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應诏”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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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rsquo，語擔斤兩，且亦極肖。
欲與論文，而加一&lsquo細字&rsquo，似欲規其所不足。
荊公雲：&lsquo白之歌詩豪放飄逸而不知變。
&rsquo此固李之所不足者也。
然詩意初無輕薄。
&hellip&hellip前四句真傳神手，至今李白猶在。
五六但即彼己所在之景，而懷自可想見，所以懷之者，欲與&lsquo論文&rsquo也。
公向與白同行同卧論文舊矣，然于别後自有悟入，因憶向所與論猶粗也。
白雖&lsquo不群&rsquo，而竿頭尚有可進之步，欲其不以庾、鮑自限，而重與&lsquo細論&rsquo也。
世俗之交，我勝則驕，勝我則妒，即對面無一衷論，有如公之笃友誼者哉？按公《雕賦》序雲：&lsquo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
&rsquo進賦在天寶九載，而集中詩作于開元、天寶者無幾，必公自悟入後汰其前作也。
李白到底隻是庾、鮑伎倆，幽冥中負良友矣。
王荊公論子美詩良是，謂庾、鮑之比有輕薄意，則未然。
公蓋&lsquo拟人必于其倫&rsquo者，非若他人之谀也。
且平日何嘗輕視庾、鮑哉？”王嗣奭不同意說杜甫拿庾信、鮑照來比方李白有輕視的意思，認為杜甫為人忠厚，對李白的友誼很深，這都是不錯的。
但是，是不是就真的像王嗣奭所說的那樣，杜甫在跟李白分别以後，對詩歌創作藝術有了新的領悟，因而回想起以往他們在一起讨論文藝時自己的那些見解未免粗疏，就很想跟李白重新細細交換交換看法，希望他要突破庾信、鮑照的局限，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呢？是不是“李白到底隻是庾、鮑伎倆，幽冥中負良友”呢？這就大可商榷了。
李白在此以前已經寫了《襄陽歌》、《丁都護歌》、《蜀道難》、《古風》其二十四、《行路難》、《梁甫吟》，在此以後又寫了《夢遊天姥吟留别》、《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古風》其三十四、《将進酒》、《遠别離》、《古風》其十九等名篇。
這些作品，無論思想還是藝術，都遠遠超過了庾信和鮑照，成為了我國古典文學遺産中的瑰寶。
如果不是出于偏見，對于李白在詩歌創作上所獲得的高深造詣和偉大成就，無論如何是不會看不到，不會不感到敬佩的。
怎麼能說他“到底隻是庾、鮑伎倆，幽冥中負良友”呢？（他說杜甫對庾、鮑并無輕薄之意，但從說這句話的語氣看，他對庾、鮑倒是很輕視的。
）王嗣奭的這一段議論，跟王安石講的那幾句話相比，乍看起來似乎是委婉些、公允些，但稍加琢磨，就會發現他抑李揚杜的偏見也同樣嚴重。
一個人有了偏見，看問題往往就不那麼實事求是了。
其實在杜甫的那首《春日憶李白》詩裡，既無輕薄之意，也看不出他對重大創作問題“于别後自有悟入”，有幫助李白進一步提高的想法；有的隻是對李白的深情懷念和由衷欽佩，渴望能有機會再跟他細細地談論文學，談論自己新獲得的體會和進步。
楊倫說：“首句（&lsquo白也詩無敵&rsquo）自是閱盡甘苦上下古今，甘心讓一頭地語。
竊謂古今詩人，舉不能出杜之範圍；惟太白天才超逸絕塵，杜所不能壓倒，故尤心服，往往形之篇什也。
”我認為這話是正确的。
杜甫寫給李白和寫到李白的詩上十首，可見對他感情之深了。
其後寫的《夢李白》說：“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又《寄李十二白二十韻》說：“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可見對他詩歌評價之高了。
杜甫從來沒露出過小看李白，自以為高他一頭的意思啊！這也可以從别的方面得到印證。
