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驚變與陷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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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肅宗到了鹹陽縣東數裡的望賢宮,得東京捷奏。

    丁卯(二十三日),肅宗入西京。

    兩京受僞官爵者系大理、京兆獄。

    杜甫的舊友國子司業蘇源明稱病不受安祿山官,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诰。

    癸酉(二十九日),回纥葉護從東京來,皇上命百官到長樂驿迎接。

    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兵于沙苑,自歸取馬,還為陛下掃除範陽餘孽”。

    肅宗答應了。

     十一月,廣平王李俶、郭子儀來自東京,皇上慰勞郭子儀說:“吾之家國,由卿再造。

    ” 十二月,太上皇玄宗還京。

    赦天下,隻有跟安祿山同反的和李林甫、王、楊國忠的子孫不在免例。

    立廣平王李俶為楚王,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皆晉爵有差。

    以蜀郡為南京,鳳翔為西京,西京為中京。

    陷賊諸官以六等定罪。

    斬投降安祿山的原河南尹達奚珣等十八人于城西南獨柳樹下,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于大理寺。

    肅宗因曾受張說父子的保護,想免張均、張垍死罪,玄宗不許,張垍長流嶺表(兩《唐書》本傳都說“垍死賊中”),張均處死。

     至德二載,用老杜話來說是“禍轉亡胡歲”,是唐王朝否極泰來的一年,對四十六歲的杜甫個人來說也是如此。

    他在這一年,終于從淪陷的長安逃出來了。

     七 “感時花濺淚,恨别鳥驚心” 頭年(至德元載)老杜一個人在淪陷的長安過年,境況的孤寂,心情的苦悶,可想而知。

    幸好這年大年初一那天,新認識的青年朋友蘇端、薛複請他去喝酒,加上座中另一位客人薛華唱了首自己作的風格蒼老、可與李白比美的七言歌行,他感到很高興,也寫了首長詩,一抒内心的郁悒: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複得之名譽蚤。

    愛客滿堂盡豪傑,開筵上日思芳草。

    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花向晴昊?千裡猶殘舊冰雪,百壺且試開懷抱。

    垂老惡聞戰鼓悲,急觞為緩憂心搗。

    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已枯槁。

    座中薛華善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

    近來海内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

    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

    諸生頗盡新知樂,萬事終傷不自保。

    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杯。

    如渑之酒常快意,亦知窮愁安在哉!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蘇端薛複筵簡薛華醉歌》)薛複,未詳。

    薛華,僅獨孤及在《燕集詩序》中簡單地提了一句:“右金吾倉曹薛華會某某于署之公堂。

    ”杜甫論時人詩,難免褒獎,但也不做毫無根據的溢美。

    這裡把薛華的長句(七言歌行)跟李白的相提并論,又都以鮑照相比,這不是随便說的。

    可惜薛華的作品一篇也沒有傳下來。

    (23)《唐科名記》載蘇端及第。

    《舊唐書·楊绾傳》載:“比部郎中蘇端,性疏狂,嫉其(指楊绾)賢,乃肆毀黩,異同其議,上(指代宗)怒,貶端為廣州員外司馬。

    ”(24)這蘇端後來中了進士做了官,人品卻不怎麼樣。

    詩中稱一蘇二薛為“諸生”,當時他們都未中舉、入仕。

    又說“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已枯槁”,諸生“頗盡新知樂”,他們三位都很年輕,老杜跟他們也是新近才結識的。

