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曆史發展的地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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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統一性，考察這種統一性與曆史上政治統治的關系，這同樣是很重要的。
中國地理條件，由于天然特點而自成一個自①參見鄧拓：《論中國曆史的幾個問題》第56頁，三聯書店1979年4月第2版。
②《史記·吳王劉濞列傳》。
③《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①分别見《通典·州郡典》六、一○、一二、一三。
②《新書·藩強》。
③《全唐文》卷一四三。
④《柳河東集》卷三。
然地區。
這個自然地區的環境是：北有大漠，西和西南是高山，東與南濱海；黃河、長江、珠江三大水系所流經的地區是地理條件最好的地區。
在這個自然地區裡，任何局部地區的特點、局部地區與局部地區之間的差異及其産生的種種社會結果，一般地說，都不能不受到這個整體所具有的統一性的約束。
中國地理條件的這個特點，在更大的程度上影響着曆史上政治形勢的發展。
這個影響至少表現在：第一，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曆史上的重大的政治活動具有明顯的内向性，這是因為一則四出受阻，一則為大河流域的先進的經濟、文化所吸引。
漢唐而下，有所謂“絲綢之路”；唐宋以降，航海事業也有發展：但這對曆史上政治局面一般不産生多大的影響。
中國封建社會，從秦朝開始，“制天下為四十郡，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萦南帶，皆臨大海”①，至元朝，“其地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②，直到後來的明、清兩代，其政治統一的局面，都是對這一地域範圍的繼承和發展。
這種政治活動的内向性，從中國曆史上民族關系史的發展也看得十分清楚。
第二，如馬克思所說，亞洲的大河流域需要有中央集權的政府來執行公共工程的職能。
在中國曆史上，從傳說中的統治人物開始，直到曆代封建朝廷，都與執行這種公共工程的職能相關聯。
水利事業的發達和封建專制的強化，這兩種表面看來完全不同的曆史現象，實際上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聯系。
徐光啟《農政全書·水利·總論》引《荒政要覽》說：“水利之在天下，猶人之血氣然，一息之不通，則四體非複為有矣”①。
這是用形象的比喻說明了這種聯系。
我們從《二十四史》有關名史的《溝洫志》、《河渠志》、《食貨志》以及《地理志》關于水利事業的記載中，可以大緻看出這種公共工程的職能在機構設施、具體措置和社會效益方面的反映。
由此可見，中國地理條件之整體的統一性影響于曆史上政治形勢的發展，它有維系國家統一的一面。
在中國曆史上，雖然不隻一次地出現過分裂割據狀态，但統一畢竟是主要的趨勢，這與中國地理條件的特點有極大的關系。
中國地理條件之局部的獨立性和整體的統一性及其對曆史上政治統治的影響，在具體的表現上是很複雜的。
如割據政權的建立，必須具備一定的地理條件，即必須有地方上的經濟條件作基礎。
而不同時間或不同地區建立的割據政權，在利用地區經濟條件方面的情況是有差别的，甚至有很大的不同，一種情況是開發，一種情況是濫用。
從總的方面來看，南方的割據政權大多注意于開發，北方的割據政權則濫用多于開發。
這是因為：第一，北方的割據大多表現為政治上的混亂、紛争，極容易造成對自然富源的濫用；南方的割據，比之于北方的混亂和紛争來說，顯然要安定一些，因而有可能對自然富源作合理的開發。
第二，由于北方開發較早，北方割據政權可以濫用這些已經開發出來的經濟成果；南方開發較晚，南方割據政權為了求得生存和發展，不得不更多地緻力于開發。
從東晉、南朝和十六國、北朝的割據，還有南宋和金的割據，大緻可以看出這種差别。
再如統一政權的建立和鞏固與地理條件的關系，也有兩種情況。
一是奪取和占據地理條件較好的地區，作為統治全國的基礎，如漢、唐都以占據關中地區作為統一全國的第一步。
二是統一皇朝的中心所在地并不是豐腴的地區，但由于能夠比較好地控制了重要①《通典·州郡典》一。
②《元史·地理志》一。
①《農政全書》卷一二，引文出自俞汝為《荒政要覽》四《平日修備之要》。
的運輸渠道，從而掌握了必要的生活資源和生産資源，因而也能使統一得以存在和發展，如唐代後期，尤其是元、明、清三朝即是。
地理條件影響到曆史上政治統治局面的問題，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還有待于作進一步的研究。
地理條件與民族、民族關系地理條件與民族的形成、民族間的差别和交往也有密切的關系。
中國史學家很早就重視記載各個民族的曆史，這在本卷第一章已有論述。
他們也注意到地理條件與民族發展的關系。
