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社會意識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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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多涉及孝與德的道德思想。
如雲“監悊厥德”（《克鼎》），“秉文之德”（《周頌》），“聿修厥德”（《大雅·文王之什》），“克明德慎刑”（《書·康诰》），“乃單文祖德”（《書·洛诰》），如雲：“顯孝于申（神）”（《克鼎》），“祖孝先王”（《宗周鐘》），“綏予孝子”（《周頌·雝》），“永言孝思”（《大雅·下武》），“用孝養厥父母”（《書·酒诰》），“惟爾令德孝恭”（《書·君陳》），可見“有孝有德”（《大雅》）是西周的道德綱領。
西周的政治思想，通過頌與诰以宣揚。
頌是後王歌頌先王的樂詩。
由下而上的崇拜叫做“頌”。
周頌用于禋祀先王，多講武功與農事，稱頌先王在政治經濟上的成功。
诰謂教訓，統治階級自上而下的谕戒叫做“诰”。
《書》之諸诰，如《大诰》、《洛诰》、《召诰》，金文如《盂鼎》，大抵指陳明天命、敬德、治民、營國的道理，訓戒子孫與多士、多方，要服膺周先王的統治表率。
頌與诰，是用來對下屬進行崇拜與服從教育的文字，隻有官府才能掌握，所以說“學在官府”。
西周末年，王室逐漸微弱，社會矛盾加劇，平王乃被迫東遷。
當時有大量詩歌，暴露現實黑暗，詛咒上天與祖宗，責備上層貴族，這是對統治思想的背叛，具有進步性、人民性。
這些詩歌被收集在《詩經》中，是我們珍貴的文化遺産。
春秋時期，王室衰微，政權下移，王官失守，學術由官府下移，竹帛乃下庶人，西周學術“皆原于一，不離于宗”，向春秋“道術将為天下裂”轉化（語見《莊子·天下篇》）。
于是，就出現了孔子開創私學，聚徒講學的新局面。
西周的學術，到了春秋時期，還保留了它的舊形式。
殘存的官府文化官吏，還抱着西周的學術傳統苟延殘喘。
然而這僅如秋風中的殘葉，即将飄散。
《莊子·天下篇》說：西周學術，到了春秋之世，“其明而在度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
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缙紳先生多能明之。
”但是畢竟王官失守了，他們所有、所能明的隻是僅存軀殼的形式了。
春秋時期的詩書禮樂，隻是單純的儀式，而沒有内容。
西周文化成為死規矩。
鄒魯之士、缙紳先生的學術，就是專門背誦古訓的儒者的職業。
《說文》：“儒為術士之稱”。
術士，猶藝士，娴習禮樂射禦書數六藝。
習禮樂，所以為相；習射禦，所以為将；習書數，所以為宰。
此為當時貴族之學，亦懦所以進身于貴族之學。
鄒魯之士、缙紳先生，就是傳習詩書的儒者，他們的時代早于孔子。
春秋時期的唯物主義思想，散見于《左傳》。
如雲“五行”，或亦曰“五材”，如雲“六氣”，都是指宇宙間的基本物質。
又論及民與神的關系，指出應先成民事而後緻力于神。
或指出，國将興，聽于民，将亡，聽于神，神依人而行。
或指出，天道遠，人道迩。
這些，都表明人們相信人力，而不甚相信神力；依靠切近的人道，而不依靠遙遠的天道，閃耀着唯物主義思想的光芒。
春秋末世戰國初年，孔子墨子開創了私學，從此開始了諸子百家并鳴的局面。
孔子生長在文化典籍豐富的魯國，接受了鄒魯缙紳先生的詩書傳授之學。
那時候王官失守，學術下移，孔子處身這種文化變革的時代，首先開了私學。
私學是相對于官學而言的。
惟官學失守，乃有私學。
孔門弟子三千，賢者七十多人，形成很有勢力的學派。
孔子的學術以“仁”和“禮”為中心，仁就是承認人的地位，禮就是講究典章制度和行為規範。
言仁，是革新的。
講禮，是保守的。
