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史書體裁和曆史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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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闳，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骞、蘇武，将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
”這段議論，将武帝時的大量史實加以概括，講出當時客觀形勢對人材的大量需要和群材競出的局面，是很精采的。
《後漢書》的《黨锢列傳》和《宦者列傳》也各有長段的序。
前者表彰東漢士人崇尚氣節、譏貶權貴的風氣，後者指斥宦官為害之烈。
将這兩段議論放在一起來讀，我們對于東漢晚期的政治特點就能有更多的了解。
《後漢書》的《班超傳》、《陳蕃傳》，《三國志》的《武帝紀》、《諸葛亮傳》，《舊唐書》的《郭子儀傳》等，也都是相當出色的篇章。
《三國志·武帝紀》，既是三國時期大事的綱，又生動地寫出曹操政治家、軍事家的本色。
《資治通鑒》是有高度文學成就的著作。
其中記赤壁之戰、淝水之戰、劉裕伐南燕、韋孝寬守玉壁、李愬雪夜入蔡州等，都是長期傳誦的名篇。
《通鑒》寫赤壁之戰，以六分之五的文字放在寫戰争決策上。
首先，寫面臨曹操率領大軍南下的嚴重局勢，魯肅向孫權陳述聯劉抗曹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如其克諧，天下可定。
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
”然後，寫諸葛亮會見孫權，先以“激将法”試探其意向所在，繼而述說劉備雖然新敗，還有一定的戰鬥力，曹操兵力雖衆，卻存在遠來疲憊、北方之人不習水戰、荊州之民附曹而不心服等三大緻命弱點，以此堅定孫權聯合抗曹的決心，指出“成敗之機，在于今日。
”再寫在曹操緻書進行恫吓後，孫權集團主戰、主和兩派的不同态度，着重寫了主戰派首領周瑜對孫、曹雙方政治、軍事力量的分析，斷言“将軍（孫權）禽操，宜在今日。
”于是孫權下定了決心，“拔刀斫前奏案曰：&lsquo諸将吏敢複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rsquo”文章精采之處，正是在上述寫決策的過程中，諸葛亮、周瑜分析各方形勢時，已言及勝負之數。
最後，精煉地寫出赤壁江面上大敗曹軍的情景：時東南風急，（黃）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
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
去北軍二裡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
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
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敗。
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死者甚衆①99900041_0341_0。
這樣，前面深入的軍事、政治條件的分析，跟後面緊張生動的戰争畫面相配合，構成了完整、精采的篇章。
《通鑒》也善于用對話表現人物的性格特點，并重視有意義的細節描寫。
書中寫赤壁大戰前夜，劉備到樊口迎接東吳統帥周瑜的情景：（劉備）日遣邏吏于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
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倘能屈威，誠副其所望。
”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
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
”備曰：“恨少。
”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
”備欲呼魯肅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忘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别過之。
”備深愧喜。
這裡借簡短的對話，寫出了劉備對實現聯合抗曹的喜悅而又信心不足的複雜心理；寫出了周瑜的銳氣、自負和嚴于職守，表現出這個青年統帥雄姿英發的風貌。
淝水之戰在記述前秦軍大潰敗之後，末尾加了一個小插曲：謝安得驿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捷書置床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
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
”既罷，還内，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