杜甫的《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和《飲中八仙歌》是這一時期前後不久寫成的兩篇名作。
前一首詩說：“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将入海随煙霧。
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
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
蓬萊織女回雲車，指點虛無是征路。
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
惜君隻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
罷琴惆怅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孔巢父字弱翁，冀州人。
他早年曾與李白、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隐居泰山附近的徂徕山，号“竹溪六逸”。
朱注：“考史，巢父以辭永王璘辟署知名（李白恰恰相反，因從璘而獲罪）。
廣德中始授右衛兵曹參軍。
意巢父在天寶間，嘗遊長安，辭官歸隐，史不及載耳。
”李白跟杜甫在山東分别後不久就到吳越求仙訪道去了。
孔巢父聞訊辭官南遊，準備随李白歸隐，杜甫就寫了這首詩送他，并托他問候李白。
看這情形，這首詩大概作于杜甫初入長安不久，或即天寶六載的春天（“春寒野陰風景暮”）。
杜甫的《雜述》先為張叔卿、孔巢父的懷才不遇發了一大通牢騷，最後說：“嗟乎巢父，執雌守常，吾無所贈若矣。
泰山冥冥崪以高，泗水潾潾彌以清。
悠悠友生，複何時會于王鎬之京。
載飲我濁酒，載呼我為兄。
”這裡有三點值得注意：一、這是篇贈别的短文，當作于泰山下泗水旁&mdash&mdash這很可能就在兖州一帶；二、希望再會于京師&mdash&mdash可能張、孔先入京，杜甫也有入京的打算；三、杜甫跟孔巢父的關系很親密，他們常在一起喝酒，孔巢父稱杜甫為兄。
既然孔巢父是個“執雌守常”的人，先前跟李白在徂徕山隐居過，現在又将南遊随李白歸隐，而且他跟杜甫在山東的時候就很有交情，那麼，他可能就是李白、杜甫那會兒在那裡尋訪董煉師等人求仙學道的伴侶。
道友看破了繁華富貴，堅持要走，苦苦死留也留不住，自己雖然決心留下來應制舉，争取實現多年的理想，做一番大事業，但也不能不使他因此而回憶起過去那一段美妙的求仙生活，何況這位舊時道友去的是他最難忘的會稽、剡中，找的又是他最思念的李白，這就無怪他要浮想聯翩，寫出這樣一篇“極狂簡之緻”（李子德評語）的詩篇來了。
浦起龍解末二句說：“呈李白隻一點，&lsquo今何如&rsquo者，前此贈白詩，一則曰&lsquo拾瑤草&rsquo，再則曰&lsquo就丹砂&rsquo，至此其果有得乎否也？亦非止平安套語，正與全篇贈孔意打成一片。
”這是深得作者用心的，可見杜甫剛入長安之初對求仙的事并未忘懷。
《飲中八仙歌》說：“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陽三鬥始朝天，道逢曲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鲸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
宗之蕭灑美少年，舉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
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禅。
李白一鬥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
焦遂五鬥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賀知章、汝陽王李琎、左相李适之前面已經提到過了。
崔宗之是助玄宗讨平韋後有功的崔日用的兒子，襲封齊國公，曾為侍禦史，貶官金陵時與李白詩酒唱和，交往密切。
