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曆史理論和曆史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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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也不能不影響後一時期的曆史文獻。
聯系不同時期的曆史文獻看，它們也是從低級到高級發展，而每一曆史文獻都是變化發展過程中的個體。
對曆史文獻必須曆史地看，要從各方面的聯系中看曆史文獻，才能比較深刻地理解曆史文獻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在史學工作中的作用。
從有曆史文獻的那一天起，如甲骨文，記載的隻是統治者的具體活動和思想意識。
此後，官府的載籍一直是曆史文獻的主體。
《尚書》、《雅》、《頌》、《易經》等都是官書。
《春秋》可說是私人著作的創始。
而《春秋》和《左傳》也是根據官方材料寫成書的。
戰國時期，私人著述的風氣漸盛。
這些著作，就一個學派内部說，往往是帶有經典性的文獻，在我們今天來看，也頂多不過是學術性的文獻。
如從數量上說，戰國時期傳留下來一些私人著作，較之當時的官府載籍恐怕是少得可憐。
經秦火和項羽燒秦宮室之後，各國載籍多蕩然無存，在《史記》裡隻是略存其蹤迹。
兩漢時期，官家文書記載和檔案制度逐漸具備，私人著述的史文辭賦和各種技藝書也多起來。
此後，社會生産力有了進步，政權組織擴大了，文化水平提高了，造紙術發展了，印刷術發明了，公私載籍越來越多了。
大體說來，私家載籍在任何時期恐怕都不能跟官家的相比，但有了造紙術和印刷術後，能流傳下來的，顯然是越來越多了。
目前，有人估計現存我國古籍有若幹萬種，其中包含了不少的官書。
但如就北京、南京和各地收藏的檔案來說，那數量就不知比現存古籍要多多少倍。
記載經驗本身的長期積累，也可以促進公私文獻的發展，但陳舊的積習也會頑固地阻礙文獻工作的進步。
研究曆史文獻本身的發展史，研究它們與當時社會生活的關系，研究官私文獻之不同的特點及其在發展進程中經曆的異同，這有助于對它們的認識，并可以從而考慮如何改善對它們的管理和傳播，如何進一步發揮它們的作用，使之為各種有關的建設事業服務。
章學誠曾提出“記注”和“撰述”的區别，他是就史書體裁講的，但我們也可以借用這個提法來說明曆史文獻方面的問題。
關于曆史的記注，這是曆史文獻的一大類。
大量的官書和一些私人的曆史記載，都屬于這一類。
這一類的文獻，無論它是否可靠，目的都在于反映社會情況。
那些有意于作僞的人，也不過是要反映僞造的社會情況。
記注如現存的曆史檔案，其中包含了一些可貴的原始的資料，但有不少弄虛作假的東西。
這類文獻，總的說來，是沒有加過工的資料，其可貴的地方在此，價值不高的地方也在此。
撰述要有史識，對于史料的運用，不強調完備，而是有取有舍，重要的在于作者的思想和表述，這是對史料的加工提高以後的成果。
這一類的文獻，其中有時未免失真。
但一般地說，對于讀者可能有更多的幫助。
它們雖非原始的東西，但往往可能比較集中表述了曆史的真象。
從思想資料、藝術資料、文學資料以及其它學術方面的資料方面來看，這類文獻提供的比較多一些。
目前有一部分同志認為，隻有原始資料才是更寶貴的，在發現一件不經常見的文獻，往往表現得相當激動，而對于曆史的撰述的重要性，往往估計不足。
這是帶有片面性的。
我們研究曆史文獻，也要把這兩類文獻加以區别，分别觀察它們的發展史、它們相互之間的關系史。
