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未墜素業”的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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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并舉，而卒章之意則偏重于德。
跟曆代像陶侃這樣一些特出的祖先相比，他自愧不如：“嗟餘寡陋，瞻望弗及”，隻有将希望寄托于兒輩：“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勉勵他們學習孔子後人孔伋的榜樣，繼承先人德業，有所成就。
孔伋字子思，陶淵明特意給他的大兒子陶俨取了個字叫求思。
在這篇詩中，他還打了個很幽默的比喻，說從前有個癞子，半夜裡聽說生了個兒子，就急忙取火去看，生怕他像自己是個癞子（見《莊子·天地篇》）。
後來陶淵明見兒子們都不争氣，感到很痛心，隻好認命，借酒澆愁：“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
阿舒（俨的小名）已二八，懶惰故無匹。
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
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
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
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責子》）杜甫當日讀到這首詩，頗有感觸，寫道：“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
&hellip&hellip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遣興五首》其三）杜甫在寫作這首詩之前、之後講到他兒子宗文、宗武（尤其宗武）的詩句不少，如：“别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hellip&hellip憶渠愁隻睡，炙背俯晴軒”（《憶幼子》）、“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
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遣興》）、“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
&hellip&hellip熟精《文選》理，休覓彩衣輕”（《宗武生日》）、“失學從愚子”（《不離西閣二首》其一）、“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
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
曾參與遊夏，達者得升堂”（《又示宗武》），等等。
若論為兒子“挂懷抱”，杜甫絲毫不亞于陶淵明，難道他自己心裡還不明白？他議論陶淵明的那些話，與其說是譏刺别人的微詞，毋甯理解為“寄之淵明以解嘲”（黃庭堅語），慨歎做父母的對兒女往往癡心，甚至像陶淵明這樣的“避俗翁”也不能免俗。
其實，陶淵明對自己的要求又何嘗能免俗？除了“進德修業”，他也渴望立功。
不然，他就無須一再在詩中提到他的“猛志”“宏志”，太息“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太息“猛志逸四海，骞翮思遠翥。
荏苒歲月頹，此心稍已去”（均見《雜詩十二首》）了。
陶淵明自愧趕不上他那些建功立業的祖先：“嗟餘寡陋，瞻望弗及”，這就表明他确曾有過想趕的念頭或志向。
他的“猛志”“宏志”的形成，顯然也同樣受到了封建家族的影響。
陶淵明和杜甫，情況有異，成就各别。