蘇晉是進士出身，做過戶部侍郎和吏部侍郎，終太子庶子。
張旭是吳郡人，當時傑出的書法家。
官至金吾長史，世稱“張長史”。
他雖以草書知名，其實他的楷書也很好。
傳世碑刻有《郎官石記序》。
顔真卿曾向他請教過筆法；懷素繼承并發展了他的草書，而以“狂草”得名。
張旭的草書取法于東漢張芝的大草而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和王羲之的草法路數有所不同。
他的墨迹現僅存《草書古詩四帖》一件，極奔放。
《唐國史補》載：“旭曰：&lsquo始吾見公主擔夫争路，而得筆法之意。
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
&rsquo旭飲酒辄草書，揮筆而大叫，以頭揾水墨中而書之，天下呼為張颠。
醒後自視，以為神異，不可複得。
”李颀《贈張旭》說：“張公性嗜酒，豁達無所營。
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
露頂據胡床，長叫三五聲。
興來灑素壁，揮筆如流星。
&hellip&hellip問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
左手持蟹螯，右手執丹經。
瞪目視霄漢，不知醉與醒。
”惟妙惟肖，神情畢露，可與杜詩參看。
焦遂不詳，僅袁郊《甘澤謠》中提到他說：陶岘，開元中家于昆山，自制三舟，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共載遊山水。
孟雲卿是杜甫的好友，杜甫也可能跟焦遂有交往。
沈德潛評《飲中八仙歌》說：“前不用起，後不用收，中間參差曆落，似八章仍是一章，格法古未曾有。
”（《唐詩别裁集》）我看這種攝取各人最富于性格特色的生活片斷的描寫，也是“古未曾有”的。
這種藝術處理和表現手法，顯然借鑒于當時盛行的略帶情節的人物肖像畫（如閻立本的《步辇圖》，吳道子的《送子天王圖》，王維的《濟南伏生像》《孟浩然像》等）和描繪佛經神變故事的“變相”壁畫（如敦煌壁畫等）而有所變化。
《飲中八仙歌》就是一幅人物畫長卷，八個人物分作單獨寫照，栩栩如生，神氣活現，但彼此又在無照應中有照應，無連貫中有連貫，渾然一體，毫無割裂之感。
不将八人處理成同處一境同做一事的行樂圖，竟獲得了如此成功的藝術效果，訣竅全在于巧妙地借各自不同的酣飲之态，傳了“八仙”俱備的飄逸之神。
這就是說，詩人抓住了個“仙”字，仗着這股“仙氣”，使各個人物活了起來，飛動起來，突破了章法、情節前後不相連貫的局限而融為一體，共同表現了那種不受世情俗務拘束、憧憬個性解放的浪漫精神。
這種浪漫精神，是盛唐時期的詩人們，如李白、王維、王昌齡、李颀、崔颢、高适、岑參等所共有的。
杜甫前期也有，由于“應诏”退下深受打擊，後來又逐漸加深了對現實的了解，這種盲目的樂觀情緒和浪漫精神就越來越少了。
蕭滌非先生說：“這（首《飲中八仙歌》）大概是天寶五載杜甫初到長安時所作，往後生活日困，不會有心情寫這種歌。
”（《杜甫研究》下卷）這估計是可信的。
《新唐書·李白傳》所載“酒中八仙人”姓名同《八仙歌》，當即據此詩入傳，不足據。
不過。
範傳正的《李公新墓碑序》也對此早有記載：“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朝列賦谪仙歌百餘首。
”範傳正是中唐人。
碑序撰于元和十二年。
他“常于先大夫文字中見與公有浔陽夜宴詩，則知與公有通家之舊”。
可見他上述有關“八仙”的記載不是沒有根據的。
隻因為是一時佳話，口耳相傳，“八仙”姓名不盡相同，這是很自然的。
我在前一章《續壯遊》中曾經說過，當時人們争着寫的谪仙歌已失傳，杜甫入長安後一定還見到過這些詩篇，他的《飲中八仙歌》就是根據這風行一時的題材創作的。
案《舊唐書·李适之傳》載：“适之雅好賓友，飲酒一鬥不亂。
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無留事。
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為左相，累封清和縣公，與李林甫争權不葉。
适之性疏，為其陰中。
