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曆史理論和曆史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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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曆史理論的探索
曆史的客觀性和可知性
曆史理論是社會意識形态的構成部分，它提出了兩個關于曆史的重要問題。
一個問題是，曆史是客觀存在的，是有自身發展規律的，還是什麼神秘的力量、偉大人物所創造的？這就是曆史的客觀性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如果曆史本身有發展的規律，這種規律是否可以認識？這是曆史的可知性問題。
關于曆史理論，雖然還可以提出很多的問題，但對于這些問題的理解，都要取決于對這兩個問題的認識。
曆史是客觀存在的，它有自己的發展規律，這好象已成為常識，是不待解說而自然明白的。
但事實并不這樣簡單。
神意識觀、英雄史觀以及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曆史觀曾在西方各國長期流行，中國在這方面也并無二緻。
甚至在近、現代，在廣大的群衆中間，曆史唯心主義的觀點仍有市場。
分析這些論點的錯誤，還須作細緻的研究和耐心的工作。
這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些史學工作者對曆史客觀性重視得不夠，往往把曆史研究工作跟曆史記錄的研究工作等同起來。
曆史研究工作，是對客觀曆史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曆史發展的規律。
曆史記錄研究工作，是對于曆史文獻的研究，這種研究工作可以涉及到客觀曆史的本身，但其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整理曆史資料，而不在于揭示曆史發展的規律。
這兩種工作既有聯系，又有區别，不重視這種區别，對于史學發展工作是很不利的。
李大钊說：曆史這樣東西是人類生活的行程，是人類生活的聯續，是人類生活的變遷，是人類生活的傳演，是有生命的東西，是活的東西，是進步的東西，是發展的東西，是周流變動的東西；他不是些陳編，不是些故紙，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東西，不是印成呆闆的東西。
我們所研究的，應該是活的曆史，不是死的曆史；活的曆史，隻能在人的生活裡去得，不能在故紙堆裡去尋。
不錯，我們若想研究中國的曆史，像那《史記》咧，《二十四史》咧，《紫陽綱目》咧，《資治通鑒》咧，乃至其他種種曆史的記錄，都是很豐富，很重要的材料，必須要廣搜，要精選，要确考，要整理。
但是他們無論怎樣重要，隻能說是曆史的記錄，是研究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說他們就是曆史。
這些卷帙、冊案、圖表、典籍、全是這活的曆史一部分的縮影，而不是這活的曆史的本體。
這活的曆史，固屹然存在于這些故紙陳編的堆積以外，而有他的永續的生命。
譬如我們要想研究中國，或是日本，固然要盡量搜集許多關于中國或日本的紀載與著作，供我們研究的材料；但不能指某人所作的現代中國，說這就是中國；指某人所作的現代日本，說這就是日本。
我們要想研究列甯，或是羅素，固然要盡量搜集許多關于列甯或羅素的紀載與著作，供我們研究的資料；但不能指某人所作的列甯傳，說這就是列甯；某人所作的羅素傳，說這就是羅素。
那記載中國或日本的事物的編冊外，俨然有個活的中國，活的日本；在那列甯或是羅素的傳說以外，俨然有個活的列甯，活的羅素在。
準此以推，許多死的記錄，典籍、表冊，檔案以外，亦俨然有個活的曆史在。
從前許多人為曆史下定義，都是為曆史的記錄下定義，不是為曆史下定義；這種定義，隻能告訴我們以什麼構成曆史的記錄，曆史的典籍；不能告訴我們以什麼是曆史。
我們當于此類紀錄以外，另找真實的曆史，活的曆史。
①99900041_0281_0李大钊把客觀曆史跟曆史記錄的區别說得很清楚。
他這段話發表于1924年出版的《史學要論》。
六十多年過去了，這段話仍然不失實效。
我們重視這種區别，是尊重曆史的客觀性，也是史學工作中應有的嚴肅性。
人類曆史現象跟自然現象一樣，雖然千頭萬緒，但都有規律可循。
不過，在一定意義上，曆史現象更複雜，變化得更快。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這方面，做出了傑出的貢獻，諸如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生産力決定生産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還有階級鬥争存在于整個階級社會以及辯證法則貫穿于各類社會矛盾之中，這都是對曆史規律的揭示。
胡适從實用主義的立場出發，把自然科學上的論斷說成是人造的假設。
他舉例說：“譬如行星的運行，古人天天看見日出于東，落于西，并不覺得什麼可怪。