所以孔子的學術反映了新舊交替的矛盾。
孔子周遊列國，當時的諸侯不能用他。
他晚年退而著書，編定六經。
據說《春秋》是經過他筆削的，《春秋》筆法成為後代史學家的準繩。
孔子編定的經書，經過漢朝提倡，成為學術的正統，對後世影響很大。
孔子的教育學說很有價值，有些原則如因材施教、循序漸進，今天還在遵循。
孔子死後，弟子散處四方，或者為諸侯師，或者友教士大夫，影響十分巨大。
墨子稍後于孔子，當戰國初期。
他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後乃背棄，而著《非儒》。
其書多及生産勞動，多言百工、商賈、賓萌、役夫，反映其為身份微賤的生産者。
墨子的主要主張為兼愛、非攻、節葬、非樂，上同、尚賢，天志、明鬼；反對奴隸主貴族依靠骨肉之親，無功富貴。
書中《備城門》以下，是兵書，詳言戰争防禦方術，可見墨家非攻而不反戰。
墨家也是徒屬弟子充滿天下的學派，其後學有墨辯，有墨俠。
終戰國之世，墨家學派傳播甚廣，其巨子且遠至西方的秦國。
墨家學派直到漢初才衰落下去。
所以孔墨二家，韓非子稱為“顯學”。
孫诒讓謂：墨學之昌，幾埒洙泗。
犷秦隐儒，墨學亦微。
至西漢，儒複興而墨竟絕。
這裡所說墨學的曆史興衰，符合實際。
孔子開創私學，墨家踵興。
從此而後，道、法、名、陰陽各家并興。
與儒、墨合稱六家，各以其學術相诘辯，形成戰國百家并鳴的局面。
奴隸社會崩潰階段的學術繁榮，在學術思想史上放一異彩。
漢初司馬談以黃老學派立場，論六家要旨。
其言雖有所見，要不免偏頗。
大抵自孔子而後，戰國大儒，言仁義，崇禮樂，前有孟子，後有荀子。
孟子道性善，議井田，衍子思的思想緒餘，流于主觀唯心主義。
荀子言性惡，重視後天的學習，論天行，重視人事的修治；博綜各家，非十二子，赫然成為戰國末年唯物主義思想的巨擘。
道家稱老莊。
老子其人，《史記》不能論定其時代。
而《道德經》則顯系孔墨而後戰國時期的思想，非議仁義，批判禮制，要回複到小國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淳樸之治。
其所提出的“道”，是天地萬物之母，但是恍惚不可捉摸，不可名狀，沒有物質基礎。
《道德經》反映着一個以“道”為核心的客觀唯心主義思想體系。
莊子是沒落奴隸主貴族，“處昏上亂相之間”，生活貧困，衣履破敝，不得不貸粟于監河侯。
他既不能随時代而前進，又不能把握當前的現實，隻能逃離人世，處身于材與不材之間，在矛盾中求得内心的甯谧。
所以他齊死生、得喪、小大、多少、貴賤、是非，乘道德而浮遊，泯然無累。
莊子提出了超越時間、空間的“道”，“道”是不可認識的。
這個“道”，“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宇宙的根本。
從“道”出發，莊子要求“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不要以人為改變天然。
無用是最好的用，越無用就越合于天道。
處世的方法是“安時而處順”，“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這是在命運面前聽憑擺布的敗北主義。
莊子的思想是主觀唯心主義，對後世影響很大。
名辯思想包括名家與墨辯。
名家惠施、公孫龍都逞詭辯。
惠施合同異，如說“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這種詭辯，抹殺事物的質的差别，把相異的事物視為同一。
公孫龍離堅白，謂“白馬非馬”，謂“堅白石”，離。
“視不得見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
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者，無白也。
