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應诏”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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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得教人想起阮籍的途窮恸哭。
(1)我現在還是在跟陶淵明那樣的隐士一塊兒喝酒，在尋訪葛洪那樣的方士學煉丹。
布衣白發，風塵仆仆，落拓江湖。
我哪能跟孔子相比，雖也周遊天下，隻是道術空虛，隻落得一事無成。
東漢時有個薊子訓有神異之道，來到京師，受到朝廷公卿們的禮遇（見《後漢書·方術傳》）。
謬承見知，我自愧不如薊子訓。
揚雄閉門草《太玄》，很少有人上門，多為後輩所笑。
我真跟揚雄一樣，早給人笑怕了。
&mdash&mdash《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也說：“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
”可見他落第後經常遭到時人的奚落，深感屈辱。
&mdash&mdash傳說古時候有個叫祝雞翁的洛陽人，住在屍鄉北山下，養雞百多年，雞有千隻，都有名字，一喚就來。
他賣雞和雞子兒得錢千餘萬，可是卻把錢擱在那裡就走了（見《列仙傳》）。
這屍鄉北山下就是我陸渾莊故廬所在。
(2)那兒我還殘存着幾孔窯洞，除了您，又有誰來訪問我這像祝雞翁的不合時宜的人！稍加箋釋，杜甫落第後很長一段時期内落魄縱浪的行徑、潦倒憤激的神情，不就多少可以得其仿佛了麼？ 不久韋濟遷左丞入京，杜甫又有《贈韋左丞丈濟》詩。
(3)這詩前半從左丞之職叙出韋家門第，都是稱頌的話。
後半則自歎窮老不遇，渴望對方大力提拔：“有客雖安命，衰容豈壯夫。
家人憂幾杖，甲子混泥途。
不謂矜餘力，還來谒大巫。
歲寒仍顧遇，日暮且踟蹰。
老骥思千裡，饑鷹待一呼。
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
”《禮記·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幾杖。
”杜甫這年才三十七歲，竟說自己已經衰老：“衰容豈壯夫”，而家裡的人也正在急着為他養老做準備：“家人憂幾杖”，這樣的話、這樣的心情在這以前的詩中是從未有過的。
杜甫對典故很熟習，又有很高的駕馭文字的能力，而且明知這是在對有地位的長輩說話，那麼這不可能是用詞不當的語言上的疏忽，或者隻是倚老賣老的随便說說，而是他心靈上的真實感覺，他感到自己确乎是衰老了，轉眼之間，壯年已成過去。
由此可見，這次應诏就選失敗，對他精神上的打擊是極其沉重的。
他從南到北，四處漫遊，“快意八九年，西歸到鹹陽”（《壯遊》），滿以為一舉成名，青雲直上，猛不防當頭遭此一棒，給打得暈頭轉向，許久也緩不過來。
從此，他那“快意”的“壯遊”永遠結束了，把美好的回憶深藏心底，留給晚年聊慰寂寥；眼下卻須強打精神，硬着頭皮，忍受冷嘲熱諷，面對慘淡的人生，奔走于長安富家權貴之門，為将來的出路，為當前的生計而乞求幫助。
這無怪乎他不覺忘了自己的實際年齡，忘了對尊者長輩應有的禮貌，而大發起歎老嗟貧的牢騷來了。
他的《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可說是作者這一時期生活和思想感情最高度的藝術概括：“纨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
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
李邕求識面，王翰願為鄰。
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
