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社會意識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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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李大钊主編《新青年》時，出版了《馬克思研究》專号，介紹馬克思的生平和學說，掀起了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運動。
馬克思、恩格斯、列甯的著作的中譯本開始出版。
一部分知識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具有初步共産主義世界觀，李大钊、毛澤東、周恩來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俄羅斯研究會、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相繼出現，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刊日益增多，許多地方還創辦了工人夜校，建立工會。
許多地方相繼成立共産主義小組。
随着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及其與工人運動相結合，建立無産階級政黨的思想條件和組織條件逐漸具備。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産黨成立了，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最重大的事件。
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經過艱苦卓絕的偉大鬥争，終于在一九四九年推翻了三大敵人，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五四運動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産黨的成立，則為這場革命指明了航向。
曆史證明，沒有馬克思主義，沒有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中國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偉大的勝利。
第三節中國哲學、社會政治學說的特色 唯物主義的優良傳統 中國哲學有唯物主義的優良傳統。
從先秦時期起，唯物主義思想家代不乏人。
戰國末年，偉大的唯物主義者荀況，在宇宙論、認識論方面，堅持了唯物主義路線。
比荀況略早，則有後期墨家的唯物主義思想和自然科學、數學思想。
東漢時期，唯物主義思想家王充批判了谶緯神學及世俗的虛妄。
南北朝時期，有範缜的《神滅論》，批判唯心主義的神不滅論；有何承天從天文學、數學引出的唯物主義思想。
唐朝的柳宗元、劉禹錫寫了闡發唯物主義思想的《天論》、《天說》等光輝論文。
北宋的唯物主義思想家有王安石、張載。
王安石的《洪範傳》、《老子解》、《詩義》、《熙甯字說》等著作，宣傳了唯物主義和辯證法。
張載則宣傳了氣一元論的唯物主義。
南宋的唯物主義思想家有陳亮和葉适。
明朝的偉大唯物主義思想家有王廷相，他對唯心主義理學進行了尖銳的批判。
明末請初的唯物主義思想家有王夫之和顔元，王夫之的學術成就達到了舊唯物主義的高峰。
清朝前期的唯物主義思想家當數戴震，他以疏證《孟子》字義的形式宣傳了唯物主義。
近代的思想家則往往通過介紹西學而宣傳唯物主義。
中國唯物主義的優良傳統，表現在它确認世界的物質性，确認存在的客觀性，确認規律的可知性。
從先秦到近代，唯物主義思想家對這些命題，作了可貴的探索與論證，從而大大地豐富了人類思維史的寶庫。
無論古代、中世紀、近代，與同時代的歐洲哲學相比，都毫無遜色，在古代和中世紀則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是我國人民值得引以自豪的。
中國的哲學唯物主義往往與政治上的進步傾向相聯系。
先秦荀子非十二子的思想綜合，從思想意識領域的統一，反映了建立統一國家的政治傾向。
