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旅食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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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遊海岱間。
”唐中書省有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掌侍進奏參議表章，凡诏旨制敕，玺書冊命，皆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行。
中書舍人是很清貴的要職。
李白在長安時，張垍正是以中書舍人供奉翰林。
魏颢是李白的崇拜者，曾“不遠命駕江東訪白”，“白相見泯合”，并以後事相托。
(13)他跟李白的關系很密切。
序中所述李白“以張垍讒逐”的事，很可能是直接從李白本人那裡聽來的，是比較可信的。
舊時代舊官場忌才進讒的事雖屢見不鮮，無足為奇，到底是小人的行徑。
張垍對李白若真有此舉，他人品的卑下可知了。
杜甫贈張垍的這首五言排律，前面大段文字，就是稱贊對方位高勢大、才華出衆、寵遇無比；除了開頭“翰林逼華蓋，鲸力破滄凕。
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幾句用事貼切，較有藝術性外，并無多大意義。
末六句“無複随高鳳，空餘泣聚螢。
此生任春草，垂老獨漂萍。
倘憶山陽會，悲歌在一聽”，則可稍作探讨。
“無複”句以鳳集高梧喻張垍身居禁中難再攀附。
既說“無複随”，可見曾經是追随過張垍的。
“空餘”句用晉代車胤家貧勤學夏月囊螢照讀書事，喻自身的不得志，惟有螢窗暗泣而已。
《杜臆》說：“此刻意之作，人多草草看過。
如&lsquo高鳳&rsquo&lsquo聚螢&rsquo，本不用人名車胤事，一經評注點染，竟為白璧之瑕。
垍官翰苑，又宅禁庭，如鳳翔千仞，無複可随，而空泣聚螢耳。
公在秦州贈薛三、畢四詩雲：&lsquo官忝趨栖鳳，朝回歎聚螢。
&rsquo知其必有所出。
今以臆解之：螢之為物，弱質不離腐草，微光難近太陽，故以自比。
而兩處俱作囊螢解，則兒童之見也。
”王嗣奭的解釋有可取的地方。
不過此處的“聚螢”仍當理解為用車胤事，與上句聯系起來看，意思是悲歎自己不能像張垍那樣接近皇帝，隻得過寒素的讀書人生活。
“此生”二句自歎垂老無成，到處漂泊。
《魏氏春秋》載嵇康寓居河内山陽，與王戎、向秀同遊，向秀後作《思舊賦》。
末二句用此典故，意在表明詩人與張垍有舊（另一首《奉贈太常張卿垍二十韻》：“桃陰想舊蹊”，也表明二人有舊），希望他對贈詩求汲引之意有所領悟。
了解了他倆的關系和贈詩的意圖，再回過頭去看前面那一大段對張垍的稱頌之辭，不是有意無意地在暗示：像您這樣通天的大人物，若念舊情，稍加提攜，我不是就平步青雲了嗎？杜甫另有《奉贈太常張卿垍二十韻》。
(14)張垍為太常卿在天寶十三載（七五四）。
這詩當作于這年。
這詩後段說：“适越空颠踬，遊梁竟慘凄。
謬知終畫虎，微分是醯雞。
萍泛無休日，桃陰想舊蹊。
吹噓人所羨，騰躍事仍睽。
碧海真難涉，青雲不可梯。
顧深慚鍛煉，才小辱提攜。
檻束哀猿叫，枝驚夜鵲栖。
幾時陪羽獵，應指釣璜溪。
”仇兆鳌解釋說：“适越遊梁，浪遊之迹。
知同畫虎，謂召試不遇。
分等醯雞，謂抱道不行。
萍蹤無托，而回想舊居。
以張公吹噓之後，騰躍終沮也。
從此碧海無涯，青雲難上矣。
雖蒙顧遇提攜，亦自愧才疏未煉耳。
哀猿驚鵲，困窮莫訴。
陪獵釣溪，終望張之見引也。
”可見在前次贈詩之後，張垍也确曾“吹噓”“提攜”過杜甫。
天寶十載杜甫進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賢院。
張垍很可能為促成這事在暗中使過勁（說詳後）。
揚雄侍從漢成帝遊獵，作《羽獵賦》。
“幾時”句即用此典故比喻張垍為侍從。
周文王因獵得遇太公。
《尚書大傳》載：“文王至磻溪，見呂尚，拜之。
答曰：&lsquo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檢。
&rsquo”《十道志》：“栎陽（故城在今陝西臨潼縣境）有釣璜浦。
”陪羽獵而指璜溪，老杜不惟望張垍終能汲引，且以晚遇文王的呂尚自居。
(15)窮愁潦倒，仍不忘“竊比稷與契”“緻君堯舜上”的大志，這種為實現理想而堅持不懈的奮鬥精神，足可與李白媲美。
為了“濟蒼生”（《梁園吟》）、“安黎元”（《書情贈蔡舍人雄》），李白曾一再宣稱他要像呂尚那樣“一舉釣六合”（《鞠歌行》），“釣周”（《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遊塞垣》）。
後來他應召入京，正想大展鴻圖，不意遭讒見放；雖然這樣，他還是以呂尚等大器晚成的古人自勉：“閑來垂釣碧溪上，忽複乘舟夢日邊。
&hellip&hellip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挂雲帆濟滄海”（《行路難》其一）；“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
甯羞白發照清水，逢時壯氣思經綸。
廣張三千六百釣，風期暗與文王親”（《梁甫吟》）。
可見李、杜不甘沉淪，總是想做一番大事業。
李白遍幹諸侯，希求汲引，觀其《與韓荊州書》《上安州裴長史書》等，谀人、自炫，言辭無所不用其極，令人讀之生厭。
杜甫贈韋濟、張垍諸詩亦然。
幹谒請托是當時風氣，因此應看到他們為世俗頹風所沾染、難免庸俗的一面；但也應同時看到，在他們熱衷于仕進的追逐中，确乎有一點用世的真忱在。
天寶十載（七五一）正月，玄宗祠太清宮、太廟，祀南郊。
杜甫時年四十歲，在長安，作三大禮賦，投延恩匦以獻。
(16)《進三大禮賦表》說：“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
與麋鹿同群而處，浪迹于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矣。
豈九州牧伯，不歲貢豪傑于外？豈陛下明诏，不仄席思賢于中哉？臣之愚頑，靜無所取，以此知分，沉埋盛時。
不敢依違，不敢激讦，默以漁樵之樂自遣而已。
頃者賣藥都市，寄食友朋。
竊慕堯翁擊壤之讴，适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于篇章。
漱吮甘液，遊泳和氣，聲韻浸廣，卷軸斯存。
抑亦古詩之流，希乎述者之意。
然詞理野質，終不足以拂天聽之崇高，配史籍以永久。
恐倏先狗馬，遺恨九原。
臣謹稽首，投延恩匦，獻納上表。
”這表寫得不算很出色，卻有史料價值。
老杜在表中先回顧了早年的漫遊，又提到了當時窘迫的生計。
他後來有些詩句寫到他在流寓地采藥、種藥的事，可見他從寄旅長安時開始，就靠賣藥補貼部分家用了。
口裡說：“豈九州牧伯，不歲貢豪傑于外？豈陛下明诏，不仄席思賢于中哉？”他心裡何嘗忘記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的那次舉進士不第，忘記天寶六載（七四七）的那次應诏而退。
當着皇帝，他當然“不敢依違，不敢激讦”，隻能自認“愚頑”，表示“知分”。
