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史書體裁和曆史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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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其一例。
兩漢出現的曆史巨著《史記》、《漢書》，也是文學名著，但同時又出現了大文學家枚乘、司馬相如、揚雄等的辭賦，曆史和文學分為兩途，已顯然可見。
“文”“史”分途，由于二者各有專門的職能，但分而又不能全分，這是由于“史”不能離開“文”。
好的曆史撰述要靠有文采的語言引起讀者的興趣，從而産生廣泛而持久的社會效果。
注重叙事的才能，注重文采，是我國曆史家的一個傳統。
班彪父子對司馬遷的曆史觀點有激烈的批評，卻推崇司馬遷善于叙事，說：“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
”①範晔也盛贊班固的文采，說：“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
”②《晉書·陳壽傳》也說，陳壽撰成《三國志》後，“時人稱其善于叙事，有良史之才。
”劉知幾著《史通》，一方面注意到文史已經分途，說“史之與文，較然異轍”③；另一方面又強調“史之為務，必借于文”，“夫史之稱美者，以叙事為先”，“夫國史之美者，以叙事為工”④，這講的就是“史”不能離開“文”。
劉知幾把文字表述的優劣作為評論史書高下的一項重要标準。
他認為《左傳》、《史記》、《漢書》成就最高，它們采摭群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取信一時，名千載”。
他尤其推崇《左傳》。
針對長期以來人們對《春秋》三傳評價的分歧，他認為，從史學角度看，《左傳》的價值是《公羊》、《谷梁》不能相比的。
因為《左傳》不但取材豐富，史實可靠，而且文辭優美、叙述生動，跌宕不群、縱橫自得，所以傳諸不朽。
相比之下，《公》、《谷》二傳憑主觀記事，且又繁複累贅，語言無味，實在高下懸殊。
因此，劉知幾極為重視有文采的語言對于表現史事及史書能否流傳的巨大作用。
他歸結說：“言之不文，行之不遠。
”“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為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為主。
況乎列為章句，刊之布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⑤這些話，對《公》《谷》的評價未免有些偏見，但對史不能離開文的道理講得很中肯。
“言之不文，行之不遠”①《漢書·司馬遷傳》後論。
②《後漢書·班彪傳下》後論。
③《史通·核才》。
④《史通·叙事》。
⑤《史通·叙事》。
一語本是孔子稱贊子産重視外交辭令，在彼強我弱情況下能委婉而明确地表達自己的意思，折服了對方，傳播于遠近。
劉知幾把它提高了一步，用來說明曆史文學對于史書廣泛傳播的意義，賦予它以普遍性的品格，而成為曆史文學理論的一個重要命題。
章學誠繼承并發揮了劉知幾關于史文關系的論點。
他說：“夫史所以載者事也，事必借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
”①又說：“古人修辭，非為觀美，謂必如是始可以行運而傳久也。
”②“不文則不辭，辭不足以存，而将并其所以辭者亦亡也。
”③這些話都論述了曆史記載必須依靠有文學性的語言才能廣泛傳播，而“良史莫不工文”，是對“史”“文”關系的極好說明。
現在，我們要廣泛地傳播科學的曆史知識，要通過曆史撰述作為進行教育的重要工具。
為了讓更多的群衆掌握科學的曆史知識，曆史文學的重要性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顯得更重要，應當更加重視。
曆史是一門科學，同時也是一種重要的思想教育工具。
學曆史，固然是為了解過去，但了解過去是為了解釋現在，觀察未來。
我們要發揮曆史教育在培養愛國主義，幫助群衆特别是廣大青年在認清曆史前途、堅定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信心中的重大作用。
這就要求曆史著作既有深刻的理論分析，有合理的編撰形式，還必須在文字上善于表述。
有的學者擔心，講曆史文學，就等于要求把史書寫成既是曆史書，又是文學書，就會把文學創作中誇張、虛構的手法帶到史書寫作中來。
其實，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
