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統一的多民族的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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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關于中國民族史撰述的回顧 古老的傳說和記錄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

    中國的曆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内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曆史,也包含着曾經在這塊廣大國土上生存、繁衍而現在已經消失的民族的曆史。

    ①遠古文化遺存,表明中國境内在那遙遠的時代,曾經在不同地區發展着不同系統的文化。

    先秦的文字記載,從甲骨文、金文、《詩》、《書》、《春秋》經傳、《竹書紀年》、諸子書以至《天問》、《山海經》,或叙說當時史事,或追述前人的傳說,都在民族方面有所反映。

    但在這些文字記載中,隻有《詩》《書》所記略具首尾,《春秋》經傳所記材料較多。

     《詩·大雅》、《周頌》、《魯頌》都有詩史性質的篇章。

    《生民》,歌詠周人始祖姜嫄及其子後稷的故事。

    《緜》歌詠古公亶父在周原創業的故事。

    《大明》歌詠殷周關系的變化。

    《大明》說,王季、文王都娶了殷商貴族的女兒。

    文王迎親時,在渭水上“造舟為梁,不(丕)顯其光”,舉行了盛大的儀式。

    後來武王奉天命伐殷,大戰牧野,軍容很盛。

    這是一篇寫得相當有系統的詩。

    《魯頌·閟宮》,舊說是頌魯僖公的功德。

    詩中,從姜嫄之德和後稷播百谷,說到太王、文王、武王相繼,振興國家,牧野克殷,再說到周公受封,建立魯邦。

    詩中還說到魯侯的武功,“戎狄是膺,荊舒是懲”,“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

    ”《商頌》五篇,頌商的史事,也是從其始祖有娀氏因“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說起。

    詩中說到,“維女(汝)荊楚,居國南鄉。

    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殷周始祖各有誕生的奇迹,表明殷周各有自己的族源。

    荊蠻、淮夷、氐羌,還有玁狁,都是殷周以外的重要民族,各有自己的文化系統。

     《書》,主要是收錄殷周的官文書,很有史料價值。

    其《牧誓》一篇,記武王在牧野誓師時的儀态和誓師辭。

    誓辭的開端說:“逖矣西土之人。

    ”這是指來自周土的人。

    又說:“嗟我友邦冢君、禦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友邦冢君等是一類人,庸、蜀、羌、髳、微、盧、彭、濮是八個民族的名稱,這些民族是又一類人。

    這可見,武王伐纣的隊伍,是一支多民族的聯軍。

    對于庸、蜀等八個民族,現在還不能作出完全可信的解釋。

     《春秋》、《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和被稱為“春秋外傳”的《國語》,都是政治史性質的書,但記載了大量的民族史材料,這可以說①所謂“民族”,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裡所下的定義說:“民族是人們在曆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

    ”他說的是近代民族,即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民族。

    但這四種要素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在近代民族形成以前,在民族共同體的不同發展階段,如氏族、部落、部族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但都還沒有達到完備的程度。

    我們習慣上所說的民族,也是根據這四種要素來進行分析的,但是,泛稱民族共同體的各個發展,而不是專指近代民族。

    參看楊堃《民族和民族共同體的幾個問題》,見《民族與民族學》,四川民族出版社,1953年版。

     是民族史撰述的正式開始。

    《春秋》經傳記載了周王室和一百四十九個國的史事,記載了他們之間的朝聘、會盟、婚好和戰争。

    他們中,有姬、姜、嬴、■、子、姒、妫、風、姞、熊、偃、己、妘、祁等姓。

    從他們的姓,可以看出他們是分别屬于周族、殷族、夏族和其他古代民族①。

    此外,還有戎、蠻、狄、夷、濮等民族,這在當時是被視為文化水平低的民族,但他們中的某些部分也參加先進集團的會盟、征伐和婚好,他們活動的地區也有跟齊、魯、晉、衛雜處的。