但是，他的憤懑、抱屈之情，仍然隐隐約約地從字裡行間流露出來，為熟悉他當時惡劣心境的讀者所覺察。
杜甫獻賦所投的延恩匦創始于武後時。
《資治通鑒》卷二百三載：“（垂拱二年，三月，）太後命鑄銅為匦：其東曰&lsquo延恩&rsquo，獻賦頌、求仕進者投之；南曰&lsquo招谏&rsquo，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lsquo伸冤&rsquo，有冤抑者投之；北曰&lsquo通玄&rsquo，言天象災變及軍機秘計者投之。
命正谏、補阙、拾遺一人掌之，先責識官，乃聽投表疏。
”胡三省注：“識官，猶今之保識。
”這就是說投匦必須先找熟識的官員作保，不是随便可以投得的。
當年孟浩然舉進士不第後曾寫詩說：“欲随平子去，猶未獻《甘泉》。
”（《題長安主人壁》）又說：“十上恥還家，徘徊守歸路。
”（《南陽北阻雪》）可見他當時真獻過賦，隻是仍無結果罷了。
孟浩然獻賦，投的也當是這延恩匦。
杜甫應诏而退，隻得幹谒權貴以求汲引，仍無效，惟有投匦獻賦直接向皇帝呼籲一法了。
他所獻三賦為《朝獻太清宮賦》《朝享太廟賦》《有事于南郊賦》。
《朝獻太清宮賦》說：“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納處士之谕，承漢繼周，革弊用古，勒崇揚休。
明年孟诹，将摅大禮以相籍。
”這事和有關情況《資治通鑒》卷二一六記之甚詳：“（天寶九載，八月，）處士崔昌上言：&lsquo國家宜承周、漢，以土代火；周、隋皆閏位，不當以其子孫為二王後。
&rsquo事下公卿集議。
集賢殿學士衛包上言：&lsquo集議之夜，四星聚于尾，天意昭然。
&rsquo上乃命求殷、周、漢後為三恪，廢韓（元魏後）、介（後周後）、（隋後）公；以昌為左贊善大夫，包為虞部員外郎。
冬，十月，庚申，上幸華清宮。
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
命刑部尚書張均等往求，得之。
時上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賀無虛月。
李林甫等皆請舍宅為觀以祝聖壽，上悅。
”既然天下太平，萬事大吉，皇帝就得感謝天地，感謝他的始祖老子和曆代祖宗，這就引出天寶十載同時行三大禮的事來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皇帝既然迷信陰陽五行之說，又尊道教慕長生，那麼，上自宰相，下至處士、山人，為了讨好主子，博取恩寵，就不惜弄虛作假，胡扯瞎編，或割愛施舍，故作虔誠。
玄宗在前期還想有所作為的時候，頭腦還是清醒的。
比如開元十三年四月，他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于集仙殿，他說：“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
賢者濟理之具，朕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殿。
”又同年九月，他對宰臣說：“《春秋》不書祥瑞，惟記有年。
”敕此後州縣不得更奏祥瑞（見《資治通鑒》卷二一二）。
後來他年紀大了，又沉湎于聲色犬馬，迷戀着帝王生活，就越來越怕死，越來越感到精神空虛，于是就隻好乞靈于宗教迷信，相信起鬼神來了。
《資治通鑒》卷二一四載：“太常博士王玙上疏請立青帝壇以迎春；從之。
（開元二十五年）冬，十月，辛醜，制自今立春親迎春于東郊。
時上頗好祀神鬼，故玙專習祠祭之禮以幹時。
上悅之，以為侍禦史，領祠祭使。
玙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觋。
習禮者羞之。
”“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
儒家重視祭祀，看作賴以鞏固封建統治的禮的一部分，但反對淫祀和巫觋之類的迷信活動。
王玙搞的那一套已類乎巫觋，所以作為儒家正統的“習禮者羞之”。
玄宗不僅不“羞之”，反而“悅之”，可見他由于生活上的腐化、精神上的崩潰導緻政治上的昏庸，已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了。
走“終南捷徑”可得官，習道舉可得官（陳希烈就以講老莊得進，後來竟做了宰相），如今又多了條“專習祠祭之禮以幹時”的得官門路。
皇帝的昏庸，助長了投機取巧的歪風邪氣。
發展到了天寶九、十載，更是花樣翻新，愈演愈烈，這就無怪乎要出現“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賀無虛月”的高潮，無怪乎處士崔昌竟以妄議五行而得官，學士衛包也因謊報星象而晉爵了。
三大禮将朝獻太清宮（即祭長安的老子廟）置于朝享太廟（祭李唐王室真正的祖宗）和合祭天地之上，這倒不是因為玄宗真的敬重他的這位幹始祖公，而是因為在他愚昧的心目中，這位一再“顯聖”的幹始祖公是唯一能保佑他長生不老、永享鴻福的法力無邊的活神仙，必須首先頂禮膜拜。
你要是了解了三大禮舉行的根由，懂得了當時投皇帝的所好易于得官的訣竅，同時還注意到杜甫幹求過的老熟人張垍的哥哥張均在那場“玄元皇帝”顯靈的鬧劇中充當了求“妙寶真符”的重要角色，就難免會閃過這樣一個念頭：杜甫這次投匦獻賦的時機實在是選擇得太妙了，興許有懂行的高明在後面替他出謀劃策呢。
可能是我想入非非了，我總覺得，在杜甫當時的那班熟人中，最有條件在這方面對他加以點撥，甚至出面來為他的投匦當保人的，似乎沒有誰超得過張垍兄弟的了。
在那樣的社會裡，能要求杜甫這樣長期受壓抑、眼看即将被湮沒的有志之士，白白地錯過有利時機，不做任何努力麼？能忍心責怪他沒頂住歪風邪氣，也跟着投機取巧之徒跑了麼？ 時機選擇得好，所進的賦又正對皇帝的胃口，杜甫這一炮總算是打響了：“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
”（《新唐書·杜甫傳》）集賢院即集賢殿書院。
集賢殿原名集仙殿，前已提到此殿在開元十三年由玄宗改名。
其後杜甫寫的《進封西嶽賦表》說：“頃歲，國家有事于郊廟，幸得奏賦，待罪于集賢。
”即指其事。
因獻賦驚動了皇帝，居然得到“命宰相試文章”的恩典，對于長期仕途郁郁不得志的士子來說，這無論如何是個成功，是件令人振奮的大事。
後來詩人流落西蜀，沉淪使府，為輕薄少年所侮，賦《莫相疑行》以抒憤，曾感慨系之地提到此事說：“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烜赫。
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
往時文采動人主，此日饑寒趨路旁。
”足見他很以自己有這一段不尋常的際遇而自豪。
這事前前後後的大緻情況，在他此後不久所作《奉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詩中有所反映：“昭代将垂白，途窮乃叫阍。
氣沖星象表，詞感帝王尊。
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讨論。
倚風遺路，随水到龍門。
竟與蛟螭雜，空聞燕雀喧。
青冥猶契闊，陵厲不飛翻。
儒術誠難起，家聲庶已存。