當然，這兩種分類也不是絕對的，要看以哪一類的性質為主。
班固的《漢書》是撰述，但帶有很濃厚的記注性質。
曆代官修的史書，多屬于記注性質，但也往往有撰述的因素，這是要具體分析的。
曆史文獻的發展史，還可以從好幾方面來說。
這裡有曆史記錄條件在完備程度上的發展，有書寫工具的發展，保管和傳播的發展，著錄和考訂的發展，還有曆史文獻研究本身也有它的發展史。
曆史記錄條件完備程度，指的是：時間、地點、人物活動等。
在甲骨文裡，有好多地方的記載是具備了這四個條件的。
在時間的記載上，有的隻記了日，而沒有記年月。
有的記了年、月、日，是在記載的開頭記日，在末尾記月，緊接着再記年。
例如：《殷虛書契》前編卷三有這樣的寫法：“癸未，王蔔..。
在四月，佳王二祀”。
在金文裡，如《大盂鼎》在開端寫：“佳九月，王在宗周令盂”，而在結尾寫“佳王廿又三祀”。
《小盂鼎》在開端寫“佳八月既望，辰在甲申”，而在結尾寫“佳王廿又五祀”。
這是先寫月，寫日，最後寫年。
還有一種寫法是一開頭就寫出年月日來。
如《頌鼎》：“佳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宮”。
最後這種寫法逐漸成了曆史文獻中一個固定通用的形式。
後來皇帝有了年号，又要用年号去記時間。
近代中外關系頻繁以後，既要用中國的曆法，又要寫上西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西曆就成了我們記年的形式。
此外，在文獻上有标題，在某些文書上有事由的摘要，這也屬于記載條件的範圍。
記載條件具備的程度，也反映了曆史文獻的發展水平。
書寫工具，最初是用金屬工具刻在獸骨、龜甲上，後來雕镂在金石上，再後是寫在竹木簡上，寫在帛上。
有了紙，書寫才有了很多的方便。
文獻的保管，最初都在官府。
後來有了私人的收藏，經過進一步發展，有了私人藏書家的出現。
但官府所藏，一直是數量最大的。
近代才有了公共的收藏，如：學校的圖書館、地方的圖書館以及社會集團的圖書館。
這既不是官家的，也不是私人的。
保管的方法，經長期積累産生了許多經驗。
文獻的傳播，最初隻是極少量的傳抄，還有靠口頭流傳的。
造紙術發明了，傳抄有了便利。
印刷術出現了，傳播有了更大的便利。
活字版、印刷機、影印術的出現，為傳播提供了越來越大的方便。
文獻的著錄是關于文獻的登記和說明，為使用文獻的人提供檢索的方便。
文獻的考訂是對某種文獻進行版本上和一定内容上的考證。
我們平常所說的考據學，實際上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而是附屬于各個學科之内的。
對文獻的考訂，就是曆史文獻學内的考據學。
以上這些問題都可進行研究，都有它們的曆史内容。
至于曆史文獻研究本身，過去的前輩們做了不少實際的工作，也有不少的貢獻。
但有意識地把它樹立起來，成立一門學科，這還是我們今天應該承擔的任務我們應該總結前人在這方面的成果，加以提高。
關于曆史文獻學的分類學部分，也應該是曆史文獻研究中的重要工作。
分類學應該以目錄學為基礎而又不同于目錄學。
目錄學也講分類，但目是書目，錄是解題，一般是就書論書；提高到有系統有理論的“學”的程度的，似沒有多少。
分類學有統觀全局的要求，這跟一般對目錄學的要求是不同的。
自《七略》以下，以至章學誠所說“考鏡源流，辨章學術”，都可以說是屬于分類學的範圍，但還沒有提到應有的高度。
關于分類學這個問題，還需要做深入的研究。
曆史文獻學的應用部分，可以包含版本學、校勘學、輯佚學和辨僞學等。
關于這些方面的工作，在我國曆史上也開始得較早，自宋以後逐漸發展，到了清乾嘉時期，成就甚多。
但一直到現在，很少有系統性的總結。
