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史書體裁和曆史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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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實際上也是校書人為所校書作的序。
漢人如高誘等注釋古書，也各有序。
司馬遷寫《太史公自序》，是我國史書中最早出現的序，也是一篇很好的序。
序中首先說他的家學，說到他的父親對戰國以來各學派的評論、對史職的神聖責任感。
其次，說到修史在政治上的重大意義。
再次，他扼要說明了全書一百三十篇的寫作旨趣，而最後指出：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絕］業。
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圖籍散亂。
于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
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
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
曰：“于戲！餘維先人嘗掌斯事，顯于虞唐，至于周，複典之，故①《中國曆史研究法補編》。
②《中國曆史研究法》。
司馬氏世主天官。
至于餘乎，欽念哉，欽念哉！”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
并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
禮于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
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
扶義俶傥，不令己失時，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傳。
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
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
這篇序，說出了作者的史學淵源、史學思想、本書的取材和體裁是一篇很出色的序。
《史記》有些篇章在開卷也有關于撰寫方面的小序，如《十二諸侯年表·序》：太史公讀《春秋曆譜諜》，至周曆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
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纣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睢》作。
仁義陵遲，《鹿鳴》刺焉。
及至曆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曆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
是後或力政，強乘弱，興師不請天子。
然挾王室之義，以讨伐為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
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裡或五十裡。
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疊興，更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
是以孔子明王道，幹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隐，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浃。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
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铎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铎氏微》。
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
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
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
