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中國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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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非埃及文化可比③。
他說印度文化有三千多年的連續性，實際也就表明更古老的印度河流域文明與以後的印度文化之間是不連續的。
當然，《吠陀》以下的印度文化具有明顯的連續性，婆羅門教的典籍不僅在思想内容上有着前後相連的發展軌迹，而且在後代對前代典籍的注釋中也能反映文化相沿不斷的關系。
例如著名的《摩奴法典》（Manusmriti）在公元九世紀、十一世紀、十三世紀、十五世紀間幾乎每二百年即有一次注釋。
印度文化史上一個不足之處是缺乏賴以反映曆史的史學的連續性。
又如，英國學者湯姆生（G.Thomson）說：“如果我們以希臘史與中國史比較，就會看到某些明顯的相似之處。
這兩種語言的書面文獻都始于公元前二千年代（引者按：中國未曾發生愛琴文明的文字被遺忘并且至今仍有很大部分未能解讀成功的現象）。
這兩種語言都存留至今，變化較小。
近代希臘語不同于古典希臘語，但希臘人仍認為柏拉圖的語言是自己的語言。
近代漢語不同于古典漢語言，但中國人也仍然認為孔子的語言是自己的語言。
因此，希臘語可說是歐洲最古老的語言，漢語是亞洲最古老的語言。
這種語言上的連續性反映了兩國文化的連續性。
自古迄今，希臘的曆史是單一民族的曆史（引者按：中國情況不同），這個民族從未失去過它自身的同一性或者對于自己往事的回憶；對于中國人來說，情況同樣如此。
”湯姆生也注意到了中國與希臘的不同。
他指出：第一，當前（此書初版于1955年）說漢語的人口約有六億，而說希臘語者僅八百萬人口。
第二，希臘文化的許多内容并非自己獨創，而是從更早的近東文明借來的；而中國文化則是自己獨創的①。
湯姆生的話有其理由，不過，希臘同樣缺乏反映曆史的史學的連續性。
中國文明的連續性，最明顯地表現在以下兩點上。
第一，中國古代的語言文字在發展過程中未曾發生爆發性的斷裂現象。
現代漢字與甲骨文、金文的确相去甚遠，要求隻識簡體漢字的人去認甲骨文或金文當然是十分困難的。
但是，由甲骨文到金文，由金文到小篆，由小篆到隸書，由隸書到楷書，由繁體楷書到簡體楷書，整個發展過程十分清楚、完整。
了解到這樣連續發展過程及其規律，也就掌握了認識甲骨文、金文的鑰匙。
而且，從甲骨文到現代漢字，不管字形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字的構造總是以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為共同原則的；這些原則好象一座聯系古今漢字的橋梁，今人通過它可以辨識古代文字。
至于語言，古今差别的确不小。
因此現代人，甚至現代的②《〈共産黨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49頁。
③高善必：《古代印度文化與文明史綱》（TheCultureandCivilizatronofAnciemtIndiainHistoricalOutline1977），第9頁。
①湯姆生：《第一批哲學家》第61頁。
專門學者，對于甲骨蔔辭、金器銘刻、《詩》、《書》之文，也有不少難以理解的地方。
但是，古今語言的差異主要表現在語音、詞彙及專門術語上，語法結構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而且所有的變化都是在長期的曆史過程中逐漸發生的。
因此，其中仍有梯道可尋。
譬如，先秦一部古籍，漢、魏時期的人已覺難解，于是學者作了注釋。
到了唐、宋時期。
漢、魏人的注釋已顯得不足以解決疑難，于是學者又作了疏解。
今人考釋古籍，經常都要通過這條前人注疏的梯道。
這個梯道也是文明淵源不斷的一個明顯證據。
第二，中國曆史和文化的傳統從未中斷。
曆史記錄和著作是客觀曆史發展過程的文字反映。
中國文明的連續性在曆代的曆史記錄和曆史著作中也有反映。
