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史書體裁和曆史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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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應有較多的發展。
包含農、牧、漁、林、礦、鹽、手工業、商業、貨币、各種生産技術、土地制度和行會制度等。
四、政治制度。
約當于舊史《百官志》。
五、軍事制度。
約當于舊史《兵志》。
六、法律。
約當于舊史的刑罰志。
學術文化，包含經學、史學、哲學、科學技術、文學、藝術、教育等，是否在典志中設置專篇，有不同的看法。
我們傾向于用傳記的形式分别處理，而把典志的内容一般限制在制度性的範圍。
關于宗教，舊史中隻有釋老志。
在内容上現應從制度上作出新的發展。
關于禮俗：舊史中的禮志、五行志、輿服志；都有比較豐富的内容，應充實民間方面的材料，設置專篇。
關于中外關系：舊史中關于中外關系的記載多見于列傳中。
《通典》的《邊防志》和《文獻通考》的《四裔考》也有部分材料。
這在典志中是一個應開創的篇章。
在典志的編撰過程中，不必拘泥于這幾個門類的各目，但标目還是以比較集中為好，不要過于分散。
這樣可以眉目清楚一些，便于讀者。
典志的表述，有三種傳統形式。
一種是《史記·平準書》式的，完全用作者的語言寫出來，有事實、有議論。
第二種形式是《漢書·地理志》、《藝文志》式的，把各種地名、書名列舉出來，作為基本的形式，也附有少量的議論。
第三種是《通典》、《文獻通考》式的，分别彙集許多原始材料，把有關前人的議論和作者的意見附于後面，這是把材料和議論完全分開的形式。
這三種形式各有特點，應該是按論述的對象采取适當的形式，不能一概而論。
應該指出，撰寫典志最重要的問題是研究方法上的深化。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說到人口的研究。
他說：“從表象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
于是行程又得從那裡回過頭來，直到我最後又回到人口，但是這回人口已不是一個渾沌的關于整體的表象，而是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了。
”依據馬克思的論述，可以歸結為：首先經過“表象的具體”，再到“多層次的抽象”，最後回到“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這樣的研究方法。
馬克思說這種方法“顯然是科學上的正确方法”。
并說，“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
”①這對我們是很有啟發的，研究人口是如此，那麼研究如此豐富複雜的人類曆史客觀進程更應該是如此。
在史書中考慮設置“典志”部分，就是希望切實地朝着從多方面反映人類史這一“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的方向去努力。
我們設想：典志部分的寫法要力求體現上述理論指導，既要從傳統史學中吸收今天用得着的東西，又跟前人的寫法不同。
總括來說，典志篇目的設立，都是企圖從各個社會剖面來反映一個曆史時期的特點，都是為體現曆史發展的整體服務的。
有兩點是特别緊要的。
第一，對于經濟、政治制度等等，不是作為一個制度靜體來寫，而是作為動的，即從曆史的運動中來寫。
第二，不僅要講一種制度的發展，還應該講制度跟社會發展的關系。
傳記，人物群象曆史的發展，畢竟是人們活動的結果。
在史書裡，看見了曆史人物的群象，就愈益感到曆史的豐富性。
離開了人，也就談不上曆史。
舊史大量地寫人物傳記，其所持的觀點是有錯誤的，但對寫人物傳記的重視，卻是可取的。
近幾十年，人們重視摸索社會發展規律，在史書撰述中努力闡述曆史的規律性，這是史學工作上的一個重大進步。
對于這一點，我們還應該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堅持下去。