将他們放在一起加以比較，隻是想說明這樣一點意思：封建時代那些出身于沒落世家的“飄零子弟”，由于家庭教育、家族觀念等原因，為了“重振家聲”，為了自己的出路，往往會轉向他們著名的祖先乞求精神上的支持力量，若明若暗地形成自己的大理想、大抱負；這些理想和抱負，即使在當時多少含有一些進步因素，但大多是抽象的、朦胧不清的，而且最終也離不開建功立業、光宗耀祖的世俗考慮；不過這些大理想、大抱負也有促使人們開闊眼界，注意重大社會和政治問題的作用，随着他們的日益深入現實，經曆了種種磨煉，對那些有識之士來說，有可能在他們理想幻滅、抱負落空之後，得到并非他們夢寐以求的别種成就。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杜甫和陶淵明在人生道路上的得失就是明證。
二 祖父的文學 如果說遠祖杜預激發了杜甫的功名事業心，那麼祖父杜審言可說是他走上詩壇的先導。
杜審言，字必簡，唐高宗鹹亨元年（六七〇）進士，做過縣尉、縣丞等小官。
後武後召見，将任用他，問：“卿喜否？”審言蹈舞緻謝。
武後教他賦《歡喜詩》，歎重其文，授著作佐郎，遷膳部員外郎。
中宗神龍元年（七〇五）張柬之等誅殺武後寵幸的張易之、張昌宗兄弟，随後中宗即位，赦天下，惟二張黨羽不原。
杜審言因與張易之有交往，流峰州。
不久召授國子監主簿、修文館直學士。
死後追贈著作郎。
杜審言少年時與李峤、崔融、蘇味道同被時人稱為“文章四友”。
武後很看重李峤的文才，朝廷每有重要寫作任務，多交給他去完成。
崔融為文典麗，當時很少有人能同他相比，朝廷許多文章，如《則天哀冊文》等，多出自他的手筆。
蘇味道也很會寫文章，曾替人起草謝表，援筆而成，辭理精密，盛傳于代。
杜審言的文章沒有流傳下來，既然和李、崔、蘇三人并稱，想也有一定水平。
但要指出的是，從現存李峤為禦史台巡按天下一事所上的疏、崔融論關市稅收疏等文章看，他們寫的多是帶骈俪句式的應用文。
這種文章寫作起來雖然不易，卻無多少文學意味。
宋代洪邁《容齋随筆》載，唐判語必骈俪，自朝廷至縣邑莫不皆然，非讀書善文不可，宰臣每啟拟一事，亦必偶語數十語。
當時習尚如此。
杜審言的詩現存四十餘首，多律詩，五律較有佳作。
他和宋之問、沈佺期都通過自己的創作實踐，對五律的形成做出過貢獻。
杜審言自恃才高，出言往往很狂妄。
蘇味道做天官侍郎，杜審言為他拟判，出來後對别人說：“味道必死！”聽到這話的人大吃一驚，問為什麼，他說：“彼見吾判，且羞死。
”（可見他擅長的确乎是應用文。
）他還對人誇口說：“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
”（雖是吹牛，可見他的書法還是可以的。
《大唐新語》就說他“雅善五言，尤工書翰”。
）他的自高自大，可說至死不變。
當他病危臨終時，宋之問、武平一等人來探望他，問他怎樣。
他答道：“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也。
”據史傳載，崔融去世，杜審言曾為他服喪，恐怕他唯獨對此人暗中感到有點佩服。
沈佺期、宋之問人品很次，媚附張易之兄弟，扈從武後遊宴，因會寫歌功頌德的應制詩很受賞識。
李峤、崔融、蘇味道都以文才得到武後的重用，做了高官，結局也較好。
但他們和沈、宋一樣，都降節依附過張易之兄弟；二張伏誅，都連坐遭貶。
杜審言同他們有來往，遭遇也差不多，官做得遠沒有李、崔、蘇的高，也不像沈、宋那樣卑下，但從他賦《歡喜詩》、蹈舞拜謝武後授官和交接二張等表現看，他的人品也不算很高尚。
他和杜預的墳墓同在首陽山，杜甫寒食不祭祖而祭遠祖，并表示政治上要以遠祖為榜樣，可見遠祖和祖父在他心中所占的地位是不同的。
他的《八哀詩·李公邕》說：“往者武後朝，引用多寵嬖。
”這“寵嬖”即指二張之流。
他對他祖父的政治表現，不可能也不敢有任何微詞，心裡還是有看法的，起碼會感到與這些“寵嬖”有牽連未免窩囊。
杜甫後來在成都遇到與杜審言同時為武後所用的闾丘均的孫子某和尚，曾寫詩送他說：“惟昔武皇後，臨軒禦乾坤。
多士盡儒冠，墨客藹雲屯。
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
世傳闾丘筆(3)，峻極逾昆侖。
&hellip&hellip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
”（《贈蜀僧闾丘師兄》）很顯然，他隻是為作為“墨客”的兩家祖父能以“詩”“筆”與卿相同為朝廷所尊重，而深感際遇的不易，其着眼點主要在于文事。
說到文事的最高成就，一般多舉屈原、宋玉。
“吾祖詩冠古”，當然超過了屈、宋。