杜佑在《通典》中就談論到這個問題，他說：“覆載之内，日月所臨，華夏居土中，生物受氣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産厚而類繁。
所以誕生聖賢，繼施法教，随時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
君臣長幼之序立，五常十倫之教備，孝慈生焉，恩愛笃焉，主威張而下安，權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貴，實在于斯”。
至于少數民族地區，則是“其地偏，其氣梗，不生聖哲、莫華舊風、诰訓之所不可，禮義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①。
杜佑在這裡提出的有些論點是不足取的、但反映了史學家試圖從地理條件的差别上去說明漢族社會發展和少數民族社會發展所以有很大不同的原因。
從今天的觀點來看，由于我國許多少數民族基本分布在全國的周邊地區，因而與主要聚居在長江、黃河中、下遊地區的漢族相比，在氣候條件、土壤條件和地理環境的其他許多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同時，北方少數民族和南方少數民族在地理條件上的差别顯得更為突出。
一般地說，漢族居住的地區宜于農業；北方民族居住的地區，氣溫低，多草原、沙漠，宜于牧業。
南方民族居住的地區多高山、丘陵，氣溫較高，宜于農業。
這對于各個民族在經濟、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會産生一定的影響。
可見，民族特點的形成和各民族間的差别，是同地理條件之不同有關的。
例如北方民族因交通便利容易走向聯合，社會發展的進程也比較快，這與他們從事集體的遊牧活動、具有勇敢的精神有關。
南方民族，往往局促于山地，交通不便，極不利于聯系和融合。
這是南方民族雖然在民族數量上超過北方民族，但在社會發展上卻落後于北方民族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由此也可以說明這樣一個曆史現象：北方民族曾經一次又一次地進入中原地區，而南方民族卻很少有過類似的活動。
從民族文化來看，北方民族與南方民族的發展也不相同。
中國的地理條件，哺育了以漢族為主體的幾十個民族，這些民族各有特點，因而産生了相互間的差别，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這樣的地理條件，也維系着中華民族中各個民族間的聯系，如同它維系着曆史上長時期的政治統一局面一樣，經久而不衰。
這是因為：第一，漢族聚居的黃河、長江中下遊地區，由于其地理條件的優越，生産的發展始終處于領先的地位，并在物質上、生産技術上和文化方面影響着周邊的少數民族地區，因而形成了一種自然的凝聚力。
這種建立在物質基礎上的凝聚力，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第二，在東、南瀕海，北有沙漠，西和西南有高山的地理條件下，周邊少數民族向内地發展比向外發展要容易得多，因而産生了一種自然的内向性。
這種自然的内向性與上述自然的凝聚力的結合，成為維系中華民族各族①《通典·邊防典·序》。
間的聯系的紐帶。
正因為如此，兩千多年來，在中國民族關系史上，盡管有時候互相攻伐，兵戎相見，有時候“和親”通好，會盟、互市，各族間的關系歹一陣，好一陣，但總的趨勢是相互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越來越不可分離。
地理條件的變化及其對社會的影響整個自然界在不斷地運動和變化，人類生活于其中的地理條件也在不斷地運動和變化。
地理條件影響着社會曆史的發展，地理條件的變化也影響着社會曆史發展過程中的某些變化。
從中國曆史上看，由于地理條件的變化（當然也還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引起經濟、文化上的變化的情況，是值得人們注意的。
對于這一現象的研究和認識，不僅具有理論的意義，而且還有現實的意義。
這一現象的具體表現是：（一）河流變遷對曆史進程的影響。
黃河和長江是我國最重要的兩大河流，它們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着中國曆史的發展。
曆史時期，它們的變遷，尤其是黃河的變遷，是很顯著的，因而受到人們的重視。
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搖籃，這同它的河患一樣，均為世人所矚目。
如果對黃河流域作宏觀的考察，就會發現：黃河的安流和河患，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着曆史的發展變化。
根據各方面的考察資料證明：曆史時期，黃河決溢雖甚頻繁，但經分析研究核實而論，卻也有前後兩個長期相對安流的時期。
前一個時期為商周至秦代，後一個時期則為東漢初年至唐代後期，前後合計，将近兩千年，或者還要過之。
