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史書體裁和曆史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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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史書體裁的綜合運用
史書體裁綜合運用的傳統中國史書，體裁繁富。
《漢書·藝文志》“六藝略”中有《尚書》和《春秋》兩類，都屬于不同體裁的史書。
《禮》類記典制，《詩》包含了不少的史詩，也都具有史書性質。
《隋書·經籍志》除《書》、《春秋》等列于經部外，專有史部書的著錄，共十三類。
這十三類史書，各有其在體裁上的特點。
劉知幾的《史通》，以編年、紀傳二體為正史，把偏紀、小錄等十類史書列為“雜述”，共十二類，即十二種體裁。
清修《四庫全書》，定史部為十五類，比《隋書·經籍志》的類别更多一些。
這些分類的方法不一定都很恰當，但反映了中國史書體裁之多。
當然，這些分類都與内容有關，但也結合着體裁上的特點。
編年體、紀傳體和紀事本末體是史書體裁中最主要的三種形式。
具體到一部史書，往往是以某種體裁為主，同時也采用别種體裁作為補充的形式。
象《春秋》那樣單純的編年體，是很少見的。
這種在史書體裁上的綜合運用，在中國史學史上有長期的傳統，不過作者不一定意識到這一點。
有一種流行的看法，認為史書都屬于一種單純的體裁，這是不符合事實的。
我國現存最早的史書《尚書》，一般認為是一部記言的書。
從書的基本内容說，是這樣的。
但從全書内容來看，《尚書》就已經是一部多體裁的書。
書中，如《金滕》、《顧命》，都是紀事本末體，《禹貢》是地志，《堯典》則近于本紀。
《國語》的情形也是這樣，既記言，又記事，還記一事的始末及曆史發展的趨勢。
《尚書》、《國語》都是後人編集而成，把多種體裁的記載彙集在一起，就出現了多體裁的形式，但這并不是編集者要運用什麼體裁，還說不上是多體裁的綜合運用。
編年體史書，《春秋》隻記年月日和事目，記載很簡單。
後來，《左傳》出來了，記事又記言，有時還追溯一事之由起和事态發展的結果。
這是編年體史籍本身發展出現的新形式，也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别種體裁的結果。
編年體有一個很大的困難，就是無年月可考的事，即使是很重要的事，也無法寫在書内。
《左傳》使用了紀事本末的辦法，對此有所突破，而所受限制仍然很大。
《前漢紀》、《後漢紀》用類舉記事的辦法，把典章制度和一些人的傳記都寫了進去。
《資治通鑒》又在前人的基礎上，綜合運用多種形式，記載的内容大為恢廓。
紀傳體的本身，就是一種綜合體。
司馬遷寫《史記》，就是這樣作的。
《漢書·司馬遷傳·贊》說：“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史事以為之《傳》，又撰異同為《國語》。
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
春秋之後，七國并争，秦兼諸侯，有《戰國策》。
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
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
”這裡說的是《史記》吸收了前人所著史書的内容，實際上它也吸收了前人所著史書的各種體裁，而形成本紀、列傳、世家、書、表綜合的形式。
本紀，基本上是編年體，也有關于帝王本人的事迹。
列傳，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傳記。
世家，是諸侯和貴族的曆史。
書是關于典章制度和有關社會文化生活各方面的曆史。
表，是用表的形式表達錯綜複雜的曆史情況的史表。
《史記》把多種體裁綜合起來，形成一個互相配合的整體，能從多方面反映社會生活，構成一個時代的全史，并且容量很大，有很大的伸縮性。
這是紀傳體在二千年中被長期沿用的一個重要原因。
