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統一的多民族的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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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弊俗，漢人和少數民族原來都有。
後來漢人把它們丢掉了，而少數民族卻沒有能加以變革，因而民族間的差距就出現了。
把杜佑的這個觀點用現在的話提高了說，這種民族間的差距是由于所處社會發展階段之不同。
當然杜佑的看法是很樸素的，而在當時卻很難得。
上引劉知幾的看法，是關于曆史家治史的态度問題。
杜佑的看法，是直接關系到社會曆史的本身。
但對于同樣的鄙風陋俗，為什麼有的民族已經加以改變，有的民族卻不能改變呢？杜佑沒有進一步回答這個問題。
杜佑反對對少數民族的武力征服，他從曆史上列舉這類活動的危害，說：曆代觀兵黩武，讨伐戎夷，爰自嬴秦，禍患代有。
始皇恃百勝之兵威，既平六國，終以事胡為弊。
漢武資文景之積蓄，務恢封略，天下危若綴旒。
王莽獲元始之全實，志滅匈奴，海内遂至潰叛。
隋炀帝承開皇之殷盛，三駕遼左，萬姓怨苦而亡。
夫持盈固難，知足非易。
唯後漢光武深達理源。
建武三十年，人康俗阜。
臧宮、馬武請殄匈奴。
帝報曰：“舍近而圖遠，勞而無功；舍遠而謀近，逸而有終。
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
”自是諸将莫敢複言兵事。
于戲！持盈知足，豈特治身之本，亦乃治國之要道欤！我國家開元天寶之際，字内谧如。
邊将邀寵，競圖勳伐。
西陲青海之戎，東北天門之師，碛西恒邏之戰，雲南渡泸之役，沒于異域數十萬人。
向無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離潰之勢豈可量耶。
他強調說：“前事之元龜，足為殷監者矣。
”但他也隻是從大唐政權的利害來說，還不是從少數民族的利害來考慮的。
這是由于杜佑之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我們不能苛求古人。
僅就上述觀點而論，杜佑是繼承了司馬遷而論列了更多的事例，是更有說服力的。
宋元之際，胡三省以畢生精力注《資治通鑒》，往往因解說史事，流露出他的民族情緒，《通鑒》卷一百六十四：“梁武帝天監六年，韋叡救锺離，大敗魏軍于邵陽洲。
”胡三省注：“此确鬥也。
兩軍營壘相逼，旦暮接戰，勇而無剛者，不能支久。
韋叡于此，是難能也。
比年襄陽之守，使諸将連營而前，如韋叡之略，城猶可全，不至誤國矣。
嗚呼痛哉！”又，卷二百八十五，開運三年：“契丹入汴，帝與後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學士範質草降表，自稱&lsquo孫男臣重貴&rsquo，太後亦上表稱&lsquo新婦李氏妾&rsquo。
張彥澤遷帝于開封府，頃刻不得留，宮中恸哭。
帝與太後、皇後乘肩輿，宮人宦者十餘人步從，見者流涕。
”胡三省注：“臣妾之辱，惟晉宋為然，嗚呼痛哉！..亡國之恥，言之者為之痛心，矧見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謂真知者也，天乎人乎！”胡三省的這些注①，實質上表述了他對當時民族屈辱的沉痛感情。
這種感情是正當的，與一般的狹隘民族情感是不同的。
民族史撰述和地方志、紀事本末的發展①參看陳垣：《通鑒胡注表微·感慨篇》。
明清時期的民族史撰述跟地方志和紀事本末的發展有密切的關系。
《漢書·地理志》和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都著錄了一些道，其中有甸氐道、剛氐道，狄道、羌道、僰道、蒲氐道。
道是縣一級的行政區劃，其職責是“主蠻夷”。
象甸氐道等地方，就是氐、羌、僰族等民族聚居的地方。
另外，《漢志》和《續漢志》還著錄有夜郎、臨羌、大夏、旄牛等地方，雖未稱道，大概也是民族地方。
地志中著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可能就是從兩漢書開始的。
後來的紀傳體史書，有地志者，多循此例著錄，也都沒有作出具體說明。
常璩《華陽國志》、樊綽《蠻書》對西南民族的記載，為學者所重，而内容和體例都不同于一般的地方志，且後繼者也甚不易得。
宋元時期，地方志的修撰數量漸多，明清時期更趨繁盛。
明修甘肅、甯夏、四川、雲南、貴州、湖廣、廣西等省地志，現存者約八十餘種，其間，有不少民族史料可供檢尋。
明田汝城著《炎檄紀聞》，是關于廣西、雲南、貴州、湖南民族史事的重要著述。
作者在論及民族糾紛時，說這些糾紛“皆起于撫綏缺狀，賞罰無章，不肖者以墨守敗績，賢者以避嫌徼名。
二事殊情而同弊，卒緻幹戈相尋，蔓延荼毒，下竭生民之膏血，上贻建議之轸憂。
”此書作者當然是站在統治階級方面說話的，但也有相當平實的一面。
清代官修民族地方志，巨制不少。
民族地方的志，如《西域圖志》有五十二卷，《盛京通志》有一百二十卷，《廣西通志》一百二十八卷，《雲南通志》三十卷，《雲南通志稿》二百一十九卷；跟少數民族關聯較多的地志，《陝西通志》有一百卷，《甘肅通志》有五十卷，《湖廣通志》有一百二十卷，《四川通志》有四十卷。
府、州、廳、縣的志書記有少數民族史迹者，一時尚難詳悉。
紀事本末作為一種記事的體裁，先秦已經有了。
以紀事本末作為某種史書的著述體裁，則是開始于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
袁書中已有了關于少數民族的一些書目。
以密切關系少數民族的一次事變或一次戰争為記述對象，并以紀事本末的史體勒成專書的，是在明清時期才多起來的。
明神宗時，李化龍奉朝命征播州，約經六個年頭才把戰事結束。
播州地居貴州、四川、湖廣之間，是苗民聚居地區。
事後，李化龍撰《平播全書》十五卷。
郭子章也撰《黔中平播始末》三卷，楊寅秋撰《平播錄》五卷。
此外，馬文升的《西征石城記》、《撫安東夷記》，王轼的《平蠻錄》，也都是用紀事本末體寫的書。
清代官修有關少數民族的紀事本末書，較明為盛，亦多巨制。
舉大家所知的書，如《平定朔漠方略》有四十卷，《平定準噶爾方略》有一百七十二卷。
《平定兩金川方略》一百五十二卷。
鴉片戰争後，清代官修民族地方志和民族史事紀事本末書仍在繼續。
但因時代變了，書的形式雖不變，而意義不同了。
明清時期，封建制已處在衰老的過程中，但還有相當大的能量。
它借助于國家機器來阻礙新生力量的發展，企圖延續這個制度的生命。
新的社會生産力已經出現，但還沒有具備突破封建制生産關系的力量。
明清統治者對待少數民族都有一套相當穩定的制度和政策。
《明史·土司傳》在說到統治西南民族的政策時，一要“額以賦役，聽我驅使”，就是要達到使人民群衆完糧、納稅、當兵、當差的要求。
二要“恩威兼濟”，以“得其死力而不足為患”。
所謂“恩”，是“假我爵祿，寵之名号”，實行對民族上層的收買。
“威”，是對敢于抗命的人加以武力鎮壓。
這一政策在清代對其他民族地區也同樣照辦，不過清代的作法要更具體些。
它有一個分别對待的辦法，對滿蒙關系、滿藏關系、滿漢關系、滿回關系，都有區别對待的措施。
如前所述，明清時期所修官書，基本上都是歌功頌德的的作品，而地方志則有較多的知識性的記載。
但地方志數量相當大，而且又是地域性、專題性的資料彙編，經過去僞存真的選擇，從不同的角度加以利用，它還是具有相當豐富的史料價值。
《明實錄》、《清實錄》中的民族史料不少，《清實錄》中的民族史料大都已經摘錄整理，并已有部分出版。
明清檔案數量更多，其中包括大量民族史料，需要長時期整理才能出版，供人參考。
在民族觀點方面，自明初以來數百年間，以民族歧視為特點的大民族主義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中包含大漢族主義和少數民族的大民族主義。
當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銳的時期，在民族思想上又有其獨特的表現。
明清之際著名學者如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等，都是民族思想很濃的人。
顧炎武說“有亡國，有亡天下。
”①亡國，是指朝代的興替。
亡天下，是指民族政權的毀滅，這裡實際上是指明亡清興。
他認為，“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這是統治階層内部的事。
“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這是全民族的事。
他指斥相率臣于劉聰、石勒的晉朝諸臣，“觀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動其心者”是無恥敗類。
這實際上也是他隐晦其辭地譴責那些在清初乞求富貴的前朝官僚、文人。
顧炎武的民族思想是跟反對清對漢族的民族壓迫密切結合的。
但顧炎武并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他對于少數民族的優點是持肯定态度的。
他說：“曆九州之風俗，考前代之史書，中國之不如外國者有之矣。
”②他列舉契丹、女真、以至匈奴、北魏、回纥的風俗以證其說。
他所謂“外國”，按當時的用語，是指中原以外的地方，是指少數民族說的。
