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旅食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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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甫不得不從中作梗,那麼,在杜甫獻賦得到皇帝的誇獎之後,哪個小人敢跳出來鼓噪、唱反調?“竟與蛟螭雜,空聞燕雀喧”,這些集賢院裡瞎嚷嚷的“燕雀”,想必跟那些用來教訓諸谏官的“立仗馬”差不多(李林甫曾召集谏官們訓話,要他們學那些給皇帝上殿排班的“立仗馬”的樣,隻要不瞎叫,保證能“食三品料;一鳴辄斥去,悔之何及”),都是李林甫養着的,主子一聲吆喝,教它們出來起哄,它們敢不遵命?讓杜甫入選得官,這是萬萬不可以的。

    把他一筆抹殺,總得顧全點皇帝的臉面。

    那麼,好吧!跟他耍個花招,“送隸有司,參列選序”,這不就兩全其“美”,把難題兒給對付過去了?&mdash&mdash這種上下其手處事的鬼點子,恐怕隻有“柔佞多狡數”的李林甫才想得出來。

    果真是這樣,那麼,作于稍後的《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中所說“破膽遭前政,陰謀獨秉鈞。

    微生沾忌刻,萬事益酸辛”,就當兼指前後兩次應試不遇而言了。

    仇兆鳌在這兩句詩後加按語說:“公初應诏而見黜,後以召試而仍棄,皆林甫為之。

    ”這理解是對的。

    細味《進封西嶽賦》中“再降恩澤”一語,最明顯的含義固然是表達了對玄宗施恩的感激之情,但似乎也含有“再次失望”的潛台詞。

    他對兩次來自李林甫的重大打擊,心裡是明白的啊! 古今諸家杜甫年譜,多将杜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的事訂于天寶十載(七五一),将“命宰相試文章”和“送隸有司,參列選序”的事訂于天寶十一載(七五二)。

    可商榷。

    愚意以為,玄宗行三大禮都在十載正月,杜甫獻三賦,當在此後不久。

    玄宗奇之,既“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這年才開始不久,有的是時間,而且考的隻是杜甫一人,無須費時準備,按常情推斷,這一極簡便的考試,決無推遲到第二年舉行之理。

    “送隸有司,參列選序”是考後所做出的決定(據《進封西嶽賦表》,“送隸”二句前有“仍猥以臣名實相副”的話,想此決定已由主考宰相奏請皇帝認可了的)。

    考試的事既然應該改訂在十載,那麼,“送隸有司”的事也就要跟着往前挪了。

    杜甫大概在長安“候補”了一年左右,最遲到十一載四月以前,見沒有多大希望,就特意賦詩留贈崔、于二學士,感謝他們的稱許,抒發不遇的牢騷,之後,又暫時回洛陽探家去了。

     五 “才士汲引難”! 此後兩三年内,杜甫還曾一再投匦獻《封西嶽賦》《雕賦》等(24),但不見有何反響;想玄宗對此早已不感興趣,便一笑置之了。

    《進封西嶽賦表》說:“臣本杜陵諸生,年過四十,經術淺陋。

    進無補于明時,退嘗困于衣食,蓋長安一匹夫耳。

    頃歲,國家有事于郊廟,幸得奏賦,待罪于集賢,委學官試文章,再降恩澤。

    仍猥以臣名實相副,送隸有司,參列選序。

    然臣之本分,甘棄置永休,望不及此。

    豈意頭白之後,竟以短篇隻字,遂曾聞徹宸極,一動人主。

    是臣無負于少小多病、貧窮好學者已。

    在臣光榮,雖死萬足。

    至于仕進,非敢望也。

    日夜憂迫,複未知何以上答聖慈,明臣子之效。

    況臣常有肺氣之疾,恐忽複先草露、塗糞土,而所懷冥寞,孤負皇恩。

    ”《進雕賦表》說:“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勳,不複照耀于明時。

    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

    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視于藏書之府。

    故天下學士,到于今而師之。

    臣幸敕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之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