曆史文學的要求，是生動地表述真實的曆史面貌，恰好跟誇張、虛構的手法相對抗。
《三國志》和《三國演義》的不同，正好是有文學特色的史書和純文學作品的鮮明對照。
曆史文學的優良傳統我國曆史文學有悠久的傳統和很高的成就。
先秦時期，曆史文學就已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左傳》是當時的代表作。
《左傳》善于寫語言，所記各種辭令，極為精彩。
“呂相絕秦”的一篇話，是長期被傳誦的名作。
《左傳》記呂相奉晉君之命，對秦晉關系表示了決絕的态度。
他曆述秦對晉的恩德，接着說晉已一再對秦報恩，對秦有大的幫助，最後就縷述秦片面破壞盟好及屢次危害晉國的活動，而晉國雖亟力克制，希望保持和好而不可得。
這是一篇譴責敵國的話，但肯定了對方的舊恩，列舉了對方背信棄義的事實，雍容典雅，沒有一點咒罵，沒有一點火氣，措詞委婉有緻，又有很強的說服力。
①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
②又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
位于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為！”③孔門有四科，言語是其一。
戰國間，遊士以遊說取卿相。
孟子也說到跟大人物談話時應注意的風度。
可見，重視語言有一個古老的傳統。
《左傳》等史書在記語言方面的成就，是這個古老傳統的反映。
①《文史通義·史德》。
②《文史通義·評周永清書其婦孫孺人事》。
③《文史通義·說林》。
①《左傳》成公十三年。
②《論語·季氏》。
③《論語·子路》。
《左傳》也善于叙事，尤其擅長于寫戰争，所記長勺之戰、殽之戰、鞌之戰、邲之戰、城濮之戰，都很生動。
如記城濮之戰這場春秋時期最大的戰役①，生動緊湊，充分顯示出作者視野的開闊和構思的周密。
他先寫戰前的準備，着重将雙方政治、指揮情況作了對比。
晉文公修治内政，整編軍隊，決心借救援宋國的機會與楚一戰，以達到取威定霸的目的，君臣齊心，制定了聯合齊秦以對付楚國的正确方針，處處占據優勢。
楚國方面則内部分歧，主将子玉驕傲輕敵，作戰兵力薄弱，處處潛在着失敗的危險。
接着，寫兩軍作戰，晉軍向楚表示禮讓，後退九十裡，處于有理的地位而士氣高昂，以此反襯出楚軍不願進攻，子玉卻硬要向晉挑戰，因而士氣低落。
然後寫兩軍作戰，突出表現晉國方面靈活的策略，先以強攻将楚軍薄弱環節“右師”擊潰，再僞裝逃遁引誘楚軍來追，對它攔腰襲擊，最後對楚軍“左師”兩面夾擊，大獲全勝。
這些記叙環環相扣，層次分明，是由于《左傳》作者有叙事才能，又懂軍事知識，才能做到的。
《左傳》在記述語言和叙事上的成就，為我國曆史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兩漢時期，我國史學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司馬遷的《史記》是運用高度的文學修養來叙述曆史的典範作品。
書中，《項羽本紀》、《高祖本紀》、《陳涉世家》、《留侯世家》、《魏公子列傳》、《李斯列傳》、《廉頗蔺相如列傳》、《淮陰侯列傳》、《劉敬叔孫通列傳》、《魏其武安侯列傳》、《李将軍列傳》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史記》善于将記述複雜的曆史活動與記述人物活動結合起來，既能突出事件的主線，寫出最主要的曆史場面，又能寫出曆史人物的神情風貌。
《項羽本紀》是寫項羽，又不隻是寫項羽。
它是在寫楚漢之際主要活動的同時，又在寫項羽這個叱咤風雲的人物，二者得到了很好的結合。
篇中寫巨鹿之戰、鴻門宴、垓下之圍，表現得尤為突出。
巨鹿之戰是反秦軍擊敗秦軍主力的一場關鍵戰役，在記述中，司馬遷生動地描寫了項羽對敵的決心和威武氣概：“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
于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
”又用諸侯軍的觀望、恐懼和懾服來反襯項羽的膽力和風度：“當是時，楚兵冠諸侯。
諸侯軍救巨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
及楚擊秦，諸将皆從壁上觀。
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
于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将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
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将軍，諸侯皆屬焉。