黃宗羲的民族思想也是與反對民族壓迫密切結合的，但他站得更高一些，還跟反對封建君主專制密切結合。
他的名著《原君》說：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
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
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于天下之人。
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
故古之人君，量之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
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
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亦無不可。
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
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産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
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于辭矣。
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
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甯者，為君也。
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産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
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産業之花息也。
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誠不為過也。
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雠，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
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
至桀纣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
豈天地之大，于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①①《日知錄》卷十三，《正始》。
②《日知錄》卷二九，《外國風俗》。
從民族思想的角度看，這是作者以史論的形式譴責民族壓迫的罪惡。
他所指責封建專制下的種種罪惡活動，無不可理解為作者在指責清初統治者的罪惡。
作者批評“小儒”所謂“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也是揭露那些向清廷乞求一官半職者借口的虛僞可笑。
黃宗羲、顧炎武等的民族思想，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對後人也是有相當大的影響的。
民族史撰述的近代化傾向鴉片戰争前夜和戰後百餘年間，中國民族史撰述上出現了近代化傾向。
第一，它反映了各民族聯合反清反封建壓迫的曆史。
鴉片戰争以後，官修地方志和紀事本末體的書，數量還是很多的，甚至還超過以前。
其中，如《平定雲南回匪方略》有五十卷，《平定貴州苗匪方略》有四十卷，《平定陝甘新疆回匪方略》有三百二十卷。
關于回族反清的私人撰述，如《平回志》、《平定關隴紀略》等書，種類更多。
這些書，在作者的主觀意圖上，都是歌頌清統治者鎮壓民族起義的武功，但它不能不反映這些反抗民族壓迫、反抗鎮壓的過程，同時，也不能不反映少數民族的聯合，他們公開打着反清的旗幟以及清軍借助于帝國主義的軍火以加強其鎮壓的力量。
這些情況包含着過去民族糾紛中所沒有出現過的因素，這具有新的近代的意義。
第二，少數民族的曆史地位，在這時期有了重大的改變。
過去，在民族糾紛中，少數民族往往被認為是威脅中原政權的力量，現在，他們成為捍衛邊疆的重要力量。
因此，當時有政治敏感的人，把對國防的重視，跟民族史地研究聯系起來。
徐松《新疆識略》、張穆《蒙古遊牧記》、何秋濤《朔方備乘》、沈垚《新疆私議》、徐鼐霖《籌邊刍言》等，都是在這方面有所成就的撰述。
把邊疆民族史跟邊防聯系起來，這是一個進步，它反映了邊疆民族在政治地位上的一種變化，也意味着民族史撰述的一種近代化傾向。
第三，民族史在中國史中的地位受到重視。
清末，夏曾佑著《中國曆史教科書》，認為民族問題在曆史進程中處于很重要的地位。
他在書中的第二章第一節論說：“凡國家之成立，必憑二事以為型範。
一外族之逼處，二宗教之熏染是也。
此蓋為天下萬國所公用之例，無國不然，亦無時不然。
此二事明，則國家成立之根本亦明矣。
本書所述，亦也發明此二事為宗旨。
”下文論到三國兩晉晉南北朝時民族的複雜，說：（魏晉南北朝時期）種族複雜之原，由于前後漢兩朝，專以并吞中國四旁之他族為務，北則鮮卑匈奴，西則氐羌，西南則巴賽，幾無不遭漢人之吞噬者。
中國以是，得成大國，而其緻亂，則亦因之。
蓋漢人每于戰勝之後，必虜掠其民，緻之内地，漫不加以教養。
而縣官豪右，皆得奴使之。
積怨既久，遂至思亂。
若政府無事，尚有所畏。
一旦有烽煙之警，則群思脫羁絆矣。
及其事起，居腹心之地，掩不備之衆，其事比禦外尤難。
故五胡之亂，垂三百年而後定也。
其後河北之地，皆并于北魏。
魏人于北邊設六鎮，配漢人以防邊，而自與其大姓居洛陽。
久之，則強弱之形，彼此易位，适與兩漢時相反。
于是高歡侯景等，稍稍通顯。
至隋唐間，天下之健者，無一非漢人矣。
此本篇所詳種族之大綱也。
而其宗教複雜之原，則與種族相表裡。
兩漢所用，純乎六藝耳。
至魏晉時，乃尚老莊。
其後漸變為天師道。
天師道者，源起于三苗之巫風，而假合以外來之教，故尤與南方之漢族為宜。
其時江左之大家，如王謝等，莫不奉天師道。
而河洛秦雍諸國，其種人本從西北來，天竺佛教早傳于匈奴與西域，至此即随其種人，以入中國。
佛教之高深精密，其過天師道，本不可以數記。
且孫恩之亂，假天師道以惑衆。
其後士夫，多不喜言天師道。
于是佛教之力，由江北以達江南。
久之，與古之巫風合而為一。
而儒家不過為學術之一家，士大夫用之，非民所能與也。
此二者之變幻，自魏晉以後，五代以前，大率如此。
夏曾佑認為，民族問題既于政權興替密切相關，又于宗教信仰類型密切相關，他把民族史在通史中的地位看得如此重要，還是前所未有的。
這顯然是跟作者所處的時代有關。
這是當時國内外的民族矛盾在作者史學思想上的反映。
在五四運動前後十餘年間，王國維對北方民族的曆史做了大量而細緻的考訂工作，對于蒙古史用力尤勤。
他根據古籍所記，結合古器物、古文字，參考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作出一些精辟的論斷。
他是用近代的科學方法進行研究工作的。
他的名著《鬼方昆夷玁狁考》、《西胡考》、《西胡續考》、《黑車子室韋考》、《西遼都城虎思斡耳朵考》、《鞑靼考》、《萌古考》、《月氏未西徙大夏時故地考》，一直在學術界有很大影響，特别是這些作品引起了人們對民族史在中國古史中的地位的重視。
第四，本世紀二十年代，開始有近代形式的中國民族史出現。
所謂近代形式，主要是指它基本上脫離了政治史的附屬地位，而向一個有豐富内容、有自己體系的獨立學科發展。
梁啟超倡之于前，王桐齡、呂思勉、林惠祥、呂振羽等相繼編寫于後。
梁啟超著《中國曆史上民族之研究》，這是一篇對中國民族發展相當概括的論述。
梁啟超在書中解釋了“民族”一詞的函義，把“民族”跟“宗族”、“國民”區别開來。
他論述了中國民族的起源，指出了外國學者的中國民族西來說、中國民族南來說沒有根據，并以《詩經》中的記載來反證《史記》中關于夏商周始祖之不可信。
他認為，中國境内有六個民族，中國古代民族可分為八個組。
而漢族是在長期發展過程中跟各族融合而成的混合體。
他這篇文章，有些話說得很有見識，概括能力也很強，但在對各個民族的分别論述和古今民族的演變上錯誤很多。
從民族史研究的發展上看，這是一篇很有影響的文章。
王桐齡、呂思勉、林惠祥的書都稱作《中國民族史》。
呂振羽的書稱作《中國民族簡史》。
四書對于民族的分類，主要是按照辛亥革命以來的“五族共和”的提法，列出漢、滿、蒙、回、藏，加上了苗，還略有其他民族的增益。
在取材上，這四種書基本上根據舊史。
呂振羽重視調查材料，而調查到的材料也不多。
王桐齡書，實際上隻是漢族形成發展史，對于其他民族，也隻是就其與漢族有關系的史事說了一些。
這書的特點是附表多，關于不同民族間雜居、通婚、仕宦，文化上的學習等，這些表可供參考。
其它三書，都是就不同民族分别陳述，不能對國内各民族作綜合的說明。
作為書中主要内容的五族曆史，因研究得不夠，說法上也有很大的分歧。
呂振羽試圖從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上解釋一些問題，并探索各民族的曆史前途。
盡管他在具體的史實方面有不少誤解，但從書的總體上看，代表一個新的研究方向。