    舊注以為此詩是天寶十五載正月初旬作,理由是:“是時方讨祿山,故雲&lsquo惡聞戰鼓悲&rsquo。

    若京師已陷,身在城中,不應詩中無一語及之。

    豈能快意于酒,複簡薛華乎?”不無道理,仍可商榷:(一)上日,朔,即陰曆每月初一。

    《尚書·舜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開筵”句當指大年初一的宴會。

    據前所述,天寶十五載正月杜甫仍留居奉先與家人團聚。

    又據《雨過蘇端》“妻孥隔軍壘”,知老杜與蘇端過從是在他被俘送來長安時,蘇端住在淪陷後的長安而非奉先。

    可見此詩隻能作于至德二載正月困居長安時。

    楊倫雖未明說,卻将這詩置于《對雪》《月夜》之後、《元日寄韋氏妹》之前。

    四川文史館編《杜甫年譜》指明作于至德二載元旦,這是正确的。

    (二)細細品味“垂老”二句、“萬事”句、“如渑”二句、“忽憶”二句,顯然有傷戰亂而懼填溝壑的深憂。

    《對雪》說“瓢棄樽無綠”,他早就想借酒澆愁了。

    痛飲不過是借酒澆愁而已,難道是真的快意麼?要知道,老杜當時行動雖較自由,總是被俘的小官吏。

    如果我們多少懂得點人情世故的話,就不該再要求他在公開與人唱和的詩中有什麼更明确的表示了。

    這詩寫得很好,“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花向晴昊?”不僅寫出醉中狂想,也寫出了他渴望光明、追求溫暖、向往自由的迫切心情。

    這不就是他困居長安時的内心顯象麼?宋高宗建炎年間,洪皓出使金朝,因不肯仕金,被留十五年後始返南宋。

    他羁留北地時,曾寫了首《江梅引》以抒發故國之情,其中“亂插繁華須異日,待孤諷,怕東風一夜吹”三句,即化用其意。

    洪皓是最理解這種渴望光明、追求溫暖、向往自由的迫切心情了。

    “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杯。

    如渑之酒常快意,亦知窮愁安在哉!”與“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蒲萄初酦醅。

    此江若變作春酒,壘便築糟丘台。

    ”(李白《襄陽歌》)“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與“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石,龜頭剝落生莓苔。

    淚亦不能為之堕,心亦不能為之哀。

    ”(同上)兩兩相似,同中有異,不即不離,風格各别:藝術借鑒當如是!王嗣奭說:“&lsquo山東李白&rsquo,用修定為&lsquo東山&rsquo,謂白素以謝安自比,恐是臆說。

    按:白本蜀之彰明人,父為任城尉,因家焉。

    任城即今濟甯,有李白酒樓。

    又與孔巢父輩隐于徂徕山,在今泰安,故雲&lsquo山東李白&rsquo。

    ”元稹《杜工部墓系銘》與《舊唐書》都稱李白為山東人,因李白久寓山東的緣故。

    但《舊唐書》謂其“父為任城尉,因家焉”,與範傳正《新墓碑》所載“父客,&hellip&hellip高卧雲林,不求祿仕”全然不同,未知何據。

     元旦這一天,他還寫詩懷念鐘離(今安徽臨淮關)的韋氏妹說: “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鐘離。

    郎伯殊方鎮,京華舊國移。

    春城回北鬥,郢樹發南枝。

    不見朝正使,啼痕滿面垂。

    ”(《元旦寄韋氏妹》)四川文史館編《杜甫年譜》說:“朝正使系指唐朝元日上殿朝賀之官,其妹丈當時亦任三品以上之方鎮要職,今因長安已陷,無複元日朝賀之禮,故以不得見妹丈入朝,遂不禁啼痕滿面也,全是一片因家事而感到國難之真情語。

    ”就詩論詩,這解釋并不錯。

    老杜有這樣一門闊親戚,其他詩中毫無表露。

    兩年後寫的《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其四說:“有妹有妹在鐘離,良人早殁諸孤癡。

    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指的就是韋氏妹。

    她的“早殁”的“良人”,難道兩年前還在做方鎮否?待考。

     大地春回,離家日久,老杜對親人的思念也日益加深。

    他的《一百五日夜對月》可看作《月夜》的續篇: “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

    斫卻月中桂,清光應更多。

    仳離放紅蕊,想象颦青蛾。

    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

    ”寒食不勝凄冷,無家越發孤清。

    “月穆穆以金波”(《漢郊祀歌》),含淚對月,更覺金波潋滟,望眼生花,故有“斫桂”“光多”之想。

    也可見這夜月亮未圓,清光不多。

    仳離,别離的意思。

    放紅蕊,指月中丹桂發花。

    青蛾,指嫦娥。

    斫桂不可得,清光必為盛開的紅蕊所遮;奔月嫦娥,久傷離别,今難遠望以寄相思,能不颦眉愁苦?表面上說的是嫦娥,其實指的是詩人想象中那位在月下思念自己的夫人楊氏。

    這與《月夜》“今夜鄜州月,閨中隻獨看。

    &hellip&hellip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構思有所不同,而思家情意的真切卻無二緻。

    “仇氏以&lsquo牛女&rsquo即月下所見,不知春時牛女不現”(浦起龍語),這不過是借秋時牛、女的渡河相會,表示渴望團圓的心願,亦《月夜》“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幹”意。