範缜的《神滅論》，反映了世俗地主對中世紀宗教濫費的譴責。
柳宗元、劉禹錫則直接參加了永貞革新而遭到貶斥。
王安石推行新法，因而在理論上建立以三經義為中心的新學。
王夫之參加抗清鬥争，遂有“六經責我開生面”的理論創造。
随着生産的發展與自然科學的前進，哲學唯物主義也有相應的發展，這種情況體現了哲學唯物主義與自然科學的聯盟。
這是因為唯物主義往往是生産鬥争與自然科學的哲學總結。
先秦生産與自然科學的發展，孕育了後期墨家及荀子的唯物主義思想。
兩漢生産與自然科學的發展，産生了王充與張衡的唯物主義思想。
唐朝天文學的進步，産生了柳宗元、劉禹錫關于天的唯物主義思想。
宋朝自然科學的進步，産生了王安石與沈括的唯物主義思想。
明朝生産事業的發展，産生了宋應星《談天》、《論氣》等唯物主義思想。
這種情況，在曆史上顯示得比較清楚。
中國的唯物主義是在與唯心主義的鬥争中發展的。
墨辯的唯物主義，在同公孫龍的離堅白唯心主義詭辯論鬥争中益顯其光輝。
荀子的《天論》是在同不可知論的鬥争中發展的；範缜的《神滅論》是在同蕭子良、蕭衍等七十多人的辯論中論定的；王安石的唯物主義思想是在同守舊派的鬥争中發展的；陳亮的唯物主義思想是在同朱熹展開王霸義利之辯中前進的；王廷相的唯物主義思想是在批判理學的鬥争中發展的；顔元的唯物主義思想也是在批判理學的鬥争中發展的；戴震的唯物主義思想同樣是在批判理學的鬥争中發展的。
近代、現代的唯物主義思想則是在批判唯心主義的鬥争中前進的。
唯物主義在與唯心主義的鬥争中顯出了理論戰鬥的力量，這種力量是唯物主義思想本身所具有的。
唯物主義思想在同唯心主義鬥争中益加深化，逐步發展。
唯物主義思想的發展往往與辯證法的發展互相聯系。
社會政治思想的革新進取精神中國的社會政治思想具有革新進取精神。
從孔子開始就十分注意社會政治問題。
“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雖是針對季孫而發的議論，亦未始不是他在春秋之世的政治理想。
《禮運》出于後儒之手，而托之于孔子對大同與小康的具體論述，當也可看作儒家設計的政治方案。
孟子的仁政說，談及五畝之宅、百畝之田的農村圖案，此或尚保留有古先農村公社的遺影。
孔孟的關于社會政治的論述是很豐富的，其中有若幹有價值的思想，如孔子“苛政猛于虎”的說法，孟子率獸食人的譬喻，都是對奴隸社會暴政的抨擊，具有光輝的民主性。
孟子的“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的政治排列，說明三者在國家政治天平上的分量，并不能以之比附近代民權論，但是這種排列也是很有意義的。
墨子的社會政治思想是一種“役夫之道”。
兼愛、非攻、非命、非樂，反對王公大人以骨肉之親，無故富貴。
這種思想是奴隸社會的造反理論，必然為奴隸主貴族所不取。
但是他的徒屬子弟，充滿天下，可見信從者之衆。
墨子弟子為實行其理想，能夠赴湯蹈火，死不旋踵，則其信從的堅決，尤其可貴。
墨子的一些宗教理論，如《天志》、《明鬼》，應視為糟粕。
道家的社會政治思想，是主張奴隸社會向原始社會的逆轉。
小國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是對原始社會的向往。
與鳥獸同居，與鹿豕并，則是要退回到草昧未開的洪荒之世。
法家闡述君主專制理論，既反對奴隸制國家重臣專斷，削弱君主集權，又禁二心私學，要求學術思想定于一尊。
這實已導秦代專制政治的先路。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殿軍。
他的《禮論》、《王制》諸篇，為封建社會的政教風俗制造理論，又為封建國家的政治制度進行了設計。
西漢初年賈誼、晁錯的政論，東漢末年仲長統的《昌言》、王符的《潛夫論》，都有針砭社會的實際意義。
三國兩晉時期，鮑敬言的無君論，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表達了反對封建羁絆，尋求自由樂土的美好願望。
明清之際，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唐甄的《潛書》，對封建社會的君主專制政治進行猛烈抨擊。
《潛書》的議論尤其尖銳。
近代的社會政治思想，往往帶有西學的色彩。
康有為的《大同書》，以西方空想社會主義比附公羊三世之說，結合《禮運》大同思想，為未來社會設計藍圖。
