，畏我複卻去”，寫小兒女喜父歸來而繞膝依依，及見面露不悅神情，不覺生畏而退了回去。
(22)&mdash&mdash就是這樣，通過嬌兒的一個細微的心理變化和小動作，便反映出老杜“還家少歡趣”的愁苦情狀。
（二）去歲初來羌村寄寓，正當炎夏，回憶當時愛在屋旁池邊樹陰納涼，甚感快意，就想再去走走，借以排遣；誰知那裡北風蕭蕭，前塵如夢，撫事傷懷，徒添無窮苦惱。
&mdash&mdash借設法排遣而不得以顯“少歡趣”之甚。
（三）想到此地今秋豐收，有餘糧釀酒，想象中已覺壓酒的糟床（即酒醡）中酒流如注，這不是在極力形容酒人的喉急狂态，而是在傾訴他借酒澆愁、聊自寬解的苦衷：“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最後還是落到一個“憂”字上，這就是這首詩的主旨所在。
憂什麼？籠而統之地說是憂國憂民，這當然是不錯的；若細細琢磨，恐與他從任左拾遺以來在鳳翔行在朝廷的所見所感和親身遭遇不無更直接的關系。
通過一二身邊瑣事和心理活動便活現出一個憂心忡忡的老杜來，藝術上也很有特色。
其三說：“群雞正亂叫，客至雞鬥争。
驅雞上樹木，始聞叩柴荊。
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
手中各有攜，傾榼濁複清。
&lsquo莫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
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
&rsquo請為父老歌，艱難愧深情。
歌罷仰天歎，四座淚縱橫。
”浦起龍說“三詩俱脫胎于陶”，這是不錯的。
無論形還是神，三詩之中，又以其三最酷似陶詩，這隻需将陶淵明《飲酒》其九對照一下就知道了：“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
問子為誰與，田父有好懷。
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
&lsquo?縷茅檐下，未足為高栖。
一世皆尚同，願君汩其泥。
&rsquo&lsquo深感父老言，禀氣寡所諧。
纡辔誠可學，違己讵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rsquo”對于這種探求詩歌或詩句從何脫胎的做法，歌德是極其反感的。
他說：“世界總是永遠一樣的，一些情境經常重現，&hellip&hellip那麼，某個詩人作詩為什麼不能和另一個詩人一樣呢？生活的情境可以相同，為什麼詩的情境就不可以相同呢？”他的助手愛克曼接着說：“所以我總覺得一些學問淵博的人太奇怪了，他們好像在設想，作詩不是從生活到詩，而是從書本到詩。
他們老是說：詩人的這首詩的來曆在這裡，那首詩的來曆在那裡。
”當聽到愛克曼說拜倫把他的《浮士德》拆成碎片并指出它們各自的出處時，歌德還講了這樣一段頗有見地和膽略的驚人妙語：“拜倫所引的那些妙文大部分都是我沒有讀過的，更不用說我在寫《浮士德》時不曾想到它們。
拜倫作為一個詩人是偉大的，但是他在運用思考時卻是一個孩子。
所以他碰到他本國人對他進行類似的無理攻擊時就不知如何應付。
他本來應該向他的論敵們表示得更強硬些，應該說，&lsquo我的作品中的東西都是我自己的，至于我的根據是書本還是生活，那都是一樣，關鍵在于我是否運用得恰當！&rsquo&hellip&hellip我的靡非斯托夫也唱了莎士比亞的一首歌。
他為什麼不應該唱？如果莎士比亞的歌很切題，說了應該說的話，我為什麼要費力來另作一首呢？”認為“世界總是永遠一樣的”固然不對，但生活中無疑有不少相同的或類似的情境（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就很難懂得古代的和外國的詩歌了，因為它們表現的是跟我們毫不相幹的情境），也的确有情境相同而并非模仿或抄襲的詩。
如果離開詩歌本身的欣賞和評價，而一味從故紙堆裡死摳一字一句的出處，那是不足取的。
這種傾向，外國有，中國更甚。
所以朱光潛先生在翻譯到上述意見時加注議論說：“這也是我國過去的注詩家們的惡習，認為好詩&lsquo無一字無來曆&rsquo，于是就穿鑿附會起來，說某個詞句來源于古代某些大家的詩。
李善注《昭明文選》就已如此。
” 就創作而論，強調首先着眼于生活情境，着眼于詩人本身的真切感受和表現的完美，不遑計較有無出處或是否經前人道過，這都是些很好的意見。
不但歌德，我國古今著名詩人也不乏有意無意用成句入詩的成功範例。
譬如蘇轼以唐人劉駕《早行》首句“馬上續殘夢”為其《太白山下早行至橫渠鎮書崇壽院壁》首句，又采唐人殷堯藩《喜雨》第四句“淛（同浙）東飛雨過江來”仍為其《有美堂暴雨》第四句，由于用得恰當，成句與續成部分融為一體，各自表現了更為優美的情境，于是後來居上，為人們所傳誦，而原作反倒湮沒無聞，甚至連學問淵博、好查出處的注家也不甚了了（高步瀛選注《唐宋詩舉要》，曾标明前一出處，對後一出處則未标明）。
近代名家也有用成句用得好的詩篇。
讀魯迅七絕“明眸越女罷晨裝，荇水荷風是舊鄉。
唱盡新詞歡不見，旱雲如火撲晴江”，莫不感其憂思，賞其文采，以為從内容到語言純是獨創，恐怕還沒有人想到，這詩的第三句原來就是劉禹錫《踏歌詞》其一“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連袂行。
唱盡新詞歡不見，紅霞映樹鹧鸪鳴”中的成句呢。
這些例子都足以說明歌德關于詩歌不避相同情境甚至可以徑用成句、成篇的大膽主張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卻不能從而認為：（一）創作可以雷同，可以剽竊；（二）凡是注明詩歌詞句出處和探求詩歌或詩句從何脫胎的做法都是錯誤的。
歌德強調“我的作品中的東西都是我自己的，至于我的根據是書本還是生活，那都是一樣，關鍵在于我是否運用得恰當”，這哪裡是在提倡雷同和剽竊呢？詩人不從生活隻從書本中去尋詩，注家迷信好詩無一字無來曆而穿鑿附會地去注詩，這當然都是不對的，不值得提倡。