漢相張蒼曆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大史公曰：儒者斷其義，弛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曆人取其年月，數家隆于神運，譜諜獨記世谥，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
于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删焉。
《十二諸侯年表》記的是春秋時期的曆史。
司馬遷的這篇小序說出了春秋時期出現社會大變動的由來和情況，使讀者對這一時期曆史先有一總的印象。
其次，列舉了孔子作《春秋》以來以至漢初關于春秋曆史的撰述并加以評論，其中包含史事、史論和曆譜。
最後他說明本表的寫作要求和意圖。
這對于一篇序應該說到的重要問題，可以說差不多都涉及到了。
這篇序在《史記》所有的小序中，也是一篇佳作。
班固在《漢書》中寫序傳上下卷，上卷記他的顯赫家史，他父親的《王命論》和他的辭賦。
下卷記他寫《漢書》的緣起和《漢書》百篇的旨趣。
最後，是對《漢書》的自我評價。
這篇序傳不象《太史公自序》寫得那樣集中，内容比較貧乏，但畢竟還是遵循司馬遷創始的規模而寫出來的。
宋元時，有兩篇值得注意的序，一篇是鄭樵《通志總序》，又一篇是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總序》。
鄭樵《總序》中論通史體裁和通史的重要性，強調客觀地記述曆史。
他認為，隻要記載真實，是非自然分明，不要妄加褒貶。
他還說明了《通志》全書的規模，說明哪些部分是因襲故有，哪些部分是自己的創新。
馬端臨論述了典章制度通史的重要性，《資治通鑒》在典章制度方面的缺欠，《通典》是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而有不足和錯誤。
接着他論述了編撰《通考》的意圖，說明他的取材、編撰方法和對于《通典》的續補，也說到了家學的影響。
于書中的二十四考，他各有小序，詳以“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
鄭樵的序突出自己的史學見解。
馬端臨的序分出好幾層次，一層一層地說出編撰通考的思想。
這兩篇序，都緊緊圍繞主題、旗幟鮮明，表述作者治史心得體會，沒有廢話，各有特色。
書序往往包含有編撰體例的内容，但往往不能詳備。
為了詳備，就出現了單獨成篇的例，這一般是編撰體例的條文化，實際上是承擔了書序中常有的一部分任務。
《史通·叙例》說：“唯令升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已下，遂蹑其蹤。
史例中興，于斯為盛。
若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為名，其實例也，必定其臧否，征其善惡，幹寶範晔，理切而多功，鄧粲道鸾，詞煩而寡要。
子顯雖文傷蹇踬，而義甚優長。
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
夫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苟模楷曩賢，理非可諱。
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為已力，異夫範依叔駿，班習子長，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
”劉知幾在這裡叙述了例的曆史發展，并加以評論。
他說的這些例，差不多都見不到了。
自唐以後，書之有例者漸多。
清人治學趨向缜密，所作的例有盛于前。
崔述的《考信錄釋例》和阮元的《經籍纂诂凡例》是其中頗有特色的兩篇。
《經籍纂诂凡例》共二十三條。
其中，關于收錄之例四條，關于歸韻之例三條，關于編次之例五條，關于引用書名之例七條，其他雜例四條。
《經籍纂诂》是一部一百零六卷的大型訓诂書，就是靠這二十三條規定，井然有序地編排起來。
這充分表現了凡例的現實性和計劃性。
《經籍纂诂》雖不是一部史書，但這二十三條凡例同樣可供史例編寫的參考。
凡例之後，還附有修書人的姓名，标明了每一個人的任務和負責的部分，這也是一個集體編書的很好的制度。
《考信錄釋例》是《考信錄提要》的組成部分，共二十四章，論證考信對治學的重要，古史傳說、諸子語言、經世訓诂的僞誤和後人依托的僞書，這不是一般的例，是對于古代史料學的具體擅述。
從序的曆史看，它對于一首詩、一篇文章、一卷書或一部書說，都是有開宗明義的作用的。
它向讀者說明一些問題，為讀者提供理解上的條件。
它所包含的内容，主要有這樣的幾項：（1）作者的家世。
（2）作者的治學經曆和其他活動的經曆。
（3）基本資料。
（4）對前人撰述的評價。
（5）作者自己的觀點。
（6）作者的撰寫意圖。
（7）編寫上的技術問題。
這對于我們目前寫序，有很必要的參考價值，我們應加以取舍和發展，使之更能符合我們當前的需要。