    狄人在春秋時比較活躍,有赤狄、白狄之稱。

    赤狄又有東山■落氏、廧咎如、潞氏、甲氏、留籲、铎、辰等區别。

    白狄有鮮虞、肥、鼓等區别。

    夷,有淮夷、介、萊、根牟,而他們的活動見于記載者不多。

    戎的名号頗為雜亂。

    蠻稱“群蠻”,濮稱“百濮”,似都是泛稱②。

    以上這些民族,經過春秋、戰國長時期的曆史陶冶,其中大量融合為漢族,也有不少成為秦漢以後的少數民族。

    《春秋》經傳為我們留下了不少的民族史料,但它們都是按編年的形式寫的,按史事發生年代的先後進行記載,還不能對這些民族分别作出比較集中的表述。

     《國語》,是按王國和侯國的區别彙編的政治史資料。

    如從民族史的角度去看,卻又可說基本上也是民族史的資料。

    其中的《周語》、《魯語》、《晉語》、《鄭語》,都是關于周族宗親的材料。

    《齊語》記齊桓公的霸業。

    齊和周是世為婚姻的。

    還有《楚語》、《吳語》、《越語》,都是關于南方民族的材料。

    《國語》記事,于各國史事都以發生的先後相次,但于彼此之間很少聯續。

    無論《國語》的哪一部分,都不足以說明某國曆史的始末,但保存了重要的史料。

    如《魯語》下: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

    陳惠公使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

    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

    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

    于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

    先王欲昭其令德之緻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

    故銘其栝曰,&lsquo肅慎氏之貢矢&rsquo。

    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

    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

    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

    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

    ”使求得金椟,如之。

    這一段材料,一直為治東北民族史的學者所重視。

    又如《鄭語》記史伯論南方民族的話,說:夫成天地之火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

    其後八姓,于周未有侯伯。

    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豕韋為商伯矣。

    當周未有。

    己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

    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

    秃姓舟人,則周滅之矣。

    妘姓,邬、郐、路、偪、陽,曹姓鄒、莒,皆為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

    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

    斟姓無後。

    融之興者,其在■姓乎!■姓■越,不足命也。

    唯荊,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

    姜嬴荊■,實與諸姬代相幹也。

    這是對于南方民族、對于荊楚的先世和發展趨勢的重要史料。

    所謂八姓是己、董、彭、秃、妘、曹、斟、■,他們差不多又都各有子姓。

     近人研究先秦民族,如章炳麟著《序種姓》①、王國維著《鬼方昆夷玁狁考》②、聞一多著《伏羲考》、《龍鳳》、《姜嫄履大人迹考》③,徐炳昶著《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都成績斐然。

    但先秦史料究竟過于零碎,研究工作所受到的局限過大。

    這個缺憾,隻有到了秦漢時期才得到改變。

    ①參看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卷五,《春秋列國爵姓及存滅表》。

     ②參看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九,《春秋四裔表》。

     ①見《章太炎全集》,第三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在思想上,由于民族區别的存在,就不免在民族關系上出現這樣或那樣的看法。

    孔子被後世的經學家宣傳為“尊周室,攘夷狄”的聖人,好象孔子對于所謂“夷狄”是很嚴厲的。

    其實,孔子在這個問題上的态度是理智的。

    他說:“言忠信,行笃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言不忠信,行不笃敬,雖州裡行乎哉!”,又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④這在口氣上對夷狄蠻貊,有點不以平等相看,但認為他們和諸夏之間存在着共同的道德标準,是與一些持狹隘的民族觀念的人大不相同的。

    孔子還認為,夷狄也有長處,有的地方比諸夏還好。

    他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⑤。

    對于“夷狄”的一些落後的東西,孔子認為是可以改變的。

    有一次,他表示要到九夷去,有人說:“那地方陋,怎麼能住下去啊?”孔子答複說:“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對于夷狄的幹擾,孔子是反對的,所以他雖不大贊許管仲之為人,卻推重管仲能聯合諸侯,保衛諸夏的功績,而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

    ”①這種看法,無疑也是正确的。

    孟子在一次責備楚人陳良的弟子陳相時說:“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

    陳良,楚産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于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

    彼所謂豪傑之士也。

    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今也南蠻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

    ..吾聞出于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

    《魯頌》曰:&lsquo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rsquo周公方且膺之。

    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②孟子的話,不隻是表示了學術上的門戶之見,而且表示了他對其他民族的嚴重歧視。

    所謂“南蠻舌”簡直就是罵人了。

    孔孟對民族關系的兩種态度,實際上是民族關系史上兩種觀點上的根本分歧,到了秦漢以後就更為明顯了。

     多民族史撰述的傑作司馬遷是中國史學的奠基人,他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範晔的《後漢書》,都是有卓越成就的史書。