    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甚衆矣。

    惟臣衣不蓋體,嘗寄食于人,奔走不暇,隻恐轉死溝壑,安敢望仕進乎?伏惟明主哀憐之。

    倘使執先祖之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能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于沉郁頓挫,随時敏捷,揚雄、枚臯之徒,庶可企及也。

    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伏惟明主哀憐之,無令役役,便至于衰老也。

    &hellip&hellip臣以為雕者,鸷鳥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

    豈但壯觀于旌門,發狂于原隰?引以為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也。

    臣竊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賦。

    ”《天狗賦序》說:“天寶中,上冬幸華清宮,甫因至獸坊,怪天狗院列在諸獸院之上。

    胡人雲:&lsquo此其獸猛健,無與比者。

    &rsquo甫壯而賦之。

    尚恨其與凡獸相近。

    ”這些都是研究杜甫家世、生平、思想的極其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除已引用、論證過的以外,現試分條摘要簡述如下: (一)少小多病,常有肺氣之病,四十歲左右頭發就白了。

    《奉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說:“昭代将垂白”,《曲江三章》其一說:“遊子空嗟垂二毛”,《樂遊園歌》說:“數莖白發那抛得”,當是實錄。

    所以這時期的詩中不乏歎老之句,如“垂老獨漂萍”“歸老任乾坤”“杜陵野老骨欲折”等等。

    正因為如此,更渴望及時見用,以免“先草露、塗糞土”“轉死溝壑”。

     (二)他貧窮好學,從七歲開始學習寫作,到當時已有詩、筆(南北朝以來指無韻的骈散文為筆)千餘篇(多不傳),自以為能趕得上揚雄這樣一些有成就的前代作家(講到這裡,提出了“沉郁頓挫”的說法,後來便成為形容他詩歌風格的專用語)。

    今見文學之士多是“金馬玉堂”人物,而自己還是“困于衣食”的“長安一匹夫”,因此深感抱屈和不平。

     (三)杜審言生前做過著作佐郎。

    所說“倘使執先祖之故事”雲雲,話雖委婉,其實是指名問皇帝要官做。

    著作佐郎是從六品上階。

    對一個尚未釋褐的人來說,一上來就想獲得這樣一類官職,未免要價過高。

    但在杜甫心目中,這僅僅隻是個開頭,他最大的願望和最終的目的是要充當皇帝的得力鷹犬,做一番大事業。

    所以他見到雕“有英雄之姿”,便“引以為類”,并從而領悟出“大臣正色立朝之義”;見到天狗“猛健,無與比者”,便“壯而賦之”。

    可見杜甫總是忘不了他“竊比稷與契”“緻君堯舜上”的初衷啊! 天寶九載(七五〇)正月,群臣奏封西嶽,從之。

    二月,關中旱,西嶽廟發生火災,制罷封西嶽。

    到了天寶十三載,杜甫上表獻《封西嶽賦》(詳本章注〈24〉),又舊事重提,請求皇帝完成這一件大事:“今茲人安是已,今茲國富是已。

    況符瑞翕集,福應交至,何翠華之默默乎?維嶽,固陛下之本命,以永嗣業。

    維嶽,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

    斯又不可寝已。

    伏惟天子霈然留意焉!”(《進封西嶽賦表》)玄宗《西嶽碑》說:“予小子之生焉也,歲丙戌,月仲秋,膺少皞之盛德,協太華之本命,故常寤寐靈嶽,肸蠁神文。

    ”可見西嶽是玄宗本命的象征,也就是他的命根子。

    《唐會要》載:臨軒冊三公,自神龍以來,冊禮久廢,惟天寶末冊楊國忠為司空。

    楊國忠為司空在天寶十三載二月。

    可見這裡所說的“元弼”“司空”是指楊國忠無疑了。

    這西嶽是皇帝的命根子,它又給皇帝降生了楊國忠這樣的好宰相,如今國富民安、符瑞翕集、福應交至,那怎能老是拖延,不到那兒去登封告成呢?&mdash&mdash好大的由頭,好迂腐的見地,好露骨的頌揚!面對這樣的情況,仇兆鳌這樣一些好心的“寓規于頌”論者,想必也感到很難為詩人開脫,隻得稍發議論說:“古者天子巡方,有祭嶽而無封禅。