甲骨蔔辭、金器銘刻都是有關史事的記錄，《尚書》、《詩經》中有史事的記錄，也有後人關于前代史事的表述。
《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書記載了大量的先秦史事。
司馬遷作《史記》，創為通史，上起黃帝，下迄漢武，尤其反映了中國古代文明的連續性的特點。
在《史記》中，《三代世表》譜列了自夏以下三代君主的世系。
從此以後，中國曆代君主世系直至清溥儀止迄未中斷。
在《史記》中，《十二諸侯年表》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始；從此中國史書紀年迄無中斷。
自《史記》以下，曆代均有斷代的紀傳體正史，它們首尾相銜，形成一條史的長龍。
黑格爾說：“中國&lsquo曆史作家&rsquo的層出不窮，繼續不斷，實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
”①洵非虛語。
其實，中國曆史著作的可貴之處還不限于時間上的前後銜接，而且中國曆代史書從體裁到内容都有内在的發展脈絡可尋。
除了史學以外，其他學術的情況也大體如此。
例如文學，從《詩經》到漢、魏古詩、到唐代律詩、到宋詞、到元曲，從楚辭到漢賦、到骈體文，其間都有着相當清楚的沿革關系。
黑格爾在肯定中國“曆史作家”層出不窮、繼續不斷”的同時，又說“中國很早就已經進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狀；但是因為它客觀的存在和主觀運動之間仍然缺少一種對峙，所以無從發生任何變化，一種終古如此的固定的東西代替了一種真正的曆史的東西。
”②這樣，他就把中國曆史的連續性和停滞性混為一談。
黑格爾有一種偏見，認為東方的文明是古老的，同時也是停滞的。
我們不想否認，在黑格爾的這一偏見裡也顯出了他對當時曆史的某種卓越的見解。
因為，當時在西方已經開始了資本主義的時代，而東方還被束縛于傳統的封建制度之下。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科學地指出：“資産階級除非使生産工具，從而使生産關系，從而使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革命化，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
反之，原封不動地保持舊的生産方式，卻是過去的一切工業階級生存的首要條件。
生産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關系不停的動蕩，永遠地不安和變動，這就是資産階級時代不同于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
①黑格爾不能對當時東西方曆史的區别作出唯物史觀的解釋，于是以臆造的“曆史哲學”的形式把它歸因于不同民族的精神上的“區别”。
到了封建社會後期，尤其是明清時期，中國在許多方面的發展都比西歐顯得遲緩，以緻從曆史上的先進地位轉而落後下來。
原先落後于中國的西方人，現在跑到中國前面去了，于是他以為中國在停步不動。
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黑格爾作為一位對于辯證法的發展具有傑出貢獻的大師，他的中國曆史①黑格爾：《曆史哲學》，王造時譯本，第161頁。
②《曆史哲學》，王造時譯本，第161頁。
①《共産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54頁。
無變化的說法卻是直接違反辯證法的本身的。
我們認為，中國文明發展的連續性的實質，絕對不在于什麼凝固不變性或停滞性，而恰恰在于中國文明具有的不斷的自我更新、自我代謝的能力。
任何一個文明的發生，都必然是對于非文明的否定或克服；一切文明的存在和發展，也都必然是對于非文明的不斷否定或克服。
一切文明發生和發展的過程都是這樣的對立統一的運動過程或新陳代謝過程。
就以上述各古代文明來說，埃及和兩河流域地區的先民在人類曆史上最先否定非文明而進入文明，她們的文明的自我代謝到公元前一千年代中期由盛而衰，随後也就失去了生機。