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隐淪。
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
朝扣富兒門，暮随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主上頃見征，欻然欲求伸。
青冥卻垂翅，蹭蹬無縱鱗。
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
每于百僚上，猥誦佳句新。
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
焉能心怏怏，隻是走踆踆。
今欲東入海，即将西去秦。
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
常拟報一飯，況懷辭大臣。
白鷗沒浩蕩，萬裡誰能馴？”開端突兀兩句，一肚皮牢騷憤激，沖口而出。
以前兩詩還有稱頌韋濟的話，這首則全屬陳情，直抒胸臆。
可見杜甫在京活動日久，希望甚微，事急情迫，不覺言之過激了。
“甫昔”八句自诩才學人品之高。
這是沉淪掙紮時發自肺腑的呼号，教人讀了隻覺良材見棄之冤，毫無自吹自擂之感。
“自謂”四句，楊倫旁批道：“自是腐儒大言，在他人亦不敢說。
”唐人往往敢說大言，李、杜尤其如此。
他們不光敢說，還要為此奮鬥一生，始終不渝。
說杜甫這些人是“腐儒”，他們“腐”就“腐”在不知時勢、對所處的時代缺乏應有的清醒認識，這猶可說也；但是，他們的那種追求理想、争取實現偉大抱負的執着精神和頑強意志卻是不容輕視的，更何況這理想、這抱負中還多少含有活國濟人的進步因素。
“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
朝扣富兒門，暮随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寥寥數筆，便勾勒出詩人當日寄人籬下的狼狽相和苦痛心情。
“十三”，諸本作“三十”。
舊注以為杜甫自開元二十三年歸東都舉進士不第，至天寶六載以應诏入京，恰是十三年，作“十三”為是。
(4)“主上”四句即述天寶六載應诏退下事。
浦起龍說：“此應诏退下後，将歸東都時作也。
先是有《贈韋左丞丈》詩雲：&lsquo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
&rsquo蓋嘗以推獎望之。
是後韋必嘗以公之才誦言于當軸而莫有應者，公遂決計遠行，贈此緻感，且以告别也。
不作悻悻急去語，亦不作脂韋無骨語。
本心之厚，立品之高，俱見。
”诠評後段甚當。
舉進士不第則應制舉，應制舉退下則獻賦，要求一次比一次高，路子一次比一次窄，他并不像世俗士子那樣不惜屢入場屋，非考個進士不可。
可見他恃才負氣，自視極高，生性是很倔強的。
東都西京，相去不遠，交通又很方便，不久他就回洛陽去了，甚至不止一次；不過這一期間，他主要是在長安活動以旅食謀生的。
三 初來長安時的交遊 以應诏退下一事分界，此前此後杜甫簡直判若兩人。
回顧天寶五載他初來長安時，由于剛剛“放浪齊趙間，裘馬頗清狂”，餘興猶存，又面臨天子自诏的制舉，正滿懷希望，意氣風發。
這時他雖也出入于上層社會，跟汝陽王李琎、驸馬鄭潛曜這樣一些大貴族交往，但是，不管别人還是他自己，都把這看作不過是登科有望、前程無量的士子的正常社交活動，因此他毫無一點落選後的那種寄人籬下、困蹇寒酸之感。
《壯遊》“西歸到鹹陽”後有“賞遊實賢王”“曳裾置醴地”的話。
仇注說：“&lsquo賢王&rsquo&lsquo置醴&rsquo，指汝陽王琎也。
” 汝陽王李琎是甯王李憲（原名成器）的長子，而李憲又是睿宗的長子。
當初議立太子，正猶豫不決時，李憲見玄宗讨平韋後、擁立睿宗有功，就堅持将太子的位置讓給了玄宗。
因此玄宗很感激他，對他極其尊崇。
開元二十九年（七四一）甯王卒，又追封他為讓皇帝。
甯王十子多封王或公。
李琎封汝陽郡王，任太仆卿，與賀知章等為詩酒之交。
天寶初，居父喪期滿，加特進。