對于作者的身世和經曆，有些讀者是感興趣的。
但這不一定跟撰述本身有直接的關系，可以寫，也可以不寫，不是序文所必須具備的内容。
對基本資料，序中是需要說明的。
資料，可包括文獻資料、考古資料，還可包括民俗學方面的資料。
有些文獻資料，情況比較複雜，須進行關于著作時期的辨析。
過去認為，某些篇章是僞書，某些史事記載不可信，這不一定完全正确，須重加考慮。
時代越靠後，資料越多，就越須甄别。
在大量的資料中要能挑選出來重要的部分來論述，這對于引導讀者進行深入的研究，就更有意義。
論述前人和同時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适當的總結，在序文中應當是相當重要的部分。
序中應說到，在我們的研究領域裡，究竟有哪些問題已經解決，哪些問題正在解決，哪些問題應該提出自己的看法。
我們研究中國史，首先應當論述我國史學家的研究成果。
當前國際學術界研究中國史的人越來越多了，而學術交流的工作還有待于開展，我們暫時很難論述得全面，也隻能盡力而為。
在可能的時候，也可考慮同外國友人的合作。
作者在編撰上的意圖和編撰上的具體問題，應該在序中向讀者說明，既要扼要，又要清楚。
以上這三項如能作到，可以說，已完成了序文應盡的職責。
宋元人注經，往往在卷首，冠以“序說”。
序說的内容與我們現在的序文所要求不同。
但我們覺得，“序說”二字比“序”字的意思要豐富些，讀起來較順，本書就采用了“序說”一詞。
本書各卷差不多都冠以序說。
綜述，曆史發展的總向一部大型的史書，最好有一個主幹部分。
本書的主幹部分是綜述。
在這一部分，要寫出曆史發展的總象。
綜述吸取了本紀、編年和近年流行的劃分章節的各種體裁之長而加以發展。
本紀和編年，都是按年月日的順序記述曆史進程的。
《史記》、《漢書》的本紀，記載了皇帝的生活、诏令和軍國大事，後來的紀傳體史書的本紀，幾乎都是大事編年，很少别的東西了。
編年體發展到了《資治通鑒》，它比任何一部紀傳體的本紀都詳審得多，能容納下特别多的材料，但本紀是紀傳體史書多種體裁之一，它是全書的綱，而《資治通鑒》隻是一種單一的編年體，無論事之大小，都簡單地按年月編排，就說不上綱的問題了。
我們認為，撰寫史書是應該基本上按着時間順序，但不必拘泥于年月日的順序，有的事情可以一天一天地寫，有的可以把多少年的事情寫在一起。
應該象《資治通鑒》那樣寫得詳細一點，但不要象《資治通鑒》寫得那樣分散。
要把曆史寫得脈絡分明、階段分明，要發揮綱的作用，但又要有血有肉，不要象某些紀傳體史書的本紀寫得那樣簡單。
紀事本末體，是把史事分成若幹篇自，使之各有所屬，并且具備首尾。
這種體裁被稱為“文省于紀傳，事豁于編年。
”但這種體裁，多隻能對史事作點的排列，而不能顯示曆史長河的綿延和巨波、細浪的區别。
我們認為，可吸取紀事本末體的優點，在曆史的重點表述中，酌量采取集中記述具備紀事本末的方法。
近年流行的劃分章節的體裁，我們可稱之為章節體，大概開始于夏曾佑的《中國曆史教科書》。
這書寫于一九零二至一九零四年。
夏曾佑把中國曆史劃分成三個大的時代，其中包含七個小時代，即：上古之世。
包含：傳疑時代，從太古至周初。
化成時代，周中葉至戰國。
中古之世。
包含：極盛期，秦至三國。
中衰期，晉至隋。
複盛期，唐。
近古之世。
包含：退化期，五代、宋、元、明。
更化期，清。
他把每一個大的時代定為一篇，每一個小的時代定為一章，每章之下，又有小的子目，定為節，這就把曆史的階段性發展和曆史現象的主次表達出來。
這在史書體裁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因為這種體裁便于闡述曆史的發展，資産階級史學家中的進化論者樂于使用這種體裁，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也沿用這種體裁。
我們認為，這種體裁一直到現在還是可以使用的，但如果把這種體裁作為一部大型史書中的唯一體裁，就有很大的局限。
在這種體裁中，典章制度、學術文化和人物事迹的論述都不易得到充分的展開。
在研究了本紀、編年、紀事本末、章節等體裁之後，我們考慮到綜述的任務，可作這樣的設想：第一，要緊緊抓住每一曆史時期的綱，隻寫對曆史全局有影響的大事，其中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民族、中外關系等方面，着重寫的是曆史發展的動向。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變動得也比較顯著。
在這方面，可以着重寫一寫，但要注意到它與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聯系。
民族關系是我國曆史上的重大問題，要作出正确的處理。
第二，時間的觀念要鮮明，首先要注意到曆史時期的劃分，一個時代内部大小階段的劃分，使其能盡量顯示出曆史發展的規律性。
關于曆史時期的劃分，尚存在着一些難于解決的問題。
能解決多少，就解決多少，不能解決的，不要強作解釋。
其次，每一個皇朝的具體年代，割據時期有關各國的具體年代，都要寫清楚。
第三，對曆代的疆域，要寫出大緻輪廓。