從鴉片戰争以來，民族史撰述是沿着近代化的傾向蹒跚前進的。
因曆史條件的局限，這種狀況很難改變。
一直到了新中國的建立，中國各民族得到了解放，為民族史的調查、研究和撰述提供了便利條件，因而民族史的研究工作才能面目一新。
第五，民族思想的多樣化和民族平等思想的出現。
鴉片戰争發生後的第三年，即南京條約簽訂的那一年，魏源的《聖武記》成書。
魏源特别在序文中提到，本書“告成于海夷就欵江甯之日。
”作者備陳清自開國以來軍事上的得失，申述自己對當前軍備的見解。
這是一部有愛國思想的書，就針對外國入侵的局勢立論的。
這是魏源民族思想的主要方面。
但《聖武記》中大量地頌揚了鎮壓少數民族的勝利，這又反映了滿漢統治階層的大民族主義的立場。
在辛亥革命前後，章炳麟是一位資産階級革命家，同時也是一個大民族主義者。
他所著《中夏亡國二百四十年紀念會書》和《讨滿洲檄》①，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這種思想。
當時的革命黨人具有類似思想的，頗不乏人。
孫中山主張民族平等。
他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明确地指出：“國家之本，在于人民。
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為一人。
是漢民族之統一。
”②後來他提倡三民主義，民族主義即其中之一。
他主張對外要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對内要國内民族一律平等。
但他把蒙古人和滿人都看作是曆史上的外國人或被漢人同化了的外國人，認為元、清兩朝的統治是中國亡了兩次國。
這些顯然還是大民族主義的論點。
一九四一年，李維漢同志主編的《回回民族問題》出版。
這是我國運用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解決民族問題的第一部專書。
書中講到回族的來源、回族長期被壓迫和鬥争的曆史，分析了回族跟伊斯蘭教的關系，分析了西北伊斯蘭各個教派的經濟基礎，批判了各種有關回族問題的謬論。
這是一部富有創見的書，也是為适應當時革命鬥争需要的書。
這書的名稱雖叫《回回民族問題》，實際上，它對開展民族問題的科學研究，包含民族史研究在内，有廣泛的指導意義。
《回回民族問題》出版後八年，呂振羽同志在他的《中國民族簡史》中提出：“在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階段中，要解決的國内問題，主要有兩個：一是土地問題，一是民族問題。
土地問題，由于二十年來革命實踐的體現，天才領袖的創造，已成了中國最先進人士熟知的科學；民族問題，我們也有着正确的原則、方針，并早已正式提到行動日程上，不過在全國人民，以至最先進人士裡面，大多還不如對于土地問題那樣熟悉。
現抗戰勝利結束，進到和平民主事業的鬥争，國内民族問題，立即就要全面地提到行動日程上，我們應同時展開這個問題的研究工作。
“中國民族問題，從來還沒有系統地研究過，&lsquo中華民族&rsquo或&lsquo中國民族&rsquo的用語，是從馬克思、列甯的著作中譯來的，馬列這個用語的本來意義是&lsquo中華諸民族&rsquo或&lsquo中國的民族&rsquo。
但中國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者，卻從大漢族主義的立場來竊用這個神聖的用語。
他們颠倒黑白，歪曲曆史事實，無恥地隻承認漢族是一個民族，說國内其他民族如滿、蒙、回、藏、苗等等，都隻是所謂&lsquo宗支&rsquo或&lsquo宗族&rsquo。
這不啻是對國内其他民族任意&lsquo侮辱&rsquo，并證明了他們毫無科學常識。
中國境内究竟有多少民族，他們的起源、曆史過程以及現狀怎樣，法西斯大漢族主義者是完全無知的。
他們敢于那樣大膽的武斷，不僅在企圖避免國内民族問題的正确解決，且正是臭名萬代的希特勒、荒木貞夫的民族優越論的翻版。
這和馬列主義的民族問題的科學，自然正相反對，而與孫中山民族主義的基本精神，也是不相容的；其對今後全國和平民主事業，更十分有害。
①見《章氏叢書》，《文錄》卷二，浙江圖書館本。
②《孫中山選集》，第90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自然，誰也不容否認，漢族是全世界第一位人口衆多的民族，是中華民族的主要部分。
中華民族四千年光榮的文明曆史，過去輝煌燦爛的封建文化，是東方文化的主流，對全人類的文明，也有着偉大貢獻，而其主要創造者也是漢族。
這回決定全民族命運的偉大抗戰事業，主要也由漢族在擔當。
但同樣不容否認，中國境内其他兄弟民族，對過去中國文化的創造也都直接或多或少有其不朽的貢獻；對這回的民族抗戰也都有相當的功績。
” 呂振羽同志的話，說出了民族史的真實情況，也說出了我們曆史工作者在民族問題上應持的正确态度。
以上，我們簡單而扼要地回顧了新中國創立前，我國多民族曆史撰述的一些情況。
它們已形成了悠久的曆史傳統，留下了相當多的曆史資料，運用了各種不同的撰述體裁，表達了不同的民族思想，反映了各個時期的曆史特點。
這些寶貴的遺産為我們研究民族史，提供了大量資料和編寫上的借鑒。
那些認為中國史書隻記載漢族不記載少數民族的曆史的看法，是沒有根據的。
漢族史家生活在中原，在兩三千年的漫長時期裡，他們接觸各地區少數民族的機會比較多，因而漢文在民族史方面的記載比較多，也相當重要。
少數民族用本民族語言寫下的曆史，在不同民族中有根不相同的情況。
挖掘、研究民族文字的曆史記載，還處在初步階段。
我們急須加緊努力，使漢文及少數民族文字的記載得以互相補充、互相印證，使我們多民族祖國曆史的研究和撰述得到不斷的充實和提高。
第二節 黨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分布現狀 黨的民族政策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中國共産黨民族政策在全國範圍内的推行，使國内少數民族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使國内的民族關系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在建國前夕，即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一章“總綱”第九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
這一條是對各民族的一般性規定，實際上說的是公民的權利和義務。
關于少數民族的條文，《共同綱領》設有“民族政策”專章，即第五十條至第五十三條。
條文如下：第五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實行團結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敵，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
反對大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禁止民族間的歧視、壓迫和分裂各民族團結的行為。
第五十一條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區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種民族自治機關。
凡各民族雜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區内，各民族在當地政權機關中均應有相當名額的代表。
第五十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内各少數民族，均有按照統一的國家軍事制度，參加人民解放軍及組織地方人民公安部隊的權利。
第五十三條各少數民族均有發展其語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的自由。
人民政府應幫助各少數民族的人民大衆發展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建設事業。
《共同綱領》在憲怯産生前有代替憲法的作用。
這四條規定，是黨的民族政策的具體表述，是關于民族問題的根本大法。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憲法》的《序言》裡有這樣的規定：我國各民族已經團結成為一個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
在發揚各民族間的友愛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敵、反對大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基礎上，我國的民族團結将繼續加強。
國家在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過程中将照顧各民族的需要，而在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上将充分注意各民族發展的特點。
