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社會意識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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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正字哲學的神學性質固甚分明。
魏晉玄學的統治，時間并不止于魏晉。
可以說，整個三國兩晉南北朝都是玄學統治。
在玄學統治期間，經學仍在發展，特别在北方，經學未嘗中絕。
江左也有經學，戰亂頻繁，人民流散，書籍不易保存，好象經學銷歇似的，實際情況并不如此。
隋唐是佛學各宗派創立、發展的時期。
天台宗、華嚴宗、法相宗、禅宗四大宗派之中，尤以華嚴宗與禅宗影響為大。
它們無疑地具有正宗哲學的性質，而不是傳統所說的“異端”。
隋唐經學應數《五經正義》，它綜合了南北朝經學著作，但更多的是北朝經學的箋注成果。
在經學統治下，培養出許多“學究”。
宋明七百年間（包括清初）是理學統治時期。
理學以儒家思想面貌出現，骨子裡滲透了佛教與道教思想。
北宋理學，以周敦頤為開山。
《太極圖·易說》、《易通》，是理學家不刊的經典，而《太極圖》則傳自華山道士陳抟，其道教的淵源很明顯。
二程、張載、邵雍，是北宋理學大家。
程頤、張載、邵雍，都深于易學，邵雍獨以象數著。
明道《識仁》、伊川《易傳》、子厚《西銘》，都是理學的經典。
司馬光雖見許于朱熹，列于六先生，與上述五子并，而後世不以其為理學家。
南宋理學，朱陸為兩大派。
朱熹傳程頤理學之緒，更衍周、張、邵學統，故稱理學集大成者。
朱學受華嚴宗影響，也受道教影響。
《四書》經二程表章，朱熹集注，取代了經書的地位。
朱熹門庭，盛極一時。
陸九淵開創心學學派，近于禅。
其後學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稱甬上四先生，而未能張大其師說。
張栻湖湘之學，呂祖謙婺學，與朱學鼎峙，但影響遠不如朱學。
慶元學禁解除以後，真德秀、魏了翁為南宋朱學殿軍，對樹立朱學的統治地位有所貢獻。
元朝統一南北，有利于理學向全國傳播。
其時朱學稱盛，也有和會朱陸的學者。
明初朱學統治，編纂《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都取朱學著作。
明中期而後，王陽明心學崛起，挾其功業地位，王學傳播幾遍寰中。
束書不觀，遊談無根，為世诟病。
明末清初，乃有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批判理學。
顔元、李塨以實學批判理學。
黃宗羲的《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對宋明理學作了總結。
清初統治者提倡理學，禦纂《性理精義》，重用理學大臣，但理學頹波不返，終為乾嘉漢學所代。
理學自以為傳孔孟道統，明斥二氏，但陰受二氏影響。
七百年的正宗哲學，講義理心性，陰陽動靜，牛毛繭絲，辨析毫芒，在思維發展史上自有較高的地位，但它的神學本質始終存在。
近代西方學說的東來和舊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的傳播十九世紀中期以後，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為了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先進的知識分子向西方尋求真理，并把它介紹給中國人民。
于是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社會政治學說大量翻譯過來。
自然科學與社會政治學說所反映的哲學思想因而也得到傳播。
在這些先進的知識分子之中，時代比較早的是李善蘭。
李善蘭譯述了歐幾裡德（Euclid，約前330&mdash前275）《幾何原本》後九卷，與明末徐光啟譯的前六卷，湊成全書，完整地介紹了演繹推理的思維方法。
他又譯了羅密士（EliasLoomis，1810&mdash1899）的《代微積拾》、侯色勒的《談天》、胡威立（Whewell）的《重學》和牛頓（IsaacNewton，1642&mdash1727）的《數理》。
他對通過數學形式而表現的辯證法思想作了闡發。
他說：西國萊布尼茲（Gottf-riedWilhelmLeibnitz，1646&mdash1716）、牛頓二氏，創立微分積分二術，“實發千古未有之奇秘”。
“積分逐層分之為無數微分，含無數微分乃為積分。
”關于無限性的辯證思維，于是獲得了明确的表述。
李善蘭關于天文學和力學方面的譯述，其所涵哲理，沖破了中古神學的迷信。
他說，“為學之要，必盡祛其習聞之虛說，而勤求其新得之實事，萬事萬物以格緻真理解之。
”這句話充滿了不為成說所囿而勇于探求科學真理的精神。
這種思想是唯物主義的。
譯述西方自然科學與社會政治學說的巨子是嚴複（1853&mdash1921）。