    自管子創為其說,始皇遂起而行之。

    善乎唐太宗之言曰:秦始皇封禅,而漢文帝不封禅,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可謂識高千古矣。

    當時魏徵與諸臣議禮,不能明決其非,故高宗複舉而行之。

    迨明皇時,群臣紛紛導谀,少陵亦作賦以勸上,其亦司馬長卿之餘習欤?唐世力辟封禅之謬,惟柳宗元一人而已。

    ”杜甫獻賦勸皇帝封禅,最主要的目的,無非是想借此讨好皇帝撈個官做罷了。

    如果不是形而上學地把他看成道德的化身、十全十美的完人,這本來是可以理解,甚至是無可厚非的。

    他在《朝享太廟賦》中頌揚李林甫、陳希烈,仇兆鳌說這隻是因為賦中“須關白宰臣”,并不是要“謬作谀詞”。

    那麼,能說這裡仍“須關白宰臣”楊國忠麼?“維嶽,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

    ”楊國忠當宰相、拜司空,跟西嶽又有什麼相幹?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這難道不是故意在“謬作谀詞”?我看,他不光是在“謬作谀詞”,還對楊國忠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呢!這隻要跟他的《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稍加印證,就會感到我說這話并非毫無根據。

     鮮于京兆就是鮮于仲通。

    鮮于仲通是楊國忠的心腹,前面已經介紹過了。

    天寶十一載(七五二)十一月李林甫卒,楊國忠為右相,引劍南節度副大使鮮于仲通入為京兆尹。

    《資治通鑒》卷二一六載:“(天寶十一載十二月)楊國忠欲收人望,建議:&lsquo文部選人,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阙注官。

    &rsquo滞淹者翕然稱之。

    國忠凡所施置,皆曲徇人所欲,故頗得衆譽。

    ”又載:“(十二載正月)京兆尹鮮于仲通諷選人請為國忠刻頌,立于省門,制仲通撰其辭;上為改定數字,仲通以金填之。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中“獻納纡皇眷,中間谒紫宸”二句,指的就是他因獻三大禮賦為玄宗所奇、召試文章、送隸有司參列選序的事。

    可見杜甫正是那些候選的“滞淹者”中的一分子,即使他當時并未參加選人們請為楊國忠刻頌的活動,也必會為那一場大吹大擂的宣傳所迷惑,而于絕望之中頓生僥幸之心。

    這首詩前三段稱頌鮮于仲通,後三段自叙,末尾說:“破膽遭前政,陰謀獨秉鈞。

    微生沾忌刻,萬事益酸辛。

    交合丹青地,恩傾雨露辰。

    有儒愁餓死,早晚報平津。

    ”前面已經提到杜甫初次應诏、再次诏試,都給李林甫弄了手腳,斷送了前程,早已懷恨在心,隻是權奸仍然在位,不敢表露罷了。

    如今好不容易見到他惡貫滿盈、身敗名裂,總算可以把多年憋着的一肚皮怨氣一吐為快了。

    李林甫死在天寶十一載十一月。

    十二載二月,即為楊國忠使安祿山誣告,坐與阿布思謀反罪剖棺褫金紫。

    如果李林甫不是在政治上徹底完蛋,在上當權大員的詩中,是不好公開痛斥“前政”(前任執政者)的。

    可見這首詩當作于十二載二月李林甫獄成之後不久(諸家多訂在十一載十一月或十二月作,不當)。

    這時“前政”“陰謀獨秉鈞”的種種劣迹業已昭彰,而時相楊國忠的親信鮮于仲通卻正在示意選人為他的主人刻頌立碑、沽名釣譽。

    老杜久“沾忌刻”,但“愁飯死”,今見鮮于仲通與楊國忠“交合”,施恩正易(“交合丹青地,恩傾雨露辰”),這就無怪乎他要投詩鮮于仲通,訴“破膽遭前政”的苦,并迫切盼望鮮于“早晚報平津”,企求重用了。