愛琴文明到公元前十二世紀不再能自我代謝，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生存條件。
希臘文明的自我代謝到公元前五至四世紀由極盛而轉衰，它本身随後也就失去了獨立存在的地位。
羅馬文明在公元前後一兩個世紀裡盛極一時，其後失去自我調節、自我代謝的能力，以後也就由苟延殘喘而終至消亡。
曆史上其他文明發生、發展與滅亡的曆程莫不如此。
我們論述中國文明發展的連續性，絕對不是也不能把中國的曆史寫成一部田園詩，把幾千年的歲月都說成是在安閑和恬靜中度過來的。
中國文明在其發展過程中曾經閱曆了無數驚濤駭浪，穿越了無數深峽險灘，其間有過許多光輝燦爛的時期，也有過不少風雨如晦的朝夕。
中國文明發展的連續性的真正特點，在于她曆盡危機而未消殘壯志，在于她屢經考驗而能活潑潑地生存下來。
黑格爾《曆史哲學》是在十九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講演的，那是鴉片戰争的前夕，的确是中國封建社會危機深重的時期。
但是，中國文明并未在這次危機中失去自己的獨立存在。
近百餘年來的曆史證明，中國文明經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終于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走向複興。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①這大體可以表明中國文明發展連續性的基本特色。
國家統一的發展和鞏固縱觀世界曆史，古國文明源遠者未必流長；中國文明源遠而流長，這是極為難得的。
文明恰似江河，如果淵源深遠，那末隻有在前進的流程中得到足夠的川流的彙注，才有可能越來越寬闊、豐富，形成不竭的長流。
中國文明所以沒有中斷，與國家統一的發展和鞏固是有密切關系的。
從世界曆史的一般情況來看，文明的發生和發展都是和不同程度的統一相關聯的。
當文明最初發生之際，都有一個由部落共同體聯合為國家的過程。
在古代希臘，人們把這種“統一”稱為“塞諾西辛”（Synoikismos）。
經過這樣統一過程形成的還隻是一種以某一城為中心的、小國寡民的邦。
随着文明的發展和地區性的經濟聯系的出現，小邦往往又合并成一些地區性的王國。
随着各地區之間文明聯系的出現，在上古和中古時期，又先後出現過許多跨地區性的帝國。
各個文明在這種橫向的分合過程中具體處境不同，它們在自身的縱向發展中的連續性程度也有着很大的差異。
中國以外的其他古老文明缺乏縱向發展中的連續性，一般都與其在橫向分合關系中的具體狀況有關。
公元前四千年代晚期，埃及和兩河流域南部開始出現許多小邦，是世界上最早發生的文明。
公元前三千年代，埃及形成古王國各朝的統一國家，出現了以金字塔為表征的文明；兩河流域南部也先後①《易·乾卦象辭》。
出現了阿卡德王朝和烏爾第三王朝的統一國家。
在公元前三千年代中期以後出現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國夏文明、愛琴文明，都是小邦林立的文明。
公元前二千年代，埃及出現了中王國、新王國諸朝的統一國家，兩河流域出現了古巴比倫的統一國；這兩個最古老的文明至此達到極盛階段。
印度河流域文明、愛琴文明，尚未形成統一的地區性王國，就在公元前二千年代消亡了。
公元前一千年代前期，埃及和兩河流域南部（巴比倫尼亞）的古老文明中心開始發生危機，于是亞述人建立了包括埃及、叙利亞、巴勒斯坦和兩河流域的帝國；這時，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在希臘，重新産生了許多小邦。
公元前七世紀末葉，亞述帝國解體，公元前六世紀中葉以後又形成了包括伊朗高原、兩河流域、叙利亞、巴勒斯坦、埃及和小亞細亞的波斯帝國。
公元前六至四世紀間，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開始形成一些地區性的王國，希臘城邦文明達到繁盛時期，羅馬國家形成。
公元前四世紀後期，馬其頓征服希臘，随後又征服波斯帝國，建立起地跨歐、亞、非三洲的亞曆山大帝國。
但是這個帝國在亞曆山大本人死後不久就瓦解了，分裂成許多小國。