曆代史家贊揚《史記》的體裁，評論有詳有略，側重或有不同，中心實在于此。
範晔、劉知幾、章學誠都強調它能夠包括豐富内容，囊括曆代史事。
如劉知幾說：“《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綱，傳以委曲細事，表以序其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于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隐必該，洪纖靡失。
”①趙翼則認為由于《史記》的體例堪稱“全史”，因而成為史家的極則。
他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
..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
”②梁啟超則認為《史記》各體互相補充，包羅豐富，很有伸縮性。
他說：“《史記》在體裁上集其大成，兼綜諸體而調和之，使互相補充而各盡其用。
”③又說：“紀傳體的體裁，合各部在一起，記載平均，包羅萬象。
表以收複雜事項，志以述制度風俗，本紀以紀大事，列傳以傳人物，伸縮自如，實在可供人們研究。
”①他們所共同強調的《史記》具有綜合衆體、容量廣闊的突出優點，在今天仍值得我們繼承和借鑒。
這個問題在文學界也有人提出來。
茅盾同志的《夢回瑣記》，說：“我有一個簡單的想法，按正史的體裁編一部中國文學史。
..本紀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大綱而已，讀者要知其詳，要讀列傳和書志。
”“文學史如此，美術史、音樂史似乎也可以取同樣的辦法”②。
茅盾提出要從《史記》的綜合體裁中吸取營養，撰寫新的紀傳體文學史的設想很有見地。
新綜合體裁的探索《史記》在編撰方法上囊括全局的優點，對于史學的演進影響極大，不僅後世修史竟相仿效，綿延不絕，而且吸引着一些有識史家在它的基礎上進行創新的嘗試。
十七世紀以後，出現了一種探索新綜合體的趨勢。
先有清初馬骕撰《繹史》，創造了新的綜合體制。
至乾嘉時期，著名的史學評論家章學誠深入地辨析體例，提出了“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的主張，并在修撰方志上作出嘗試。
本世紀初，具有近代色彩的史學家章炳麟、梁啟超分别提出了編撰《中國通史》的設想。
馬、章、章、梁具體做法雖有不同，但都是朝着同一的方向努力。
他們都試圖突破原有體裁的限制，創造出一種更能顯示出曆史演進大勢，更能廣泛反映社會史豐富内容的新體裁。
他們不斷探索的趨勢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史學發展的要求。
清初的馬骕是近三百年探索新綜合體的第一人。
他的史學成就在當時就受到重視。
顧炎武對他尤為推服①。
他在青年時期，曾将《左傳》改編為紀事①《史通·二體》。
②《廾二史劄記·各史例目異同》。
③《中國曆史研究法》。
①《中國曆史研究法補編》。
②《夢回瑣記》，《文藝報》1981年第1期。
①王士禛：《池北偶談·談獻五》。
本末體，成《左傳事緯》一書，至今仍為研究者所重視。
此書除正文外，還有附錄八卷，内容包括“圖表”、“覽左随筆”、“名氏譜”等，補充正文叙事的不足。
這種做法，已經包含着吸取多種體裁的優點以補充單一體裁所不足的意圖。
《繹史》一書創造了新的綜合體制。
此書是馬骕一生精力所萃，共計一百六十卷，分為五部：一為“太古部”，二為“三代部”，三為“春秋部”，四為“戰國部”，計一百五十卷，是全書的主要部分，或按事件始末立篇，如“夏禹受禅”、“商湯滅夏”等；或按人物及其學說立篇，如“老子道教”、“孔子類記”等。
最後是“外錄”，十卷，補充前面四部記載的不足。
冠于全書之首的還有世系圖、地圖和年表，用來與正文互相配合。
總之，馬骕是将紀傳體、紀事本末體、學案體、典制體等，熔煉成為綜合的體裁。
馬骕自述其著述主旨說：“紀事則詳其颠末，紀人則備其始終。
..君臣之迹，理亂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縱橫分合之異勢，了然具焉。