&hellip&hellip五載（四月）罷知政事，守太子少保，遽命親故歡會，賦詩曰：&lsquo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
為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rsquo竟坐與韋堅等相善，（七月）貶宜春太守。
”《八仙歌》有“銜杯樂聖稱避賢”的話，顯系用李适之詩意。
據此可知這詩最早也必作于天寶五載四月以後。
《本事詩》載：“宰相李适之，疏直坦夷，時譽甚美。
李林甫惡之，排誣罷免。
朝客來，雖知無罪，谒問甚稀。
适之意憤，日飲醇酣；且為詩曰：&lsquo避賢初罷相&hellip&hellip&rsquo李林甫愈怒，終遂不免。
”(10)罷相之初雖“谒問甚稀”，猶能“日飲醇酣”。
天寶五載七月貶宜春，六載即被逼仰藥自殺。
貶後更須借酒消愁，但決無“飲如長鲸吸百川”的豪興。
或以為這不過是追述舊日的歡娛，猶如蘇晉卒于開元二十二年(11)，詩中還說他“醉中往往愛逃禅”一樣。
這也不無道理。
但死跟死也有所不同，且不說一早逝一新殁，隻要一想到李适之死得那樣慘，能有這麼好的興緻把他的豪飲寫得這麼淋漓盡緻嗎？揆情度理，這詩似乎隻應作于李适之罷相之初、貶官慘死之前。
這也可算是酌定此詩作于天寶五載杜甫初到長安時的一個旁證。
《舊唐書·讓皇帝憲傳》載汝陽王李琎“與賀知章、褚庭誨為詩酒之交”。
李琎既預“八仙”之列，就其所處社會地位而論，詩酒之會的東道主多半由他來當。
王琦說：“其裴周南一人（見範傳正《李公新墓碑序》），不入杜詩所詠之數，意者如今時文酒之會，行之日久，一人或亡，則以一人補之，以緻姓名流傳，參差不一，其以此欤？”（《李太白年譜》）這推測很合乎情理。
前已提到杜甫一來到長安就跟汝陽王李琎有交往，常陪他飲宴遊賞。
這樣，他自然會跟汝陽王座上著名的“酒人”們很熟識，也會聽到那些已離京或已去世的詩酒舊友的種種趣聞雅事。
于是一時興起，便寫出這一讴歌酒徒、标榜曠達的名篇來。
沈德潛評《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起句“巢父掉頭不肯住”說：“飄忽。
”評“蓬萊織女回雲車，指點虛無是征路”說：“李杜多缥缈恍惚語，其蓋出于騷。
”總評說：“巢父歸隐學仙，故詩中
欲與論文，而加一&lsquo細字&rsquo，似欲規其所不足。
荊公雲：&lsquo白之歌詩豪放飄逸而不知變。
&rsquo此固李之所不足者也。
然詩意初無輕薄。
&hellip&hellip前四句真傳神手，至今李白猶在。
五六但即彼己所在之景，而懷自可想見，所以懷之者，欲與&lsquo論文&rsquo也。
公向與白同行同卧論文舊矣，然于别後自有悟入，因憶向所與論猶粗也。
白雖&lsquo不群&rsquo，而竿頭尚有可進之步，欲其不以庾、鮑自限，而重與&lsquo細論&rsquo也。
世俗之交，我勝則驕，勝我則妒，即對面無一衷論，有如公之笃友誼者哉？按公《雕賦》序雲：&lsquo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
&rsquo進賦在天寶九載，而集中詩作于開元、天寶者無幾，必公自悟入後汰其前作也。
李白到底隻是庾、鮑伎倆，幽冥中負良友矣。
王荊公論子美詩良是，謂庾、鮑之比有輕薄意，則未然。
公蓋&lsquo拟人必于其倫&rsquo者，非若他人之谀也。
且平日何嘗輕視庾、鮑哉？”王嗣奭不同意說杜甫拿庾信、鮑照來比方李白有輕視的意思，認為杜甫為人忠厚，對李白的友誼很深，這都是不錯的。
但是，是不是就真的像王嗣奭所說的那樣，杜甫在跟李白分别以後，對詩歌創作藝術有了新的領悟，因而回想起以往他們在一起讨論文藝時自己的那些見解未免粗疏，就很想跟李白重新細細交換交換看法，希望他要突破庾信、鮑照的局限，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呢？是不是“李白到底隻是庾、鮑伎倆，幽冥中負良友”呢？這就大可商榷了。
李白在此以前已經寫了《襄陽歌》、《丁都護歌》、《蜀道難》、《古風》其二十四、《行路難》、《梁甫吟》，在此以後又寫了《夢遊天姥吟留别》、《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古風》其三十四、《将進酒》、《遠别離》、《古風》其十九等名篇。
