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中國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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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中國曆史的特點
中國曆史的繼續性
以上八章，就中國曆史本身和中國史書編撰有關的重大問題，分别作了論述。
中國史畢竟是世界史的一個重要部分，我們不能離開世界史而簡單地研究中國史。
在世界各文明古國中，中國文明發展的連續性是十分突出的。
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在其發展過程中未曾為外來因素所中斷。
其二，中國文明在文化發展史上也未曾有斷裂現象。
以下讓我們分别地作一些比較的考察。
文明在曆史上是和國家同時發生的。
在人類曆史的上古時期，在東亞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在南亞的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在西亞的伊朗高原、幼發拉底和底格裡斯兩河流域、地中海東岸，在北非的尼羅河流域，在南歐的克裡特島、希臘半島、意大利半島，出現了許多古老的文明國家。
其中第一批出現于公元前四千年代後期至公元前三千年代後期。
這就是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均發生于公元前四千年代後期），印度河流域文明（發生于公元前三千年代中期），中國古代文明和克裡特島上的愛琴文明（約發生于公元前三千年代後期）。
公元前二千年代，在埃及和兩河流域文明的影響下，叙利亞、小亞細亞一帶出現了腓尼基文明和赫梯文明。
在克裡特文明的影響下，希臘半島上的邁錫尼等地又形成了邁錫尼文明。
邁錫尼文明成為愛琴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公元前二千年代是青銅時代的盛世，也是埃及（中王國和新王國）和兩河流域（古巴比倫王國）文明繁盛時期。
但是就在這一時期，印度河流域文明滅亡了（約公元前1750年），克裡特·邁錫尼文明也先後滅亡了（約公元前十五世紀，公元前十二世紀）。
公元前一千年代，鐵器時代開始，文明也在更廣闊的天地中展開了。
公元前一千年代前半期，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重新出現了雅利安人的國家，在伊朗高原出現了波斯國家，在愛琴地區出現了希臘諸邦，在意大利出現了羅馬國家。
在人類上古史上起過重要曆史作用的國家這時都出現了。
也正是在這個時期，最古老的埃及和兩河流域的文明開始失去政治上的獨立，從屬于波斯帝國的統治之下。
在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影響下發生的小亞細亞（赫梯）、叙利亞（腓尼基）、巴勒斯坦諸文明也經曆了同樣的命運。
世界曆史表明，金石并用時代和青銅時代産生的古老文明，除了中國以外，到了鐵器時代的早期就都已經不再作為獨立的政治實體而存在了。
在公元前一千年代産生的古國，大多數也沒有能直接存留到現在，它們作為政治實體的連續性遭到了外力的中斷。
波斯征服了整個西亞、北非的最古老的文明地區，以至印度河流域，以祆教（拜火教）為其特征的古波斯文明成了更古老的文明的繼承者和代替者。
但是，公元前四世紀後期，波斯為馬其頓的亞曆山大所滅亡。
在遼闊的波斯帝國故土上後來建立起許多“希臘化”的國家。
公元前三世紀中葉至公元三世紀初期，安息（帕提亞）統治了伊朗和兩河流域。
公元三世紀中葉至七世紀中葉，薩珊王朝的波斯一度複興。
但是它在七世紀中葉為阿拉伯人所征服。
從此，伊朗和西亞、北非其它古老文明地區一樣，成為伊斯蘭文明的地區。
公元前八至六世紀間，在希臘地區重新形成了很多城邦，經過公元前五世紀的繁榮，到公元前四世紀後期落入馬其頓勢力的支配之下。
到公元前二世紀，馬其頓和希臘又先後落入羅馬人統治之下。
羅馬于公元前一世紀後期擴展成為一個龐大的帝國，埃及、叙利亞、巴勒斯坦、小亞細亞、希臘等古老的文明地區都屬于它的統治之下。
但是，到公元三世紀，羅馬帝國發生危機。
四世紀後期日耳曼人大舉侵入，帝國分裂。
五世紀西羅馬滅亡。
作為上古時期在地中海地區出現最晚、影響最大的古羅馬文明，也在曆史上中斷了。
在中古時期，日耳曼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突厥人曾運動于廣大的歐、亞、非地區，引起了傳統文明的巨大變化。
當時存在于這一廣大地區裡的很多國家，都是在這些運動之中或其後逐漸産生的。
因此，它們與當地的上古文明的聯系不是直接的。
與其他古代文明相比，中國古代文明的連續性就十分引人注目了。
中國文明産生于金石并用時代和青銅時代①。
經過夏、商、周三代的連續發展，到春秋時期進入鐵器時代。
