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未墜素業”的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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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幾聯皆須對仗，隻要調調平仄，一律改押平韻，就是五排了。
李峤、崔融、沈佺期、宋之問等都寫過不少很典型的五排，最長的則推杜審言的《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撫河東》四十韻。
杜甫在《八哀詩·李公邕》中提到了這首長律：“例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
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
鐘律俨高懸，鲲鲸噴迢遰。
”李邕是盛唐文壇上的大名人。
杜甫青年時就得到他的賞識（“李邕求識面”）。
他曾經跟杜甫談論過崔融、蘇味道、楊炯、張說等前輩文人的創作成就，就中最推崇杜審言的詩，尤其那首四十韻的長律。
這是杜甫事後追述李邕講到他祖父的那段話。
“玉山桂”出《晉書·郤诜傳》郤诜答晉武帝語：“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
”用在這裡，意思是說這首長律可算得是天下第一名篇。
對于這樣一個極高的評價，杜甫當然是深感榮幸、永志不忘的。
楊倫說：“于表揚先世處尤緻低徊，見仁人孝子之用心。
”（《杜詩鏡铨》）杜甫在這裡又一次流露出強烈的封建家族感情。
顯然受了祖父的影響，杜甫也很看重五排的寫作。
他寫的五排既多且長，現存最長的是《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真說得上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了。
運用大量典故，嚴格遵守格律要求，還要一韻到底，而且内容龐雜，忽自叙，忽叙人，忽寫景，忽言情，忽紀事，忽議論，忽眼下，忽過往，居然寫得這樣波瀾層疊、流轉自如，沒有相當的創作經驗和學識，是很難下手的。
這首詩有思想，有感情，不可簡單地斥之為“文字遊戲”，将它一筆抹殺。
可是這樣的詩，框框多，局限大，很不利于真情實感的自然流露，即使挖空心思，挦扯掌故，寫得再好，藝術效果也較差。
(5)杜甫是語言藝術大師，應該深谙此中甘苦。
那麼，他為什麼偏要舍易求難、自讨苦吃，偏要變本加厲，将開始于他祖父的四十韻長律擴大為一百韻呢？ 我看，除了個人愛好（既有這一體，無妨做些嘗試和探讨），還有來自時尚的原因。
中唐掀起過古文運動，出現了不少著名的散文作家和作品，在某些時期、某些方面，散文取得了可喜的進展，但總的看來，終唐之世，凡官府文書，從朝廷“大手筆”、君臣诏奏，直至州縣書判，所用文體始終未離骈俪（到中晚唐令狐楚、李商隐手裡又進一步發展成骈俪化程度更高的四六文）。
骈體應用文，既要用典，又要切合時事實際，寫起來無疑比一般文學骈文更難。
這就無形中成了一種專業技能，那些少數精于此道的人，由于“物以稀為貴”，自會名重一時了。
這種時尚，也可說是起于特定的社會需要，反映到科舉上，就要求那些想考上進士的人，應具備“藻思清華，詞鋒秀逸”“遊情文藻，下筆成章”的才學。
杜審言是“文章四友”之一，又是進士出身。
他曾經口出大言，自誇他起草的“判”能令蘇味道“羞死”，足見他是寫骈體應用文的老手。
此外，唐初以來，詩壇重辭藻、事對，像《北堂書鈔》和《藝文類聚》這樣一些類書便應運而生，詩便成了“類書家”的詩，也便是“類書式”的詩（詳見聞一多《唐詩雜論·類書與詩》）。
“四傑”和陳子昂，甚至杜審言、沈佺期、宋之問他們，各自從不同角度，都對轉變這股形式主義詩風做過大小不同的努力，也收到了一定成效，但宮廷應制、官府應酬，寫的仍是“類書式”的詩。