故山多藥物，勝概憶桃源。
欲整還鄉旆，長懷禁掖垣。
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
”崔學士是吳郡人崔國輔。
開元十六年後幾年孟浩然遊越時他正在做山陰縣尉。
(17)《唐詩紀事》說他“明皇時應縣令舉，授許昌令，集賢直學士，禮部員外郎。
坐王近親，貶晉陵郡司馬”。
戶部侍郎、禦史大夫、京兆尹王坐叛逆案賜自盡在天寶十一載四月。
崔國輔貶晉陵郡司馬當在這年四月王事發後不久。
據此可斷定這詩當作于天寶十一載四月以前。
詩中既着重在回顧獻三大禮賦事，而天寶十一載并未舉行三禮，那麼，可進一步斷定《新唐書·杜甫傳》中關于獻三大禮賦在天寶十三載的記載實誤，黃鶴改訂于十載至确。
崔國輔也是詩人，他流傳下來的詩篇，不少寫水鄉風情，其中最出色的要算是《從軍行》了：“塞北胡霜下，營州索兵救。
夜裡偷道行，将軍馬亦瘦。
刀光照塞月，陣色明如晝。
傳聞賊滿山，已共前鋒鬥。
”惺惺惜惺惺，他應該理解杜甫，賞識杜甫。
于學士是于休烈，開元初中進士，自秘書省正字累遷集賢殿學士，轉比部員外郎。
據《唐六典》載，集賢殿書院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
學士的品秩雖然高低不等，但都是侍從皇帝飲宴賦詩的清要官職。
這首詩末後有原注說：“甫獻三大禮賦出身，二公嘗謬稱述。
”黃鶴說：“崔、于二學士當是試文之官。
”浦起龍不同意：“愚謂不然。
玩詩中&lsquo倚風&rsquo&lsquo随水&rsquo等句，殆由召試不遇，意将辭别而歸。
二學士特集賢院長耳。
”其實浦說是不能成立的，理由是：一、杜甫回憶當時應召試文的情形說：“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
”又，這詩說：“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讨論。
”《帝王世紀》載：“黃帝以風後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
”周代以春官掌邦禮（見《周禮》春官宗伯）。
武後時曾一度改禮部為春官。
世因稱禮部官為春官。
這裡的“春官”實指集賢學士。
(18)仇注引《杜臆》：“&lsquo驗讨論&rsquo，謂考驗其文詞所自出，故赴試者語必典雅。
”（此條今本不存）據此可知杜甫當時應試的地點是在宰相們辦公的政事堂（開元十一年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中書堂”即指此），考試的題目是當時的宰相李林甫、陳希烈他們出的，集賢院衆學士都臨場監考，并授權考校文字，評議優劣。
據贈詩末二句“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和原注“甫獻三大禮賦出身，二公嘗謬稱述”，知崔、于二位是在“觀我落筆中書堂”的“如堵牆”的衆“集賢學士”之内；他倆作為“驗讨論”的“春官”，對獻賦“出身”的杜甫是“嘗謬稱述”的。
杜甫如今召試不遇，将東歸洛陽，為了感謝他倆的稱許美意，特賦詩留贈。
這也是很自然、很合乎情理的。
那麼，黃鶴說他倆“當是試文之官”，又有什麼不對呢？二、改名後的集賢殿書院第一任院長是宰相張說，副院長是右散騎常侍徐堅，此後成為定制，院長一律由有“學士”銜的宰相兼任，副院長由常侍之一兼任（詳本章注〈18〉）。
崔國輔是直學士，貶晉陵郡司馬以前最高隻做到從六品上的禮部員外郎。
于休烈最高也隻做到從六品上的比部員外郎。
這官職是從集賢殿學士“轉”來的，轉官一般官階不動。
可見他在集賢殿時怎麼也到不了五品，沒資格當學士；他的學士不過是直學士的泛指罷了。
杜甫贈詩題中将他排在崔國輔之後，就是明證。
他倆連學士都沒當上，怎能當隻有宰相和常侍才能擔任的集賢殿書院正副院長呢？浦起龍說“二學士特集賢院長耳”，隻是強不知以為知，不足信。
贈詩首二句“昭代将垂白，途窮乃叫阍”，開門見山，表明這次投匦獻賦隻是出于不得已：多方碰壁，日暮途窮；延恩匦既為“凡懷才抱器，希于聞達者”（《唐六典》）而設，就顧不得冒“驚駕”的風險，将希望寄托在這孤注一擲了。
“氣沖星象表，詞感帝王尊”(19)，也就是“往時文采動人主”（《莫相疑行》）的意思，是說三賦幸得“通天”，為玄宗所賞識。
三大禮賦寫得頗典雅，稍嫌闆滞，但也不乏文采。
例如“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20)（《朝獻太清宮賦》）、“桐花未吐，孫枝之鸾鳳相鮮；雲氣何多，宮井之蛟龍亂上”（《朝享太廟賦》）、“甲胄乘陵，轉迅雷于荊門巫峽；玉帛清迥，霁夕雨于潇湘洞庭”（《有事于南郊賦》）等等，都是些很漂亮的骈辭俪句，若與初唐諸名家手筆相較，毫不遜色，文風也很接近。
(21)不過，在我看來，“動人主”的不隻是“文采”，主要還是賦獻得及時，内容也深獲“聖心”。
崔昌談五行，衛包言星象，本是極其荒誕不經的事，《朝獻太清宮賦》一上來追原行三大禮的因由，卻冠冕堂皇地加以肯定說：“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納處士之谕，承漢繼周，革弊用古，勒崇揚休。
明年孟诹，将摅大禮以相籍。
”即使要行大禮，按照封建祀典的常規，隻須“朝享太廟”以祭祖，“有事于南郊”以合祭天地就足夠了。
如今不但要“朝獻太清宮”以祭老子，還要将這一大禮放在首位，能說這符合“革弊用古”的精神嗎？作者不一定沒意識到這一點，不過，為了讨皇帝喜歡，卻借所謂“天師張道陵”（實指太清宮的道官）的口，引經據典地誇獎皇帝能厘正祀典說：“今王巨唐，帝（指玄元皇帝老子）之苗裔。
&hellip&hellip至于易制取法，足以朝登五帝，夕宿三皇。
&hellip&hellip臣道陵等，試本之青簡，探之于缥囊；列聖有差，夫子聞斯于老氏；好問自久，宰我同科于季康。
取撥亂反正，乃此其所長。
”案《禮記·曾子問》載：“孔子曰：&hellip&hellip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跸。
”“吾聞諸老聃。
”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宰我，《孔子家語》載季康子都問過孔子關于五帝之德的事。
仇兆鳌說：“夫子聞老氏，見聖祖當尊。
宰我問帝德，見曆代宜辯。
撥亂反正，指祀典之禮言，即所雲&lsquo易制取法&rsquo也。
”這解釋大緻不差。
至于《朝享太廟賦》寫祭畢推恩，澤被衆生，感及人物：“福穰穰于绛阙，芳菲菲于玉斝。
沛枯骨而破聾盲，施夭胎而逮鳏寡。
園陵動色，躍在藻之泉魚；弓劍皆鳴，汗鑄金之風馬”，《有事于南郊賦》推崇玄宗能振興唐祚：“插紫極之将頹，拾清芳于已缺。
爐之以仁義，鍛之以賢哲。
&hellip&hellip蓋九五之後，人人自以遭唐虞；四十年來，家家自以為稷契”，更是極盡歌功頌德的能事。
正當需要為舉行不合古制的三大禮大造輿論的時候，居然有人自動獻上這麼三篇洋洋灑灑、振振有詞而又頗富文采的賦來捧場，這怎教玄宗不喜出望外，不深表贊賞而特命待制集賢院以張揚其事呢？處士崔昌以議五行而得官，從獻賦之初的受重視看，杜甫也并非毫無發迹的可能啊！朱鶴齡說：“玄宗崇祀玄元，方士争言符瑞，又信崔昌之議，欲比隆周、漢，不知淫祀矯誣，慚德多矣。