”②他為自己确定的要求，是既重記事，又重記人。
顯然，倘若隻是簡單地采用傳統史學三種主要體裁中的哪一種，都是無法容納這樣廣泛的内容的。
《繹史》的出現可說是體裁上的突破。
清初著名學人李清為《繹史》作序，盛贊它具有“體制之别創”、“譜牒之鹹具”等特點，又說“自讀《繹史》，然後知天地之大，識宇宙之全”。
話說得有些過頭，但他特别推崇《繹史》體制别創和内容豐富，則是頗有見地的。
章學誠著《文史通義》，以發展的眼光，深入地辨析史書體例的得失，提出了改革史書編撰的方向。
章學誠認為，紀傳體本是三代以後之良法，司馬遷發凡起例，具有遠見卓識，紀表書傳互相配合，是以“範圍千古，牢籠百家”，具有很大的包容量。
加上司馬遷對體例的運用能夠靈活變通，“體圓用神”，不愧是撰述的典範。
《漢書》、《三國志》也都是“各有心裁家學”的上乘之作。
降而《晉書》、《隋書》、《新唐書》等，“雖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能”，所以能修成有價值的史書。
後來的修史者墨守成規，不知根據需要變通，結果史才、史識、史學都反過來成為史例的奴隸，“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可删。
”“紀傳體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雜體猥，不可究法，或一事而數見，或一人而兩傳，人至千名，卷盈數百”。
這些論述分别見于《史學别錄例議》和《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二文中，相當中肯地總結了中國一千多年曆史編撰的一些重要經驗教訓，貫串着曆史分析的眼光，強調史家的才識，強調靈活運用。
他還認為，紀傳體本身在反映史事上的缺陷，是難以反映史事演進的大勢。
“夫史以記事者也；紀傳、編年，區分類例，皆期于事有當而已。
..蓋史至紀傳而義例愈精，文章愈實，而于事之宗要愈難追求，觀者久已患之。
”又說：“紀傳之書，類例易求而大勢難貫。
”①這都是講紀傳體不利于反映曆史發展主線的缺點。
章學誠認為，紀傳體的這一缺陷，正好從紀事本末得到彌補。
他說：“按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隐括，無遺無漏。
”“夫史為記事之文，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為常例所拘，而後能起訖自如，無一言之或遺或溢②《繹史·征言》。
①《文史通義·史學别錄例議》。
也”②。
這裡強調史實本身千變萬化，史書要與之适應，就必須采用紀事本末體的辦法，“按事立篇”，“不為常格”，“起訖自如”。
根據上述對紀傳體、紀事本末體利弊的分析，章學誠明确提出了“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作為改革史書編撰的方向。
他說：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複化為神奇。
紀事本末本無深意，而因事命篇，不為成法，則引而伸之，擴而充之，遂覺體圓用神，《尚書》之神聖制作，數千年來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
豈非窮變通久自有其會，紀傳流弊至于極盡，而天誘仆衷，為從此千百年後史學開蠶叢乎！今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增圖譜之例而删書志之名，發凡起例..③99900041_0307_1章學誠主張的實際内容，就是吸取紀傳體和紀事本末體二者之所長，形成一種新的綜合體裁。
他認為這是為史書的編撰解決了大難題，開辟了新途徑。
如何實現“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的原則，他有過兩種設想。
一種辦法是采用“紀”、“傳”、“圖”、“表”四體配合。
即保留紀傳體原有的“紀”、“表”；去掉“書志”名稱，設立包含多種類型内容的“傳”，并增加“圖”。