    它們在民族史方面也都有傑出的撰述。

    《史記》把環繞中原的各民族,盡可能地展開一幅極為廣闊而又井然有序的畫卷。

    它寫了《匈奴列傳》、《南越尉佗列傳》、《東越列傳》、《朝鮮列傳》、《西南夷列傳》、《大宛列傳》,分别按地區寫出北方、南方、東南、東北,西南、西北的民族曆史。

    把這六個專篇合起來,可以說是一部相當完整的民族史,其中有些記載是超越當時和今日國境範圍的。

    這與先秦②見《觀堂集林》第二冊,中華書局,1959年版。

     ③見《聞一多全集》第一冊,上海開明書店,1948年版。

     ④這兩條,分見《論語·衛靈公》,又《子路》。

     ⑤見《論語·八佾》。

    這句話有不同解釋。

    朱熹《論語集注》引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谮亂。

    ”這個解釋近是。

     ①以上兩條分見《論語·子罕》,又《憲問》。

     ②見《孟子·滕文公上》。

     記載之局限于一個民族或幾個民族的有關事迹,是大不相同的。

    秦漢的空前統一局面及其對外交通的發展,使當時人大開眼界,也使我們的曆史家能寫出這樣包容廣大的民族史。

    自戰國以來,我們的先民有了解世界的追求。

    鄒衍大九州之說,是這種思想的地理形式。

    《禮記·中庸》說:“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是這種思想的道德形式。

    《史記》寫民族,也許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是這種思想的曆史形式。

     《匈奴列傳》在材料的選擇和表述的形式上,都有創始的意義。

    列傳的開頭,說:匈奴,其先祖,夏後氏之苗裔也,曰淳維。

    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葷粥,居于北蠻。

    随畜牧而轉移。

     這是說匈奴曆史的古老、地理的位置和民族的最大特點。

    下文緊接着就說: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駞、驢■駃騠、騊駼、■騱。

    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

    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

    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

    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

    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

     其俗,寬則随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功以侵伐,其天性也。

    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

    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

    苟利所在,不知禮義。

    自君王以下,鹹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

    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

    貴壯健,賤老弱。

    父死,妻其後母。

    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

    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

    這兩段話把這個遊牧民族在生産上的特點,畜牧、狩獵和軍事相結合的特點,日常生活和婚姻制度的特點以及文化水平,都說到了。

    這同列傳開頭的一小段話,概括地勾畫出這個民族在幾個重要方面的特點,大體上反映了匈奴社會所可能達到的曆史發展階段。

     《匈奴列傳》,除開頭的三段外,可分為三個部份。

    一個部份,是從夏後氏少康之衰說起,直到冒頓稱單于之前,說的是匈奴不斷發展及其與漢族先民的關系。

    冒頓稱單于,在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

    他在位三十六年,是匈奴最強盛的時期,也是列傳中重點表述的部分。

    這裡寫出冒頓的堅毅雄悍,并因寫匈奴的強大而同時寫出月氏、東胡及一些北方民族的盛衰。

    冒頓與漢廷曾有書信往來,可見這時已使用文字,但未明說是匈奴自制文字或是漢字。

    這是關系匈奴社會發展的一項重要記事。

    最後一部分,是從老上單于即位之年(前174年)起,寫到天漢四年(前97年)。

    列傳寫出,在這一時期,因漢降人對匈奴的教唆和漢家将相貪圖戰功,匈奴跟漢朝的關系複雜化了。

    列傳在寫這一時期的雙方關系時,很有分寸,透露了作者對雙方關系的獨到見解。

    列傳還寫了在老上單于時,漢降人中行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

    這也是關系匈奴社會發展的一項重要記事。

    對于這一類好象細小但有曆史意義的事,司馬遷往往不輕易放過。

     匈奴的活動,主要是在今内蒙古自治區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内。

    後來,鮮卑、突厥、回纥、蒙古等幾個在全國曆史上有重大影響的民族也都在這裡活動,使這裡成為中國曆史上少數民族特别活躍的地方,因而《匈奴列傳》也就越來越加強它在民族史文獻上的重要地位。