頻繁的河患也可分為兩個時期，其一是兩個長期相對安流時期的中間時期，即由西漢初年到東漢初年，其二則是由唐代後期到解放以前。
這兩個時期合計，不超過一千五百年。
所謂黃河河患，主要是指黃河中遊的侵蝕、側蝕、下切和黃河下遊的堆積，以及由此引起的陵、原、川、谷的變化和城鄉的興廢，而其症結則在于河水挾帶泥沙，随處淤積。
黃河泥沙的淤積，雖然遠在地質時期即已有之，但決不如曆史時期這樣嚴重。
這裡，除了自然的原因即黃河流經土質松疏的黃土高原外，還有人為的原因，即曆史時期以來，由于農田的擴大，道路的開辟，居民點以及城池的增加與修建，使天然植被遭到嚴重破壞，從而大大加速了黃河流域的侵蝕和堆積，以緻造成頻繁的河患。
黃河流域原是我國曆史上重要的産絲地區，直到北宋，長江下遊蠶桑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幾乎有超過黃河流域的趨勢，但黃河流域到底還保持着一定的水平。
然而，北宋以後，這種情況即發生劇變。
因為金朝在破遼滅宋後，使女真人大量内遷，廣占土地。
這些人不娴于農桑，因而盡量伐取桑棗，作為薪柴出賣。
這在當時是一種普遍情形，朝廷派人到各地巡察、禁止也無濟于事。
這不僅直接影響了黃河流域的蠶桑事業的繼續發展，緻使金朝統治者因絲、絹來源匮乏而驚慌，而且也破壞了黃河流域的植被，後果自然是嚴重的①。
類似這樣的事例，在曆史上并不是絕無僅有的。
從這些方面來看，兩宋以後，黃河流域在經濟發展上的地位逐漸被長江流域所代替，除了别的原因之外，黃河流域結束了第二個安流時期而開始了第二個河患時期，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①參見史念海：《河山集》二集第360&mdash362頁，三聯書店1981年5月第1版；《河山集》第253&mdash279頁，三聯書店1963年9月第1版。
（二）沙漠變遷對曆史的影響。
我國北部和西北部，現在有大片的沙漠存在。
治沙，成為現實生活中的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然而，在曆史時期，這些被沙丘覆蓋的土地并非原來都是這樣。
例如在今内蒙古和甯夏兩自治區之間的烏蘭布和沙漠原是西漢朔方郡轄地。
那時，它是一個繁榮富庶的農墾區，而現在卻是一片茫茫的流沙，橫亘在陰山南麓直到賀蘭山下。
這些流沙掩埋了古代的河道、湖泊、城池、村落、墓群，唯其如此，它也就展示了這一地區曾經存在過的一段繁榮富庶的曆史。
關于烏蘭布和流沙起源的問題，從自然原因來着，是黃河改道所緻；從人為的作用來看，是農墾的廢置，造成表土破壞，覆沙飛揚，終于使這一地區變成了猖狂肆虐的大沙漠②。
又如西遼河下遊平原，第四紀時期積沙很厚，到更新世晚期，氣候幹燥，産生很多垅崗沙丘，全新世以來氣候變得相當濕潤，沙丘為灌木、草叢所固定，發展為草原環境。
曆史時期，它曾是一片好牧場。
到遼代，由于在臨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巴林左旗林東鎮）建置上都，乃擄掠人口，在這裡開墾草地為農田，掀起下部浮沙，破壞草原植被。
到了金代，這裡就變成一片瘠薄之地，很難進行生産活動。
還有，在今陝北無定河流域及榆林以北，更新世晚期這裡也曾發育過沙丘，全新世初期，氣候變得濕潤，植物繁茂，把流沙固定起來，而且在低地形成許多淺湖、沼澤。
進入曆史時期以來，人們開墾了這裡的黑爐土和沼澤土，砍刈草本灌木以作燃料，覆蓋層和植被遭到破壞，沙丘經大風吹揚，造成連綿不斷的沙荒地①。
沙漠的變遷對這些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曆史的進程産生了嚴重的影響。
僅就這兩點而論，恐怕不能否認地理條件的變化對中國曆史上經濟、文化重心由北向南轉移所起的推動作用。
長時期裡，人們在說明經濟、文化重心南移的曆史原因時，提出過一些很有價值的見解；但地理條件的變化作為一個重要的曆史原因，似還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這就有可能誇大其他方面的原因，從而産生片面的認識。
片面的認識不能科學地說明曆史。
我們讨論這個問題，正是為了避免這種片面性。
至于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南北地位的變化，其具體表現若何？譬如，生産部門及産品的變化，人口分布的消長，行政區劃的分合，糧食産量的升降，水利系統的興廢等等，以及學校、書院的發展，印刷術的推廣，從進士直到宰相各級人才的來源，城市的發展和城市生活的豐富等等，學術界已有研究成果問世①，本書不再一一論列。
當然，在中國曆史上，地理條件的變化之影響到曆史發展進程，也還表現在其他方面。
例如由于地理條件的突然變化，有的民族因此一度遭到破敗，有的民族甚至因此崩潰不振，由此引起一系列民族之間關系的變化。
《通典·邊防典·突厥上》記：貞觀初年，薛延陀、回纥等“相率叛之”；颉利與突利之間産生“怨憾”；兼之“頻年大雪，六畜多死，國中大餒。