但是要求作家加強文學修養，努力從前代優秀創作中吸取養分、獲得借鑒，要求研究者通過作品的分析和比較，探讨前後代表現藝術的繼承與發展，為今天的創作提供點滴寶貴經驗，這仍然是未可厚非，甚至是十分必要的。
《羌村》其三恰可借來說明一些問題。
老杜回到羌村，村子裡的父老們約好了，各自攜帶些酒食去看望他，說眼下戰争還沒結束，各家各戶的年輕小夥們都東征打仗去了，撂下黍地沒人耕種，收的糧食不多，湊合着釀了點酒，味道很淡，送來隻是表示點心意，請多加包涵。
處在這種場合，對着這樣一些飽經戰亂的純樸的鄉鄰，聽了如此誠懇而深情的話語，怎教老杜不感動得熱淚縱橫呢？這是現實生活中的情境，這情境顯然是與陶淵明《飲酒》其九中所描繪的情境基本上相同。
可見正如歌德所說，生活中确乎有相同的情境。
既然如此，那我們就不能說（實際上也不是）杜甫的這首詩是從陶淵明的那首詩套來的。
這一點必須首先加以肯定。
但是，老杜“熟精《文選》理”，對陶淵明很景仰，對陶詩浸淫日久，十分熟習，如果一旦遇到與陶詩中相同的情境，感而有作，能說他根本不會想起那首陶詩，不會去向它借鑒，不會受到它的影響麼？細細比較這兩首詩，自會發現無論結構布局，還是造詞遣句，甚至是語氣口吻都很相仿佛，杜學陶的痕迹是很明顯的。
但是，這不是江淹那種演員進入角色式的刻意模仿，而是以我為主以生活為根據向前代名篇所做的創造性的借鑒。
江淹的《陶征君潛田居》是這樣的：“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
雖有荷倦，濁酒聊自适。
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
歸人望煙火，稚子候檐隙。
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沒。
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
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
”這思想、這境界、這韻緻，哪一點不是陶淵明的呢？所以沈德潛稱許說：“得彭澤之清逸矣。
”學陶學到這種足以亂真的地步并非易事，他必須十分熟習陶淵明其人其詩，在創作的過程中必須進入陶淵明這一角色，進入陶淵明的特定的生活情境，像陶淵明那樣感受那樣思想，方能寫出這樣形神酷似的篇章來。
（江淹還仿作了曹植、劉桢、王粲、嵇康、阮籍、謝靈運等二十餘家詩各一首，也同樣經過深入的揣摩，但都不及這首拟陶之作傳神。
）同仿古代名人字畫、仿出土文物等仿古美術工藝品比較起來，這種雜拟詩歌（古代此類作品甚多，《昭明文選》中即辟有一類“雜拟詩”）當然是創作而不是模仿。
通過雜拟，可以體察入微地領會前人創作的甘苦，得其用心，有助于自身藝術表現能力的提高和獨特風格的形成（據《酉陽雜俎》載，李白曾前後三拟《文選》，今《恨賦》尚存，可見他是下過這種苦工夫的），甚至還可能産生幾首像江淹雜拟詩那樣較為完美、可供賞玩的作品。
此外，從研究古典詩歌的角度來看，如果有人真對他所研究的作家作品下過這樣的一番工夫，即使仿作的成績不夠理想，也無疑會對分析這一作家作品的思想藝術特色大有裨益（對于今天的古典詩歌研究工作者來說，如果他稍稍懂得點作詩填詞，我想對他的研究工作也會有好處的）。
如上所述，雜拟不是簡單的模仿而是創作，對學習寫作和進行研究不無好處，但是，這到底不是借鑒前人藝術最經常和最理想的途徑。
《羌村》其三的學陶就不是這樣，若論情境與語言，它太像陶淵明的《飲酒》其九了。
不過它有如下最重要的一點與江淹那首拟陶詩迥然不同：前者中有戰亂還鄉的作者杜甫，而後者則隻有想當然的退隐田園的陶潛。
後者寫得确乎精美，隻是缺乏拟作者的個性和時代氣息，除了引人發思古之幽情，供人鑒賞其技藝，意義畢竟不大。
前者就完全不是這樣。
它寫出了老杜，寫出了父老，還通過賓主雙方簡短的酬答寫出了時世的艱難和民生的困苦，尤其是寫出了老杜跟鄉鄰的純真友誼和他憂國憂民的深沉的思想感情，感人至深。
“脫胎于陶”而不是陶，能像杜甫這樣借鑒前人之作，應該說是值得學習的。
要想做到這樣，決非臨時抱佛腳、現找現摹所能奏效，而應該在深入生活的同時，堅持不懈地向古今中外的名家名著學習，日積月累地豐富自己的文化知識，提高自己的文學藝術修養和精神境界，然後才有可能逐步達到含英咀華、推陳出新的境地，寫出思想藝術越來越成熟的作品來。
在農村有“雞公打架有客來”的俗話。
《羌村》其三“群雞正亂叫，客至雞鬥争。
驅雞上樹木，始聞叩柴荊”四句，寫的就是這種帶有民俗情趣的身邊瑣事，卻神奇地展現了鄉村的古樸情境，烘托出閑居客至的歡快氣息，獲得了極佳的藝術效果。
這四句詩當然來自生活，作者寫這四句詩時很可能沒想到陶淵明的詩句“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颠”（《歸園田居》其一），正猶如陶淵明當日作詩時也可能沒想到漢樂府中的詩句“雞鳴高樹颠，犬吠深宮中”（《雞鳴》）一樣。
但是，當文學素養很高的陶淵明和杜甫在醞釀新的詩情時，那些前人舊作，難道就起不了丁點兒酵母菌的作用麼？&mdash&mdash恕我淺陋，容我借這個興許不很恰當的例子，來說明作家的文學素養對創作潛移默化的作用吧！ 五 與《五百字》媲美的名篇 就在寫《羌村三首》之後不久，杜甫又創作《北征》(23)這首足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相媲美的長篇叙事、抒懷詩。
詩中記述了沿途的經曆和到家後的情況，以及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表達了詩人對時局的看法，反映了一定的社會現實生活，無論思想性還是藝術性都是很高的。
為了行文和閱讀的方便，且分五大段評介于後。
首段說：“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