     《匈奴列傳》以外的五篇民族史傳記,都各有特點,也都在民族史文獻上有其重要性。

    《西南夷列傳》的篇幅較少,而在地理範圍上包含今雲南省、貴州省及四川省西南部,涉及的民族的數目也特别多。

    傳文把這些民族加以簡明的叙述: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

    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

    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

    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

    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為嶲,昆明,皆編發,随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裡。

    自嶲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莋都最大。

    自莋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

    其俗,或土著,或移徙。

    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

    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

    這一小段文字,把西南夷區分為四類。

    田耕邑聚者為一類。

    随畜牧遷徙,無君長者為一類。

    或土著、或移徙者為一類。

    有君長而定居或移徙不明者為一類。

    每類各有若幹族群,各有相當範圍内的活動地區。

    《西南夷列傳》,總的說來,材料并不豐富,但提供了一個研究西南少數民族古代史的線索,是很可珍貴的。

    象《西南夷列傳》這種按照地區分别表述民族曆史的方法,特别對于民族複雜的地區,很适用。

    這種辦法對于後來的民族史撰述有很大的影響。

     應該特别指出來,《史記》對漢族的形成,做了很多的工作。

    學者們習慣于把這些工作看作是中國史的一般工作。

    而從民族史的角度看,這些工作還應該說是對叙述漢族形成過程所做的工作。

    《史記》有《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秦本紀》、《秦始皇本紀》以至漢以後的帝紀,它們所表述的不同的曆史階段,也就是漢族形成的不同階段。

    《史記》又有《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秦楚之際月表》。

    這些表是表述不同曆史階段的又一形式。

    盡管司馬遷還沒有“漢族”的概念,他也不一定會意識到這是為一個民族的形成寫曆史,但實際上他做了這個工作。

    一直到現在,他的工作成果還是我們研究漢族形成史的基本文獻。

     《史記》論述了不同民族的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但不斤斤于夷夏之别。

     司馬遷對待少數民族的态度是理智的,沒有明顯的狹隘民族思想。

    《史記》記:“禹興于西羌”①,而為夏後氏之祖。

    又,秦之先祖大費,其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②。

    又,春秋時,秦以“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

    ”③後來秦用商鞅變法,改革了一些戎俗,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

    《史記》記周人曆史說,周在夏殷的基礎上,發展成為文化較高的民族④。

    而周的先世卻曾“奔戎狄間”,到古公亶父始“貶戎狄之俗”。

    又,匈奴在一般人眼中好象是不可能有什麼文化曆史的民族,但它卻是“夏後氏之苗裔”。

    ⑤《吳太伯世家》說:“餘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

    《越王勾踐世家》說:“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後帝少康之庶子山。

    ”這些記載所反映的思想,與戰國時期的孟子大不同。

    孟子隻承認“用夏變夷”,而不承認夏會“變于夷”。

    《史記》的這些記載,則是“用夏變夷”者有之,“變于夷”者亦有之。

     匈奴問題是漢代尖銳的民族問題。

    《史記》既反對匈奴對漢邊地的侵擾,也反對漢朝對匈奴牧地的侵奪。

    在關于河南地的争奪上,《史記》肯定了匈奴在當地的主權。

    所以《匈奴列傳》記秦始皇侵占這塊土地時是說:“使蒙恬将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

    ”而在記匈奴冒頓單于時事,是說“悉複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

    ①《吏記·六國年表·序》。

     ②《史記·秦本紀》。

     ③《史記·六國年表·序》。

     ④《論語·八佾》:“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⑤《史記·匈奴列傳》。

     對于漢和匈奴間的戰争,《史記》并不認為是不可避免的。

    它指出,漢武帝初年,“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

    ”但自王恢設計诓騙匈奴以後,雙方才不斷用兵。

    《史記》指出,漢家對匈奴用兵為自己帶來很大的困難。

    《平準書》指陳對匈奴戰争的嚴重後果,說: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

    天下苦其勞,而幹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财賂衰耗而不贍。

    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

    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其後,漢将歲以數萬騎出擊胡。

    及車騎将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

    ..轉漕甚遼遠,自山東鹹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

    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複。

    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于此。

     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将将六将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