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時間比《大同書》為早，而也具有空想社會主義的性質。
中國的思想家、哲學家，以經學箋注的形式闡述自己的思想理論。
這就是說，中國的哲學往往以經籍為源泉。
所以中國的哲學思想往往與經籍内容密切聯系。
這種情況應該注意。
中國的哲人留下了豐富的社會政治思想，其中貫注了珍貴的革新進取精神。
人們拍打去其間凝聚着的灰塵，就會露出燦然的金光。
對舊制度、舊思想的批評、抨擊，對新事物、新世界的向往、尋求，這是中國古代哲人的精魂。
要從腐朽看出神奇，要“舍其舊而新是謀”。
這需要實事求是的科學态度，要排除主觀臆斷，又需要剝膚見骨的辯證觀點，擺脫形而上學的束縛。
中國社會政治思想内容十分豐富，寶山在望，唯不辭辛苦地探檢者能夠不至空手而歸。
人性論及道德學說的豐富遺産古代哲人重視人性論及道德學說的探讨。
先秦思想家孔子就談到“性相近，習相遠，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孟子道性善。
告子言性無善惡，決之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
荀子則主性惡，“其善者僞也，”用後天的教化來“化性起僞”。
漢代揚雄言性善惡混。
唐韓愈言性三品。
宋周敦頤言性有剛、柔、善、惡、中。
張載則論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為程頤、朱熹所承襲，并進一步發揮。
論性而及情，則又有性善情惡之說，又涉及人欲問題，議論十分深廣。
幾千年的人性論，基本上尊崇孟子性善之說。
與人性論相聯系，則有極其豐富的道德學說。
儒家重視仁與德，提倡孝弟忠恕、《中庸》論知、仁、勇，發揮孔子的思想。
《大學》則論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歸本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
孟子言五倫，論四端，對後世有巨大影響。
荀子則隆禮，親師，重視後天修養。
漢人明三綱、六紀之說，明道正誼而不計功利，表揚孝弟力田，注重風教。
魏晉則以為名教出于自然，放誕任情，但也不是不重禮教。
隋唐時期，或崇空宗，或主清虛，二氏之說，與儒學并存。
宋明而下，主天理，明本心，緻良知，道德學說與心性之說相互滲透，而皆言滅人欲。
明末則有“育欲”之說，頗與“寡欲”、“滅欲”之說不同。
宋明儒者言“誠”，言“幾”，言“慎獨”，言“已發”“未發”，言“中和”，皆根據古訓而益發新意，道德問題的讨論與道德規範的踐履，更為深細。
但是末流則為虛僞，為明識之士所呵斥。
與人性論、道德學說相聯系，則有人生觀的論述。
中國的思想家、哲學家，關心人生問題。
因此，人生哲學十分豐富。
莊子以大量文字讨論人生觀問題，欲和光同塵，自處于材與不材之間。
老子則以卑弱自牧，慈儉不敢為天下先。
墨子則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楊氏為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
韓非子為了“利民萌，便衆庶”，不避乎“滅亡之害”。
這些，是先秦哲人對後世有重大影響的人生哲學。
孔孟的人生哲學是入世的，從理論思維的高度加以闡發卻很不夠。
例如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孟子“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的勇敢擔當大任的态度是高尚的。
屈原“雖九死而猶未悔”，舍身精神多麼堅決。
荀子“锲而不舍”、“驽馬十駕”的堅韌态度，樹立了不倦地學習的良好楷模。
這種對人生持積極态度的論述，是十分寶貴的。
中世紀有《列子·楊朱篇》的思想，以為人生的目的在乎聲色美厚。
佛教東來以後，佛教思想支配了一部分人的人生觀。
而道教的求長生的思想亦為地主階級中特權者所喜愛。
然而真正的勇士，誠如魯迅所說，敢于面對慘澹的人生，曆史上與黑暗勢力搏擊，視死如歸的英雄人物是大量的。
執持《春秋》之義，在其他民族的淩侮下，挺身而出，捐軀以報宗國的，宋明之季更是後先相望。
他們彪炳史冊，流芳百世。
這應是中世紀的最寶貴的精魂，為後人所繼承。