嚴複所譯的書，有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1825&mdash1895）的《天演論》、亞丹·斯密（AdamSmith）的《原富》、約翰·穆勒（JamesMill，1773&mdash1836）的《群己權界論》和《名學》、斯賓塞（HerbertSpencer，1820&mdash1903）的《群學肄言》、甄克斯的《社會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學淺說》等，内容涉及生物學、邏輯、經濟學、社會學、法律學許多部門。
其中《天演論》一書的影響特别巨大。
魯迅自述其在南京求學時閱讀《天演論》的情況，謂幾至廢寝忘食的程度，可見此書當時對讀者産生的魅力，在文化學術方面影響之深廣。
嚴複譯此書，每篇之後，附識自己的議論，字數與原文相等，或且過之。
這種譯述，非僅字比句次，求無失墜，而乃為一種學說的創造。
嚴複文字雅潔，力追周秦諸子，此尤足以滿足學術界好古者的偏嗜，而杜鄙薄新學者的讒口。
天演論“物競天擇，适者生存”學說，乃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精髓。
嚴複踵斯賓塞、赫胥黎之後，以自然法則，應用于人類社會，其理論是謬誤的，但在當時帝國主義競相瓜分中國，我國處于危亡之際，這個學說對思想界起了振聾發聩的作用。
這是應該予以充分肯定的。
嚴複在譯述邏輯的時候，介紹了歸納法和演繹法。
他說，歸納法的要點是“察其曲而知其全”，“執其微以會其通”，即積累大量的局部的材料而抽出其中普遍的規律。
演繹法的要點是“據公理以斷衆事”，“設定數以逆未然”，即根據普遍規律以推斷特殊事例，根據既定法則以預測未來的發展。
這種科學的方法論是他所譯的穆勒《名學》和那芳斯《名學淺說》兩部名著所論證的。
介紹這兩種方法，對我國人掌握形式邏輯以研究事物有很大幫助。
嚴複譯述西方近代的社會政治學說，重在介紹天賦人權的思想，自由平等的思想。
這些思想被當時的頑固派視為洪水猛獸，但是深得青年知識分子的歡迎。
這對當時學術界起了蔑視君權、崇張民權的十分有益的啟蒙作用。
比嚴複略早，早期的改良主義者馮桂芬、王韬、薛福成、陳熾、馬建忠、鄭觀應等，都介紹了或贊揚了西方的社會政治學說，主張啟民智，開議院，興商務，廢科舉，辦學堂，譯西書。
但是他們的影響遠不如嚴複的深遠。
甲午之戰以後，康有為、梁啟超等倡變法圖強，于是有戊戌變法運動。
康梁的變法理論來源于西學，所舉以為中國變法楷模的是俄國的大彼得與日本的明治維新。
庚子義和團運動，為八國聯軍所鎮壓，清朝政府投降帝國主義國家，締結了可恥的辛醜和約。
“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在這方針指引下，清政府成為帝國主義者忠實的奴仆。
變法雲雲，已不足取信于國人。
于是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派孫中山、章炳麟的學說成為國人政治理論指導的圭臬。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固取資于西方資産階級政治學說“民治、民有、民享”，而益之以民族主義與近代經濟學說。
特别以排滿、興中相号召，富于鼓動力量。
在中國民主革命的準備時期，以鮮明的中國民主革命派立場，同改良派尖銳鬥争，成為中國民主革命派的旗幟。
在辛亥革命前後，中國民主革命派多次領導武裝起義，終于推翻數千年的帝制，建立共和國。
從此，民主共和國觀念深入人心。
這是它的豐功偉績。
此後，孫中山又反對袁世凱竊國、張勳複辟、軍閥混戰，進行了不倦的鬥争。
十月革命以後，中國共産黨建立。
孫中山在中國共産黨幫助下，改組國民黨，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這是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綱領，對中國革命有巨大影響。
五四運動前，他在反對改良派和封建複辟勢力的鬥争中，宣傳進化論，宣傳具有唯物主義傾向的知行觀，宣傳建立資産階級共和國的方案，雖然在局部問題上陷入唯心主義，而革命的、進步的傾向是非常鮮明的。
五四運動以後，他提出了民生史觀，他的哲學體系又轉向二元論或唯心主義。
毛澤東同志指出，“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曆史人物大都有他們的缺點一樣，孫先生也有他的缺點方面。
這是要從曆史條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①章炳麟深于國故，并治佛學與西學，以其如椽巨筆，發為政論，宣傳民主革命，撻伐保皇派的逆潮流的反動謬論，宜乎所向披靡，令人神往。
他斥責光緒帝為“載湉小醜”，說“豈有立憲而可上書奏請者”，各國立憲，都經“血戰”，然後可以得“自由議政之權”。
他歌頌革命，說：“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
”章炳麟認為，隻有武裝鬥争，推翻清朝，中國才能實現民主政治。
（《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章炳麟宣傳均配土地。
他說，“不親耕者”不得擁有土地，反對封建剝削，“露田無得傭人”（《定版籍》）。
“均配土地，使耕者不為佃奴”，才能實現民主（《五無論》）。