另一辦法是設置“别錄”，在全書前面标列出一個時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件之下将書中有關的篇名注明，以此起到提綱挈領的作用。
總的意圖，則都是要保留紀傳體各體配合的特點，補充紀事本末體更能顯示曆史大勢的長處。
這與《繹史》的編撰意圖是相符合的。
章炳麟、梁啟超二人生活的時代距我們更近，他們的史學思想有近代色彩，并且兩人還曾通信讨論修撰《中國通史》的體例，他們探索新綜合體的嘗試更值得注意。
章炳麟于一九○○年寫作《中國通史略例》①，明确地采用章學誠的主張，吸收了紀事本末體的優點而對紀傳體加以改造。
一九○二年，他又寫信給梁啟超、吳君遂等，重申其見解。
這說明：《略例》中提出的設想，不是一時興之所至，而是他長時間探索後形成的相當固定的看法。
《略例》中所列中國通史目錄，有表、典、記、考紀、别錄五種表述形式。
章炳麟的曆史觀比封建時代的史家進步得多。
他申明，修撰《中國通史》的目的，一是為了“揚榷大端，令知古今進化之軌”，一是為了“振厲士氣，令人觀感”②。
這反映出他當時作為資産階級革命家的立場，同時，也反映出他接受了日本、西方資産階級進化史觀的影響。
他所設想的體制，是吸收紀事本末體的優點，而對紀傳體加以改造。
目錄中的“典”是用以記典章制度，來源于“書志”。
“考紀”和“别錄”都是記人，來源于“本紀”和“列傳”。
“表”用以列舉次要的人物和紛繁的材料，其來源于紀傳體甚明。
十篇“記”，是吸取紀事本末體的優點設立的。
盡管五種體裁中以何為綱沒有解決，但總的來說，章炳麟的設想較章學誠前進了一步。
梁啟超于一九○一至一九○二年也醞釀寫《中國通史》。
到一九一八年，他在緻陳叔通信中概述他訂定的《中國通史》體例，要設立“載記”、“年表”、“志略”、“傳志”（又稱“列傳”）四項。
現見于《飲冰室文集》中有關《中國通史》的部分作品，都寫于1920年，計有《春秋載記》和《戰國載記》、《春秋年表》和《戰國年表》、《志語言文字》和《志三代宗教②《文史通義·書教下》。
①《中國通史略例》附在《訄書》第五十九《哀清史》之後，始見于《訄書》手校本。
②《中國通史略例》附在《訄書》第五十九《哀清史》之後，始見于《訄書》手校本。
禮學》，正與此信件中所說四項體例相符。
他還有一篇《原拟中國通史目錄》，共列有朝代篇、民族篇、地理篇等三十一個篇名，但包括不了“載記”、“年表”、“志”的體例，可見這份“目錄”是他更早時候所拟而後來放棄了的。
梁啟超的“載記”、“年表”、“志”、“列傳”四體與章炳麟的五種表述形式有許多相通之處。
“載記”的作用是叙述一個時期的主要事件和曆史大勢。
從《春秋載記》和《戰國載記》可見，這是吸收了紀事本末體的優點并加以發展。
“載記”是作為大綱，再用“年表”、“志略”和“列傳”相輔而行。
梁啟超認為紀傳體史書是帝王家譜，又說“愈晚出之史，卷帙愈增，而蕪累亦愈甚也。
”①這隻是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他對紀傳體的長處也有中肯的評論，如說：“紀傳體的長處，在内容豐富，社會各部分情狀，皆可納入。
”②他設想的《中國通史》體例，其核心内容，就是既吸取紀事本末體的優點，又發揮紀傳體各體配合、包羅豐富、伸縮自如的長處，而形成新的綜合體裁。
盡管梁啟超遠未實現自己的設想，但他的做法和認識卻對後人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第二節 多體裁配合、多層次地反映曆史 以序說開宗明義回顧我國史書體裁發展的悠久的過程，深感到一種單一的體裁，決不足以反映我國曆史的豐富内容。
我們應該發展綜合運用的優良傳統，多體裁配合、多層次地反映曆史。
本書拟就此有所嘗試。
首先，我們以“序說”置于全卷之首，開宗明義。
書之有序，在我國起源甚早。
《莊子·天下篇》縱論古代學術的發展及莊子在學術思想上的地位。
《呂氏春秋·序意》記文信侯關于十二紀的問答。
這已是書序的雛形，但還沒有達到書序的完整形式。
漢儒序《詩》、《書》，解說每篇寫作的因由或宗旨，已向書序的完整化更接近一步。
《淮南子·要略》，首說全書由起，次說二十篇的旨趣，末說全書的重要意義，這已是一篇全整的書序了。