與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愛琴文明不同，中國古文明沒有為外力所中斷。
中國古代國家經過春秋、戰國之後，繼續向秦漢時期的更高階段發展着。
公元四、五世紀，中原地區也發生過民族的移動，還建立過不少由少數民族為最高統治者的政權。
但是這些變化在本質上都是朝代的分合或更替的問題。
以後，在元代和清代，兩度出現過以少數民族成為全國最高統治者的皇朝，但這些皇朝和以漢族為最高統治者的皇朝一樣，在本質上都是各族上層統治者的聯合政權，隻不過是具體結構有所不同而已。
所以，中國作為政治實體在曆史上從未被外力所中斷。
中國文明在文化史上的發展連續性，在整個世界史上尤其顯得突出。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文化史上發展的連續性與文化遺産的流傳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别的兩回事。
在文化連續發展的文明中，前代文化自然地作為遺産流傳給後代，所以有文化史發展的連續即有文化遺産的流傳；但是，有文化遺産的流傳卻未必有文化史發展的連續。
例如，現在世界流行的陽曆，其淵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埃及的曆法。
日、月、火、水、木、金、土七曜日為一星期，圓周分為三百六十度，可以溯源于巴比倫。
現代許多國家都使用的拉丁字母，源出于希臘字母，希臘字母源出于腓尼基字母，腓尼基字母又可以上溯于上古埃及和兩河流域文字中的表音符号。
諸如此類的事例很多，可以說明現在許多國家都在繼承和沿襲上古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的文化遺産；但是，人們絕對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這些現代國家都與上古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有文化發展史上的連續性。
因為，現代很多國家雖然接受了上古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的文化遺産，但是它們的作為一個系統的文化，卻是自身先前的文化系統的發展和繼承，而上古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的那些文化遺産隻是作為某些因素（而并非有機的系統）被繼承下來的。
①“夏文化二裡頭型晚期出現了較大的青銅兵器和工具&mdash&mdash戈、钺、鑿等，尤其是還出現了青銅禮器&mdash&mdash爵。
”（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第141頁。
雖然目前學術界對二裡頭文化的歸屬尚有争論，但青銅器出現之早是可以肯定的。
所以，一個文明在文化史上的連續性必須有以下兩個方面的體現：一方面是，語言文字發展的連續性，這是一種文化賴以流傳的工具或形式的連續性；另一方面是，學術傳統（其中尤其是直接反映曆史連續性的史學傳統）的連續性，這是一種文化的精神内容的連續性。
如果我們以這兩個标準來衡量世界上的各文明古國，其中大多數在文化發展史上不是已經中斷了連續性，就是隻有不完全意義上的連續性。
讓我們從事實來看。
古代埃及和兩河流域有自己的獨特文字系統，有相當豐富的曆史文獻。
可是當她們失去獨立以後，文字的使用範圍逐漸限于神廟祭司之間，最後終于被人遺忘。
對于上古埃及和兩河流域的曆史，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約公元前485&mdash前425年）遊曆波斯帝國時所聽到的已經是很不完備的傳說，這從其所著《曆史》一書記載的内容可以得知。
在馬其頓&mdash&mdash希臘人統治時期，埃及祭司馬涅托（Manetho，鼎盛年約在公元前280年）、巴比倫祭司貝洛蘇斯（Berosus，鼎盛年約在公元前290年）曾分别以希臘文字著埃及史及巴比倫史。
這兩部書現在雖已不存，但從它書所引佚文可知，基本上不過是各王朝的王表而已。
在此以後，就不見古代學者有關于埃及和兩河流域曆史的著述。
這兩個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的文字和曆史逐漸從人們記憶中消失，所餘不過是金字塔之類的遺迹和若幹神話及曆史傳說而已。
曾經強盛一時的赫梯國家，到公元前十三世末已經四分五裂，公元前八世紀最終滅亡。
赫梯的文字和曆史也逐漸被人們遺忘了。
印度河流域文明到公元前二千年代中葉以前即已滅亡，繼之而來的是還處于原始社會晚期的雅利安人部落，文明發生中斷現象。
克裡特文明于公元前二千年代中葉中斷，邁錫尼文明在公元前十二世紀也滅亡了。
在希臘大多數地區又暫時回到原始社會後期，克裡特文明的線形文字甲和邁錫尼文明的線形文字乙都已被人遺忘。
整個愛琴文明隻不過在荷馬史詩之類的希臘古籍中留下了某些片斷的神話傳說而已。
隻是由于近代學者在考古學和文字解讀方面的成就，許多曾被遺忘的古文明才得以重新為人們所知。