三賦之卒章，皆寓規于頒，即子雲風羽獵、甘泉意也。
公詩雲：&lsquo賦料揚雄敵&rsquo，豈虛語哉？”揚雄字子雲，年輕時以辭賦見稱，被召入宮，侍從漢成帝祭祀遊獵，作《甘泉》《羽獵》《長楊》《河東》四賦以歌頌漢朝的聲威和皇帝的功德。
後人豔稱揚雄寓諷于賦，這是真的嗎？且看他本人的答複吧。
“或曰：&lsquo賦可以諷乎？&rsquo曰：&lsquo諷乎？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勸也。
&rsquo”（《法言·吾子》）所以他後來對自己的“少而好賦”很後悔，說這不過是“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同上）。
《漢書·藝文志》也說：“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罹讒憂國，皆作賦以風（諷），鹹有恻隐古詩之義。
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為侈麗闳衍之詞，沒其風（諷）谕之義。
是以揚子悔之，曰：&lsquo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
&hellip&hellip&rsquo”他本人不承認，東漢人也不認為他的賦裡真寓有諷喻，後人怎可平白無故地拔高其辭賦的思想意義，怎可主觀主義地認為杜甫“三賦之卒章，皆寓規于頌，即子雲風羽獵、甘泉意”呢？對于玄宗的種種荒唐行徑，杜甫即使有所腹非，但鑒于他當時求官心切，唯恐“詞理野質，終不足以拂天聽之崇高”，是不大可能，也不敢表露于口頭筆底的。
如果真“寓規于頌”，也不過是“諷一而勸百”，在玄宗這種為神仙、女色弄得神魂颠倒、昏聩不堪而又好大喜功、愛聽奉承的皇帝眼裡，那吞吞吐吐、似是而非、模棱兩可的一“諷”，還甚至會被誤認為一“勸”。
那麼，從實際效果上看，這哪裡是“諷一而勸百”，簡直是“勸百而加一”了。
試問：這豈不是多此一舉，弄巧反拙了嗎？&mdash&mdash我不是在這裡忽發狂言，故作驚人之筆，而隻是想借以說明那些好心的“寓規于頌”論者，欲揚而實抑，适得其反罷了。
“倚風遺路，随水到龍門”，緊接“天老”二句之後，大意是說雖然參加了宰相出題、學士判卷的考試，可惜未遇而退。
《左傳》僖公十六年載：“六鹢退飛過宋都。
”“鹢”或作“”。
為什麼要退飛呢？《昭明太子啟》說：“鹢路頹風”，是遇到了逆風的緣故。
傳說鯉魚跳龍門，跳過的化龍，跳不過的曝腮點額而退（見《三秦記》）。
“随水”句即用此典故；與上句合看，不是明顯地表示他這次仍然是“曝腮點額而退”了麼？ “竟與蛟螭雜”，意謂這次待制集賢院，廁身于諸學士之間，有如魚龍混雜。
這是自謙的話。
《史記·日者列傳》有“鳳皇不與燕雀為群”的話。
古人多以“燕雀”喻小人。
“空聞燕雀喧”，喻三大禮賦予這次應試所作詩文遭小人妄議。
詩人對崔、于二學士的“稱述”感激莫名，必然對反對意見要耿耿于懷了。
“青冥猶契闊，陵厲不飛翻”，承上意，慨歎因小人信口雌黃而終于不得青雲直上、飛黃騰達。
他後來的《進封西嶽賦表》說：“頃歲，國家有事于郊廟，幸得奏賦，待罪于集賢；委學官試文章，再降恩澤；仍猥以臣名實相副，送隸有司，參列選序。
”可見這次應試的唯一收獲是“送隸有司，參列選序”。
換句話說，就是給了他一個交政府備案、準許參加候缺選官的資格。
這當然會使他大失所望，就難免有青冥契闊之歎了。
最後一段意思比較明顯，大緻是說，不能奮起入朝，隻好引退還鄉；但“待制集賢院”這一段短暫的生活，和二位的“稱述”之恩，卻令我難以忘懷；“儒術誠難起，家聲庶已存。
故山多藥物，勝概憶桃源。
欲整還鄉旆，長懷禁掖垣。
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
”贈詩後不久，他大概又一度回洛陽故居去了。
(22) 從以上的剖析中，可窺得杜甫從獻賦到召試不遇全過程的梗概。
既然皇帝對杜甫“聖眷甚隆”，而且所作“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的決定也極其鄭重，非同小可，為什麼折騰了半天，最後連個起碼的實缺也沒撈到手呢？看起來，問題就出在“命宰相試文章”這幾個字上面。
當時的左相是陳希烈，右相是李林甫。
當權的是李林甫，陳希烈凡事都聽命于李林甫。
這時陳希烈雖已與李林甫為敵，但無關緊要的事還得依着他。
因此，即使這次皇帝沒派李林甫當主考官，對于杜甫命運的窮達通塞，他照樣能起決定性的作用。
上次（天寶六載）玄宗诏天下通一藝者皆得詣京師就選，他因素忌文學之士，又怕來自下層的士子“洩漏當時之機”，就在暗中搗了個鬼：“試如常例”之後，卻一個也不錄取，還一本正經地“送表賀人主，以為野無遺賢”（詳第五章）。
杜甫就是上次那些倒黴的落第者中的一個，沒料到冤家路窄，如今又得到皇帝“再降恩澤”的良機應試來了。
那麼，那位“口蜜腹劍”的宰相，既然早已宣稱“野無遺賢”，這次就勢必不會容許他得中高科了。
似乎杜甫也多少意識到李林甫的存在很不利于他的仕進，三賦中凡是直接或間接涉及他的地方，話說得很謹慎，甚至還不惜謬加稱頌，如“四十年來，家家自以為稷契”（《有事于南郊賦》），雖不是專誇李林甫猶如古代的賢臣稷和契，既然是全稱肯定，自然包括玄宗即位至今這整整四十年中執政近二十年的右相李林甫在内啊！在《朝享太廟賦》中，辭賦家還特意安排李林甫和左相陳希烈出場向皇帝緻頌辭：“于是二丞相進曰：陛下應道而作，惟天與能。
澆訛散，淳樸登。
尚猶日慎業業，孝思烝烝；恐一物之失所，懼先王之咎征。
如此之勤恤匪懈，是百姓何以報夫元首，在臣等何以充其股肱？”你看這二位丞相儀态何等的雍容，言辭何等的得體！借二相之口頌揚的雖是“元首”的“勤恤匪懈”，而“股肱”的輔佐之功，不是也不言而喻了嗎？(23)可見杜甫的這次召試不遇，并不是因為他行文、說話之間不當心，無意中在什麼地方冒犯了這個權奸，也不見得他跟這權奸個人之間存在什麼矛盾，倒很可能取決于這權奸這樣一個政治上的考慮：決不能讓他高中，決不能承認上次落第者之中還有可選拔的“遺賢”，決不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要是當初玄宗見賦一高興，當即賞杜甫個閑官散職，就像一采納了處士崔昌廢二王後的建議便任命他為左贊善大夫一樣，不是就沒有這一番波折了嗎？不過，說句公道話，李林甫固然忌才，唐玄宗也未必真愛才。
不然，這兩次考試都是他親自做出的決定，上次給李林甫弄了手腳，這次又給胡亂地打發過去了，他就不覺得可疑，不來稍加過問麼？“漢皇重色思傾國”，他哪裡還顧得上重才、思賢？即使一時興起，偶爾也下诏選士，隻不過是做做姿态，廉價地沽“明君”之名、釣“好德”之譽罷了。
求賢诏是下了，收買人心的目的已達到了：“豈陛下明诏，不仄席思賢于中哉？”杜甫不就是這樣看的麼？可見群衆反應不壞。
至于取誰不取誰，還是通通不取，其中有無弊病，自有宰相和主管官員負責，他也就樂得不聞不問了。
&mdash&mdash能說這是真愛才嗎？ 誠然，唐玄宗心裡并不真愛才，不過他既已對杜甫所獻三賦表示大為欣賞，而且來了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的大動作，按常情，這考試也不過是走走過場，是不難通過的。
