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應诏”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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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到人們感官直至心靈所引起的反應和感覺。
因此美感因人的時代和階級屬性，因人的個性而各異。
如果容我打個跛腳的比喻，把人們大同小異的美感比作照相機的各種濾色鏡，那麼，任何想形成獨特藝術風格的詩人或藝術家，都必須努力從生活體驗和藝術實踐中先煉就他所特有的“濾色鏡”。
不然，他即使技藝熟練，甚至能勉強進行所謂“創作”，也永遠不會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成不了卓越的詩人和藝術家的。
蘇轼《書吳道子畫後》說：“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
君子之于學、百工之于技，自三代曆漢至唐而備矣。
故詩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韓退之、書至于顔魯公、畫至于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
”杜甫集古今詩歌的大成而大變，體現在從内容到形式的各個方面。
以上所論，僅隻詩律的探索和表現藝術的創新一途。
但僅此一途，亦可窺見詩人善于學習、勇于推陳出新的一斑。
這種精神，對今天新詩形式的探索和表現藝術的提高，或許是有所啟發的。
天寶五載除夕（按照陽曆，這時已進入公元七四七年）寫的《今夕行》，由于詩人剛從齊趙來到長安，詩中仍然洋溢着壯遊時的那股粗犷、豪邁的強烈浪漫氣息：“今夕何夕歲雲徂，更長燭明不可孤。
鹹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為歡娛。
馮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盧。
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
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石輸百萬。
”《唐國史補》記載一種叫“樗蒲”的古老的賭具及其賭法甚詳：“洛陽令崔師本，又好為古之樗蒲。
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關，人執六馬，其骰五枚，分上為黑，下為白。
黑者刻二為犢，白者刻二為雉。
擲之全黑者為盧，其采十六；二雉三黑為雉，其采十四；二犢三白為犢，其采十；全白為白，其采八；四者貴采也。
開為十二，塞為十一，塔為五，秃為四，撅為三，枭為二：六者雜采也。
貴采得連擲，得打馬，得過關，餘采則否。
新加進九退六兩采。
”這種古代的博戲當時還是有人玩的，不過最流行的是另外的幾種新博戲：“今之博戲，有&lsquo長行&rsquo最盛。
其具有局有子，子有黃黑各十五，擲采之骰有二，其法生于&lsquo握槊&rsquo，變于&lsquo雙陸&rsquo。
&hellip&hellip後人新意，長行出焉。
又有&lsquo小雙陸&rsquo&lsquo圍透&rsquo&lsquo大點&rsquo&lsquo小點&rsquo&lsquo遊談&rsquo&lsquo鳳翼&rsquo之名，然無如長行也。
&hellip&hellip王公大人，頗或耽玩，至于廢慶吊、忘寝休、辍飲食者。
及博徒是強名争勝謂之&lsquo撩零&rsquo，假借分畫謂之&lsquo囊家&rsquo，&lsquo囊家&rsquo什一而取謂之&lsquo乞頭&rsquo。
有通宵而戰者，有破産而輸者，其工者近有渾鎬、崔師本首出。
圍棋次于長行，其工者近有韋延祐、楊芃首出。
”《唐國史補》記開元至長慶間事。
據上所述可知當時上層社會賭博之風很盛，輸赢很大，甚至還出現開賭場、拿“什一”“乞頭”的“囊家”。
從《今夕行》所描述的情況看，杜甫他們那晚玩的是“古之樗蒲”。
文人雅士多有好古之癖，也許真的是在玩樗蒲，也許為了古雅硬把長行、大點之類說成是樗蒲，這都無關緊要。
總之，那年除夕，杜甫他們在一家可能是兼營賭場的“客舍”裡，大賭而特賭就是了。
要是不怕亵渎“詩聖”頭頂上的靈光，想象一下作為賭徒的杜甫的形象和神情，那該是多麼有趣、多麼令人目瞪口呆啊！&mdash&mdash大年三十，廳堂裡明燭高燒，旅客們為了守歲，為了排遣鄉愁，正吆五喝六全神貫注地在聚賭，而杜甫，就是其中最來勁兒的一個。
深夜嚴寒，室内卻溫暖如春。
賭徒們因勝負時而狂喜時而驚歎，就顯得更是燥熱。
杜甫這會兒手氣不好，一連擲了幾次骰子都不得“貴采”，心裡一發急，不覺“五白”“五白”地大呼大叫，袒胸露足地探起身來，正聚精會神地準備孤注一擲，轉敗為勝。