對皇朝版圖外的兄弟民族分布的地區，也要寫出來。
有些民族地區說不清，可說出一個大緻的方位。
第四，在曆史上有重大影響的人物要寫。
隻寫帶有曆史性的重要活動，不是寫他的傳記，他的傳記放在傳記部分去寫。
第五，關于田制、稅制、官制、軍制等等，隻要重點地說到為止，具體的細節放到典志部分去寫。
綜述，作為本書的一種體裁，與其它體裁互相配合，有分工，有專職，在撰寫上要比各種舊體裁方便得多，我們可以稱它為“綜述體”。
典志，曆史現象的剖視典志，是對曆史現象進行剖視，它具有可以論述的豐富的内容。
本書自第三卷以下，各卷都有典志，置于綜述之後，傳記之前。
典志體的起源很早。
《尚書》的《禹貢》和《洪範》，從内容和形式來看，都可說屬于典志體。
《堯典》的部分内容，也可說有典志體性質。
《周禮》、《儀禮》、《禮記》，一向被認為是典志體的開山，但它們和《禹貢》等篇著作時期的先後，尚待考訂，而且内容也隻限禮的方面。
典志作為史書的一部分，以相當大的規模出現，是開始于《史記》。
《史記》有八書。
《漢書》繼《史記》之後有十志，規模就漸趨完備。
自《史記》以後，二十四史中，十七史有志。
按各史志性質來說，共有十五個門類，即：天文（天官、司天）。
五行（祥瑞、靈征）。
律曆。
地理（郡國、州郡）。
河渠（溝洫）。
食貨（平準）。
禮（禮儀、輿服、封禅、郊祀、祭祀）。
樂。
選舉。
百官（官氏）。
刑法。
兵（營衛、兵衛、儀衛）。
釋老。
藝文（經籍）。
劉知幾《史通·書志》主張，立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
杜佑《通典》有九典，僅《邊防典》為各史之所無。
鄭樵《通志》有二十略，就是《通志》中的典志部分。
二十略中，氏族、六書、七音、都邑、谥、器服、校雠、圖譜、金石、昆蟲草木等是他創立的新目。
氏族、都邑、昆蟲草木三略是劉知幾主張的實現。
後來馬端臨撰《文獻通考》，有二十四考之目。
馬氏自稱，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為《通典》所未有。
劉、杜、鄭、馬所舉新目，去其重複，可取者有氏族、都邑、方物、邊防、器服等五個部門，和各史志，總共有二十個。
我們認為，對這二十個門類應該加以合并、改造和發展，新的典志可包含如下的幾個門類：一、地理。
包含曆代皇朝的版圖、割據時期各政權的轄境、少數民族的分布、河渠的變遷、重要的都邑、通道的興修，都可以在這裡論述。
這個部門包含了舊史的地理、河渠、都邑等三志。
二、民族。
舊史的民族部分，一般是放在列傳裡寫。
《通典》的《邊防典》和《文獻通考》的《四裔考》，都包含有民族的部分。
我們把民族立為專篇，在綜述和傳記中沒有說到的，應在這裡作具體論述。
三、社會經濟。
略當于舊史的《食貨志》，在
漢人如高誘等注釋古書，也各有序。
司馬遷寫《太史公自序》，是我國史書中最早出現的序，也是一篇很好的序。
序中首先說他的家學，說到他的父親對戰國以來各學派的評論、對史職的神聖責任感。
其次，說到修史在政治上的重大意義。
再次，他扼要說明了全書一百三十篇的寫作旨趣，而最後指出：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絕］業。
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圖籍散亂。
于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
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
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
曰：“于戲！餘維先人嘗掌斯事，顯于虞唐，至于周，複典之，故①《中國曆史研究法補編》。
②《中國曆史研究法》。
司馬氏世主天官。
至于餘乎，欽念哉，欽念哉！”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
并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
禮于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
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
扶義俶傥，不令己失時，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傳。
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
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
這篇序，說出了作者的史學淵源、史學思想、本書的取材和體裁是一篇很出色的序。
《史記》有些篇章在開卷也有關于撰寫方面的小序，如《十二諸侯年表·序》：太史公讀《春秋曆譜諜》，至周曆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