    所以說這詩是《月夜》的續篇。

    王嗣奭說:“詩題不雲寒食對月,而雲&lsquo一百五日&rsquo,蓋公以去年冬至棄妻出門,今紀其日,見其久也。

    ”前已論述老杜被俘送到長安在去年八月,這裡說是冬至,并從而對詩題不雲寒食而雲“一百五日”作出解釋,不足信。

    此詩首二句對起,三四句散承,謂之偷春格,猶如梅花偷春色而先開(詳《杜詩鏡铨》)。

     《一百五日夜對月》與《月夜》稍稍不同處在于專抒思内之情而不及小兒女。

    老杜另有思念小兒女的詩,如《憶幼子》說:“骥子春猶隔,莺歌暖正繁。

    别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澗水空山道,柴門老樹村。

    憶渠愁隻睡,炙背俯晴軒。

    ”又《遣興》說:“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

    問知人客姓(25),誦得老夫詩。

    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

    鹿門攜不遂,雁足系難期。

    天地軍麾滿,山河戰角悲。

    倘歸免相失,見日敢辭遲。

    ”老杜有二子:長子名宗文;幼子名宗武,小名骥子。

    據詩中所述,宗武這時隻有五六歲,卻很聰明。

    老杜最鐘愛他,就不禁一再寫詩懷念他。

    前詩寫去秋同家人離别,到這時已有大半年,今當春深莺老,思子不見,神往羌村,兀坐晴軒,昏昏欲睡,愁悶可知。

    “莺歌”句,即《春望》“恨别鳥驚心”意,黃生說:“莺歌雖點春物,亦不泛下,暗比幼子正在學語之時,故接&lsquo聰慧&rsquo二字,此與《遣興》排律作參看自知。

    ”未免穿鑿,不足取。

    《遣興》中明确指出“學語時”在“前年”,如今已“誦得老夫詩”了,豈得仍以莺歌“暗比幼子正在學語之時”麼?“澗水”二句寫羌村景物,疏落如山水圖卷,清人施閏章《過湖北山家》“路回臨石岸,樹老出牆根。

    野水合諸澗,桃花成一村”,風緻差近,而筆法的洗煉不如。

    後詩述骥子的聰明可愛,當此亂世,雖有慈母垂憐,終覺稚小無依,恨不得如龐德公攜妻子歸隐鹿門山,又不能如蘇武陷敵可憑雁足傳書,滿眼軍旗招展,滿耳戰角悲鳴,倘能團聚,日期遲一點猶小可,隻怕親人失散,永遠不能相見了。

    雖說他最思念的是宗武,其實他心中又何嘗不記挂着别的兒女,所有的親人!《北征》說“床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

    &hellip&hellip癡女頭自栉”。

    除了兩個兒子,他還有兩個女兒随楊氏夫人住在鄜州的羌村。

     這年春天他寫得最好的一首抒情詩是《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别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司馬光說:“詩雲:&lsquo牂羊墳首,三星在罶。

    &rsquo言不可久。

    古人為詩,貴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

    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lsquo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别鳥驚心&rsquo,&lsquo山河在&rsquo,明無餘物矣;&lsquo草木深&rsquo,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

    他皆類此,不可遍舉。

    ”(《司馬溫公詩話》)這話顯然過于強調詩“興觀群怨”的意義了,不過關于“國破”四句的具體解釋卻不無可取。

    淪陷的長安哪能真的“無餘物”,真的“無人”呢?如果說詩人感情上若有所失,有一種空蕩蕩的感覺,那總不至于大謬吧。

    黃藥眠先生說:“抒情詩不僅反映生活,而且還給客觀世界以美學的評價,給予愛撫,賦予它以社會生活的内容和意義,使他所看到的、接觸到的,都成為了人化。

    比方&lsquo感時花濺淚&rsquo,&lsquo花&rsquo并不&lsquo濺淚&rsquo,但詩人有這樣的感覺,因此,由帶着露水的花,聯想到它也流淚,這樣賦予它以社會生活的内容和意義。