但在另一方面，在斷代史和通史的撰述中，都忽視了人物傳記的編寫，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點。
現在我們還應該寫傳記，本書自第三卷以下，都要給傳記以較多篇幅。
曆史是遵循着必然的規律前進的。
人的作用不能改變規律，但能影響曆史發展的速度和狀況。
十八世紀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向亞洲擴張，同是東方國家，有的淪為殖民地，中國則淪為半殖民地，日本由封建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社會。
此後，日本又由資本主義國家向帝國主義、軍國主義發展，走上侵略鄰國的道路，最終成為戰敗國。
而中國在共産黨的領導下站立起來，建立了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
在中國史上，項羽和劉邦都以反秦起家，而項羽以優勢兵力，反而與江東八千子弟同歸于盡。
劉邦以劣勢兵力，卻最後奪得了皇位。
三國時期，諸葛亮以一身系蜀漢之安危。
南宋時期，一個嶽飛，一個秦桧，他們在權位上的得失，深刻影響宋金間的軍事局勢。
像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很能表明人在曆史的具體行程中所起的作用。
人的作用，包括人民群衆的作用，也包括領導人物、代表性人物的個人作用。
斯大林有一篇著名的談話，他跟德國作家路德維希（EmilLudwig，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103頁。
1881&mdash1948）談到個人的作用問題。
路德維希問斯大林：“你不認為在唯物主義曆史觀和你的見解之間是有矛盾的嗎？”斯大林說：“不，這裡沒有矛盾。
馬克思主義一點也不否認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說，一點也不否認人們創造曆史。
在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和其他著作中，你可以找到正是人們創造曆史的話。
可是，人們當然不是憑什麼幻想，不是随心所欲地來創造曆史的。
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們誕生的時候就已具備的一定的現成條件。
偉大人物隻有善于正确地認識這些條件，懂得怎樣改變這些條件，才有一些價值。
如果他們不認識這些條件而想憑自己的幻想去改變這些條件，那末他們這些人就會陷于唐·吉诃德的境地。
因此，正是根據馬克思的看法，決不應該把人和條件對立起來。
正是人們創造曆史，但是隻有當他們正确地認識他們所碰到的現成條件的時候，隻有當他們懂得怎樣改變這些條件的時候，他們才能創造曆史。
” 路德維希講到，他上大學時，許多自稱是唯物主義曆史觀的信徒的德國教授宣傳說，馬克思主義否認英雄人物的作用。
斯大林說：“這是些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了的人。
馬克思主義從來沒有否認過英雄的作用。
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認為這種作用是相當大的，但是要有我剛才所講的那些附帶條件。
” 斯大林還談到彼得大帝和列甯。
他說：“彼得大帝為了提高地主階級和發展新興商人階級是做了很多事情的。
彼得為了建立并鞏固地主和商人的民族國家是做了很多事情的。
同時也應該說，提高地主階級，幫助新興商人階級和鞏固這兩個階級的民族國家都是靠殘酷地剝削農奴來進行的。
”又說：“至于列甯和彼得大帝，那末彼得大帝是滄海一粟，而列甯是整個大海。
”①斯大林在這裡闡述了曆史唯物主義者對待曆史人物的正确态度：要肯定曆史人物在一定時期的作用和貢獻，同時也要指出他所受的時代和階級的局限。
以上，說個人的曆史作用，也為的是要說明編寫人物傳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但這隻說了問題的一面。
問題還有需要說明的另一面，這就是：曆史人物本身也是曆史的産物，他們身上不能不反映某些時代的特點。
正面的人物會反映某些新生力量的時代特點，反面的人物反映某些保守的以至反動的時代特點，同時他們都還會反映他們的具體環境中的某些特點。