範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廣博心懷，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胸襟氣度，宏偉闊大，令人欽仰。
人生哲學與人性論相聯系，又與道德學說相聯系，這是中國古代人性論與道德學說的特點。
馬克思、恩格斯、列甯的著作的中譯本開始出版。
一部分知識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具有初步共産主義世界觀，李大钊、毛澤東、周恩來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俄羅斯研究會、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相繼出現，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刊日益增多，許多地方還創辦了工人夜校，建立工會。
許多地方相繼成立共産主義小組。
随着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及其與工人運動相結合，建立無産階級政黨的思想條件和組織條件逐漸具備。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産黨成立了，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最重大的事件。
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經過艱苦卓絕的偉大鬥争，終于在一九四九年推翻了三大敵人，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五四運動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産黨的成立，則為這場革命指明了航向。
曆史證明，沒有馬克思主義，沒有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中國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偉大的勝利。
第三節中國哲學、社會政治學說的特色 唯物主義的優良傳統 中國哲學有唯物主義的優良傳統。
從先秦時期起，唯物主義思想家代不乏人。
戰國末年，偉大的唯物主義者荀況，在宇宙論、認識論方面，堅持了唯物主義路線。
比荀況略早，則有後期墨家的唯物主義思想和自然科學、數學思想。
東漢時期，唯物主義思想家王充批判了谶緯神學及世俗的虛妄。
南北朝時期，有範缜的《神滅論》，批判唯心主義的神不滅論；有何承天從天文學、數學引出的唯物主義思想。
唐朝的柳宗元、劉禹錫寫了闡發唯物主義思想的《天論》、《天說》等光輝論文。
北宋的唯物主義思想家有王安石、張載。
王安石的《洪範傳》、《老子解》、《詩義》、《熙甯字說》等著作，宣傳了唯物主義和辯證法。
張載則宣傳了氣一元論的唯物主義。
南宋的唯物主義思想家有陳亮和葉适。
明朝的偉大唯物主義思想家有王廷相，他對唯心主義理學進行了尖銳的批判。
明末請初的唯物主義思想家有王夫之和顔元，王夫之的學術成就達到了舊唯物主義的高峰。
清朝前期的唯物主義思想家當數戴震，他以疏證《孟子》字義的形式宣傳了唯物主義。
近代的思想家則往往通過介紹西學而宣傳唯物主義。
中國唯物主義的優良傳統，表現在它确認世界的物質性，确認存在的客觀性，确認規律的可知性。
從先秦到近代，唯物主義思想家對這些命題，作了可貴的探索與論證，從而大大地豐富了人類思維史的寶庫。
無論古代、中世紀、近代，與同時代的歐洲哲學相比，都毫無遜色，在古代和中世紀則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是我國人民值得引以自豪的。
中國的哲學唯物主義往往與政治上的進步傾向相聯系。
先秦荀子非十二子的思想綜合，從思想意識領域的統一，反映了建立統一國家的政治傾向。
範缜的《神滅論》，反映了世俗地主對中世紀宗教濫費的譴責。
柳宗元、劉禹錫則直接參加了永貞革新而遭到貶斥。
王安石推行新法，因而在理論上建立以三經義為中心的新學。
王夫之參加抗清鬥争，遂有“六經責我開生面”的理論創造。
随着生産的發展與自然科學的前進，哲學唯物主義也有相應的發展，這種情況體現了哲學唯物主義與自然科學的聯盟。
