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驚變與陷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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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譽于千載吧？人問杜甫詩歌的人民性從何而來，我看，正像這首詩所明顯地顯示出來的那樣，主要是來自生活遭遇的多少接近人民。
當然，他那一點尚能推己及人的同情心，正由于仕路蹭蹬而幸未為官腸吏肚所替換，這也不失為一個主觀上的因素。
郭沫若在《李白與杜甫》中論及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時說：“異想天開的&lsquo廣廈千萬間&rsquo的美夢，是新舊研究專家們所同樣樂于稱道的，以為&lsquo大有民胞物與之意&rsquo，或者是&lsquo這才足以代表人民普遍的呼聲&rsquo。
其實詩中所說的分明是&lsquo寒士&rsquo，是在為還沒有功名富貴的或者有功名而無富貴的讀書人打算，怎麼能夠擴大為&lsquo民&rsquo或&lsquo人民&rsquo呢？&hellip&hellip所謂&lsquo民吾同胞，物為吾與&rsquo的大同懷抱，&lsquo人饑己饑，人溺己溺&rsquo的契稷經綸，隻是一些士大夫的不着邊際的主觀臆想而已。
”要想分辨這一席話的正确與否，我認為最好先研究一下《三川觀水漲》“因悲中林士，未脫衆魚腹”這兩句詩。
“士”而居于“中林”，無疑是山林隐逸了。
王康琚《反招隐詩》說：“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王維《濟上四賢詠·鄭霍二山人》說：“豈乏中林士？無人獻至尊。
”就是明證。
這樣，是不是能說杜甫當時僅僅隻是擔心山林隐逸們會給魚吃了呢？恐怕不能。
因為詩人在前面就明明交代過：“應沉數州沒，如聽萬室哭。
”可見他擔心的不隻是山林隐逸而是“數州”“萬室”會給水淹了。
難道這“數州”“萬室”通通住的是山林隐逸，不住老百姓麼？既然這詩中的“中林士”在老杜的心目中主要是指“數州”“萬室”的老百姓（其中當然也包括山林隐逸），那麼，我們就不能死摳字眼，一口咬定另一首詩中的“寒士”就隻能指“沒有功名富貴的或者有功名而無富貴的讀書人”，而決不能夠擴大為“民”或“人民”。
小時讀書，抽象地，甚至教條主義地信仰了“人饑己饑，人溺己溺”的契稷經綸，長大了也自認為此而奮鬥，當一旦接觸現實，接觸人民，竟緻多少産生了“大有民胞物與之意”，這在舊社會并非毫無可能。
倘若老杜當日果真如此，又有什麼可厚非的呢？王嗣奭說：“描寫水勢之橫，不減虎頭之畫，而&lsquo聲吹&rsquo&lsquo勢閱&rsquo二語，似不可解，而光景宛然，故前輩賞之，真驚人語也。
”又說：“此詩之佳，在摹寫深刻，如&lsquo聲吹&rsquo&lsquo勢閱&rsquo二句，無人能道，然終與唐人分道而馳。
比之畫馬，他人皆畫肉，而公則畫骨，此其超出唐人者。
肉易識，骨不易識也。
”（此條今本《杜臆》不載，此據仇注所引）這首詩在藝術上不大為人所稱道，王嗣奭諸人能賞其摹寫深刻、出語驚人，頗有眼力。
老杜善于捕捉并描狀優美清新的情境和細緻微妙的生活感受，且着意追求藝術表現上的創新，關于他在這些方面的特長和成就，前幾章中我已多次講了我粗淺的看法。
這裡，我們又高興地見到了他為開拓傳統詩歌的題材，為發展詩歌藝術的表現力所做的新探索和所取得的新成績。
中國古典詩歌，發展到了盛唐，名家名作，大量湧現，形成了詩壇上萬紫千紅、百花争豔的繁榮景象。
這一時期的詩歌，内容豐富，題材廣闊，體裁多樣，技巧精湛，風格迥異，各臻其妙。
但是正如任何事物一樣，在日趨成熟、完備的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會産生一些這樣那樣的框框，窒息着它的生機。
毛奇齡《西河合集·詩話》在論證中唐詩歌之所以必須大變時曾中肯地指出：“蓋其時丁開（元）、（天）寶全盛之後，貞元諸君皆怯于舊法，思降為通侻之習，而樂天創之，微之、夢得并起而效之。
”可見前代學者中早就有人見到開、天時期詩歌雖然全盛，卻也同時形成了“舊法”（即框框），給其後詩人們的創作帶來束縛的這一現象。
在我看來，盛唐詩歌創作中最普遍、影響也最大的“舊法”之一，是要求詩寫得富于常人所理解的那種“詩情畫意”，也就是說要符合優美的境界、情操、感受和語言等等正常的美學标準，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熟境、熟意、熟詞、熟字、熟調、熟貌（這在大家李白、王維集中往往可見，老杜亦複不少）。
不管老杜當時是否明确地意識到這一點，他在實踐中為“語不驚人死不休”所做的努力，實際上是對這種在當時已逐漸形成的“舊法”的突破。
他着意捕捉、描狀優美清新的情境和細緻微妙的生活感受，取得了可喜的成績，這固然是一種新探索和突破，但仍舊是基于上述所謂正常的美學标準，也就是說并未從根本上破除“舊法”。
随着他久客長安，求官不得，生活日益貧困，尤其是安祿山叛變的突然爆發，他的處境和遭遇，無不一反常态，而他的所見所感卻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但又很難用那種基于正常美學标準的“舊法”來加以表現，于是這就促使他不得不暫時收拾起閑情逸緻、詩情畫意，舍棄那娴熟的技藝，另辟蹊徑，嘗試以破體的筆墨表現反常的生活和心境，猶《詩經》的有變風、變雅，音樂的有變宮、變徵一樣。
一九七九年夏天，葉嘉瑩教授在北大中文系講學，指出杜甫在《秋雨歎》中居然讓“雨中百草秋爛死”這樣的語辭和形象入詩，可算得是對傳統詩歌習慣寫法的大膽突破，是詩歌創作中寫實手法的深入（大意如此）。
我覺得這話講得好，真是一語破的。
旅食京華後期的杜詩中，類似的例子，不一而足，如“饑卧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聯百結。
君不見空牆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投簡鹹華兩縣諸子》）、“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絲”（《醉時歌》）、“王生怪我顔色惡，答雲伏枕艱難遍。
瘧疠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相交戰。
頭白眼暗坐有胝，肉黃皮皺命如線”（《病後過王倚飲贈歌》）等等，莫不擺脫俗套，如實刻畫。
而《三川觀水漲》，則更是純以破體的筆墨寫險惡的境地和惡劣的心情。
借助于冷僻奇峭的文辭，組織種種雜亂無章的形象，便粗犷有力地顯出山洪漲勢的兇猛和遭淹面積的寬廣，并從而烘托出極端惶恐的情緒，勾起無比深廣的憂思。
詩人這種舉重若輕、似拙實巧的藝術表現才能，實在令人驚歎不置。
王嗣奭稱道此詩猶如畫馬之能畫骨，确乎是有所見而發。
歌德說：“我們德國美學家們大談題材本身有沒有詩意，在某種意義上他們也許并非一派胡說，不過一般說來，隻要詩人會利用，真實的題材沒有不可以入詩或非詩性的。
”千多年前老杜的創作實踐，證明這話至确。
仇兆鳌引《海賦》四條，《江賦》二條，《魏都賦》《西征賦》《歎逝賦》《風賦》《南都賦》《上林賦》《舞鶴賦》《太玄賦》各一條，分别為該詩中所用典故注明出處，在我看來，這恰好顯示了這詩不僅在用詞遣句上，甚至在構思和寫法上，都明顯地受到了賦，尤其是《海賦》《江賦》的影響，而又有所發展。
賦主鋪叙，“寫物圖貌，蔚以雕畫”（《文心雕龍·诠賦》）。
詩人借鑒賦的凝重雕畫筆觸以增強其風骨，又保持詩歌比興抒情的特色，這樣，就産生了像《三川觀水漲》這種以“詩”為體以“賦”為用的新的詩歌構思和表現方式。
所以王嗣奭說：“遵岩極取此詩，餘謂三川水漲，謂之賦可，謂之比亦可。
”詩和賦的特色，這詩是兼而有之的。
由此可見老杜“熟精《文選》理”的過硬功夫，和他“轉益多師是汝師”，善于學習、善于創新的非凡本領。
目前大家都在認真地讨論新詩發展中的種種問題，我們難道不能從這裡得到點什麼啟發麼？ 老杜一家，曆盡了千辛萬苦，好不容易過了洪水泛濫的三川地區來到了鄜州，将家安置在羌村(17)居住。
在此期間，得知肅宗七月即位于靈武的消息，即隻身離開鄜州，北上延州（今陝西延安市）(18)，想出蘆子關（在今陝西橫山縣附近），去投奔行在。
這時作的《避地》詩說：“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勞。
詩書遂牆壁，奴仆且旌旄(19)。
行在僅聞信，此身随所遭。
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