編寫人物傳記，既要在傳記中寫出曆史人物的曆史作用，還要寫出他們身上所反映的時代特點。
我們要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看人物，同時還要從人物身上看時代。
中國曆史上，有政治家、軍事家、理财家，有思想家、哲學家、科學家、宗教家、教育家，有文學家、藝術家，有優秀的醫師、技師、工程師，有傑出的群衆領袖、婦女領袖和英雄人物。
我們不是把這些人物寫得越多越好，而是要有選擇、有主次地去寫。
有的人物在當時的曆史地位是一種情況，随着曆史的發展，他的地位就會有變化。
所以寫傳記，不隻要熟悉傳主所生活的時代曆史的全貌，有時還須有通史的見識。
簡單地專就某人的事迹寫他的傳記，是不會成功的。
有人擔心，寫傳記不能不依靠舊有的資料，這樣就隻能是資料的組合，甚至是對舊日傳記的今譯。
還有人認為，無論我們寫得怎樣好，比不上司馬遷。
這些意見，不是沒有一點道理的，但未免過于片面。
我們有馬克思主義作指導，有我們觀察人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對于同樣的材料，我們可以與古人有不同的理解，也可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可以寫出不同于古人的傳記。
比起司馬遷來，我們有難于趕上他的地方，也有可以超過他的地方。
因為時代距離的不同，他對于某些人物比我們熟悉一些。
他的文學水平也可能高些，寫的就生動些。
但有時距離的時代遠了些，可能比距離近的看得更全面些。
文學水平的高低确實對讀者的吸引力起很大作用，但理解的深刻性也具有另一種性質的吸引力。
當然，我們也應當注意表述上的生動，這一點在本章第三節還要論述。
“通”的要求序說、綜述、典志、傳記，四種體裁可以配合起來，必要時也可以參用别種體裁。
如果寫得好，就可能多層次地反映曆史發展的進程，也可能既反映了曆史的規律性，又反映了曆史的豐富性。
但要寫得好，就需要在“通”字上下工夫。
“通”的觀點，在中國史學上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關于“通”的主張，可分為兩派。
一派以司馬遷為代表，一派以鄭樵為代表。
司馬遷著《史記》，要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通古今之變”是這三句話的核心。
“究天人之際”是要從天人關系上解釋古今之變寫成一部有獨具特色的史書。
曆史本來是不斷發展變化的。
無論誰來寫曆史，都躲不開這個“變”字。
司馬遷的貢獻，不止在于寫出“變”，更在于寫出“通”。
“通”，是“稽其成敗興亡之理”，是“原始察終、見盛觀衰”，是“述往事，思來者”。
他不止是在編撰形式上的通，他是要探索曆史發展的道理，并且與曆史的未來聯系起來。
後來杜佑著《通典》，是從典章制度方面要通古今之變的專書。
他相信這書可以“施于有政”。
也是要與現實聯系起來的。
明清之際，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都有“通古今之變”的遺風，可惜都沒有寫成通古今之變的通史。
鄭樵是以推崇通史著稱的。
他所謂“通”，總是和“會”字并舉，稱作“會通”。
“會”，是大量彙集曆史文獻，加以編排。
“通”，是記載不同朝代前後相續、不斷代為書。
他用這個标準去稱贊孔子和司馬遷。
他說孔子“總詩書禮樂而會于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
說司馬遷“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于秦漢之世，勒成一書”。
鄭樵的學術興趣是知識性的，重點在文獻學方面，跟司馬遷“通古今之變”有很大的區别。
後來，馬端臨撰《文獻通考》，這是一部關于典章制度的巨制，材料豐富，也有一些見解。
但總的說來，他的興趣也是在知識性方面，在文獻資料搜集、整理方面。
他在總序中說：“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
然則考制度、審憲草，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
”“博聞強識”就是他編撰《文獻通考》的宗旨。