”白馬論的邏輯特征，在于把普遍的概念（馬）與個别的事物（白馬），抽象而絕對地分離開來，把本質（馬）與屬性（白），抽象而絕對地分離開來。
這是他所以陷于謬誤、成為詭辯的原因。
堅白論則認為色（白）性（堅）質（石），互不相關，人物感覺（視覺與觸覺），各各分離，互不聯系。
現象不可知，感性認識不可靠，把詭辯推向極端。
墨家後學墨辯，有文字六篇：《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講墨學的認識論、邏輯思想、科學思想，在《墨子》書中，自成一組。
文字體例，殆如《爾雅》，文辭簡約，訛奪過多，至為難讀。
今舉其批駁名家公孫龍詭辯的論題如次。
“白馬，馬也。
乘白馬，乘馬也。
骊馬，馬也。
乘骊馬，乘馬也。
”（小取）。
“于：石，一也。
堅白，二也，而在石。
”（《經說下》）。
一則批駁白馬非馬，一則批駁堅白石，離。
由此可知，墨辯的成書時代，乃有晚于公孫龍者。
法家稱管、商、申、韓。
《管子》駁雜，非一家之言。
《商子》大體出于商鞅的言論，亦有後人依托。
《申子》或近于道家。
《韓非子》則集法家大成，兼言法、術、勢三者。
其《解老》、《喻老》，表明法家思想與《道德經》的關系。
韓非時代，及于秦王嬴政，已是秦統一的前夜，其思想，為君主專制政治鼓吹。
陰陽家鄒衍、鄒奭，著作無傳。
《管子》書中，或有其緒論，當俟考定。
《呂氏春秋·應同篇》保存其五德終始之論。
《史記》所載大九州之說，為陰陽家思想的一端，然而非其思想之最重要者。
這裡要提出來的，是戰國時期諸子書中關于思想統一要求的屢見。
《管子》書中已見統一思想的端倪。
《商君書》，要求“燔詩書而明法令”，禁絕遊學。
《荀子·非十二子》，要務息十二子之說，除天下之害，把百家争鳴看成擾亂天下的邪說、奸言。
《韓非子》則禁二心私學。
所有這些，成為秦統一天下以後“燔詩書百家語”以及“偶語《詩》《書》者棄市”政策的張本。
中古時代正宗哲學的神學化從秦漢開始，中國社會進入中古時期，即封建社會時期。
中國的中古時期曆時二千年，至一八四○年鴉片戰争才進入近代。
中古時期的正宗哲學，是以儒家哲學為代表的。
但是各個發展不同的階段，具有十分不同的特點。
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各以其不同的性格與風貌，标志着正宗哲學的曆史演化。
但是正宗哲學的神學化性質是始終存在的。
中古正宗哲學從董仲舒開始，正宗哲學的神學化也從董仲舒開始。
漢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六藝之科”的書籍成為經典。
漢初的子學餘緒，由式微而歸于斬絕，經學的統治開始。
西漢占統治地位的是今文經學。
董仲舒的《公羊春秋》以其非常異議可怪之論獨成為今文經學的大宗。
他的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是正宗哲學神學化的标本。
陰陽災異之說，天人感應之論，人副天數之言，土龍祈雨之術，何莫而非神學。
正是這個董仲舒，被稱為西漢大儒，上承先秦儒家端緒，其思想學說成為中古哲學的正宗。
西漢今文經學，《詩》、《書》、《禮》、《易》、《春秋》，各立博士。
弟子傳習，嚴守師說。
而一經有數家之傳，是以互異。
東漢白虎觀會議，旨在統一經說，泯今文經學内部的紛歧。
班固以古文學家而奉敕撰《白虎通德論》，綜合今文諸儒經說，注釋名詞術語，以神學為指歸，遂勒成一代今文經學的神學詞典。
漢代正宗哲學的神學化，至此乃臻體系嚴密，理論周至。
這是經學史上的大事。
爾後古文經學興盛，服、賈、馬、鄭，多以古文經學為儒林大師。
而鄭玄尤以綜羅今古學見稱，風尚為之一變。
于是古文經學不能不說是哲學的正宗，但是它有異于今文經學者在于不言災異，不為谶記，所以其唯物主義思想透過實事求是的學風而顯露。
這是值得注意的。
魏晉玄學以《易》與《老》、《莊》為三玄。