    漢武帝元朔五年,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開東以延賢人。

    這裡借禮賢下士的平津侯來比喻時相楊國忠,雖是阿谀,也寓有以賢能自負之意。

    詩中揭露李林甫的“陰謀”“忌刻”,固然是實話實說,也是長期受壓抑者發自内心的控訴,但考慮到說話的對象和場合,總難免令人感到有點出自私心、投時相之所好的意味。

    聞一多先生表示不滿:“夫林甫之陰謀,不待言。

    若國忠之奸,不殊林甫,公豈不知?且二人素不協,秉政以來,私相傾軋者久矣。

    今林甫死後,将有求于國忠,則以見忌于林甫為言,公之求進,毋乃過疾乎?”接着又原諒了他:“雖然,《白絲行》曰:&lsquo已悲素質随時染&rsquo,又曰:&lsquo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羁旅&rsquo,審其意所在,殆有悔心之萌乎!故知公于出處大節,非果無定見,與時輩之苟且偷合,執迷不悟者,不可同日語也。

    錢謙益曰:&lsquo少陵之投詩京兆,鄰于餓死(按贈鮮于詩有“有儒愁餓死”之句),昌黎之上書宰相,迫于饑寒。

    當時不得已而姑為權宜之計,後世宜諒其苦心,不可以宋儒出處,深責唐人也。

    &rsquo此言雖出之蒙叟,然不失為平情之論。

    《投簡華鹹兩縣諸子》曰:&lsquo饑卧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聯百結。

    &rsquo比來公生計之艱若是!”(《少陵先生年譜會箋》) 杜甫當時的生活确乎很窮困,不過,如果不想把他過于理想化,他的“病急亂投醫”,恐怕主要還是取決于他急于做官的庸俗考慮。

    說他“殆有悔心之萌”很有見地。

    他的《麗人行》當作于天寶十二載春,正與投詩鮮于仲通求楊國忠汲引同時。

    在一首詩中無情地鞭撻了楊國忠而在另一首詩中卻不得不向他唱贊歌,向他求援,這種滋味好受嗎?硬着頭皮做了之後能不後悔嗎?不願幹也得幹,幹了又後悔,這就是現實生活中并不那麼理想那麼美妙的真實的杜甫。

    杜甫處在“貧富常交戰”的劇烈思想矛盾中,并不像陶淵明歌詠的那些高尚的貧士那樣,總是“道勝無戚顔”,而往往會講一些違心的話,做一些違心的事。

    不過,即使這樣,每當他扪心自問時還是有所悔恨,有時他的正義感、是非心甚至會戰勝種種卑微的自私打算,居然使得他不顧身家性命,将諷刺的筆鋒指向那“炙手可熱勢絕倫”的丞相,指向那驕奢淫蕩的“雲幕椒房親”&mdash&mdash這就是杜甫難能可貴的地方。

    哪能要求名利場中人竟然是冰清玉潔、一塵不染呢? 本章一開頭就講到楊國忠執政之初,為了收買人心,曾在選官這件事上大做文章,說要進行一番改革。

    他親自主持了兩次選官,手續是簡化了,确乎大大加快了進度,但事情卻辦得越來越糟。

    這是因為:第一,他選人的原則是“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阙注官”,簡言之,即今天所說的“論資排輩”;第二,讓胥吏預定任官名單,因此營私舞弊,賄賂公行,謬誤百出。

    朱鶴齡認為《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殆公谒選時所上”。

    如果杜甫當時真的參加了這兩次被楊國忠視同兒戲的選官的話,那他注定要受騙上當、落選而歸了。

    他取得“送隸有司參列選序”的資格才兩三年,既然“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這怎麼也輪不到他啊。