”上截寫避亂傷時的感歎，下截望新主能光複舊物。
顧宸說：“當是至德元載冬作，蓋避地白水、鄜州間，竄歸鳳翔時也。
”仇兆鳌說：“此詩見趙次公本，但注雲至德二載丁酉作，非也。
今從顧氏。
”說作于至德元載是對的，但不得說“竄歸鳳翔時”。
老杜“避地”之初，剛逃離白水即“塊獨委蓬蒿”，走到三川又遇洪水，“連天走窮谷”，難道這還不算是“竄身筋骨勞”，非得“竄歸鳳翔時”才算麼？據第一、五兩句，這詩當作于避地鄜州，聞肅宗即位靈武後，欲赴行在尚未成行時。
又，“歲時晚”猶如《得舍弟消息二首》其二“憂端且歲時”中“且歲時”的意思一樣，是說已經過了大半年了，這一年眼看又快完了，不一定指冬天，因為他作《月夜》時已身陷長安賊中，詩中說：“清輝玉臂寒。
”絕非冬夜望月情狀。
同時又有《送靈州李判官》詩，末二句說：“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
”案：《新唐書·郭子儀傳》載：“（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诏子儀為衛尉卿、靈武郡太守，充朔方節度使，率本軍東讨。
&hellip&hellip太子即位靈武，诏班師。
&hellip&hellip赴行在。
&hellip&hellip拜子儀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總（朔方）節度。
”兩相對照，可知這詩當作于至德元載肅宗即位之初。
黃鶴及朱、顧諸家俱編在乾元二年，馮注從《杜臆》編在至德二載，均非。
靈州即靈武。
“李必節度所辟”（浦起龍語），老杜作詩送李赴靈武入幕，非如仇兆鳌所說“在鳳翔時”送李入靈武幕。
他的《得舍弟消息二首》也當作于這一時期。
(20)其一說： “近有平陰信，遙憐舍弟存。
側身千裡道，寄食一家村。
烽火新酣戰，啼垂舊血痕。
不知臨老日，招得幾人魂。
”平陰，今山東平陰縣。
其弟杜穎曾任齊州臨邑（今山東臨邑）主簿，老杜遊齊魯時曾迂道去探望過他。
這裡指的當是杜穎。
老杜得到他逃亡到平陰後捎來的信，知道他尚在人世，就寫了這兩首詩抒發亂離悲苦之情。
其二說： “汝懦歸無計，吾衰往未期。
浪傳烏鵲喜，深負鹡鸰詩。
生理何顔面？憂端且歲時。
兩京三十口，雖在命如絲。
”可見詩人當時身逢亂世、心力交瘁情狀。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說：“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
”隻說十口，這裡的“三十口”當合他和杜穎兩家而言。
浦起龍說：“弟之家口在東京陸渾莊。
公時家寄鄜州。
鄜州屬西京。
”據詩意可知他接近年終時（“憂端且歲時”）尚在羌村。
他離家首途奔赴行在當在此後不久。
五 “日夜更望官軍至” 《資治通鑒》至德元載（七五六）載長安陷落之初“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隴皆附之（指叛軍）”。
當時叛軍勢力已蔓延到鄜、坊一帶。
老杜“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新唐書·杜甫傳》），被送到長安。
幸而他當時地位不高，名聲不大，自己又注意隐避，沒有被胡人重視，沒有像長安一般的官員那樣被押送到洛陽署以僞職，逼迫投降，而且還沒有受到嚴格的俘虜待遇，準許出外遊覽、訪問，行動比較自由。
史傳稱贊他“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污”，這确乎是很不容易的。
被俘陷賊，痛苦異常，這當然是極大的不幸。
不過，他得以親曆其境，目睹了淪陷後長安的種種慘象，寫出不少反映戰亂現實、抒發憂時浩歎的篇章，為他的“詩史”增添了極其珍貴的第一手的史料，錄下了動亂時代人民的心聲，這不能說不是不幸中的大幸。
他的名篇《月夜》當是詩人被俘送到長安後寫作的現存最早的詩：“今夜鄜州月，閨中隻獨看。
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
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
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幹？”從所寫景色，從民俗和心理狀态看，古今注家将這詩定于至德元載（七五六）八月作是可信的。
肅宗即位是在七月十三日。
消息傳至羌村當在這月下旬。
老杜離家奔行在以及中途被俘送到長安當在八月上旬。
從“今夜月”生出“雙照淚痕幹”的聯想，當是滿月。
揣情度理，說這詩即作于剛被送到長安後不久的中秋月夜，也不是毫無根據的。
身陷賊中，安危莫蔔；家寄異縣，生死難知。
才到劫後長安，便逢團圓佳節；對月懷人，豈不傷神？王嗣奭解此詩極佳：“意本思家，而偏想家人之思我，已進一層。
至念及兒女之不能思，又進一層。
須溪雲：&lsquo愈緩愈悲。
&rsquo是也。
&lsquo雲鬟&rsquo&lsquo玉臂&rsquo，語麗而情更悲。
至于&lsquo雙照&rsquo可以自慰矣，而仍帶&lsquo淚痕&rsquo說，與泊船悲喜、驚定拭淚同。
皆至情也。
&hellip&hellip兒女尚小，此其隻獨看者也。
鬟濕臂寒，此看月之久，憶望之至也。
&lsquo何時&rsquo應&lsquo今夜&rsquo，&lsquo虛幌&rsquo應&lsquo閨中&rsquo，&lsquo雙照&rsquo應&lsquo獨看&rsquo。
前聯小不解憶，乃複可悲。
韋應物《悼亡》詩：&lsquo幼女複何如，時來庭下戲。
&rsquo本此。
”俗話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很難說韋應物一定本此。
不過用來作為對照，卻有助加深理解。
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
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也與此相仿佛。
義山的這首小詩用素描手法成功地将特定情境中的感受、情緒寫了出來。
歸去無期，因“君問”而更加苦惱。
“夜雨漲秋池”，也“漲”了客子的愁思。
才将人引入那情境，體會到那滋味，便“探過一步作收，不言當下如何，而當下可想”（紀昀語）。
如果容許我套用紀昀的話，我将說，杜甫的《月夜》不僅尾聯“探過一步作收，不言當下如何，而當下可想”，還“探過一步”寫閨中的思己和小兒女的不知思己，而己之思家可想。
今天科技發達，通過人造衛星可以在全球各地發出或收到圖像和聲音。
古人無此設備，隻好借助于天然衛星&mdash&mdash月球在想象中聯系兩地的感情了。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張九齡句）“可憐閨裡月，常在漢家營。
”（沈佺期句）就是如此。
詩人望着光照兩地的月亮，不覺出了神，産生了幻覺，恍惚自己就在鄜州家人的身旁，是那麼的逼真，那麼的親切，可是卻無法接近。
這真是莫大的悲哀。
這不就把那“探過一步”并未直接去寫的思家之情，巧妙地，也更加感人地表現出來了嗎？文藝創作是應該講究構思和表現手法的，但是，真正優美的構思和表現手法必須來源于真正優美的生活感受，并根據這感受的原有形式加以概括、提高。
就拿《月夜》和《夜雨寄北》來說，它們絕不是用後人總結出來的“探過一步”法去套生活，而是在詩人特定的生活中本來就有這種真情實感，然後才被加工寫成這麼個樣子，并給人總結出這個“探過一步”法來的啊！ 《哀王孫》也是他這次來長安後不久所作：“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
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
金鞭折斷九馬死，骨肉不得同馳驅。
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
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
已經百日竄荊棘，身上無有完肌膚。
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
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
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為王孫立斯須。
昨夜東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