以孔子與老子為“将無同”，以“名教”為出于“自然”，其消融儒言于道家的特點非常明顯。
何晏注《論語》，王弼注《易》與《老子》，未嘗不揭仁義之言加諸道德之上。
葛洪外儒術而内神仙，要亦時代風會使然，則玄學作
如雲“監悊厥德”（《克鼎》），“秉文之德”（《周頌》），“聿修厥德”（《大雅·文王之什》），“克明德慎刑”（《書·康诰》），“乃單文祖德”（《書·洛诰》），如雲：“顯孝于申（神）”（《克鼎》），“祖孝先王”（《宗周鐘》），“綏予孝子”（《周頌·雝》），“永言孝思”（《大雅·下武》），“用孝養厥父母”（《書·酒诰》），“惟爾令德孝恭”（《書·君陳》），可見“有孝有德”（《大雅》）是西周的道德綱領。
西周的政治思想，通過頌與诰以宣揚。
頌是後王歌頌先王的樂詩。
由下而上的崇拜叫做“頌”。
周頌用于禋祀先王，多講武功與農事，稱頌先王在政治經濟上的成功。
诰謂教訓，統治階級自上而下的谕戒叫做“诰”。
《書》之諸诰，如《大诰》、《洛诰》、《召诰》，金文如《盂鼎》，大抵指陳明天命、敬德、治民、營國的道理，訓戒子孫與多士、多方，要服膺周先王的統治表率。
頌與诰，是用來對下屬進行崇拜與服從教育的文字，隻有官府才能掌握，所以說“學在官府”。
西周末年，王室逐漸微弱，社會矛盾加劇，平王乃被迫東遷。
當時有大量詩歌，暴露現實黑暗，詛咒上天與祖宗，責備上層貴族，這是對統治思想的背叛，具有進步性、人民性。
這些詩歌被收集在《詩經》中，是我們珍貴的文化遺産。
春秋時期，王室衰微，政權下移，王官失守，學術由官府下移，竹帛乃下庶人，西周學術“皆原于一，不離于宗”，向春秋“道術将為天下裂”轉化（語見《莊子·天下篇》）。
于是，就出現了孔子開創私學，聚徒講學的新局面。
西周的學術，到了春秋時期，還保留了它的舊形式。
殘存的官府文化官吏，還抱着西周的學術傳統苟延殘喘。
然而這僅如秋風中的殘葉，即将飄散。
《莊子·天下篇》說：西周學術，到了春秋之世，“其明而在度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
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缙紳先生多能明之。
”但是畢竟王官失守了，他們所有、所能明的隻是僅存軀殼的形式了。
春秋時期的詩書禮樂，隻是單純的儀式，而沒有内容。
西周文化成為死規矩。
鄒魯之士、缙紳先生的學術，就是專門背誦古訓的儒者的職業。
《說文》：“儒為術士之稱”。
術士，猶藝士，娴習禮樂射禦書數六藝。
習禮樂，所以為相；習射禦，所以為将；習書數，所以為宰。
此為當時貴族之學，亦懦所以進身于貴族之學。
鄒魯之士、缙紳先生，就是傳習詩書的儒者，他們的時代早于孔子。
春秋時期的唯物主義思想，散見于《左傳》。
如雲“五行”，或亦曰“五材”，如雲“六氣”，都是指宇宙間的基本物質。
又論及民與神的關系，指出應先成民事而後緻力于神。
或指出，國将興，聽于民，将亡，聽于神，神依人而行。
或指出，天道遠，人道迩。
這些，都表明人們相信人力，而不甚相信神力；依靠切近的人道，而不依靠遙遠的天道，閃耀着唯物主義思想的光芒。
春秋末世戰國初年，孔子墨子開創了私學，從此開始了諸子百家并鳴的局面。
孔子生長在文化典籍豐富的魯國，接受了鄒魯缙紳先生的詩書傳授之學。
那時候王官失守，學術下移，孔子處身這種文化變革的時代，首先開了私學。
私學是相對于官學而言的。
惟官學失守，乃有私學。
孔門弟子三千，賢者七十多人，形成很有勢力的學派。
孔子的學術以“仁”和“禮”為中心，仁就是承認人的地位，禮就是講究典章制度和行為規範。
言仁，是革新的。
講禮，是保守的。
所以孔子的學術反映了新舊交替的矛盾。
孔子周遊列國，當時的諸侯不能用他。
他晚年退而著書，編定六經。
據說《春秋》是經過他筆削的，《春秋》筆法成為後代史學家的準繩。
孔子編定的經書，經過漢朝提倡，成為學術的正統，對後世影響很大。
孔子的教育學說很有價值，有些原則如因材施教、循序漸進，今天還在遵循。