從目前史學發展和古籍整理的狀況來說，這些工作是很需要的。
我們這部通史，篇幅較大，處處離不開曆史理論，處處離不開曆史文獻。
我們要從理論的探索上，從文獻的應用上不斷提高水平。
聯系不同時期的曆史文獻看，它們也是從低級到高級發展，而每一曆史文獻都是變化發展過程中的個體。
對曆史文獻必須曆史地看，要從各方面的聯系中看曆史文獻，才能比較深刻地理解曆史文獻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在史學工作中的作用。
從有曆史文獻的那一天起，如甲骨文，記載的隻是統治者的具體活動和思想意識。
此後，官府的載籍一直是曆史文獻的主體。
《尚書》、《雅》、《頌》、《易經》等都是官書。
《春秋》可說是私人著作的創始。
而《春秋》和《左傳》也是根據官方材料寫成書的。
戰國時期，私人著述的風氣漸盛。
這些著作，就一個學派内部說，往往是帶有經典性的文獻，在我們今天來看，也頂多不過是學術性的文獻。
如從數量上說，戰國時期傳留下來一些私人著作，較之當時的官府載籍恐怕是少得可憐。
經秦火和項羽燒秦宮室之後，各國載籍多蕩然無存，在《史記》裡隻是略存其蹤迹。
兩漢時期，官家文書記載和檔案制度逐漸具備，私人著述的史文辭賦和各種技藝書也多起來。
此後，社會生産力有了進步，政權組織擴大了，文化水平提高了，造紙術發展了，印刷術發明了，公私載籍越來越多了。
大體說來，私家載籍在任何時期恐怕都不能跟官家的相比，但有了造紙術和印刷術後，能流傳下來的，顯然是越來越多了。
目前，有人估計現存我國古籍有若幹萬種，其中包含了不少的官書。
但如就北京、南京和各地收藏的檔案來說，那數量就不知比現存古籍要多多少倍。
記載經驗本身的長期積累，也可以促進公私文獻的發展，但陳舊的積習也會頑固地阻礙文獻工作的進步。
研究曆史文獻本身的發展史，研究它們與當時社會生活的關系，研究官私文獻之不同的特點及其在發展進程中經曆的異同，這有助于對它們的認識，并可以從而考慮如何改善對它們的管理和傳播，如何進一步發揮它們的作用，使之為各種有關的建設事業服務。
章學誠曾提出“記注”和“撰述”的區别，他是就史書體裁講的，但我們也可以借用這個提法來說明曆史文獻方面的問題。
關于曆史的記注，這是曆史文獻的一大類。
大量的官書和一些私人的曆史記載，都屬于這一類。
這一類的文獻，無論它是否可靠，目的都在于反映社會情況。
那些有意于作僞的人，也不過是要反映僞造的社會情況。
記注如現存的曆史檔案，其中包含了一些可貴的原始的資料，但有不少弄虛作假的東西。
這類文獻，總的說來，是沒有加過工的資料，其可貴的地方在此，價值不高的地方也在此。
撰述要有史識，對于史料的運用，不強調完備，而是有取有舍，重要的在于作者的思想和表述，這是對史料的加工提高以後的成果。
這一類的文獻，其中有時未免失真。
但一般地說，對于讀者可能有更多的幫助。
它們雖非原始的東西，但往往可能比較集中表述了曆史的真象。
從思想資料、藝術資料、文學資料以及其它學術方面的資料方面來看，這類文獻提供的比較多一些。
目前有一部分同志認為，隻有原始資料才是更寶貴的，在發現一件不經常見的文獻，往往表現得相當激動，而對于曆史的撰述的重要性，往往估計不足。
這是帶有片面性的。
我們研究曆史文獻，也要把這兩類文獻加以區别，分别觀察它們的發展史、它們相互之間的關系史。
當然，這兩種分類也不是絕對的，要看以哪一類的性質為主。
班固的《漢書》是撰述，但帶有很濃厚的記注性質。
曆代官修的史書，多屬于記注性質，但也往往有撰述的因素，這是要具體分析的。
曆史文獻的發展史，還可以從好幾方面來說。
這裡有曆史記錄條件在完備程度上的發展，有書寫工具的發展，保管和傳播的發展，著錄和考訂的發展，還有曆史文獻研究本身也有它的發展史。