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天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
花門剺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人狙。
哀哉王孫慎勿疏，五陵佳氣無時無。
”仇兆鳌說：“按明皇西狩，在天寶十五載六月十二日。
肅宗即位，改元至德，在七月甲子。
是月丁卯，祿山使人殺霍國長公主，及王妃、驸馬等。
己巳，又殺王孫及郡縣主二十餘人。
詩雲：&lsquo已經百日竄荊棘&rsquo，蓋在九月間也。
詩必此時所作。
”古人根據封建主義的觀念，甚賞詩中所表露的“忠臣之盛心”“忠義肝腸”，對這詩評價甚高。
今人出于反封建主義的觀念，恰恰以此為大病，對這詩即使不加批判，也多半采取回避态度。
我認為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對待都是不全面、不可取的。
安祿山為了要報頭年玄宗殺他兒子安慶宗的仇，就命令部将孫孝哲入長安大殺皇族，在崇仁坊挖心以祭安慶宗。
同時還把楊國忠、高力士的同黨，以及安祿山素來所痛恨的人都殺了，共八十三人，或以鐵棓揭開腦蓋，流血滿街。
在這樣的形勢下，那些逃竄在外、東躲西藏的王孫，比平民所受的威脅大，罪孽又沒有楊國忠、高力士同黨那麼深重，詩人偶然遇到了這樣一個可憐蟲，對他表示深切的同情和關懷，這也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
不過，這同情和關懷到底不同一般。
他說：“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
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
”又說：“竊聞天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
&hellip&hellip哀哉王孫慎勿疏，五陵佳氣無時無。
”即使說他表示擁護唐王朝，盼其光複，反對安祿山，望其速敗，其政治傾向性是進步的，而其中表露出來的天命論觀點和忠君思想卻仍然是迂腐可笑的。
可見那種光看到所謂“忠臣之盛心”“忠義肝腸”就給這詩以高度評價的看法和做法是不正确的，起碼是很不全面的。
反之，那種僅僅因為詩中存在着愚忠思想就全盤否定這詩或不敢公開承認其意義的看法和做法也是不正确的，起碼是不公正的。
其實，隻要不囿于上述兩種偏見，這詩的意義和價值本來是不難發現的：（一）皇帝和達官貴人前不久倉皇出逃情景雖未親睹，當是親耳所聞，并非純屬虛構。
至于有關當時長安凄涼境況的描寫和邂逅王孫情事的叙述，以及後面對叛軍大肆殺戮并劫掠長安财寶用駱駝運往範陽等罪行的揭露，則無疑是作者親眼見到、親自遭遇到的。
讀到這些，簡直像在讀敵占區記者寫來的通訊報道(21)，這種身臨其境的出奇的真實性，絕非後代根據間接檔案材料寫成的史傳所能比拟。
（二）他先說“屋底達官走避胡”，接着說“金鞭折斷九馬死，骨肉不得同馳驅”，那麼，這急于逃難、置骨肉于不顧的，似乎是指達官了。
然而不然。
《西京雜記》載文帝自代來，有良馬九匹，号為九逸。
王嗣奭說：“&lsquo金鞭&rsquo&lsquo九馬&rsquo，天子所禦。
鞭斷馬死，是說天子西奔之急，而讀之不覺，蓋不忍明言耳。
”仇兆鳌說得更幹脆：“&lsquo金鞭&rsquo四句，言皇上急于出奔，緻委王孫而去。
”不管是由于奴性未除也好，是怕惹禍也好，老杜不敢明說皇帝，這在他本不足怪（封建士大夫誰不如此？），在我們總覺得不大對勁兒。
不過，他到底拐着彎子讓我們看懂了他的意思。
（可惜平素領悟力很強的楊倫先生這次卻沒參透其中奧妙，竟相信了張戒的話，說這不過是指“達官走避胡之急也”。
）可見他内心深處還是敢非議皇帝，甚至竟忍不住在字裡行間有所表露，這能說他真是徹頭徹尾、徹内徹外的愚忠麼？《資治通鑒》載玄宗出逃情事頗詳：“（甲午）上移仗北内。
既夕，命龍武大将軍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廄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
乙未，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
”将這一段記載與這幾句詩對照起來讀，詩人的諷意就更加清楚了。
在封建時代，對于封建意識較濃的士大夫來說，能如此，已經是很不容易了。
難道還要求他去給太上皇李隆基糊大字報麼？（三）他批評了哥舒翰将河隴朔方兵拒賊敗績于潼關：“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密切注意着形勢的發展和好轉：“竊聞天子已傳位”“花門剺面請雪恥”，表示了詩人身在難中而心懷天下的積極态度和愛國熱忱，這無疑是值得充分肯定和學習的。
這詩娴熟地運用古樂府手法寫時事，通過大筆塗抹以顯全貌，工筆點綴以補細節（如“腰下寶玦青珊瑚”），便境地自呈地展現了劫後長安的慘象，神情宛若地描寫出王孫走投無路的絕境和詩人的古道熱腸，藝術上也是很成功的。
《漢書·五行志》載成帝時童謠說：“城上烏，尾畢逋。
”楊慎說：“《三國典略》：侯景篡位，令飾朱雀門，其日有白頭烏萬計，集于門樓。
童謠曰：&lsquo白頭烏，拂朱雀，還與吳。
&rsquo杜蓋用其事，以侯景比祿山也。
”（仇注引）點化歌謠入詩，居然如鹽着水，有味無迹，知之者賞其深旨，不知者愛其寫景現成（舊時觀念：群烏夜啼是不祥之兆），得民歌詠歎口吻。
說杜詩字字有出處未免過分，但此等處卻不得貿然抹殺其慘淡經營、推陳出新的匠心。
這年（至德元載）十月，宰相房琯請求讓自己帶兵去收複兩京，肅宗準許了。
房琯兵分三路：命裨将楊希文率領南軍，從宜壽（今陝西周至）進兵；劉貴哲率領中軍，從武功（舊治在今陝西武功西南）進兵；李光進率領北軍，從奉天（今陝西乾縣）進兵。
十月二十一日，中軍、北軍遭遇敵将安守忠，戰于鹹陽東邊的陳濤斜。
房琯本來想沉住氣等待時機，無奈監軍宦官邢延恩催促，隻得草率出戰。
(22)房琯性迂闊，好空談，妄效古代的車戰法，以牛車二千乘，騎兵步兵夾着進攻；敵人順風鼓噪，牛皆震駭，接着就縱火焚燒，人畜大亂。
官軍死傷四萬餘人，存者僅數千而已。
老杜在長安聽到了這個慘敗的消息，又見到了那些得勝回城、氣焰嚣張的群胡在狂歌縱飲，感到十分哀傷十分憤怒，就寫了《悲陳陶》這首詩：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
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
群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
”孟冬就是陰曆十月。
陳濤又叫陳陶澤。
四萬人同日戰死，當然澤中滿是鮮血。
這是血淋淋的真實的曆史記錄，是詩人内心劇痛的徑直傾吐。
作詩者無心，也無須作藝術誇張；讀詩者千萬勿誤以為是誇張，以免減弱詩歌強烈的真實感和震撼人心的力量。
“血洗箭”一作“雪洗箭”，仍以作“血”字為佳。
一般地說，詩歌忌盡，忌露，忌刺目。
但是，對待這樣的題材和感情，任何修飾和遮掩必會弄巧反拙，影響藝術效果的。
這時肅宗已進至彭原（今甘肅甯縣），彭原在長安北，所以說：“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
”“結語兜轉一筆好，寫出人心不去。
”（浦起龍語）這也是詩人的心願。
陳濤斜大敗後兩天，即十月二十三日，房琯又親自帶領南軍出戰，複敗，楊希文、劉貴哲降敵。
《悲青坂》即為此而作：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
黃頭奚兒日向西，數騎彎弓敢馳突。
山雪河冰野蕭瑟，青是烽煙白人骨。
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青坂不詳，當離陳濤斜不遠。
太白山在武功。
房琯兵分三路，中軍從武功進兵。
黃頭部是契丹别種室韋的一個部落。
奚與室韋并非一族（詳《新唐書·北狄傳》）。
《安祿山事迹》載，安祿山反，發同羅、奚、契丹、室韋、曳落河之衆，号父子軍。
這裡的黃頭奚兒隻是用來泛指胡人。
這詩前四句“見彼壯我怯”情狀，所以末後望官軍從容備戰以待時機。
邵子湘說：“&lsquo日夜更望官軍至&rsquo，人情如此；&lsquo忍待明年莫倉卒&rsquo，軍機如此。
此杜所以為詩史也。
”（《杜詩鏡铨》引）身陷賊中，心裡想的卻是軍國大事，甚至意見還很正确，足見他對時局極其關心，且有遠見卓識。
他見官軍新敗而賊勢正盛，内心感到十分愁苦。