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纣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睢》作。
仁義陵遲，《鹿鳴》刺焉。
及至曆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曆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
是後或力政，強乘弱，興師不請天子。
然挾王室之義，以讨伐為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
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裡或五十裡。
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疊興，更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
是以孔子明王道，幹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隐，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浃。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
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铎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铎氏微》。
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
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
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
漢相張蒼曆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大史公曰：儒者斷其義，弛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曆人取其年月，數家隆于神運，譜諜獨記世谥，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
于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删焉。
《十二諸侯年表》記的是春秋時期的曆史。
司馬遷的這篇小序說出了春秋時期出現社會大變動的由來和情況，使讀者對這一時期曆史先有一總的印象。
其次，列舉了孔子作《春秋》以來以至漢初關于春秋曆史的撰述并加以評論，其中包含史事、史論和曆譜。
最後他說明本表的寫作要求和意圖。
這對于一篇序應該說到的重要問題，可以說差不多都涉及到了。
這篇序在《史記》所有的小序中，也是一篇佳作。
班固在《漢書》中寫序傳上下卷，上卷記他的顯赫家史，他父親的《王命論》和他的辭賦。
下卷記他寫《漢書》的緣起和《漢書》百篇的旨趣。
最後，是對《漢書》的自我評價。
這篇序傳不象《太史公自序》寫得那樣集中，内容比較貧乏，但畢竟還是遵循司馬遷創始的規模而寫出來的。
宋元時，有兩篇值得注意的序，一篇是鄭樵《通志總序》，又一篇是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總序》。
鄭樵《總序》中論通史體裁和通史的重要性，強調客觀地記述曆史。
他認為，隻要記載真實，是非自然分明，不要妄加褒貶。
他還說明了《通志》全書的規模，說明哪些部分是因襲故有，哪些部分是自己的創新。
馬端臨論述了典章制度通史的重要性，《資治通鑒》在典章制度方面的缺欠，《通典》是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而有不足和錯誤。
接着他論述了編撰《通考》的意圖，說明他的取材、編撰方法和對于《通典》的續補，也說到了家學的影響。
于書中的二十四考，他各有小序，詳以“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
鄭樵的序突出自己的史學見解。
馬端臨的序分出好幾層次，一層一層地說出編撰通考的思想。
這兩篇序，都緊緊圍繞主題、旗幟鮮明，表述作者治史心得體會，沒有廢話，各有特色。
書序往往包含有編撰體例的内容，但往往不能詳備。
為了詳備，就出現了單獨成篇的例，這一般是編撰體例的條文化，實際上是承擔了書序中常有的一部分任務。
《史通·叙例》說：“唯令升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已下，遂蹑其蹤。
史例中興，于斯為盛。