杜子将北征，蒼茫問家室。
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
顧慚恩私被，诏許歸蓬荜。
拜辭詣阙下，怵惕久未出。
雖乏谏诤姿，恐君有遺失。
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
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
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
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這一段寫他承肅宗墨制放還鄜州省家，詣阙拜辭時的戀君憂國心情。
鄜州在鳳翔東北。
老杜回家向北走，所以叫“北征”，字面出班彪《北征賦》。
初吉，朔日，即初一。
這種開篇記年月日的作法仿曹大家《東征賦》：“惟永初之有七兮，餘随子乎東征。
時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将行。
”蕭滌非先生說：“頭兩句一上來就擡出皇帝并寫明年月日，這是為了表示鄭重和嚴肅。
因為這詩主要是寫國家大事。
白居易《遊悟真寺》：&lsquo元和九年秋，八月月上弦。
我遊悟真寺，寺在王順山。
&rsquo顯然是模仿《北征》的。
但隻寫個人的遊覽，似乎不必戴這種大帽子。
”金聖歎說：“起四句，竟如古文辭。
隻插&lsquo蒼茫&rsquo二字，便将一時胸中（所慮家室）為在為亡，無數狐疑，一并寫出。
”（《杜詩解》）得到皇帝批準探親，臨行時總該表示一下恩澤私被、不勝感戴之意和戀君憂國之情。
如果僅僅是這樣地來理解這一大段詩，雖不算錯，終嫌膚淺。
仇兆鳌将“維時”以下一小段歸納成兩句話：“上八，欲去不忍，憂在君德；下八，既行猶思，憂在世事。
”并将杜甫廷诤忤旨、诏放還家一事與之聯系起來。
這很有見地，深得作者用心。
浦起龍讀杜，往往有得，于此詩則不甚了了，竟然說：“按還鄜詩古律凡數首，俱不及救琯被放事。
意未上疏前，先許歸省。
本傳與年譜漏也。
”從表面看，這話似乎有點道理，因為還鄜諸詩确未明顯地提到這件事。
但若稍加思索，就會發現在這段詩中，也隐藏着老杜因這事而産生的内心劇痛和隐憂。
且看這幾句：“雖乏谏诤姿，恐君有遺失。
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
”“谏诤姿”，勇于谏诤的品質和表現。
“經緯”，織布的縱線叫經，橫線叫緯，因而用來指有組織地處理事務，這裡指處理國家大事。
“密勿”，周密勤勉。
這幾句話講得很委婉，說半句，咽半句，如果将言外之意一并用口語譯出，就是：我雖然缺乏當谏官的才具（進谏的方式不很得體那也是出于一片至誠），主要是擔心陛下日理萬機難免有失誤之處；陛下确乎是中興之主，處理國家大事總是要周密勤勉認真對待啊！關于救琯忤旨一事，杜甫曾在《奉謝口敕放三司推問狀》中強調過他的主觀動機是好的，論事涉近讦激、方式不當是陷賊時憤惋成疾所緻：“臣以陷身賊庭，憤惋成疾，&hellip&hellip猥廁衮職，願少裨補。
”這不就是上幾句詩中所包含的主要意思麼？怎能說“俱不及救琯被放事”呢？事情已經暫時平息下來了，而且給了個恩準還家探親的大面子，即使回得家來深感“晚歲迫偷生”“撫事煎百慮”，思想負擔很重，總不能彰明較著舊事重提，隻得含蓄委婉地傾訴衷腸了。
鐘惺評“臣甫憤所切”句說：“&lsquo臣甫&rsquo章奏字面，詩中如對君。
”（《杜臆》引）詩一開頭就擡出皇帝并鄭重地标明年月日，這裡又畢恭畢敬地叱名稱臣，而且一本正經地議論國家大事，我看這決不是他無心而很可能是有意把詩寫成“如對君”的“章奏”，希望有朝一日幸達“聖覽”，俾“察餘之中情”。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說屈平疾王聽之不聰，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張衡《四愁詩》序說張衡出為河間相，時國王驕奢，天下漸敝，郁郁不得志，為《四愁詩》，效屈原以美人為君子，思以道術相報，贻于時君。
以詩明志，冀回君意，由來已久。
後來白居易更明确地提出詩歌的諷喻作用，說自己“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請谏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阙，而難于指言者，辄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于上”。
那麼，說杜甫作《北征》時也有類似的考慮，未必是毫無根據的。
從古到今都說杜甫忠君愛國，說法雖一樣，而着眼點和評價卻有很大的不同。
封建時代朕即國家，強調杜甫“一飯未嘗忘君”，便是對他的最高考語。
今世重民主，揚之者以為忠君便是愛國，抑之者以為愛國終是忠君，各執一端，互不相讓。
其實老杜的忠君思想固然嚴重，但并未到不問是非曲直唯君命是從的愚蠢地步，譬如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詩中，雖措辭委婉，對玄宗仍未免有所譏刺。
又如為救房琯，不但敢犯鱗進谏，而且在當時和以後一直到死，每當觸及此事，心情總不能平靜，在詩文中始終堅持己見，流露出不以肅宗為然的情緒（這一段中就有這意思）。
能說這是愚忠嗎？至于說到“忠君”和“愛國”，既要看到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各有自己的内涵，不可混同起來，說“愛國”就是“忠君”，或“忠君”就是“愛國”，又要看到這兩個概念的外延在杜甫的思想言行中大部分是重疊的，換句話說，就是他的“忠君”和“愛國”思想不是各不相幹而是有密切聯系的。