許慎《說文解字·序》說文字創制的由來及本書所論列的五百四十部首，也是一篇很好的書序。
劉向校書，每校完一書，辄條其篇目，撮其旨意，寫成别錄。
劉向所作，為後來書目解題之
《漢書·藝文志》“六藝略”中有《尚書》和《春秋》兩類，都屬于不同體裁的史書。
《禮》類記典制，《詩》包含了不少的史詩，也都具有史書性質。
《隋書·經籍志》除《書》、《春秋》等列于經部外，專有史部書的著錄，共十三類。
這十三類史書，各有其在體裁上的特點。
劉知幾的《史通》，以編年、紀傳二體為正史，把偏紀、小錄等十類史書列為“雜述”，共十二類，即十二種體裁。
清修《四庫全書》，定史部為十五類，比《隋書·經籍志》的類别更多一些。
這些分類的方法不一定都很恰當，但反映了中國史書體裁之多。
當然，這些分類都與内容有關，但也結合着體裁上的特點。
編年體、紀傳體和紀事本末體是史書體裁中最主要的三種形式。
具體到一部史書，往往是以某種體裁為主，同時也采用别種體裁作為補充的形式。
象《春秋》那樣單純的編年體，是很少見的。
這種在史書體裁上的綜合運用，在中國史學史上有長期的傳統，不過作者不一定意識到這一點。
有一種流行的看法，認為史書都屬于一種單純的體裁，這是不符合事實的。
我國現存最早的史書《尚書》，一般認為是一部記言的書。
從書的基本内容說，是這樣的。
但從全書内容來看，《尚書》就已經是一部多體裁的書。
書中，如《金滕》、《顧命》，都是紀事本末體，《禹貢》是地志，《堯典》則近于本紀。
《國語》的情形也是這樣，既記言，又記事，還記一事的始末及曆史發展的趨勢。
《尚書》、《國語》都是後人編集而成，把多種體裁的記載彙集在一起，就出現了多體裁的形式，但這并不是編集者要運用什麼體裁，還說不上是多體裁的綜合運用。
編年體史書，《春秋》隻記年月日和事目，記載很簡單。
後來，《左傳》出來了，記事又記言，有時還追溯一事之由起和事态發展的結果。
這是編年體史籍本身發展出現的新形式，也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别種體裁的結果。
編年體有一個很大的困難，就是無年月可考的事，即使是很重要的事，也無法寫在書内。
《左傳》使用了紀事本末的辦法，對此有所突破，而所受限制仍然很大。
《前漢紀》、《後漢紀》用類舉記事的辦法，把典章制度和一些人的傳記都寫了進去。
《資治通鑒》又在前人的基礎上，綜合運用多種形式，記載的内容大為恢廓。
紀傳體的本身，就是一種綜合體。
司馬遷寫《史記》，就是這樣作的。
《漢書·司馬遷傳·贊》說：“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史事以為之《傳》，又撰異同為《國語》。
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
春秋之後，七國并争，秦兼諸侯，有《戰國策》。
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
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
”這裡說的是《史記》吸收了前人所著史書的内容，實際上它也吸收了前人所著史書的各種體裁，而形成本紀、列傳、世家、書、表綜合的形式。
本紀，基本上是編年體，也有關于帝王本人的事迹。
列傳，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傳記。
世家，是諸侯和貴族的曆史。
書是關于典章制度和有關社會文化生活各方面的曆史。
表，是用表的形式表達錯綜複雜的曆史情況的史表。
《史記》把多種體裁綜合起來，形成一個互相配合的整體，能從多方面反映社會生活，構成一個時代的全史，并且容量很大，有很大的伸縮性。
這是紀傳體在二千年中被長期沿用的一個重要原因。
曆代史家贊揚《史記》的體裁，評論有詳有略，側重或有不同，中心實在于此。
範晔、劉知幾、章學誠都強調它能夠包括豐富内容，囊括曆代史事。