從現存作品看，杜審言也是寫這種詩的好手。
杜審言既是寫骈體應用文的老手，又是寫“類書式”的詩的好手，加上他秉性狂妄，好恃才逞能，這就難怪他愛寫長律，甚至有的竟長達四十韻了。
其後，規定進士科在試策之外加試詩賦各一篇，賦韻四平四仄，詩五言六韻十二句，無論詩賦都是命題作文，都須調平仄講對仗。
骈賦、排律既然成了法定的考試科目，就更為士林所重了。
&mdash&mdash究竟進士科加試詩賦始于何時？據《舊唐書·楊绾傳》記載是始于天寶十三年。
其實中宗複位之初已開其端，這時不過更進一步制度化罷了。
(6)&mdash&mdash為了考進士，掌握詩賦這一“敲門磚”，當時的士子都曾狠狠地下過一番工夫。
譬如孟浩然，他長期隐居襄陽，“屬意在章句”，努力為應試入仕做準備，等到自以為“詞賦頗亦工”了，才于四十歲那年入長安考進士（花了偌大的氣力，可惜落第了）。
應試的詩賦看重辭藻、事對，要想提高這方面的水平，根據唐初以來形成的風氣，就要精通《文選》。
《文選》為習舉業的士子提供了豐富的辭藻、典故，也提供了極佳的範文。
由于時人的崇尚，學術上也相應出現了曹憲、李善等開創的所謂“選學”，足見它影響之大。
李白後來采取交遊幹谒、隐逸求仙的方式，得到皇帝的征聘，想從此步入仕途。
但先前似乎也曾有過應進士試的打算。
《酉陽雜俎》載：“李白前後三拟《文選》，不如意辄焚之，惟留《恨》《别》賦。
今《别賦》已亡，惟存《恨賦》矣。
”這傳說是否可信姑且勿論，拟《恨賦》總是不假的。
江淹的《恨賦》是标準的骈賦，無論就體制、作法或“辭藻宏麗”的文風而言，都最接近進士科所試的律賦。
要不是為了應舉，誰肯這麼亦步亦趨地去苦苦摹拟它呢？光泛泛地解釋這隻是李白一般的刻苦學習創作的表現，不是很能令人信服的。
前面已經提到杜甫很推崇他祖父杜審言的詩，尤其是他的排律，而且自己也很會寫排律。
結合當時的風氣和進士科對詩賦的要求看，這也不僅出于一般的對文學創作的愛好，而主要是有着為考進士作準備的世俗打算。
杜甫從小讀書寫作，自恃得家學真傳，舉業娴熟，便于漫遊吳越之後，二十四歲那年第一次信心十足地去應試，哪知卻失敗了：“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
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
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
”（《壯遊》）屈、賈、曹、劉，全不在話下，好大的口氣！這話與杜審言自誇“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的大言相比，也毫不遜色。
“法自儒家有”，杜甫得到了乃祖的文“法”、詩“法”，也得到他的狂妄了。
當時他少年氣盛，并不以下第為意。
十二年後，他再次應诏赴長安就選，與元結等人皆因李林甫怕士子幹預朝政而未被錄取。
這不是尋常的落第，這是政治迫害，加上年紀大些，他後來談到這事感到很憤恨、很痛心：“破膽遭前政，陰謀獨秉鈞。
微生沾忌刻，萬事益酸辛！”（《奉贈鮮于京兆》）到四十歲時，眼看功名無望，隻得走投匦獻賦這最後一條門路，進《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賢院：“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烜赫。
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
”（《莫相疑行》）在他看來，雖未因此而博得名位，倒也十分的風光，總算沒白學詩賦一場。
《三大禮賦》現存，都是律賦，其中的一些骈辭俪句，如“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7)、“桐花未吐，孫枝之鸾鳳相鮮；雲氣何多，宮井之蛟龍亂上”、“甲胄乘陵，轉迅雷于荊門巫峽；玉帛清迥，霁夕雨于潇湘洞庭”(8)等，除了句式的不同，豈不是很好的詩句麼？由此可見律賦和律詩在基本功的訓練上是相同的。