這是因為唯物主義往往是生産鬥争與自然科學的哲學總結。
先秦生産與自然科學的發展，孕育了後期墨家及荀子的唯物主義思想。
兩漢生産與自然科學的發展，産生了王充與張衡的唯物主義思想。
唐朝天文學的進步，産生了柳宗元、劉禹錫關于天的唯物主義思想。
宋朝自然科學的進步，産生了王安石與沈括的唯物主義思想。
明朝生産事業的發展，産生了宋應星《談天》、《論氣》等唯物主義思想。
這種情況，在曆史上顯示得比較清楚。
中國的唯物主義是在與唯心主義的鬥争中發展的。
墨辯的唯物主義，在同公孫龍的離堅白唯心主義詭辯論鬥争中益顯其光輝。
荀子的《天論》是在同不可知論的鬥争中發展的；範缜的《神滅論》是在同蕭子良、蕭衍等七十多人的辯論中論定的；王安石的唯物主義思想是在同守舊派的鬥争中發展的；陳亮的唯物主義思想是在同朱熹展開王霸義利之辯中前進的；王廷相的唯物主義思想是在批判理學的鬥争中發展的；顔元的唯物主義思想也是在批判理學的鬥争中發展的；戴震的唯物主義思想同樣是在批判理學的鬥争中發展的。
近代、現代的唯物主義思想則是在批判唯心主義的鬥争中前進的。
唯物主義在與唯心主義的鬥争中顯出了理論戰鬥的力量，這種力量是唯物主義思想本身所具有的。
唯物主義思想在同唯心主義鬥争中益加深化，逐步發展。
唯物主義思想的發展往往與辯證法的發展互相聯系。
社會政治思想的革新進取精神中國的社會政治思想具有革新進取精神。
從孔子開始就十分注意社會政治問題。
“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雖是針對季孫而發的議論，亦未始不是他在春秋之世的政治理想。
《禮運》出于後儒之手，而托之于孔子對大同與小康的具體論述，當也可看作儒家設計的政治方案。
孟子的仁政說，談及五畝之宅、百畝之田的農村圖案，此或尚保留有古先農村公社的遺影。
孔孟的關于社會政治的論述是很豐富的，其中有若幹有價值的思想，如孔子“苛政猛于虎”的說法，孟子率獸食人的譬喻，都是對奴隸社會暴政的抨擊，具有光輝的民主性。
孟子的“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的政治排列，說明三者在國家政治天平上的分量，并不能以之比附近代民權論，但是這種排列也是很有意義的。
墨子的社會政治思想是一種“役夫之道”。
兼愛、非攻、非命、非樂，反對王公大人以骨肉之親，無故富貴。
這種思想是奴隸社會的造反理論，必然為奴隸主貴族所不取。
但是他的徒屬子弟，充滿天下，可見信從者之衆。
墨子弟子為實行其理想，能夠赴湯蹈火，死不旋踵，則其信從的堅決，尤其可貴。
墨子的一些宗教理論，如《天志》、《明鬼》，應視為糟粕。
道家的社會政治思想，是主張奴隸社會向原始社會的逆轉。
小國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是對原始社會的向往。
與鳥獸同居，與鹿豕并，則是要退回到草昧未開的洪荒之世。
法家闡述君主專制理論，既反對奴隸制國家重臣專斷，削弱君主集權，又禁二心私學，要求學術思想定于一尊。
這實已導秦代專制政治的先路。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殿軍。
他的《禮論》、《王制》諸篇，為封建社會的政教風俗制造理論，又為封建國家的政治制度進行了設計。
西漢初年賈誼、晁錯的政論，東漢末年仲長統的《昌言》、王符的《潛夫論》，都有針砭社會的實際意義。
三國兩晉時期，鮑敬言的無君論，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表達了反對封建羁絆，尋求自由樂土的美好願望。
明清之際，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唐甄的《潛書》，對封建社會的君主專制政治進行猛烈抨擊。
《潛書》的議論尤其尖銳。
近代的社會政治思想，往往帶有西學的色彩。
康有為的《大同書》，以西方空想社會主義比附公羊三世之說，結合《禮運》大同思想，為未來社會設計藍圖。
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時間比《大同書》為早，而也具有空想社會主義的性質。
中國的思想家、哲學家，以經學箋注的形式闡述自己的思想理論。
這就是說，中國的哲學往往以經籍為源泉。
所以中國的哲學思想往往與經籍内容密切聯系。
這種情況應該注意。
中國的哲人留下了豐富的社會政治思想，其中貫注了珍貴的革新進取精神。