這不過是杜審言大言“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的另一種說法。
這麼說，雖有自豪之意，但也不可過于認真，認為杜甫真的把他祖父看成“千古詩人之冠”。
因為這話和誇獎“闾丘筆”“峻極逾昆侖”一樣，隻是一般應酬詩中互相吹噓家學淵源的老套頭。
《贈蜀僧闾丘師兄》作于上元元年（七六〇）秋。
第二年作《戲為六絕句》。
這組詩開論詩絕句的先聲，也為後世詩話所宗尚，雖說“戲為”，實是精當、嚴肅的論詩之作。
其五說：“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
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
”《杜臆》說：“謂我不薄今人之愛古人，而辭句必與為鄰也。
但學古人者，在神不在貌，今優孟屈、宋自謂可與方駕，恐不免作齊、梁之後塵耳。
”這首詩多歧解，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把屈、宋，不把“詩冠古”的“吾祖”當作高懸的标準。
當認真論詩時，他也并不信口雌黃。
杜甫詩文中涉及杜審言的話還有一些，如“天下之人謂之才子”（《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志》）、“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法自儒家有”(4)（《偶題》）等。
雖說他并非真的盲目地認為杜審言的詩好得到了無以複加的極境，他還是為他家出了這樣一個著名的“才子”和詩人而自豪。
他把作詩看成是他家的專業，并以此勉勵兒子，這固然反映出他有着強烈的封建家族感情，也表明他确乎很看重他祖父所開創的詩歌傳統。
作為一種精神力量，這無疑會激發他從事詩歌創作的興趣和熱忱，增強他要在這方面取得成就的信心和勇氣。
何況杜審言對杜甫的影響，并不僅止于精神上的鼓勵。
不少評論家早已指出，杜審言給予杜甫最直接、最明顯的影響是排律這一詩歌形式的運用。
唐初襲齊梁餘風，宮體詩盛行。
宮體詩内容空洞，一味追求對仗、聲韻、辭藻、用典，經過上官儀、沈佺期、宋之問諸人的不斷寫作，從而促進了五律詩體的形成。
杜審言對五律詩體的定型也做出過貢獻，但最引人注意的還是他的五言排律。
說五排是五律的延長，不如說是齊梁以來新體詩的入律。
新體詩一般較長，其
跟曆代像陶侃這樣一些特出的祖先相比，他自愧不如：“嗟餘寡陋，瞻望弗及”，隻有将希望寄托于兒輩：“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勉勵他們學習孔子後人孔伋的榜樣，繼承先人德業，有所成就。
孔伋字子思，陶淵明特意給他的大兒子陶俨取了個字叫求思。
在這篇詩中，他還打了個很幽默的比喻，說從前有個癞子，半夜裡聽說生了個兒子，就急忙取火去看，生怕他像自己是個癞子（見《莊子·天地篇》）。
後來陶淵明見兒子們都不争氣，感到很痛心，隻好認命，借酒澆愁：“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
阿舒（俨的小名）已二八，懶惰故無匹。
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
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
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
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責子》）杜甫當日讀到這首詩，頗有感觸，寫道：“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
&hellip&hellip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遣興五首》其三）杜甫在寫作這首詩之前、之後講到他兒子宗文、宗武（尤其宗武）的詩句不少，如：“别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hellip&hellip憶渠愁隻睡，炙背俯晴軒”（《憶幼子》）、“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