”這些記述，寫出了項羽正是在殊死的戰鬥中取得了号令諸侯的地位。
對于鴻門宴這場秦皇朝滅亡以後，項羽劉邦在宴會席上的生死鬥争，司馬遷也寫得扣人心弦。
宴會上劍拔弩張的情景，使人驚心動魄。
範增的急于下手，項羽的缺乏謀略，劉邦的驚慌，張良的機智，樊哙的勇敢，項伯的忠厚，無不躍然紙上。
最後，寫項羽在垓下陷入重圍，“四面楚歌”。
他以八百騎乘夜突圍，走東城，這時（項王）乃有二十八騎。
漢騎追者數千人。
項王自度不得脫。
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
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
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将，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
”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向。
漢軍圍之數重。
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将。
”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①《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處。
于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将。
是時，赤泉侯為騎将，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裡。
與其騎會為三處。
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複圍之。
項王乃馳，複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
複聚其騎，亡其兩騎耳。
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
” 這裡生動地寫出項羽這個失敗了的英雄的悲劇結局。
他确是骁勇善戰、膽氣過人，即使身陷重圍，仍然具有所向披靡、使其對手喪魂失魄的力量。
但他至死不悟，到最後關頭仍誇耀自己的勇敢，把失敗歸到天命，這就清楚地表明他剛愎自用、“自矜功伐，奮其私智”的性格特點。
總觀《項羽本紀》全篇，巨鹿之戰是項羽聲威的頂點，鴻門宴則是他走向下坡路的起點，垓下被圍是他失敗的最終結局。
司馬遷确實做到以他的傳神妙筆，生動地記下了秦漢之際具有重大意義的曆史性場景，同時刻畫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因而千百年後仍有強烈的感染力量。
《史記》善于運用對比的手法。
蕭何和曹參都是漢初功臣，先後出任丞相，司馬遷卻寫出兩人行事有很大的不同。
蕭何很有實際辦事能力，而且處處小心謹慎，以消除劉邦對他的猜疑。
曹參任丞相，則凡事率由舊章，不問政事，日夜飲酒，有客人來勸說，他就連連勸酒，最後讓客人喝得大醉，無法進說。
由于運用對比手法而兩人不同的性格更加鮮明。
司馬遷寫王陵和陳平也是這樣。
王陵和陳平在呂後時任左右丞相，他們都反對王諸呂，希冀保全劉家天下，但二人表現又很不相同。
王陵生性耿直，敢于面折廷争，被呂後免去相位，憂郁而死。
陳平則善用智謀，不當面得罪呂後，得以脫身自保，最後與周勃等合力誅殺諸呂，恢複了劉姓天下。
武安侯田蚡和魏其侯窦嬰同是外戚，司馬遷也用對比手法寫出他們很不相同的态度和心理。
《魏其武安侯列傳》中，寫魏其侯失勢以後，武安侯當權。
有一天，武安侯同灌夫說，他想訪問魏其侯。
“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
至日平明，令門下候伺。
至日中丞相（即武安侯）不來。
魏其謂灌夫曰：&lsquo丞相豈忘之哉？&rsquo灌夫不怿，..乃駕自往迎丞相。
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
及夫至門，丞相尚卧。
于是夫入見，曰：&lsquo将軍昨日幸許過魏其。
魏其夫人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
&rsquo武安侯謝曰：&lsquo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灌夫）言。
&rsquo乃駕往。
又徐行。
”同是當時很尊貴的外戚，但由于一個在台上，一個在台下，就出現了一個謙恭，一個倨傲的鮮明對照，并借此刻畫了世态的炎涼。
《史記》又善于用細節的描寫來表現人物的特點。