人們拍打去其間凝聚着的灰塵，就會露出燦然的金光。
對舊制度、舊思想的批評、抨擊，對新事物、新世界的向往、尋求，這是中國古代哲人的精魂。
要從腐朽看出神奇，要“舍其舊而新是謀”。
這需要實事求是的科學态度，要排除主觀臆斷，又需要剝膚見骨的辯證觀點，擺脫形而上學的束縛。
中國社會政治思想内容十分豐富，寶山在望，唯不辭辛苦地探檢者能夠不至空手而歸。
人性論及道德學說的豐富遺産古代哲人重視人性論及道德學說的探讨。
先秦思想家孔子就談到“性相近，習相遠，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孟子道性善。
告子言性無善惡，決之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
荀子則主性惡，“其善者僞也，”用後天的教化來“化性起僞”。
漢代揚雄言性善惡混。
唐韓愈言性三品。
宋周敦頤言性有剛、柔、善、惡、中。
張載則論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為程頤、朱熹所承襲，并進一步發揮。
論性而及情，則又有性善情惡之說，又涉及人欲問題，議論十分深廣。
幾千年的人性論，基本上尊崇孟子性善之說。
與人性論相聯系，則有極其豐富的道德學說。
儒家重視仁與德，提倡孝弟忠恕、《中庸》論知、仁、勇，發揮孔子的思想。
《大學》則論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歸本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
孟子言五倫，論四端，對後世有巨大影響。
荀子則隆禮，親師，重視後天修養。
漢人明三綱、六紀之說，明道正誼而不計功利，表揚孝弟力田，注重風教。
魏晉則以為名教出于自然，放誕任情，但也不是不重禮教。
隋唐時期，或崇空宗，或主清虛，二氏之說，與儒學并存。
宋明而下，主天理，明本心，緻良知，道德學說與心性之說相互滲透，而皆言滅人欲。
明末則有“育欲”之說，頗與“寡欲”、“滅欲”之說不同。
宋明儒者言“誠”，言“幾”，言“慎獨”，言“已發”“未發”，言“中和”，皆根據古訓而益發新意，道德問題的讨論與道德規範的踐履，更為深細。
但是末流則為虛僞，為明識之士所呵斥。
與人性論、道德學說相聯系，則有人生觀的論述。
中國的思想家、哲學家，關心人生問題。
因此，人生哲學十分豐富。
莊子以大量文字讨論人生觀問題，欲和光同塵，自處于材與不材之間。
老子則以卑弱自牧，慈儉不敢為天下先。
墨子則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楊氏為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
韓非子為了“利民萌，便衆庶”，不避乎“滅亡之害”。
這些，是先秦哲人對後世有重大影響的人生哲學。
孔孟的人生哲學是入世的，從理論思維的高度加以闡發卻很不夠。
例如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孟子“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的勇敢擔當大任的态度是高尚的。
屈原“雖九死而猶未悔”，舍身精神多麼堅決。
荀子“锲而不舍”、“驽馬十駕”的堅韌态度，樹立了不倦地學習的良好楷模。
這種對人生持積極态度的論述，是十分寶貴的。
中世紀有《列子·楊朱篇》的思想，以為人生的目的在乎聲色美厚。
佛教東來以後，佛教思想支配了一部分人的人生觀。
而道教的求長生的思想亦為地主階級中特權者所喜愛。
然而真正的勇士，誠如魯迅所說，敢于面對慘澹的人生，曆史上與黑暗勢力搏擊，視死如歸的英雄人物是大量的。
執持《春秋》之義，在其他民族的淩侮下，挺身而出，捐軀以報宗國的，宋明之季更是後先相望。
他們彪炳史冊，流芳百世。
這應是中世紀的最寶貴的精魂，為後人所繼承。
範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廣博心懷，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胸襟氣度，宏偉闊大，令人欽仰。
人生哲學與人性論相聯系，又與道德學說相聯系，這是中國古代人性論與道德學說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