可是至今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文字和克裡特文明的線形文字甲尚未解讀成功，因而連這兩個文明的創造者到底是誰，現在都無法最後确定。
在鐵器時代開始後産生的古國中，波斯的楔形文字也曾被遺忘，波斯古史的很多原始資料隻是在近代古文字學者将其文字解讀以後才重新為人所知。
古希臘文、拉丁文沒有被人遺忘，但是最後仍堅持用希臘語的隻有為數不多的希臘人，而拉丁文到中世紀的西歐已經不是人們口頭的活生生的語言文字，而成為基督教士讀經和表述經院哲學的工具。
十五世紀從意大利開始的西歐“文藝複興”，在形式上似乎是古代希臘、羅馬文化藝術的再生。
“文藝複興”（Renaissance）的詞義本來也就是“再生”。
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從十五世紀中葉起的整個文藝複興時代，在本質上是城市的從而是市民階級的産物”①。
文藝複興所開創的是西歐資本主義文明，它從社會性質上與希臘、羅馬的古典文明有着本質的不同。
當然，從文藝複興開始的近代西歐文明與希臘、羅馬古典文明并不止于有曆史階段上的差别。
近代西歐文明是随着各個民族國家的形成而形成的民族文明。
各國民族語言文字的出現和以這種文字著述的開始，可以被認為是民族文明發生的一個明顯标志。
意大利詩人但丁（Dante，1265&mdash1321），曾經被恩格斯稱為“中世紀的最後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①《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總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249&mdash250頁。
②”。
他已經開始用意大利文作詩了。
到十六、十七世紀，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1469&mdash1527）、拉伯雷（Rabelais，1495&mdash1553）、塞萬提斯（Cervantes，1547&mdash1616）、莎士比亞（Shakespeare，1564&mdash1616）、彌爾頓（Milton，1608&mdash1674）、莫裡哀（Moliere，1622&mdash1673）等名家輩出，标志了西歐各國民族文明的興起。
因此，希臘、羅馬古典文明并不是近代西歐各國文明的母體，而是前者的遺産在客觀上為後者的孕育和生成提供了重要的養分。
誠然，我們也看到國外一些學者談到其他古國文化的連續性。
例如，印度史學家高善必（D.D.Kosambi）認為印度文化有三千多年的連續
中國史畢竟是世界史的一個重要部分，我們不能離開世界史而簡單地研究中國史。
在世界各文明古國中，中國文明發展的連續性是十分突出的。
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在其發展過程中未曾為外來因素所中斷。
其二，中國文明在文化發展史上也未曾有斷裂現象。
以下讓我們分别地作一些比較的考察。
文明在曆史上是和國家同時發生的。
在人類曆史的上古時期，在東亞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在南亞的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在西亞的伊朗高原、幼發拉底和底格裡斯兩河流域、地中海東岸，在北非的尼羅河流域，在南歐的克裡特島、希臘半島、意大利半島，出現了許多古老的文明國家。
其中第一批出現于公元前四千年代後期至公元前三千年代後期。
這就是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均發生于公元前四千年代後期），印度河流域文明（發生于公元前三千年代中期），中國古代文明和克裡特島上的愛琴文明（約發生于公元前三千年代後期）。
公元前二千年代，在埃及和兩河流域文明的影響下，叙利亞、小亞細亞一帶出現了腓尼基文明和赫梯文明。
在克裡特文明的影響下，希臘半島上的邁錫尼等地又形成了邁錫尼文明。
邁錫尼文明成為愛琴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公元前二千年代是青銅時代的盛世，也是埃及（中王國和新王國）和兩河流域（古巴比倫王國）文明繁盛時期。
但是就在這一時期，印度河流域文明滅亡了（約公元前1750年），克裡特·邁錫尼文明也先後滅亡了（約公元前十五世紀，公元前十二世紀）。
公元前一千年代，鐵器時代開始，文明也在更廣闊的天地中展開了。
公元前一千年代前半期，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重新出現了雅利安人的國家，在伊朗高原出現了波斯國家，在愛琴地區出現了希臘諸邦，在意大利出現了羅馬國家。
在人類上古史上起過重要曆史作用的國家這時都出現了。