如劉知幾說：“《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綱，傳以委曲細事，表以序其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于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隐必該，洪纖靡失。
”①趙翼則認為由于《史記》的體例堪稱“全史”，因而成為史家的極則。
他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
..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
”②梁啟超則認為《史記》各體互相補充，包羅豐富，很有伸縮性。
他說：“《史記》在體裁上集其大成，兼綜諸體而調和之，使互相補充而各盡其用。
”③又說：“紀傳體的體裁，合各部在一起，記載平均，包羅萬象。
表以收複雜事項，志以述制度風俗，本紀以紀大事，列傳以傳人物，伸縮自如，實在可供人們研究。
”①他們所共同強調的《史記》具有綜合衆體、容量廣闊的突出優點，在今天仍值得我們繼承和借鑒。
這個問題在文學界也有人提出來。
茅盾同志的《夢回瑣記》，說：“我有一個簡單的想法，按正史的體裁編一部中國文學史。
..本紀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大綱而已，讀者要知其詳，要讀列傳和書志。
”“文學史如此，美術史、音樂史似乎也可以取同樣的辦法”②。
茅盾提出要從《史記》的綜合體裁中吸取營養，撰寫新的紀傳體文學史的設想很有見地。
新綜合體裁的探索《史記》在編撰方法上囊括全局的優點，對于史學的演進影響極大，不僅後世修史竟相仿效，綿延不絕，而且吸引着一些有識史家在它的基礎上進行創新的嘗試。
十七世紀以後，出現了一種探索新綜合體的趨勢。
先有清初馬骕撰《繹史》，創造了新的綜合體制。
至乾嘉時期，著名的史學評論家章學誠深入地辨析體例，提出了“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的主張，并在修撰方志上作出嘗試。
本世紀初，具有近代色彩的史學家章炳麟、梁啟超分别提出了編撰《中國通史》的設想。
馬、章、章、梁具體做法雖有不同，但都是朝着同一的方向努力。
他們都試圖突破原有體裁的限制，創造出一種更能顯示出曆史演進大勢，更能廣泛反映社會史豐富内容的新體裁。
他們不斷探索的趨勢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史學發展的要求。
清初的馬骕是近三百年探索新綜合體的第一人。
他的史學成就在當時就受到重視。
顧炎武對他尤為推服①。
他在青年時期，曾将《左傳》改編為紀事①《史通·二體》。
②《廾二史劄記·各史例目異同》。
③《中國曆史研究法》。
①《中國曆史研究法補編》。
②《夢回瑣記》，《文藝報》1981年第1期。
①王士禛：《池北偶談·談獻五》。
本末體，成《左傳事緯》一書，至今仍為研究者所重視。
此書除正文外，還有附錄八卷，内容包括“圖表”、“覽左随筆”、“名氏譜”等，補充正文叙事的不足。
這種做法，已經包含着吸取多種體裁的優點以補充單一體裁所不足的意圖。
《繹史》一書創造了新的綜合體制。
此書是馬骕一生精力所萃，共計一百六十卷，分為五部：一為“太古部”，二為“三代部”，三為“春秋部”，四為“戰國部”，計一百五十卷，是全書的主要部分，或按事件始末立篇，如“夏禹受禅”、“商湯滅夏”等；或按人物及其學說立篇，如“老子道教”、“孔子類記”等。
最後是“外錄”，十卷，補充前面四部記載的不足。
冠于全書之首的還有世系圖、地圖和年表，用來與正文互相配合。
總之，馬骕是将紀傳體、紀事本末體、學案體、典制體等，熔煉成為綜合的體裁。
馬骕自述其著述主旨說：“紀事則詳其颠末，紀人則備其始終。
..君臣之迹，理亂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縱橫分合之異勢，了然具焉。
”②他為自己确定的要求，是既重記事，又重記人。
顯然，倘若隻是簡單地采用傳統史學三種主要體裁中的哪一種，都是無法容納這樣廣泛的内容的。
《繹史》的出現可說是體裁上的突破。
清初著名學人李清為《繹史》作序，盛贊它具有“體制之别創”、“譜牒之鹹具”等特點，又說“自讀《繹史》，然後知天地之大，識宇宙之全”。