②99900041_0341_1這裡寫謝安接讀前方戰報之後因極度歡喜而“不覺屐齒之折”的細節，生動地揭示出他在外表平淡掩飾下，内心裡對前方戰事的關切和緊張，說明此役對東晉存亡攸關的重大意義，同時也表現出謝安的個性和風度。
在記述一場鏖戰之後，添上了這一細節，文章就耐人尋味，富有情趣。
我國曆史文學的成就，是一個豐富的寶庫，其中不少優秀的篇章一直到現在，還有可供我們學習的價值。
曆史表述的基本要求曆史表述要達到高度藝術水平，是很不容易的。
但從基本要求上說，它跟一般的曆史表述是一緻的，它們之間隻有高、下之别，并無彼此之分。
這些基本要求是：确切、凝練和生動。
曆史表述必須确切，這是不說自明的。
但真正作到這一點，并不是輕而易舉的事。
确切，包含表述的真實、正确和恰當。
這就有一個态度問題、認識問題和技術熟練程度的問題。
真實地表述曆史，是每一個史學工作者的天職。
作不到這一點，就是沒有盡到職責。
有意地違背這一點，至少是學術道德上的錯誤，甚至是政治上的犯罪。
古人稱道良史，總是“不隐惡、不虛美”。
這是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
劉知幾把曆史記載的真實性看作重大的有教育意義、政治意義的事情。
他說，一個人如果載入史冊，就“得失一朝，榮辱千載”。
他反對執筆的人“愛憎由己，高下在心”，主張“進不憚于公憲，退無愧于私室”。
①章學誠著《史德》，說：“德者，何謂？著述者之心術也。
”又說“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于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
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
”章學誠所謂心術，就是指著史者的态度。
所謂天人之際，就是客觀和主觀之間的區别。
天，是指曆史的客觀存在。
人，是指史家的思想感情。
章學誠認為史學工作要盡量反映客觀的曆史事實，不要摻雜個人的偏見。
他也認為這一點不是輕易可以作到。
他記載黃巢義軍入長安時的動人景象，其真實性是無可懷疑的，這很不同于後來那些對農民起義軍随意誣蔑的史書。
但在關系到黃巢義軍與唐皇朝的關系時，司馬光就處理不好了。
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前，我們不能苛責他們因時代局限和階級局限下所作不到的事。
但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雖然已有六、七十年，舊的偏見，再加上新傳入的偏見，仍在幹擾和阻礙我們對曆史的正确認識，這是很值得重視的。
真實而正确的表述是需要的，但如表述得不恰當，仍然不能達到曆史表述上應有的效果。
《禮記·經解》說：“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這就是說的表述恰當的問題。
“屬辭比事”是選詞和組合史事，是曆史表述能否成功的最後一關。
這一關把不好，好的表述還是不能出現。
以上可見，确切的曆史表述并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性問題，而是包含了更多的内容。
《孟子》說：“其事，則齊桓晉文。
其文，則史。
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舊唐書·劉知幾傳》記劉知幾“史有三長”之說：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
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
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緻于貨殖者矣。
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楩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
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
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敻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
從問題的性質看，孔孟所謂“義”和劉知幾所謂“識”，類似于我們今天所說的認識或觀點。
“文”和“才”類似于我們所說的表述的技巧，“識”和“學”是指對史事或史事的掌握。
他所說的才、學、識與我們所說表達的真實的涵意不同，但也有一些的聯系。
在具體看法上，我們跟他們有很大的區别，但他們的這些話畢竟是很著名的言論，對于後世的史學理論有重要影響，值得我們參考。
凝練和生動比确切更有技巧方面的意義，但也不是單純技巧問題。
“凝①見劉知幾《史通·曲筆》。
練”二字，前人似還未曾用以論述曆史的表述，但《史通》中關于這方面的論述不少。
概括起來，他的論述，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尚簡，一是用晦。
史文的煩與簡，在史學領域裡是個争論很久的問題。
漢獻帝因《漢書》篇幅過多，命荀悅删為《漢紀》，把一部百卷的書改寫為三十卷的書。
劉知幾說這書“曆代褒之，有逾本傳”，這隻是因為《漢紀》簡約，比《漢書》易讀，未必就是以煩簡定二書的高下。
晉代幹寶評論各家史書，特别推重《左傳》，說它“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