《李斯列傳》開卷說：“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之。
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庑下，無人犬之憂。
于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所在自處耳。
”這是一個輕松的小故事，寫在這個政治家的傳記上，好象有點浪費筆墨，但司馬遷卻正用它寫出李斯的全部人生觀，斤斤于計較個人得失。
列傳寫李斯從荀卿學帝王之術，遊說秦皇，聽從趙高而立二世，上督責書及獄中上書，都不過為的求所自處，為個人打算。
一直到要腰斬鹹陽市了，他還“顧謂其中子曰：&lsquo吾欲與若複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rsquo”通觀列傳全篇，在一定意義上，老鼠的故事簡直就是李斯一生的縮影。
司馬遷對這個細節的描寫，在全文中是占有一定地位的。
又如，《陳涉世家》篇末，寫陳涉立為王後，有個舊時傭耕的夥伴來找他，住了一段時間，沒有拘束，講了些陳涉以前窮苦時的情形。
有人向陳涉進了讒言，陳涉就把這個農民斬了。
這個故事放在陳涉首揭義旗到最後失敗的全部叙述之後，好象可有可無。
但在司馬遷的筆下，卻是決不可少的。
司馬遷在這個故事之後，緊接着就指出來：斬了這個農民以後，“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
”這是用這個故事形象地寫出，陳涉在取得初步勝利不久，即陷于嚴重脫離群衆的泥潭裡，成為他失敗的重要原因。
因小故事說明大問題，這是司馬遷擅長的本領。
《史記》在寫人物時，還善于采用互見的手法。
曆史人物往往具有多方面性。
如果隻寫他的成功或長處一面，而不寫他的弱點一面，就失之片面。
司馬遷寫人物，常常是在本傳寫出其主要的方面，而将他非主要的一面放到别的篇中叙述。
這就是互見的手法。
這樣通讀全書的有關部分，就能對這個人物有比較全面的印象。
劉邦是一位反秦的重要領袖，西漢的創業君主，對這樣的人物，司馬遷主要以《高祖本紀》寫他的功業，特别寫出他在楚漢戰争中緻勝的原因。
劉邦不同于項羽的好殺而實行安撫人民的政策，入關中，封府庫，與父老約法三章，因而大得民心。
又寫劉邦的豁達大度，知人善任。
他在洛陽南宮置酒，大會群臣，要大家直率講出他為何能得天下。
王陵等說是因“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者因而予之，與天下同利也。
”劉邦說：“公知其一，未知其二。
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于千裡之外，吾不如子房。
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饷，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
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
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項羽有一範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
”司馬遷又在其他篇中寫了劉邦所短的一面。
在《淮陰侯列傳》中寫他對功臣的猜忌，還在《張丞相列傳》中寫他當了皇帝還騎在大臣周昌脖子上的無賴習氣。
這樣，讀者綜觀各篇，就可比較全面地看出劉邦的為人來。
《史記》還善于用雙相對照和寓論斷于叙事的方法，通過對人物的描繪以反映一定的社會景象，客觀地進行無言評價，在這裡有作者無言的贊歎，也有作者辛辣的諷刺。
在《史記》的影響下，後來的紀傳體史書也不斷地有些寫得很好的篇章。
班固、陳壽、範晔等曆史家都極重視叙事的才能。
《漢書》之《張骞傳》、《趙充國傳》等篇都寫得相當出色。
《漢書》還有一些精辟的議論。
如《漢書·公孫弘蔔式倪寬傳》贊語中論武帝時期人材之盛，說：“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内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阙。
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
群士慕嚮，異人并出。
蔔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賈豎，衛青奮于奴仆，日磾玁出于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
漢之得人，于茲為盛。