    更何況送京兆尹的“秀才人情紙半張”,遠不如賄賂胥吏的銀兩神通廣大。

    李林甫死後四個月以謀反判罪。

    又過了一個月,楊國忠欲攻李林甫之短,複以魏、周、隋後為三恪;衛包以助邪貶夜郎尉,崔昌貶烏雷尉。

    當年三大禮的舉行就是起因于崔昌的妄議五行、衛包的謊報星象。

    杜甫的三大禮賦和表對此表示贊許,對李林甫也有所頌揚。

    他獻三賦雖未平步青雲,到底因此取得個候補選官的資格。

    杜甫獻賦、召試之事,轟動一時,楊國忠不可能不知道。

    在楊國忠力圖肅清其政敵影響的當時,杜甫雖不至于因獻三賦而獲“助邪”之罪(要知道,行三大禮的主角是皇帝,三大禮的本身又極神聖,楊國忠複三恪,貶崔昌、衛包,實際上已否定了三大禮,但也不敢明說),要想候選得官也很難(杜甫在贈鮮于仲通詩中特别強調自己遭李林甫的“忌刻”,似乎也意識到這一點)。

    所以第二年(天寶十三載)他又接着投匦獻《封西嶽賦》,除了頌聖,還特意贊揚了楊國忠,希望自己終能為朝廷所重用。

    當時掌管延恩等匦的是獻納使、起居舍人田澄。

    在這次獻賦之前,杜甫還曾經預先送詩給田澄打招呼,求他幫助:“揚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澄》)(25)《漢書·揚雄傳》載:上陟西嶽以望八荒,迹殷、周之墟,眇然思唐、虞之風。

    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

    這典故用在這裡是再合适也沒有的了。

    可是讀了以後總教人感到“似巫觋燒紙錢狀,殊堪捧腹”(朱瀚語)。

    雖說是迫于饑寒,杜甫也未免太熱衷于仕進,以緻不惜低三下四,哀詞祈請,如醉如迷。

     六 “率府且逍遙” 再三獻賦,終無結果,最後就隻剩下投筆從戎以博取功名這一條路了。

    杜甫想參軍的念頭起得較晚。

    他早年詠《房兵曹胡馬》,僅在借胡馬抒發豪情壯志,并非真要馳騁疆場。

    他在天寶六、七載時寫的《故武衛将軍挽詞三首》其一說:“王者今無戰,書生已勒銘。

    封侯意疏闊,編簡為誰青?”其三說:“部曲精仍銳,匈奴氣不驕。

    無由睹雄略,大樹日蕭蕭。

    ”(26)既然承平之世,連現有的将軍也無用武之地,難得封侯,他一介書生,當時更何敢望此?天寶八載高仙芝得勝回朝,他寫作了《高都護骢馬行》,隻因自己壯志未酬,詩中不免流露出“老骥伏枥,志在千裡”的感慨,仍然不見有想參軍的表示。

    稍後作的《兵車行》《前出塞九首》,表現了對不義戰争的不滿,又都是樂府詩,當另作評述。

    天寶十一載,高适随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入朝(27),與杜甫得以暫聚。

    不久高适别去,杜甫作《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對哥舒翰的窮兵黩武頗著微詞,其中有這樣一段話:“饑鷹未飽肉,側翅随人飛。

    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

    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

    借問&lsquo今何官?觸熱向武威。

    &rsquo答雲&lsquo一書記,所愧國士知!&rsquo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