更何況“謬稱三賦在”，用封建“歌德派”的眼光衡量，這三賦确乎寫得“隊伍謹嚴，詞華典贍”（仇兆鳌語），據說還能“寓規于頌”，很見功力，加之集賢學士中又有張垍兄弟、崔國輔、于休烈這樣一些大力“提攜”“吹噓”他的人，要不是這事直接跟李林甫的陰謀政治有抵觸，
”唐中書省有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掌侍進奏參議表章，凡诏旨制敕，玺書冊命，皆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行。
中書舍人是很清貴的要職。
李白在長安時，張垍正是以中書舍人供奉翰林。
魏颢是李白的崇拜者，曾“不遠命駕江東訪白”，“白相見泯合”，并以後事相托。
(13)他跟李白的關系很密切。
序中所述李白“以張垍讒逐”的事，很可能是直接從李白本人那裡聽來的，是比較可信的。
舊時代舊官場忌才進讒的事雖屢見不鮮，無足為奇，到底是小人的行徑。
張垍對李白若真有此舉，他人品的卑下可知了。
杜甫贈張垍的這首五言排律，前面大段文字，就是稱贊對方位高勢大、才華出衆、寵遇無比；除了開頭“翰林逼華蓋，鲸力破滄凕。
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幾句用事貼切，較有藝術性外，并無多大意義。
末六句“無複随高鳳，空餘泣聚螢。
此生任春草，垂老獨漂萍。
倘憶山陽會，悲歌在一聽”，則可稍作探讨。
“無複”句以鳳集高梧喻張垍身居禁中難再攀附。
既說“無複随”，可見曾經是追随過張垍的。
“空餘”句用晉代車胤家貧勤學夏月囊螢照讀書事，喻自身的不得志，惟有螢窗暗泣而已。
《杜臆》說：“此刻意之作，人多草草看過。
如&lsquo高鳳&rsquo&lsquo聚螢&rsquo，本不用人名車胤事，一經評注點染，竟為白璧之瑕。
垍官翰苑，又宅禁庭，如鳳翔千仞，無複可随，而空泣聚螢耳。
公在秦州贈薛三、畢四詩雲：&lsquo官忝趨栖鳳，朝回歎聚螢。
&rsquo知其必有所出。
今以臆解之：螢之為物，弱質不離腐草，微光難近太陽，故以自比。
而兩處俱作囊螢解，則兒童之見也。
”王嗣奭的解釋有可取的地方。
不過此處的“聚螢”仍當理解為用車胤事，與上句聯系起來看，意思是悲歎自己不能像張垍那樣接近皇帝，隻得過寒素的讀書人生活。
“此生”二句自歎垂老無成，到處漂泊。
《魏氏春秋》載嵇康寓居河内山陽，與王戎、向秀同遊，向秀後作《思舊賦》。
末二句用此典故，意在表明詩人與張垍有舊（另一首《奉贈太常張卿垍二十韻》：“桃陰想舊蹊”，也表明二人有舊），希望他對贈詩求汲引之意有所領悟。
了解了他倆的關系和贈詩的意圖，再回過頭去看前面那一大段對張垍的稱頌之辭，不是有意無意地在暗示：像您這樣通天的大人物，若念舊情，稍加提攜，我不是就平步青雲了嗎？杜甫另有《奉贈太常張卿垍二十韻》。
(14)張垍為太常卿在天寶十三載（七五四）。
這詩當作于這年。
這詩後段說：“适越空颠踬，遊梁竟慘凄。
謬知終畫虎，微分是醯雞。
萍泛無休日，桃陰想舊蹊。
吹噓人所羨，騰躍事仍睽。
碧海真難涉，青雲不可梯。
顧深慚鍛煉，才小辱提攜。
檻束哀猿叫，枝驚夜鵲栖。
幾時陪羽獵，應指釣璜溪。
”仇兆鳌解釋說：“适越遊梁，浪遊之迹。
知同畫虎，謂召試不遇。
分等醯雞，謂抱道不行。
萍蹤無托，而回想舊居。
以張公吹噓之後，騰躍終沮也。
從此碧海無涯，青雲難上矣。
雖蒙顧遇提攜，亦自愧才疏未煉耳。
哀猿驚鵲，困窮莫訴。
陪獵釣溪，終望張之見引也。
”可見在前次贈詩之後，張垍也确曾“吹噓”“提攜”過杜甫。
天寶十載杜甫進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賢院。
張垍很可能為促成這事在暗中使過勁（說詳後）。
揚雄侍從漢成帝遊獵，作《羽獵賦》。
“幾時”句即用此典故比喻張垍為侍從。
周文王因獵得遇太公。
《尚書大傳》載：“文王至磻溪，見呂尚，拜之。
答曰：&lsquo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檢。
&rsquo”《十道志》：“栎陽（故城在今陝西臨潼縣境）有釣璜浦。
”陪羽獵而指璜溪，老杜不惟望張垍終能汲引，且以晚遇文王的呂尚自居。
(15)窮愁潦倒，仍不忘“竊比稷與契”“緻君堯舜上”的大志，這種為實現理想而堅持不懈的奮鬥精神，足可與李白媲美。
為了“濟蒼生”（《梁園吟》）、“安黎元”（《書情贈蔡舍人雄》），李白曾一再宣稱他要像呂尚那樣“一舉釣六合”（《鞠歌行》），“釣周”（《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遊塞垣》）。
後來他應召入京，正想大展鴻圖，不意遭讒見放；雖然這樣，他還是以呂尚等大器晚成的古人自勉：“閑來垂釣碧溪上，忽複乘舟夢日邊。
&hellip&hellip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挂雲帆濟滄海”（《行路難》其一）；“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
甯羞白發照清水，逢時壯氣思經綸。
廣張三千六百釣，風期暗與文王親”（《梁甫吟》）。
可見李、杜不甘沉淪，總是想做一番大事業。
李白遍幹諸侯，希求汲引，觀其《與韓荊州書》《上安州裴長史書》等，谀人、自炫，言辭無所不用其極，令人讀之生厭。
杜甫贈韋濟、張垍諸詩亦然。
幹谒請托是當時風氣，因此應看到他們為世俗頹風所沾染、難免庸俗的一面；但也應同時看到，在他們熱衷于仕進的追逐中，确乎有一點用世的真忱在。
天寶十載（七五一）正月，玄宗祠太清宮、太廟，祀南郊。
杜甫時年四十歲，在長安，作三大禮賦，投延恩匦以獻。
(16)《進三大禮賦表》說：“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
與麋鹿同群而處，浪迹于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矣。
豈九州牧伯，不歲貢豪傑于外？豈陛下明诏，不仄席思賢于中哉？臣之愚頑，靜無所取，以此知分，沉埋盛時。
不敢依違，不敢激讦，默以漁樵之樂自遣而已。
頃者賣藥都市，寄食友朋。
竊慕堯翁擊壤之讴，适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于篇章。
漱吮甘液，遊泳和氣，聲韻浸廣，卷軸斯存。
抑亦古詩之流，希乎述者之意。
然詞理野質，終不足以拂天聽之崇高，配史籍以永久。
恐倏先狗馬，遺恨九原。
臣謹稽首，投延恩匦，獻納上表。
”這表寫得不算很出色，卻有史料價值。
老杜在表中先回顧了早年的漫遊，又提到了當時窘迫的生計。
他後來有些詩句寫到他在流寓地采藥、種藥的事，可見他從寄旅長安時開始，就靠賣藥補貼部分家用了。
口裡說：“豈九州牧伯，不歲貢豪傑于外？豈陛下明诏，不仄席思賢于中哉？”他心裡何嘗忘記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的那次舉進士不第，忘記天寶六載（七四七）的那次應诏而退。
當着皇帝，他當然“不敢依違，不敢激讦”，隻能自認“愚頑”，表示“知分”。
但是，他的憤懑、抱屈之情，仍然隐隐約約地從字裡行間流露出來，為熟悉他當時惡劣心境的讀者所覺察。
杜甫獻賦所投的延恩匦創始于武後時。