斯蓋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這就明确提出以簡約為高了。
另一晉人張世偉撰《班馬優劣論》，說司馬遷叙三千年事，隻寫了五十萬字；班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卻寫了八十萬字，“是班不如馬也”。
這就完全是以文字的煩簡定史書的優劣了。
因此，史文煩簡簡直成了一個大問題。
劉知幾著《史通》，有《煩省》一篇。
他認為：“夫論史之煩省者，但當要其事有妄載，苦于榛蕪，言有阙書，傷于簡略，斯則可矣”。
這是說，妄載謂之煩，阙書謂之省，二者都不可取。
這就明确地批評了那種單純以文字煩簡定史書高下的看法。
劉知幾在《書事》篇中還說：“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疏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
這段話論史文煩簡，說得比較公平、合理，沒有什麼偏見。
但他針對魏晉以後偏于浮華的文風，在《史通》的《浮詞》、《叙事》、《書事》、《點煩》等篇裡，都強調了簡的重要，提出“叙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
這在當時是有實際意義的。
近人鄭天挺同志對中國曆史家尚簡作了論述：他指出“有時候已經叙述了一個人的才行，就不必再羅列事迹；有時候已經用事迹襯托出一個人的才行，就不必再用抽象的話籠統地贊美；有時候對于才行事迹全不說，而把當時的言語記出來，因為言語有所關涉，事實也就顯露了。
他們絕不同時并寫，以免虛費文字。
假如說一個人盡夜讀書，又何必再說他笃志學習？已經說了下筆千言，又何必再說文章敏速？既然已把一件事情發生時有關系的對話記下來了，又何必再把這件事情的經過重說一遍？這是曆史家尚簡的理由。
因為尚簡，所以他們更主張省字省句，不妄加，不煩複，但是卻要簡要合理。
他們要作到“&lsquo骈枝盡去，塵垢都捐，華逝實存，渣去瀋在&rsquo。
”①這裡所講的尚簡在具體運用上的種種要求和經驗，現在仍然是适用的。
在史文煩簡上，我國史家主要傾向是尚簡，但也不是愈簡愈好。
這一點，劉知幾已經說到。
宋人洪邁進而提出：“文貴于達而已，煩與省各有當也”②。
不論煩與省，都應寫得明白、全面，不可失當。
顧炎武也認為：“辭主乎達，不論其煩與簡也”①。
他們提出的這個“達”字，比劉知幾對史文煩簡的看法，更加明确了。
我們認為，現在還是應當注意繼承尚簡的傳統，而對于煩和簡，則應有辯證的看法。
史文煩簡，不隻是一個單純的文字問題，而且是關系到對曆史的見解問題，對材料的取舍問題。
史學工作者要把這些問題處理得好，既要有明确的認識，也要認真付出功力。
劉知幾《史通·叙事》篇提出來文章有顯有晦的說法：“顯也者，煩詞缛說，理盡于篇中。
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于句外”。
又說：“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鹹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
①鄭天挺：《中國的傳記文》，《探微集》第269頁，中華書局1980年6月版。
②《容齋随筆》卷一“文煩簡有當”條。
①《日知錄》卷一九“文章煩簡”條。
他所說的“用晦”，是從史文煩簡的角度提出來的，有突出重點的意思，也有含蓄的意思，好象類似于概括，但跟概括的意義又不相同。
他在文中舉出的幾個例子，似乎還不能說明“用晦”的表達方法。
在用晦的方法上，顧炎武曾提出一種表述的形式。
他說：“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于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
《平準書》末載蔔式語，《王翦傳》末載客語，《荊轲傳》末載魯勾踐語，《晁錯傳》末載鄧公與景帝語，《武安侯田蚡傳》末載武帝語，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論斷法也。
後人知此法者，鮮矣。
惟班孟堅間一用之，如《霍光傳》載任宣與霍禹語，見光多作威福；《黃霸傳》載張敞奏見祥瑞多不以實，通傳皆褒，獨此寓貶，可謂得太史公之法者矣。
”②顧炎武說的“于序事中寓論斷”，是對“用晦”的一種主要的表述方式。
這也确實是太史公書的特點。
司馬遷不用專門說一些議論的話，就可以把自己的論點表達出來，這是他表達曆史論點的特殊形式。
不過，司馬遷“于序事中寓論斷”的最好例子，不一定是放在篇末，而往往是在篇中；不隻是借着一個人的話來評論，而有時是借着好幾個人來評論；不一定用正面的話，也用側面的或反面的話；不是隻用别人的話，更重要的是聯系典型的事例。
《叔孫通列傳》全篇都在寫一個不講是非曲直，而與時進退、以面谀得勢的人。
全篇先後四次通過别人之口對他進行評論，而作者卻未置一詞。
第一次，是叔孫通讨好秦二世，得到二世賞賜，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第二次，是叔孫通準備為劉邦定朝儀，文章記魯兩生的話說：“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親貴。
”第三次，記朝儀場面及劉邦的反映，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這是從側面對叔孫通所作的批評。