一天，他對雪獨坐，曾經寫了首五律抒懷說： “戰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
亂雲低薄暮，急雪舞回風。
瓢棄樽無綠，爐存火似紅。
數州消息斷，愁坐正書空。
”（《對雪》）記不起是西方哪位作家的一篇短篇小說，寫一個人嚴冬無錢生火取暖，就在爐膛裡點起一支蠟燭，别人發覺了很奇怪，他自我解嘲說，這是他的新發明：這樣做，人們見到紅紅的火光，便覺渾身溫暖如春了。
這是個小小的辛酸的諷刺，可笑變複可憐。
老杜的發明就更妙了，不須點燭，也覺得爐火通紅。
這毫無自嘲的意思，讀了隻覺可悲，想苦笑也笑不出來。
“爐存”尚可引起“火似紅”的條件反射，心理上多少能得到一些想象中的溫暖的慰藉。
那麼，“瓢棄樽無綠”，連條件反射，連精神上的慰藉也沒有了，是不是就更加愁苦了呢？那倒未必。
其實，不管“無綠”也罷，“似紅”也罷，都不過是藉以表現他窮愁苦恨之極的境況和心情而已。
“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
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白居易《問劉十九》）要是在平時，天寒欲雪，獨處無聊，尚可邀友圍爐，飲酒遣悶。
老杜這時不僅得不到這小小的生活樂趣，心頭還壓着傷悼新近陳濤斜四萬人的陣亡、憂慮風雨飄搖的國運等精神重負，這怎教他不感到痛苦異常呢？東晉殷浩為中軍将軍，北伐失利，被黜放，口無怨言，态度自若，談詠不絕，就隻整天往空中書寫“咄咄怪事”四字（見《晉書·殷浩傳》）。
多麼強盛的大唐帝國一下子就垮下來了。
像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這樣一些威鎮西陲的常勝将軍莫不一觸即潰，或死或降。
好不容易盼來官軍反攻，誰知一敗塗地，全軍覆滅。
殷浩的遭貶算得了什麼，這才是一些最不可思議的“咄咄怪事”。
“愁坐正書空”，話雖平淡無奇，卻恰到好處地表現出了詩人塊然獨坐、對雪愁吟時苦痛的心情和惶惑的神态。
六 “禍轉亡胡歲” 至德二載（七五七）正月，安慶緒謀殺其父安祿山。
安祿山自從稱兵作亂以來，雙目漸昏，到這時已不再能看見東西。
又生了疽，性情越發躁暴，身邊跟從的人，稍不如意，動辄鞭撻，或者殺了。
即稱帝，深居禁中，大将們很難見到他的面，都通過他的親信嚴莊來回傳話。
嚴莊雖然地位很高，很受重視，也免不了經常挨打。
一個叫李豬兒的，出生于契丹部落，十幾歲就服侍安祿山，人很機靈。
安祿山把他閹了，很信任他。
這李豬兒挨打最多，左右人人都感到自身難保。
安祿山的寵妾段氏，生了安慶恩，想讓安慶恩替代安慶緒當繼承人。
安慶緒經常擔心自己會給害死，不知如何是好。
嚴莊對安慶緒說：“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
”安慶緒說：“兄有所為，敢不敬從。
”嚴莊又對李豬兒說：“汝前後受撻，甯有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矣。
”李豬兒也答應了。
正月初一，安祿山朝會群臣，疽痛難當，罷朝。
這晚，嚴莊和安慶緒手持兵器站在帳外，李豬兒執刀直入帳中，砍安祿山的腹部。
左右害怕，不敢動彈。
安祿山眼睛看不見，摸枕邊佩刀摸不着，就搖動帳竿大叫：“是家賊！”一會兒，腸子都流了出來，死了，終年五十餘歲。
他們就在床下挖了個幾尺深的坑，用氈子把屍體包了埋好，警告宮中的人務必保密，不得洩露。
第二天一清早，嚴莊對外宣稱安祿山病危，立晉王安慶緒為太子，接着即帝位，尊安祿山為太上皇，然後發喪。
安慶緒性昏懦，語無倫次，嚴莊恐怕他不能服衆，不讓他見人。
安慶緒整天縱酒作樂，把嚴莊當兄長對待，任命他為禦史大夫，封馮翊王，事無大小，都取決于他；又厚加諸将官爵，收買人心。
頭年年底以來，史思明從博陵，蔡希德從太行，高秀岩從大同，牛延介從範陽，引兵共十萬，進攻太原；李光弼嚴加防禦。
史思明等圍城月餘，未能攻下，反而損失了成千上萬人。
會安祿山死，安慶緒調遣史思明歸守範陽，留蔡希德等繼續圍攻太原。
二月，肅宗來到鳳翔（今陝西鳳翔）。
李光弼帶領敢死隊出擊蔡希德，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蔡希德逃走。
安慶緒以史思明為範陽節度使，兼領恒陽軍事，封妫川王。
先是安祿山占領兩京，将珍寶财貨都運往範陽。
史思明如今擁強兵，據富資，日益驕橫，逐漸不聽安慶緒的節制了。
是月，永王李璘兵敗被殺。
四月，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
此後郭子儀部與敵戰于長安城西的清渠，失敗，退保武功。
郭子儀請自貶，降為左仆射。
這時府庫空虛，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将出征，皆發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将軍，下至中郎、郎将，聽憑臨時填寫姓名。
其後又聽憑以信牒授人官爵，有的竟封到異姓王。
諸軍隻以職任相統轄，不再計較官爵的高下。
這次清渠之敗以後，又以官爵招收散兵遊勇，因此官爵輕而貨重，大将軍告身一通才換一醉。
凡應募入伍的，一律穿金紫，甚至有些朝士的僮仆身穿金紫，号稱大官，而仍然在當聽差。
名器之濫，無以複加。
五月，房琯罷相，以張鎬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房琯性高簡，當時國家多難，他經常稱病不上朝，不把工作放在心上，整天跟人高談佛、老，或者聽門客董庭蘭彈琴。
禦史奏董庭蘭貪贓枉法，于是罷房琯為太子少師。
閏八月二十三日，肅宗遣郭子儀等攻長安；郭子儀先行，屯兵扶風（今陝西扶風）。
九月，回纥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和将軍帝德等帶領精兵四千餘人來到鳳翔。
丁亥（十二日），元帥廣平王李俶（即後來的代宗）率朔方等軍及回纥、西域之衆十五萬，号稱二十萬，從鳳翔出發。
李俶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大喜，稱李俶為兄。
大軍在扶風與郭子儀會合。
庚子（二十五日），諸軍一齊向長安進發。
壬寅（二十七日），到了長安西邊，在香積寺北沣水之東擺好了陣勢。
經過一場血戰，斬首六萬級，溝塹裡填滿了死屍，叛軍大潰，棄城逃走。
癸卯（二十八日），大軍入西京。
開頭肅宗急于收複京師，跟回纥約定：“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纥。
”（無能而兇狠、自私的最高統治者往往如此，良可慨歎！）這時，葉護要踐約。
廣平王李俶拜在葉護馬前說：“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複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
”（仍為自己作想！） 十月，真源令張巡與睢陽太守許遠協力固守的睢陽（今河南商丘縣）城，終因兵糧俱盡，為賊将尹子奇攻陷。
張巡與南霁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同時遭斬，許遠被執送洛陽。
張巡《守睢陽作》：“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
合圍侔月暈，分守若魚麗。
屢厭黃塵起，時将白羽揮。
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
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
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記錄了當時守城苦戰實況，表現了作者剛毅堅貞的精神。
同平章事、兼河南節度使張鎬聞睢陽危急，率部兼程進發，命令浙東、浙西、淮南、北海諸節度和谯郡太守闾丘曉，共往援救。
闾丘曉素來傲慢，不服張鎬調動。
等到張鎬趕到，睢陽城已陷落三天了。
張鎬将闾丘曉召來，把他杖殺了。
《新唐書·王昌齡傳》說詩人王昌齡是江甯人，以安祿山亂起還鄉裡，為刺史闾丘曉所殺。
輪到闾丘曉将被張鎬杖殺時，他哀求說：“有親，乞貸餘命。
”張鎬說：“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闾丘曉就沒話說了。
張鎬處置了這個很霸道的東西，是很得人心的。
官軍發動進攻，洛陽吃緊，庚申（十六日）夜，安慶緒帶着他那一幫子從苑門出奔河北；殺所俘獲的唐将哥舒翰等。
許遠死于偃師。
壬戌（十八日），廣平王李俶入東京。
回纥心裡還不滿足，李俶感到不好對付。