天寶九載（七五〇）卒。
杜甫的《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就是他初來長安時所作。
這詩前半是贊揚李琎的話：說他又有才又忠誠；說皇帝對他很禮遇，他卻很謙讓謹慎；說他學識淵博，文章華美而富哲理，書法飛動；說他談笑風生，對朋友很随和、很熱情、很講信用。
後半則寫李琎對他的熱情接待和他的知遇之感：“已忝歸曹植，何如對李膺？招要恩屢至，崇重力難勝。
披霧初歡夕，高秋爽氣澄。
樽罍臨極浦，凫雁宿張燈。
花月窮遊宴，炎天避郁蒸。
硯寒金井水，檐動玉壺冰。
瓢飲惟三徑，岩栖在百層。
&hellip&hellip淮王門有客，終不愧孫登。
”曹植喜好文學，他對王粲、徐幹、陳琳、阮瑀、應玚、劉桢等都很友好。
後漢李膺和杜密的名望、人品相當，當時的人稱他們為“李杜”。
“已忝”的意思是說，自己雖然不及建安諸子，所幸已“歸曹植”。
“何如”句的意思是說，愧非杜密，名望、人品怎能“對李”？上句切親王，下句切兩姓。
措辭委婉，骨子裡卻不無李白那種“平交王侯”的氣概。
《世說新語·賞譽門》載衛瓘命子弟去見樂廣，說：“此人人之冰鏡也，若披雲霧睹青天。
”又《北齊書·李渾傳》附李繪傳載，李繪儀容端偉，邢晏說：“若披雲霧，如對珠玉。
”《晉書·王徽之傳》載，王徽之以手版拄頤說：“西山朝來，緻有爽氣耳。
”“披霧”一段叙相見遊賞的事。
大約時值殘暑，所以先設譬喻說：披霧初見，襟懷猶如高秋爽氣的清澄。
加之張筵于林間浦口，汲井貯冰，因而燈罍花月，炎暑頓消。
隻見硯水寒而檐玉（檐馬）響，恍惚進入了清涼世界（此采浦起龍說而稍加修訂，仇兆鳌、楊倫都認為這一段分叙春、夏、秋、冬四時遊賞之事，似不合）。
漢淮南王好方術，養士數千人（見《神仙傳》）。
孫登是魏、晉之交的隐士，居汲郡北山，好讀《易》，撫一弦琴，時遊人間，所過之家或設衣食相待，一無所受（見《晉書·隐逸傳》）。
朱鶴齡說：“（末二句）言汝陽愛士固不下淮南，我則何敢有愧孫登乎？蓋不欲自居于曳裾之客也。
”可見杜甫入長安之初應制舉以前自視甚高，情緒頗佳，絲毫不認為自己是個在豪門貴家幫忙幫閑的清客。
李琎的六弟李瑀初封隴西郡公。
天寶十五載随玄宗避安史之亂入蜀，到漢中，因封漢中王。
後杜甫入蜀，寫了不少詩寄他。
大概杜甫入長安初跟李琎交往時就跟他很熟了。
第一章曾經提到杜甫同唐王朝宗室多少沾點親，他初入長安便與汝陽王李琎一家有交往，可能跟這有關系。
李琎宅第在長安勝業東南角（見《舊唐書·讓皇帝憲傳》），詩中所述遊賞之地即在此。
《鄭驸馬宅宴洞中》當與上詩作于同一時期。
唐玄宗皇甫淑妃的女兒臨晉公主嫁給鄭潛曜。
(5)《長安志》載：“蓮花洞在神禾原，即鄭驸馬之居，（杜詩）所謂&lsquo主家陰洞&rsquo者也。
”鄭潛曜是廣文博士鄭虔的侄兒。
杜甫跟鄭虔很要好，可能因鄭虔的關系很早就與鄭驸馬家有來往，第三章提到天寶初年他所遊洛陽西不遠新安縣的“鄭氏東亭”一說即鄭潛曜的别墅，多少可作印證。
既是老熟人，杜甫一到長安就來“主家陰洞”飲宴消夏，後來鄭驸馬又請杜甫為開元二十三年逝世的嶽母撰寫《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碑文中說：“甫忝鄭莊之賓客，遊窦主之園林。
”杜甫也自認是鄭府座上的常客，恐怕不隻是參與在蓮花洞宴會的一時一事。
(6)這首《鄭驸馬宅宴洞中》不過極力寫蓮花洞的陰涼、酒筵的精美、境界的非凡，意義不大，但有一點很值得注意，那就是杜甫這一時期已經在着手嘗試拗體七律的一種新的表現藝術了。
試将這詩“主家陰洞細煙霧，留客夏簟青琅玕。
春酒杯濃琥珀薄，冰漿碗碧瑪瑙寒。
誤疑茅堂過江麓，已入風磴霾雲端。
自是秦樓壓鄭谷，時聞雜佩聲珊珊”與“晚節漸于詩律細”時所寫的《白帝》“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
高江急峽雷霆鬥，翠木蒼藤日月昏。