最後大概是輸定了，便搬出古人的事來自我解嘲說：“《南史·宋本紀上》不是說&lsquo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摴蒱（即樗蒲）一擲百萬&rsquo麼？英雄們行事也往往如此，碰上機會，偶然下筆大賭注，這總不失為一個好主意啊！”“袒跣不肯成枭盧”用的是《晉書·劉毅傳》的典故：“（毅）于東府聚摴蒱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并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
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座曰：&lsquo非不能盧，不事此耳。
&rsquo裕惡之，因挼五木久之，曰：&lsquo老兄（我）試為卿答。
&rsquo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
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
”老杜擲不成枭盧，可見最後一局他确乎是賭輸了。
輸了還要口出大言，講一番英雄事業多如賭博的大道理，可見他當年是多麼躊躇滿志、自命不凡啊！過了“今夕”就是天寶六載。
幾個月後，他信心十足地參加了那年的制舉，誰知他竟在這一場下了大賭注的人生的“博塞”中再一次輸得精光。
從此他便一蹶不振，過了許久都緩不過來，像“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這樣盲目樂觀的豪言壯語，也沒有興緻再講了。
四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一個人處順境時可能有一二件煩惱事，處逆境時也可能有一二件快意事，所以不可以單單從其中所流露出來的情緒來判斷作品的創作時期。
但是，如果有其他的依據，也不妨适當考慮詩人在某一時期内的基本情感特色，作為粗略判斷作品創作時期的補充條件。
仇兆鳌《杜少陵集詳注》将杜甫的《冬日有懷李白》編在天寶四載冬；将《春日憶李白》編在天寶五載春；接着将《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編在《春日憶李白》之後《今夕行》之前，雖未明言，心裡也認為這詩當作于天寶五載春；這種安排，或據舊注所做考證或酌情而定，大緻上是可信的。
杜甫随李白漫遊一兩年，對李白很傾折，感情很深厚，一旦分離，關山阻隔，難免不時相思。
這兩年懷念李白的詩歌不一而足，是可以理解的。
《春日憶李白》就是這種真摯感情的自然流露：“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
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
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
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由于個人愛好和宗尚的不同，中唐以來李杜優劣的論戰就開始了。
中唐抑李揚杜最突出的首推元稹。
他說：“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
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為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
餘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摹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于子美矣。
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辭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曆其藩翰，況堂奧乎！”（《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序》）白居易由于對浪漫主義具有的巨大現實意義和深刻的思想性缺乏認識，又過于窄狹地要求詩歌的政治性，曾經錯誤地抑李揚杜，同時也貶低了杜詩的成就說：“詩之豪者，世稱李杜。
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
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篇。
至于貫穿今古，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lsquo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rsquo之句，亦不過三四十。
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白居易着眼于思想内容來抑李揚杜尚且不可，那麼，元稹光從律對的當否、篇幅的短長等形式技巧的掌握上論李杜詩歌的優劣，就顯得更加荒謬了。