父老們出面送給回纥萬匹绫羅錦緞，才算了事。
李泌為遠禍計，在對肅宗做了适當的建議和規勸之後，堅持請求歸山，肅宗留他不住，隻得聽任他歸南嶽衡山，敕郡縣為他築室于山中，給三品料。
癸亥（十九日），肅宗發鳳翔還都。
丙寅（二十二
當然，他那一點尚能推己及人的同情心，正由于仕路蹭蹬而幸未為官腸吏肚所替換，這也不失為一個主觀上的因素。
郭沫若在《李白與杜甫》中論及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時說：“異想天開的&lsquo廣廈千萬間&rsquo的美夢，是新舊研究專家們所同樣樂于稱道的，以為&lsquo大有民胞物與之意&rsquo，或者是&lsquo這才足以代表人民普遍的呼聲&rsquo。
其實詩中所說的分明是&lsquo寒士&rsquo，是在為還沒有功名富貴的或者有功名而無富貴的讀書人打算，怎麼能夠擴大為&lsquo民&rsquo或&lsquo人民&rsquo呢？&hellip&hellip所謂&lsquo民吾同胞，物為吾與&rsquo的大同懷抱，&lsquo人饑己饑，人溺己溺&rsquo的契稷經綸，隻是一些士大夫的不着邊際的主觀臆想而已。
”要想分辨這一席話的正确與否，我認為最好先研究一下《三川觀水漲》“因悲中林士，未脫衆魚腹”這兩句詩。
“士”而居于“中林”，無疑是山林隐逸了。
王康琚《反招隐詩》說：“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王維《濟上四賢詠·鄭霍二山人》說：“豈乏中林士？無人獻至尊。
”就是明證。
這樣，是不是能說杜甫當時僅僅隻是擔心山林隐逸們會給魚吃了呢？恐怕不能。
因為詩人在前面就明明交代過：“應沉數州沒，如聽萬室哭。
”可見他擔心的不隻是山林隐逸而是“數州”“萬室”會給水淹了。
難道這“數州”“萬室”通通住的是山林隐逸，不住老百姓麼？既然這詩中的“中林士”在老杜的心目中主要是指“數州”“萬室”的老百姓（其中當然也包括山林隐逸），那麼，我們就不能死摳字眼，一口咬定另一首詩中的“寒士”就隻能指“沒有功名富貴的或者有功名而無富貴的讀書人”，而決不能夠擴大為“民”或“人民”。
小時讀書，抽象地，甚至教條主義地信仰了“人饑己饑，人溺己溺”的契稷經綸，長大了也自認為此而奮鬥，當一旦接觸現實，接觸人民，竟緻多少産生了“大有民胞物與之意”，這在舊社會并非毫無可能。
倘若老杜當日果真如此，又有什麼可厚非的呢？王嗣奭說：“描寫水勢之橫，不減虎頭之畫，而&lsquo聲吹&rsquo&lsquo勢閱&rsquo二語，似不可解，而光景宛然，故前輩賞之，真驚人語也。
”又說：“此詩之佳，在摹寫深刻，如&lsquo聲吹&rsquo&lsquo勢閱&rsquo二句，無人能道，然終與唐人分道而馳。
比之畫馬，他人皆畫肉，而公則畫骨，此其超出唐人者。
肉易識，骨不易識也。
”（此條今本《杜臆》不載，此據仇注所引）這首詩在藝術上不大為人所稱道，王嗣奭諸人能賞其摹寫深刻、出語驚人，頗有眼力。
老杜善于捕捉并描狀優美清新的情境和細緻微妙的生活感受，且着意追求藝術表現上的創新，關于他在這些方面的特長和成就，前幾章中我已多次講了我粗淺的看法。
這裡，我們又高興地見到了他為開拓傳統詩歌的題材，為發展詩歌藝術的表現力所做的新探索和所取得的新成績。
中國古典詩歌，發展到了盛唐，名家名作，大量湧現，形成了詩壇上萬紫千紅、百花争豔的繁榮景象。
這一時期的詩歌，内容豐富，題材廣闊，體裁多樣，技巧精湛，風格迥異，各臻其妙。
但是正如任何事物一樣，在日趨成熟、完備的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會産生一些這樣那樣的框框，窒息着它的生機。
毛奇齡《西河合集·詩話》在論證中唐詩歌之所以必須大變時曾中肯地指出：“蓋其時丁開（元）、（天）寶全盛之後，貞元諸君皆怯于舊法，思降為通侻之習，而樂天創之，微之、夢得并起而效之。
”可見前代學者中早就有人見到開、天時期詩歌雖然全盛，卻也同時形成了“舊法”（即框框），給其後詩人們的創作帶來束縛的這一現象。
在我看來，盛唐詩歌創作中最普遍、影響也最大的“舊法”之一，是要求詩寫得富于常人所理解的那種“詩情畫意”，也就是說要符合優美的境界、情操、感受和語言等等正常的美學标準，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熟境、熟意、熟詞、熟字、熟調、熟貌（這在大家李白、王維集中往往可見，老杜亦複不少）。
不管老杜當時是否明确地意識到這一點，他在實踐中為“語不驚人死不休”所做的努力，實際上是對這種在當時已逐漸形成的“舊法”的突破。
他着意捕捉、描狀優美清新的情境和細緻微妙的生活感受，取得了可喜的成績，這固然是一種新探索和突破，但仍舊是基于上述所謂正常的美學标準，也就是說并未從根本上破除“舊法”。
随着他久客長安，求官不得，生活日益貧困，尤其是安祿山叛變的突然爆發，他的處境和遭遇，無不一反常态，而他的所見所感卻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但又很難用那種基于正常美學标準的“舊法”來加以表現，于是這就促使他不得不暫時收拾起閑情逸緻、詩情畫意，舍棄那娴熟的技藝，另辟蹊徑，嘗試以破體的筆墨表現反常的生活和心境，猶《詩經》的有變風、變雅，音樂的有變宮、變徵一樣。
一九七九年夏天，葉嘉瑩教授在北大中文系講學，指出杜甫在《秋雨歎》中居然讓“雨中百草秋爛死”這樣的語辭和形象入詩，可算得是對傳統詩歌習慣寫法的大膽突破，是詩歌創作中寫實手法的深入（大意如此）。
我覺得這話講得好，真是一語破的。
旅食京華後期的杜詩中，類似的例子，不一而足，如“饑卧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聯百結。
君不見空牆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投簡鹹華兩縣諸子》）、“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絲”（《醉時歌》）、“王生怪我顔色惡，答雲伏枕艱難遍。
瘧疠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相交戰。
頭白眼暗坐有胝，肉黃皮皺命如線”（《病後過王倚飲贈歌》）等等，莫不擺脫俗套，如實刻畫。
而《三川觀水漲》，則更是純以破體的筆墨寫險惡的境地和惡劣的心情。
借助于冷僻奇峭的文辭，組織種種雜亂無章的形象，便粗犷有力地顯出山洪漲勢的兇猛和遭淹面積的寬廣，并從而烘托出極端惶恐的情緒，勾起無比深廣的憂思。
詩人這種舉重若輕、似拙實巧的藝術表現才能，實在令人驚歎不置。
王嗣奭稱道此詩猶如畫馬之能畫骨，确乎是有所見而發。
歌德說：“我們德國美學家們大談題材本身有沒有詩意，在某種意義上他們也許并非一派胡說，不過一般說來，隻要詩人會利用，真實的題材沒有不可以入詩或非詩性的。
”千多年前老杜的創作實踐，證明這話至确。
仇兆鳌引《海賦》四條，《江賦》二條，《魏都賦》《西征賦》《歎逝賦》《風賦》《南都賦》《上林賦》《舞鶴賦》《太玄賦》各一條，分别為該詩中所用典故注明出處，在我看來，這恰好顯示了這詩不僅在用詞遣句上，甚至在構思和寫法上，都明顯地受到了賦，尤其是《海賦》《江賦》的影響，而又有所發展。
賦主鋪叙，“寫物圖貌，蔚以雕畫”（《文心雕龍·诠賦》）。
詩人借鑒賦的凝重雕畫筆觸以增強其風骨，又保持詩歌比興抒情的特色，這樣，就産生了像《三川觀水漲》這種以“詩”為體以“賦”為用的新的詩歌構思和表現方式。
所以王嗣奭說：“遵岩極取此詩，餘謂三川水漲，謂之賦可，謂之比亦可。
”詩和賦的特色，這詩是兼而有之的。
由此可見老杜“熟精《文選》理”的過硬功夫，和他“轉益多師是汝師”，善于學習、善于創新的非凡本領。
目前大家都在認真地讨論新詩發展中的種種問題，我們難道不能從這裡得到點什麼啟發麼？ 老杜一家，曆盡了千辛萬苦，好不容易過了洪水泛濫的三川地區來到了鄜州，将家安置在羌村(17)居住。
在此期間，得知肅宗七月即位于靈武的消息，即隻身離開鄜州，北上延州（今陝西延安市）(18)，想出蘆子關（在今陝西橫山縣附近），去投奔行在。
這時作的《避地》詩說：“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勞。
詩書遂牆壁，奴仆且旌旄(19)。
行在僅聞信，此身随所遭。
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
”上截寫避亂傷時的感歎，下截望新主能光複舊物。
顧宸說：“當是至德元載冬作，蓋避地白水、鄜州間，竄歸鳳翔時也。
”仇兆鳌說：“此詩見趙次公本，但注雲至德二載丁酉作，非也。
今從顧氏。
”說作于至德元載是對的，但不得說“竄歸鳳翔時”。