也正是在這個時期，最古老的埃及和兩河流域的文明開始失去政治上的獨立，從屬于波斯帝國的統治之下。
在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影響下發生的小亞細亞（赫梯）、叙利亞（腓尼基）、巴勒斯坦諸文明也經曆了同樣的命運。
世界曆史表明，金石并用時代和青銅時代産生的古老文明，除了中國以外，到了鐵器時代的早期就都已經不再作為獨立的政治實體而存在了。
在公元前一千年代産生的古國，大多數也沒有能直接存留到現在，它們作為政治實體的連續性遭到了外力的中斷。
波斯征服了整個西亞、北非的最古老的文明地區，以至印度河流域，以祆教（拜火教）為其特征的古波斯文明成了更古老的文明的繼承者和代替者。
但是，公元前四世紀後期，波斯為馬其頓的亞曆山大所滅亡。
在遼闊的波斯帝國故土上後來建立起許多“希臘化”的國家。
公元前三世紀中葉至公元三世紀初期，安息（帕提亞）統治了伊朗和兩河流域。
公元三世紀中葉至七世紀中葉，薩珊王朝的波斯一度複興。
但是它在七世紀中葉為阿拉伯人所征服。
從此，伊朗和西亞、北非其它古老文明地區一樣，成為伊斯蘭文明的地區。
公元前八至六世紀間，在希臘地區重新形成了很多城邦，經過公元前五世紀的繁榮，到公元前四世紀後期落入馬其頓勢力的支配之下。
到公元前二世紀，馬其頓和希臘又先後落入羅馬人統治之下。
羅馬于公元前一世紀後期擴展成為一個龐大的帝國，埃及、叙利亞、巴勒斯坦、小亞細亞、希臘等古老的文明地區都屬于它的統治之下。
但是，到公元三世紀，羅馬帝國發生危機。
四世紀後期日耳曼人大舉侵入，帝國分裂。
五世紀西羅馬滅亡。
作為上古時期在地中海地區出現最晚、影響最大的古羅馬文明，也在曆史上中斷了。
在中古時期，日耳曼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突厥人曾運動于廣大的歐、亞、非地區，引起了傳統文明的巨大變化。
當時存在于這一廣大地區裡的很多國家，都是在這些運動之中或其後逐漸産生的。
因此，它們與當地的上古文明的聯系不是直接的。
與其他古代文明相比，中國古代文明的連續性就十分引人注目了。
中國文明産生于金石并用時代和青銅時代①。
經過夏、商、周三代的連續發展，到春秋時期進入鐵器時代。
與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愛琴文明不同，中國古文明沒有為外力所中斷。
中國古代國家經過春秋、戰國之後，繼續向秦漢時期的更高階段發展着。
公元四、五世紀，中原地區也發生過民族的移動，還建立過不少由少數民族為最高統治者的政權。
但是這些變化在本質上都是朝代的分合或更替的問題。
以後，在元代和清代，兩度出現過以少數民族成為全國最高統治者的皇朝，但這些皇朝和以漢族為最高統治者的皇朝一樣，在本質上都是各族上層統治者的聯合政權，隻不過是具體結構有所不同而已。
所以，中國作為政治實體在曆史上從未被外力所中斷。
中國文明在文化史上的發展連續性，在整個世界史上尤其顯得突出。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文化史上發展的連續性與文化遺産的流傳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别的兩回事。
在文化連續發展的文明中，前代文化自然地作為遺産流傳給後代，所以有文化史發展的連續即有文化遺産的流傳；但是，有文化遺産的流傳卻未必有文化史發展的連續。
例如，現在世界流行的陽曆，其淵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埃及的曆法。
日、月、火、水、木、金、土七曜日為一星期，圓周分為三百六十度，可以溯源于巴比倫。
現代許多國家都使用的拉丁字母，源出于希臘字母，希臘字母源出于腓尼基字母，腓尼基字母又可以上溯于上古埃及和兩河流域文字中的表音符号。
諸如此類的事例很多，可以說明現在許多國家都在繼承和沿襲上古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的文化遺産；但是，人們絕對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這些現代國家都與上古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有文化發展史上的連續性。
因為，現代很多國家雖然接受了上古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的文化遺産，但是它們的作為一個系統的文化，卻是自身先前的文化系統的發展和繼承，而上古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的那些文化遺産隻是作為某些因素（而并非有機的系統）被繼承下來的。
①“夏文化二裡頭型晚期出現了較大的青銅兵器和工具&mdash&mdash戈、钺、鑿等，尤其是還出現了青銅禮器&mdash&mdash爵。
”（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第141頁。