第四次，是叔孫通得到劉邦賞賜後分送同夥，同夥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
”《史記》的其他篇中，都有類似的表達史論的形式①。
生動，是指熟悉表述對象，言之有物，有感人的生活氣息。
它不誇張，不是華麗的詞句，不是形容詞的堆砌。
不隻在寫輕松場面時可以生動，在寫嚴肅和緊張的場面時也可以生動。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
本初之徒不足數也。
”先主方食，失匕箸。
又，《關張馬趙黃傳》：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
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并驅争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
”羽美須髯，故亮謂之髯。
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
第二例寫的是一個輕松的場面，在這個場面之中，生動地寫出關羽的性格和諸葛亮的風度。
第一例，在同一場面中，寫出曹操和劉備因地位之不同，心情、神态各異，在曹操是從容，在劉備是緊張。
《左傳》成公二年齊晉鞌之戰：癸酉，師陳于鞌。
邴夏禦齊侯、逢醜父為右。
晉解張禦郤克，鄭丘緩為右。
齊侯曰：“餘姑翦滅此而朝食。
”不介馬而馳之。
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履，未絕鼓音。
曰：“餘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餘手及肘，餘折以禦，左輪朱殷。
豈敢言病？吾子忍之。
”緩曰：“自始合，苟有險，餘必下推車。
子豈識之？然子病矣。
”張侯曰：“師②《日知錄》卷二六，“史記于序事中寓論斷”條。
①以上關于尚簡和用晦的論述，襲用白壽彜主編《史學概論》，甯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25&mdash227頁。
對原文有删改。
本章的其他地方也有類似情況，不再一一注明。
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
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
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
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緩枹而鼓。
馬逸，不能止。
師從之。
齊師敗績。
逐之。
三周華不注。
這是一場嚴肅的戰争場面，《左傳》寫得又生動，又凝練。
象這一類的例子，在本章第二節中說了很多，這裡就不必多說了。
真實、凝練、生動，這三個基本條件，在曆史表述上是應該具備的。
長期以來，我們很少講史學撰述中應有的文風。
認真作起來，總不免有點吃力。
但隻要我們努力，困難是可以逐漸克服的。
”這段議論，将武帝時的大量史實加以概括，講出當時客觀形勢對人材的大量需要和群材競出的局面，是很精采的。
《後漢書》的《黨锢列傳》和《宦者列傳》也各有長段的序。
前者表彰東漢士人崇尚氣節、譏貶權貴的風氣，後者指斥宦官為害之烈。
将這兩段議論放在一起來讀，我們對于東漢晚期的政治特點就能有更多的了解。
《後漢書》的《班超傳》、《陳蕃傳》，《三國志》的《武帝紀》、《諸葛亮傳》，《舊唐書》的《郭子儀傳》等，也都是相當出色的篇章。
《三國志·武帝紀》，既是三國時期大事的綱，又生動地寫出曹操政治家、軍事家的本色。
《資治通鑒》是有高度文學成就的著作。
其中記赤壁之戰、淝水之戰、劉裕伐南燕、韋孝寬守玉壁、李愬雪夜入蔡州等，都是長期傳誦的名篇。
《通鑒》寫赤壁之戰，以六分之五的文字放在寫戰争決策上。
首先，寫面臨曹操率領大軍南下的嚴重局勢，魯肅向孫權陳述聯劉抗曹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如其克諧，天下可定。
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
”然後，寫諸葛亮會見孫權，先以“激将法”試探其意向所在，繼而述說劉備雖然新敗，還有一定的戰鬥力，曹操兵力雖衆，卻存在遠來疲憊、北方之人不習水戰、荊州之民附曹而不心服等三大緻命弱點，以此堅定孫權聯合抗曹的決心，指出“成敗之機，在于今日。
”再寫在曹操緻書進行恫吓後，孫權集團主戰、主和兩派的不同态度，着重寫了主戰派首領周瑜對孫、曹雙方政治、軍事力量的分析，斷言“将軍（孫權）禽操，宜在今日。
”于是孫權下定了決心，“拔刀斫前奏案曰：&lsquo諸将吏敢複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rsquo”文章精采之處，正是在上述寫決策的過程中，諸葛亮、周瑜分析各方形勢時，已言及勝負之數。
最後，精煉地寫出赤壁江面上大敗曹軍的情景：時東南風急，（黃）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
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
去北軍二裡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
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