譬如這一段中他“憂在君德”“恐君有遺失”這無疑是忠君的表現，但又與他憤切“東胡反未已”“憂在世事”的“愛國”思想密切相關。
因為在君主專制時代，皇帝的是否“密勿”、有無“遺失”，是會直接影響到“經緯”“世事”的啊。
不能非曆史主義地要求像杜甫這樣的封建士大夫從根本上否定皇帝的作用，也不能簡單地認為封建時代朕即國家，凡是“忠君”就必然“愛國”，而應該通過細緻的剖析，看他詩歌中所表現出來的哪些是“忠君”思想、哪些是“愛國”思想，就是“忠君”思想也并非一概都壞，裡面或許多少有點值得肯定的地
須臾，見與崔乾祐鬥，黃旗軍不勝，退而又戰不止一次。
俄不知所在。
後昭陵奏：是日靈宮前石馬汗流。
諸家多以為詩人谒陵時因見“昭陵六駿”等石刻而想到這一傳說以寄慨，并定這詩作于這次還鄜州途中行經昭陵時。
這詩叙述唐太宗平亂之功和貞觀緻治之盛，實際上是慨歎時無英雄、太平難望。
這種思想感情也與當時的實際相符。
隻是從鳳翔出發，經麟遊到宜君，路線徑直，離作戰地區又較遠，老杜為什麼要舍近求遠、去安即危，繞道到這個兩軍對陣、時有戰鬥的京兆府的遠郊區醴泉縣來呢？百思不得其解。
戰亂時世或有此等事，惜資料阙如，無法确考。
老杜在途中還作了兩首五律，其中的一首《晚行口号》說： “三川不可到，歸路晚山稠。
落雁浮寒水，饑烏集戍樓。
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總，還家尚白頭。
”“落雁”二句寫荒途晚景，令人有身臨其境之感。
《北征》說：“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
”老杜途經戰場，确曾目擊這種屍骨縱橫的慘狀。
我讀“饑烏”句時，總不免要聯想到漢樂府《戰城南》中的這幾句話：“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
”浦起龍說：“考《陳書》：江總，濟陽考城人，仕梁。
侯景陷台城，避難會稽，憩龍華寺。
寺即其上世都陽裡居舊基，故作《修心賦》曰：&lsquo是豫章之舊圃。
&rsquo又曰：&lsquo庶忘累于妻子。
&rsquo詩所謂&lsquo還家&rsquo，當指此，正以自況值亂而歸寓宅也。
以江總十八解褐之年計之，避難時才三十餘耳，而公年已望五，故曰&lsquo遠愧&rsquo。
”所論甚是。
另一首《獨酌成詩》說： “燈花何太喜？酒綠正相親。
醉裡從為客，詩成覺有神。
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
”蔣弱六說：“前半是初酌時，不覺一切放下。
後半是酒後，又不覺萬感都集，心事如畫。
”浦起龍認為：“應即&lsquo口号&rsquo（指作前詩）之夜所成，故雲家尚未到，燈亦何勞爾花。
正須把酒取醉，解我客愁，而興之所至，不覺觸口成吟耳。
”在此前後，作《彭衙行》，記去歲自白水逃亡至此承孫宰留宿情事（詳第八章）。
四 “生還偶然遂” 經過多日的長途跋涉，老杜終于平安抵達羌村，與分離一載、朝夕思念的家人們團圓了。
《羌村三首》就是他剛到家那幾天與妻子兒女歡聚的最感人的藝術寫照。
其一說：“峥嵘赤雲西，日腳下平地。
柴門鳥雀噪，歸客千裡至。
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
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
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歔欷。
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西邊紅雲高聳，雲罅裡瀉出的斜陽光像巨人的長腳下到平地。
寫鄉村傍晚景象如繪，令人真切地感到秋晴的爽朗，和遠客乍歸的特殊印象。
這裡的“日腳”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雨腳如麻未斷絕”的“雨腳”一樣，腳就是腳，有人覺得别扭，說“雨腳”就是雨滴，“日腳”就是日光，那當然是不錯的，隻是頭腦過于科學，不足以言詩。
陸賈《新語》：“乾鵲噪而行人至。
”吾鄉現今尚有“喜鵲叫，有客來”的俗話。
仇兆鳌以為“柴門”句中的“雀”字當做“鵲”。
(21)柴門鳥雀噪晴，在千裡歸客心目中這仿佛是對他的熱烈歡迎。
寫景也寫情，一片喜氣洋洋。
王嗣奭說：“前有《述懷》《得家書》二詩，則公與其家人已知兩無恙矣。
此詩有&lsquo妻孥怪我在&rsquo&lsquo生還偶然遂&rsquo等語，若初未相聞者，何也？蓋此時盜賊方橫，乘輿未複，人人不能自保，直至兩相對面，而後知其尚存，此實情也。
”一個處于困境屢為失望所苦的人，一旦夢寐以求之事竟成事實，莫不意惑神飛，疑其非真。
這是人之常情。
《六一詩話》引梅堯臣的話說：“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
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
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然後為至矣。
”其實前人所未道之情和難寫之景往往就在日常生活中為人所常見、常感。
正因為是人所常見、常感，寫入詩中，很難顯得意新語工。
老杜這首詩的好處，就在于他能把亂世常人都可能經曆到或親眼得見的常事、常情，用平平常常的語言表現出來，卻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
（一）窮鄉僻野，外人罕至，偶有客來，鄰裡都會來看熱鬧。
（二）楊氏夫人攜家小寄居羌村一年有餘，與鄰裡無疑是很熟識的了。
老杜陷賊與竄歸鳳翔得官等情事，村中也當早已風聞。
今見老杜歸家，人們哪能不來觀看？老杜去歲在此稍作勾留随即離去，與村中人多不相識，如今又是官身，初來乍到，鄰人們一時不便徑入相見，又甚感希罕，便不覺圍滿牆頭探望了。