    明年,大将軍将六将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

    捕斬首虜之士賜黃金二十餘萬斤。

    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财轉漕之費不與焉。

     《匈奴列傳》對于漢廷在民族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是微婉其詞的。

    所以在列傳的結尾,感慨于《春秋》“隐、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

    ”但以《平準書》和《匈奴列傳》合觀,可見作者對自己的真實思想還是不願掩蓋的。

    司馬遷死後兩千多年的悠久歲月中,在漢與匈奴的問題上,很少有人能象他這樣看的。

     班固的《漢書》和範晔的《後漢書》,繼承《史記》,在民族史方面,對前史或續或補,對創興的新史專立篇目。

    它們在資料上可說是收集得不少,而見識上要比司馬遷差得多。

     《漢書》的《匈奴傳》,有上、下兩卷,收錄了《史記·匈奴列傳》的舊文,增益了李廣利降匈奴以後以至更始末年的史事。

    把《史》、《漢》和《後漢書》的《南匈奴傳》合起來看,我們可以看出對夏、殷以至東漢末年的匈奴曆史具有相當完整的記載。

    《漢書·西域傳》也分上下兩卷,比較系統地記錄了天山南北各民族的情況,對于道裡和戶口的數字也都有所記載。

    這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古代民族史的重要資料。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幾乎全是抄錄舊史,而所收文帝賜趙佗書和趙佗所上書,是《史記》所缺略的重要文獻。

     《後漢書》的民族史部分,收羅繁富,甚見工力。

    《西域傳》、《南匈奴傳》接續前史,記錄了匈奴和西域在東漢時期的重大變化。

    《東夷傳》、《南蠻西南夷傳》好象是因襲舊規,而記載翔實,過于前史。

    西羌問題是東漢時期比較突出的民族問題,烏桓和鮮卑是這時期新興的民族,而鮮卑對後來中國曆史的發展大有影響。

    《西羌傳》和《烏桓鮮卑傳》是《後漢書》新創的篇章。

    陳壽的《三國志》,一向同《史記》、《漢書》、《後漢書》并稱“四史”,而陳書民族史部分很簡略,僅有烏丸、鮮卑、東夷傳,但也可與《後漢書》有關部分相參證。

     在編寫體例上,《漢書》和《後漢書》都是按地區對多種民族作綜合表述,有時是以一個最占優勢的民族為主而連帶叙述其他民族的。

    它們在表述民族史事時,往往穿插着有關的中外關系,使讀者可以看到民族地區在中外關系史上的地位。

    這兩點,都是繼承了《史記》的編纂方法,對後來的民族史撰述很有影響。

    一直到今天,這兩點還是值得采用的。

     在觀點上,《漢書》不贊成漢對南粵、西南夷及朝鮮的用兵,而稱贊漢文帝對趙佗的安撫政策①。

    這種觀點還反映了班固對這些民族的鄙視态度,但比起他對待匈奴的态度來,還是溫和的。

    他說,匈奴是“貪而好利,被發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塞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絕外内也。

    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

    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②。

    這把匈奴看作天生的劣等民族,是不符合史實的。

    這種對少數民族極為惡劣的态度,是很不妥當的。

    《後漢書》對兩漢時期民族關系的發展,指陳形勢,立論相當概括。

    在這一點上,《南匈奴傳·論》和《烏桓鮮卑傳·論》都表現了作者的史才。

    但《後漢書》忽視民族間的曆史友誼,而強調少數民族對中原皇朝的威脅。

    這種對待民族問題的态度,是遠遠落後于司馬遷的。

     《史記》、《漢書》、《後漢書》的成就不同,均為中國民族史工作提供了寶貴的資料、研究的線索和撰寫的方法,在中國民族史的研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民族重新組合的曆史記錄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是民族重新組合的時期。

    五代遼宋夏金元時期是民族重新組合的又一時期。

    關于這兩個時期的曆史記錄,在數量上的豐富是遠遠超過前代的。

     三國時期,匈奴人、氐人、羌人、鮮卑人等入居内地,跟漢人雜居。

    民族矛盾的機會增多了,民族融合的條件也增多了。

    此後,經曆了所謂“五胡十六國”的戰亂、南北朝的對抗、北朝的分裂,經曆了北方民族的興替、南方民族在南朝影響下所起的變化,經曆了南诏的興起和吐蕃的強大。

    在長時期的曆史性的變化中,民族分分合合,使漢族本身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更新,一些少數民族得到經濟上和文化上的提高,全國封建化過程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隋唐正是在民族重新組合的基礎上建立了興盛的皇朝。