    也就是所謂形象化。

    這樣的例子在詩裡是很多的。

    ”(見一九五六年七月《光明日報》)因人“感時”“恨别”,而移情于“花”“鳥”,仿佛“花”也在“濺淚”,“鳥”也在“驚心”,這也不失為一種别緻的講法。

    但“此處&lsquo淚&rsquo字仍以屬人為是,所謂&lsquo正是花時堪下淚&rsquo也”(蕭滌非語)。

    “烽火”一聯是流水對,家書之所以不易得,實因一春三月戰亂不息所緻。

    一說“三月”指春季的第三個月,這句是說從安祿山亂起至今一年多來戰火連續不斷。

    亦通。

    浦起龍說:“但如此則不成句法矣。

    考史:上年之春,潼關雖未破,而寇警不絕。

    此雲&lsquo連三月&rsquo者,謂連逢兩個三月。

    詩作于季春,故雲然耳。

    ”若是這樣,則“連三月”的用意與老杜《秋興八首》“叢菊兩開他日淚”中的“叢菊兩開”近似。

    這詩雖也流露出深沉的“恨别”之情,而“感時”的憂慮卻更強烈。

    這就難怪他要搔首揪心,不勝愁苦了。

     當時他感時憂國的迫切心情最突出最集中地表現在《塞蘆子》這首詩中: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

    邊兵盡東征,城内空荊杞。

    思明割懷衛,秀岩西未已。

    回略大荒來,崤函蓋虛爾。

    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

    焉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

    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賊起。

    近聞昆戎徒,為退三百裡。

    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

    誰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這詩當作于至德二載(七五七)春。

    蘆子關在唐延州境内,今陝西安塞縣西北。

    “塞蘆子”是說應派兵堵塞蘆子關,阻止叛軍西進。

    這年正月,史思明、高秀岩、蔡希德合兵十萬,圍攻太原,想長驅朔方、河、隴。

    老杜身在賊中,得知敵人意圖,生怕朝廷不備,難免上當,就寫了這首詩表現了自己的擔心。

    浦起龍說:“此杜氏籌邊策也。

    灼形勢、切事情,以韻語為奏議,成一家之言矣。

    ”這樣看也沒有什麼不對,隻是這篇“韻語奏議”卻無法及時上達,就是籌劃得再好也是枉然,不過幹着急罷了。

    “五城”四句是說朔方節度所領五城:定遠(今甯夏平羅縣東南)、豐安(今甯夏中衛縣境)、三受降城(中、西、東三城都在今内蒙境)都在黃河以北,五城守兵東征,防備空虛。

    “思明”二句是說史思明割棄懷州(今河南沁陽)、衛州(今河南汲縣),與叛将高秀岩等會合而移兵西北攻取太原。

    懷、衛俱屬河北道,這時史思明舍河北而西,所以說“割懷衛”。

    “回略”,迂回包抄。

    “大荒”,統指朔方、河、隴西北廣大地區。

    “崤”是崤山,在河南陝縣。

    “函”是函谷。

    從崤山到潼津通名函谷,秦設關,名函谷關。

    “回略”二句,是說敵人這次用兵,是要迂回包抄大西北,所以潼關以東素稱“崤函之固”的險要地形雖已落到他們手中,他們并不打算從這裡發動進攻,即使不時騷擾,隻不過虛晃一槍,牽制對方而已。

    仇兆鳌說:“恐寇來西突,不由近關也。

    ”浦起龍說:“&lsquo思明&rsquo四句,指出時事危機,趁勢将靈武、長安一筆囊括。

    &hellip&hellip統曰&lsquo大荒&rsquo,不敢斥言靈武也。

    &lsquo蓋虛爾&rsquo者,猶俗言此是空帳,非無備之謂。

    時已為賊所有也。

    ”當時肅宗已由靈武到彭原。

    叛将們“回略大荒來”,顯然有從根本上摧毀唐王朝抵抗力量的意圖。

    老杜認為延州(今延安)是陝北的門戶,關防猶可倚仗,如果能迅速調一萬人來堵塞蘆子關,自會制止住敵軍的西進。

    這就是“延州”四句的意思。

    “岐”即扶風郡(至德元載七月改鳳翔郡,今陝西鳳翔),為古岐周地。

    “薛大夫”,就是頭年玄宗西奔時殺楊國忠妻裴柔、幼子楊晞和虢國夫人及其子裴徽的陳倉令薛景仙。

    扶風失陷,為薛景仙所收複;朝廷即任命他為扶風太守,兼防禦使。

    “賊遣兵寇扶風,薛景仙擊卻之。

    ”“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複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