這些作品，無論思想還是藝術，都遠遠超過了庾信和鮑照，成為了我國古典文學遺産中的瑰寶。
如果不是出于偏見，對于李白在詩歌創作上所獲得的高深造詣和偉大成就，無論如何是不會看不到，不會不感到敬佩的。
怎麼能說他“到底隻是庾、鮑伎倆，幽冥中負良友”呢？（他說杜甫對庾、鮑并無輕薄之意，但從說這句話的語氣看，他對庾、鮑倒是很輕視的。
）王嗣奭的這一段議論，跟王安石講的那幾句話相比，乍看起來似乎是委婉些、公允些，但稍加琢磨，就會發現他抑李揚杜的偏見也同樣嚴重。
一個人有了偏見，看問題往往就不那麼實事求是了。
其實在杜甫的那首《春日憶李白》詩裡，既無輕薄之意，也看不出他對重大創作問題“于别後自有悟入”，有幫助李白進一步提高的想法；有的隻是對李白的深情懷念和由衷欽佩，渴望能有機會再跟他細細地談論文學，談論自己新獲得的體會和進步。
楊倫說：“首句（&lsquo白也詩無敵&rsquo）自是閱盡甘苦上下古今，甘心讓一頭地語。
竊謂古今詩人，舉不能出杜之範圍；惟太白天才超逸絕塵，杜所不能壓倒，故尤心服，往往形之篇什也。
”我認為這話是正确的。
杜甫寫給李白和寫到李白的詩上十首，可見對他感情之深了。
其後寫的《夢李白》說：“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又《寄李十二白二十韻》說：“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可見對他詩歌評價之高了。
杜甫從來沒露出過小看李白，自以為高他一頭的意思啊！這也可以從别的方面得到印證。
杜甫的《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和《飲中八仙歌》是這一時期前後不久寫成的兩篇名作。
前一首詩說：“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将入海随煙霧。
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
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
蓬萊織女回雲車，指點虛無是征路。
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
惜君隻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
罷琴惆怅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孔巢父字弱翁，冀州人。
他早年曾與李白、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隐居泰山附近的徂徕山，号“竹溪六逸”。
朱注：“考史，巢父以辭永王璘辟署知名（李白恰恰相反，因從璘而獲罪）。
廣德中始授右衛兵曹參軍。
意巢父在天寶間，嘗遊長安，辭官歸隐，史不及載耳。
”李白跟杜甫在山東分别後不久就到吳越求仙訪道去了。
孔巢父聞訊辭官南遊，準備随李白歸隐，杜甫就寫了這首詩送他，并托他問候李白。
看這情形，這首詩大概作于杜甫初入長安不久，或即天寶六載的春天（“春寒野陰風景暮”）。
杜甫的《雜述》先為張叔卿、孔巢父的懷才不遇發了一大通牢騷，最後說：“嗟乎巢父，執雌守常，吾無所贈若矣。
泰山冥冥崪以高，泗水潾潾彌以清。
悠悠友生，複何時會于王鎬之京。
載飲我濁酒，載呼我為兄。
”這裡有三點值得注意：一、這是篇贈别的短文，當作于泰山下泗水旁&mdash&mdash這很可能就在兖州一帶；二、希望再會于京師&mdash&mdash可能張、孔先入京，杜甫也有入京的打算；三、杜甫跟孔巢父的關系很親密，他們常在一起喝酒，孔巢父稱杜甫為兄。
既然孔巢父是個“執雌守常”的人，先前跟李白在徂徕山隐居過，現在又将南遊随李白歸隐，而且他跟杜甫在山東的時候就很有交情，那麼，他可能就是李白、杜甫那會兒在那裡尋訪董煉師等人求仙學道的伴侶。