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敗。
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死者甚衆①99900041_0341_0。
這樣，前面深入的軍事、政治條件的分析，跟後面緊張生動的戰争畫面相配合，構成了完整、精采的篇章。
《通鑒》也善于用對話表現人物的性格特點，并重視有意義的細節描寫。
書中寫赤壁大戰前夜，劉備到樊口迎接東吳統帥周瑜的情景：（劉備）日遣邏吏于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
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倘能屈威，誠副其所望。
”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
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
”備曰：“恨少。
”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
”備欲呼魯肅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忘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别過之。
”備深愧喜。
這裡借簡短的對話，寫出了劉備對實現聯合抗曹的喜悅而又信心不足的複雜心理；寫出了周瑜的銳氣、自負和嚴于職守，表現出這個青年統帥雄姿英發的風貌。
淝水之戰在記述前秦軍大潰敗之後，末尾加了一個小插曲：謝安得驿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捷書置床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
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
”既罷，還内，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
②99900041_0341_1這裡寫謝安接讀前方戰報之後因極度歡喜而“不覺屐齒之折”的細節，生動地揭示出他在外表平淡掩飾下，内心裡對前方戰事的關切和緊張，說明此役對東晉存亡攸關的重大意義，同時也表現出謝安的個性和風度。
在記述一場鏖戰之後，添上了這一細節，文章就耐人尋味，富有情趣。
我國曆史文學的成就，是一個豐富的寶庫，其中不少優秀的篇章一直到現在，還有可供我們學習的價值。
曆史表述的基本要求曆史表述要達到高度藝術水平，是很不容易的。
但從基本要求上說，它跟一般的曆史表述是一緻的，它們之間隻有高、下之别，并無彼此之分。
這些基本要求是：确切、凝練和生動。
曆史表述必須确切，這是不說自明的。
但真正作到這一點，并不是輕而易舉的事。
确切，包含表述的真實、正确和恰當。
這就有一個态度問題、認識問題和技術熟練程度的問題。
真實地表述曆史，是每一個史學工作者的天職。
作不到這一點，就是沒有盡到職責。
有意地違背這一點，至少是學術道德上的錯誤，甚至是政治上的犯罪。
古人稱道良史，總是“不隐惡、不虛美”。
這是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
劉知幾把曆史記載的真實性看作重大的有教育意義、政治意義的事情。
他說，一個人如果載入史冊，就“得失一朝，榮辱千載”。
他反對執筆的人“愛憎由己，高下在心”，主張“進不憚于公憲，退無愧于私室”。
①章學誠著《史德》，說：“德者，何謂？著述者之心術也。
”又說“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于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
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
”章學誠所謂心術，就是指著史者的态度。
所謂天人之際，就是客觀和主觀之間的區别。
天，是指曆史的客觀存在。
人，是指史家的思想感情。
章學誠認為史學工作要盡量反映客觀的曆史事實，不要摻雜個人的偏見。
他也認為這一點不是輕易可以作到。
他記載黃巢義軍入長安時的動人景象，其真實性是無可懷疑的，這很不同于後來那些對農民起義軍随意誣蔑的史書。
但在關系到黃巢義軍與唐皇朝的關系時，司馬光就處理不好了。
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前，我們不能苛責他們因時代局限和階級局限下所作不到的事。
但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雖然已有六、七十年，舊的偏見，再加上新傳入的偏見，仍在幹擾和阻礙我們對曆史的正确認識，這是很值得重視的。
真實而正确的表述是需要的，但如表述得不恰當，仍然不能達到曆史表述上應有的效果。
《禮記·經解》說：“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這就是說的表述恰當的問題。
“屬辭比事”是選詞和組合史事，是曆史表述能否成功的最後一關。
這一關把不好，好的表述還是不能出現。
以上可見，确切的曆史表述并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性問題，而是包含了更多的内容。
《孟子》說：“其事，則齊桓晉文。
其文，則史。