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遣興》）、“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
&hellip&hellip熟精《文選》理，休覓彩衣輕”（《宗武生日》）、“失學從愚子”（《不離西閣二首》其一）、“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
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
曾參與遊夏，達者得升堂”（《又示宗武》），等等。
若論為兒子“挂懷抱”，杜甫絲毫不亞于陶淵明，難道他自己心裡還不明白？他議論陶淵明的那些話，與其說是譏刺别人的微詞，毋甯理解為“寄之淵明以解嘲”（黃庭堅語），慨歎做父母的對兒女往往癡心，甚至像陶淵明這樣的“避俗翁”也不能免俗。
其實，陶淵明對自己的要求又何嘗能免俗？除了“進德修業”，他也渴望立功。
不然，他就無須一再在詩中提到他的“猛志”“宏志”，太息“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太息“猛志逸四海，骞翮思遠翥。
荏苒歲月頹，此心稍已去”（均見《雜詩十二首》）了。
陶淵明自愧趕不上他那些建功立業的祖先：“嗟餘寡陋，瞻望弗及”，這就表明他确曾有過想趕的念頭或志向。
他的“猛志”“宏志”的形成，顯然也同樣受到了封建家族的影響。
陶淵明和杜甫，情況有異，成就各别。
将他們放在一起加以比較，隻是想說明這樣一點意思：封建時代那些出身于沒落世家的“飄零子弟”，由于家庭教育、家族觀念等原因，為了“重振家聲”，為了自己的出路，往往會轉向他們著名的祖先乞求精神上的支持力量，若明若暗地形成自己的大理想、大抱負；這些理想和抱負，即使在當時多少含有一些進步因素，但大多是抽象的、朦胧不清的，而且最終也離不開建功立業、光宗耀祖的世俗考慮；不過這些大理想、大抱負也有促使人們開闊眼界，注意重大社會和政治問題的作用，随着他們的日益深入現實，經曆了種種磨煉，對那些有識之士來說，有可能在他們理想幻滅、抱負落空之後，得到并非他們夢寐以求的别種成就。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杜甫和陶淵明在人生道路上的得失就是明證。
二 祖父的文學 如果說遠祖杜預激發了杜甫的功名事業心，那麼祖父杜審言可說是他走上詩壇的先導。
杜審言，字必簡，唐高宗鹹亨元年（六七〇）進士，做過縣尉、縣丞等小官。
後武後召見，将任用他，問：“卿喜否？”審言蹈舞緻謝。
武後教他賦《歡喜詩》，歎重其文，授著作佐郎，遷膳部員外郎。
中宗神龍元年（七〇五）張柬之等誅殺武後寵幸的張易之、張昌宗兄弟，随後中宗即位，赦天下，惟二張黨羽不原。
杜審言因與張易之有交往，流峰州。
不久召授國子監主簿、修文館直學士。
死後追贈著作郎。
杜審言少年時與李峤、崔融、蘇味道同被時人稱為“文章四友”。
武後很看重李峤的文才，朝廷每有重要寫作任務，多交給他去完成。
崔融為文典麗，當時很少有人能同他相比，朝廷許多文章，如《則天哀冊文》等，多出自他的手筆。
蘇味道也很會寫文章，曾替人起草謝表，援筆而成，辭理精密，盛傳于代。
杜審言的文章沒有流傳下來，既然和李、崔、蘇三人并稱，想也有一定水平。
但要指出的是，從現存李峤為禦史台巡按天下一事所上的疏、崔融論關市稅收疏等文章看，他們寫的多是帶骈俪句式的應用文。
這種文章寫作起來雖然不易，卻無多少文學意味。
宋代洪邁《容齋随筆》載，唐判語必骈俪，自朝廷至縣邑莫不皆然，非讀書善文不可，宰臣每啟拟一事，亦必偶語數十語。
當時習尚如此。
杜審言的詩現存四十餘首，多律詩，五律較有佳作。
他和宋之問、沈佺期都通過自己的創作實踐，對五律的形成做出過貢獻。
杜審言自恃才高，出言往往很狂妄。
蘇味道做天官侍郎，杜審言為他拟判，出來後對别人說：“味道必死！”聽到這話的人大吃一驚，問為什麼，他說：“彼見吾判，且羞死。
”（可見他擅長的确乎是應用文。
）他還對人誇口說：“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
”（雖是吹牛，可見他的書法還是可以的。
《大唐新語》就說他“雅善五言，尤工書翰”。
）他的自高自大，可說至死不變。