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笃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蔔式，推賢則韓安
兩漢出現的曆史巨著《史記》、《漢書》，也是文學名著，但同時又出現了大文學家枚乘、司馬相如、揚雄等的辭賦，曆史和文學分為兩途，已顯然可見。
“文”“史”分途，由于二者各有專門的職能，但分而又不能全分，這是由于“史”不能離開“文”。
好的曆史撰述要靠有文采的語言引起讀者的興趣，從而産生廣泛而持久的社會效果。
注重叙事的才能，注重文采，是我國曆史家的一個傳統。
班彪父子對司馬遷的曆史觀點有激烈的批評，卻推崇司馬遷善于叙事，說：“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
”①範晔也盛贊班固的文采，說：“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
”②《晉書·陳壽傳》也說，陳壽撰成《三國志》後，“時人稱其善于叙事，有良史之才。
”劉知幾著《史通》，一方面注意到文史已經分途，說“史之與文，較然異轍”③；另一方面又強調“史之為務，必借于文”，“夫史之稱美者，以叙事為先”，“夫國史之美者，以叙事為工”④，這講的就是“史”不能離開“文”。
劉知幾把文字表述的優劣作為評論史書高下的一項重要标準。
他認為《左傳》、《史記》、《漢書》成就最高，它們采摭群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取信一時，名千載”。
他尤其推崇《左傳》。
針對長期以來人們對《春秋》三傳評價的分歧，他認為，從史學角度看，《左傳》的價值是《公羊》、《谷梁》不能相比的。
因為《左傳》不但取材豐富，史實可靠，而且文辭優美、叙述生動，跌宕不群、縱橫自得，所以傳諸不朽。
相比之下，《公》、《谷》二傳憑主觀記事，且又繁複累贅，語言無味，實在高下懸殊。
因此，劉知幾極為重視有文采的語言對于表現史事及史書能否流傳的巨大作用。
他歸結說：“言之不文，行之不遠。
”“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為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為主。
況乎列為章句，刊之布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⑤這些話，對《公》《谷》的評價未免有些偏見，但對史不能離開文的道理講得很中肯。
“言之不文，行之不遠”①《漢書·司馬遷傳》後論。
②《後漢書·班彪傳下》後論。
③《史通·核才》。
④《史通·叙事》。
⑤《史通·叙事》。
一語本是孔子稱贊子産重視外交辭令，在彼強我弱情況下能委婉而明确地表達自己的意思，折服了對方，傳播于遠近。
劉知幾把它提高了一步，用來說明曆史文學對于史書廣泛傳播的意義，賦予它以普遍性的品格，而成為曆史文學理論的一個重要命題。
章學誠繼承并發揮了劉知幾關于史文關系的論點。
他說：“夫史所以載者事也，事必借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
”①又說：“古人修辭，非為觀美，謂必如是始可以行運而傳久也。
”②“不文則不辭，辭不足以存，而将并其所以辭者亦亡也。
”③這些話都論述了曆史記載必須依靠有文學性的語言才能廣泛傳播，而“良史莫不工文”，是對“史”“文”關系的極好說明。
現在，我們要廣泛地傳播科學的曆史知識，要通過曆史撰述作為進行教育的重要工具。
為了讓更多的群衆掌握科學的曆史知識，曆史文學的重要性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顯得更重要，應當更加重視。
曆史是一門科學，同時也是一種重要的思想教育工具。
學曆史，固然是為了解過去，但了解過去是為了解釋現在，觀察未來。
我們要發揮曆史教育在培養愛國主義，幫助群衆特别是廣大青年在認清曆史前途、堅定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信心中的重大作用。
這就要求曆史著作既有深刻的理論分析，有合理的編撰形式，還必須在文字上善于表述。
有的學者擔心，講曆史文學，就等于要求把史書寫成既是曆史書，又是文學書，就會把文學創作中誇張、虛構的手法帶到史書寫作中來。
其實，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
曆史文學的要求，是生動地表述真實的曆史面貌，恰好跟誇張、虛構的手法相對抗。
《三國志》和《三國演義》的不同，正好是有文學特色的史書和純文學作品的鮮明對照。
曆史文學的優良傳統我國曆史文學有悠久的傳統和很高的成就。
先秦時期，曆史文學就已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左傳》是當時的代表作。