    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

    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

    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

    ”這是送别時勉勵老朋友的話,是說隻要小心謹慎地在幕府中堅持下去,熬他十年八載,總會當上個刺史之類的地方長官的。

    高适後來果真當了“持旌麾”的刺史、節度使,這固然有其他種種原因和條件,卻也不能認為與這幾年軍中的曆練無關。

    此外,杜甫的另一好友岑參,也是軍幕出身,最後做到了刺史。

    唐代這樣的例子很多,舉不勝舉。

    可見杜甫說這話是認真的,經過考慮的,并不完全是一般的客套話。

    細細玩味,話語之間确乎存在着一種退而求其次的惋惜意味(這在視科舉為正途的杜甫的心目中是難免的),而且絲毫沒露他也想走這條路的口風。

    不過從這幾句詩中可揣想到,由于時勢的改變、朋友的影響和自身長期的落魄,他當時不會沒轉過這方面的念頭。

    又過了兩年,到天寶十三載,他在再次投匦獻賦不報、完全絕望之後,終于下決心要到哥舒翰那裡去參軍。

     這年(天寶十三載,七五四)吐谷渾蘇毗王款塞,玄宗诏哥舒翰到磨環川去接應他。

    哥舒翰遣派判官田梁丘入朝,杜甫作《贈田九判官梁丘》(28)說:“陳留阮瑀誰争長?京兆田郎早見招。

    麾下賴君才并美,獨能無意向漁樵?”阮瑀字元瑜,陳留人,“建安七子”之一,曹操請他和陳琳都當軍謀祭酒,共同掌管記室。

    仇兆鳌認為:“阮瑀指高适。

    适本封丘尉,與陳留相近。

    他章(《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因寄高三十五書記》)雲&lsquo好在阮元瑜&rsquo可證。

    高之入幕,必由田君所薦,故雲&lsquo早見招&rsquo而幕下賴之。

    留意漁樵,公仍望其汲引也。

    ”他同時寫的《寄高三十五書記》說:“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

    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主将收才子,崆峒足凱歌。

    聞君已朱绂,且得慰蹉跎。

    ”唐制五品以上始服绯。

    雖說這是詩人在為垂老幸得高升的好友而深感欣慰,也顯然流露出豔羨和失悔的心情:同樣是才子,同樣蹉跎了大半生,要是早就去了,很可能也“已朱绂”了。

    &mdash&mdash他這時想參軍的意願是多麼殷切啊!于是他就迫不及待地托田梁丘将《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29)轉交給将軍本人。

    在長篇大論地頌揚了哥舒翰的功德、勳業之後,他便哀詞訴說起自己身老不遇、日暮途窮的苦情,提出想投隴右、河西幕參謀軍事的請求,唯願最識人才的哥舒将軍收錄:“未為珠履客,已見白頭翁。

    壯節初題柱,生涯獨轉蓬。

    幾年春草歇,今日暮途窮。

    軍事留孫楚,行間識呂蒙。

    防身一長劍,将欲倚崆峒。

    ”錢謙益指出:哥舒翰奏嚴挺之之子武為節度判官,河東呂為度支判官,前封丘尉高适為掌書記,又蕭昕亦為翰掌書記,皆委之軍事;又為其部将論功,隴右十将皆加封,若王思禮為翰押衙,魯炅為别将,郭英乂亦策名河隴間,又是年奏安邑曲環為别将,皆拔之行間。