雖然目前學術界對二裡頭文化的歸屬尚有争論，但青銅器出現之早是可以肯定的。
所以，一個文明在文化史上的連續性必須有以下兩個方面的體現：一方面是，語言文字發展的連續性，這是一種文化賴以流傳的工具或形式的連續性；另一方面是，學術傳統（其中尤其是直接反映曆史連續性的史學傳統）的連續性，這是一種文化的精神内容的連續性。
如果我們以這兩個标準來衡量世界上的各文明古國，其中大多數在文化發展史上不是已經中斷了連續性，就是隻有不完全意義上的連續性。
讓我們從事實來看。
古代埃及和兩河流域有自己的獨特文字系統，有相當豐富的曆史文獻。
可是當她們失去獨立以後，文字的使用範圍逐漸限于神廟祭司之間，最後終于被人遺忘。
對于上古埃及和兩河流域的曆史，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約公元前485&mdash前425年）遊曆波斯帝國時所聽到的已經是很不完備的傳說，這從其所著《曆史》一書記載的内容可以得知。
在馬其頓&mdash&mdash希臘人統治時期，埃及祭司馬涅托（Manetho，鼎盛年約在公元前280年）、巴比倫祭司貝洛蘇斯（Berosus，鼎盛年約在公元前290年）曾分别以希臘文字著埃及史及巴比倫史。
這兩部書現在雖已不存，但從它書所引佚文可知，基本上不過是各王朝的王表而已。
在此以後，就不見古代學者有關于埃及和兩河流域曆史的著述。
這兩個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的文字和曆史逐漸從人們記憶中消失，所餘不過是金字塔之類的遺迹和若幹神話及曆史傳說而已。
曾經強盛一時的赫梯國家，到公元前十三世末已經四分五裂，公元前八世紀最終滅亡。
赫梯的文字和曆史也逐漸被人們遺忘了。
印度河流域文明到公元前二千年代中葉以前即已滅亡，繼之而來的是還處于原始社會晚期的雅利安人部落，文明發生中斷現象。
克裡特文明于公元前二千年代中葉中斷，邁錫尼文明在公元前十二世紀也滅亡了。
在希臘大多數地區又暫時回到原始社會後期，克裡特文明的線形文字甲和邁錫尼文明的線形文字乙都已被人遺忘。
整個愛琴文明隻不過在荷馬史詩之類的希臘古籍中留下了某些片斷的神話傳說而已。
隻是由于近代學者在考古學和文字解讀方面的成就，許多曾被遺忘的古文明才得以重新為人們所知。
可是至今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文字和克裡特文明的線形文字甲尚未解讀成功，因而連這兩個文明的創造者到底是誰，現在都無法最後确定。
在鐵器時代開始後産生的古國中，波斯的楔形文字也曾被遺忘，波斯古史的很多原始資料隻是在近代古文字學者将其文字解讀以後才重新為人所知。
古希臘文、拉丁文沒有被人遺忘，但是最後仍堅持用希臘語的隻有為數不多的希臘人，而拉丁文到中世紀的西歐已經不是人們口頭的活生生的語言文字，而成為基督教士讀經和表述經院哲學的工具。
十五世紀從意大利開始的西歐“文藝複興”，在形式上似乎是古代希臘、羅馬文化藝術的再生。
“文藝複興”（Renaissance）的詞義本來也就是“再生”。
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從十五世紀中葉起的整個文藝複興時代，在本質上是城市的從而是市民階級的産物”①。
文藝複興所開創的是西歐資本主義文明，它從社會性質上與希臘、羅馬的古典文明有着本質的不同。
當然，從文藝複興開始的近代西歐文明與希臘、羅馬古典文明并不止于有曆史階段上的差别。
近代西歐文明是随着各個民族國家的形成而形成的民族文明。
各國民族語言文字的出現和以這種文字著述的開始，可以被認為是民族文明發生的一個明顯标志。
意大利詩人但丁（Dante，1265&mdash1321），曾經被恩格斯稱為“中世紀的最後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①《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總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249&mdash250頁。
②”。
他已經開始用意大利文作詩了。
到十六、十七世紀，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1469&mdash1527）、拉伯雷（Rabelais，1495&mdash1553）、塞萬提斯（Cervantes，1547&mdash1616）、莎士比亞（Shakespeare，1564&mdash1616）、彌爾頓（Milton，1608&mdash1674）、莫裡哀（Moliere，1622&mdash1673）等名家輩出，标志了西歐各國民族文明的興起。
因此，希臘、羅馬古典文明并不是近代西歐各國文明的母體，而是前者的遺産在客觀上為後者的孕育和生成提供了重要的養分。
誠然，我們也看到國外一些學者談到其他古國文化的連續性。
例如，印度史學家高善必（D.D.Kosambi）認為印度文化有三千多年的連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