孔子死後，弟子散處四方，或者為諸侯師，或者友教士大夫，影響十分巨大。
墨子稍後于孔子，當戰國初期。
他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後乃背棄，而著《非儒》。
其書多及生産勞動，多言百工、商賈、賓萌、役夫，反映其為身份微賤的生産者。
墨子的主要主張為兼愛、非攻、節葬、非樂，上同、尚賢，天志、明鬼；反對奴隸主貴族依靠骨肉之親，無功富貴。
書中《備城門》以下，是兵書，詳言戰争防禦方術，可見墨家非攻而不反戰。
墨家也是徒屬弟子充滿天下的學派，其後學有墨辯，有墨俠。
終戰國之世，墨家學派傳播甚廣，其巨子且遠至西方的秦國。
墨家學派直到漢初才衰落下去。
所以孔墨二家，韓非子稱為“顯學”。
孫诒讓謂：墨學之昌，幾埒洙泗。
犷秦隐儒，墨學亦微。
至西漢，儒複興而墨竟絕。
這裡所說墨學的曆史興衰，符合實際。
孔子開創私學，墨家踵興。
從此而後，道、法、名、陰陽各家并興。
與儒、墨合稱六家，各以其學術相诘辯，形成戰國百家并鳴的局面。
奴隸社會崩潰階段的學術繁榮，在學術思想史上放一異彩。
漢初司馬談以黃老學派立場，論六家要旨。
其言雖有所見，要不免偏頗。
大抵自孔子而後，戰國大儒，言仁義，崇禮樂，前有孟子，後有荀子。
孟子道性善，議井田，衍子思的思想緒餘，流于主觀唯心主義。
荀子言性惡，重視後天的學習，論天行，重視人事的修治；博綜各家，非十二子，赫然成為戰國末年唯物主義思想的巨擘。
道家稱老莊。
老子其人，《史記》不能論定其時代。
而《道德經》則顯系孔墨而後戰國時期的思想，非議仁義，批判禮制，要回複到小國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淳樸之治。
其所提出的“道”，是天地萬物之母，但是恍惚不可捉摸，不可名狀，沒有物質基礎。
《道德經》反映着一個以“道”為核心的客觀唯心主義思想體系。
莊子是沒落奴隸主貴族，“處昏上亂相之間”，生活貧困，衣履破敝，不得不貸粟于監河侯。
他既不能随時代而前進，又不能把握當前的現實，隻能逃離人世，處身于材與不材之間，在矛盾中求得内心的甯谧。
所以他齊死生、得喪、小大、多少、貴賤、是非，乘道德而浮遊，泯然無累。
莊子提出了超越時間、空間的“道”，“道”是不可認識的。
這個“道”，“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宇宙的根本。
從“道”出發，莊子要求“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不要以人為改變天然。
無用是最好的用，越無用就越合于天道。
處世的方法是“安時而處順”，“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這是在命運面前聽憑擺布的敗北主義。
莊子的思想是主觀唯心主義，對後世影響很大。
名辯思想包括名家與墨辯。
名家惠施、公孫龍都逞詭辯。
惠施合同異，如說“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這種詭辯，抹殺事物的質的差别，把相異的事物視為同一。
公孫龍離堅白，謂“白馬非馬”，謂“堅白石”，離。
“視不得見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
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者，無白也。
”白馬論的邏輯特征，在于把普遍的概念（馬）與個别的事物（白馬），抽象而絕對地分離開來，把本質（馬）與屬性（白），抽象而絕對地分離開來。
這是他所以陷于謬誤、成為詭辯的原因。
堅白論則認為色（白）性（堅）質（石），互不相關，人物感覺（視覺與觸覺），各各分離，互不聯系。
現象不可知，感性認識不可靠，把詭辯推向極端。