（三）鄰人圍滿牆頭，開頭自然是看熱鬧的心理成分多，及見老杜與家人相會驚定拭淚、喜極生悲情狀，也不由得為之感歎欷歔了。
這幾層意思，如果一一道來，倒也容易，隻是過于瑣細，寫入詩中，難免令人生厭。
老杜則不然，他隻需“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歔欷”兩句，就把這一動人的情景既生動具體又幹淨利索地表現了出來，細細玩味，而且包含了上述幾層言外之意。
言有盡而意無窮，這是神韻派詩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其實，隻要不将之作玄妙的理解，寫實派的詩，又何嘗不需要這種以一當十、“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的功夫呢？王嗣奭說：“&lsquo夜闌更秉燭&rsquo，&lsquo更&rsquo讀平聲。
久客歸來，未能即睡，不無瑣事，更換秉燭，自是真景，非相疑而互照。
至&lsquo相對如夢寐&rsquo，則驚怪意猶未盡忘也。
”這解說是正确的。
若解釋為老杜和楊氏夫人夜深對坐，猶是驚怪，更秉燭互照，則未免顯得滑稽。
“夜闌更秉燭”，與李商隐《夜雨寄北》“何當共剪西窗燭”的用意接近，都寫與妻久坐不即就寝情景。
坐久燭暗，須剪掉燭芯使之複明。
言剪燭，則坐久之意自見。
燭不但須剪，且須更換，二人相對而坐的時間就更加長久了。
“如夢寐”三字佳，與恍惚的心理狀态真切入微。
去歲老杜陷賊之初在中秋月明之夜預想來日與妻子歡聚的情景說：“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幹？”今日歸來雖然也是閏八月的第二個中秋，無奈時在月初，他們不得同倚虛幌讓多情的明月“雙照淚痕幹”，就隻能秉燭夜闌，互訴衷情了。
想當然的事同生活中成為現實的事總是不一樣的。
老杜可以把他所渴望的與妻子團聚的情形想象得很美，寫得很感人。
但這一願望一旦成為事實時，他就應該直接從那未必與想象相符的現實生活中去選擇素材，提煉詩意。
歌德曾經給一位當時很著名的德國即席演唱家、漢堡的沃爾夫博士出了個題目，要他描繪一下他從魏瑪回漢堡的行程，他馬上信口說了一段音調和諧的詩，這使歌德感到驚訝，但并不贊賞，因為在歌德看來，他描繪的不是回到漢堡的行程，而隻是回到父母親友身邊的情緒，也就是說，他不乏才能，卻患着那個時代重主觀的通病。
所以歌德在另一處就明确地指出：“世界是那樣廣闊豐富，生活是那樣豐富多彩，你不會缺乏作詩的動因。
但是寫出來的必須全是應景即興的詩，也就是說，現實生活必須既提供詩的機緣，又提供詩的材料。
一個特殊具體的情境通過詩人的處理，就變成帶有普通性和詩意的東西。
我的全部詩都是應景即興的詩，來自現實生活，從現實生活中獲得堅實的基礎。
我一向瞧不起空中樓閣的詩。
不要說現實生活沒有詩意。
詩人的本領，正在于他有足夠的智慧，能從慣見的平凡事物中見出引人入勝的一個側面。
”（《歌德談話錄》） 我從老杜“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兩句中悟出了一點詩歌創作上的道理，總嫌講不透徹，隻好搬出歌德老人來幫忙；多虧他見多識廣，終于毫不費力地将我朦胧地感到卻把握不住的道理闡述得淋漓盡緻。
我看，老杜全部的詩也都是來自現實生活、從現實生活中獲得堅實的基礎的，豈止“夜闌”二句？重客觀輕主觀，這隻是從創作的基本态度而論，并不意味着否認想象的作用。
因為隻要有一點創作經驗和文藝理論常識的人都知道，如果缺了理想的翅膀，不管中國的詩神，還是德國的詩神，都是無法翺翔于太空的。
王遵岩評《羌村》其一說：“一字一句，镂出肺腸，而婉轉周至，躍然目前，又若尋常人所欲道，真國風之義。
”所謂“若尋常人所欲道”，跟歌德所謂“能從慣見的平凡事物中見出引人入勝的一個側面”的意思相近。
王氏說得不很明确，也多少意識到杜詩與尋常現實生活有着極其密切的關系。
其二說：“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
嬌兒不離膝，畏我複卻去。
憶昔好追涼，故繞池邊樹。
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
賴知禾黍收，已覺糟床注。
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前首寫久客初歸之樂。
歡樂過後，種種煩惱重新湧上心頭，了無生趣，詩人又不得不借酒消愁了。
這就是這首詩中所要表現的意思。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
”前句是因，後句是果。
這一年來，出生入死，好容易與親人團聚，理應“還家多歡趣”才是，然而不然，這主要是因為他已經進入晚年（其實隻有四十六歲，隻是他心理上認為自己已經衰老了），卻為情勢所迫，仍須苟且偷生的緣故。
到底是什麼事使得他這麼不愉快呢？他沒說，不過我們卻知道，那不外是：幹戈滿地、哀鴻遍野、時世艱難、家室牽累，其中最令他擔心的，恐怕無過于小人用事，朝政多變，而前因疏救房琯，廷诤忤旨，今墨制放還，事猶未了。
點出因憂思萦懷而少歡趣，便不詳加訴說，就此打住，然後掉轉筆頭，着重寫己之不悅和設法自遣情狀：（一）“嬌兒不離膝，畏我複卻去”，寫小兒女喜父歸來而繞膝依依，及見面露不悅神情，不覺生畏而退了回去。
(22)&mdash&mdash就是這樣，通過嬌兒的一個細微的心理變化和小動作，便反映出老杜“還家少歡趣”的愁苦情狀。
（二）去歲初來羌村寄寓，正當炎夏，回憶當時愛在屋旁池邊樹陰納涼，甚感快意，就想再去走走，借以排遣；誰知那裡北風蕭蕭，前塵如夢，撫事傷懷，徒添無窮苦惱。
&mdash&mdash借設法排遣而不得以顯“少歡趣”之甚。
（三）想到此地今秋豐收，有餘糧釀酒，想象中已覺壓酒的糟床（即酒醡）中酒流如注，這不是在極力形容酒人的喉急狂态，而是在傾訴他借酒澆愁、聊自寬解的苦衷：“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最後還是落到一個“憂”字上，這就是這首詩的主旨所在。