若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為名，其實例也，必定其臧否，征其善惡，幹寶範晔，理切而多功，鄧粲道鸾，詞煩而寡要。
子顯雖文傷蹇踬，而義甚優長。
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
夫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苟模楷曩賢，理非可諱。
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為已力，異夫範依叔駿，班習子長，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
”劉知幾在這裡叙述了例的曆史發展，并加以評論。
他說的這些例，差不多都見不到了。
自唐以後，書之有例者漸多。
清人治學趨向缜密，所作的例有盛于前。
崔述的《考信錄釋例》和阮元的《經籍纂诂凡例》是其中頗有特色的兩篇。
《經籍纂诂凡例》共二十三條。
其中，關于收錄之例四條，關于歸韻之例三條，關于編次之例五條，關于引用書名之例七條，其他雜例四條。
《經籍纂诂》是一部一百零六卷的大型訓诂書，就是靠這二十三條規定，井然有序地編排起來。
這充分表現了凡例的現實性和計劃性。
《經籍纂诂》雖不是一部史書，但這二十三條凡例同樣可供史例編寫的參考。
凡例之後，還附有修書人的姓名，标明了每一個人的任務和負責的部分，這也是一個集體編書的很好的制度。
《考信錄釋例》是《考信錄提要》的組成部分，共二十四章，論證考信對治學的重要，古史傳說、諸子語言、經世訓诂的僞誤和後人依托的僞書，這不是一般的例，是對于古代史料學的具體擅述。
從序的曆史看，它對于一首詩、一篇文章、一卷書或一部書說，都是有開宗明義的作用的。
它向讀者說明一些問題，為讀者提供理解上的條件。
它所包含的内容，主要有這樣的幾項：（1）作者的家世。
（2）作者的治學經曆和其他活動的經曆。
（3）基本資料。
（4）對前人撰述的評價。
（5）作者自己的觀點。
（6）作者的撰寫意圖。
（7）編寫上的技術問題。
這對于我們目前寫序，有很必要的參考價值，我們應加以取舍和發展，使之更能符合我們當前的需要。
對于作者的身世和經曆，有些讀者是感興趣的。
但這不一定跟撰述本身有直接的關系，可以寫，也可以不寫，不是序文所必須具備的内容。
對基本資料，序中是需要說明的。
資料，可包括文獻資料、考古資料，還可包括民俗學方面的資料。
有些文獻資料，情況比較複雜，須進行關于著作時期的辨析。
過去認為，某些篇章是僞書，某些史事記載不可信，這不一定完全正确，須重加考慮。
時代越靠後，資料越多，就越須甄别。
在大量的資料中要能挑選出來重要的部分來論述，這對于引導讀者進行深入的研究，就更有意義。
論述前人和同時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适當的總結，在序文中應當是相當重要的部分。
序中應說到，在我們的研究領域裡，究竟有哪些問題已經解決，哪些問題正在解決，哪些問題應該提出自己的看法。
我們研究中國史，首先應當論述我國史學家的研究成果。
當前國際學術界研究中國史的人越來越多了，而學術交流的工作還有待于開展，我們暫時很難論述得全面，也隻能盡力而為。
在可能的時候，也可考慮同外國友人的合作。
作者在編撰上的意圖和編撰上的具體問題，應該在序中向讀者說明，既要扼要，又要清楚。
以上這三項如能作到，可以說，已完成了序文應盡的職責。
宋元人注經，往往在卷首，冠以“序說”。
序說的内容與我們現在的序文所要求不同。
但我們覺得，“序說”二字比“序”字的意思要豐富些，讀起來較順，本書就采用了“序說”一詞。
本書各卷差不多都冠以序說。
綜述，曆史發展的總向一部大型的史書，最好有一個主幹部分。
本書的主幹部分是綜述。
在這一部分，要寫出曆史發展的總象。
綜述吸取了本紀、編年和近年流行的劃分章節的各種體裁之長而加以發展。
本紀和編年，都是按年月日的順序記述曆史進程的。
《史記》、《漢書》的本紀，記載了皇帝的生活、诏令和軍國大事，後來的紀傳體史書的本紀，幾乎都是大事編年，很少别的東西了。
編年體發展到了《資治通鑒》，它比任何一部紀傳體的本紀都詳審得多，能容納下特别多的材料，但本紀是紀傳體史書多種體裁之一，它是全書的綱，而《資治通鑒》隻是一種單一的編年體，無論事之大小，都簡單地按年月編排，就說不上綱的問題了。
我們認為，撰寫史書是應該基本上按着時間順序，但不必拘泥于年月日的順序，有的事情可以一天一天地寫，有的可以把多少年的事情寫在一起。
應該象《資治通鑒》那樣寫得詳細一點，但不要象《資治通鑒》寫得那樣分散。
要把曆史寫得脈絡分明、階段分明，要發揮綱的作用，但又要有血有肉，不要象某些紀傳體史書的本紀寫得那樣簡單。
紀事本末體，是把史事分成若幹篇自，使之各有所屬，并且具備首尾。
這種體裁被稱為“文省于紀傳，事豁于編年。
”但這種體裁，多隻能對史事作點的排列，而不能顯示曆史長河的綿延和巨波、細浪的區别。
我們認為，可吸取紀事本末體的優點，在曆史的重點表述中，酌量采取集中記述具備紀事本末的方法。
近年流行的劃分章節的體裁，我們可稱之為章節體，大概開始于夏曾佑的《中國曆史教科書》。