《左傳》善于寫語言，所記各種辭令，極為精彩。
“呂相絕秦”的一篇話，是長期被傳誦的名作。
《左傳》記呂相奉晉君之命，對秦晉關系表示了決絕的态度。
他曆述秦對晉的恩德，接着說晉已一再對秦報恩，對秦有大的幫助，最後就縷述秦片面破壞盟好及屢次危害晉國的活動，而晉國雖亟力克制，希望保持和好而不可得。
這是一篇譴責敵國的話，但肯定了對方的舊恩，列舉了對方背信棄義的事實，雍容典雅，沒有一點咒罵，沒有一點火氣，措詞委婉有緻，又有很強的說服力。
①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
②又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
位于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為！”③孔門有四科，言語是其一。
戰國間，遊士以遊說取卿相。
孟子也說到跟大人物談話時應注意的風度。
可見，重視語言有一個古老的傳統。
《左傳》等史書在記語言方面的成就，是這個古老傳統的反映。
①《文史通義·史德》。
②《文史通義·評周永清書其婦孫孺人事》。
③《文史通義·說林》。
①《左傳》成公十三年。
②《論語·季氏》。
③《論語·子路》。
《左傳》也善于叙事，尤其擅長于寫戰争，所記長勺之戰、殽之戰、鞌之戰、邲之戰、城濮之戰，都很生動。
如記城濮之戰這場春秋時期最大的戰役①，生動緊湊，充分顯示出作者視野的開闊和構思的周密。
他先寫戰前的準備，着重将雙方政治、指揮情況作了對比。
晉文公修治内政，整編軍隊，決心借救援宋國的機會與楚一戰，以達到取威定霸的目的，君臣齊心，制定了聯合齊秦以對付楚國的正确方針，處處占據優勢。
楚國方面則内部分歧，主将子玉驕傲輕敵，作戰兵力薄弱，處處潛在着失敗的危險。
接着，寫兩軍作戰，晉軍向楚表示禮讓，後退九十裡，處于有理的地位而士氣高昂，以此反襯出楚軍不願進攻，子玉卻硬要向晉挑戰，因而士氣低落。
然後寫兩軍作戰，突出表現晉國方面靈活的策略，先以強攻将楚軍薄弱環節“右師”擊潰，再僞裝逃遁引誘楚軍來追，對它攔腰襲擊，最後對楚軍“左師”兩面夾擊，大獲全勝。
這些記叙環環相扣，層次分明，是由于《左傳》作者有叙事才能，又懂軍事知識，才能做到的。
《左傳》在記述語言和叙事上的成就，為我國曆史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兩漢時期，我國史學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司馬遷的《史記》是運用高度的文學修養來叙述曆史的典範作品。
書中，《項羽本紀》、《高祖本紀》、《陳涉世家》、《留侯世家》、《魏公子列傳》、《李斯列傳》、《廉頗蔺相如列傳》、《淮陰侯列傳》、《劉敬叔孫通列傳》、《魏其武安侯列傳》、《李将軍列傳》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史記》善于将記述複雜的曆史活動與記述人物活動結合起來，既能突出事件的主線，寫出最主要的曆史場面，又能寫出曆史人物的神情風貌。
《項羽本紀》是寫項羽，又不隻是寫項羽。
它是在寫楚漢之際主要活動的同時，又在寫項羽這個叱咤風雲的人物，二者得到了很好的結合。
篇中寫巨鹿之戰、鴻門宴、垓下之圍，表現得尤為突出。
巨鹿之戰是反秦軍擊敗秦軍主力的一場關鍵戰役，在記述中，司馬遷生動地描寫了項羽對敵的決心和威武氣概：“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
于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
”又用諸侯軍的觀望、恐懼和懾服來反襯項羽的膽力和風度：“當是時，楚兵冠諸侯。
諸侯軍救巨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
及楚擊秦，諸将皆從壁上觀。
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
于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将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
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将軍，諸侯皆屬焉。
”這些記述，寫出了項羽正是在殊死的戰鬥中取得了号令諸侯的地位。
對于鴻門宴這場秦皇朝滅亡以後，項羽劉邦在宴會席上的生死鬥争，司馬遷也寫得扣人心弦。
宴會上劍拔弩張的情景，使人驚心動魄。
範增的急于下手，項羽的缺乏謀略，劉邦的驚慌，張良的機智，樊哙的勇敢，項伯的忠厚，無不躍然紙上。