公元前三世紀，在南亞次大陸曾一度出現孔雀帝國，但這個帝國很快也解體了。
公元前三世紀，羅馬統一了意大利，公元前一世紀末葉，羅馬形成雄霸于地中海地區的帝國。
公
他說印度文化有三千多年的連續性，實際也就表明更古老的印度河流域文明與以後的印度文化之間是不連續的。
當然，《吠陀》以下的印度文化具有明顯的連續性，婆羅門教的典籍不僅在思想内容上有着前後相連的發展軌迹，而且在後代對前代典籍的注釋中也能反映文化相沿不斷的關系。
例如著名的《摩奴法典》（Manusmriti）在公元九世紀、十一世紀、十三世紀、十五世紀間幾乎每二百年即有一次注釋。
印度文化史上一個不足之處是缺乏賴以反映曆史的史學的連續性。
又如，英國學者湯姆生（G.Thomson）說：“如果我們以希臘史與中國史比較，就會看到某些明顯的相似之處。
這兩種語言的書面文獻都始于公元前二千年代（引者按：中國未曾發生愛琴文明的文字被遺忘并且至今仍有很大部分未能解讀成功的現象）。
這兩種語言都存留至今，變化較小。
近代希臘語不同于古典希臘語，但希臘人仍認為柏拉圖的語言是自己的語言。
近代漢語不同于古典漢語言，但中國人也仍然認為孔子的語言是自己的語言。
因此，希臘語可說是歐洲最古老的語言，漢語是亞洲最古老的語言。
這種語言上的連續性反映了兩國文化的連續性。
自古迄今，希臘的曆史是單一民族的曆史（引者按：中國情況不同），這個民族從未失去過它自身的同一性或者對于自己往事的回憶；對于中國人來說，情況同樣如此。
”湯姆生也注意到了中國與希臘的不同。
他指出：第一，當前（此書初版于1955年）說漢語的人口約有六億，而說希臘語者僅八百萬人口。
第二，希臘文化的許多内容并非自己獨創，而是從更早的近東文明借來的；而中國文化則是自己獨創的①。
湯姆生的話有其理由，不過，希臘同樣缺乏反映曆史的史學的連續性。
中國文明的連續性，最明顯地表現在以下兩點上。
第一，中國古代的語言文字在發展過程中未曾發生爆發性的斷裂現象。
現代漢字與甲骨文、金文的确相去甚遠，要求隻識簡體漢字的人去認甲骨文或金文當然是十分困難的。
但是，由甲骨文到金文，由金文到小篆，由小篆到隸書，由隸書到楷書，由繁體楷書到簡體楷書，整個發展過程十分清楚、完整。
了解到這樣連續發展過程及其規律，也就掌握了認識甲骨文、金文的鑰匙。
而且，從甲骨文到現代漢字，不管字形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字的構造總是以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為共同原則的；這些原則好象一座聯系古今漢字的橋梁，今人通過它可以辨識古代文字。
至于語言，古今差别的确不小。
因此現代人，甚至現代的②《〈共産黨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49頁。
③高善必：《古代印度文化與文明史綱》（TheCultureandCivilizatronofAnciemtIndiainHistoricalOutline1977），第9頁。
①湯姆生：《第一批哲學家》第61頁。
專門學者，對于甲骨蔔辭、金器銘刻、《詩》、《書》之文，也有不少難以理解的地方。
但是，古今語言的差異主要表現在語音、詞彙及專門術語上，語法結構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而且所有的變化都是在長期的曆史過程中逐漸發生的。
因此，其中仍有梯道可尋。
譬如，先秦一部古籍，漢、魏時期的人已覺難解，于是學者作了注釋。
到了唐、宋時期。
漢、魏人的注釋已顯得不足以解決疑難，于是學者又作了疏解。
今人考釋古籍，經常都要通過這條前人注疏的梯道。
這個梯道也是文明淵源不斷的一個明顯證據。
第二，中國曆史和文化的傳統從未中斷。
曆史記錄和著作是客觀曆史發展過程的文字反映。
中國文明的連續性在曆代的曆史記錄和曆史著作中也有反映。
甲骨蔔辭、金器銘刻都是有關史事的記錄，《尚書》、《詩經》中有史事的記錄，也有後人關于前代史事的表述。
《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書記載了大量的先秦史事。
司馬遷作《史記》，創為通史，上起黃帝，下迄漢武，尤其反映了中國古代文明的連續性的特點。