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恸哭秋原何處村？”稍作比較，就會看出這兩首詩，若論思想意義，高低懸殊，簡直無法相比；但是，若論聲調上拗救規律的掌握，用詞遣句上的刻意求新，以及風格的蒼秀、意境的冷峭，二者之間确乎存在着不少相似之處。
初盛唐諸家，由于對五七言近體詩格律的掌握不盡爛熟，有時古體入律，有時律體帶古，如李白的《宿五松山下荀媪家》、王維的《敕借岐王九成宮避暑應教》等等，雖出無心，卻是拗體。
但有意突破格律又恪遵格律、探索拗救之法以發展近體詩表現藝術的，卻是從杜甫開始。
此後作拗體詩的代不乏人，間有佳作，而其中作得最多、成績最顯著的又首推北宋詩人黃庭堅。
黃庭堅的七律幾乎全是拗體。
且看他的《題落星寺》其三：“落星開士深結屋，龍閣老翁來賦詩。
小雨藏山客坐久，長江接天帆到遲。
宴寝清香與世隔，畫圖妙絕無人知。
蜂房各自開戶牗，處處煮茶藤一枝。
”這種拗口的語句、這種生新多變的烹煉工夫、這種蒼秀的風格、這種冷峭的意境，難道不是來自老杜而又有所變化自成一家的麼？（當然，這些特點各體詩中都有，不過七律中最突出罷了。
）蘇轼說：“魯直詩文如蝤蛑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飧盡廢，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
”（《書魯直詩後》）居然讓詩文變成了“格韻高絕”“多食則發風動氣”的“蝤蛑江瑤柱”，不管好還是不好，總該由黃庭堅自己負責，不得推給别人。
不過，若要“沿波而讨源”的話，就不難發現這“異味”多少存在于前期杜詩中了。
上述杜甫拗體詩的這些風格、藝術特點上的“異味”，在他晚年許多詩歌中都或多或少地有所表露，例如《秋興八首》就是最明顯的例證。
這組詩平仄合律，音樂性很強，一點兒也不拗口，但依然存在着格調高雅、手法多變、意境精美等藝術風格上的“異味”。
由此可見，杜甫雖到“晚節”才“漸于詩律細”，但早在前期就着手對之進行探索和嘗試了，而且這種探索和嘗試不僅止于“詩律”和表現藝術的創新，更在于詩人獨特的藝術風格（這種獨特的藝術風格借古今常講的“沉郁頓挫”四字差可意會）、獨特的生活美感的發展和形成。
美是客觀存在的，但離開了人類社會勞動和生活的長期發展過程就無所謂美。
而美感，則是生活中美這“光束”投
(1)我現在還是在跟陶淵明那樣的隐士一塊兒喝酒，在尋訪葛洪那樣的方士學煉丹。
布衣白發，風塵仆仆，落拓江湖。
我哪能跟孔子相比，雖也周遊天下，隻是道術空虛，隻落得一事無成。
東漢時有個薊子訓有神異之道，來到京師，受到朝廷公卿們的禮遇（見《後漢書·方術傳》）。
謬承見知，我自愧不如薊子訓。
揚雄閉門草《太玄》，很少有人上門，多為後輩所笑。
我真跟揚雄一樣，早給人笑怕了。
&mdash&mdash《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也說：“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
”可見他落第後經常遭到時人的奚落，深感屈辱。
&mdash&mdash傳說古時候有個叫祝雞翁的洛陽人，住在屍鄉北山下，養雞百多年，雞有千隻，都有名字，一喚就來。
他賣雞和雞子兒得錢千餘萬，可是卻把錢擱在那裡就走了（見《列仙傳》）。
這屍鄉北山下就是我陸渾莊故廬所在。
(2)那兒我還殘存着幾孔窯洞，除了您，又有誰來訪問我這像祝雞翁的不合時宜的人！稍加箋釋，杜甫落第後很長一段時期内落魄縱浪的行徑、潦倒憤激的神情，不就多少可以得其仿佛了麼？ 不久韋濟遷左丞入京，杜甫又有《贈韋左丞丈濟》詩。
(3)這詩前半從左丞之職叙出韋家門第，都是稱頌的話。
後半則自歎窮老不遇，渴望對方大力提拔：“有客雖安命，衰容豈壯夫。
家人憂幾杖，甲子混泥途。
不謂矜餘力，還來谒大巫。
歲寒仍顧遇，日暮且踟蹰。
老骥思千裡，饑鷹待一呼。
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
”《禮記·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幾杖。