話說得有些過頭，但他特别推崇《繹史》體制别創和内容豐富，則是頗有見地的。
章學誠著《文史通義》，以發展的眼光，深入地辨析史書體例的得失，提出了改革史書編撰的方向。
章學誠認為，紀傳體本是三代以後之良法，司馬遷發凡起例，具有遠見卓識，紀表書傳互相配合，是以“範圍千古，牢籠百家”，具有很大的包容量。
加上司馬遷對體例的運用能夠靈活變通，“體圓用神”，不愧是撰述的典範。
《漢書》、《三國志》也都是“各有心裁家學”的上乘之作。
降而《晉書》、《隋書》、《新唐書》等，“雖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能”，所以能修成有價值的史書。
後來的修史者墨守成規，不知根據需要變通，結果史才、史識、史學都反過來成為史例的奴隸，“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可删。
”“紀傳體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雜體猥，不可究法，或一事而數見，或一人而兩傳，人至千名，卷盈數百”。
這些論述分别見于《史學别錄例議》和《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二文中，相當中肯地總結了中國一千多年曆史編撰的一些重要經驗教訓，貫串着曆史分析的眼光，強調史家的才識，強調靈活運用。
他還認為，紀傳體本身在反映史事上的缺陷，是難以反映史事演進的大勢。
“夫史以記事者也；紀傳、編年，區分類例，皆期于事有當而已。
..蓋史至紀傳而義例愈精，文章愈實，而于事之宗要愈難追求，觀者久已患之。
”又說：“紀傳之書，類例易求而大勢難貫。
”①這都是講紀傳體不利于反映曆史發展主線的缺點。
章學誠認為，紀傳體的這一缺陷，正好從紀事本末得到彌補。
他說：“按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隐括，無遺無漏。
”“夫史為記事之文，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為常例所拘，而後能起訖自如，無一言之或遺或溢②《繹史·征言》。
①《文史通義·史學别錄例議》。
也”②。
這裡強調史實本身千變萬化，史書要與之适應，就必須采用紀事本末體的辦法，“按事立篇”，“不為常格”，“起訖自如”。
根據上述對紀傳體、紀事本末體利弊的分析，章學誠明确提出了“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作為改革史書編撰的方向。
他說：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複化為神奇。
紀事本末本無深意，而因事命篇，不為成法，則引而伸之，擴而充之，遂覺體圓用神，《尚書》之神聖制作，數千年來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
豈非窮變通久自有其會，紀傳流弊至于極盡，而天誘仆衷，為從此千百年後史學開蠶叢乎！今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增圖譜之例而删書志之名，發凡起例..③99900041_0307_1章學誠主張的實際内容，就是吸取紀傳體和紀事本末體二者之所長，形成一種新的綜合體裁。
他認為這是為史書的編撰解決了大難題，開辟了新途徑。
如何實現“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的原則，他有過兩種設想。
一種辦法是采用“紀”、“傳”、“圖”、“表”四體配合。
即保留紀傳體原有的“紀”、“表”；去掉“書志”名稱，設立包含多種類型内容的“傳”，并增加“圖”。
另一辦法是設置“别錄”，在全書前面标列出一個時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件之下将書中有關的篇名注明，以此起到提綱挈領的作用。
總的意圖，則都是要保留紀傳體各體配合的特點，補充紀事本末體更能顯示曆史大勢的長處。