《通考》的形式與《通志》不同，而治學的路子是接近的。
鄭、馬的路子，對于後來史學界的影響，可能比司馬遷、杜佑還要大些。
我們撰寫史書，對于“通”的要求，要吸取兩派的長處；更重要的是，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行工作。
我們贊成搜集豐富的文獻資料，但不能停止在資料上，要通過對資料的研究上升到理論化的高度。
我們贊成通史的編寫形式，但我們要求的是全書各部分之間的脈絡貫通。
我們不贊成把通史看成斷代史的拼湊，但我們主張認真研究每一時期的曆史，研究各個曆史時期中國社會諸因素間的關系，包含生産力、生産關系和上層建築相互之間、各民族相互之間的關系，也要研究中國和世界的關系，包含中國各個曆史時期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中國與外國的往來和經濟、文化的交流。
我們贊成通古今之變，但要透過曆史現象揭示曆史本質，要于曆史沿革流變之中探索曆史的發展規律。
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是我們做好這項工作的重要保證。
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如《共産黨宣言》論述階級鬥争的曆史，《資本論》論述勞役地租到貨币地租的曆史，由簡單協作到大工業的曆史，《論國家》和《國家與革命》論述國家的曆史，都具有通史的性質，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呂氏春秋》有《精通》篇。
篇中列舉了養由基、伯樂、宋國庖丁、鐘子期的故事。
養由基是一個善射的人。
他最初先以箭射石，後來功夫到了，能箭穿鳥羽。
伯樂是一個善相馬的人。
他初學相馬的時候，十分專心，時時想着的都是馬。
宋國庖丁善解牛，當他初學解牛的時候，看見的是整個的牛，不知怎樣下刀。
後來，他解牛的本領發展到得心應手，眼裡就不再是一個無從下刀的整牛了。
鐘子期善于音樂，他能從樂聲中辨出奏樂人的情緒。
有一夜，他聽人鼓琴，覺得鼓琴人有悲哀的情緒，經過詢問，果然如此。
這些事例，說明了養由基等人由于勤學苦練而達到技藝精通的地步。
我們要把中國曆史寫好，也要有古人這種力求精通的精神。
第三節 曆史文學 史學和文學 沒有文就沒有史。
研究曆史的成果，總得表現在文字上。
人們既要下大功夫對曆史客觀進程探索了解，又要見于文章，使人看懂。
我們所要表述的，不是機械，不是技術，而是生動豐富的人類史。
要把這一客觀過程寫出來決不是容易的事。
所以我們還要下功夫講求文字表述的方法。
這也是個群衆觀點問題，史學工作者要為全民族的大衆服務，對更多的讀者負責，提供群衆愛讀的曆史著作。
曆史文學，有兩個意思。
一個意思是指用曆史題材寫成的文學作品，如曆史小說、曆史劇本。
另一個意思是指真實曆史的文字表述，這可包含一般的文字表述和有高度藝術水平的傑作。
我們這裡所讨論的曆史文學，是指第二個意思。
“文”與“史”二者的關系，最早是不分開的。
後來，文學和曆史逐漸趨于分離，這是一種進步，但是兩者分離了，仍不能截然分開。
一些傑出的曆史家，往往同時具有高度的文學修養。
他們寫成的曆史著作，同時又被認為是優秀的文學著作。
現在撰寫史書，仍有一個文字表述上的要求。
甲骨文，是我國最早的文字記載，也是有關史事的最早記載，反映了殷商和周初的一些社會情況，并且被作為檔案保存下來。
金文記載的内容比甲骨文要豐富，文字也多了，百字上下以至近五百字的銘文，如《大盂鼎》、《小盂鼎》、《大克鼎》、《散氏盤》等，占了金文中相當的分量。
甲骨文質簡，也許還說不上是文學。
金文中，有些已經有文采，可以說已具有文學作品的某些特征了。
《尚書》和《詩經》是我們所見到的最早的典籍。
《尚書》是政治文獻的彙集，但已備有多種文體，為後來各體散文的創始。
《詩經》是古代最早的詩歌總集。
其中，如《周頌》、《魯頌》、《商頌》、《大雅》、《小雅》，都有不少的曆史内容。
如《生民》、《公劉》等篇章寫了周初的曆史，歌頌了後稷、公劉等英雄人物，已有了曆史人物傳記的雛形。
《國風》大都是民間流行的詩歌，與《雅》、《頌》相比，文學味道要濃一些，而曆史内容就少得多了。
《國風》是我們所見到的、最早的純文學作品。
後來出現的《春秋》，可以說是一部不具備文學性格的曆史書。
這表現了曆史和文學分離的趨勢。