    其始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隴皆附之,至是西門之外率為敵壘,賊兵力所不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

    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

    ”(《資治通鑒》卷二一八)“昆”,昆夷,“戎”,犬戎,古代胡族名,用在這裡,與“山賊”同指胡人。

    “岐有”四句插入薛景仙事,不止是表彰他的功勳,也是借以說明近畿如能設法牽制敵人,則更有助于扼制叛軍西進。

    這也是老杜所獻籌邊策的一個補充意見。

    末四句表明作這詩的本意在提醒朝廷注意當前的危機,也流露出敵人進軍神速而自己又無法向朝廷報信的焦急情緒。

    蕭滌非先生說:“和《悲青坂》的最後兩句:&lsquo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rsquo是同樣的一種萬分焦慮的心情。

    無怪他曾對唐肅宗說:&lsquo臣以陷身賊庭,憤惋成疾。

    &rsquo(《奉謝口敕放三司推問狀》)”不久,叛軍圍攻太原,并想進一步囊括朔方、河、隴的軍事行動是失敗了(詳前史實簡介),但戰亂并未平息,老杜身陷賊中,心情仍然是憤惋的。

     最能見出他當時内心極端痛苦的詩篇是《哀江頭》:“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

    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顔色。

    昭陽殿裡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側。

    辇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

    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笑正墜雙飛翼。

    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

    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 就在這不勝愁苦的春季,一天他偷偷地溜到城南昔日皇家貴族、官紳士女的遊覽勝地曲江去走走,隻見水邊宮殿,千門緊鎖,細柳新蒲,不管人世的巨變,春來照舊換上碧綠的盛裝。

    想當年玄宗與貴妃來遊曲江東南的芙蓉苑(南苑),旌旗招展,萬象生輝,何等風光!沒料到好景不長,樂極生悲,戰亂一起,帝奔妃亡,思之令人百感交集,心亂目迷,不能自已。

    &mdash&mdash這便是這詩大緻的意思。

    朱注:“按詩,則唐時天子遊幸,有才人射生之制矣。

    新舊諸書不載。

    ”浦起龍按:“恐屬明皇奢蕩時事,未必是定制。

    ”根據我查考的結果,朱鶴齡疑唐時天子遊幸,有才人射生之制是對的。

    焮案:中唐王建《宮詞》其二十二說:“射生宮女宿(止,除去)紅妝,把得新弓各自張。

    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像男兒一樣地跪拜)謝君王。

    ”其二十三說:“新秋白兔大于拳,紅耳霜毛趁草眠。

    天子不教人射殺,玉鞭遮到馬蹄前。

    ”其二十四說:“内鷹籠脫解紅縧,鬥勝争飛出手高。

    直上碧雲還卻下,一雙金爪掬花毛。

    ”王建《宮詞》及其他篇什中關于内廷情事的記述都是從他的族間人、内官王守澄那裡聽來的(26),較有史料價值,故可據上引三詩得知:一、唐時天子遊幸确乎有射生之制。

    二、參加射生的是宮女(也就是《哀江頭》中所說的“帶弓箭”的“才人”),她們随從遊幸時須除去紅妝,換上戎衣,佩帶弓箭,臨上馬時天子賜酒,她們要像男兒一樣跪拜謝賞。

    三、她們射殺飛禽和小兔,也可放出獵鷹助戰。

    有趣的是,射生宮人的訓練首先從射鴨開始:“新教内人唯射鴨,長随天子苑東遊”(27)(王建《禦獵》),而她們随天子遊幸時經常射獵的也多是鴨子:“旋獵一邊還引馬,歸來花鴨繞鞍垂”(《宮詞》其三十四)。

    為什麼要選擇鴨子作為宮人射獵的活靶子呢?我看多少有前朝舊例可循:“(炫)從宋明帝射雉,至日中無所得,帝甚猜羞,召問侍臣曰:&lsquo吾旦來如臯,遂空行可笑。

    &rsquo座者莫答。

    炫獨曰:&lsquo今節候雖适,而雲霧尚凝,故斯翚之禽,驕心未警。

    &hellip&hellip&rsquo帝意解,乃于雉場置酒”(《南齊書·褚炫傳》)。

    “帝至岩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場,日暮将返,留晉平王休祜待之,令勿得雉勿返,休祜便馳去。