(7)中唐時抑杜揚李的議論不詳，但從韓愈《調張籍》“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的話來看，兩種針鋒相對、各捧一家、各執一端的議論，當時想必十分激烈。
曆來對杜甫的頌揚顯然超過李白。
宋代王安石編杜歐韓李四家詩，以杜為第一、李為第四，并答人質疑道：“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變也（王世貞《藝苑卮言》所謂&lsquo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rsquo即此意）。
至于甫，則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绮麗精确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山谷隐士者，有風流醞藉若貴介公子者。
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阃奧，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
元稹以謂兼人所獨專，斯言信矣。
”（《苕溪漁隐叢話》引《遁齋閑覽》）其後仇兆鳌《杜詩詳注》凡例中“杜詩褒貶”又說：“秦少遊則推為孔子大成，鄭尚明則推為周公制作，黃魯直則推為詩中之史，羅景綸則推為詩中之經，楊誠齋則推為詩中之聖，王元美則推為詩中之神，諸家無不崇奉師法。
宋惟楊大年不服杜，诋為村夫子，亦其所見者淺。
至嘉、隆間，突有王慎中、鄭繼之、郭子章諸人，嚴駁杜詩，幾令身無完膚，真少陵蟊賊也。
楊用修則抑揚參半，亦非深知少陵者。
”把攻讦杜甫的話多予删削，而一味頌杜，也難免迂腐過當，令人生厭。
仇兆鳌注杜、王琦注李，他們的愛好雖各有所偏，但也盡力避免公開表态，不敢軒轾。
王士祯論詩重神韻。
他雖然認為李白的《夜泊牛渚懷古》和孟浩然的《晚泊浔陽望廬山》二詩“色相俱空，正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可比畫中“逸品”（《分甘餘話》），也講過杜詩中的一些優長，但總的傾向是宗王、孟而不宗李、杜，他撰《唐賢三昧集》不取李、杜，雖巧設托詞，其意自明。
因此，他倒不十分介意李、杜優劣之争。
清人李、杜優劣之争不甚激烈。
到了當代，從郭沫若《李白與杜甫》開始，突然大刮抑杜揚李之風。
該書持論偏頗，褒貶往往失當，但總算是一家之言，可以從長讨論。
至于“四人幫”出于篡黨奪權的陰謀，搞什麼“評法批儒”運動，硬把李白尊為“法家”、杜甫貶為“儒家”，根本不是學術研究，必須首先從政治角度加以批判。
我曾經寫了首絕句對此表示憤慨說：“谪仙心契浣花翁，風骨師承卻不同。
鵬背摩天鲸逝海，無勞鼠目判雌雄！”通過以上簡單的介紹，便可看出從古到今關于李杜優劣的論争一直就沒有中斷過。
無論抑李揚杜，或抑杜揚李，還是李杜并重，統統是學術上的不同看法，都是可以各抒己見、百家争鳴的。
李、杜優劣之論竟持續了千多年，這一事實就足以表明李、杜在文學史上、在人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歌德曾經頗為自負地說過：“聽衆對于席勒和我誰最偉大這個問題争論了二十年。
其實有這麼兩個家夥讓他們可以争論，他們倒應該感到慶幸。
”（《歌德談話錄》）要是我們不那麼敏感，不為這老頭兒無意中流露出嘲弄聽衆、讀者的意味所激怒的話，我們無疑會驚歎這話說得實在太對了。
如果說，有那麼兩個家夥可以讓魏瑪和歐洲的聽衆争論二十年，他們就該感到慶幸；那麼，我們居然有那麼“兩個家夥”可以讓我們争論千多年，這難道不應該更加感到慶幸和自豪麼？正因為多少世紀以來人們都慶幸出了李、杜這兩大詩人，都熱衷于争論他倆誰最偉大，所以，一當見到他們之中有誰評價到對方的詩歌成就時，就自然會引起很大的興趣和關注。
這就是人們特别重視前面提到的那首《春日憶李白》，并從而引起争論的原因。
要知道，正是這樣的一首詩，它可看作杜甫對李白詩歌創作最早的一篇較全面、較嚴肅的評論啊！朱鶴齡箋釋這首詩說：“公與太白之詩，皆學六朝。
前詩（《與李十二白同尋範十隐居》）以&lsquo李侯佳句&rsquo比之陰铿。
此又比之庾、鮑，蓋舉生平所最慕者以相方也。
王荊公謂少陵于太白，僅比以鮑、庾，陰铿則又下矣。
或遂以&lsquo細論文&rsquo譏其才疏也。
(8)此真瞽說。
公詩雲：&lsquo頗學陰何苦用心。
&rsquo又雲：&lsquo庾信文章老更成。
&rsquo又雲：&lsquo流傳江鮑體，相顧免無兒。
&rsquo公之推服諸家甚至，則其推服太白為何如哉？(9)荊公所雲，必是俗子僞托耳。
”朱鶴齡的理解是正确的，批駁得也很有力。
王安石抑李揚杜，所論雲雲，不一定是僞托（最早懷疑僞托的是陸遊，見《老學庵筆記》），朱鶴齡也不一定真認為是僞托。
這麼說，隻是以免直接指着鼻子去批王安石這位“先賢”而已。