文史分離的趨向是逐步顯明的。
從戰國到秦漢，人們對文史分途，在思想上并不一定明确。
一些大史學家同時又是大文學家，他們撰寫的史書極有文采，在史學和文學上兼有很高的價值。
在戰國時期，《左傳
包含農、牧、漁、林、礦、鹽、手工業、商業、貨币、各種生産技術、土地制度和行會制度等。
四、政治制度。
約當于舊史《百官志》。
五、軍事制度。
約當于舊史《兵志》。
六、法律。
約當于舊史的刑罰志。
學術文化，包含經學、史學、哲學、科學技術、文學、藝術、教育等，是否在典志中設置專篇，有不同的看法。
我們傾向于用傳記的形式分别處理，而把典志的内容一般限制在制度性的範圍。
關于宗教，舊史中隻有釋老志。
在内容上現應從制度上作出新的發展。
關于禮俗：舊史中的禮志、五行志、輿服志；都有比較豐富的内容，應充實民間方面的材料，設置專篇。
關于中外關系：舊史中關于中外關系的記載多見于列傳中。
《通典》的《邊防志》和《文獻通考》的《四裔考》也有部分材料。
這在典志中是一個應開創的篇章。
在典志的編撰過程中，不必拘泥于這幾個門類的各目，但标目還是以比較集中為好，不要過于分散。
這樣可以眉目清楚一些，便于讀者。
典志的表述，有三種傳統形式。
一種是《史記·平準書》式的，完全用作者的語言寫出來，有事實、有議論。
第二種形式是《漢書·地理志》、《藝文志》式的，把各種地名、書名列舉出來，作為基本的形式，也附有少量的議論。
第三種是《通典》、《文獻通考》式的，分别彙集許多原始材料，把有關前人的議論和作者的意見附于後面，這是把材料和議論完全分開的形式。
這三種形式各有特點，應該是按論述的對象采取适當的形式，不能一概而論。
應該指出，撰寫典志最重要的問題是研究方法上的深化。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說到人口的研究。
他說：“從表象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
于是行程又得從那裡回過頭來，直到我最後又回到人口，但是這回人口已不是一個渾沌的關于整體的表象，而是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了。
”依據馬克思的論述，可以歸結為：首先經過“表象的具體”，再到“多層次的抽象”，最後回到“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這樣的研究方法。
馬克思說這種方法“顯然是科學上的正确方法”。
并說，“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
”①這對我們是很有啟發的，研究人口是如此，那麼研究如此豐富複雜的人類曆史客觀進程更應該是如此。
在史書中考慮設置“典志”部分，就是希望切實地朝着從多方面反映人類史這一“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的方向去努力。
我們設想：典志部分的寫法要力求體現上述理論指導，既要從傳統史學中吸收今天用得着的東西，又跟前人的寫法不同。
總括來說，典志篇目的設立，都是企圖從各個社會剖面來反映一個曆史時期的特點，都是為體現曆史發展的整體服務的。
有兩點是特别緊要的。
第一，對于經濟、政治制度等等，不是作為一個制度靜體來寫，而是作為動的，即從曆史的運動中來寫。
第二，不僅要講一種制度的發展，還應該講制度跟社會發展的關系。
傳記，人物群象曆史的發展，畢竟是人們活動的結果。
在史書裡，看見了曆史人物的群象，就愈益感到曆史的豐富性。
離開了人，也就談不上曆史。
舊史大量地寫人物傳記，其所持的觀點是有錯誤的，但對寫人物傳記的重視，卻是可取的。
近幾十年，人們重視摸索社會發展規律，在史書撰述中努力闡述曆史的規律性，這是史學工作上的一個重大進步。
對于這一點，我們還應該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堅持下去。
但在另一方面，在斷代史和通史的撰述中，都忽視了人物傳記的編寫，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點。
現在我們還應該寫傳記，本書自第三卷以下，都要給傳記以較多篇幅。
曆史是遵循着必然的規律前進的。
人的作用不能改變規律，但能影響曆史發展的速度和狀況。