颉利用度不給，複重斂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叛之。
”②這段話指出，隋末唐初異常強大的突厥汗國，在貞觀初年遭到覆滅的重要原因。
陳寅恪根據《通典》和其他有關史料認為：“北突厥或東突厥之敗亡除與唐為敵外，其主因一為境内之②參見侯仁之：《烏蘭布和沙漠的考古發現和地理環境的變遷》，見《曆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第95&mdash12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
①參見周廷儒：《古地理學》第339&mdash340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
①參見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第5頁&mdash第22頁，1983年12月第1版。
②見《通典·邊防典》一三。
天災及亂政，二為其他鄰接部族回纥、薛延陀之興起兩端”。
他還根據《唐會要·回纥》條所記“連年饑疫，羊馬死者被地，又大雪為災”③，以及其他有關史料，認為：自唐肅宗以後雄大起來的回纥，至唐文宗時，“天災、黨亂擾其内，黠戛斯崛起侵其外，于是崩潰不振矣”。
類似的史實還見于《新唐書·吐蕃傳》所記彜泰贊普執政時，“國中地震裂，水泉湧，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饑疫，死者相枕藉”，繼因唐武宗會昌年間，“國人以贊普立非是，皆叛去”，終于在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奉表歸唐”④。
所以陳寅恪又認為：“吐蕃之破敗由于天災及内亂”⑤。
象這種由于地理條件發生異常或驟變而影響到一個民族、一個地區或民族與民族之間關系、地區與地區之間關系變化的現象，在中國曆史上并不少見，也是應當予以重視的。
這裡，應當着重指出的是，人和自然的關系，是在辯證的發展中不斷開辟前進的道路的。
一方面是自然力作用于人，另一方面是人力也會反作用于自然。
在人和自然的關系中，人并不是消極的。
正如恩格斯（FriedrichEngels，1820&mdash1895）說的：“随着對自然規律的知識的迅速增加，人對自然界施加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①。
人的生産活動就是對自然的利用。
這種生産活動總是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着自然，其後果固然有破壞自然界生态平衡的方面，如上文所舉的那樣；但是，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改變自然條件，仍然是人們生産活動的主導方面。
如人們把野生動物馴養成家畜和家禽，把野生植物培育成新的農作物；人們從遊牧生活發展為定居生活；鄉村的形成與城市的興建及其數量的不斷增加；農田的開辟；礦山的采掘；道路的修築，運河的開鑿，橋梁的架設等等，都從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程度上改變着地理環境。
舍此，則無從談論人類的曆史，更無從談論曆史的進步。
關于這一點，中國曆史為全世界的曆史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資料。
普列漢諾夫（1856&mdash1918）指出：“地理環境不但對于原始部落有着很大的影響，就是對于所謂開化民族也有着很大的影響。
”“地理環境對于社會人類的影響，是一種可變的量”，随着生産力的發展，“增加了人類控制自然的權力，因而使人類對于周圍的地理環境發生了一種新的關系。
現在英國人對于這種地理環境的反應自然同凱撒時代移居英國的部落對于這種環境的反應完全不同。
”①我們在上文曾經指出普列漢諾夫在地理環境和社會曆史之關系的論點上的錯誤，但是他在這裡所說的則是正确的。
随着曆史的進步，人類改變地理環境的能力将日益增強。
中國曆史，特别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曆史，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對地理條件與社會發展之關系的認識，是一個曆史過程。
在這個認識過程中，中國近代以來的學者的貢獻是應當特别受到重視的；而對于中國古代學者，尤其是中國古代史學家在這方面的認識和撰述，也應當受到重視，這對我們研究曆史和撰寫曆史書籍都是會有啟發的。
③見《唐會要》卷九八。
④見《新唐書》卷二一六。
⑤參見《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第130&mdash13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2月新1版。
①《自然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457頁。