在《史記》中，《三代世表》譜列了自夏以下三代君主的世系。
從此以後，中國曆代君主世系直至清溥儀止迄未中斷。
在《史記》中，《十二諸侯年表》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始；從此中國史書紀年迄無中斷。
自《史記》以下，曆代均有斷代的紀傳體正史，它們首尾相銜，形成一條史的長龍。
黑格爾說：“中國&lsquo曆史作家&rsquo的層出不窮，繼續不斷，實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
”①洵非虛語。
其實，中國曆史著作的可貴之處還不限于時間上的前後銜接，而且中國曆代史書從體裁到内容都有内在的發展脈絡可尋。
除了史學以外，其他學術的情況也大體如此。
例如文學，從《詩經》到漢、魏古詩、到唐代律詩、到宋詞、到元曲，從楚辭到漢賦、到骈體文，其間都有着相當清楚的沿革關系。
黑格爾在肯定中國“曆史作家”層出不窮、繼續不斷”的同時，又說“中國很早就已經進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狀；但是因為它客觀的存在和主觀運動之間仍然缺少一種對峙，所以無從發生任何變化，一種終古如此的固定的東西代替了一種真正的曆史的東西。
”②這樣，他就把中國曆史的連續性和停滞性混為一談。
黑格爾有一種偏見，認為東方的文明是古老的，同時也是停滞的。
我們不想否認，在黑格爾的這一偏見裡也顯出了他對當時曆史的某種卓越的見解。
因為，當時在西方已經開始了資本主義的時代，而東方還被束縛于傳統的封建制度之下。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科學地指出：“資産階級除非使生産工具，從而使生産關系，從而使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革命化，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
反之，原封不動地保持舊的生産方式，卻是過去的一切工業階級生存的首要條件。
生産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關系不停的動蕩，永遠地不安和變動，這就是資産階級時代不同于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
①黑格爾不能對當時東西方曆史的區别作出唯物史觀的解釋，于是以臆造的“曆史哲學”的形式把它歸因于不同民族的精神上的“區别”。
到了封建社會後期，尤其是明清時期，中國在許多方面的發展都比西歐顯得遲緩，以緻從曆史上的先進地位轉而落後下來。
原先落後于中國的西方人，現在跑到中國前面去了，于是他以為中國在停步不動。
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黑格爾作為一位對于辯證法的發展具有傑出貢獻的大師，他的中國曆史①黑格爾：《曆史哲學》，王造時譯本，第161頁。
②《曆史哲學》，王造時譯本，第161頁。
①《共産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54頁。
無變化的說法卻是直接違反辯證法的本身的。
我們認為，中國文明發展的連續性的實質，絕對不在于什麼凝固不變性或停滞性，而恰恰在于中國文明具有的不斷的自我更新、自我代謝的能力。
任何一個文明的發生，都必然是對于非文明的否定或克服；一切文明的存在和發展，也都必然是對于非文明的不斷否定或克服。
一切文明發生和發展的過程都是這樣的對立統一的運動過程或新陳代謝過程。
就以上述各古代文明來說，埃及和兩河流域地區的先民在人類曆史上最先否定非文明而進入文明，她們的文明的自我代謝到公元前一千年代中期由盛而衰，随後也就失去了生機。
愛琴文明到公元前十二世紀不再能自我代謝，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生存條件。
希臘文明的自我代謝到公元前五至四世紀由極盛而轉衰，它本身随後也就失去了獨立存在的地位。