十八世紀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向亞洲擴張，同是東方國家，有的淪為殖民地，中國則淪為半殖民地，日本由封建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社會。
此後，日本又由資本主義國家向帝國主義、軍國主義發展，走上侵略鄰國的道路，最終成為戰敗國。
而中國在共産黨的領導下站立起來，建立了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
在中國史上，項羽和劉邦都以反秦起家，而項羽以優勢兵力，反而與江東八千子弟同歸于盡。
劉邦以劣勢兵力，卻最後奪得了皇位。
三國時期，諸葛亮以一身系蜀漢之安危。
南宋時期，一個嶽飛，一個秦桧，他們在權位上的得失，深刻影響宋金間的軍事局勢。
像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很能表明人在曆史的具體行程中所起的作用。
人的作用，包括人民群衆的作用，也包括領導人物、代表性人物的個人作用。
斯大林有一篇著名的談話，他跟德國作家路德維希（EmilLudwig，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103頁。
1881&mdash1948）談到個人的作用問題。
路德維希問斯大林：“你不認為在唯物主義曆史觀和你的見解之間是有矛盾的嗎？”斯大林說：“不，這裡沒有矛盾。
馬克思主義一點也不否認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說，一點也不否認人們創造曆史。
在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和其他著作中，你可以找到正是人們創造曆史的話。
可是，人們當然不是憑什麼幻想，不是随心所欲地來創造曆史的。
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們誕生的時候就已具備的一定的現成條件。
偉大人物隻有善于正确地認識這些條件，懂得怎樣改變這些條件，才有一些價值。
如果他們不認識這些條件而想憑自己的幻想去改變這些條件，那末他們這些人就會陷于唐·吉诃德的境地。
因此，正是根據馬克思的看法，決不應該把人和條件對立起來。
正是人們創造曆史，但是隻有當他們正确地認識他們所碰到的現成條件的時候，隻有當他們懂得怎樣改變這些條件的時候，他們才能創造曆史。
” 路德維希講到，他上大學時，許多自稱是唯物主義曆史觀的信徒的德國教授宣傳說，馬克思主義否認英雄人物的作用。
斯大林說：“這是些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了的人。
馬克思主義從來沒有否認過英雄的作用。
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認為這種作用是相當大的，但是要有我剛才所講的那些附帶條件。
” 斯大林還談到彼得大帝和列甯。
他說：“彼得大帝為了提高地主階級和發展新興商人階級是做了很多事情的。
彼得為了建立并鞏固地主和商人的民族國家是做了很多事情的。
同時也應該說，提高地主階級，幫助新興商人階級和鞏固這兩個階級的民族國家都是靠殘酷地剝削農奴來進行的。
”又說：“至于列甯和彼得大帝，那末彼得大帝是滄海一粟，而列甯是整個大海。
”①斯大林在這裡闡述了曆史唯物主義者對待曆史人物的正确态度：要肯定曆史人物在一定時期的作用和貢獻，同時也要指出他所受的時代和階級的局限。
以上，說個人的曆史作用，也為的是要說明編寫人物傳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但這隻說了問題的一面。
問題還有需要說明的另一面，這就是：曆史人物本身也是曆史的産物，他們身上不能不反映某些時代的特點。
正面的人物會反映某些新生力量的時代特點，反面的人物反映某些保守的以至反動的時代特點，同時他們都還會反映他們的具體環境中的某些特點。
編寫人物傳記，既要在傳記中寫出曆史人物的曆史作用，還要寫出他們身上所反映的時代特點。
我們要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看人物，同時還要從人物身上看時代。