最後，寫項羽在垓下陷入重圍，“四面楚歌”。
他以八百騎乘夜突圍，走東城，這時（項王）乃有二十八騎。
漢騎追者數千人。
項王自度不得脫。
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
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
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将，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
”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向。
漢軍圍之數重。
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将。
”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①《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處。
于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将。
是時，赤泉侯為騎将，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裡。
與其騎會為三處。
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複圍之。
項王乃馳，複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
複聚其騎，亡其兩騎耳。
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
” 這裡生動地寫出項羽這個失敗了的英雄的悲劇結局。
他确是骁勇善戰、膽氣過人，即使身陷重圍，仍然具有所向披靡、使其對手喪魂失魄的力量。
但他至死不悟，到最後關頭仍誇耀自己的勇敢，把失敗歸到天命，這就清楚地表明他剛愎自用、“自矜功伐，奮其私智”的性格特點。
總觀《項羽本紀》全篇，巨鹿之戰是項羽聲威的頂點，鴻門宴則是他走向下坡路的起點，垓下被圍是他失敗的最終結局。
司馬遷确實做到以他的傳神妙筆，生動地記下了秦漢之際具有重大意義的曆史性場景，同時刻畫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因而千百年後仍有強烈的感染力量。
《史記》善于運用對比的手法。
蕭何和曹參都是漢初功臣，先後出任丞相，司馬遷卻寫出兩人行事有很大的不同。
蕭何很有實際辦事能力，而且處處小心謹慎，以消除劉邦對他的猜疑。
曹參任丞相，則凡事率由舊章，不問政事，日夜飲酒，有客人來勸說，他就連連勸酒，最後讓客人喝得大醉，無法進說。
由于運用對比手法而兩人不同的性格更加鮮明。
司馬遷寫王陵和陳平也是這樣。
王陵和陳平在呂後時任左右丞相，他們都反對王諸呂，希冀保全劉家天下，但二人表現又很不相同。
王陵生性耿直，敢于面折廷争，被呂後免去相位，憂郁而死。
陳平則善用智謀，不當面得罪呂後，得以脫身自保，最後與周勃等合力誅殺諸呂，恢複了劉姓天下。
武安侯田蚡和魏其侯窦嬰同是外戚，司馬遷也用對比手法寫出他們很不相同的态度和心理。
《魏其武安侯列傳》中，寫魏其侯失勢以後，武安侯當權。
有一天，武安侯同灌夫說，他想訪問魏其侯。
“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
至日平明，令門下候伺。
至日中丞相（即武安侯）不來。
魏其謂灌夫曰：&lsquo丞相豈忘之哉？&rsquo灌夫不怿，..乃駕自往迎丞相。
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
及夫至門，丞相尚卧。
于是夫入見，曰：&lsquo将軍昨日幸許過魏其。
魏其夫人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
&rsquo武安侯謝曰：&lsquo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灌夫）言。
&rsquo乃駕往。
又徐行。
”同是當時很尊貴的外戚，但由于一個在台上，一個在台下，就出現了一個謙恭，一個倨傲的鮮明對照，并借此刻畫了世态的炎涼。
《史記》又善于用細節的描寫來表現人物的特點。
《李斯列傳》開卷說：“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之。
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庑下，無人犬之憂。