第一章《總綱》第三條有這樣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
各民族一律平等。
禁止對任何民族的歧視和壓迫，禁止破壞各民族團結的行為。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
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
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這些規定，基本上概括了《共同綱領》中有關民族政策的規定而有所發展。
《共同綱領》不把這些規定寫入《序說》和《總綱》裡，《憲法》卻寫在《序說》和《總綱》裡，這表明民族政策在《憲法》中的地位比起在《共同綱領》中的地位有顯著的提高。
“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的提法，在這裡是第一次以法典的形式提出來的。
這辯證地規定了多民族和統一國家的關系，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裡的一個重要發展。
民族區域自治在《憲法》裡有了比較詳細的規定，共有六條之多。
民族區域自治是中國人民在政治制度上的創造。
它根本不同于曆史上的羁縻州、土司制度，不同于一般的行省制度，也不同于蘇聯式的加盟共和國和美國式的聯邦。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新憲法。
《憲法》中關于民族政策的規定，更為完善。
《序言》的開端說：中國是世界上曆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
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
在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這樣用法典的形式肯定中國各族人民，包含漢族人民和各兄弟民族人民，共同創造曆史的功績。
《序言》又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已經确立，并将繼續加強。
在維護民族團結的鬥争中，要反對大民族主義，主要是大漢族主義，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
國家盡一切努力，促進全國各民族的共同繁榮。
這裡又肯定了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功績，提出了平等、團結、互助和共同繁榮作為民族政策的高度概括，還提出了社會主義的民族關系是不斷發展的進程。
一九八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對區域自治作了更為具體的規定。
這是實施憲法規定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
從《共同綱領》到一九八二年新憲法、一九八四年《民族區域自治法》中關于民族政策的規定，都集中地反映了我國民族關系的根本性的變化，這是跟各族人民的長期鬥争、社會性質的變化、中國共産黨的領導緊密相連的。
毛澤東同志曾有多次關于民族政策的講話。
一九五五年三月，他在《在中國共産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說：要反對大漢族主義。
不要以為隻是漢族幫助了少數民族，而少數民族也很大地幫助了漢族。
有些同志總是在那裡吹，我們可幫助了你們，就沒有看到沒有少數民族是不行的。
我國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地方，是什麼人住的？是漢族住的，還是什麼人住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地方是少數民族居住的。
那裡物産豐富，有很多寶貝。
現在，我們幫助少數民族很少，有些地方還沒有幫助，而少數民族倒是幫助了漢族。
有些少數民族，需要我們先去幫助他們，然後他們才能幫助我們。
少數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幫助了漢族，他們加入了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幫助了漢族。
少數民族和漢族團結在一起了，全國人民都高興。
所以，少數民族在政治上、經濟上、國防上，都對整個國家、整個中華民族有很大的幫助。
那種以為隻有漢族幫助了少數民族，少數民族沒有幫助漢族，以及那種幫助了一點少數民族，就自以為了不起的觀點，是錯誤的。
一九五六年在《論十大關系》中說：對于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我們的政策是比較穩當的，是比較得到少數民族贊成的。
我們着重反對大漢族主義。
地方民族主義也要反對，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點。
我國少數民族人數少，占的地方大。
論人口，漢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壓倒優勢。
如果漢人搞大漢族主義，歧視少數民族，那就很不好。
而土地誰多呢？土地是少數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我們說中國地大物博，人口衆多，實際上是漢族“人口衆多”，少數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資源很可能是少數民族“物博”。
各個少數民族對中國的曆史都作過貢獻。
漢族人口多，也是長時期内許多民族混血形成的。
曆史上的反動統治者，主要是漢族的反動統治者，曾經在我們各民族中間制造種種隔閡，欺負少數民族。
這種情況所造成的影響，就在勞動人民中間也不容易很快消除。
所以我們無論對幹部和人民群衆，都要廣泛地持久地進行無産階級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對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經常注意檢查。
早兩年已經作過一次檢查，現在應當再來一次。
如果關系不正常，就必須認真處理，不要隻口裡講。
在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管理體制和财政體制，究竟怎樣才适合，要好好研究一下。
我們要誠心誠意地積極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
在蘇聯，俄羅斯民族同少數民族的關系很不正常，我們應當接受這個教訓。
天上的空氣，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寶藏，都是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質因素隻有通過人的因素，才能加以開發利用。
我們必須搞好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鞏固各民族的團結，來共同努力于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
一九五七年，在《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說：我國少數民族有三千多萬人，雖然隻占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區廣大，約占全國總面積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
所以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一定要搞好。
這個問題的關鍵是克服大漢族主義。
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義的少數民族中間，則應當同時克服地方民族主義。
無論是大漢族主義或者地方民族主義，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團結，這是應當克服的一種人民内部的矛盾。
在這一方面，我們已經做了一些工作，在大多數少數民族地區民族關系比較從前大有改進，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尚待解決的問題。
在一部分地區，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都還嚴重地存在，必須給以足夠的注意。
毛主席的話，對于民族間團結互助的現實性和必要性，對于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錯誤，作了精辟的論述，這是關系到黨的民族政策的重要文獻。
民族識别工作和民族分布現狀中國的曆史長，幅員廣，民族多，民族的流動遷徙、交錯雜居，在語言、風俗上互相影響，因而有相當多的民族，其民族特點不夠顯著，不易為人所确認。