中國曆史上，有政治家、軍事家、理财家，有思想家、哲學家、科學家、宗教家、教育家，有文學家、藝術家，有優秀的醫師、技師、工程師，有傑出的群衆領袖、婦女領袖和英雄人物。
我們不是把這些人物寫得越多越好，而是要有選擇、有主次地去寫。
有的人物在當時的曆史地位是一種情況，随着曆史的發展，他的地位就會有變化。
所以寫傳記，不隻要熟悉傳主所生活的時代曆史的全貌，有時還須有通史的見識。
簡單地專就某人的事迹寫他的傳記，是不會成功的。
有人擔心，寫傳記不能不依靠舊有的資料，這樣就隻能是資料的組合，甚至是對舊日傳記的今譯。
還有人認為，無論我們寫得怎樣好，比不上司馬遷。
這些意見，不是沒有一點道理的，但未免過于片面。
我們有馬克思主義作指導，有我們觀察人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對于同樣的材料，我們可以與古人有不同的理解，也可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可以寫出不同于古人的傳記。
比起司馬遷來，我們有難于趕上他的地方，也有可以超過他的地方。
因為時代距離的不同，他對于某些人物比我們熟悉一些。
他的文學水平也可能高些，寫的就生動些。
但有時距離的時代遠了些，可能比距離近的看得更全面些。
文學水平的高低确實對讀者的吸引力起很大作用，但理解的深刻性也具有另一種性質的吸引力。
當然，我們也應當注意表述上的生動，這一點在本章第三節還要論述。
“通”的要求序說、綜述、典志、傳記，四種體裁可以配合起來，必要時也可以參用别種體裁。
如果寫得好，就可能多層次地反映曆史發展的進程，也可能既反映了曆史的規律性，又反映了曆史的豐富性。
但要寫得好，就需要在“通”字上下工夫。
“通”的觀點，在中國史學上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關于“通”的主張，可分為兩派。
一派以司馬遷為代表，一派以鄭樵為代表。
司馬遷著《史記》，要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通古今之變”是這三句話的核心。
“究天人之際”是要從天人關系上解釋古今之變寫成一部有獨具特色的史書。
曆史本來是不斷發展變化的。
無論誰來寫曆史，都躲不開這個“變”字。
司馬遷的貢獻，不止在于寫出“變”，更在于寫出“通”。
“通”，是“稽其成敗興亡之理”，是“原始察終、見盛觀衰”，是“述往事，思來者”。
他不止是在編撰形式上的通，他是要探索曆史發展的道理，并且與曆史的未來聯系起來。
後來杜佑著《通典》，是從典章制度方面要通古今之變的專書。
他相信這書可以“施于有政”。
也是要與現實聯系起來的。
明清之際，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都有“通古今之變”的遺風，可惜都沒有寫成通古今之變的通史。
鄭樵是以推崇通史著稱的。
他所謂“通”，總是和“會”字并舉，稱作“會通”。
“會”，是大量彙集曆史文獻，加以編排。
“通”，是記載不同朝代前後相續、不斷代為書。
他用這個标準去稱贊孔子和司馬遷。
他說孔子“總詩書禮樂而會于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
說司馬遷“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于秦漢之世，勒成一書”。
鄭樵的學術興趣是知識性的，重點在文獻學方面，跟司馬遷“通古今之變”有很大的區别。
後來，馬端臨撰《文獻通考》，這是一部關于典章制度的巨制，材料豐富，也有一些見解。
但總的說來，他的興趣也是在知識性方面，在文獻資料搜集、整理方面。
他在總序中說：“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
然則考制度、審憲草，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
”“博聞強識”就是他編撰《文獻通考》的宗旨。
《通考》的形式與《通志》不同，而治學的路子是接近的。
鄭、馬的路子，對于後來史學界的影響，可能比司馬遷、杜佑還要大些。
我們撰寫史書，對于“通”的要求，要吸取兩派的長處；更重要的是，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行工作。