羅馬文明在公元前後一兩個世紀裡盛極一時，其後失去自我調節、自我代謝的能力，以後也就由苟延殘喘而終至消亡。
曆史上其他文明發生、發展與滅亡的曆程莫不如此。
我們論述中國文明發展的連續性，絕對不是也不能把中國的曆史寫成一部田園詩，把幾千年的歲月都說成是在安閑和恬靜中度過來的。
中國文明在其發展過程中曾經閱曆了無數驚濤駭浪，穿越了無數深峽險灘，其間有過許多光輝燦爛的時期，也有過不少風雨如晦的朝夕。
中國文明發展的連續性的真正特點，在于她曆盡危機而未消殘壯志，在于她屢經考驗而能活潑潑地生存下來。
黑格爾《曆史哲學》是在十九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講演的，那是鴉片戰争的前夕，的确是中國封建社會危機深重的時期。
但是，中國文明并未在這次危機中失去自己的獨立存在。
近百餘年來的曆史證明，中國文明經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終于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走向複興。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①這大體可以表明中國文明發展連續性的基本特色。
國家統一的發展和鞏固縱觀世界曆史，古國文明源遠者未必流長；中國文明源遠而流長，這是極為難得的。
文明恰似江河，如果淵源深遠，那末隻有在前進的流程中得到足夠的川流的彙注，才有可能越來越寬闊、豐富，形成不竭的長流。
中國文明所以沒有中斷，與國家統一的發展和鞏固是有密切關系的。
從世界曆史的一般情況來看，文明的發生和發展都是和不同程度的統一相關聯的。
當文明最初發生之際，都有一個由部落共同體聯合為國家的過程。
在古代希臘，人們把這種“統一”稱為“塞諾西辛”（Synoikismos）。
經過這樣統一過程形成的還隻是一種以某一城為中心的、小國寡民的邦。
随着文明的發展和地區性的經濟聯系的出現，小邦往往又合并成一些地區性的王國。
随着各地區之間文明聯系的出現，在上古和中古時期，又先後出現過許多跨地區性的帝國。
各個文明在這種橫向的分合過程中具體處境不同，它們在自身的縱向發展中的連續性程度也有着很大的差異。
中國以外的其他古老文明缺乏縱向發展中的連續性，一般都與其在橫向分合關系中的具體狀況有關。
公元前四千年代晚期，埃及和兩河流域南部開始出現許多小邦，是世界上最早發生的文明。
公元前三千年代，埃及形成古王國各朝的統一國家，出現了以金字塔為表征的文明；兩河流域南部也先後①《易·乾卦象辭》。
出現了阿卡德王朝和烏爾第三王朝的統一國家。
在公元前三千年代中期以後出現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國夏文明、愛琴文明，都是小邦林立的文明。
公元前二千年代，埃及出現了中王國、新王國諸朝的統一國家，兩河流域出現了古巴比倫的統一國；這兩個最古老的文明至此達到極盛階段。
印度河流域文明、愛琴文明，尚未形成統一的地區性王國，就在公元前二千年代消亡了。
公元前一千年代前期，埃及和兩河流域南部（巴比倫尼亞）的古老文明中心開始發生危機，于是亞述人建立了包括埃及、叙利亞、巴勒斯坦和兩河流域的帝國；這時，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在希臘，重新産生了許多小邦。
公元前七世紀末葉，亞述帝國解體，公元前六世紀中葉以後又形成了包括伊朗高原、兩河流域、叙利亞、巴勒斯坦、埃及和小亞細亞的波斯帝國。
公元前六至四世紀間，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開始形成一些地區性的王國，希臘城邦文明達到繁盛時期，羅馬國家形成。
公元前四世紀後期，馬其頓征服希臘，随後又征服波斯帝國，建立起地跨歐、亞、非三洲的亞曆山大帝國。
但是這個帝國在亞曆山大本人死後不久就瓦解了，分裂成許多小國。
公元前三世紀，在南亞次大陸曾一度出現孔雀帝國，但這個帝國很快也解體了。
公元前三世紀，羅馬統一了意大利，公元前一世紀末葉，羅馬形成雄霸于地中海地區的帝國。
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