杜甫繼承家學，為應試練就了高超的詩賦寫作能力，而終莫能售，失望之餘，隻有将“奉儒守官”、維持“未墜素業”的希望寄托于他所偏愛的二兒子宗武了。
他給宗武的教訓中最重要的有這麼三句話：“應須飽經術”（《又示宗武》）、“詩是吾家事”、“熟精《文選》理”（《宗武生日》）。
第一句除指一般意義的“奉儒”，讀者可别忘了考進士是要填帖經的啊！第二句主要為杜審言的詩文成就自豪，也有自負意，希望小子能繼承他家這一傳統專業。
第三句，是說要想寫好詩賦，唯一訣竅是精通《文選》。
這是他的經驗之談，也是時人風尚。
這三句話，如果僅僅理解為隻不過在勉勵兒子熟讀經書，搞好創作，做個通儒和詩人，恐怕不完全符合像杜甫這樣的父親的心意。
這是在苦口婆心地教導兒子要按照乃祖乃父的路數，從小為應試練好過硬的本領。
代宗時禮部侍郎楊绾，曾上疏議論高宗朝劉思立奏請進士加雜文、明經填帖之後，“從此積弊，浸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
遞相黨與，用緻虛聲。
六經則未嘗開卷（案《資治通鑒》卷二二二引文有&lsquo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幸&rsquo語），三史則皆同挂壁”，“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舊唐書·楊绾傳》）。
杜甫“緻君堯舜上”的政治理想中盡管存在着一些封建性的糟粕，他倒是個很有真才實學的老實人。
他看重科舉，隻是死心眼地認定這才是入仕的唯一正途。
他要求子弟讀經習文，也并非“用緻虛聲”“以求僥幸”。
這和楊绾所批評的不良傾向是很不相同的。
不過他畢竟未能免俗。
他對兒子誇耀“詩是吾家事”，要他練好本領考進士，這還不是同世俗的“家之長老”一樣，在“以此垂訓”麼？ 杜甫将杜審言所開創的“吾家事”接過來傳下去，當然不都是出于習舉業的世俗考慮。
因前人對此注意不夠，故詳言之。
如果以為杜甫看待其祖，其祖影響杜甫僅限于此，那未免委屈古人，也不是我的本意。
杜甫不用說了。
杜審言雖然擅長時俗詩文
李峤、崔融、沈佺期、宋之問等都寫過不少很典型的五排，最長的則推杜審言的《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撫河東》四十韻。
杜甫在《八哀詩·李公邕》中提到了這首長律：“例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
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
鐘律俨高懸，鲲鲸噴迢遰。
”李邕是盛唐文壇上的大名人。
杜甫青年時就得到他的賞識（“李邕求識面”）。
他曾經跟杜甫談論過崔融、蘇味道、楊炯、張說等前輩文人的創作成就，就中最推崇杜審言的詩，尤其那首四十韻的長律。
這是杜甫事後追述李邕講到他祖父的那段話。
“玉山桂”出《晉書·郤诜傳》郤诜答晉武帝語：“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
”用在這裡，意思是說這首長律可算得是天下第一名篇。
對于這樣一個極高的評價，杜甫當然是深感榮幸、永志不忘的。
楊倫說：“于表揚先世處尤緻低徊，見仁人孝子之用心。
”（《杜詩鏡铨》）杜甫在這裡又一次流露出強烈的封建家族感情。
顯然受了祖父的影響，杜甫也很看重五排的寫作。
他寫的五排既多且長，現存最長的是《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真說得上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了。
運用大量典故，嚴格遵守格律要求，還要一韻到底，而且内容龐雜，忽自叙，忽叙人，忽寫景，忽言情，忽紀事，忽議論，忽眼下，忽過往，居然寫得這樣波瀾層疊、流轉自如，沒有相當的創作經驗和學識，是很難下手的。