老杜“避地”之初，剛逃離白水即“塊獨委蓬蒿”，走到三川又遇洪水，“連天走窮谷”，難道這還不算是“竄身筋骨勞”，非得“竄歸鳳翔時”才算麼？據第一、五兩句，這詩當作于避地鄜州，聞肅宗即位靈武後，欲赴行在尚未成行時。
又，“歲時晚”猶如《得舍弟消息二首》其二“憂端且歲時”中“且歲時”的意思一樣，是說已經過了大半年了，這一年眼看又快完了，不一定指冬天，因為他作《月夜》時已身陷長安賊中，詩中說：“清輝玉臂寒。
”絕非冬夜望月情狀。
同時又有《送靈州李判官》詩，末二句說：“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
”案：《新唐書·郭子儀傳》載：“（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诏子儀為衛尉卿、靈武郡太守，充朔方節度使，率本軍東讨。
&hellip&hellip太子即位靈武，诏班師。
&hellip&hellip赴行在。
&hellip&hellip拜子儀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總（朔方）節度。
”兩相對照，可知這詩當作于至德元載肅宗即位之初。
黃鶴及朱、顧諸家俱編在乾元二年，馮注從《杜臆》編在至德二載，均非。
靈州即靈武。
“李必節度所辟”（浦起龍語），老杜作詩送李赴靈武入幕，非如仇兆鳌所說“在鳳翔時”送李入靈武幕。
他的《得舍弟消息二首》也當作于這一時期。
(20)其一說： “近有平陰信，遙憐舍弟存。
側身千裡道，寄食一家村。
烽火新酣戰，啼垂舊血痕。
不知臨老日，招得幾人魂。
”平陰，今山東平陰縣。
其弟杜穎曾任齊州臨邑（今山東臨邑）主簿，老杜遊齊魯時曾迂道去探望過他。
這裡指的當是杜穎。
老杜得到他逃亡到平陰後捎來的信，知道他尚在人世，就寫了這兩首詩抒發亂離悲苦之情。
其二說： “汝懦歸無計，吾衰往未期。
浪傳烏鵲喜，深負鹡鸰詩。
生理何顔面？憂端且歲時。
兩京三十口，雖在命如絲。
”可見詩人當時身逢亂世、心力交瘁情狀。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說：“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
”隻說十口，這裡的“三十口”當合他和杜穎兩家而言。
浦起龍說：“弟之家口在東京陸渾莊。
公時家寄鄜州。
鄜州屬西京。
”據詩意可知他接近年終時（“憂端且歲時”）尚在羌村。
他離家首途奔赴行在當在此後不久。
五 “日夜更望官軍至” 《資治通鑒》至德元載（七五六）載長安陷落之初“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隴皆附之（指叛軍）”。
當時叛軍勢力已蔓延到鄜、坊一帶。
老杜“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新唐書·杜甫傳》），被送到長安。
幸而他當時地位不高，名聲不大，自己又注意隐避，沒有被胡人重視，沒有像長安一般的官員那樣被押送到洛陽署以僞職，逼迫投降，而且還沒有受到嚴格的俘虜待遇，準許出外遊覽、訪問，行動比較自由。
史傳稱贊他“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污”，這确乎是很不容易的。
被俘陷賊，痛苦異常，這當然是極大的不幸。
不過，他得以親曆其境，目睹了淪陷後長安的種種慘象，寫出不少反映戰亂現實、抒發憂時浩歎的篇章，為他的“詩史”增添了極其珍貴的第一手的史料，錄下了動亂時代人民的心聲，這不能說不是不幸中的大幸。
他的名篇《月夜》當是詩人被俘送到長安後寫作的現存最早的詩：“今夜鄜州月，閨中隻獨看。
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
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
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幹？”從所寫景色，從民俗和心理狀态看，古今注家将這詩定于至德元載（七五六）八月作是可信的。
肅宗即位是在七月十三日。
消息傳至羌村當在這月下旬。
老杜離家奔行在以及中途被俘送到長安當在八月上旬。
從“今夜月”生出“雙照淚痕幹”的聯想，當是滿月。
揣情度理，說這詩即作于剛被送到長安後不久的中秋月夜，也不是毫無根據的。
身陷賊中，安危莫蔔；家寄異縣，生死難知。
才到劫後長安，便逢團圓佳節；對月懷人，豈不傷神？王嗣奭解此詩極佳：“意本思家，而偏想家人之思我，已進一層。
至念及兒女之不能思，又進一層。
須溪雲：&lsquo愈緩愈悲。
&rsquo是也。
&lsquo雲鬟&rsquo&lsquo玉臂&rsquo，語麗而情更悲。
至于&lsquo雙照&rsquo可以自慰矣，而仍帶&lsquo淚痕&rsquo說，與泊船悲喜、驚定拭淚同。
皆至情也。
&hellip&hellip兒女尚小，此其隻獨看者也。
鬟濕臂寒，此看月之久，憶望之至也。
&lsquo何時&rsquo應&lsquo今夜&rsquo，&lsquo虛幌&rsquo應&lsquo閨中&rsquo，&lsquo雙照&rsquo應&lsquo獨看&rsquo。
前聯小不解憶，乃複可悲。
韋應物《悼亡》詩：&lsquo幼女複何如，時來庭下戲。
&rsquo本此。
”俗話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很難說韋應物一定本此。
不過用來作為對照，卻有助加深理解。
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
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也與此相仿佛。
義山的這首小詩用素描手法成功地将特定情境中的感受、情緒寫了出來。
歸去無期，因“君問”而更加苦惱。
“夜雨漲秋池”，也“漲”了客子的愁思。
才将人引入那情境，體會到那滋味，便“探過一步作收，不言當下如何，而當下可想”（紀昀語）。
如果容許我套用紀昀的話，我将說，杜甫的《月夜》不僅尾聯“探過一步作收，不言當下如何，而當下可想”，還“探過一步”寫閨中的思己和小兒女的不知思己，而己之思家可想。
今天科技發達，通過人造衛星可以在全球各地發出或收到圖像和聲音。
古人無此設備，隻好借助于天然衛星&mdash&mdash月球在想象中聯系兩地的感情了。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張九齡句）“可憐閨裡月，常在漢家營。
”（沈佺期句）就是如此。
詩人望着光照兩地的月亮，不覺出了神，産生了幻覺，恍惚自己就在鄜州家人的身旁，是那麼的逼真，那麼的親切，可是卻無法接近。
這真是莫大的悲哀。
這不就把那“探過一步”并未直接去寫的思家之情，巧妙地，也更加感人地表現出來了嗎？文藝創作是應該講究構思和表現手法的，但是，真正優美的構思和表現手法必須來源于真正優美的生活感受，并根據這感受的原有形式加以概括、提高。
就拿《月夜》和《夜雨寄北》來說，它們絕不是用後人總結出來的“探過一步”法去套生活，而是在詩人特定的生活中本來就有這種真情實感，然後才被加工寫成這麼個樣子，并給人總結出這個“探過一步”法來的啊！ 《哀王孫》也是他這次來長安後不久所作：“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
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
金鞭折斷九馬死，骨肉不得同馳驅。
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
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
已經百日竄荊棘，身上無有完肌膚。
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
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
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為王孫立斯須。
昨夜東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
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天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
花門剺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人狙。