    上令壽寂之等追之,蹴令墜馬死”(《宋書·休祜傳》)。

    “齊武帝永明六年,邯鄲超谏射雉,上為之止。

    久之超竟誅,後又将射雉,竟陵王子良又谏止”(《子良傳》)。

    “東昏置雉場二百九十六處,翳中帷幛,皆紅綠錦為之,有鷹犬隊主、媒翳隊主等官(《齊紀》)。

    ”(趙翼《廿二史劄記·南朝以射雉為獵》)金陵無搜狩之地,隻得以射雉為獵。

    射雉須預置雉場,卻是真打獵。

    唐建都長安,天子打獵,大有用武之地;但一般遊幸,在遊不在獵,宮人射生,不過是一種顯示皇家氣派的排場,一種帶有娛樂意味的文體表演。

    于是就把難度較大的“射雉(野雞)”改為難度最小的“射鴨”,好讓那些箭法不見得怎樣高明的射生宮人大顯身手,大張殺伐,借博君臣一粲,便算是搬演如儀,完事大吉了。

    王建《宮詞》主要在紀實,所以射鴨就說是射鴨。

    老杜《哀江頭》追憶帝妃遊園盛況,抒發詩人黍離之悲。

    面對亂世禦苑的滿目荒涼,更覺平時天子遊幸排場的華贍。

    即使明知宮人射的是鴨,為了增強美感和詩意,他也不會直說,而是用含蓄的優美的句子來描述:“一笑正墜雙飛翼。

    ”&mdash&mdash從此可悟生活素材和藝術創作二者之間的關系:創作離不開素材,但不是素材的重現。

    如果說“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顔色”是詩人為他想象中的盛大場面所塗抹的五色缤紛的背景,那麼,“同辇随君侍君側”的“昭陽殿裡第一人”,就是這盛大場面中所要着重表現的主人公了。

     唐人多以漢成帝的皇後趙飛燕比楊貴妃,如李白《宮中行樂詞》其二:“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

    ”(28)又如《清平調》其二:“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一句中連用“同”“随”“侍”三字,似乎重複,其實是故意強調楊貴妃的得寵。

    《文心雕龍·熔裁》反對為文辭義重複:“二意兩出,義之骈枝也;同辭重句,文之疣贅也。

    ”但認為“字删而意阙,則短乏而非核”,也是不好的。

    範文瀾注:“裁字之義,兼增删二者言之,非專指删減也。

    ”又引《日知錄》十九《文章繁簡》:“&lsquo有饋生魚于鄭子産,子産使校人蓄之池。

    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

    子産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産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rsquo此必須重疊而情事乃盡,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書》,&hellip&hellip于子産則必曰:&lsquo校人出而笑之。

    &rsquo兩言而已矣。

    是故辭主乎達,不主乎簡。

    ”顧炎武所舉的例子和所說的“辭主乎達,不主乎簡”這話都是很好的。

    一般地說,散文、詩歌講究修飾些,但該啰嗦處仍須啰嗦。

    比如漢代樂府民歌《江南》:“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

    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照理,詩寫到“魚戲蓮葉間”就該結束了。

    魚戲于蓮葉之間,豈不是将其後四句的意思概括無餘了嗎?何必再啰啰嗦嗦地講個沒完呢?話雖這麼說,這四句卻是萬萬不可“斧削”的。

    因為“魚戲蓮葉間”隻不過告訴人們魚在蓮葉間遊動,而緊接着的四句,則是用重沓的民歌手法迅速改變方位,把江南水清見底的蓮塘裡的遊魚寫活了,把采蓮人目逐魚遊、心曠神怡的情态也無形中顯示出來了。

    可見連簡短的歌辭,如《江南》,甚至一句詩,如“同辇随君侍君側”,也都是得啰嗦處且啰嗦、“辭主乎達,不主乎簡”的。

    仇注:“一句中曰&lsquo同&rsquo,曰&lsquo随&rsquo,曰&lsquo侍&rsquo,似乎重複。

    ”楊慎曰:“古人文辭,有不厭鄭重者。

    《詩》雲:&lsquo昭明有融,高朗令終。

    &rsquo《易》曰:&lsquo明辯晰也。

    &rsquo《左傳》曰:&lsquo遠哉遙遙。

    &rsquo宋玉賦:&lsquo旦為朝雲。

    &rsquo古樂府:&lsquo暮不夜歸。

    &rsquo邯鄲淳碑:&lsquo丘墓起墳。

    &rsquo《後漢書》:&lsquo食不充糧。

    &rsquo在今人則以為複矣。

    ”所舉例證可供參考,但各個例句中所謂重複的字或詞,多有詞性上的區别,如“旦”指早晨,“朝”指“早晨的”,等等,與“同”“随”“侍”的意思重複還有所不同,我認為有必要從藝術構思和表現的角度試作簡單的闡發如上。