    這就是“軍事”兩句所指的具體内容。

    崆峒山在隴右。

    “防身”二句,比喻自己将投靠駐節河隴的哥舒翰。

    《舊唐書·哥舒翰傳》載,翰好讀《左氏春秋傳》及《漢書》,疏财重氣,士多歸之。

    既然哥舒翰這麼講義氣,知人善任,幕中又有嚴武、高适等世交、老友,本人又這麼想去,要不是沒多久哥舒翰因中風還京,在家養病,杜甫很可能真參軍度隴了。

    這詩前段頌辭中有“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等語。

    《杜臆》評論說:“杜冀為記室參軍,故稱之不無過當。

    如&lsquo略地兩隅&rsquo,征突厥未及考,至伐吐蕃,明是逢君,明是邀功,乃王忠嗣所不肯為者,《兵車行》所為作也。

    此極稱之,豈由衷語哉?他日有詩雲:&lsquo慎勿學哥舒!&rsquo才是正論,不必以此詩為礙也。

    ”指出這一點是很有意義的。

    可見在杜甫身上,除了正直、高尚的品質,确乎也同時存在着世故、庸俗的一面。

    前面已經提到了這一點,這裡又一次得到印證。

     天寶十三載八月,陳希烈罷相,以韋見素為武部尚書、同平章事。

    天寶九載韋見素曾經當過吏部侍郎,典選累年,铨叙平允,頗為時論所稱道。

    前年杜甫候補落選,大失所望,現正想赴隴參軍,别圖出路。

    今見這樣一位“仁恕長者”(《舊唐書》韋傳語)入相,心底不覺又湧現出一線希望,就強打精神,再接再厲,在韋見素入相後的第一個春天,寫了《上韋左相二十韻》(30),企求汲引。

    這類詩前半照例是稱頌對方。

    這詩跟前面提到的同類作品比較,吹捧的程度有過之無不及。

    &mdash&mdash“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

    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

    ”時玄宗在位四十二年,此舉成數。

    從朝宇升平叙起,頌相先頌得相之君,劉辰翁謂“最為得體”,其實這是俗套,也是最保險的做法。

    如贈張垍詩首句“翰林逼華蓋”,一上來就拉扯上皇帝。

    投贈哥舒翰開端雖直指将軍本人:“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但緊接着就歸功于主上的聖明:“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

    ”杜甫這幾年這類詩寫得多,已很精于此道了。

    頭年下了六十多天的秋雨,造成很大的災害,皇帝以為這是宰相不稱職的征兆,就命楊國忠“精求端士”。

    楊國忠聽取了手下人的意見,覺得“見素方雅,柔而易制”,便推薦了他;皇帝因他曾在相王(睿宗即位前封号)府做過事,有老交情,便拜他為相,替代陳希烈。

    “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舊臣”(31),即詠其事,借以突出他品德和身價之高。

    “沙汰江河濁,調和鼎鼐新。

    ”《三國志·蜀書·許靖傳》載,周毖為吏部尚書,與許靖共議進退天下之士,說要“沙汰穢濁,顯拔幽滞”。

    《法言》:“江河以滌之。

    ”上句化用這兩個典故,意謂朝廷上已清洗了陳希烈,因此下句希望韋見素入閣後能行新政。

    李林甫倒台,馬上在贈鮮于京兆的詩中罵李林甫,對陳希烈也是這樣。

    杜甫跟形勢倒跟得真緊!不過這同時顯出他也未免太急躁、太天真、太沒有政治經驗了。

    俗語說:“官官相護。

    ”一個幹谒求官的人,怎好公開在詩中對後任排揎卸職而尚未垮台的前任呢?這樣做,即使不引起人家的反感,為了避嫌疑,也不大好用你啊!兩《唐書》本傳說杜甫“性褊躁”或“性褊躁傲誕”,不為無因。

    他長期在京,多方謀官不得,自有各種原因,而性格上的缺點,無疑也是個不利因素。

    不過,所謂利害得失,也并不是絕對的。

    “性褊躁”或“性褊躁傲誕”,勢必使他與當時的上層社會格格不入,不利于仕進。

    可是在另一方面,恰好由于格格不入,無形中對當時上層社會産生反感和對立情緒,從而使得他能夠較冷靜、較客觀地觀察現實,發現問題,這就大有利于創作。

    何況性格的形成總與社會環境分不開。

    他的“性褊躁”是他懷才不遇、長期受壓抑的結果,是精神創傷,不僅值得同情,也有一定認識價值&mdash&mdash畸形的性格,不就是畸形社會環境的一面鏡子麼?“韋賢初相漢,範叔自歸秦。