一九五三年，各地方申報的民族有四百多個。
一九六四年進行人口普查，見于登記的民族有一百八十三個。
這兩次登記的民族名單實際上都很混亂。
當時，在民族區别上存在着如下問題：1.有些漢人
後來漢人把它們丢掉了，而少數民族卻沒有能加以變革，因而民族間的差距就出現了。
把杜佑的這個觀點用現在的話提高了說，這種民族間的差距是由于所處社會發展階段之不同。
當然杜佑的看法是很樸素的，而在當時卻很難得。
上引劉知幾的看法，是關于曆史家治史的态度問題。
杜佑的看法，是直接關系到社會曆史的本身。
但對于同樣的鄙風陋俗，為什麼有的民族已經加以改變，有的民族卻不能改變呢？杜佑沒有進一步回答這個問題。
杜佑反對對少數民族的武力征服，他從曆史上列舉這類活動的危害，說：曆代觀兵黩武，讨伐戎夷，爰自嬴秦，禍患代有。
始皇恃百勝之兵威，既平六國，終以事胡為弊。
漢武資文景之積蓄，務恢封略，天下危若綴旒。
王莽獲元始之全實，志滅匈奴，海内遂至潰叛。
隋炀帝承開皇之殷盛，三駕遼左，萬姓怨苦而亡。
夫持盈固難，知足非易。
唯後漢光武深達理源。
建武三十年，人康俗阜。
臧宮、馬武請殄匈奴。
帝報曰：“舍近而圖遠，勞而無功；舍遠而謀近，逸而有終。
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
”自是諸将莫敢複言兵事。
于戲！持盈知足，豈特治身之本，亦乃治國之要道欤！我國家開元天寶之際，字内谧如。
邊将邀寵，競圖勳伐。
西陲青海之戎，東北天門之師，碛西恒邏之戰，雲南渡泸之役，沒于異域數十萬人。
向無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離潰之勢豈可量耶。
他強調說：“前事之元龜，足為殷監者矣。
”但他也隻是從大唐政權的利害來說，還不是從少數民族的利害來考慮的。
這是由于杜佑之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我們不能苛求古人。
僅就上述觀點而論，杜佑是繼承了司馬遷而論列了更多的事例，是更有說服力的。
宋元之際，胡三省以畢生精力注《資治通鑒》，往往因解說史事，流露出他的民族情緒，《通鑒》卷一百六十四：“梁武帝天監六年，韋叡救锺離，大敗魏軍于邵陽洲。
”胡三省注：“此确鬥也。
兩軍營壘相逼，旦暮接戰，勇而無剛者，不能支久。
韋叡于此，是難能也。
比年襄陽之守，使諸将連營而前，如韋叡之略，城猶可全，不至誤國矣。
嗚呼痛哉！”又，卷二百八十五，開運三年：“契丹入汴，帝與後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學士範質草降表，自稱&lsquo孫男臣重貴&rsquo，太後亦上表稱&lsquo新婦李氏妾&rsquo。
張彥澤遷帝于開封府，頃刻不得留，宮中恸哭。
帝與太後、皇後乘肩輿，宮人宦者十餘人步從，見者流涕。
”胡三省注：“臣妾之辱，惟晉宋為然，嗚呼痛哉！..亡國之恥，言之者為之痛心，矧見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謂真知者也，天乎人乎！”胡三省的這些注①，實質上表述了他對當時民族屈辱的沉痛感情。
這種感情是正當的，與一般的狹隘民族情感是不同的。
民族史撰述和地方志、紀事本末的發展①參看陳垣：《通鑒胡注表微·感慨篇》。
明清時期的民族史撰述跟地方志和紀事本末的發展有密切的關系。
《漢書·地理志》和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都著錄了一些道，其中有甸氐道、剛氐道，狄道、羌道、僰道、蒲氐道。
道是縣一級的行政區劃，其職責是“主蠻夷”。
象甸氐道等地方，就是氐、羌、僰族等民族聚居的地方。
另外，《漢志》和《續漢志》還著錄有夜郎、臨羌、大夏、旄牛等地方，雖未稱道，大概也是民族地方。
地志中著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可能就是從兩漢書開始的。
後來的紀傳體史書，有地志者，多循此例著錄，也都沒有作出具體說明。
常璩《華陽國志》、樊綽《蠻書》對西南民族的記載，為學者所重，而内容和體例都不同于一般的地方志，且後繼者也甚不易得。
宋元時期，地方志的修撰數量漸多，明清時期更趨繁盛。
明修甘肅、甯夏、四川、雲南、貴州、湖廣、廣西等省地志，現存者約八十餘種，其間，有不少民族史料可供檢尋。
明田汝城著《炎檄紀聞》，是關于廣西、雲南、貴州、湖南民族史事的重要著述。
作者在論及民族糾紛時，說這些糾紛“皆起于撫綏缺狀，賞罰無章，不肖者以墨守敗績，賢者以避嫌徼名。
二事殊情而同弊，卒緻幹戈相尋，蔓延荼毒，下竭生民之膏血，上贻建議之轸憂。
”此書作者當然是站在統治階級方面說話的，但也有相當平實的一面。
清代官修民族地方志，巨制不少。
民族地方的志，如《西域圖志》有五十二卷，《盛京通志》有一百二十卷，《廣西通志》一百二十八卷，《雲南通志》三十卷，《雲南通志稿》二百一十九卷；跟少數民族關聯較多的地志，《陝西通志》有一百卷，《甘肅通志》有五十卷，《湖廣通志》有一百二十卷，《四川通志》有四十卷。
府、州、廳、縣的志書記有少數民族史迹者，一時尚難詳悉。
紀事本末作為一種記事的體裁，先秦已經有了。
以紀事本末作為某種史書的著述體裁，則是開始于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
袁書中已有了關于少數民族的一些書目。
以密切關系少數民族的一次事變或一次戰争為記述對象，并以紀事本末的史體勒成專書的，是在明清時期才多起來的。
明神宗時，李化龍奉朝命征播州，約經六個年頭才把戰事結束。
播州地居貴州、四川、湖廣之間，是苗民聚居地區。
事後，李化龍撰《平播全書》十五卷。
郭子章也撰《黔中平播始末》三卷，楊寅秋撰《平播錄》五卷。
此外，馬文升的《西征石城記》、《撫安東夷記》，王轼的《平蠻錄》，也都是用紀事本末體寫的書。
清代官修有關少數民族的紀事本末書，較明為盛，亦多巨制。
舉大家所知的書，如《平定朔漠方略》有四十卷，《平定準噶爾方略》有一百七十二卷。
《平定兩金川方略》一百五十二卷。
鴉片戰争後，清代官修民族地方志和民族史事紀事本末書仍在繼續。
但因時代變了，書的形式雖不變，而意義不同了。
明清時期，封建制已處在衰老的過程中，但還有相當大的能量。
它借助于國家機器來阻礙新生力量的發展，企圖延續這個制度的生命。
新的社會生産力已經出現，但還沒有具備突破封建制生産關系的力量。
明清統治者對待少數民族都有一套相當穩定的制度和政策。
《明史·土司傳》在說到統治西南民族的政策時，一要“額以賦役，聽我驅使”，就是要達到使人民群衆完糧、納稅、當兵、當差的要求。
二要“恩威兼濟”，以“得其死力而不足為患”。
所謂“恩”，是“假我爵祿，寵之名号”，實行對民族上層的收買。
“威”，是對敢于抗命的人加以武力鎮壓。
這一政策在清代對其他民族地區也同樣照辦，不過清代的作法要更具體些。
它有一個分别對待的辦法，對滿蒙關系、滿藏關系、滿漢關系、滿回關系，都有區别對待的措施。
如前所述，明清時期所修官書，基本上都是歌功頌德的的作品，而地方志則有較多的知識性的記載。
但地方志數量相當大，而且又是地域性、專題性的資料彙編，經過去僞存真的選擇，從不同的角度加以利用，它還是具有相當豐富的史料價值。
《明實錄》、《清實錄》中的民族史料不少，《清實錄》中的民族史料大都已經摘錄整理，并已有部分出版。
明清檔案數量更多，其中包括大量民族史料，需要長時期整理才能出版，供人參考。
在民族觀點方面，自明初以來數百年間，以民族歧視為特點的大民族主義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中包含大漢族主義和少數民族的大民族主義。
當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銳的時期，在民族思想上又有其獨特的表現。
明清之際著名學者如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等，都是民族思想很濃的人。
顧炎武說“有亡國，有亡天下。
”①亡國，是指朝代的興替。
亡天下，是指民族政權的毀滅，這裡實際上是指明亡清興。
他認為，“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這是統治階層内部的事。
“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這是全民族的事。
他指斥相率臣于劉聰、石勒的晉朝諸臣，“觀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動其心者”是無恥敗類。
這實際上也是他隐晦其辭地譴責那些在清初乞求富貴的前朝官僚、文人。
顧炎武的民族思想是跟反對清對漢族的民族壓迫密切結合的。
但顧炎武并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他對于少數民族的優點是持肯定态度的。
他說：“曆九州之風俗，考前代之史書，中國之不如外國者有之矣。
”②他列舉契丹、女真、以至匈奴、北魏、回纥的風俗以證其說。
他所謂“外國”，按當時的用語，是指中原以外的地方，是指少數民族說的。
黃宗羲的民族思想也是與反對民族壓迫密切結合的，但他站得更高一些，還跟反對封建君主專制密切結合。
他的名著《原君》說：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
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