    潘嶽《射雉賦》:“昔賈氏之如臯,始解顔于一箭。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昔賈大夫惡(貌醜),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禦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杜臆》:“&lsquo一箭&rsquo山谷定為&lsquo一笑&rsquo,甚妙。

    曰中翼,則箭不必言,而鳥下雲中,凡同在者雖百千人,無不啞然發笑,此宴遊樂事。

    而注者乃以&lsquo一笑&rsquo屬妃,而又引賈大夫射雉事為證,真堪絕倒。

    ”黃生與一二時賢亦主後說。

    我認為若采後說,“真堪絕倒”,卻不足取:(一)明皇、貴妃,雖是老夫少妻,也曾有過龃龉,但《舊唐書》本傳說她“姿質豐豔,善歌舞,通音律,智算過人,每倩盼承迎,動移上意”,若以為這裡是用賈大夫射雉事來隐喻帝妃二人之間的關系,終嫌不恰當。

    (二)就老杜的思想和對皇帝一貫的态度而論,即使他在一些重大政治問題上有所腹非,在詩文的字裡行間有所表露(參看前面有關《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議論),恐怕不敢,也不會像注家曲解的那樣輕薄吧?(三)也是最重要的,在當時的情況下,在整篇詩歌流露出來的思想感情中,雖有諷喻之意,而更多的卻是抒發憶舊傷今的悲痛,對帝妃的态度主要是同情的。

    因此,若将這句當作老杜對他倆“真堪絕倒”的嘲弄,這不僅于情理不合,也嚴重地破壞了整首詩的悲劇情調和氣氛,令人哭笑不得。

    這豈不是在糟蹋詩和詩人麼?作詩貴有新意,說詩也貴有新見,但不顧詩人寫作時真實的思想感情,一味求新求巧,不唯無補,反而會有損于詩歌的藝術效果。

    &mdash&mdash且說這詩憶舊至此,頓轉傷今。

    “明眸”句到篇末,感慨貴妃馬嵬殒命、明皇西奔,并描述了自己百端交集的迷惘神情。

    “明眸皓齒”四字出曹植《洛神賦》“皓齒内鮮、明眸善睐”,一經妙手拈出,便輕而易舉地狀美人如在目前,活靈活現,印象鮮明,與下句“血污遊魂”對照,反差極大,觸目驚心,效果強烈。

    幾月後作的《北征》中“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二句,也表露了對楊貴妃的态度。

    浦起龍曾以《北征》與此詩比較,論二詩的思想傾向說:“告中興之主,《北征》自應莊語;過傷心之地,《江頭》定激哀衷。

    發情止義,彼是兩行。

    ”這話中肯。

    時地不同,心情有别,從理智出發如此,從感情出發如彼,這是可以理解的。

    蘇轍說:“《大雅·綿》九章,初誦太王遷豳,建都邑,營宮室而已。

    至其八章,乃曰:&lsquo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

    &rsquo始及昆夷之怒,尚可也。

    至其九章,乃曰:&lsquo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rsquo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其脈理之為一也。

    蓋附離不以鑿枘,此最為文之高緻耳。

    老杜陷賊時有詩曰:&lsquo少陵野老吞聲哭,&hellip&hellip&rsquo予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蓦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

    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于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栾城集》)抒情詩往往任興之所之,跳躍很大,譬如屈原,處在劇烈的政治矛盾中,精神苦痛,憤激欲狂,不是用筆而是用生命在寫《離騷》,忽而上天,忽而下地,忽以女自況,忽以女喻君,但觀者并不覺其東拉西扯、颠三倒四,而隻覺其氣勢磅礴,一氣呵成,其原因是這篇長詩中自始至終如浩蕩江水般一以貫之的無不是詩人追求、失望、彷徨、抗争的熾熱激情。