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舊唐書·劉知幾傳》記劉知幾“史有三長”之說：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
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
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緻于貨殖者矣。
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楩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
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
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敻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
從問題的性質看，孔孟所謂“義”和劉知幾所謂“識”，類似于我們今天所說的認識或觀點。
“文”和“才”類似于我們所說的表述的技巧，“識”和“學”是指對史事或史事的掌握。
他所說的才、學、識與我們所說表達的真實的涵意不同，但也有一些的聯系。
在具體看法上，我們跟他們有很大的區别，但他們的這些話畢竟是很著名的言論，對于後世的史學理論有重要影響，值得我們參考。
凝練和生動比确切更有技巧方面的意義，但也不是單純技巧問題。
“凝①見劉知幾《史通·曲筆》。
練”二字，前人似還未曾用以論述曆史的表述，但《史通》中關于這方面的論述不少。
概括起來，他的論述，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尚簡，一是用晦。
史文的煩與簡，在史學領域裡是個争論很久的問題。
漢獻帝因《漢書》篇幅過多，命荀悅删為《漢紀》，把一部百卷的書改寫為三十卷的書。
劉知幾說這書“曆代褒之，有逾本傳”，這隻是因為《漢紀》簡約，比《漢書》易讀，未必就是以煩簡定二書的高下。
晉代幹寶評論各家史書，特别推重《左傳》，說它“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
斯蓋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這就明确提出以簡約為高了。
另一晉人張世偉撰《班馬優劣論》，說司馬遷叙三千年事，隻寫了五十萬字；班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卻寫了八十萬字，“是班不如馬也”。
這就完全是以文字的煩簡定史書的優劣了。
因此，史文煩簡簡直成了一個大問題。
劉知幾著《史通》，有《煩省》一篇。
他認為：“夫論史之煩省者，但當要其事有妄載，苦于榛蕪，言有阙書，傷于簡略，斯則可矣”。
這是說，妄載謂之煩，阙書謂之省，二者都不可取。
這就明确地批評了那種單純以文字煩簡定史書高下的看法。
劉知幾在《書事》篇中還說：“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疏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
這段話論史文煩簡，說得比較公平、合理，沒有什麼偏見。
但他針對魏晉以後偏于浮華的文風，在《史通》的《浮詞》、《叙事》、《書事》、《點煩》等篇裡，都強調了簡的重要，提出“叙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
這在當時是有實際意義的。
近人鄭天挺同志對中國曆史家尚簡作了論述：他指出“有時候已經叙述了一個人的才行，就不必再羅列事迹；有時候已經用事迹襯托出一個人的才行，就不必再用抽象的話籠統地贊美；有時候對于才行事迹全不說，而把當時的言語記出來，因為言語有所關涉，事實也就顯露了。
他們絕不同時并寫，以免虛費文字。
假如說一個人盡夜讀書，又何必再說他笃志學習？已經說了下筆千言，又何必再說文章敏速？既然已把一件事情發生時有關系的對話記下來了，又何必再把這件事情的經過重說一遍？這是曆史家尚簡的理由。
因為尚簡，所以他們更主張省字省句，不妄加，不煩複，但是卻要簡要合理。
他們要作到“&lsquo骈枝盡去，塵垢都捐，華逝實存，渣去瀋在&rsquo。
”①這裡所講的尚簡在具體運用上的種種要求和經驗，現在仍然是适用的。
在史文煩簡上，我國史家主要傾向是尚簡，但也不是愈簡愈好。
這一點，劉知幾已經說到。
宋人洪邁進而提出：“文貴于達而已，煩與省各有當也”②。
不論煩與省，都應寫得明白、全面，不可失當。
顧炎武也認為：“辭主乎達，不論其煩與簡也”①。
他們提出的這個“達”字，比劉知幾對史文煩簡的看法，更加明确了。
我們認為，現在還是應當注意繼承尚簡的傳統，而對于煩和簡，則應有辯證的看法。
史文煩簡，不隻是一個單純的文字問題，而且是關系到對曆史的見解問題，對材料的取舍問題。
史學工作者要把這些問題處理得好，既要有明确的認識，也要認真付出功力。
劉知幾《史通·叙事》篇提出來文章有顯有晦的說法：“顯也者，煩詞缛說，理盡于篇中。
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于句外”。
又說：“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鹹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