道友看破了繁華富貴，堅持要走，苦苦死留也留不住，自己雖然決心留下來應制舉，争取實現多年的理想，做一番大事業，但也不能不使他因此而回憶起過去那一段美妙的求仙生活，何況這位舊時道友去的是他最難忘的會稽、剡中，找的又是他最思念的李白，這就無怪他要浮想聯翩，寫出這樣一篇“極狂簡之緻”（李子德評語）的詩篇來了。
浦起龍解末二句說：“呈李白隻一點，&lsquo今何如&rsquo者，前此贈白詩，一則曰&lsquo拾瑤草&rsquo，再則曰&lsquo就丹砂&rsquo，至此其果有得乎否也？亦非止平安套語，正與全篇贈孔意打成一片。
”這是深得作者用心的，可見杜甫剛入長安之初對求仙的事并未忘懷。
《飲中八仙歌》說：“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陽三鬥始朝天，道逢曲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鲸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
宗之蕭灑美少年，舉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
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禅。
李白一鬥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
焦遂五鬥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賀知章、汝陽王李琎、左相李适之前面已經提到過了。
崔宗之是助玄宗讨平韋後有功的崔日用的兒子，襲封齊國公，曾為侍禦史，貶官金陵時與李白詩酒唱和，交往密切。
蘇晉是進士出身，做過戶部侍郎和吏部侍郎，終太子庶子。
張旭是吳郡人，當時傑出的書法家。
官至金吾長史，世稱“張長史”。
他雖以草書知名，其實他的楷書也很好。
傳世碑刻有《郎官石記序》。
顔真卿曾向他請教過筆法；懷素繼承并發展了他的草書，而以“狂草”得名。
張旭的草書取法于東漢張芝的大草而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和王羲之的草法路數有所不同。
他的墨迹現僅存《草書古詩四帖》一件，極奔放。
《唐國史補》載：“旭曰：&lsquo始吾見公主擔夫争路，而得筆法之意。
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
&rsquo旭飲酒辄草書，揮筆而大叫，以頭揾水墨中而書之，天下呼為張颠。
醒後自視，以為神異，不可複得。
”李颀《贈張旭》說：“張公性嗜酒，豁達無所營。
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
露頂據胡床，長叫三五聲。
興來灑素壁，揮筆如流星。
&hellip&hellip問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
左手持蟹螯，右手執丹經。
瞪目視霄漢，不知醉與醒。
”惟妙惟肖，神情畢露，可與杜詩參看。
焦遂不詳，僅袁郊《甘澤謠》中提到他說：陶岘，開元中家于昆山，自制三舟，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共載遊山水。
孟雲卿是杜甫的好友，杜甫也可能跟焦遂有交往。
沈德潛評《飲中八仙歌》說：“前不用起，後不用收，中間參差曆落，似八章仍是一章，格法古未曾有。
”（《唐詩别裁集》）我看這種攝取各人最富于性格特色的生活片斷的描寫，也是“古未曾有”的。
這種藝術處理和表現手法，顯然借鑒于當時盛行的略帶情節的人物肖像畫（如閻立本的《步辇圖》，吳道子的《送子天王圖》，王維的《濟南伏生像》《孟浩然像》等）和描繪佛經神變故事的“變相”壁畫（如敦煌壁畫等）而有所變化。
《飲中八仙歌》就是一幅人物畫長卷，八個人物分作單獨寫照，栩栩如生，神氣活現，但彼此又在無照應中有照應，無連貫中有連貫，渾然一體，毫無割裂之感。
不将八人處理成同處一境同做一事的行樂圖，竟獲得了如此成功的藝術效果，訣竅全在于巧妙地借各自不同的酣飲之态，傳了“八仙”俱備的飄逸之神。