”杜甫這年才三十七歲，竟說自己已經衰老：“衰容豈壯夫”，而家裡的人也正在急着為他養老做準備：“家人憂幾杖”，這樣的話、這樣的心情在這以前的詩中是從未有過的。
杜甫對典故很熟習，又有很高的駕馭文字的能力，而且明知這是在對有地位的長輩說話，那麼這不可能是用詞不當的語言上的疏忽，或者隻是倚老賣老的随便說說，而是他心靈上的真實感覺，他感到自己确乎是衰老了，轉眼之間，壯年已成過去。
由此可見，這次應诏就選失敗，對他精神上的打擊是極其沉重的。
他從南到北，四處漫遊，“快意八九年，西歸到鹹陽”（《壯遊》），滿以為一舉成名，青雲直上，猛不防當頭遭此一棒，給打得暈頭轉向，許久也緩不過來。
從此，他那“快意”的“壯遊”永遠結束了，把美好的回憶深藏心底，留給晚年聊慰寂寥；眼下卻須強打精神，硬着頭皮，忍受冷嘲熱諷，面對慘淡的人生，奔走于長安富家權貴之門，為将來的出路，為當前的生計而乞求幫助。
這無怪乎他不覺忘了自己的實際年齡，忘了對尊者長輩應有的禮貌，而大發起歎老嗟貧的牢騷來了。
他的《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可說是作者這一時期生活和思想感情最高度的藝術概括：“纨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
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
李邕求識面，王翰願為鄰。
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
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隐淪。
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
朝扣富兒門，暮随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主上頃見征，欻然欲求伸。
青冥卻垂翅，蹭蹬無縱鱗。
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
每于百僚上，猥誦佳句新。
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
焉能心怏怏，隻是走踆踆。
今欲東入海，即将西去秦。
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
常拟報一飯，況懷辭大臣。
白鷗沒浩蕩，萬裡誰能馴？”開端突兀兩句，一肚皮牢騷憤激，沖口而出。
以前兩詩還有稱頌韋濟的話，這首則全屬陳情，直抒胸臆。
可見杜甫在京活動日久，希望甚微，事急情迫，不覺言之過激了。
“甫昔”八句自诩才學人品之高。
這是沉淪掙紮時發自肺腑的呼号，教人讀了隻覺良材見棄之冤，毫無自吹自擂之感。
“自謂”四句，楊倫旁批道：“自是腐儒大言，在他人亦不敢說。
”唐人往往敢說大言，李、杜尤其如此。
他們不光敢說，還要為此奮鬥一生，始終不渝。
說杜甫這些人是“腐儒”，他們“腐”就“腐”在不知時勢、對所處的時代缺乏應有的清醒認識，這猶可說也；但是，他們的那種追求理想、争取實現偉大抱負的執着精神和頑強意志卻是不容輕視的，更何況這理想、這抱負中還多少含有活國濟人的進步因素。
“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
朝扣富兒門，暮随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寥寥數筆，便勾勒出詩人當日寄人籬下的狼狽相和苦痛心情。
“十三”，諸本作“三十”。
舊注以為杜甫自開元二十三年歸東都舉進士不第，至天寶六載以應诏入京，恰是十三年，作“十三”為是。
(4)“主上”四句即述天寶六載應诏退下事。
浦起龍說：“此應诏退下後，将歸東都時作也。