後來有人問日落之後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有人說日并不落下，日挂在天上，跟着天旋轉，轉到西方又轉向北方，離開遠了，我們看不見他，便說日落了，其實不曾落。
這是第一種假設的解釋。
後來有人說地不是平坦的，日月都從地下繞出；更進一步，說地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繞地行動；再進一步，說日月繞地成圓圈的軌道，一切星辰也依着圓圈運行。
這是第二種假設的解釋，在當時都推為科學的律例。
後來天文學格外進步了，于是哥白尼（NicolausCopernicus，1473&mdash1543）出來說日球是中心，地球和别種行星都繞日而行，并不是日月星辰繞地而行。
這是第三個假設的解釋。
後來的科學家，如恺柏勒（JohannesKeppler，1571&mdash1630）、如牛頓（Newton），把哥白尼的假設說得格外周密。
自此以後，人都覺得這種假設把行星的運行說的最圓滿，沒有别種假設比得上他，因此他便成了科學的律例了。
即此一條律例看來，便可見這種律例原不過是人造的假設用來解釋事物現象的，解釋的滿意，就是真的；解釋的不滿人意，便不是真的，便該尋别種假設來代他了。
”①胡适這段話是否認真理的客觀性，同時也否認了人類對事物的認識有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
從本質上說，這還是一種不可知論的說法，胡适把這種觀點帶到史學工作中，造成很壞影響。
有一種比喻說我們忠實于曆史好象照相。
可是再好的照相機也不可能把你所照的對象準确無誤地反映出來。
由于角度、光線、範圍的大小不同，同是一個對象，照出的形象就不一樣。
研究曆史要盡量如實反映曆史的真相，這裡存在着一個主觀、客觀間的問題。
就曆史本身講，是客觀的存在，但我們對曆史進行的研究、表述，還是主觀的東西，是我們曆史工作者通過研究工作對于客觀曆史的理解，是主觀同客觀的結合。
無論多麼高明的曆史家也很難說能把曆史真相完全表述出來，我們隻能努力使主觀認識盡量符合于客觀實際，符合程度越大，他的真實性就越大。
曆史是不斷發展的，我們的認識也是不斷發展的。
有人認為曆史本身是過去的事情，這種看法不一定對。
曆史上某個事件是過去的事情，但過去的事情對于曆史的影響随着時代的不同，會改變它的曆史意義。
過去的事情對于不同曆史時代有不同的曆史意義。
秦始皇滅六國在當時是一種意義，在漢初人看是一個意義，今天看又是一個意義。
第一次我們對某一問題如何看，第二次我們發現更多的材料，了解了更多的東西，并根據這些修正和補充了第一次的看法，第三次又修正和補充了第二次的看法，這不是說，以前的研究看法沒用，而是一次比一次有進步。
①以上見《胡适文存》卷二，頁77～78。
我們的認識越前進一步，就越接近事實的真相，就是我們的進步。
這就是客觀性同主觀性的關系，絕對真理同相對真理的關系。
這跟不可知論是有區别的，跟機械論是有區
一個問題是，曆史是客觀存在的，是有自身發展規律的，還是什麼神秘的力量、偉大人物所創造的？這就是曆史的客觀性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如果曆史本身有發展的規律，這種規律是否可以認識？這是曆史的可知性問題。
關于曆史理論，雖然還可以提出很多的問題，但對于這些問題的理解，都要取決于對這兩個問題的認識。
曆史是客觀存在的，它有自己的發展規律，這好象已成為常識，是不待解說而自然明白的。
但事實并不這樣簡單。
神意識觀、英雄史觀以及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曆史觀曾在西方各國長期流行，中國在這方面也并無二緻。
甚至在近、現代，在廣大的群衆中間，曆史唯心主義的觀點仍有市場。
分析這些論點的錯誤，還須作細緻的研究和耐心的工作。
這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些史學工作者對曆史客觀性重視得不夠，往往把曆史研究工作跟曆史記錄的研究工作等同起來。
曆史研究工作，是對客觀曆史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曆史發展的規律。
曆史記錄研究工作，是對于曆史文獻的研究，這種研究工作可以涉及到客觀曆史的本身，但其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整理曆史資料，而不在于揭示曆史發展的規律。
這兩種工作既有聯系，又有區别，不重視這種區别，對于史學發展工作是很不利的。
李大钊說：曆史這樣東西是人類生活的行程，是人類生活的聯續，是人類生活的變遷，是人類生活的傳演，是有生命的東西，是活的東西，是進步的東西，是發展的東西，是周流變動的東西；他不是些陳編，不是些故紙，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東西，不是印成呆闆的東西。
我們所研究的，應該是活的曆史，不是死的曆史；活的曆史，隻能在人的生活裡去得，不能在故紙堆裡去尋。
不錯，我們若想研究中國的曆史，像那《史記》咧，《二十四史》咧，《紫陽綱目》咧，《資治通鑒》咧，乃至其他種種曆史的記錄，都是很豐富，很重要的材料，必須要廣搜，要精選，要确考，要整理。