    那麼,能不能因此就認為蘇轍少見多怪,講得不對呢?不能。

    為了正确評價蘇轍的這一段議論,首先得明确他到底是從哪方面來探讨問題的。

    潘耒《杜詩博議》輾轉引了蘇轍這樣幾句話:“《哀江頭》即《長恨歌》也。

    《長恨歌》費數百言而後成。

    杜言太真被寵,隻&lsquo昭陽殿裡第一人&rsquo足矣。

    言從幸,隻&lsquo白馬嚼齧黃金勒&rsquo足矣。

    言馬嵬之死,隻&lsquo血污遊魂歸不得&rsquo足矣。

    ”可見前引蘇轍所說“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于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的話,不是泛泛而談,主要是拿同題材的白居易的《長恨歌》來和《哀江頭》相比較,專從“紀事”的角度來衡量二人的工拙、長短的。

    (29)《長恨歌》,尤其是《哀江頭》,其中抒情成分固然很重,但都述及明皇、貴妃歡娛緻禍的事,與一般抒情詩有所不同。

    因此,蘇轍完全可以從“紀事”的角度對這兩首詩加以評議。

    在他看來,像白居易《長恨歌》那樣,自始至終,“寸步不遺,猶恐失之”的紀事,是很笨拙的;最高妙的寫法應該是,“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像《大雅·綿》其九章那樣,而老杜的《哀江頭》,之所以高出樂天的《長恨歌》一頭,就在于“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蓦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

    《杜詩鏡铨》引邵子湘的話說:“(&lsquo明眸&rsquo句)轉折矯健,略無痕迹。

    蘇黃門謂如百金戰馬,注坡蓦澗,如履平地,信然。

    ”蘇轍的話是有道理的。

    叙事不加選擇,不懂得該省略什麼、突出什麼,隻是一味從頭到尾平鋪直叙地寫下去,這又有什麼意思?不過,東一榔頭西一斧頭,把事兒亂叙一氣,也是不行的啊。

    不要平,又不要亂,該怎麼辦呢?于是,深谙為文之道的蘇轍,就提出了要讓“詞氣”把那些“不接”的“事”、“不屬”的“文”聯絡起來,像“相去絕遠”的“連山斷嶺”由“氣象聯絡”起來。

    叙事可跳躍,可急轉,甚至可颠倒時空上的順序,主要看“詞氣”是否一貫、能否“聯絡”。

    恕我比拟不倫,唐突古人,這不是多少接近現代人所謂“意識流”的寫法麼?“紀事”以“詞氣”為主,不怕頓轉和間斷,可望收到極佳的藝術效果,但不能從而認為“寸步不遺,猶恐失之”的寫法就必定不好。

    我曾經論述過,元、白的詩歌,無論在内容上(采世俗豔談的愛情題材入詩),還是在表現上(情節的鋪陳和細節的描繪),都明顯地受到變文、“市人小說”和傳奇的影響(詳拙著《唐詩論叢·從元白和韓孟兩大詩派略論中晚唐詩歌的發展》)。

    《長恨歌》是根據民間傳聞、配合着陳鴻《長恨歌傳》寫的(30),這就無怪他采取鋪陳始終的寫法,而這樣寫的作品又深受千百年來世俗士衆的喜愛了。

     八 在相濡以沫的日子裡 在這個倒黴的春天裡,老杜除了偶爾偷偷地溜到曲江這樣的昔日遊樂地去傷今憶舊,抒發家國身世之悲,也常與長安城中幾位相知的僧俗友人來往,或趁食,或談心,總之是相濡以沫,聊以度日。

    《長安志》載大雲經寺在京城朱雀街南,懷遠坊東南隅;本名光明寺,武後初幸此寺,沙門宣政進《大雲經》,經中有女主之符,因改名,并令天下諸州置大雲經寺。

    當時長安大雲寺住持僧贊公對老杜很友善,曾留他在寺裡住宿,供飲食,送履巾,照顧得真是無微不至。

    老杜深為感動,就寫作了《大雲寺贊公房四首》,其一說: “心在水精域,衣沾春雨時。

    洞門盡徐步,深院果幽期。

    到扉開複閉,撞鐘齋及茲。

    醍醐長發性,飲食過扶衰。

    把臂有多日,開懷無愧辭。

    黃鹂度結構,紫鴿下罘罳。

    愚意會所适,花邊行自遲。

    湯休起我病,微笑索題詩。

    ”此初過寺中而記其勝概。

    江總《大莊嚴守碑》:“影徹琉璃之道,光遍水精之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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