憂什麼？籠而統之地說是憂國憂民，這當然是不錯的；若細細琢磨，恐與他從任左拾遺以來在鳳翔行在朝廷的所見所感和親身遭遇不無更直接的關系。
通過一二身邊瑣事和心理活動便活現出一個憂心忡忡的老杜來，藝術上也很有特色。
其三說：“群雞正亂叫，客至雞鬥争。
驅雞上樹木，始聞叩柴荊。
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
手中各有攜，傾榼濁複清。
&lsquo莫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
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
&rsquo請為父老歌，艱難愧深情。
歌罷仰天歎，四座淚縱橫。
”浦起龍說“三詩俱脫胎于陶”，這是不錯的。
無論形還是神，三詩之中，又以其三最酷似陶詩，這隻需将陶淵明《飲酒》其九對照一下就知道了：“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
問子為誰與，田父有好懷。
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
&lsquo?縷茅檐下，未足為高栖。
一世皆尚同，願君汩其泥。
&rsquo&lsquo深感父老言，禀氣寡所諧。
纡辔誠可學，違己讵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rsquo”對于這種探求詩歌或詩句從何脫胎的做法，歌德是極其反感的。
他說：“世界總是永遠一樣的，一些情境經常重現，&hellip&hellip那麼，某個詩人作詩為什麼不能和另一個詩人一樣呢？生活的情境可以相同，為什麼詩的情境就不可以相同呢？”他的助手愛克曼接着說：“所以我總覺得一些學問淵博的人太奇怪了，他們好像在設想，作詩不是從生活到詩，而是從書本到詩。
他們老是說：詩人的這首詩的來曆在這裡，那首詩的來曆在那裡。
”當聽到愛克曼說拜倫把他的《浮士德》拆成碎片并指出它們各自的出處時，歌德還講了這樣一段頗有見地和膽略的驚人妙語：“拜倫所引的那些妙文大部分都是我沒有讀過的，更不用說我在寫《浮士德》時不曾想到它們。
拜倫作為一個詩人是偉大的，但是他在運用思考時卻是一個孩子。
所以他碰到他本國人對他進行類似的無理攻擊時就不知如何應付。
他本來應該向他的論敵們表示得更強硬些，應該說，&lsquo我的作品中的東西都是我自己的，至于我的根據是書本還是生活，那都是一樣，關鍵在于我是否運用得恰當！&rsquo&hellip&hellip我的靡非斯托夫也唱了莎士比亞的一首歌。
他為什麼不應該唱？如果莎士比亞的歌很切題，說了應該說的話，我為什麼要費力來另作一首呢？”認為“世界總是永遠一樣的”固然不對，但生活中無疑有不少相同的或類似的情境（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就很難懂得古代的和外國的詩歌了，因為它們表現的是跟我們毫不相幹的情境），也的确有情境相同而并非模仿或抄襲的詩。
如果離開詩歌本身的欣賞和評價，而一味從故紙堆裡死摳一字一句的出處，那是不足取的。
這種傾向，外國有，中國更甚。
所以朱光潛先生在翻譯到上述意見時加注議論說：“這也是我國過去的注詩家們的惡習，認為好詩&lsquo無一字無來曆&rsquo，于是就穿鑿附會起來，說某個詞句來源于古代某些大家的詩。
李善注《昭明文選》就已如此。
” 就創作而論，強調首先着眼于生活情境，着眼于詩人本身的真切感受和表現的完美，不遑計較有無出處或是否經前人道過，這都是些很好的意見。
不但歌德，我國古今著名詩人也不乏有意無意用成句入詩的成功範例。
譬如蘇轼以唐人劉駕《早行》首句“馬上續殘夢”為其《太白山下早行至橫渠鎮書崇壽院壁》首句，又采唐人殷堯藩《喜雨》第四句“淛（同浙）東飛雨過江來”仍為其《有美堂暴雨》第四句，由于用得恰當，成句與續成部分融為一體，各自表現了更為優美的情境，于是後來居上，為人們所傳誦，而原作反倒湮沒無聞，甚至連學問淵博、好查出處的注家也不甚了了（高步瀛選注《唐宋詩舉要》，曾标明前一出處，對後一出處則未标明）。
近代名家也有用成句用得好的詩篇。
讀魯迅七絕“明眸越女罷晨裝，荇水荷風是舊鄉。
唱盡新詞歡不見，旱雲如火撲晴江”，莫不感其憂思，賞其文采，以為從内容到語言純是獨創，恐怕還沒有人想到，這詩的第三句原來就是劉禹錫《踏歌詞》其一“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連袂行。
唱盡新詞歡不見，紅霞映樹鹧鸪鳴”中的成句呢。
這些例子都足以說明歌德關于詩歌不避相同情境甚至可以徑用成句、成篇的大膽主張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卻不能從而認為：（一）創作可以雷同，可以剽竊；（二）凡是注明詩歌詞句出處和探求詩歌或詩句從何脫胎的做法都是錯誤的。
歌德強調“我的作品中的東西都是我自己的，至于我的根據是書本還是生活，那都是一樣，關鍵在于我是否運用得恰當”，這哪裡是在提倡雷同和剽竊呢？詩人不從生活隻從書本中去尋詩，注家迷信好詩無一字無來曆而穿鑿附會地去注詩，這當然都是不對的，不值得提倡。
但是要求作家加強文學修養，努力從前代優秀創作中吸取養分、獲得借鑒，要求研究者通過作品的分析和比較，探讨前後代表現藝術的繼承與發展，為今天的創作提供點滴寶貴經驗，這仍然是未可厚非，甚至是十分必要的。
《羌村》其三恰可借來說明一些問題。
老杜回到羌村，村子裡的父老們約好了，各自攜帶些酒食去看望他，說眼下戰争還沒結束，各家各戶的年輕小夥們都東征打仗去了，撂下黍地沒人耕種，收的糧食不多，湊合着釀了點酒，味道很淡，送來隻是表示點心意，請多加包涵。