但是他們無論怎樣重要，隻能說是曆史的記錄，是研究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說他們就是曆史。
這些卷帙、冊案、圖表、典籍、全是這活的曆史一部分的縮影，而不是這活的曆史的本體。
這活的曆史，固屹然存在于這些故紙陳編的堆積以外，而有他的永續的生命。
譬如我們要想研究中國，或是日本，固然要盡量搜集許多關于中國或日本的紀載與著作，供我們研究的材料；但不能指某人所作的現代中國，說這就是中國；指某人所作的現代日本，說這就是日本。
我們要想研究列甯，或是羅素，固然要盡量搜集許多關于列甯或羅素的紀載與著作，供我們研究的資料；但不能指某人所作的列甯傳，說這就是列甯；某人所作的羅素傳，說這就是羅素。
那記載中國或日本的事物的編冊外，俨然有個活的中國，活的日本；在那列甯或是羅素的傳說以外，俨然有個活的列甯，活的羅素在。
準此以推，許多死的記錄，典籍、表冊，檔案以外，亦俨然有個活的曆史在。
從前許多人為曆史下定義，都是為曆史的記錄下定義，不是為曆史下定義；這種定義，隻能告訴我們以什麼構成曆史的記錄，曆史的典籍；不能告訴我們以什麼是曆史。
我們當于此類紀錄以外，另找真實的曆史，活的曆史。
①99900041_0281_0李大钊把客觀曆史跟曆史記錄的區别說得很清楚。
他這段話發表于1924年出版的《史學要論》。
六十多年過去了，這段話仍然不失實效。
我們重視這種區别，是尊重曆史的客觀性，也是史學工作中應有的嚴肅性。
人類曆史現象跟自然現象一樣，雖然千頭萬緒，但都有規律可循。
不過，在一定意義上，曆史現象更複雜，變化得更快。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這方面，做出了傑出的貢獻，諸如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生産力決定生産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還有階級鬥争存在于整個階級社會以及辯證法則貫穿于各類社會矛盾之中，這都是對曆史規律的揭示。
胡适從實用主義的立場出發，把自然科學上的論斷說成是人造的假設。
他舉例說：“譬如行星的運行，古人天天看見日出于東，落于西，并不覺得什麼可怪。
後來有人問日落之後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有人說日并不落下，日挂在天上，跟着天旋轉，轉到西方又轉向北方，離開遠了，我們看不見他，便說日落了，其實不曾落。
這是第一種假設的解釋。
後來有人說地不是平坦的，日月都從地下繞出；更進一步，說地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繞地行動；再進一步，說日月繞地成圓圈的軌道，一切星辰也依着圓圈運行。
這是第二種假設的解釋，在當時都推為科學的律例。
後來天文學格外進步了，于是哥白尼（NicolausCopernicus，1473&mdash1543）出來說日球是中心，地球和别種行星都繞日而行，并不是日月星辰繞地而行。
這是第三個假設的解釋。
後來的科學家，如恺柏勒（JohannesKeppler，1571&mdash1630）、如牛頓（Newton），把哥白尼的假設說得格外周密。
自此以後，人都覺得這種假設把行星的運行說的最圓滿，沒有别種假設比得上他，因此他便成了科學的律例了。
即此一條律例看來，便可見這種律例原不過是人造的假設用來解釋事物現象的，解釋的滿意，就是真的；解釋的不滿人意，便不是真的，便該尋别種假設來代他了。
”①胡适這段話是否認真理的客觀性，同時也否認了人類對事物的認識有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
從本質上說，這還是一種不可知論的說法，胡适把這種觀點帶到史學工作中，造成很壞影響。
有一種比喻說我們忠實于曆史好象照相。
可是再好的照相機也不可能把你所照的對象準确無誤地反映出來。
由于角度、光線、範圍的大小不同，同是一個對象，照出的形象就不一樣。
研究曆史要盡量如實反映曆史的真相，這裡存在着一個主觀、客觀間的問題。
就曆史本身講，是客觀的存在，但我們對曆史進行的研究、表述，還是主觀的東西，是我們曆史工作者通過研究工作對于客觀曆史的理解，是主觀同客觀的結合。
無論多麼高明的曆史家也很難說能把曆史真相完全表述出來，我們隻能努力使主觀認識盡量符合于客觀實際，符合程度越大，他的真實性就越大。
曆史是不斷發展的，我們的認識也是不斷發展的。
有人認為曆史本身是過去的事情，這種看法不一定對。
曆史上某個事件是過去的事情，但過去的事情對于曆史的影響随着時代的不同，會改變它的曆史意義。
過去的事情對于不同曆史時代有不同的曆史意義。
秦始皇滅六國在當時是一種意義，在漢初人看是一個意義，今天看又是一個意義。
第一次我們對某一問題如何看，第二次我們發現更多的材料，了解了更多的東西，并根據這些修正和補充了第一次的看法，第三次又修正和補充了第二次的看法，這不是說，以前的研究看法沒用，而是一次比一次有進步。
①以上見《胡适文存》卷二，頁77～78。
我們的認識越前進一步，就越接近事實的真相，就是我們的進步。
這就是客觀性同主觀性的關系，絕對真理同相對真理的關系。
這跟不可知論是有區别的，跟機械論是有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