哀哉王孫慎勿疏，五陵佳氣無時無。
”仇兆鳌說：“按明皇西狩，在天寶十五載六月十二日。
肅宗即位，改元至德，在七月甲子。
是月丁卯，祿山使人殺霍國長公主，及王妃、驸馬等。
己巳，又殺王孫及郡縣主二十餘人。
詩雲：&lsquo已經百日竄荊棘&rsquo，蓋在九月間也。
詩必此時所作。
”古人根據封建主義的觀念，甚賞詩中所表露的“忠臣之盛心”“忠義肝腸”，對這詩評價甚高。
今人出于反封建主義的觀念，恰恰以此為大病，對這詩即使不加批判，也多半采取回避态度。
我認為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對待都是不全面、不可取的。
安祿山為了要報頭年玄宗殺他兒子安慶宗的仇，就命令部将孫孝哲入長安大殺皇族，在崇仁坊挖心以祭安慶宗。
同時還把楊國忠、高力士的同黨，以及安祿山素來所痛恨的人都殺了，共八十三人，或以鐵棓揭開腦蓋，流血滿街。
在這樣的形勢下，那些逃竄在外、東躲西藏的王孫，比平民所受的威脅大，罪孽又沒有楊國忠、高力士同黨那麼深重，詩人偶然遇到了這樣一個可憐蟲，對他表示深切的同情和關懷，這也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
不過，這同情和關懷到底不同一般。
他說：“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
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
”又說：“竊聞天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
&hellip&hellip哀哉王孫慎勿疏，五陵佳氣無時無。
”即使說他表示擁護唐王朝，盼其光複，反對安祿山，望其速敗，其政治傾向性是進步的，而其中表露出來的天命論觀點和忠君思想卻仍然是迂腐可笑的。
可見那種光看到所謂“忠臣之盛心”“忠義肝腸”就給這詩以高度評價的看法和做法是不正确的，起碼是很不全面的。
反之，那種僅僅因為詩中存在着愚忠思想就全盤否定這詩或不敢公開承認其意義的看法和做法也是不正确的，起碼是不公正的。
其實，隻要不囿于上述兩種偏見，這詩的意義和價值本來是不難發現的：（一）皇帝和達官貴人前不久倉皇出逃情景雖未親睹，當是親耳所聞，并非純屬虛構。
至于有關當時長安凄涼境況的描寫和邂逅王孫情事的叙述，以及後面對叛軍大肆殺戮并劫掠長安财寶用駱駝運往範陽等罪行的揭露，則無疑是作者親眼見到、親自遭遇到的。
讀到這些，簡直像在讀敵占區記者寫來的通訊報道(21)，這種身臨其境的出奇的真實性，絕非後代根據間接檔案材料寫成的史傳所能比拟。
（二）他先說“屋底達官走避胡”，接着說“金鞭折斷九馬死，骨肉不得同馳驅”，那麼，這急于逃難、置骨肉于不顧的，似乎是指達官了。
然而不然。
《西京雜記》載文帝自代來，有良馬九匹，号為九逸。
王嗣奭說：“&lsquo金鞭&rsquo&lsquo九馬&rsquo，天子所禦。
鞭斷馬死，是說天子西奔之急，而讀之不覺，蓋不忍明言耳。
”仇兆鳌說得更幹脆：“&lsquo金鞭&rsquo四句，言皇上急于出奔，緻委王孫而去。
”不管是由于奴性未除也好，是怕惹禍也好，老杜不敢明說皇帝，這在他本不足怪（封建士大夫誰不如此？），在我們總覺得不大對勁兒。
不過，他到底拐着彎子讓我們看懂了他的意思。
（可惜平素領悟力很強的楊倫先生這次卻沒參透其中奧妙，竟相信了張戒的話，說這不過是指“達官走避胡之急也”。
）可見他内心深處還是敢非議皇帝，甚至竟忍不住在字裡行間有所表露，這能說他真是徹頭徹尾、徹内徹外的愚忠麼？《資治通鑒》載玄宗出逃情事頗詳：“（甲午）上移仗北内。
既夕，命龍武大将軍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廄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
乙未，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
”将這一段記載與這幾句詩對照起來讀，詩人的諷意就更加清楚了。
在封建時代，對于封建意識較濃的士大夫來說，能如此，已經是很不容易了。
難道還要求他去給太上皇李隆基糊大字報麼？（三）他批評了哥舒翰将河隴朔方兵拒賊敗績于潼關：“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密切注意着形勢的發展和好轉：“竊聞天子已傳位”“花門剺面請雪恥”，表示了詩人身在難中而心懷天下的積極态度和愛國熱忱，這無疑是值得充分肯定和學習的。
這詩娴熟地運用古樂府手法寫時事，通過大筆塗抹以顯全貌，工筆點綴以補細節（如“腰下寶玦青珊瑚”），便境地自呈地展現了劫後長安的慘象，神情宛若地描寫出王孫走投無路的絕境和詩人的古道熱腸，藝術上也是很成功的。
《漢書·五行志》載成帝時童謠說：“城上烏，尾畢逋。
”楊慎說：“《三國典略》：侯景篡位，令飾朱雀門，其日有白頭烏萬計，集于門樓。
童謠曰：&lsquo白頭烏，拂朱雀，還與吳。
&rsquo杜蓋用其事，以侯景比祿山也。
”（仇注引）點化歌謠入詩，居然如鹽着水，有味無迹，知之者賞其深旨，不知者愛其寫景現成（舊時觀念：群烏夜啼是不祥之兆），得民歌詠歎口吻。
說杜詩字字有出處未免過分，但此等處卻不得貿然抹殺其慘淡經營、推陳出新的匠心。
這年（至德元載）十月，宰相房琯請求讓自己帶兵去收複兩京，肅宗準許了。
房琯兵分三路：命裨将楊希文率領南軍，從宜壽（今陝西周至）進兵；劉貴哲率領中軍，從武功（舊治在今陝西武功西南）進兵；李光進率領北軍，從奉天（今陝西乾縣）進兵。
十月二十一日，中軍、北軍遭遇敵将安守忠，戰于鹹陽東邊的陳濤斜。
房琯本來想沉住氣等待時機，無奈監軍宦官邢延恩催促，隻得草率出戰。
(22)房琯性迂闊，好空談，妄效古代的車戰法，以牛車二千乘，騎兵步兵夾着進攻；敵人順風鼓噪，牛皆震駭，接着就縱火焚燒，人畜大亂。
官軍死傷四萬餘人，存者僅數千而已。
老杜在長安聽到了這個慘敗的消息，又見到了那些得勝回城、氣焰嚣張的群胡在狂歌縱飲，感到十分哀傷十分憤怒，就寫了《悲陳陶》這首詩：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
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
群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
”孟冬就是陰曆十月。
陳濤又叫陳陶澤。
四萬人同日戰死，當然澤中滿是鮮血。
這是血淋淋的真實的曆史記錄，是詩人内心劇痛的徑直傾吐。
作詩者無心，也無須作藝術誇張；讀詩者千萬勿誤以為是誇張，以免減弱詩歌強烈的真實感和震撼人心的力量。
“血洗箭”一作“雪洗箭”，仍以作“血”字為佳。
一般地說，詩歌忌盡，忌露，忌刺目。
但是，對待這樣的題材和感情，任何修飾和遮掩必會弄巧反拙，影響藝術效果的。
這時肅宗已進至彭原（今甘肅甯縣），彭原在長安北，所以說：“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
”“結語兜轉一筆好，寫出人心不去。
”（浦起龍語）這也是詩人的心願。
陳濤斜大敗後兩天，即十月二十三日，房琯又親自帶領南軍出戰，複敗，楊希文、劉貴哲降敵。
《悲青坂》即為此而作：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
黃頭奚兒日向西，數騎彎弓敢馳突。
山雪河冰野蕭瑟，青是烽煙白人骨。
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青坂不詳，當離陳濤斜不遠。
太白山在武功。
房琯兵分三路，中軍從武功進兵。
黃頭部是契丹别種室韋的一個部落。
奚與室韋并非一族（詳《新唐書·北狄傳》）。
《安祿山事迹》載，安祿山反，發同羅、奚、契丹、室韋、曳落河之衆，号父子軍。
這裡的黃頭奚兒隻是用來泛指胡人。
這詩前四句“見彼壯我怯”情狀，所以末後望官軍從容備戰以待時機。
邵子湘說：“&lsquo日夜更望官軍至&rsquo，人情如此；&lsquo忍待明年莫倉卒&rsquo，軍機如此。
此杜所以為詩史也。
”（《杜詩鏡铨》引）身陷賊中，心裡想的卻是軍國大事，甚至意見還很正确，足見他對時局極其關心，且有遠見卓識。
他見官軍新敗而賊勢正盛，内心感到十分愁苦。
一天，他對雪獨坐，曾經寫了首五律抒懷說： “戰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
亂雲低薄暮，急雪舞回風。
瓢棄樽無綠，爐存火似紅。
數州消息斷，愁坐正書空。
”（《對雪》）記不起是西方哪位作家的一篇短篇小說，寫一個人嚴冬無錢生火取暖，就在爐膛裡點起一支蠟燭，别人發覺了很奇怪，他自我解嘲說，這是他的新發明：這樣做，人們見到紅紅的火光，便覺渾身溫暖如春了。