朱鶴齡硬給蒙頭蓋腦地安上個“俗子僞托”，巧妙地批了王安石，由于一時照顧不到，可放過了他同時期稍早的王嗣奭變通、發展了所謂“俗子僞托”之說的這一番異議：“杜于李交契甚厚，至稱其詩&lsquo無敵&rsquo，而止雲&lsquo清新&rsquo&lsquo俊
因此美感因人的時代和階級屬性，因人的個性而各異。
如果容我打個跛腳的比喻，把人們大同小異的美感比作照相機的各種濾色鏡，那麼，任何想形成獨特藝術風格的詩人或藝術家，都必須努力從生活體驗和藝術實踐中先煉就他所特有的“濾色鏡”。
不然，他即使技藝熟練，甚至能勉強進行所謂“創作”，也永遠不會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成不了卓越的詩人和藝術家的。
蘇轼《書吳道子畫後》說：“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
君子之于學、百工之于技，自三代曆漢至唐而備矣。
故詩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韓退之、書至于顔魯公、畫至于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
”杜甫集古今詩歌的大成而大變，體現在從内容到形式的各個方面。
以上所論，僅隻詩律的探索和表現藝術的創新一途。
但僅此一途，亦可窺見詩人善于學習、勇于推陳出新的一斑。
這種精神，對今天新詩形式的探索和表現藝術的提高，或許是有所啟發的。
天寶五載除夕（按照陽曆，這時已進入公元七四七年）寫的《今夕行》，由于詩人剛從齊趙來到長安，詩中仍然洋溢着壯遊時的那股粗犷、豪邁的強烈浪漫氣息：“今夕何夕歲雲徂，更長燭明不可孤。
鹹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為歡娛。
馮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盧。
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
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石輸百萬。
”《唐國史補》記載一種叫“樗蒲”的古老的賭具及其賭法甚詳：“洛陽令崔師本，又好為古之樗蒲。
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關，人執六馬，其骰五枚，分上為黑，下為白。
黑者刻二為犢，白者刻二為雉。
擲之全黑者為盧，其采十六；二雉三黑為雉，其采十四；二犢三白為犢，其采十；全白為白，其采八；四者貴采也。
開為十二，塞為十一，塔為五，秃為四，撅為三，枭為二：六者雜采也。
貴采得連擲，得打馬，得過關，餘采則否。
新加進九退六兩采。
”這種古代的博戲當時還是有人玩的，不過最流行的是另外的幾種新博戲：“今之博戲，有&lsquo長行&rsquo最盛。
其具有局有子，子有黃黑各十五，擲采之骰有二，其法生于&lsquo握槊&rsquo，變于&lsquo雙陸&rsquo。
&hellip&hellip後人新意，長行出焉。
又有&lsquo小雙陸&rsquo&lsquo圍透&rsquo&lsquo大點&rsquo&lsquo小點&rsquo&lsquo遊談&rsquo&lsquo鳳翼&rsquo之名，然無如長行也。
&hellip&hellip王公大人，頗或耽玩，至于廢慶吊、忘寝休、辍飲食者。
及博徒是強名争勝謂之&lsquo撩零&rsquo，假借分畫謂之&lsquo囊家&rsquo，&lsquo囊家&rsquo什一而取謂之&lsquo乞頭&rsquo。
有通宵而戰者，有破産而輸者，其工者近有渾鎬、崔師本首出。
圍棋次于長行，其工者近有韋延祐、楊芃首出。
”《唐國史補》記開元至長慶間事。
據上所述可知當時上層社會賭博之風很盛，輸赢很大，甚至還出現開賭場、拿“什一”“乞頭”的“囊家”。
從《今夕行》所描述的情況看，杜甫他們那晚玩的是“古之樗蒲”。
文人雅士多有好古之癖，也許真的是在玩樗蒲，也許為了古雅硬把長行、大點之類說成是樗蒲，這都無關緊要。
總之，那年除夕，杜甫他們在一家可能是兼營賭場的“客舍”裡，大賭而特賭就是了。
要是不怕亵渎“詩聖”頭頂上的靈光，想象一下作為賭徒的杜甫的形象和神情，那該是多麼有趣、多麼令人目瞪口呆啊！&mdash&mdash大年三十，廳堂裡明燭高燒，旅客們為了守歲，為了排遣鄉愁，正吆五喝六全神貫注地在聚賭，而杜甫，就是其中最來勁兒的一個。
深夜嚴寒，室内卻溫暖如春。
賭徒們因勝負時而狂喜時而驚歎，就顯得更是燥熱。
杜甫這會兒手氣不好，一連擲了幾次骰子都不得“貴采”，心裡一發急，不覺“五白”“五白”地大呼大叫，袒胸露足地探起身來，正聚精會神地準備孤注一擲，轉敗為勝。
最後大概是輸定了，便搬出古人的事來自我解嘲說：“《南史·宋本紀上》不是說&lsquo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摴蒱（即樗蒲）一擲百萬&rsquo麼？英雄們行事也往往如此，碰上機會，偶然下筆大賭注，這總不失為一個好主意啊！”“袒跣不肯成枭盧”用的是《晉書·劉毅傳》的典故：“（毅）于東府聚摴蒱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并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