先是有《贈韋左丞丈》詩雲：&lsquo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
&rsquo蓋嘗以推獎望之。
是後韋必嘗以公之才誦言于當軸而莫有應者，公遂決計遠行，贈此緻感，且以告别也。
不作悻悻急去語，亦不作脂韋無骨語。
本心之厚，立品之高，俱見。
”诠評後段甚當。
舉進士不第則應制舉，應制舉退下則獻賦，要求一次比一次高，路子一次比一次窄，他并不像世俗士子那樣不惜屢入場屋，非考個進士不可。
可見他恃才負氣，自視極高，生性是很倔強的。
東都西京，相去不遠，交通又很方便，不久他就回洛陽去了，甚至不止一次；不過這一期間，他主要是在長安活動以旅食謀生的。
三 初來長安時的交遊 以應诏退下一事分界，此前此後杜甫簡直判若兩人。
回顧天寶五載他初來長安時，由于剛剛“放浪齊趙間，裘馬頗清狂”，餘興猶存，又面臨天子自诏的制舉，正滿懷希望，意氣風發。
這時他雖也出入于上層社會，跟汝陽王李琎、驸馬鄭潛曜這樣一些大貴族交往，但是，不管别人還是他自己，都把這看作不過是登科有望、前程無量的士子的正常社交活動，因此他毫無一點落選後的那種寄人籬下、困蹇寒酸之感。
《壯遊》“西歸到鹹陽”後有“賞遊實賢王”“曳裾置醴地”的話。
仇注說：“&lsquo賢王&rsquo&lsquo置醴&rsquo，指汝陽王琎也。
” 汝陽王李琎是甯王李憲（原名成器）的長子，而李憲又是睿宗的長子。
當初議立太子，正猶豫不決時，李憲見玄宗讨平韋後、擁立睿宗有功，就堅持将太子的位置讓給了玄宗。
因此玄宗很感激他，對他極其尊崇。
開元二十九年（七四一）甯王卒，又追封他為讓皇帝。
甯王十子多封王或公。
李琎封汝陽郡王，任太仆卿，與賀知章等為詩酒之交。
天寶初，居父喪期滿，加特進。
天寶九載（七五〇）卒。
杜甫的《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就是他初來長安時所作。
這詩前半是贊揚李琎的話：說他又有才又忠誠；說皇帝對他很禮遇，他卻很謙讓謹慎；說他學識淵博，文章華美而富哲理，書法飛動；說他談笑風生，對朋友很随和、很熱情、很講信用。
後半則寫李琎對他的熱情接待和他的知遇之感：“已忝歸曹植，何如對李膺？招要恩屢至，崇重力難勝。
披霧初歡夕，高秋爽氣澄。
樽罍臨極浦，凫雁宿張燈。
花月窮遊宴，炎天避郁蒸。
硯寒金井水，檐動玉壺冰。
瓢飲惟三徑，岩栖在百層。
&hellip&hellip淮王門有客，終不愧孫登。
”曹植喜好文學，他對王粲、徐幹、陳琳、阮瑀、應玚、劉桢等都很友好。
後漢李膺和杜密的名望、人品相當，當時的人稱他們為“李杜”。
“已忝”的意思是說，自己雖然不及建安諸子，所幸已“歸曹植”。
“何如”句的意思是說，愧非杜密，名望、人品怎能“對李”？上句切親王，下句切兩姓。
措辭委婉，骨子裡卻不無李白那種“平交王侯”的氣概。
《世說新語·賞譽門》載衛瓘命子弟去見樂廣，說：“此人人之冰鏡也，若披雲霧睹青天。
”又《北齊書·李渾傳》附李繪傳載，李繪儀容端偉，邢晏說：“若披雲霧，如對珠玉。
”《晉書·王徽之傳》載，王徽之以手版拄頤說：“西山朝來，緻有爽氣耳。
”“披霧”一段叙相見遊賞的事。
大約時值殘暑，所以先設譬喻說：披霧初見，襟懷猶如高秋爽氣的清澄。
加之張筵于林間浦口，汲井貯冰，因而燈罍花月，炎暑頓消。
隻見硯水寒而檐玉（檐馬）響，恍惚進入了清涼世界（此采浦起龍說而稍加修訂，仇兆鳌、楊倫都認為這一段分叙春、夏、秋、冬四時遊賞之事，似不合）。
漢淮南王好方術，養士數千人（見《神仙傳》）。
孫登是魏、晉之交的隐士，居汲郡北山，好讀《易》，撫一弦琴，時遊人間，所過之家或設衣食相待，一無所受（見《晉書·隐逸傳》）。
朱鶴齡說：“（末二句）言汝陽愛士固不下淮南，我則何敢有愧孫登乎？蓋不欲自居于曳裾之客也。
”可見杜甫入長安之初應制舉以前自視甚高，情緒頗佳，絲毫不認為自己是個在豪門貴家幫忙幫閑的清客。
李琎的六弟李瑀初封隴西郡公。
天寶十五載随玄宗避安史之亂入蜀，到漢中，因封漢中王。
後杜甫入蜀，寫了不少詩寄他。
大概杜甫入長安初跟李琎交往時就跟他很熟了。
第一章曾經提到杜甫同唐王朝宗室多少沾點親，他初入長安便與汝陽王李琎一家有交往，可能跟這有關系。