《資治通鑒》卷二百三載：“（垂拱二年，三月，）太後命鑄銅為匦：其東曰&lsquo延恩&rsquo，獻賦頌、求仕進者投之；南曰&lsquo招谏&rsquo，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lsquo伸冤&rsquo，有冤抑者投之；北曰&lsquo通玄&rsquo，言天象災變及軍機秘計者投之。
命正谏、補阙、拾遺一人掌之，先責識官，乃聽投表疏。
”胡三省注：“識官，猶今之保識。
”這就是說投匦必須先找熟識的官員作保，不是随便可以投得的。
當年孟浩然舉進士不第後曾寫詩說：“欲随平子去，猶未獻《甘泉》。
”（《題長安主人壁》）又說：“十上恥還家，徘徊守歸路。
”（《南陽北阻雪》）可見他當時真獻過賦，隻是仍無結果罷了。
孟浩然獻賦，投的也當是這延恩匦。
杜甫應诏而退，隻得幹谒權貴以求汲引，仍無效，惟有投匦獻賦直接向皇帝呼籲一法了。
他所獻三賦為《朝獻太清宮賦》《朝享太廟賦》《有事于南郊賦》。
《朝獻太清宮賦》說：“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納處士之谕，承漢繼周，革弊用古，勒崇揚休。
明年孟诹，将摅大禮以相籍。
”這事和有關情況《資治通鑒》卷二一六記之甚詳：“（天寶九載，八月，）處士崔昌上言：&lsquo國家宜承周、漢，以土代火；周、隋皆閏位，不當以其子孫為二王後。
&rsquo事下公卿集議。
集賢殿學士衛包上言：&lsquo集議之夜，四星聚于尾，天意昭然。
&rsquo上乃命求殷、周、漢後為三恪，廢韓（元魏後）、介（後周後）、（隋後）公；以昌為左贊善大夫，包為虞部員外郎。
冬，十月，庚申，上幸華清宮。
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
命刑部尚書張均等往求，得之。
時上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賀無虛月。
李林甫等皆請舍宅為觀以祝聖壽，上悅。
”既然天下太平，萬事大吉，皇帝就得感謝天地，感謝他的始祖老子和曆代祖宗，這就引出天寶十載同時行三大禮的事來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皇帝既然迷信陰陽五行之說，又尊道教慕長生，那麼，上自宰相，下至處士、山人，為了讨好主子，博取恩寵，就不惜弄虛作假，胡扯瞎編，或割愛施舍，故作虔誠。
玄宗在前期還想有所作為的時候，頭腦還是清醒的。
比如開元十三年四月，他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于集仙殿，他說：“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
賢者濟理之具，朕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殿。
”又同年九月，他對宰臣說：“《春秋》不書祥瑞，惟記有年。
”敕此後州縣不得更奏祥瑞（見《資治通鑒》卷二一二）。
後來他年紀大了，又沉湎于聲色犬馬，迷戀着帝王生活，就越來越怕死，越來越感到精神空虛，于是就隻好乞靈于宗教迷信，相信起鬼神來了。
《資治通鑒》卷二一四載：“太常博士王玙上疏請立青帝壇以迎春；從之。
（開元二十五年）冬，十月，辛醜，制自今立春親迎春于東郊。
時上頗好祀神鬼，故玙專習祠祭之禮以幹時。
上悅之，以為侍禦史，領祠祭使。
玙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觋。
習禮者羞之。
”“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
儒家重視祭祀，看作賴以鞏固封建統治的禮的一部分，但反對淫祀和巫觋之類的迷信活動。
王玙搞的那一套已類乎巫觋，所以作為儒家正統的“習禮者羞之”。
玄宗不僅不“羞之”，反而“悅之”，可見他由于生活上的腐化、精神上的崩潰導緻政治上的昏庸，已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了。
走“終南捷徑”可得官，習道舉可得官（陳希烈就以講老莊得進，後來竟做了宰相），如今又多了條“專習祠祭之禮以幹時”的得官門路。
皇帝的昏庸，助長了投機取巧的歪風邪氣。
發展到了天寶九、十載，更是花樣翻新，愈演愈烈，這就無怪乎要出現“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賀無虛月”的高潮，無怪乎處士崔昌竟以妄議五行而得官，學士衛包也因謊報星象而晉爵了。
三大禮将朝獻太清宮（即祭長安的老子廟）置于朝享太廟（祭李唐王室真正的祖宗）和合祭天地之上，這倒不是因為玄宗真的敬重他的這位幹始祖公，而是因為在他愚昧的心目中，這位一再“顯聖”的幹始祖公是唯一能保佑他長生不老、永享鴻福的法力無邊的活神仙，必須首先頂禮膜拜。
你要是了解了三大禮舉行的根由，懂得了當時投皇帝的所好易于得官的訣竅，同時還注意到杜甫幹求過的老熟人張垍的哥哥張均在那場“玄元皇帝”顯靈的鬧劇中充當了求“妙寶真符”的重要角色，就難免會閃過這樣一個念頭：杜甫這次投匦獻賦的時機實在是選擇得太妙了，興許有懂行的高明在後面替他出謀劃策呢。
可能是我想入非非了，我總覺得，在杜甫當時的那班熟人中，最有條件在這方面對他加以點撥，甚至出面來為他的投匦當保人的，似乎沒有誰超得過張垍兄弟的了。
在那樣的社會裡，能要求杜甫這樣長期受壓抑、眼看即将被湮沒的有志之士，白白地錯過有利時機，不做任何努力麼？能忍心責怪他沒頂住歪風邪氣，也跟着投機取巧之徒跑了麼？ 時機選擇得好，所進的賦又正對皇帝的胃口，杜甫這一炮總算是打響了：“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
”（《新唐書·杜甫傳》）集賢院即集賢殿書院。
集賢殿原名集仙殿，前已提到此殿在開元十三年由玄宗改名。
其後杜甫寫的《進封西嶽賦表》說：“頃歲，國家有事于郊廟，幸得奏賦，待罪于集賢。
”即指其事。
因獻賦驚動了皇帝，居然得到“命宰相試文章”的恩典，對于長期仕途郁郁不得志的士子來說，這無論如何是個成功，是件令人振奮的大事。
後來詩人流落西蜀，沉淪使府，為輕薄少年所侮，賦《莫相疑行》以抒憤，曾感慨系之地提到此事說：“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烜赫。
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
往時文采動人主，此日饑寒趨路旁。
”足見他很以自己有這一段不尋常的際遇而自豪。
這事前前後後的大緻情況，在他此後不久所作《奉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詩中有所反映：“昭代将垂白，途窮乃叫阍。
氣沖星象表，詞感帝王尊。
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讨論。
倚風遺路，随水到龍門。
竟與蛟螭雜，空聞燕雀喧。
青冥猶契闊，陵厲不飛翻。
儒術誠難起，家聲庶已存。
故山多藥物，勝概憶桃源。
欲整還鄉旆，長懷禁掖垣。
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
”崔學士是吳郡人崔國輔。
開元十六年後幾年孟浩然遊越時他正在做山陰縣尉。