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座曰：&lsquo非不能盧，不事此耳。
&rsquo裕惡之，因挼五木久之，曰：&lsquo老兄（我）試為卿答。
&rsquo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
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
”老杜擲不成枭盧，可見最後一局他确乎是賭輸了。
輸了還要口出大言，講一番英雄事業多如賭博的大道理，可見他當年是多麼躊躇滿志、自命不凡啊！過了“今夕”就是天寶六載。
幾個月後，他信心十足地參加了那年的制舉，誰知他竟在這一場下了大賭注的人生的“博塞”中再一次輸得精光。
從此他便一蹶不振，過了許久都緩不過來，像“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這樣盲目樂觀的豪言壯語，也沒有興緻再講了。
四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一個人處順境時可能有一二件煩惱事，處逆境時也可能有一二件快意事，所以不可以單單從其中所流露出來的情緒來判斷作品的創作時期。
但是，如果有其他的依據，也不妨适當考慮詩人在某一時期内的基本情感特色，作為粗略判斷作品創作時期的補充條件。
仇兆鳌《杜少陵集詳注》将杜甫的《冬日有懷李白》編在天寶四載冬；将《春日憶李白》編在天寶五載春；接着将《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編在《春日憶李白》之後《今夕行》之前，雖未明言，心裡也認為這詩當作于天寶五載春；這種安排，或據舊注所做考證或酌情而定，大緻上是可信的。
杜甫随李白漫遊一兩年，對李白很傾折，感情很深厚，一旦分離，關山阻隔，難免不時相思。
這兩年懷念李白的詩歌不一而足，是可以理解的。
《春日憶李白》就是這種真摯感情的自然流露：“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
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
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
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由于個人愛好和宗尚的不同，中唐以來李杜優劣的論戰就開始了。
中唐抑李揚杜最突出的首推元稹。
他說：“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
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為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
餘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摹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于子美矣。
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辭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曆其藩翰，況堂奧乎！”（《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序》）白居易由于對浪漫主義具有的巨大現實意義和深刻的思想性缺乏認識，又過于窄狹地要求詩歌的政治性，曾經錯誤地抑李揚杜，同時也貶低了杜詩的成就說：“詩之豪者，世稱李杜。
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
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篇。
至于貫穿今古，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lsquo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rsquo之句，亦不過三四十。
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白居易着眼于思想内容來抑李揚杜尚且不可，那麼，元稹光從律對的當否、篇幅的短長等形式技巧的掌握上論李杜詩歌的優劣，就顯得更加荒謬了。
(7)中唐時抑杜揚李的議論不詳，但從韓愈《調張籍》“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的話來看，兩種針鋒相對、各捧一家、各執一端的議論，當時想必十分激烈。