    它們的朝廷上有來自少數民族的臣僚,它們的後宮坐着出身少數民族的皇後。

     五代時,在五個小朝廷中,就有三個是突厥族的沙陀人所建立的。

    北宋的北境,契丹占有燕雲諸州,西北境有西夏。

    北宋号稱統一,實際上并沒有統一起來。

    在北宋時,契丹繼續強大起來,女真也強大起來,蒙古更強大起來。

    在蒙古族占統治地位的年代,不同民族的人們,因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宗教上和婚姻上的原因,不斷有大大小小的組合。

    在蔥嶺以西的許多民族的成員,也有不少人進入中國,日子久了,變成中國人。

    這時,居住在黃河中下遊流域的居民被稱為“契丹”,實際上是包含了大量的漢人,其次是女真人和原來的契丹人,還有别的少數民族,如匈奴人、突厥人、氐人、羯人等。

    長江以南的人是稱為“漢人”,實際上也包含更多民族的人。

    “契丹”和“漢人”的名稱,在當時主要表明政治上的不同身份,但也可見若幹不同民族間的區别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趨向淡薄了。

    據記載,在蒙古人、回回人的家庭中,有時包含幾個不同的民族成份。

    蒙古人當時在政治上是第①《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贊》。

     ②《漢書·匈奴傳·贊》。

     一等人,但蒙古人也有被賣給回回人、漢人為奴的。

    當然,這些蒙古人就可能變成回回人或漢人。

    安西王阿難答部下的蒙古人和唐兀人,因阿難答信奉伊斯蘭教,這些人大量地成為穆斯林,後來可能都成為回族人了。

    元代是民族重新組合的大時代,其深度和廣度超過隋唐。

    在一定範圍内,元代的民族重新組合還包含有世界性的因素。

    中國曆史上的民族組合,到了元代,可以說是基本上穩定下來了,其後雖有滿族的入關,變動并不太大。

    在這一次民族重新組合中,漢族在經濟上文化上的力量繼續占有優勢,不斷地對其他各族人民施加影響。

     這兩個時期的少數民族,在中原地區建立政權的,都有專門的記述。

    這首先要說到鮮卑族。

    在所謂“五胡十六國”中,鮮卑族所建之國就有五個,在數量上居于首位。

    北魏崔鴻著《十六國春秋》,有一百二卷之多,可惜原書久佚,僅有十六卷節抄本傳世。

    唐房玄齡等所撰《晉書》載記,部分記十六國史事,在今傳史書中是比較詳備的。

    南北朝時,鮮卑族拓拔部建立北魏,鮮卑族宇文部建立北周,北齊魏收和唐令狐德棻等為分别撰《魏書》和《周書》。

    在隋唐時曾一度強盛起來的吐谷渾,也是鮮卑族的一支,但居于青海,自成一個系統。

    梁沈約所撰《宋書》,和唐魏征等所撰《隋書》、後晉劉昫等所撰《舊唐書》,都有吐谷渾傳。

    其次,契丹族建立遼,女真族建立金,元脫脫等為撰《遼史》、《金史》。

    黨項族,為羌族之一支,建立了西夏。

    元脫脫等修《宋史》,有夏國傳上、下卷,主要記政治大事、夏宋關系,最後記夏之軍制。

    《遼史》以西夏跟高麗合為一卷,稱《二國外紀》,主要記夏的風土習俗和遼夏關系。

    《金史》有關西夏記述有一卷,主要記夏金關系。

    三書所記互有詳略,可能是在撰述時有所規劃。

    契丹人、女真人都有民族文字流傳下來,但還沒有出現史書。

    蒙古族建立了蒙古汗國,建立了四大汗國。

    明宋濂等修撰《元史》,這書在紀傳體史書中是一部頗為蕪雜的史書,但保留了相當數量的原始材料。

    蒙古人有自己寫的史書,如《蒙古秘史》,還有波斯人寫的蒙古曆史,如《史集》、《世界征服者傳》等,都是有名的撰述。

    在上述這些民族以外,這兩個時期的其他民族,舊史所記名目繁多,又頗雜亂,有待于學者們的逐步清理。

    相對地說,北方民族中在曆史上影響較大的民族,如柔然、賴勒、突厥、黠戛斯、回纥等記載較詳,而西南民族中影響較大的民族,如吐蕃、烏蠻、白蠻等次之。

    這些民族的曆史分别見于《魏書》、《周書》、《隋書》、《北史》、《舊唐書》、《新唐書》、《通典》和《宋史》。

    柔然,或作茹茹、蠕蠕,與鮮卑同源,原役屬于鮮卑、北魏,後成為北魏北境上的強敵。

    突厥跟柔然有密切的關系,有一部分是柔然的鍛工。

    勅勒,在南北朝時曾敗于北魏,為所奴役,隋初轉為強大。

    突厥、黠戛斯、回纥都出于勅勒,先後建立了汗國。

    回纥是今維吾爾族的先民。

    黠戛斯是今柯爾克孜族的先民。

    吐蕃是今藏族的先民,在唐代頗為強大,兵力曾一度進入長安。

    烏蠻建立了南诏,白蠻為助。

    後來,白蠻又建立了大理政權。

    烏蠻,是今彜族的先民。

    白蠻是今白族的先民。