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于天下之人。
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
故古之人君，量之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
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
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亦無不可。
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
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産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
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于辭矣。
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
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甯者，為君也。
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産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
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産業之花息也。
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誠不為過也。
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雠，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
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
至桀纣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
豈天地之大，于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①①《日知錄》卷十三，《正始》。
②《日知錄》卷二九，《外國風俗》。
從民族思想的角度看，這是作者以史論的形式譴責民族壓迫的罪惡。
他所指責封建專制下的種種罪惡活動，無不可理解為作者在指責清初統治者的罪惡。
作者批評“小儒”所謂“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也是揭露那些向清廷乞求一官半職者借口的虛僞可笑。
黃宗羲、顧炎武等的民族思想，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對後人也是有相當大的影響的。
民族史撰述的近代化傾向鴉片戰争前夜和戰後百餘年間，中國民族史撰述上出現了近代化傾向。
第一，它反映了各民族聯合反清反封建壓迫的曆史。
鴉片戰争以後，官修地方志和紀事本末體的書，數量還是很多的，甚至還超過以前。
其中，如《平定雲南回匪方略》有五十卷，《平定貴州苗匪方略》有四十卷，《平定陝甘新疆回匪方略》有三百二十卷。
關于回族反清的私人撰述，如《平回志》、《平定關隴紀略》等書，種類更多。
這些書，在作者的主觀意圖上，都是歌頌清統治者鎮壓民族起義的武功，但它不能不反映這些反抗民族壓迫、反抗鎮壓的過程，同時，也不能不反映少數民族的聯合，他們公開打着反清的旗幟以及清軍借助于帝國主義的軍火以加強其鎮壓的力量。
這些情況包含着過去民族糾紛中所沒有出現過的因素，這具有新的近代的意義。
第二，少數民族的曆史地位，在這時期有了重大的改變。
過去，在民族糾紛中，少數民族往往被認為是威脅中原政權的力量，現在，他們成為捍衛邊疆的重要力量。
因此，當時有政治敏感的人，把對國防的重視，跟民族史地研究聯系起來。
徐松《新疆識略》、張穆《蒙古遊牧記》、何秋濤《朔方備乘》、沈垚《新疆私議》、徐鼐霖《籌邊刍言》等，都是在這方面有所成就的撰述。
把邊疆民族史跟邊防聯系起來，這是一個進步，它反映了邊疆民族在政治地位上的一種變化，也意味着民族史撰述的一種近代化傾向。
第三，民族史在中國史中的地位受到重視。
清末，夏曾佑著《中國曆史教科書》，認為民族問題在曆史進程中處于很重要的地位。
他在書中的第二章第一節論說：“凡國家之成立，必憑二事以為型範。
一外族之逼處，二宗教之熏染是也。
此蓋為天下萬國所公用之例，無國不然，亦無時不然。
此二事明，則國家成立之根本亦明矣。
本書所述，亦也發明此二事為宗旨。
”下文論到三國兩晉晉南北朝時民族的複雜，說：（魏晉南北朝時期）種族複雜之原，由于前後漢兩朝，專以并吞中國四旁之他族為務，北則鮮卑匈奴，西則氐羌，西南則巴賽，幾無不遭漢人之吞噬者。
中國以是，得成大國，而其緻亂，則亦因之。
蓋漢人每于戰勝之後，必虜掠其民，緻之内地，漫不加以教養。
而縣官豪右，皆得奴使之。
積怨既久，遂至思亂。
若政府無事，尚有所畏。
一旦有烽煙之警，則群思脫羁絆矣。
及其事起，居腹心之地，掩不備之衆，其事比禦外尤難。
故五胡之亂，垂三百年而後定也。
其後河北之地，皆并于北魏。
魏人于北邊設六鎮，配漢人以防邊，而自與其大姓居洛陽。
久之，則強弱之形，彼此易位，适與兩漢時相反。
于是高歡侯景等，稍稍通顯。
至隋唐間，天下之健者，無一非漢人矣。
此本篇所詳種族之大綱也。
而其宗教複雜之原，則與種族相表裡。
兩漢所用，純乎六藝耳。
至魏晉時，乃尚老莊。
其後漸變為天師道。
天師道者，源起于三苗之巫風，而假合以外來之教，故尤與南方之漢族為宜。
其時江左之大家，如王謝等，莫不奉天師道。
而河洛秦雍諸國，其種人本從西北來，天竺佛教早傳于匈奴與西域，至此即随其種人，以入中國。
佛教之高深精密，其過天師道，本不可以數記。
且孫恩之亂，假天師道以惑衆。
其後士夫，多不喜言天師道。
于是佛教之力，由江北以達江南。
久之，與古之巫風合而為一。
而儒家不過為學術之一家，士大夫用之，非民所能與也。
此二者之變幻，自魏晉以後，五代以前，大率如此。
夏曾佑認為，民族問題既于政權興替密切相關，又于宗教信仰類型密切相關，他把民族史在通史中的地位看得如此重要，還是前所未有的。
這顯然是跟作者所處的時代有關。
這是當時國内外的民族矛盾在作者史學思想上的反映。
在五四運動前後十餘年間，王國維對北方民族的曆史做了大量而細緻的考訂工作，對于蒙古史用力尤勤。
他根據古籍所記，結合古器物、古文字，參考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作出一些精辟的論斷。
他是用近代的科學方法進行研究工作的。
他的名著《鬼方昆夷玁狁考》、《西胡考》、《西胡續考》、《黑車子室韋考》、《西遼都城虎思斡耳朵考》、《鞑靼考》、《萌古考》、《月氏未西徙大夏時故地考》，一直在學術界有很大影響，特别是這些作品引起了人們對民族史在中國古史中的地位的重視。
第四，本世紀二十年代，開始有近代形式的中國民族史出現。
所謂近代形式，主要是指它基本上脫離了政治史的附屬地位，而向一個有豐富内容、有自己體系的獨立學科發展。
梁啟超倡之于前，王桐齡、呂思勉、林惠祥、呂振羽等相繼編寫于後。
梁啟超著《中國曆史上民族之研究》，這是一篇對中國民族發展相當概括的論述。
梁啟超在書中解釋了“民族”一詞的函義，把“民族”跟“宗族”、“國民”區别開來。
他論述了中國民族的起源，指出了外國學者的中國民族西來說、中國民族南來說沒有根據，并以《詩經》中的記載來反證《史記》中關于夏商周始祖之不可信。
他認為，中國境内有六個民族，中國古代民族可分為八個組。
而漢族是在長期發展過程中跟各族融合而成的混合體。
他這篇文章，有些話說得很有見識，概括能力也很強，但在對各個民族的分别論述和古今民族的演變上錯誤很多。
從民族史研究的發展上看，這是一篇很有影響的文章。
王桐齡、呂思勉、林惠祥的書都稱作《中國民族史》。
呂振羽的書稱作《中國民族簡史》。
四書對于民族的分類，主要是按照辛亥革命以來的“五族共和”的提法，列出漢、滿、蒙、回、藏，加上了苗，還略有其他民族的增益。
在取材上，這四種書基本上根據舊史。
呂振羽重視調查材料，而調查到的材料也不多。
王桐齡書，實際上隻是漢族形成發展史，對于其他民族，也隻是就其與漢族有關系的史事說了一些。
這書的特點是附表多，關于不同民族間雜居、通婚、仕宦，文化上的學習等，這些表可供參考。
其它三書，都是就不同民族分别陳述，不能對國内各民族作綜合的說明。
作為書中主要内容的五族曆史，因研究得不夠，說法上也有很大的分歧。
呂振羽試圖從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上解釋一些問題，并探索各民族的曆史前途。
盡管他在具體的史實方面有不少誤解，但從書的總體上看，代表一個新的研究方向。
從鴉片戰争以來，民族史撰述是沿着近代化的傾向蹒跚前進的。
因曆史條件的局限，這種狀況很難改變。
一直到了新中國的建立，中國各民族得到了解放，為民族史的調查、研究和撰述提供了便利條件，因而民族史的研究工作才能面目一新。
第五，民族思想的多樣化和民族平等思想的出現。
鴉片戰争發生後的第三年，即南京條約簽訂的那一年，魏源的《聖武記》成書。