①《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第32、33頁，張仲實譯，三聯書店1961年7月第1版。
中國地理條件，由于天然特點而自成一個自①參見鄧拓：《論中國曆史的幾個問題》第56頁，三聯書店1979年4月第2版。
②《史記·吳王劉濞列傳》。
③《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①分别見《通典·州郡典》六、一○、一二、一三。
②《新書·藩強》。
③《全唐文》卷一四三。
④《柳河東集》卷三。
然地區。
這個自然地區的環境是：北有大漠，西和西南是高山，東與南濱海；黃河、長江、珠江三大水系所流經的地區是地理條件最好的地區。
在這個自然地區裡，任何局部地區的特點、局部地區與局部地區之間的差異及其産生的種種社會結果，一般地說，都不能不受到這個整體所具有的統一性的約束。
中國地理條件的這個特點，在更大的程度上影響着曆史上政治形勢的發展。
這個影響至少表現在：第一，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曆史上的重大的政治活動具有明顯的内向性，這是因為一則四出受阻，一則為大河流域的先進的經濟、文化所吸引。
漢唐而下，有所謂“絲綢之路”；唐宋以降，航海事業也有發展：但這對曆史上政治局面一般不産生多大的影響。
中國封建社會，從秦朝開始，“制天下為四十郡，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萦南帶，皆臨大海”①，至元朝，“其地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②，直到後來的明、清兩代，其政治統一的局面，都是對這一地域範圍的繼承和發展。
這種政治活動的内向性，從中國曆史上民族關系史的發展也看得十分清楚。
第二，如馬克思所說，亞洲的大河流域需要有中央集權的政府來執行公共工程的職能。
在中國曆史上，從傳說中的統治人物開始，直到曆代封建朝廷，都與執行這種公共工程的職能相關聯。
水利事業的發達和封建專制的強化，這兩種表面看來完全不同的曆史現象，實際上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聯系。
徐光啟《農政全書·水利·總論》引《荒政要覽》說：“水利之在天下，猶人之血氣然，一息之不通，則四體非複為有矣”①。
這是用形象的比喻說明了這種聯系。
我們從《二十四史》有關名史的《溝洫志》、《河渠志》、《食貨志》以及《地理志》關于水利事業的記載中，可以大緻看出這種公共工程的職能在機構設施、具體措置和社會效益方面的反映。
由此可見，中國地理條件之整體的統一性影響于曆史上政治形勢的發展，它有維系國家統一的一面。
在中國曆史上，雖然不隻一次地出現過分裂割據狀态，但統一畢竟是主要的趨勢，這與中國地理條件的特點有極大的關系。
中國地理條件之局部的獨立性和整體的統一性及其對曆史上政治統治的影響，在具體的表現上是很複雜的。
如割據政權的建立，必須具備一定的地理條件，即必須有地方上的經濟條件作基礎。
而不同時間或不同地區建立的割據政權，在利用地區經濟條件方面的情況是有差别的，甚至有很大的不同，一種情況是開發，一種情況是濫用。
從總的方面來看，南方的割據政權大多注意于開發，北方的割據政權則濫用多于開發。
這是因為：第一，北方的割據大多表現為政治上的混亂、紛争，極容易造成對自然富源的濫用；南方的割據，比之于北方的混亂和紛争來說，顯然要安定一些，因而有可能對自然富源作合理的開發。
第二，由于北方開發較早，北方割據政權可以濫用這些已經開發出來的經濟成果；南方開發較晚，南方割據政權為了求得生存和發展，不得不更多地緻力于開發。
從東晉、南朝和十六國、北朝的割據，還有南宋和金的割據，大緻可以看出這種差别。
再如統一政權的建立和鞏固與地理條件的關系，也有兩種情況。
一是奪取和占據地理條件較好的地區，作為統治全國的基礎，如漢、唐都以占據關中地區作為統一全國的第一步。
二是統一皇朝的中心所在地并不是豐腴的地區，但由于能夠比較好地控制了重要①《通典·州郡典》一。
②《元史·地理志》一。
①《農政全書》卷一二，引文出自俞汝為《荒政要覽》四《平日修備之要》。
的運輸渠道，從而掌握了必要的生活資源和生産資源，因而也能使統一得以存在和發展，如唐代後期，尤其是元、明、清三朝即是。
地理條件影響到曆史上政治統治局面的問題，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還有待于作進一步的研究。
地理條件與民族、民族關系地理條件與民族的形成、民族間的差别和交往也有密切的關系。
中國史學家很早就重視記載各個民族的曆史，這在本卷第一章已有論述。
他們也注意到地理條件與民族發展的關系。
杜佑在《通典》中就談論到這個問題，他說：“覆載之内，日月所臨，華夏居土中，生物受氣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産厚而類繁。
所以誕生聖賢，繼施法教，随時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