這與《繹史》的編撰意圖是相符合的。
章炳麟、梁啟超二人生活的時代距我們更近，他們的史學思想有近代色彩，并且兩人還曾通信讨論修撰《中國通史》的體例，他們探索新綜合體的嘗試更值得注意。
章炳麟于一九○○年寫作《中國通史略例》①，明确地采用章學誠的主張，吸收了紀事本末體的優點而對紀傳體加以改造。
一九○二年，他又寫信給梁啟超、吳君遂等，重申其見解。
這說明：《略例》中提出的設想，不是一時興之所至，而是他長時間探索後形成的相當固定的看法。
《略例》中所列中國通史目錄，有表、典、記、考紀、别錄五種表述形式。
章炳麟的曆史觀比封建時代的史家進步得多。
他申明，修撰《中國通史》的目的，一是為了“揚榷大端，令知古今進化之軌”，一是為了“振厲士氣，令人觀感”②。
這反映出他當時作為資産階級革命家的立場，同時，也反映出他接受了日本、西方資産階級進化史觀的影響。
他所設想的體制，是吸收紀事本末體的優點，而對紀傳體加以改造。
目錄中的“典”是用以記典章制度，來源于“書志”。
“考紀”和“别錄”都是記人，來源于“本紀”和“列傳”。
“表”用以列舉次要的人物和紛繁的材料，其來源于紀傳體甚明。
十篇“記”，是吸取紀事本末體的優點設立的。
盡管五種體裁中以何為綱沒有解決，但總的來說，章炳麟的設想較章學誠前進了一步。
梁啟超于一九○一至一九○二年也醞釀寫《中國通史》。
到一九一八年，他在緻陳叔通信中概述他訂定的《中國通史》體例，要設立“載記”、“年表”、“志略”、“傳志”（又稱“列傳”）四項。
現見于《飲冰室文集》中有關《中國通史》的部分作品，都寫于1920年，計有《春秋載記》和《戰國載記》、《春秋年表》和《戰國年表》、《志語言文字》和《志三代宗教②《文史通義·書教下》。
①《中國通史略例》附在《訄書》第五十九《哀清史》之後，始見于《訄書》手校本。
②《中國通史略例》附在《訄書》第五十九《哀清史》之後，始見于《訄書》手校本。
禮學》，正與此信件中所說四項體例相符。
他還有一篇《原拟中國通史目錄》，共列有朝代篇、民族篇、地理篇等三十一個篇名，但包括不了“載記”、“年表”、“志”的體例，可見這份“目錄”是他更早時候所拟而後來放棄了的。
梁啟超的“載記”、“年表”、“志”、“列傳”四體與章炳麟的五種表述形式有許多相通之處。
“載記”的作用是叙述一個時期的主要事件和曆史大勢。
從《春秋載記》和《戰國載記》可見，這是吸收了紀事本末體的優點并加以發展。
“載記”是作為大綱，再用“年表”、“志略”和“列傳”相輔而行。
梁啟超認為紀傳體史書是帝王家譜，又說“愈晚出之史，卷帙愈增，而蕪累亦愈甚也。
”①這隻是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他對紀傳體的長處也有中肯的評論，如說：“紀傳體的長處，在内容豐富，社會各部分情狀，皆可納入。
”②他設想的《中國通史》體例，其核心内容，就是既吸取紀事本末體的優點，又發揮紀傳體各體配合、包羅豐富、伸縮自如的長處，而形成新的綜合體裁。
盡管梁啟超遠未實現自己的設想，但他的做法和認識卻對後人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第二節 多體裁配合、多層次地反映曆史 以序說開宗明義回顧我國史書體裁發展的悠久的過程，深感到一種單一的體裁，決不足以反映我國曆史的豐富内容。
我們應該發展綜合運用的優良傳統，多體裁配合、多層次地反映曆史。
本書拟就此有所嘗試。
首先，我們以“序說”置于全卷之首，開宗明義。
書之有序，在我國起源甚早。
《莊子·天下篇》縱論古代學術的發展及莊子在學術思想上的地位。
《呂氏春秋·序意》記文信侯關于十二紀的問答。
這已是書序的雛形，但還沒有達到書序的完整形式。
漢儒序《詩》、《書》，解說每篇寫作的因由或宗旨，已向書序的完整化更接近一步。
《淮南子·要略》，首說全書由起，次說二十篇的旨趣，末說全書的重要意義，這已是一篇全整的書序了。
許慎《說文解字·序》說文字創制的由來及本書所論列的五百四十部首，也是一篇很好的書序。
劉向校書，每校完一書，辄條其篇目，撮其旨意，寫成别錄。
劉向所作，為後來書目解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