①鄭天挺：《中國的傳記文》，《探微集》第269頁，中華書局1980年6月版。
②《容齋随筆》卷一“文煩簡有當”條。
①《日知錄》卷一九“文章煩簡”條。
他所說的“用晦”，是從史文煩簡的角度提出來的，有突出重點的意思，也有含蓄的意思，好象類似于概括，但跟概括的意義又不相同。
他在文中舉出的幾個例子，似乎還不能說明“用晦”的表達方法。
在用晦的方法上，顧炎武曾提出一種表述的形式。
他說：“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于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
《平準書》末載蔔式語，《王翦傳》末載客語，《荊轲傳》末載魯勾踐語，《晁錯傳》末載鄧公與景帝語，《武安侯田蚡傳》末載武帝語，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論斷法也。
後人知此法者，鮮矣。
惟班孟堅間一用之，如《霍光傳》載任宣與霍禹語，見光多作威福；《黃霸傳》載張敞奏見祥瑞多不以實，通傳皆褒，獨此寓貶，可謂得太史公之法者矣。
”②顧炎武說的“于序事中寓論斷”，是對“用晦”的一種主要的表述方式。
這也确實是太史公書的特點。
司馬遷不用專門說一些議論的話，就可以把自己的論點表達出來，這是他表達曆史論點的特殊形式。
不過，司馬遷“于序事中寓論斷”的最好例子，不一定是放在篇末，而往往是在篇中；不隻是借着一個人的話來評論，而有時是借着好幾個人來評論；不一定用正面的話，也用側面的或反面的話；不是隻用别人的話，更重要的是聯系典型的事例。
《叔孫通列傳》全篇都在寫一個不講是非曲直，而與時進退、以面谀得勢的人。
全篇先後四次通過别人之口對他進行評論，而作者卻未置一詞。
第一次，是叔孫通讨好秦二世，得到二世賞賜，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第二次，是叔孫通準備為劉邦定朝儀，文章記魯兩生的話說：“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親貴。
”第三次，記朝儀場面及劉邦的反映，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這是從側面對叔孫通所作的批評。
第四次，是叔孫通得到劉邦賞賜後分送同夥，同夥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
”《史記》的其他篇中，都有類似的表達史論的形式①。
生動，是指熟悉表述對象，言之有物，有感人的生活氣息。
它不誇張，不是華麗的詞句，不是形容詞的堆砌。
不隻在寫輕松場面時可以生動，在寫嚴肅和緊張的場面時也可以生動。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
本初之徒不足數也。
”先主方食，失匕箸。
又，《關張馬趙黃傳》：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
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并驅争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
”羽美須髯，故亮謂之髯。
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
第二例寫的是一個輕松的場面，在這個場面之中，生動地寫出關羽的性格和諸葛亮的風度。
第一例，在同一場面中，寫出曹操和劉備因地位之不同，心情、神态各異，在曹操是從容，在劉備是緊張。
《左傳》成公二年齊晉鞌之戰：癸酉，師陳于鞌。
邴夏禦齊侯、逢醜父為右。
晉解張禦郤克，鄭丘緩為右。
齊侯曰：“餘姑翦滅此而朝食。
”不介馬而馳之。
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履，未絕鼓音。
曰：“餘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餘手及肘，餘折以禦，左輪朱殷。
豈敢言病？吾子忍之。
”緩曰：“自始合，苟有險，餘必下推車。
子豈識之？然子病矣。
”張侯曰：“師②《日知錄》卷二六，“史記于序事中寓論斷”條。
①以上關于尚簡和用晦的論述，襲用白壽彜主編《史學概論》，甯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25&mdash227頁。
對原文有删改。
本章的其他地方也有類似情況，不再一一注明。
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
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
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
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緩枹而鼓。
馬逸，不能止。
師從之。
齊師敗績。
逐之。
三周華不注。
這是一場嚴肅的戰争場面，《左傳》寫得又生動，又凝練。
象這一類的例子，在本章第二節中說了很多，這裡就不必多說了。
真實、凝練、生動，這三個基本條件，在曆史表述上是應該具備的。
長期以來，我們很少講史學撰述中應有的文風。
認真作起來，總不免有點吃力。
但隻要我們努力，困難是可以逐漸克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