(17)《唐詩紀事》說他“明皇時應縣令舉，授許昌令，集賢直學士，禮部員外郎。
坐王近親，貶晉陵郡司馬”。
戶部侍郎、禦史大夫、京兆尹王坐叛逆案賜自盡在天寶十一載四月。
崔國輔貶晉陵郡司馬當在這年四月王事發後不久。
據此可斷定這詩當作于天寶十一載四月以前。
詩中既着重在回顧獻三大禮賦事，而天寶十一載并未舉行三禮，那麼，可進一步斷定《新唐書·杜甫傳》中關于獻三大禮賦在天寶十三載的記載實誤，黃鶴改訂于十載至确。
崔國輔也是詩人，他流傳下來的詩篇，不少寫水鄉風情，其中最出色的要算是《從軍行》了：“塞北胡霜下，營州索兵救。
夜裡偷道行，将軍馬亦瘦。
刀光照塞月，陣色明如晝。
傳聞賊滿山，已共前鋒鬥。
”惺惺惜惺惺，他應該理解杜甫，賞識杜甫。
于學士是于休烈，開元初中進士，自秘書省正字累遷集賢殿學士，轉比部員外郎。
據《唐六典》載，集賢殿書院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
學士的品秩雖然高低不等，但都是侍從皇帝飲宴賦詩的清要官職。
這首詩末後有原注說：“甫獻三大禮賦出身，二公嘗謬稱述。
”黃鶴說：“崔、于二學士當是試文之官。
”浦起龍不同意：“愚謂不然。
玩詩中&lsquo倚風&rsquo&lsquo随水&rsquo等句，殆由召試不遇，意将辭别而歸。
二學士特集賢院長耳。
”其實浦說是不能成立的，理由是：一、杜甫回憶當時應召試文的情形說：“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
”又，這詩說：“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讨論。
”《帝王世紀》載：“黃帝以風後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
”周代以春官掌邦禮（見《周禮》春官宗伯）。
武後時曾一度改禮部為春官。
世因稱禮部官為春官。
這裡的“春官”實指集賢學士。
(18)仇注引《杜臆》：“&lsquo驗讨論&rsquo，謂考驗其文詞所自出，故赴試者語必典雅。
”（此條今本不存）據此可知杜甫當時應試的地點是在宰相們辦公的政事堂（開元十一年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中書堂”即指此），考試的題目是當時的宰相李林甫、陳希烈他們出的，集賢院衆學士都臨場監考，并授權考校文字，評議優劣。
據贈詩末二句“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和原注“甫獻三大禮賦出身，二公嘗謬稱述”，知崔、于二位是在“觀我落筆中書堂”的“如堵牆”的衆“集賢學士”之内；他倆作為“驗讨論”的“春官”，對獻賦“出身”的杜甫是“嘗謬稱述”的。
杜甫如今召試不遇，将東歸洛陽，為了感謝他倆的稱許美意，特賦詩留贈。
這也是很自然、很合乎情理的。
那麼，黃鶴說他倆“當是試文之官”，又有什麼不對呢？二、改名後的集賢殿書院第一任院長是宰相張說，副院長是右散騎常侍徐堅，此後成為定制，院長一律由有“學士”銜的宰相兼任，副院長由常侍之一兼任（詳本章注〈18〉）。
崔國輔是直學士，貶晉陵郡司馬以前最高隻做到從六品上的禮部員外郎。
于休烈最高也隻做到從六品上的比部員外郎。
這官職是從集賢殿學士“轉”來的，轉官一般官階不動。
可見他在集賢殿時怎麼也到不了五品，沒資格當學士；他的學士不過是直學士的泛指罷了。
杜甫贈詩題中将他排在崔國輔之後，就是明證。
他倆連學士都沒當上，怎能當隻有宰相和常侍才能擔任的集賢殿書院正副院長呢？浦起龍說“二學士特集賢院長耳”，隻是強不知以為知，不足信。
贈詩首二句“昭代将垂白，途窮乃叫阍”，開門見山，表明這次投匦獻賦隻是出于不得已：多方碰壁，日暮途窮；延恩匦既為“凡懷才抱器，希于聞達者”（《唐六典》）而設，就顧不得冒“驚駕”的風險，将希望寄托在這孤注一擲了。
“氣沖星象表，詞感帝王尊”(19)，也就是“往時文采動人主”（《莫相疑行》）的意思，是說三賦幸得“通天”，為玄宗所賞識。
三大禮賦寫得頗典雅，稍嫌闆滞，但也不乏文采。
例如“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20)（《朝獻太清宮賦》）、“桐花未吐，孫枝之鸾鳳相鮮；雲氣何多，宮井之蛟龍亂上”（《朝享太廟賦》）、“甲胄乘陵，轉迅雷于荊門巫峽；玉帛清迥，霁夕雨于潇湘洞庭”（《有事于南郊賦》）等等，都是些很漂亮的骈辭俪句，若與初唐諸名家手筆相較，毫不遜色，文風也很接近。
(21)不過，在我看來，“動人主”的不隻是“文采”，主要還是賦獻得及時，内容也深獲“聖心”。
崔昌談五行，衛包言星象，本是極其荒誕不經的事，《朝獻太清宮賦》一上來追原行三大禮的因由，卻冠冕堂皇地加以肯定說：“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納處士之谕，承漢繼周，革弊用古，勒崇揚休。
明年孟诹，将摅大禮以相籍。
”即使要行大禮，按照封建祀典的常規，隻須“朝享太廟”以祭祖，“有事于南郊”以合祭天地就足夠了。
如今不但要“朝獻太清宮”以祭老子，還要将這一大禮放在首位，能說這符合“革弊用古”的精神嗎？作者不一定沒意識到這一點，不過，為了讨皇帝喜歡，卻借所謂“天師張道陵”（實指太清宮的道官）的口，引經據典地誇獎皇帝能厘正祀典說：“今王巨唐，帝（指玄元皇帝老子）之苗裔。
&hellip&hellip至于易制取法，足以朝登五帝，夕宿三皇。
&hellip&hellip臣道陵等，試本之青簡，探之于缥囊；列聖有差，夫子聞斯于老氏；好問自久，宰我同科于季康。
取撥亂反正，乃此其所長。
”案《禮記·曾子問》載：“孔子曰：&hellip&hellip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跸。
”“吾聞諸老聃。
”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宰我，《孔子家語》載季康子都問過孔子關于五帝之德的事。
仇兆鳌說：“夫子聞老氏，見聖祖當尊。
宰我問帝德，見曆代宜辯。
撥亂反正，指祀典之禮言，即所雲&lsquo易制取法&rsquo也。
”這解釋大緻不差。
至于《朝享太廟賦》寫祭畢推恩，澤被衆生，感及人物：“福穰穰于绛阙，芳菲菲于玉斝。
沛枯骨而破聾盲，施夭胎而逮鳏寡。
園陵動色，躍在藻之泉魚；弓劍皆鳴，汗鑄金之風馬”，《有事于南郊賦》推崇玄宗能振興唐祚：“插紫極之将頹，拾清芳于已缺。
爐之以仁義，鍛之以賢哲。
&hellip&hellip蓋九五之後，人人自以遭唐虞；四十年來，家家自以為稷契”，更是極盡歌功頌德的能事。
正當需要為舉行不合古制的三大禮大造輿論的時候，居然有人自動獻上這麼三篇洋洋灑灑、振振有詞而又頗富文采的賦來捧場，這怎教玄宗不喜出望外，不深表贊賞而特命待制集賢院以張揚其事呢？處士崔昌以議五行而得官，從獻賦之初的受重視看，杜甫也并非毫無發迹的可能啊！朱鶴齡說：“玄宗崇祀玄元，方士争言符瑞，又信崔昌之議，欲比隆周、漢，不知淫祀矯誣，慚德多矣。
三賦之卒章，皆寓規于頒，即子雲風羽獵、甘泉意也。
公詩雲：&lsquo賦料揚雄敵&rsquo，豈虛語哉？”揚雄字子雲，年輕時以辭賦見稱，被召入宮，侍從漢成帝祭祀遊獵，作《甘泉》《羽獵》《長楊》《河東》四賦以歌頌漢朝的聲威和皇帝的功德。
後人豔稱揚雄寓諷于賦，這是真的嗎？且看他本人的答複吧。