君臣長幼之序立，五常十倫之教備，孝慈生焉，恩愛笃焉，主威張而下安，權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貴，實在于斯”。
至于少數民族地區，則是“其地偏，其氣梗，不生聖哲、莫華舊風、诰訓之所不可，禮義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①。
杜佑在這裡提出的有些論點是不足取的、但反映了史學家試圖從地理條件的差别上去說明漢族社會發展和少數民族社會發展所以有很大不同的原因。
從今天的觀點來看，由于我國許多少數民族基本分布在全國的周邊地區，因而與主要聚居在長江、黃河中、下遊地區的漢族相比，在氣候條件、土壤條件和地理環境的其他許多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同時，北方少數民族和南方少數民族在地理條件上的差别顯得更為突出。
一般地說，漢族居住的地區宜于農業；北方民族居住的地區，氣溫低，多草原、沙漠，宜于牧業。
南方民族居住的地區多高山、丘陵，氣溫較高，宜于農業。
這對于各個民族在經濟、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會産生一定的影響。
可見，民族特點的形成和各民族間的差别，是同地理條件之不同有關的。
例如北方民族因交通便利容易走向聯合，社會發展的進程也比較快，這與他們從事集體的遊牧活動、具有勇敢的精神有關。
南方民族，往往局促于山地，交通不便，極不利于聯系和融合。
這是南方民族雖然在民族數量上超過北方民族，但在社會發展上卻落後于北方民族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由此也可以說明這樣一個曆史現象：北方民族曾經一次又一次地進入中原地區，而南方民族卻很少有過類似的活動。
從民族文化來看，北方民族與南方民族的發展也不相同。
中國的地理條件，哺育了以漢族為主體的幾十個民族，這些民族各有特點，因而産生了相互間的差别，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這樣的地理條件，也維系着中華民族中各個民族間的聯系，如同它維系着曆史上長時期的政治統一局面一樣，經久而不衰。
這是因為：第一，漢族聚居的黃河、長江中下遊地區，由于其地理條件的優越，生産的發展始終處于領先的地位，并在物質上、生産技術上和文化方面影響着周邊的少數民族地區，因而形成了一種自然的凝聚力。
這種建立在物質基礎上的凝聚力，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第二，在東、南瀕海，北有沙漠，西和西南有高山的地理條件下，周邊少數民族向内地發展比向外發展要容易得多，因而産生了一種自然的内向性。
這種自然的内向性與上述自然的凝聚力的結合，成為維系中華民族各族①《通典·邊防典·序》。
間的聯系的紐帶。
正因為如此，兩千多年來，在中國民族關系史上，盡管有時候互相攻伐，兵戎相見，有時候“和親”通好，會盟、互市，各族間的關系歹一陣，好一陣，但總的趨勢是相互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越來越不可分離。
地理條件的變化及其對社會的影響整個自然界在不斷地運動和變化，人類生活于其中的地理條件也在不斷地運動和變化。
地理條件影響着社會曆史的發展，地理條件的變化也影響着社會曆史發展過程中的某些變化。
從中國曆史上看，由于地理條件的變化（當然也還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引起經濟、文化上的變化的情況，是值得人們注意的。
對于這一現象的研究和認識，不僅具有理論的意義，而且還有現實的意義。
這一現象的具體表現是：（一）河流變遷對曆史進程的影響。
黃河和長江是我國最重要的兩大河流，它們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着中國曆史的發展。
曆史時期，它們的變遷，尤其是黃河的變遷，是很顯著的，因而受到人們的重視。
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搖籃，這同它的河患一樣，均為世人所矚目。
如果對黃河流域作宏觀的考察，就會發現：黃河的安流和河患，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着曆史的發展變化。
根據各方面的考察資料證明：曆史時期，黃河決溢雖甚頻繁，但經分析研究核實而論，卻也有前後兩個長期相對安流的時期。
前一個時期為商周至秦代，後一個時期則為東漢初年至唐代後期，前後合計，将近兩千年，或者還要過之。
頻繁的河患也可分為兩個時期，其一是兩個長期相對安流時期的中間時期，即由西漢初年到東漢初年，其二則是由唐代後期到解放以前。
這兩個時期合計，不超過一千五百年。
所謂黃河河患，主要是指黃河中遊的侵蝕、側蝕、下切和黃河下遊的堆積，以及由此引起的陵、原、川、谷的變化和城鄉的興廢，而其症結則在于河水挾帶泥沙，随處淤積。