魏源特别在序文中提到，本書“告成于海夷就欵江甯之日。
”作者備陳清自開國以來軍事上的得失，申述自己對當前軍備的見解。
這是一部有愛國思想的書，就針對外國入侵的局勢立論的。
這是魏源民族思想的主要方面。
但《聖武記》中大量地頌揚了鎮壓少數民族的勝利，這又反映了滿漢統治階層的大民族主義的立場。
在辛亥革命前後，章炳麟是一位資産階級革命家，同時也是一個大民族主義者。
他所著《中夏亡國二百四十年紀念會書》和《讨滿洲檄》①，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這種思想。
當時的革命黨人具有類似思想的，頗不乏人。
孫中山主張民族平等。
他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明确地指出：“國家之本，在于人民。
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為一人。
是漢民族之統一。
”②後來他提倡三民主義，民族主義即其中之一。
他主張對外要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對内要國内民族一律平等。
但他把蒙古人和滿人都看作是曆史上的外國人或被漢人同化了的外國人，認為元、清兩朝的統治是中國亡了兩次國。
這些顯然還是大民族主義的論點。
一九四一年，李維漢同志主編的《回回民族問題》出版。
這是我國運用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解決民族問題的第一部專書。
書中講到回族的來源、回族長期被壓迫和鬥争的曆史，分析了回族跟伊斯蘭教的關系，分析了西北伊斯蘭各個教派的經濟基礎，批判了各種有關回族問題的謬論。
這是一部富有創見的書，也是為适應當時革命鬥争需要的書。
這書的名稱雖叫《回回民族問題》，實際上，它對開展民族問題的科學研究，包含民族史研究在内，有廣泛的指導意義。
《回回民族問題》出版後八年，呂振羽同志在他的《中國民族簡史》中提出：“在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階段中，要解決的國内問題，主要有兩個：一是土地問題，一是民族問題。
土地問題，由于二十年來革命實踐的體現，天才領袖的創造，已成了中國最先進人士熟知的科學；民族問題，我們也有着正确的原則、方針，并早已正式提到行動日程上，不過在全國人民，以至最先進人士裡面，大多還不如對于土地問題那樣熟悉。
現抗戰勝利結束，進到和平民主事業的鬥争，國内民族問題，立即就要全面地提到行動日程上，我們應同時展開這個問題的研究工作。
“中國民族問題，從來還沒有系統地研究過，&lsquo中華民族&rsquo或&lsquo中國民族&rsquo的用語，是從馬克思、列甯的著作中譯來的，馬列這個用語的本來意義是&lsquo中華諸民族&rsquo或&lsquo中國的民族&rsquo。
但中國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者，卻從大漢族主義的立場來竊用這個神聖的用語。
他們颠倒黑白，歪曲曆史事實，無恥地隻承認漢族是一個民族，說國内其他民族如滿、蒙、回、藏、苗等等，都隻是所謂&lsquo宗支&rsquo或&lsquo宗族&rsquo。
這不啻是對國内其他民族任意&lsquo侮辱&rsquo，并證明了他們毫無科學常識。
中國境内究竟有多少民族，他們的起源、曆史過程以及現狀怎樣，法西斯大漢族主義者是完全無知的。
他們敢于那樣大膽的武斷，不僅在企圖避免國内民族問題的正确解決，且正是臭名萬代的希特勒、荒木貞夫的民族優越論的翻版。
這和馬列主義的民族問題的科學，自然正相反對，而與孫中山民族主義的基本精神，也是不相容的；其對今後全國和平民主事業，更十分有害。
①見《章氏叢書》，《文錄》卷二，浙江圖書館本。
②《孫中山選集》，第90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自然，誰也不容否認，漢族是全世界第一位人口衆多的民族，是中華民族的主要部分。
中華民族四千年光榮的文明曆史，過去輝煌燦爛的封建文化，是東方文化的主流，對全人類的文明，也有着偉大貢獻，而其主要創造者也是漢族。
這回決定全民族命運的偉大抗戰事業，主要也由漢族在擔當。
但同樣不容否認，中國境内其他兄弟民族，對過去中國文化的創造也都直接或多或少有其不朽的貢獻；對這回的民族抗戰也都有相當的功績。
” 呂振羽同志的話，說出了民族史的真實情況，也說出了我們曆史工作者在民族問題上應持的正确态度。
以上，我們簡單而扼要地回顧了新中國創立前，我國多民族曆史撰述的一些情況。
它們已形成了悠久的曆史傳統，留下了相當多的曆史資料，運用了各種不同的撰述體裁，表達了不同的民族思想，反映了各個時期的曆史特點。
這些寶貴的遺産為我們研究民族史，提供了大量資料和編寫上的借鑒。
那些認為中國史書隻記載漢族不記載少數民族的曆史的看法，是沒有根據的。
漢族史家生活在中原，在兩三千年的漫長時期裡，他們接觸各地區少數民族的機會比較多，因而漢文在民族史方面的記載比較多，也相當重要。
少數民族用本民族語言寫下的曆史，在不同民族中有根不相同的情況。
挖掘、研究民族文字的曆史記載，還處在初步階段。
我們急須加緊努力，使漢文及少數民族文字的記載得以互相補充、互相印證，使我們多民族祖國曆史的研究和撰述得到不斷的充實和提高。
第二節 黨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分布現狀 黨的民族政策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中國共産黨民族政策在全國範圍内的推行，使國内少數民族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使國内的民族關系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在建國前夕，即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一章“總綱”第九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
這一條是對各民族的一般性規定，實際上說的是公民的權利和義務。
關于少數民族的條文，《共同綱領》設有“民族政策”專章，即第五十條至第五十三條。
條文如下：第五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實行團結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敵，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
反對大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禁止民族間的歧視、壓迫和分裂各民族團結的行為。
第五十一條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區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種民族自治機關。
凡各民族雜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區内，各民族在當地政權機關中均應有相當名額的代表。
第五十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内各少數民族，均有按照統一的國家軍事制度，參加人民解放軍及組織地方人民公安部隊的權利。
第五十三條各少數民族均有發展其語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的自由。
人民政府應幫助各少數民族的人民大衆發展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建設事業。
《共同綱領》在憲怯産生前有代替憲法的作用。
這四條規定，是黨的民族政策的具體表述，是關于民族問題的根本大法。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憲法》的《序言》裡有這樣的規定：我國各民族已經團結成為一個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
在發揚各民族間的友愛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敵、反對大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基礎上，我國的民族團結将繼續加強。
國家在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過程中将照顧各民族的需要，而在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上将充分注意各民族發展的特點。
第一章《總綱》第三條有這樣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
各民族一律平等。
禁止對任何民族的歧視和壓迫，禁止破壞各民族團結的行為。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