處在這種場合，對着這樣一些飽經戰亂的純樸的鄉鄰，聽了如此誠懇而深情的話語，怎教老杜不感動得熱淚縱橫呢？這是現實生活中的情境，這情境顯然是與陶淵明《飲酒》其九中所描繪的情境基本上相同。
可見正如歌德所說，生活中确乎有相同的情境。
既然如此，那我們就不能說（實際上也不是）杜甫的這首詩是從陶淵明的那首詩套來的。
這一點必須首先加以肯定。
但是，老杜“熟精《文選》理”，對陶淵明很景仰，對陶詩浸淫日久，十分熟習，如果一旦遇到與陶詩中相同的情境，感而有作，能說他根本不會想起那首陶詩，不會去向它借鑒，不會受到它的影響麼？細細比較這兩首詩，自會發現無論結構布局，還是造詞遣句，甚至是語氣口吻都很相仿佛，杜學陶的痕迹是很明顯的。
但是，這不是江淹那種演員進入角色式的刻意模仿，而是以我為主以生活為根據向前代名篇所做的創造性的借鑒。
江淹的《陶征君潛田居》是這樣的：“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
雖有荷倦，濁酒聊自适。
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
歸人望煙火，稚子候檐隙。
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沒。
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
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
”這思想、這境界、這韻緻，哪一點不是陶淵明的呢？所以沈德潛稱許說：“得彭澤之清逸矣。
”學陶學到這種足以亂真的地步并非易事，他必須十分熟習陶淵明其人其詩，在創作的過程中必須進入陶淵明這一角色，進入陶淵明的特定的生活情境，像陶淵明那樣感受那樣思想，方能寫出這樣形神酷似的篇章來。
（江淹還仿作了曹植、劉桢、王粲、嵇康、阮籍、謝靈運等二十餘家詩各一首，也同樣經過深入的揣摩，但都不及這首拟陶之作傳神。
）同仿古代名人字畫、仿出土文物等仿古美術工藝品比較起來，這種雜拟詩歌（古代此類作品甚多，《昭明文選》中即辟有一類“雜拟詩”）當然是創作而不是模仿。
通過雜拟，可以體察入微地領會前人創作的甘苦，得其用心，有助于自身藝術表現能力的提高和獨特風格的形成（據《酉陽雜俎》載，李白曾前後三拟《文選》，今《恨賦》尚存，可見他是下過這種苦工夫的），甚至還可能産生幾首像江淹雜拟詩那樣較為完美、可供賞玩的作品。
此外，從研究古典詩歌的角度來看，如果有人真對他所研究的作家作品下過這樣的一番工夫，即使仿作的成績不夠理想，也無疑會對分析這一作家作品的思想藝術特色大有裨益（對于今天的古典詩歌研究工作者來說，如果他稍稍懂得點作詩填詞，我想對他的研究工作也會有好處的）。
如上所述，雜拟不是簡單的模仿而是創作，對學習寫作和進行研究不無好處，但是，這到底不是借鑒前人藝術最經常和最理想的途徑。
《羌村》其三的學陶就不是這樣，若論情境與語言，它太像陶淵明的《飲酒》其九了。
不過它有如下最重要的一點與江淹那首拟陶詩迥然不同：前者中有戰亂還鄉的作者杜甫，而後者則隻有想當然的退隐田園的陶潛。
後者寫得确乎精美，隻是缺乏拟作者的個性和時代氣息，除了引人發思古之幽情，供人鑒賞其技藝，意義畢竟不大。
前者就完全不是這樣。
它寫出了老杜，寫出了父老，還通過賓主雙方簡短的酬答寫出了時世的艱難和民生的困苦，尤其是寫出了老杜跟鄉鄰的純真友誼和他憂國憂民的深沉的思想感情，感人至深。
“脫胎于陶”而不是陶，能像杜甫這樣借鑒前人之作，應該說是值得學習的。
要想做到這樣，決非臨時抱佛腳、現找現摹所能奏效，而應該在深入生活的同時，堅持不懈地向古今中外的名家名著學習，日積月累地豐富自己的文化知識，提高自己的文學藝術修養和精神境界，然後才有可能逐步達到含英咀華、推陳出新的境地，寫出思想藝術越來越成熟的作品來。
在農村有“雞公打架有客來”的俗話。
《羌村》其三“群雞正亂叫，客至雞鬥争。
驅雞上樹木，始聞叩柴荊”四句，寫的就是這種帶有民俗情趣的身邊瑣事，卻神奇地展現了鄉村的古樸情境，烘托出閑居客至的歡快氣息，獲得了極佳的藝術效果。
這四句詩當然來自生活，作者寫這四句詩時很可能沒想到陶淵明的詩句“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颠”（《歸園田居》其一），正猶如陶淵明當日作詩時也可能沒想到漢樂府中的詩句“雞鳴高樹颠，犬吠深宮中”（《雞鳴》）一樣。
但是，當文學素養很高的陶淵明和杜甫在醞釀新的詩情時，那些前人舊作，難道就起不了丁點兒酵母菌的作用麼？&mdash&mdash恕我淺陋，容我借這個興許不很恰當的例子，來說明作家的文學素養對創作潛移默化的作用吧！ 五 與《五百字》媲美的名篇 就在寫《羌村三首》之後不久，杜甫又創作《北征》(23)這首足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相媲美的長篇叙事、抒懷詩。
詩中記述了沿途的經曆和到家後的情況，以及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表達了詩人對時局的看法，反映了一定的社會現實生活，無論思想性還是藝術性都是很高的。
為了行文和閱讀的方便，且分五大段評介于後。
首段說：“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
杜子将北征，蒼茫問家室。
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
顧慚恩私被，诏許歸蓬荜。
拜辭詣阙下，怵惕久未出。
雖乏谏诤姿，恐君有遺失。
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
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
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