墨家後學墨辯，有文字六篇：《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講墨學的認識論、邏輯思想、科學思想，在《墨子》書中，自成一組。
文字體例，殆如《爾雅》，文辭簡約，訛奪過多，至為難讀。
今舉其批駁名家公孫龍詭辯的論題如次。
“白馬，馬也。
乘白馬，乘馬也。
骊馬，馬也。
乘骊馬，乘馬也。
”（小取）。
“于：石，一也。
堅白，二也，而在石。
”（《經說下》）。
一則批駁白馬非馬，一則批駁堅白石，離。
由此可知，墨辯的成書時代，乃有晚于公孫龍者。
法家稱管、商、申、韓。
《管子》駁雜，非一家之言。
《商子》大體出于商鞅的言論，亦有後人依托。
《申子》或近于道家。
《韓非子》則集法家大成，兼言法、術、勢三者。
其《解老》、《喻老》，表明法家思想與《道德經》的關系。
韓非時代，及于秦王嬴政，已是秦統一的前夜，其思想，為君主專制政治鼓吹。
陰陽家鄒衍、鄒奭，著作無傳。
《管子》書中，或有其緒論，當俟考定。
《呂氏春秋·應同篇》保存其五德終始之論。
《史記》所載大九州之說，為陰陽家思想的一端，然而非其思想之最重要者。
這裡要提出來的，是戰國時期諸子書中關于思想統一要求的屢見。
《管子》書中已見統一思想的端倪。
《商君書》，要求“燔詩書而明法令”，禁絕遊學。
《荀子·非十二子》，要務息十二子之說，除天下之害，把百家争鳴看成擾亂天下的邪說、奸言。
《韓非子》則禁二心私學。
所有這些，成為秦統一天下以後“燔詩書百家語”以及“偶語《詩》《書》者棄市”政策的張本。
中古時代正宗哲學的神學化從秦漢開始，中國社會進入中古時期，即封建社會時期。
中國的中古時期曆時二千年，至一八四○年鴉片戰争才進入近代。
中古時期的正宗哲學，是以儒家哲學為代表的。
但是各個發展不同的階段，具有十分不同的特點。
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各以其不同的性格與風貌，标志着正宗哲學的曆史演化。
但是正宗哲學的神學化性質是始終存在的。
中古正宗哲學從董仲舒開始，正宗哲學的神學化也從董仲舒開始。
漢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六藝之科”的書籍成為經典。
漢初的子學餘緒，由式微而歸于斬絕，經學的統治開始。
西漢占統治地位的是今文經學。
董仲舒的《公羊春秋》以其非常異議可怪之論獨成為今文經學的大宗。
他的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是正宗哲學神學化的标本。
陰陽災異之說，天人感應之論，人副天數之言，土龍祈雨之術，何莫而非神學。
正是這個董仲舒，被稱為西漢大儒，上承先秦儒家端緒，其思想學說成為中古哲學的正宗。
西漢今文經學，《詩》、《書》、《禮》、《易》、《春秋》，各立博士。
弟子傳習，嚴守師說。
而一經有數家之傳，是以互異。
東漢白虎觀會議，旨在統一經說，泯今文經學内部的紛歧。
班固以古文學家而奉敕撰《白虎通德論》，綜合今文諸儒經說，注釋名詞術語，以神學為指歸，遂勒成一代今文經學的神學詞典。
漢代正宗哲學的神學化，至此乃臻體系嚴密，理論周至。
這是經學史上的大事。
爾後古文經學興盛，服、賈、馬、鄭，多以古文經學為儒林大師。
而鄭玄尤以綜羅今古學見稱，風尚為之一變。
于是古文經學不能不說是哲學的正宗，但是它有異于今文經學者在于不言災異，不為谶記，所以其唯物主義思想透過實事求是的學風而顯露。
這是值得注意的。
魏晉玄學以《易》與《老》、《莊》為三玄。
以孔子與老子為“将無同”，以“名教”為出于“自然”，其消融儒言于道家的特點非常明顯。
何晏注《論語》，王弼注《易》與《老子》，未嘗不揭仁義之言加諸道德之上。
葛洪外儒術而内神仙，要亦時代風會使然，則玄學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