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
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這些規定，基本上概括了《共同綱領》中有關民族政策的規定而有所發展。
《共同綱領》不把這些規定寫入《序說》和《總綱》裡，《憲法》卻寫在《序說》和《總綱》裡，這表明民族政策在《憲法》中的地位比起在《共同綱領》中的地位有顯著的提高。
“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的提法，在這裡是第一次以法典的形式提出來的。
這辯證地規定了多民族和統一國家的關系，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裡的一個重要發展。
民族區域自治在《憲法》裡有了比較詳細的規定，共有六條之多。
民族區域自治是中國人民在政治制度上的創造。
它根本不同于曆史上的羁縻州、土司制度，不同于一般的行省制度，也不同于蘇聯式的加盟共和國和美國式的聯邦。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新憲法。
《憲法》中關于民族政策的規定，更為完善。
《序言》的開端說：中國是世界上曆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
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
在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這樣用法典的形式肯定中國各族人民，包含漢族人民和各兄弟民族人民，共同創造曆史的功績。
《序言》又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已經确立，并将繼續加強。
在維護民族團結的鬥争中，要反對大民族主義，主要是大漢族主義，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
國家盡一切努力，促進全國各民族的共同繁榮。
這裡又肯定了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功績，提出了平等、團結、互助和共同繁榮作為民族政策的高度概括，還提出了社會主義的民族關系是不斷發展的進程。
一九八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對區域自治作了更為具體的規定。
這是實施憲法規定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
從《共同綱領》到一九八二年新憲法、一九八四年《民族區域自治法》中關于民族政策的規定，都集中地反映了我國民族關系的根本性的變化，這是跟各族人民的長期鬥争、社會性質的變化、中國共産黨的領導緊密相連的。
毛澤東同志曾有多次關于民族政策的講話。
一九五五年三月，他在《在中國共産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說：要反對大漢族主義。
不要以為隻是漢族幫助了少數民族，而少數民族也很大地幫助了漢族。
有些同志總是在那裡吹，我們可幫助了你們，就沒有看到沒有少數民族是不行的。
我國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地方，是什麼人住的？是漢族住的，還是什麼人住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地方是少數民族居住的。
那裡物産豐富，有很多寶貝。
現在，我們幫助少數民族很少，有些地方還沒有幫助，而少數民族倒是幫助了漢族。
有些少數民族，需要我們先去幫助他們，然後他們才能幫助我們。
少數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幫助了漢族，他們加入了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幫助了漢族。
少數民族和漢族團結在一起了，全國人民都高興。
所以，少數民族在政治上、經濟上、國防上，都對整個國家、整個中華民族有很大的幫助。
那種以為隻有漢族幫助了少數民族，少數民族沒有幫助漢族，以及那種幫助了一點少數民族，就自以為了不起的觀點，是錯誤的。
一九五六年在《論十大關系》中說：對于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我們的政策是比較穩當的，是比較得到少數民族贊成的。
我們着重反對大漢族主義。
地方民族主義也要反對，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點。
我國少數民族人數少，占的地方大。
論人口，漢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壓倒優勢。
如果漢人搞大漢族主義，歧視少數民族，那就很不好。
而土地誰多呢？土地是少數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我們說中國地大物博，人口衆多，實際上是漢族“人口衆多”，少數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資源很可能是少數民族“物博”。
各個少數民族對中國的曆史都作過貢獻。
漢族人口多，也是長時期内許多民族混血形成的。
曆史上的反動統治者，主要是漢族的反動統治者，曾經在我們各民族中間制造種種隔閡，欺負少數民族。
這種情況所造成的影響，就在勞動人民中間也不容易很快消除。
所以我們無論對幹部和人民群衆，都要廣泛地持久地進行無産階級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對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經常注意檢查。
早兩年已經作過一次檢查，現在應當再來一次。
如果關系不正常，就必須認真處理，不要隻口裡講。
在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管理體制和财政體制，究竟怎樣才适合，要好好研究一下。
我們要誠心誠意地積極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
在蘇聯，俄羅斯民族同少數民族的關系很不正常，我們應當接受這個教訓。
天上的空氣，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寶藏，都是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質因素隻有通過人的因素，才能加以開發利用。
我們必須搞好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鞏固各民族的團結，來共同努力于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
一九五七年，在《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說：我國少數民族有三千多萬人，雖然隻占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區廣大，約占全國總面積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
所以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一定要搞好。
這個問題的關鍵是克服大漢族主義。
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義的少數民族中間，則應當同時克服地方民族主義。
無論是大漢族主義或者地方民族主義，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團結，這是應當克服的一種人民内部的矛盾。
在這一方面，我們已經做了一些工作，在大多數少數民族地區民族關系比較從前大有改進，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尚待解決的問題。
在一部分地區，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都還嚴重地存在，必須給以足夠的注意。
毛主席的話，對于民族間團結互助的現實性和必要性，對于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錯誤，作了精辟的論述，這是關系到黨的民族政策的重要文獻。
民族識别工作和民族分布現狀中國的曆史長，幅員廣，民族多，民族的流動遷徙、交錯雜居，在語言、風俗上互相影響，因而有相當多的民族，其民族特點不夠顯著，不易為人所确認。
一九五三年，各地方申報的民族有四百多個。
一九六四年進行人口普查，見于登記的民族有一百八十三個。
這兩次登記的民族名單實際上都很混亂。
當時，在民族區别上存在着如下問題：1.有些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