當他病危臨終時，宋之問、武平一等人來探望他，問他怎樣。
他答道：“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也。
”據史傳載，崔融去世，杜審言曾為他服喪，恐怕他唯獨對此人暗中感到有點佩服。
沈佺期、宋之問人品很次，媚附張易之兄弟，扈從武後遊宴，因會寫歌功頌德的應制詩很受賞識。
李峤、崔融、蘇味道都以文才得到武後的重用，做了高官，結局也較好。
但他們和沈、宋一樣，都降節依附過張易之兄弟；二張伏誅，都連坐遭貶。
杜審言同他們有來往，遭遇也差不多，官做得遠沒有李、崔、蘇的高，也不像沈、宋那樣卑下，但從他賦《歡喜詩》、蹈舞拜謝武後授官和交接二張等表現看，他的人品也不算很高尚。
他和杜預的墳墓同在首陽山，杜甫寒食不祭祖而祭遠祖，并表示政治上要以遠祖為榜樣，可見遠祖和祖父在他心中所占的地位是不同的。
他的《八哀詩·李公邕》說：“往者武後朝，引用多寵嬖。
”這“寵嬖”即指二張之流。
他對他祖父的政治表現，不可能也不敢有任何微詞，心裡還是有看法的，起碼會感到與這些“寵嬖”有牽連未免窩囊。
杜甫後來在成都遇到與杜審言同時為武後所用的闾丘均的孫子某和尚，曾寫詩送他說：“惟昔武皇後，臨軒禦乾坤。
多士盡儒冠，墨客藹雲屯。
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
世傳闾丘筆(3)，峻極逾昆侖。
&hellip&hellip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
”（《贈蜀僧闾丘師兄》）很顯然，他隻是為作為“墨客”的兩家祖父能以“詩”“筆”與卿相同為朝廷所尊重，而深感際遇的不易，其着眼點主要在于文事。
說到文事的最高成就，一般多舉屈原、宋玉。
“吾祖詩冠古”，當然超過了屈、宋。
這不過是杜審言大言“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的另一種說法。
這麼說，雖有自豪之意，但也不可過于認真，認為杜甫真的把他祖父看成“千古詩人之冠”。
因為這話和誇獎“闾丘筆”“峻極逾昆侖”一樣，隻是一般應酬詩中互相吹噓家學淵源的老套頭。
《贈蜀僧闾丘師兄》作于上元元年（七六〇）秋。
第二年作《戲為六絕句》。
這組詩開論詩絕句的先聲，也為後世詩話所宗尚，雖說“戲為”，實是精當、嚴肅的論詩之作。
其五說：“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
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
”《杜臆》說：“謂我不薄今人之愛古人，而辭句必與為鄰也。
但學古人者，在神不在貌，今優孟屈、宋自謂可與方駕，恐不免作齊、梁之後塵耳。
”這首詩多歧解，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把屈、宋，不把“詩冠古”的“吾祖”當作高懸的标準。
當認真論詩時，他也并不信口雌黃。
杜甫詩文中涉及杜審言的話還有一些，如“天下之人謂之才子”（《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志》）、“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法自儒家有”(4)（《偶題》）等。
雖說他并非真的盲目地認為杜審言的詩好得到了無以複加的極境，他還是為他家出了這樣一個著名的“才子”和詩人而自豪。
他把作詩看成是他家的專業，并以此勉勵兒子，這固然反映出他有着強烈的封建家族感情，也表明他确乎很看重他祖父所開創的詩歌傳統。
作為一種精神力量，這無疑會激發他從事詩歌創作的興趣和熱忱，增強他要在這方面取得成就的信心和勇氣。
何況杜審言對杜甫的影響，并不僅止于精神上的鼓勵。
不少評論家早已指出，杜審言給予杜甫最直接、最明顯的影響是排律這一詩歌形式的運用。
唐初襲齊梁餘風，宮體詩盛行。
宮體詩内容空洞，一味追求對仗、聲韻、辭藻、用典，經過上官儀、沈佺期、宋之問諸人的不斷寫作，從而促進了五律詩體的形成。
杜審言對五律詩體的定型也做出過貢獻，但最引人注意的還是他的五言排律。
說五排是五律的延長，不如說是齊梁以來新體詩的入律。
新體詩一般較長，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