李琎宅第在長安勝業東南角（見《舊唐書·讓皇帝憲傳》），詩中所述遊賞之地即在此。
《鄭驸馬宅宴洞中》當與上詩作于同一時期。
唐玄宗皇甫淑妃的女兒臨晉公主嫁給鄭潛曜。
(5)《長安志》載：“蓮花洞在神禾原，即鄭驸馬之居，（杜詩）所謂&lsquo主家陰洞&rsquo者也。
”鄭潛曜是廣文博士鄭虔的侄兒。
杜甫跟鄭虔很要好，可能因鄭虔的關系很早就與鄭驸馬家有來往，第三章提到天寶初年他所遊洛陽西不遠新安縣的“鄭氏東亭”一說即鄭潛曜的别墅，多少可作印證。
既是老熟人，杜甫一到長安就來“主家陰洞”飲宴消夏，後來鄭驸馬又請杜甫為開元二十三年逝世的嶽母撰寫《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碑文中說：“甫忝鄭莊之賓客，遊窦主之園林。
”杜甫也自認是鄭府座上的常客，恐怕不隻是參與在蓮花洞宴會的一時一事。
(6)這首《鄭驸馬宅宴洞中》不過極力寫蓮花洞的陰涼、酒筵的精美、境界的非凡，意義不大，但有一點很值得注意，那就是杜甫這一時期已經在着手嘗試拗體七律的一種新的表現藝術了。
試将這詩“主家陰洞細煙霧，留客夏簟青琅玕。
春酒杯濃琥珀薄，冰漿碗碧瑪瑙寒。
誤疑茅堂過江麓，已入風磴霾雲端。
自是秦樓壓鄭谷，時聞雜佩聲珊珊”與“晚節漸于詩律細”時所寫的《白帝》“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
高江急峽雷霆鬥，翠木蒼藤日月昏。
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恸哭秋原何處村？”稍作比較，就會看出這兩首詩，若論思想意義，高低懸殊，簡直無法相比；但是，若論聲調上拗救規律的掌握，用詞遣句上的刻意求新，以及風格的蒼秀、意境的冷峭，二者之間确乎存在着不少相似之處。
初盛唐諸家，由于對五七言近體詩格律的掌握不盡爛熟，有時古體入律，有時律體帶古，如李白的《宿五松山下荀媪家》、王維的《敕借岐王九成宮避暑應教》等等，雖出無心，卻是拗體。
但有意突破格律又恪遵格律、探索拗救之法以發展近體詩表現藝術的，卻是從杜甫開始。
此後作拗體詩的代不乏人，間有佳作，而其中作得最多、成績最顯著的又首推北宋詩人黃庭堅。
黃庭堅的七律幾乎全是拗體。
且看他的《題落星寺》其三：“落星開士深結屋，龍閣老翁來賦詩。
小雨藏山客坐久，長江接天帆到遲。
宴寝清香與世隔，畫圖妙絕無人知。
蜂房各自開戶牗，處處煮茶藤一枝。
”這種拗口的語句、這種生新多變的烹煉工夫、這種蒼秀的風格、這種冷峭的意境，難道不是來自老杜而又有所變化自成一家的麼？（當然，這些特點各體詩中都有，不過七律中最突出罷了。
）蘇轼說：“魯直詩文如蝤蛑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飧盡廢，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
”（《書魯直詩後》）居然讓詩文變成了“格韻高絕”“多食則發風動氣”的“蝤蛑江瑤柱”，不管好還是不好，總該由黃庭堅自己負責，不得推給别人。
不過，若要“沿波而讨源”的話，就不難發現這“異味”多少存在于前期杜詩中了。
上述杜甫拗體詩的這些風格、藝術特點上的“異味”，在他晚年許多詩歌中都或多或少地有所表露，例如《秋興八首》就是最明顯的例證。
這組詩平仄合律，音樂性很強，一點兒也不拗口，但依然存在着格調高雅、手法多變、意境精美等藝術風格上的“異味”。
由此可見，杜甫雖到“晚節”才“漸于詩律細”，但早在前期就着手對之進行探索和嘗試了，而且這種探索和嘗試不僅止于“詩律”和表現藝術的創新，更在于詩人獨特的藝術風格（這種獨特的藝術風格借古今常講的“沉郁頓挫”四字差可意會）、獨特的生活美感的發展和形成。
美是客觀存在的，但離開了人類社會勞動和生活的長期發展過程就無所謂美。
而美感，則是生活中美這“光束”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