章炳麟批判孔教，從曆史事實出發，認為孔子隻是一個曆史學家和教育家。
駁斥康有為的《建立孔教論》。
章炳麟鼓吹無神論，認為既沒有“天”，又沒有“帝”和“鬼神”，否定天命論。
但是他提出要建立“無神教”，說佛教就是無神的宗教，這是他的思想的不徹底處。
章炳麟晚年，脫離革命，思想漸入保守。
魯迅評論他說：太炎先生“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
晚年“卻退居于甯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
“身衣學術的華衮，粹然成為儒宗”了。
②①毛澤東：《紀念孫中山先生》。
②《魯迅全集》第六卷，第547頁。
當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孫中山、章太炎，鼓倡革命，黃興、鄒容、陳天華等發表文章或演說，與之相後先，形成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理論的洪流，取得了思想界、學術界的領導地位。
而他們的思想理論實質上取資于西方資産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這一點是十分明白的。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其重大意義五四時期的民主與科學思潮是一次廣泛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
它鮮明地揭橥民主與科學的旗幟，批判與它不相容的舊思想、舊道德與舊文化，提倡新思想、新道德與新文化。
五四時期新思潮的特點，就是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對以孔學為代表的封建思想文化展開了全面的猛烈的批判。
在這場運動中，其代表人物是陳獨秀、李大钊、魯迅、吳虞等，他們的思想言論的主要陣地是《新青年》雜志。
五四運動不僅反對封建思想文化，還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開辟了道路。
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以李大钊為代表的大批激進的民主主義者，熱烈地歡迎俄國代表，歡迎馬克思列甯主義。
一九一八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發表了著名論文《庶民的勝利》，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紀世界革命的先聲，“是使天下驚秋的一片桐葉”。
一九一九年
魏晉玄學的統治，時間并不止于魏晉。
可以說，整個三國兩晉南北朝都是玄學統治。
在玄學統治期間，經學仍在發展，特别在北方，經學未嘗中絕。
江左也有經學，戰亂頻繁，人民流散，書籍不易保存，好象經學銷歇似的，實際情況并不如此。
隋唐是佛學各宗派創立、發展的時期。
天台宗、華嚴宗、法相宗、禅宗四大宗派之中，尤以華嚴宗與禅宗影響為大。
它們無疑地具有正宗哲學的性質，而不是傳統所說的“異端”。
隋唐經學應數《五經正義》，它綜合了南北朝經學著作，但更多的是北朝經學的箋注成果。
在經學統治下，培養出許多“學究”。
宋明七百年間（包括清初）是理學統治時期。
理學以儒家思想面貌出現，骨子裡滲透了佛教與道教思想。
北宋理學，以周敦頤為開山。
《太極圖·易說》、《易通》，是理學家不刊的經典，而《太極圖》則傳自華山道士陳抟，其道教的淵源很明顯。
二程、張載、邵雍，是北宋理學大家。
程頤、張載、邵雍，都深于易學，邵雍獨以象數著。
明道《識仁》、伊川《易傳》、子厚《西銘》，都是理學的經典。
司馬光雖見許于朱熹，列于六先生，與上述五子并，而後世不以其為理學家。
南宋理學，朱陸為兩大派。
朱熹傳程頤理學之緒，更衍周、張、邵學統，故稱理學集大成者。
朱學受華嚴宗影響，也受道教影響。
《四書》經二程表章，朱熹集注，取代了經書的地位。
朱熹門庭，盛極一時。
陸九淵開創心學學派，近于禅。
其後學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稱甬上四先生，而未能張大其師說。
張栻湖湘之學，呂祖謙婺學，與朱學鼎峙，但影響遠不如朱學。
慶元學禁解除以後，真德秀、魏了翁為南宋朱學殿軍，對樹立朱學的統治地位有所貢獻。
元朝統一南北，有利于理學向全國傳播。
其時朱學稱盛，也有和會朱陸的學者。
明初朱學統治，編纂《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都取朱學著作。
明中期而後，王陽明心學崛起，挾其功業地位，王學傳播幾遍寰中。
束書不觀，遊談無根，為世诟病。
明末清初，乃有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批判理學。
顔元、李塨以實學批判理學。
黃宗羲的《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對宋明理學作了總結。
清初統治者提倡理學，禦纂《性理精義》，重用理學大臣，但理學頹波不返，終為乾嘉漢學所代。