“或曰：&lsquo賦可以諷乎？&rsquo曰：&lsquo諷乎？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勸也。
&rsquo”（《法言·吾子》）所以他後來對自己的“少而好賦”很後悔，說這不過是“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同上）。
《漢書·藝文志》也說：“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罹讒憂國，皆作賦以風（諷），鹹有恻隐古詩之義。
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為侈麗闳衍之詞，沒其風（諷）谕之義。
是以揚子悔之，曰：&lsquo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
&hellip&hellip&rsquo”他本人不承認，東漢人也不認為他的賦裡真寓有諷喻，後人怎可平白無故地拔高其辭賦的思想意義，怎可主觀主義地認為杜甫“三賦之卒章，皆寓規于頌，即子雲風羽獵、甘泉意”呢？對于玄宗的種種荒唐行徑，杜甫即使有所腹非，但鑒于他當時求官心切，唯恐“詞理野質，終不足以拂天聽之崇高”，是不大可能，也不敢表露于口頭筆底的。
如果真“寓規于頌”，也不過是“諷一而勸百”，在玄宗這種為神仙、女色弄得神魂颠倒、昏聩不堪而又好大喜功、愛聽奉承的皇帝眼裡，那吞吞吐吐、似是而非、模棱兩可的一“諷”，還甚至會被誤認為一“勸”。
那麼，從實際效果上看，這哪裡是“諷一而勸百”，簡直是“勸百而加一”了。
試問：這豈不是多此一舉，弄巧反拙了嗎？&mdash&mdash我不是在這裡忽發狂言，故作驚人之筆，而隻是想借以說明那些好心的“寓規于頌”論者，欲揚而實抑，适得其反罷了。
“倚風遺路，随水到龍門”，緊接“天老”二句之後，大意是說雖然參加了宰相出題、學士判卷的考試，可惜未遇而退。
《左傳》僖公十六年載：“六鹢退飛過宋都。
”“鹢”或作“”。
為什麼要退飛呢？《昭明太子啟》說：“鹢路頹風”，是遇到了逆風的緣故。
傳說鯉魚跳龍門，跳過的化龍，跳不過的曝腮點額而退（見《三秦記》）。
“随水”句即用此典故；與上句合看，不是明顯地表示他這次仍然是“曝腮點額而退”了麼？ “竟與蛟螭雜”，意謂這次待制集賢院，廁身于諸學士之間，有如魚龍混雜。
這是自謙的話。
《史記·日者列傳》有“鳳皇不與燕雀為群”的話。
古人多以“燕雀”喻小人。
“空聞燕雀喧”，喻三大禮賦予這次應試所作詩文遭小人妄議。
詩人對崔、于二學士的“稱述”感激莫名，必然對反對意見要耿耿于懷了。
“青冥猶契闊，陵厲不飛翻”，承上意，慨歎因小人信口雌黃而終于不得青雲直上、飛黃騰達。
他後來的《進封西嶽賦表》說：“頃歲，國家有事于郊廟，幸得奏賦，待罪于集賢；委學官試文章，再降恩澤；仍猥以臣名實相副，送隸有司，參列選序。
”可見這次應試的唯一收獲是“送隸有司，參列選序”。
換句話說，就是給了他一個交政府備案、準許參加候缺選官的資格。
這當然會使他大失所望，就難免有青冥契闊之歎了。
最後一段意思比較明顯，大緻是說，不能奮起入朝，隻好引退還鄉；但“待制集賢院”這一段短暫的生活，和二位的“稱述”之恩，卻令我難以忘懷；“儒術誠難起，家聲庶已存。
故山多藥物，勝概憶桃源。
欲整還鄉旆，長懷禁掖垣。
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
”贈詩後不久，他大概又一度回洛陽故居去了。
(22) 從以上的剖析中，可窺得杜甫從獻賦到召試不遇全過程的梗概。
既然皇帝對杜甫“聖眷甚隆”，而且所作“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的決定也極其鄭重，非同小可，為什麼折騰了半天，最後連個起碼的實缺也沒撈到手呢？看起來，問題就出在“命宰相試文章”這幾個字上面。
當時的左相是陳希烈，右相是李林甫。
當權的是李林甫，陳希烈凡事都聽命于李林甫。
這時陳希烈雖已與李林甫為敵，但無關緊要的事還得依着他。
因此，即使這次皇帝沒派李林甫當主考官，對于杜甫命運的窮達通塞，他照樣能起決定性的作用。
上次（天寶六載）玄宗诏天下通一藝者皆得詣京師就選，他因素忌文學之士，又怕來自下層的士子“洩漏當時之機”，就在暗中搗了個鬼：“試如常例”之後，卻一個也不錄取，還一本正經地“送表賀人主，以為野無遺賢”（詳第五章）。
杜甫就是上次那些倒黴的落第者中的一個，沒料到冤家路窄，如今又得到皇帝“再降恩澤”的良機應試來了。
那麼，那位“口蜜腹劍”的宰相，既然早已宣稱“野無遺賢”，這次就勢必不會容許他得中高科了。
似乎杜甫也多少意識到李林甫的存在很不利于他的仕進，三賦中凡是直接或間接涉及他的地方，話說得很謹慎，甚至還不惜謬加稱頌，如“四十年來，家家自以為稷契”（《有事于南郊賦》），雖不是專誇李林甫猶如古代的賢臣稷和契，既然是全稱肯定，自然包括玄宗即位至今這整整四十年中執政近二十年的右相李林甫在内啊！在《朝享太廟賦》中，辭賦家還特意安排李林甫和左相陳希烈出場向皇帝緻頌辭：“于是二丞相進曰：陛下應道而作，惟天與能。
澆訛散，淳樸登。
尚猶日慎業業，孝思烝烝；恐一物之失所，懼先王之咎征。
如此之勤恤匪懈，是百姓何以報夫元首，在臣等何以充其股肱？”你看這二位丞相儀态何等的雍容，言辭何等的得體！借二相之口頌揚的雖是“元首”的“勤恤匪懈”，而“股肱”的輔佐之功，不是也不言而喻了嗎？(23)可見杜甫的這次召試不遇，并不是因為他行文、說話之間不當心，無意中在什麼地方冒犯了這個權奸，也不見得他跟這權奸個人之間存在什麼矛盾，倒很可能取決于這權奸這樣一個政治上的考慮：決不能讓他高中，決不能承認上次落第者之中還有可選拔的“遺賢”，決不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要是當初玄宗見賦一高興，當即賞杜甫個閑官散職，就像一采納了處士崔昌廢二王後的建議便任命他為左贊善大夫一樣，不是就沒有這一番波折了嗎？不過，說句公道話，李林甫固然忌才，唐玄宗也未必真愛才。
不然，這兩次考試都是他親自做出的決定，上次給李林甫弄了手腳，這次又給胡亂地打發過去了，他就不覺得可疑，不來稍加過問麼？“漢皇重色思傾國”，他哪裡還顧得上重才、思賢？即使一時興起，偶爾也下诏選士，隻不過是做做姿态，廉價地沽“明君”之名、釣“好德”之譽罷了。
求賢诏是下了，收買人心的目的已達到了：“豈陛下明诏，不仄席思賢于中哉？”杜甫不就是這樣看的麼？可見群衆反應不壞。
至于取誰不取誰，還是通通不取，其中有無弊病，自有宰相和主管官員負責，他也就樂得不聞不問了。
&mdash&mdash能說這是真愛才嗎？ 誠然，唐玄宗心裡并不真愛才，不過他既已對杜甫所獻三賦表示大為欣賞，而且來了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的大動作，按常情，這考試也不過是走走過場，是不難通過的。
更何況“謬稱三賦在”，用封建“歌德派”的眼光衡量，這三賦确乎寫得“隊伍謹嚴，詞華典贍”（仇兆鳌語），據說還能“寓規于頌”，很見功力，加之集賢學士中又有張垍兄弟、崔國輔、于休烈這樣一些大力“提攜”“吹噓”他的人，要不是這事直接跟李林甫的陰謀政治有抵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