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這一段寫他承肅宗墨制放還鄜州省家，詣阙拜辭時的戀君憂國心情。
鄜州在鳳翔東北。
老杜回家向北走，所以叫“北征”，字面出班彪《北征賦》。
初吉，朔日，即初一。
這種開篇記年月日的作法仿曹大家《東征賦》：“惟永初之有七兮，餘随子乎東征。
時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将行。
”蕭滌非先生說：“頭兩句一上來就擡出皇帝并寫明年月日，這是為了表示鄭重和嚴肅。
因為這詩主要是寫國家大事。
白居易《遊悟真寺》：&lsquo元和九年秋，八月月上弦。
我遊悟真寺，寺在王順山。
&rsquo顯然是模仿《北征》的。
但隻寫個人的遊覽，似乎不必戴這種大帽子。
”金聖歎說：“起四句，竟如古文辭。
隻插&lsquo蒼茫&rsquo二字，便将一時胸中（所慮家室）為在為亡，無數狐疑，一并寫出。
”（《杜詩解》）得到皇帝批準探親，臨行時總該表示一下恩澤私被、不勝感戴之意和戀君憂國之情。
如果僅僅是這樣地來理解這一大段詩，雖不算錯，終嫌膚淺。
仇兆鳌将“維時”以下一小段歸納成兩句話：“上八，欲去不忍，憂在君德；下八，既行猶思，憂在世事。
”并将杜甫廷诤忤旨、诏放還家一事與之聯系起來。
這很有見地，深得作者用心。
浦起龍讀杜，往往有得，于此詩則不甚了了，竟然說：“按還鄜詩古律凡數首，俱不及救琯被放事。
意未上疏前，先許歸省。
本傳與年譜漏也。
”從表面看，這話似乎有點道理，因為還鄜諸詩确未明顯地提到這件事。
但若稍加思索，就會發現在這段詩中，也隐藏着老杜因這事而産生的内心劇痛和隐憂。
且看這幾句：“雖乏谏诤姿，恐君有遺失。
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
”“谏诤姿”，勇于谏诤的品質和表現。
“經緯”，織布的縱線叫經，橫線叫緯，因而用來指有組織地處理事務，這裡指處理國家大事。
“密勿”，周密勤勉。
這幾句話講得很委婉，說半句，咽半句，如果将言外之意一并用口語譯出，就是：我雖然缺乏當谏官的才具（進谏的方式不很得體那也是出于一片至誠），主要是擔心陛下日理萬機難免有失誤之處；陛下确乎是中興之主，處理國家大事總是要周密勤勉認真對待啊！關于救琯忤旨一事，杜甫曾在《奉謝口敕放三司推問狀》中強調過他的主觀動機是好的，論事涉近讦激、方式不當是陷賊時憤惋成疾所緻：“臣以陷身賊庭，憤惋成疾，&hellip&hellip猥廁衮職，願少裨補。
”這不就是上幾句詩中所包含的主要意思麼？怎能說“俱不及救琯被放事”呢？事情已經暫時平息下來了，而且給了個恩準還家探親的大面子，即使回得家來深感“晚歲迫偷生”“撫事煎百慮”，思想負擔很重，總不能彰明較著舊事重提，隻得含蓄委婉地傾訴衷腸了。
鐘惺評“臣甫憤所切”句說：“&lsquo臣甫&rsquo章奏字面，詩中如對君。
”（《杜臆》引）詩一開頭就擡出皇帝并鄭重地标明年月日，這裡又畢恭畢敬地叱名稱臣，而且一本正經地議論國家大事，我看這決不是他無心而很可能是有意把詩寫成“如對君”的“章奏”，希望有朝一日幸達“聖覽”，俾“察餘之中情”。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說屈平疾王聽之不聰，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張衡《四愁詩》序說張衡出為河間相，時國王驕奢，天下漸敝，郁郁不得志，為《四愁詩》，效屈原以美人為君子，思以道術相報，贻于時君。
以詩明志，冀回君意，由來已久。
後來白居易更明确地提出詩歌的諷喻作用，說自己“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請谏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阙，而難于指言者，辄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于上”。
那麼，說杜甫作《北征》時也有類似的考慮，未必是毫無根據的。
從古到今都說杜甫忠君愛國，說法雖一樣，而着眼點和評價卻有很大的不同。
封建時代朕即國家，強調杜甫“一飯未嘗忘君”，便是對他的最高考語。
今世重民主，揚之者以為忠君便是愛國，抑之者以為愛國終是忠君，各執一端，互不相讓。
其實老杜的忠君思想固然嚴重，但并未到不問是非曲直唯君命是從的愚蠢地步，譬如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詩中，雖措辭委婉，對玄宗仍未免有所譏刺。
又如為救房琯，不但敢犯鱗進谏，而且在當時和以後一直到死，每當觸及此事，心情總不能平靜，在詩文中始終堅持己見，流露出不以肅宗為然的情緒（這一段中就有這意思）。
能說這是愚忠嗎？至于說到“忠君”和“愛國”，既要看到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各有自己的内涵，不可混同起來，說“愛國”就是“忠君”，或“忠君”就是“愛國”，又要看到這兩個概念的外延在杜甫的思想言行中大部分是重疊的，換句話說，就是他的“忠君”和“愛國”思想不是各不相幹而是有密切聯系的。
譬如這一段中他“憂在君德”“恐君有遺失”這無疑是忠君的表現，但又與他憤切“東胡反未已”“憂在世事”的“愛國”思想密切相關。
因為在君主專制時代，皇帝的是否“密勿”、有無“遺失”，是會直接影響到“經緯”“世事”的啊。
不能非曆史主義地要求像杜甫這樣的封建士大夫從根本上否定皇帝的作用，也不能簡單地認為封建時代朕即國家，凡是“忠君”就必然“愛國”，而應該通過細緻的剖析，看他詩歌中所表現出來的哪些是“忠君”思想、哪些是“愛國”思想，就是“忠君”思想也并非一概都壞，裡面或許多少有點值得肯定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