理學自以為傳孔孟道統，明斥二氏，但陰受二氏影響。
七百年的正宗哲學，講義理心性，陰陽動靜，牛毛繭絲，辨析毫芒，在思維發展史上自有較高的地位，但它的神學本質始終存在。
近代西方學說的東來和舊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的傳播十九世紀中期以後，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為了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先進的知識分子向西方尋求真理，并把它介紹給中國人民。
于是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社會政治學說大量翻譯過來。
自然科學與社會政治學說所反映的哲學思想因而也得到傳播。
在這些先進的知識分子之中，時代比較早的是李善蘭。
李善蘭譯述了歐幾裡德（Euclid，約前330&mdash前275）《幾何原本》後九卷，與明末徐光啟譯的前六卷，湊成全書，完整地介紹了演繹推理的思維方法。
他又譯了羅密士（EliasLoomis，1810&mdash1899）的《代微積拾》、侯色勒的《談天》、胡威立（Whewell）的《重學》和牛頓（IsaacNewton，1642&mdash1727）的《數理》。
他對通過數學形式而表現的辯證法思想作了闡發。
他說：西國萊布尼茲（Gottf-riedWilhelmLeibnitz，1646&mdash1716）、牛頓二氏，創立微分積分二術，“實發千古未有之奇秘”。
“積分逐層分之為無數微分，含無數微分乃為積分。
”關于無限性的辯證思維，于是獲得了明确的表述。
李善蘭關于天文學和力學方面的譯述，其所涵哲理，沖破了中古神學的迷信。
他說，“為學之要，必盡祛其習聞之虛說，而勤求其新得之實事，萬事萬物以格緻真理解之。
”這句話充滿了不為成說所囿而勇于探求科學真理的精神。
這種思想是唯物主義的。
譯述西方自然科學與社會政治學說的巨子是嚴複（1853&mdash1921）。
嚴複所譯的書，有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1825&mdash1895）的《天演論》、亞丹·斯密（AdamSmith）的《原富》、約翰·穆勒（JamesMill，1773&mdash1836）的《群己權界論》和《名學》、斯賓塞（HerbertSpencer，1820&mdash1903）的《群學肄言》、甄克斯的《社會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學淺說》等，内容涉及生物學、邏輯、經濟學、社會學、法律學許多部門。
其中《天演論》一書的影響特别巨大。
魯迅自述其在南京求學時閱讀《天演論》的情況，謂幾至廢寝忘食的程度，可見此書當時對讀者産生的魅力，在文化學術方面影響之深廣。
嚴複譯此書，每篇之後，附識自己的議論，字數與原文相等，或且過之。
這種譯述，非僅字比句次，求無失墜，而乃為一種學說的創造。
嚴複文字雅潔，力追周秦諸子，此尤足以滿足學術界好古者的偏嗜，而杜鄙薄新學者的讒口。
天演論“物競天擇，适者生存”學說，乃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精髓。
嚴複踵斯賓塞、赫胥黎之後，以自然法則，應用于人類社會，其理論是謬誤的，但在當時帝國主義競相瓜分中國，我國處于危亡之際，這個學說對思想界起了振聾發聩的作用。
這是應該予以充分肯定的。
嚴複在譯述邏輯的時候，介紹了歸納法和演繹法。
他說，歸納法的要點是“察其曲而知其全”，“執其微以會其通”，即積累大量的局部的材料而抽出其中普遍的規律。
演繹法的要點是“據公理以斷衆事”，“設定數以逆未然”，即根據普遍規律以推斷特殊事例，根據既定法則以預測未來的發展。
這種科學的方法論是他所譯的穆勒《名學》和那芳斯《名學淺說》兩部名著所論證的。
介紹這兩種方法，對我國人掌握形式邏輯以研究事物有很大幫助。
嚴複譯述西方近代的社會政治學說，重在介紹天賦人權的思想，自由平等的思想。
這些思想被當時的頑固派視為洪水猛獸，但是深得青年知識分子的歡迎。
這對當時學術界起了蔑視君權、崇張民權的十分有益的啟蒙作用。
比嚴複略早，早期的改良主義者馮桂芬、王韬、薛福成、陳熾、馬建忠、鄭觀應等，都介紹了或贊揚了西方的社會政治學說，主張啟民智，開議院，興商務，廢科舉，辦學堂，譯西書。
但是他們的影響遠不如嚴複的深遠。
甲午之戰以後，康有為、梁啟超等倡變法圖強，于是有戊戌變法運動。
康梁的變法理論來源于西學，所舉以為中國變法楷模的是俄國的大彼得與日本的明治維新。
庚子義和團運動，為八國聯軍所鎮壓，清朝政府投降帝國主義國家，締結了可恥的辛醜和約。
“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在這方針指引下，清政府成為帝國主義者忠實的奴仆。
變法雲雲，已不足取信于國人。
于是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派孫中山、章炳麟的學說成為國人政治理論指導的圭臬。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固取資于西方資産階級政治學說“民治、民有、民享”，而益之以民族主義與近代經濟學說。