我們贊成搜集豐富的文獻資料，但不能停止在資料上，要通過對資料的研究上升到理論化的高度。
我們贊成通史的編寫形式，但我們要求的是全書各部分之間的脈絡貫通。
我們不贊成把通史看成斷代史的拼湊，但我們主張認真研究每一時期的曆史，研究各個曆史時期中國社會諸因素間的關系，包含生産力、生産關系和上層建築相互之間、各民族相互之間的關系，也要研究中國和世界的關系，包含中國各個曆史時期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中國與外國的往來和經濟、文化的交流。
我們贊成通古今之變，但要透過曆史現象揭示曆史本質，要于曆史沿革流變之中探索曆史的發展規律。
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是我們做好這項工作的重要保證。
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如《共産黨宣言》論述階級鬥争的曆史，《資本論》論述勞役地租到貨币地租的曆史，由簡單協作到大工業的曆史，《論國家》和《國家與革命》論述國家的曆史，都具有通史的性質，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呂氏春秋》有《精通》篇。
篇中列舉了養由基、伯樂、宋國庖丁、鐘子期的故事。
養由基是一個善射的人。
他最初先以箭射石，後來功夫到了，能箭穿鳥羽。
伯樂是一個善相馬的人。
他初學相馬的時候，十分專心，時時想着的都是馬。
宋國庖丁善解牛，當他初學解牛的時候，看見的是整個的牛，不知怎樣下刀。
後來，他解牛的本領發展到得心應手，眼裡就不再是一個無從下刀的整牛了。
鐘子期善于音樂，他能從樂聲中辨出奏樂人的情緒。
有一夜，他聽人鼓琴，覺得鼓琴人有悲哀的情緒，經過詢問，果然如此。
這些事例，說明了養由基等人由于勤學苦練而達到技藝精通的地步。
我們要把中國曆史寫好，也要有古人這種力求精通的精神。
第三節 曆史文學 史學和文學 沒有文就沒有史。
研究曆史的成果，總得表現在文字上。
人們既要下大功夫對曆史客觀進程探索了解，又要見于文章，使人看懂。
我們所要表述的，不是機械，不是技術，而是生動豐富的人類史。
要把這一客觀過程寫出來決不是容易的事。
所以我們還要下功夫講求文字表述的方法。
這也是個群衆觀點問題，史學工作者要為全民族的大衆服務，對更多的讀者負責，提供群衆愛讀的曆史著作。
曆史文學，有兩個意思。
一個意思是指用曆史題材寫成的文學作品，如曆史小說、曆史劇本。
另一個意思是指真實曆史的文字表述，這可包含一般的文字表述和有高度藝術水平的傑作。
我們這裡所讨論的曆史文學，是指第二個意思。
“文”與“史”二者的關系，最早是不分開的。
後來，文學和曆史逐漸趨于分離，這是一種進步，但是兩者分離了，仍不能截然分開。
一些傑出的曆史家，往往同時具有高度的文學修養。
他們寫成的曆史著作，同時又被認為是優秀的文學著作。
現在撰寫史書，仍有一個文字表述上的要求。
甲骨文，是我國最早的文字記載，也是有關史事的最早記載，反映了殷商和周初的一些社會情況，并且被作為檔案保存下來。
金文記載的内容比甲骨文要豐富，文字也多了，百字上下以至近五百字的銘文，如《大盂鼎》、《小盂鼎》、《大克鼎》、《散氏盤》等，占了金文中相當的分量。
甲骨文質簡，也許還說不上是文學。
金文中，有些已經有文采，可以說已具有文學作品的某些特征了。
《尚書》和《詩經》是我們所見到的最早的典籍。
《尚書》是政治文獻的彙集，但已備有多種文體，為後來各體散文的創始。
《詩經》是古代最早的詩歌總集。
其中，如《周頌》、《魯頌》、《商頌》、《大雅》、《小雅》，都有不少的曆史内容。
如《生民》、《公劉》等篇章寫了周初的曆史，歌頌了後稷、公劉等英雄人物，已有了曆史人物傳記的雛形。
《國風》大都是民間流行的詩歌，與《雅》、《頌》相比，文學味道要濃一些，而曆史内容就少得多了。
《國風》是我們所見到的、最早的純文學作品。
後來出現的《春秋》，可以說是一部不具備文學性格的曆史書。
這表現了曆史和文學分離的趨勢。
文史分離的趨向是逐步顯明的。
從戰國到秦漢，人們對文史分途，在思想上并不一定明确。
一些大史學家同時又是大文學家，他們撰寫的史書極有文采，在史學和文學上兼有很高的價值。
在戰國時期，《左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