于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所在自處耳。
”這是一個輕松的小故事，寫在這個政治家的傳記上，好象有點浪費筆墨，但司馬遷卻正用它寫出李斯的全部人生觀，斤斤于計較個人得失。
列傳寫李斯從荀卿學帝王之術，遊說秦皇，聽從趙高而立二世，上督責書及獄中上書，都不過為的求所自處，為個人打算。
一直到要腰斬鹹陽市了，他還“顧謂其中子曰：&lsquo吾欲與若複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rsquo”通觀列傳全篇，在一定意義上，老鼠的故事簡直就是李斯一生的縮影。
司馬遷對這個細節的描寫，在全文中是占有一定地位的。
又如，《陳涉世家》篇末，寫陳涉立為王後，有個舊時傭耕的夥伴來找他，住了一段時間，沒有拘束，講了些陳涉以前窮苦時的情形。
有人向陳涉進了讒言，陳涉就把這個農民斬了。
這個故事放在陳涉首揭義旗到最後失敗的全部叙述之後，好象可有可無。
但在司馬遷的筆下，卻是決不可少的。
司馬遷在這個故事之後，緊接着就指出來：斬了這個農民以後，“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
”這是用這個故事形象地寫出，陳涉在取得初步勝利不久，即陷于嚴重脫離群衆的泥潭裡，成為他失敗的重要原因。
因小故事說明大問題，這是司馬遷擅長的本領。
《史記》在寫人物時，還善于采用互見的手法。
曆史人物往往具有多方面性。
如果隻寫他的成功或長處一面，而不寫他的弱點一面，就失之片面。
司馬遷寫人物，常常是在本傳寫出其主要的方面，而将他非主要的一面放到别的篇中叙述。
這就是互見的手法。
這樣通讀全書的有關部分，就能對這個人物有比較全面的印象。
劉邦是一位反秦的重要領袖，西漢的創業君主，對這樣的人物，司馬遷主要以《高祖本紀》寫他的功業，特别寫出他在楚漢戰争中緻勝的原因。
劉邦不同于項羽的好殺而實行安撫人民的政策，入關中，封府庫，與父老約法三章，因而大得民心。
又寫劉邦的豁達大度，知人善任。
他在洛陽南宮置酒，大會群臣，要大家直率講出他為何能得天下。
王陵等說是因“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者因而予之，與天下同利也。
”劉邦說：“公知其一，未知其二。
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于千裡之外，吾不如子房。
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饷，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
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
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項羽有一範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
”司馬遷又在其他篇中寫了劉邦所短的一面。
在《淮陰侯列傳》中寫他對功臣的猜忌，還在《張丞相列傳》中寫他當了皇帝還騎在大臣周昌脖子上的無賴習氣。
這樣，讀者綜觀各篇，就可比較全面地看出劉邦的為人來。
《史記》還善于用雙相對照和寓論斷于叙事的方法，通過對人物的描繪以反映一定的社會景象，客觀地進行無言評價，在這裡有作者無言的贊歎，也有作者辛辣的諷刺。
在《史記》的影響下，後來的紀傳體史書也不斷地有些寫得很好的篇章。
班固、陳壽、範晔等曆史家都極重視叙事的才能。
《漢書》之《張骞傳》、《趙充國傳》等篇都寫得相當出色。
《漢書》還有一些精辟的議論。
如《漢書·公孫弘蔔式倪寬傳》贊語中論武帝時期人材之盛，說：“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内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阙。
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
群士慕嚮，異人并出。
蔔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賈豎，衛青奮于奴仆，日磾玁出于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
漢之得人，于茲為盛。
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笃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蔔式，推賢則韓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