這書寫于一九零二至一九零四年。
夏曾佑把中國曆史劃分成三個大的時代，其中包含七個小時代，即：上古之世。
包含：傳疑時代，從太古至周初。
化成時代，周中葉至戰國。
中古之世。
包含：極盛期，秦至三國。
中衰期，晉至隋。
複盛期，唐。
近古之世。
包含：退化期，五代、宋、元、明。
更化期，清。
他把每一個大的時代定為一篇，每一個小的時代定為一章，每章之下，又有小的子目，定為節，這就把曆史的階段性發展和曆史現象的主次表達出來。
這在史書體裁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因為這種體裁便于闡述曆史的發展，資産階級史學家中的進化論者樂于使用這種體裁，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也沿用這種體裁。
我們認為，這種體裁一直到現在還是可以使用的，但如果把這種體裁作為一部大型史書中的唯一體裁，就有很大的局限。
在這種體裁中，典章制度、學術文化和人物事迹的論述都不易得到充分的展開。
在研究了本紀、編年、紀事本末、章節等體裁之後，我們考慮到綜述的任務，可作這樣的設想：第一，要緊緊抓住每一曆史時期的綱，隻寫對曆史全局有影響的大事，其中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民族、中外關系等方面，着重寫的是曆史發展的動向。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變動得也比較顯著。
在這方面，可以着重寫一寫，但要注意到它與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聯系。
民族關系是我國曆史上的重大問題，要作出正确的處理。
第二，時間的觀念要鮮明，首先要注意到曆史時期的劃分，一個時代内部大小階段的劃分，使其能盡量顯示出曆史發展的規律性。
關于曆史時期的劃分，尚存在着一些難于解決的問題。
能解決多少，就解決多少，不能解決的，不要強作解釋。
其次，每一個皇朝的具體年代，割據時期有關各國的具體年代，都要寫清楚。
第三，對曆代的疆域，要寫出大緻輪廓。
對皇朝版圖外的兄弟民族分布的地區，也要寫出來。
有些民族地區說不清，可說出一個大緻的方位。
第四，在曆史上有重大影響的人物要寫。
隻寫帶有曆史性的重要活動，不是寫他的傳記，他的傳記放在傳記部分去寫。
第五，關于田制、稅制、官制、軍制等等，隻要重點地說到為止，具體的細節放到典志部分去寫。
綜述，作為本書的一種體裁，與其它體裁互相配合，有分工，有專職，在撰寫上要比各種舊體裁方便得多，我們可以稱它為“綜述體”。
典志，曆史現象的剖視典志，是對曆史現象進行剖視，它具有可以論述的豐富的内容。
本書自第三卷以下，各卷都有典志，置于綜述之後，傳記之前。
典志體的起源很早。
《尚書》的《禹貢》和《洪範》，從内容和形式來看，都可說屬于典志體。
《堯典》的部分内容，也可說有典志體性質。
《周禮》、《儀禮》、《禮記》，一向被認為是典志體的開山，但它們和《禹貢》等篇著作時期的先後，尚待考訂，而且内容也隻限禮的方面。
典志作為史書的一部分，以相當大的規模出現，是開始于《史記》。
《史記》有八書。
《漢書》繼《史記》之後有十志，規模就漸趨完備。
自《史記》以後，二十四史中，十七史有志。
按各史志性質來說，共有十五個門類，即：天文（天官、司天）。
五行（祥瑞、靈征）。
律曆。
地理（郡國、州郡）。
河渠（溝洫）。
食貨（平準）。
禮（禮儀、輿服、封禅、郊祀、祭祀）。
樂。
選舉。
百官（官氏）。
刑法。
兵（營衛、兵衛、儀衛）。
釋老。
藝文（經籍）。
劉知幾《史通·書志》主張，立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
杜佑《通典》有九典，僅《邊防典》為各史之所無。
鄭樵《通志》有二十略，就是《通志》中的典志部分。
二十略中，氏族、六書、七音、都邑、谥、器服、校雠、圖譜、金石、昆蟲草木等是他創立的新目。
氏族、都邑、昆蟲草木三略是劉知幾主張的實現。
後來馬端臨撰《文獻通考》，有二十四考之目。
馬氏自稱，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為《通典》所未有。
劉、杜、鄭、馬所舉新目，去其重複，可取者有氏族、都邑、方物、邊防、器服等五個部門，和各史志，總共有二十個。
我們認為，對這二十個門類應該加以合并、改造和發展，新的典志可包含如下的幾個門類：一、地理。
包含曆代皇朝的版圖、割據時期各政權的轄境、少數民族的分布、河渠的變遷、重要的都邑、通道的興修，都可以在這裡論述。
這個部門包含了舊史的地理、河渠、都邑等三志。
二、民族。
舊史的民族部分，一般是放在列傳裡寫。
《通典》的《邊防典》和《文獻通考》的《四裔考》，都包含有民族的部分。
我們把民族立為專篇，在綜述和傳記中沒有說到的，應在這裡作具體論述。
三、社會經濟。
略當于舊史的《食貨志》，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