這就是說，詩人抓住了個“仙”字，仗着這股“仙氣”，使各個人物活了起來，飛動起來，突破了章法、情節前後不相連貫的局限而融為一體，共同表現了那種不受世情俗務拘束、憧憬個性解放的浪漫精神。
這種浪漫精神，是盛唐時期的詩人們，如李白、王維、王昌齡、李颀、崔颢、高适、岑參等所共有的。
杜甫前期也有，由于“應诏”退下深受打擊，後來又逐漸加深了對現實的了解，這種盲目的樂觀情緒和浪漫精神就越來越少了。
蕭滌非先生說：“這（首《飲中八仙歌》）大概是天寶五載杜甫初到長安時所作，往後生活日困，不會有心情寫這種歌。
”（《杜甫研究》下卷）這估計是可信的。
《新唐書·李白傳》所載“酒中八仙人”姓名同《八仙歌》，當即據此詩入傳，不足據。
不過。
範傳正的《李公新墓碑序》也對此早有記載：“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朝列賦谪仙歌百餘首。
”範傳正是中唐人。
碑序撰于元和十二年。
他“常于先大夫文字中見與公有浔陽夜宴詩，則知與公有通家之舊”。
可見他上述有關“八仙”的記載不是沒有根據的。
隻因為是一時佳話，口耳相傳，“八仙”姓名不盡相同，這是很自然的。
我在前一章《續壯遊》中曾經說過，當時人們争着寫的谪仙歌已失傳，杜甫入長安後一定還見到過這些詩篇，他的《飲中八仙歌》就是根據這風行一時的題材創作的。
案《舊唐書·李适之傳》載：“适之雅好賓友，飲酒一鬥不亂。
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無留事。
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為左相，累封清和縣公，與李林甫争權不葉。
适之性疏，為其陰中。
&hellip&hellip五載（四月）罷知政事，守太子少保，遽命親故歡會，賦詩曰：&lsquo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
為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rsquo竟坐與韋堅等相善，（七月）貶宜春太守。
”《八仙歌》有“銜杯樂聖稱避賢”的話，顯系用李适之詩意。
據此可知這詩最早也必作于天寶五載四月以後。
《本事詩》載：“宰相李适之，疏直坦夷，時譽甚美。
李林甫惡之，排誣罷免。
朝客來，雖知無罪，谒問甚稀。
适之意憤，日飲醇酣；且為詩曰：&lsquo避賢初罷相&hellip&hellip&rsquo李林甫愈怒，終遂不免。
”(10)罷相之初雖“谒問甚稀”，猶能“日飲醇酣”。
天寶五載七月貶宜春，六載即被逼仰藥自殺。
貶後更須借酒消愁，但決無“飲如長鲸吸百川”的豪興。
或以為這不過是追述舊日的歡娛，猶如蘇晉卒于開元二十二年(11)，詩中還說他“醉中往往愛逃禅”一樣。
這也不無道理。
但死跟死也有所不同，且不說一早逝一新殁，隻要一想到李适之死得那樣慘，能有這麼好的興緻把他的豪飲寫得這麼淋漓盡緻嗎？揆情度理，這詩似乎隻應作于李适之罷相之初、貶官慘死之前。
這也可算是酌定此詩作于天寶五載杜甫初到長安時的一個旁證。
《舊唐書·讓皇帝憲傳》載汝陽王李琎“與賀知章、褚庭誨為詩酒之交”。
李琎既預“八仙”之列，就其所處社會地位而論，詩酒之會的東道主多半由他來當。
王琦說：“其裴周南一人（見範傳正《李公新墓碑序》），不入杜詩所詠之數，意者如今時文酒之會，行之日久，一人或亡，則以一人補之，以緻姓名流傳，參差不一，其以此欤？”（《李太白年譜》）這推測很合乎情理。
前已提到杜甫一來到長安就跟汝陽王李琎有交往，常陪他飲宴遊賞。
這樣，他自然會跟汝陽王座上著名的“酒人”們很熟識，也會聽到那些已離京或已去世的詩酒舊友的種種趣聞雅事。
于是一時興起，便寫出這一讴歌酒徒、标榜曠達的名篇來。
沈德潛評《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起句“巢父掉頭不肯住”說：“飄忽。
”評“蓬萊織女回雲車，指點虛無是征路”說：“李杜多缥缈恍惚語，其蓋出于騷。
”總評說：“巢父歸隐學仙，故詩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