曆來對杜甫的頌揚顯然超過李白。
宋代王安石編杜歐韓李四家詩，以杜為第一、李為第四，并答人質疑道：“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變也（王世貞《藝苑卮言》所謂&lsquo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rsquo即此意）。
至于甫，則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绮麗精确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山谷隐士者，有風流醞藉若貴介公子者。
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阃奧，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
元稹以謂兼人所獨專，斯言信矣。
”（《苕溪漁隐叢話》引《遁齋閑覽》）其後仇兆鳌《杜詩詳注》凡例中“杜詩褒貶”又說：“秦少遊則推為孔子大成，鄭尚明則推為周公制作，黃魯直則推為詩中之史，羅景綸則推為詩中之經，楊誠齋則推為詩中之聖，王元美則推為詩中之神，諸家無不崇奉師法。
宋惟楊大年不服杜，诋為村夫子，亦其所見者淺。
至嘉、隆間，突有王慎中、鄭繼之、郭子章諸人，嚴駁杜詩，幾令身無完膚，真少陵蟊賊也。
楊用修則抑揚參半，亦非深知少陵者。
”把攻讦杜甫的話多予删削，而一味頌杜，也難免迂腐過當，令人生厭。
仇兆鳌注杜、王琦注李，他們的愛好雖各有所偏，但也盡力避免公開表态，不敢軒轾。
王士祯論詩重神韻。
他雖然認為李白的《夜泊牛渚懷古》和孟浩然的《晚泊浔陽望廬山》二詩“色相俱空，正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可比畫中“逸品”（《分甘餘話》），也講過杜詩中的一些優長，但總的傾向是宗王、孟而不宗李、杜，他撰《唐賢三昧集》不取李、杜，雖巧設托詞，其意自明。
因此，他倒不十分介意李、杜優劣之争。
清人李、杜優劣之争不甚激烈。
到了當代，從郭沫若《李白與杜甫》開始，突然大刮抑杜揚李之風。
該書持論偏頗，褒貶往往失當，但總算是一家之言，可以從長讨論。
至于“四人幫”出于篡黨奪權的陰謀，搞什麼“評法批儒”運動，硬把李白尊為“法家”、杜甫貶為“儒家”，根本不是學術研究，必須首先從政治角度加以批判。
我曾經寫了首絕句對此表示憤慨說：“谪仙心契浣花翁，風骨師承卻不同。
鵬背摩天鲸逝海，無勞鼠目判雌雄！”通過以上簡單的介紹，便可看出從古到今關于李杜優劣的論争一直就沒有中斷過。
無論抑李揚杜，或抑杜揚李，還是李杜并重，統統是學術上的不同看法，都是可以各抒己見、百家争鳴的。
李、杜優劣之論竟持續了千多年，這一事實就足以表明李、杜在文學史上、在人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歌德曾經頗為自負地說過：“聽衆對于席勒和我誰最偉大這個問題争論了二十年。
其實有這麼兩個家夥讓他們可以争論，他們倒應該感到慶幸。
”（《歌德談話錄》）要是我們不那麼敏感，不為這老頭兒無意中流露出嘲弄聽衆、讀者的意味所激怒的話，我們無疑會驚歎這話說得實在太對了。
如果說，有那麼兩個家夥可以讓魏瑪和歐洲的聽衆争論二十年，他們就該感到慶幸；那麼，我們居然有那麼“兩個家夥”可以讓我們争論千多年，這難道不應該更加感到慶幸和自豪麼？正因為多少世紀以來人們都慶幸出了李、杜這兩大詩人，都熱衷于争論他倆誰最偉大，所以，一當見到他們之中有誰評價到對方的詩歌成就時，就自然會引起很大的興趣和關注。
這就是人們特别重視前面提到的那首《春日憶李白》，并從而引起争論的原因。
要知道，正是這樣的一首詩，它可看作杜甫對李白詩歌創作最早的一篇較全面、較嚴肅的評論啊！朱鶴齡箋釋這首詩說：“公與太白之詩，皆學六朝。
前詩（《與李十二白同尋範十隐居》）以&lsquo李侯佳句&rsquo比之陰铿。
此又比之庾、鮑，蓋舉生平所最慕者以相方也。
王荊公謂少陵于太白，僅比以鮑、庾，陰铿則又下矣。
或遂以&lsquo細論文&rsquo譏其才疏也。
(8)此真瞽說。
公詩雲：&lsquo頗學陰何苦用心。
&rsquo又雲：&lsquo庾信文章老更成。
&rsquo又雲：&lsquo流傳江鮑體，相顧免無兒。
&rsquo公之推服諸家甚至，則其推服太白為何如哉？(9)荊公所雲，必是俗子僞托耳。
”朱鶴齡的理解是正确的，批駁得也很有力。
王安石抑李揚杜，所論雲雲，不一定是僞托（最早懷疑僞托的是陸遊，見《老學庵筆記》），朱鶴齡也不一定真認為是僞托。
這麼說，隻是以免直接指着鼻子去批王安石這位“先賢”而已。
朱鶴齡硬給蒙頭蓋腦地安上個“俗子僞托”，巧妙地批了王安石，由于一時照顧不到，可放過了他同時期稍早的王嗣奭變通、發展了所謂“俗子僞托”之說的這一番異議：“杜于李交契甚厚，至稱其詩&lsquo無敵&rsquo，而止雲&lsquo清新&rsquo&lsquo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