這首詩有思想，有感情，不可簡單地斥之為“文字遊戲”，将它一筆抹殺。
可是這樣的詩，框框多，局限大，很不利于真情實感的自然流露，即使挖空心思，挦扯掌故，寫得再好，藝術效果也較差。
(5)杜甫是語言藝術大師，應該深谙此中甘苦。
那麼，他為什麼偏要舍易求難、自讨苦吃，偏要變本加厲，将開始于他祖父的四十韻長律擴大為一百韻呢？ 我看，除了個人愛好（既有這一體，無妨做些嘗試和探讨），還有來自時尚的原因。
中唐掀起過古文運動，出現了不少著名的散文作家和作品，在某些時期、某些方面，散文取得了可喜的進展，但總的看來，終唐之世，凡官府文書，從朝廷“大手筆”、君臣诏奏，直至州縣書判，所用文體始終未離骈俪（到中晚唐令狐楚、李商隐手裡又進一步發展成骈俪化程度更高的四六文）。
骈體應用文，既要用典，又要切合時事實際，寫起來無疑比一般文學骈文更難。
這就無形中成了一種專業技能，那些少數精于此道的人，由于“物以稀為貴”，自會名重一時了。
這種時尚，也可說是起于特定的社會需要，反映到科舉上，就要求那些想考上進士的人，應具備“藻思清華，詞鋒秀逸”“遊情文藻，下筆成章”的才學。
杜審言是“文章四友”之一，又是進士出身。
他曾經口出大言，自誇他起草的“判”能令蘇味道“羞死”，足見他是寫骈體應用文的老手。
此外，唐初以來，詩壇重辭藻、事對，像《北堂書鈔》和《藝文類聚》這樣一些類書便應運而生，詩便成了“類書家”的詩，也便是“類書式”的詩（詳見聞一多《唐詩雜論·類書與詩》）。
“四傑”和陳子昂，甚至杜審言、沈佺期、宋之問他們，各自從不同角度，都對轉變這股形式主義詩風做過大小不同的努力，也收到了一定成效，但宮廷應制、官府應酬，寫的仍是“類書式”的詩。
從現存作品看，杜審言也是寫這種詩的好手。
杜審言既是寫骈體應用文的老手，又是寫“類書式”的詩的好手，加上他秉性狂妄，好恃才逞能，這就難怪他愛寫長律，甚至有的竟長達四十韻了。
其後，規定進士科在試策之外加試詩賦各一篇，賦韻四平四仄，詩五言六韻十二句，無論詩賦都是命題作文，都須調平仄講對仗。
骈賦、排律既然成了法定的考試科目，就更為士林所重了。
&mdash&mdash究竟進士科加試詩賦始于何時？據《舊唐書·楊绾傳》記載是始于天寶十三年。
其實中宗複位之初已開其端，這時不過更進一步制度化罷了。
(6)&mdash&mdash為了考進士，掌握詩賦這一“敲門磚”，當時的士子都曾狠狠地下過一番工夫。
譬如孟浩然，他長期隐居襄陽，“屬意在章句”，努力為應試入仕做準備，等到自以為“詞賦頗亦工”了，才于四十歲那年入長安考進士（花了偌大的氣力，可惜落第了）。
應試的詩賦看重辭藻、事對，要想提高這方面的水平，根據唐初以來形成的風氣，就要精通《文選》。
《文選》為習舉業的士子提供了豐富的辭藻、典故，也提供了極佳的範文。
由于時人的崇尚，學術上也相應出現了曹憲、李善等開創的所謂“選學”，足見它影響之大。
李白後來采取交遊幹谒、隐逸求仙的方式，得到皇帝的征聘，想從此步入仕途。
但先前似乎也曾有過應進士試的打算。
《酉陽雜俎》載：“李白前後三拟《文選》，不如意辄焚之，惟留《恨》《别》賦。
今《别賦》已亡，惟存《恨賦》矣。
”這傳說是否可信姑且勿論，拟《恨賦》總是不假的。
江淹的《恨賦》是标準的骈賦，無論就體制、作法或“辭藻宏麗”的文風而言，都最接近進士科所試的律賦。
要不是為了應舉，誰肯這麼亦步亦趨地去苦苦摹拟它呢？光泛泛地解釋這隻是李白一般的刻苦學習創作的表現，不是很能令人信服的。
前面已經提到杜甫很推崇他祖父杜審言的詩，尤其是他的排律，而且自己也很會寫排律。
結合當時的風氣和進士科對詩賦的要求看，這也不僅出于一般的對文學創作的愛好，而主要是有着為考進士作準備的世俗打算。
杜甫從小讀書寫作，自恃得家學真傳，舉業娴熟，便于漫遊吳越之後，二十四歲那年第一次信心十足地去應試，哪知卻失敗了：“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
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