特别以排滿、興中相号召，富于鼓動力量。
在中國民主革命的準備時期，以鮮明的中國民主革命派立場，同改良派尖銳鬥争，成為中國民主革命派的旗幟。
在辛亥革命前後，中國民主革命派多次領導武裝起義，終于推翻數千年的帝制，建立共和國。
從此，民主共和國觀念深入人心。
這是它的豐功偉績。
此後，孫中山又反對袁世凱竊國、張勳複辟、軍閥混戰，進行了不倦的鬥争。
十月革命以後，中國共産黨建立。
孫中山在中國共産黨幫助下，改組國民黨，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這是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綱領，對中國革命有巨大影響。
五四運動前，他在反對改良派和封建複辟勢力的鬥争中，宣傳進化論，宣傳具有唯物主義傾向的知行觀，宣傳建立資産階級共和國的方案，雖然在局部問題上陷入唯心主義，而革命的、進步的傾向是非常鮮明的。
五四運動以後，他提出了民生史觀，他的哲學體系又轉向二元論或唯心主義。
毛澤東同志指出，“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曆史人物大都有他們的缺點一樣，孫先生也有他的缺點方面。
這是要從曆史條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①章炳麟深于國故，并治佛學與西學，以其如椽巨筆，發為政論，宣傳民主革命，撻伐保皇派的逆潮流的反動謬論，宜乎所向披靡，令人神往。
他斥責光緒帝為“載湉小醜”，說“豈有立憲而可上書奏請者”，各國立憲，都經“血戰”，然後可以得“自由議政之權”。
他歌頌革命，說：“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
”章炳麟認為，隻有武裝鬥争，推翻清朝，中國才能實現民主政治。
（《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章炳麟宣傳均配土地。
他說，“不親耕者”不得擁有土地，反對封建剝削，“露田無得傭人”（《定版籍》）。
“均配土地，使耕者不為佃奴”，才能實現民主（《五無論》）。
章炳麟批判孔教，從曆史事實出發，認為孔子隻是一個曆史學家和教育家。
駁斥康有為的《建立孔教論》。
章炳麟鼓吹無神論，認為既沒有“天”，又沒有“帝”和“鬼神”，否定天命論。
但是他提出要建立“無神教”，說佛教就是無神的宗教，這是他的思想的不徹底處。
章炳麟晚年，脫離革命，思想漸入保守。
魯迅評論他說：太炎先生“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
晚年“卻退居于甯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
“身衣學術的華衮，粹然成為儒宗”了。
②①毛澤東：《紀念孫中山先生》。
②《魯迅全集》第六卷，第547頁。
當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孫中山、章太炎，鼓倡革命，黃興、鄒容、陳天華等發表文章或演說，與之相後先，形成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理論的洪流，取得了思想界、學術界的領導地位。
而他們的思想理論實質上取資于西方資産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這一點是十分明白的。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其重大意義五四時期的民主與科學思潮是一次廣泛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
它鮮明地揭橥民主與科學的旗幟，批判與它不相容的舊思想、舊道德與舊文化，提倡新思想、新道德與新文化。
五四時期新思潮的特點，就是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對以孔學為代表的封建思想文化展開了全面的猛烈的批判。
在這場運動中，其代表人物是陳獨秀、李大钊、魯迅、吳虞等，他們的思想言論的主要陣地是《新青年》雜志。
五四運動不僅反對封建思想文化，還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開辟了道路。
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以李大钊為代表的大批激進的民主主義者，熱烈地歡迎俄國代表，歡迎馬克思列甯主義。
一九一八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發表了著名論文《庶民的勝利》，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紀世界革命的先聲，“是使天下驚秋的一片桐葉”。
一九一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