這是個小小的辛酸的諷刺，可笑變複可憐。
老杜的發明就更妙了，不須點燭，也覺得爐火通紅。
這毫無自嘲的意思，讀了隻覺可悲，想苦笑也笑不出來。
“爐存”尚可引起“火似紅”的條件反射，心理上多少能得到一些想象中的溫暖的慰藉。
那麼，“瓢棄樽無綠”，連條件反射，連精神上的慰藉也沒有了，是不是就更加愁苦了呢？那倒未必。
其實，不管“無綠”也罷，“似紅”也罷，都不過是藉以表現他窮愁苦恨之極的境況和心情而已。
“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
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白居易《問劉十九》）要是在平時，天寒欲雪，獨處無聊，尚可邀友圍爐，飲酒遣悶。
老杜這時不僅得不到這小小的生活樂趣，心頭還壓着傷悼新近陳濤斜四萬人的陣亡、憂慮風雨飄搖的國運等精神重負，這怎教他不感到痛苦異常呢？東晉殷浩為中軍将軍，北伐失利，被黜放，口無怨言，态度自若，談詠不絕，就隻整天往空中書寫“咄咄怪事”四字（見《晉書·殷浩傳》）。
多麼強盛的大唐帝國一下子就垮下來了。
像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這樣一些威鎮西陲的常勝将軍莫不一觸即潰，或死或降。
好不容易盼來官軍反攻，誰知一敗塗地，全軍覆滅。
殷浩的遭貶算得了什麼，這才是一些最不可思議的“咄咄怪事”。
“愁坐正書空”，話雖平淡無奇，卻恰到好處地表現出了詩人塊然獨坐、對雪愁吟時苦痛的心情和惶惑的神态。
六 “禍轉亡胡歲” 至德二載（七五七）正月，安慶緒謀殺其父安祿山。
安祿山自從稱兵作亂以來，雙目漸昏，到這時已不再能看見東西。
又生了疽，性情越發躁暴，身邊跟從的人，稍不如意，動辄鞭撻，或者殺了。
即稱帝，深居禁中，大将們很難見到他的面，都通過他的親信嚴莊來回傳話。
嚴莊雖然地位很高，很受重視，也免不了經常挨打。
一個叫李豬兒的，出生于契丹部落，十幾歲就服侍安祿山，人很機靈。
安祿山把他閹了，很信任他。
這李豬兒挨打最多，左右人人都感到自身難保。
安祿山的寵妾段氏，生了安慶恩，想讓安慶恩替代安慶緒當繼承人。
安慶緒經常擔心自己會給害死，不知如何是好。
嚴莊對安慶緒說：“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
”安慶緒說：“兄有所為，敢不敬從。
”嚴莊又對李豬兒說：“汝前後受撻，甯有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矣。
”李豬兒也答應了。
正月初一，安祿山朝會群臣，疽痛難當，罷朝。
這晚，嚴莊和安慶緒手持兵器站在帳外，李豬兒執刀直入帳中，砍安祿山的腹部。
左右害怕，不敢動彈。
安祿山眼睛看不見，摸枕邊佩刀摸不着，就搖動帳竿大叫：“是家賊！”一會兒，腸子都流了出來，死了，終年五十餘歲。
他們就在床下挖了個幾尺深的坑，用氈子把屍體包了埋好，警告宮中的人務必保密，不得洩露。
第二天一清早，嚴莊對外宣稱安祿山病危，立晉王安慶緒為太子，接着即帝位，尊安祿山為太上皇，然後發喪。
安慶緒性昏懦，語無倫次，嚴莊恐怕他不能服衆，不讓他見人。
安慶緒整天縱酒作樂，把嚴莊當兄長對待，任命他為禦史大夫，封馮翊王，事無大小，都取決于他；又厚加諸将官爵，收買人心。
頭年年底以來，史思明從博陵，蔡希德從太行，高秀岩從大同，牛延介從範陽，引兵共十萬，進攻太原；李光弼嚴加防禦。
史思明等圍城月餘，未能攻下，反而損失了成千上萬人。
會安祿山死，安慶緒調遣史思明歸守範陽，留蔡希德等繼續圍攻太原。
二月，肅宗來到鳳翔（今陝西鳳翔）。
李光弼帶領敢死隊出擊蔡希德，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蔡希德逃走。
安慶緒以史思明為範陽節度使，兼領恒陽軍事，封妫川王。
先是安祿山占領兩京，将珍寶财貨都運往範陽。
史思明如今擁強兵，據富資，日益驕橫，逐漸不聽安慶緒的節制了。
是月，永王李璘兵敗被殺。
四月，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
此後郭子儀部與敵戰于長安城西的清渠，失敗，退保武功。
郭子儀請自貶，降為左仆射。
這時府庫空虛，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将出征，皆發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将軍，下至中郎、郎将，聽憑臨時填寫姓名。
其後又聽憑以信牒授人官爵，有的竟封到異姓王。
諸軍隻以職任相統轄，不再計較官爵的高下。
這次清渠之敗以後，又以官爵招收散兵遊勇，因此官爵輕而貨重，大将軍告身一通才換一醉。
凡應募入伍的，一律穿金紫，甚至有些朝士的僮仆身穿金紫，号稱大官，而仍然在當聽差。
名器之濫，無以複加。
五月，房琯罷相，以張鎬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房琯性高簡，當時國家多難，他經常稱病不上朝，不把工作放在心上，整天跟人高談佛、老，或者聽門客董庭蘭彈琴。
禦史奏董庭蘭貪贓枉法，于是罷房琯為太子少師。
閏八月二十三日，肅宗遣郭子儀等攻長安；郭子儀先行，屯兵扶風（今陝西扶風）。
九月，回纥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和将軍帝德等帶領精兵四千餘人來到鳳翔。
丁亥（十二日），元帥廣平王李俶（即後來的代宗）率朔方等軍及回纥、西域之衆十五萬，号稱二十萬，從鳳翔出發。
李俶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大喜，稱李俶為兄。
大軍在扶風與郭子儀會合。
庚子（二十五日），諸軍一齊向長安進發。
壬寅（二十七日），到了長安西邊，在香積寺北沣水之東擺好了陣勢。
經過一場血戰，斬首六萬級，溝塹裡填滿了死屍，叛軍大潰，棄城逃走。
癸卯（二十八日），大軍入西京。
開頭肅宗急于收複京師，跟回纥約定：“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纥。
”（無能而兇狠、自私的最高統治者往往如此，良可慨歎！）這時，葉護要踐約。
廣平王李俶拜在葉護馬前說：“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複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
”（仍為自己作想！） 十月，真源令張巡與睢陽太守許遠協力固守的睢陽（今河南商丘縣）城，終因兵糧俱盡，為賊将尹子奇攻陷。
張巡與南霁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同時遭斬，許遠被執送洛陽。
張巡《守睢陽作》：“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
合圍侔月暈，分守若魚麗。
屢厭黃塵起，時将白羽揮。
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
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
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記錄了當時守城苦戰實況，表現了作者剛毅堅貞的精神。
同平章事、兼河南節度使張鎬聞睢陽危急，率部兼程進發，命令浙東、浙西、淮南、北海諸節度和谯郡太守闾丘曉，共往援救。
闾丘曉素來傲慢，不服張鎬調動。
等到張鎬趕到，睢陽城已陷落三天了。
張鎬将闾丘曉召來，把他杖殺了。
《新唐書·王昌齡傳》說詩人王昌齡是江甯人，以安祿山亂起還鄉裡，為刺史闾丘曉所殺。
輪到闾丘曉将被張鎬杖殺時，他哀求說：“有親，乞貸餘命。
”張鎬說：“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闾丘曉就沒話說了。
張鎬處置了這個很霸道的東西，是很得人心的。
官軍發動進攻，洛陽吃緊，庚申（十六日）夜，安慶緒帶着他那一幫子從苑門出奔河北；殺所俘獲的唐将哥舒翰等。
許遠死于偃師。
壬戌（十八日），廣平王李俶入東京。
回纥心裡還不滿足，李俶感到不好對付。
父老們出面送給回纥萬匹绫羅錦緞，才算了事。
李泌為遠禍計，在對肅宗做了适當的建議和規勸之後，堅持請求歸山，肅宗留他不住，隻得聽任他歸南嶽衡山，敕郡縣為他築室于山中，給三品料。
癸亥（十九日），肅宗發鳳翔還都。
丙寅（二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