黃河泥沙的淤積，雖然遠在地質時期即已有之，但決不如曆史時期這樣嚴重。
這裡，除了自然的原因即黃河流經土質松疏的黃土高原外，還有人為的原因，即曆史時期以來，由于農田的擴大，道路的開辟，居民點以及城池的增加與修建，使天然植被遭到嚴重破壞，從而大大加速了黃河流域的侵蝕和堆積，以緻造成頻繁的河患。
黃河流域原是我國曆史上重要的産絲地區，直到北宋，長江下遊蠶桑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幾乎有超過黃河流域的趨勢，但黃河流域到底還保持着一定的水平。
然而，北宋以後，這種情況即發生劇變。
因為金朝在破遼滅宋後，使女真人大量内遷，廣占土地。
這些人不娴于農桑，因而盡量伐取桑棗，作為薪柴出賣。
這在當時是一種普遍情形，朝廷派人到各地巡察、禁止也無濟于事。
這不僅直接影響了黃河流域的蠶桑事業的繼續發展，緻使金朝統治者因絲、絹來源匮乏而驚慌，而且也破壞了黃河流域的植被，後果自然是嚴重的①。
類似這樣的事例，在曆史上并不是絕無僅有的。
從這些方面來看，兩宋以後，黃河流域在經濟發展上的地位逐漸被長江流域所代替，除了别的原因之外，黃河流域結束了第二個安流時期而開始了第二個河患時期，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①參見史念海：《河山集》二集第360&mdash362頁，三聯書店1981年5月第1版；《河山集》第253&mdash279頁，三聯書店1963年9月第1版。
（二）沙漠變遷對曆史的影響。
我國北部和西北部，現在有大片的沙漠存在。
治沙，成為現實生活中的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然而，在曆史時期，這些被沙丘覆蓋的土地并非原來都是這樣。
例如在今内蒙古和甯夏兩自治區之間的烏蘭布和沙漠原是西漢朔方郡轄地。
那時，它是一個繁榮富庶的農墾區，而現在卻是一片茫茫的流沙，橫亘在陰山南麓直到賀蘭山下。
這些流沙掩埋了古代的河道、湖泊、城池、村落、墓群，唯其如此，它也就展示了這一地區曾經存在過的一段繁榮富庶的曆史。
關于烏蘭布和流沙起源的問題，從自然原因來着，是黃河改道所緻；從人為的作用來看，是農墾的廢置，造成表土破壞，覆沙飛揚，終于使這一地區變成了猖狂肆虐的大沙漠②。
又如西遼河下遊平原，第四紀時期積沙很厚，到更新世晚期，氣候幹燥，産生很多垅崗沙丘，全新世以來氣候變得相當濕潤，沙丘為灌木、草叢所固定，發展為草原環境。
曆史時期，它曾是一片好牧場。
到遼代，由于在臨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巴林左旗林東鎮）建置上都，乃擄掠人口，在這裡開墾草地為農田，掀起下部浮沙，破壞草原植被。
到了金代，這裡就變成一片瘠薄之地，很難進行生産活動。
還有，在今陝北無定河流域及榆林以北，更新世晚期這裡也曾發育過沙丘，全新世初期，氣候變得濕潤，植物繁茂，把流沙固定起來，而且在低地形成許多淺湖、沼澤。
進入曆史時期以來，人們開墾了這裡的黑爐土和沼澤土，砍刈草本灌木以作燃料，覆蓋層和植被遭到破壞，沙丘經大風吹揚，造成連綿不斷的沙荒地①。
沙漠的變遷對這些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曆史的進程産生了嚴重的影響。
僅就這兩點而論，恐怕不能否認地理條件的變化對中國曆史上經濟、文化重心由北向南轉移所起的推動作用。
長時期裡，人們在說明經濟、文化重心南移的曆史原因時，提出過一些很有價值的見解；但地理條件的變化作為一個重要的曆史原因，似還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這就有可能誇大其他方面的原因，從而産生片面的認識。
片面的認識不能科學地說明曆史。
我們讨論這個問題，正是為了避免這種片面性。
至于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南北地位的變化，其具體表現若何？譬如，生産部門及産品的變化，人口分布的消長，行政區劃的分合，糧食産量的升降，水利系統的興廢等等，以及學校、書院的發展，印刷術的推廣，從進士直到宰相各級人才的來源，城市的發展和城市生活的豐富等等，學術界已有研究成果問世①，本書不再一一論列。
當然，在中國曆史上，地理條件的變化之影響到曆史發展進程，也還表現在其他方面。
例如由于地理條件的突然變化，有的民族因此一度遭到破敗，有的民族甚至因此崩潰不振，由此引起一系列民族之間關系的變化。
《通典·邊防典·突厥上》記：貞觀初年，薛延陀、回纥等“相率叛之”；颉利與突利之間産生“怨憾”；兼之“頻年大雪，六畜多死，國中大餒。
颉利用度不給，複重斂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叛之。
”②這段話指出，隋末唐初異常強大的突厥汗國，在貞觀初年遭到覆滅的重要原因。