曆史記錄條件完備程度，指的是：時間、地點、人物活動等。
在甲骨文裡，有好多地方的記載是具備了這四個條件的。
在時間的記載上，有的隻記了日，而沒有記年月。
有的記了年、月、日，是在記載的開頭記日，在末尾記月，緊接着再記年。
例如：《殷虛書契》前編卷三有這樣的寫法：“癸未，王蔔..。
在四月，佳王二祀”。
在金文裡，如《大盂鼎》在開端寫：“佳九月，王在宗周令盂”，而在結尾寫“佳王廿又三祀”。
《小盂鼎》在開端寫“佳八月既望，辰在甲申”，而在結尾寫“佳王廿又五祀”。
這是先寫月，寫日，最後寫年。
還有一種寫法是一開頭就寫出年月日來。
如《頌鼎》：“佳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宮”。
最後這種寫法逐漸成了曆史文獻中一個固定通用的形式。
後來皇帝有了年号，又要用年号去記時間。
近代中外關系頻繁以後，既要用中國的曆法，又要寫上西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西曆就成了我們記年的形式。
此外，在文獻上有标題，在某些文書上有事由的摘要，這也屬于記載條件的範圍。
記載條件具備的程度，也反映了曆史文獻的發展水平。
書寫工具，最初是用金屬工具刻在獸骨、龜甲上，後來雕镂在金石上，再後是寫在竹木簡上，寫在帛上。
有了紙，書寫才有了很多的方便。
文獻的保管，最初都在官府。
後來有了私人的收藏，經過進一步發展，有了私人藏書家的出現。
但官府所藏，一直是數量最大的。
近代才有了公共的收藏，如：學校的圖書館、地方的圖書館以及社會集團的圖書館。
這既不是官家的，也不是私人的。
保管的方法，經長期積累産生了許多經驗。
文獻的傳播，最初隻是極少量的傳抄，還有靠口頭流傳的。
造紙術發明了，傳抄有了便利。
印刷術出現了，傳播有了更大的便利。
活字版、印刷機、影印術的出現，為傳播提供了越來越大的方便。
文獻的著錄是關于文獻的登記和說明，為使用文獻的人提供檢索的方便。
文獻的考訂是對某種文獻進行版本上和一定内容上的考證。
我們平常所說的考據學，實際上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而是附屬于各個學科之内的。
對文獻的考訂，就是曆史文獻學内的考據學。
以上這些問題都可進行研究，都有它們的曆史内容。
至于曆史文獻研究本身，過去的前輩們做了不少實際的工作，也有不少的貢獻。
但有意識地把它樹立起來，成立一門學科，這還是我們今天應該承擔的任務我們應該總結前人在這方面的成果，加以提高。
關于曆史文獻學的分類學部分，也應該是曆史文獻研究中的重要工作。
分類學應該以目錄學為基礎而又不同于目錄學。
目錄學也講分類，但目是書目，錄是解題，一般是就書論書；提高到有系統有理論的“學”的程度的，似沒有多少。
分類學有統觀全局的要求，這跟一般對目錄學的要求是不同的。
自《七略》以下，以至章學誠所說“考鏡源流，辨章學術”，都可以說是屬于分類學的範圍，但還沒有提到應有的高度。
關于分類學這個問題，還需要做深入的研究。
曆史文獻學的應用部分，可以包含版本學、校勘學、輯佚學和辨僞學等。
關于這些方面的工作，在我國曆史上也開始得較早，自宋以後逐漸發展，到了清乾嘉時期，成就甚多。
但一直到現在，很少有系統性的總結。
從目前史學發展和古籍整理的狀況來說，這些工作是很需要的。
我們這部通史，篇幅較大，處處離不開曆史理論，處處離不開曆史文獻。
我們要從理論的探索上，從文獻的應用上不斷提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