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
”（《壯遊》）屈、賈、曹、劉，全不在話下，好大的口氣！這話與杜審言自誇“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的大言相比，也毫不遜色。
“法自儒家有”，杜甫得到了乃祖的文“法”、詩“法”，也得到他的狂妄了。
當時他少年氣盛，并不以下第為意。
十二年後，他再次應诏赴長安就選，與元結等人皆因李林甫怕士子幹預朝政而未被錄取。
這不是尋常的落第，這是政治迫害，加上年紀大些，他後來談到這事感到很憤恨、很痛心：“破膽遭前政，陰謀獨秉鈞。
微生沾忌刻，萬事益酸辛！”（《奉贈鮮于京兆》）到四十歲時，眼看功名無望，隻得走投匦獻賦這最後一條門路，進《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賢院：“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烜赫。
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
”（《莫相疑行》）在他看來，雖未因此而博得名位，倒也十分的風光，總算沒白學詩賦一場。
《三大禮賦》現存，都是律賦，其中的一些骈辭俪句，如“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7)、“桐花未吐，孫枝之鸾鳳相鮮；雲氣何多，宮井之蛟龍亂上”、“甲胄乘陵，轉迅雷于荊門巫峽；玉帛清迥，霁夕雨于潇湘洞庭”(8)等，除了句式的不同，豈不是很好的詩句麼？由此可見律賦和律詩在基本功的訓練上是相同的。
杜甫繼承家學，為應試練就了高超的詩賦寫作能力，而終莫能售，失望之餘，隻有将“奉儒守官”、維持“未墜素業”的希望寄托于他所偏愛的二兒子宗武了。
他給宗武的教訓中最重要的有這麼三句話：“應須飽經術”（《又示宗武》）、“詩是吾家事”、“熟精《文選》理”（《宗武生日》）。
第一句除指一般意義的“奉儒”，讀者可别忘了考進士是要填帖經的啊！第二句主要為杜審言的詩文成就自豪，也有自負意，希望小子能繼承他家這一傳統專業。
第三句，是說要想寫好詩賦，唯一訣竅是精通《文選》。
這是他的經驗之談，也是時人風尚。
這三句話，如果僅僅理解為隻不過在勉勵兒子熟讀經書，搞好創作，做個通儒和詩人，恐怕不完全符合像杜甫這樣的父親的心意。
這是在苦口婆心地教導兒子要按照乃祖乃父的路數，從小為應試練好過硬的本領。
代宗時禮部侍郎楊绾，曾上疏議論高宗朝劉思立奏請進士加雜文、明經填帖之後，“從此積弊，浸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
遞相黨與，用緻虛聲。
六經則未嘗開卷（案《資治通鑒》卷二二二引文有&lsquo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幸&rsquo語），三史則皆同挂壁”，“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舊唐書·楊绾傳》）。
杜甫“緻君堯舜上”的政治理想中盡管存在着一些封建性的糟粕，他倒是個很有真才實學的老實人。
他看重科舉，隻是死心眼地認定這才是入仕的唯一正途。
他要求子弟讀經習文，也并非“用緻虛聲”“以求僥幸”。
這和楊绾所批評的不良傾向是很不相同的。
不過他畢竟未能免俗。
他對兒子誇耀“詩是吾家事”，要他練好本領考進士，這還不是同世俗的“家之長老”一樣，在“以此垂訓”麼？ 杜甫将杜審言所開創的“吾家事”接過來傳下去，當然不都是出于習舉業的世俗考慮。
因前人對此注意不夠，故詳言之。
如果以為杜甫看待其祖，其祖影響杜甫僅限于此，那未免委屈古人，也不是我的本意。
杜甫不用說了。
杜審言雖然擅長時俗詩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