陳寅恪根據《通典》和其他有關史料認為：“北突厥或東突厥之敗亡除與唐為敵外，其主因一為境内之②參見侯仁之：《烏蘭布和沙漠的考古發現和地理環境的變遷》，見《曆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第95&mdash12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
①參見周廷儒：《古地理學》第339&mdash340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
①參見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第5頁&mdash第22頁，1983年12月第1版。
②見《通典·邊防典》一三。
天災及亂政，二為其他鄰接部族回纥、薛延陀之興起兩端”。
他還根據《唐會要·回纥》條所記“連年饑疫，羊馬死者被地，又大雪為災”③，以及其他有關史料，認為：自唐肅宗以後雄大起來的回纥，至唐文宗時，“天災、黨亂擾其内，黠戛斯崛起侵其外，于是崩潰不振矣”。
類似的史實還見于《新唐書·吐蕃傳》所記彜泰贊普執政時，“國中地震裂，水泉湧，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饑疫，死者相枕藉”，繼因唐武宗會昌年間，“國人以贊普立非是，皆叛去”，終于在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奉表歸唐”④。
所以陳寅恪又認為：“吐蕃之破敗由于天災及内亂”⑤。
象這種由于地理條件發生異常或驟變而影響到一個民族、一個地區或民族與民族之間關系、地區與地區之間關系變化的現象，在中國曆史上并不少見，也是應當予以重視的。
這裡，應當着重指出的是，人和自然的關系，是在辯證的發展中不斷開辟前進的道路的。
一方面是自然力作用于人，另一方面是人力也會反作用于自然。
在人和自然的關系中，人并不是消極的。
正如恩格斯（FriedrichEngels，1820&mdash1895）說的：“随着對自然規律的知識的迅速增加，人對自然界施加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①。
人的生産活動就是對自然的利用。
這種生産活動總是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着自然，其後果固然有破壞自然界生态平衡的方面，如上文所舉的那樣；但是，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改變自然條件，仍然是人們生産活動的主導方面。
如人們把野生動物馴養成家畜和家禽，把野生植物培育成新的農作物；人們從遊牧生活發展為定居生活；鄉村的形成與城市的興建及其數量的不斷增加；農田的開辟；礦山的采掘；道路的修築，運河的開鑿，橋梁的架設等等，都從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程度上改變着地理環境。
舍此，則無從談論人類的曆史，更無從談論曆史的進步。
關于這一點，中國曆史為全世界的曆史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資料。
普列漢諾夫（1856&mdash1918）指出：“地理環境不但對于原始部落有着很大的影響，就是對于所謂開化民族也有着很大的影響。
”“地理環境對于社會人類的影響，是一種可變的量”，随着生産力的發展，“增加了人類控制自然的權力，因而使人類對于周圍的地理環境發生了一種新的關系。
現在英國人對于這種地理環境的反應自然同凱撒時代移居英國的部落對于這種環境的反應完全不同。
”①我們在上文曾經指出普列漢諾夫在地理環境和社會曆史之關系的論點上的錯誤，但是他在這裡所說的則是正确的。
随着曆史的進步，人類改變地理環境的能力将日益增強。
中國曆史，特别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曆史，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對地理條件與社會發展之關系的認識，是一個曆史過程。
在這個認識過程中，中國近代以來的學者的貢獻是應當特别受到重視的；而對于中國古代學者，尤其是中國古代史學家在這方面的認識和撰述，也應當受到重視，這對我們研究曆史和撰寫曆史書籍都是會有啟發的。
③見《唐會要》卷九八。
④見《新唐書》卷二一六。
⑤參見《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第130&mdash13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2月新1版。
①《自然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457頁。
①《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第32、33頁，張仲實譯，三聯書店1961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