    ”漢宣帝本始三年韋賢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

    借喻韋見素代陳希烈為相,并預祝封侯。

    用事切而善谀。

    範睢字叔,王稽載入秦,昭王逐穰侯乃拜為相。

    錢箋謂:“見素雖為國忠引薦,公深望其秉正以去國忠,故有範叔之谕。

    蓋國忠以外戚擅國,猶穰侯之擅秦也。

    今範叔已歸秦矣,穰侯其可少避乎?蓋詭詞以勸之也。

    ”韋見素本來“柔而易制”,如今既為楊國忠所引薦,感激不盡,凡百順從,豈敢懷有貳心?對于這種人,果真想“詭詞以勸之”,那老杜也實在太孟浪、太天真、太缺心眼兒了!難怪他老獻這獻那唱頌歌,卻老是碰壁而回,一無所得。

    别看他在長安前後混了快十年,像是個“老門檻”,其實并不怎麼精通“登龍術”。

    他畢竟不是當官的材料(安史亂後他短暫的朝官經曆便是明證),隻能做個有血性的真誠的詩人。

    這詩後面還很長,不一一縷析,總之純以虛懷好士為頌揚之詞,又攀上韋、杜兩家原是世交,更須照顧(“餘波德照鄰”),最後才點出想望汲引之情作結。

    諸家評論都認為這詩寫得很得體,浦起龍更是推崇備至:“下段,轉入自己,隻消曆叙寥落,不須更作乞憐語。

    而聞者之心頭已動,而作者之地步絕高。

    此等用意,原非餘子所知。

    一朝領悟及此。

    千年杜老,其有相知定文之許哉?”浦老自诩最領悟杜老用意的高妙,超出餘子一頭。

    可惜他看不出上述兩點“敗事有餘”的毛病,難誇獨具隻眼。

    張垍《杜通》說:“末(&lsquo感激&rsquo)四句雖時邁急于求進,然必與吾道契合者,然後望其汲引,故獨為韋公歌此曲。

    ”今老杜投贈諸詩俱在,豈“獨為韋公歌此曲”哉? 多年候補,四處夤緣,杜甫好不容易在天寶十四載(七五五)十月得到了授河西尉的任命。

    (32)他年輕時,“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

    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居然信心十足,以賢相自期。

    幾經挫折,世故漸深,他當然會懂得宰相并非那麼容易到手。

    可是在頭年所上《進雕賦表》中,曾委婉地向皇帝暗示,希望起碼能給他個從六品上著作佐郎之類的官職,要價還是不低。

    哪知如今得到的隻是個從九品的縣尉,對于實有才學,又自視甚高、頗存奢望的選人杜甫來說,這簡直是個極大的嘲諷,是個惡意的作弄。

    從感情上考慮,他沒有接受這一任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許是哥舒翰這條門路起了作用,不久,他便辭了河西尉,到軍事機關右衛率府當兵曹參軍去了。

    案《舊唐書》本傳載:“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

    ”《新唐書》本傳載:“命宰相試文章。

    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

    ”曆來諸家多采後說,作“右衛率府胄曹參軍”。

    《官定後戲贈》題下原注卻說:“時免河西尉,為右衛率府兵曹。

    ”這是作者自注,可信。

    左右衛率府全稱為“太子左右衛率府”。

    太子左右衛是太子的衛戍、儀仗部隊,其率府置有倉、兵、胄三曹參軍,官階是從八品下。

    (《文學遺産》一九八〇年第二期載張海珊《杜甫是胄曹參軍嗎?》論此甚詳,可參看。

    )杜甫從縣尉改兵曹參軍,官階稍稍升了一點,而且任所就在長安,迫于生活,權且屈就,其實心裡是老大的不高興,便作了首詩送給自己,聊以解嘲說: “不作河西尉,凄涼為折腰。

    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

    耽酒須微祿,狂歌托聖朝。

    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飙。

    ”(《官定後戲贈》)《列子·周穆王》:“趨走作役,無不為也。

    ”縣尉是小吏,做吏是要跑腿的,所以高适當年做封丘縣尉時就感歎說:“甯堪做吏風塵下!”要他去當個趨走風塵的小吏,老杜當然是不會樂意的。

    高适做了吏以後才“轉憶陶潛《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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