     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雲南、貴州等西南地區,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地區,舊史自《晉書》以下多有記述,一般缺乏倫次,但究竟也提供了一些資料。

    晉人常璩著《華陽國志》,唐人樊綽著《蠻書》,為關于西南民族的重要撰述。

    南方民族,舊史混稱為“蠻”,實際上包含了許多民族。

    《宋史》有“蠻夷”四卷,大緻包括今湖北、湖南、四川、貴州、廣西相毗連的苗、瑤、羌、壯、土家等民族地區。

    這是關于當時南方民族比較詳細的記載。

    後來清人修《明史》,有湖廣、四川、雲南、貴州、廣西等土司,共十卷,對于南方民族,包含西南民族在内,就有比較系統的記述了。

     關于這兩個時期的民族史,資料是相當多的,但真正說得上是民族曆史撰述的并不多,系統地記述民族重新組合的書簡直就沒有了。

    至于記述民族重新組合中某一過程或某一過程的片斷記載是不少的。

    在這兩個時期,漢文撰述以外,用少數民族文字的有關撰述究竟還有些什麼,這還需要進行長期的工作。

     這兩個時期的民族史撰述的表述,還是以按地區記述作為主要形式之一,或記一個地區的一些民族,或記述一個地區的主要民族而兼及其他民族。

    這還是《史記》以來的傳統。

    其次,是以記少數民族政權為主,再及其他有關的史事,如《十六國春秋》、《魏書》、《遼史》、《金史》等。

    再次,是以時間為主的編年體,如《資治通鑒》記少數民族史事。

    這種體裁的好處是可以按着時間的發展看出同一時期不同民族的情況;缺點是這種流水賬式的紀事方式,難于使人得到要領。

    再其次,是以事為主的紀事本末體,如《資治通鑒紀事本末》記民族史事。

    這兩個時期的民族史撰述的表述形式比起前代,要豐富一些。

     這兩個曆史時期民族鬥争的長期性和複雜性,對于某些人很容易滋長其民族歧視的情緒,對又一些人,也可以開闊其在民族問題上的視野。

    前者可以江統的《徙戎論》為代表,他在晉惠帝時,反對羌氐在内地居住,主張把他們遷出去。

    他說:“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泾渭之流溉其舄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号一锺,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為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态,不與華同。

    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于骨髓。

    至于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

    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為橫逆。

    而居封域之内,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擾,暴害不測。

    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

    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諸羌,著先零、罕■、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

    ”①羌氐一類問題究竟應當如何解決以及能否解決得好,不是這裡要研究的問題。

    我們注意的是江統的思想。

    他那種不願羌氐居于沃土,不願這些民族自身的發展,不願以平等的态度看待他們的思想,在晉以後地主階級學者中是相當普遍存在的。

     唐太宗在民族問題上态度是開明的。

    他曾說:“夷狄亦人耳,..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仇敵。

    ”①又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依朕如父母。

    ”②太宗以後的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和杜佑,在民族問題上都是很有見識的。

    劉知幾在所著《史通·稱謂》中,在論到晉人對十六國的态度時說:“續以金行版蕩、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

    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群盜。

    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以定其得失。

    ”這是劉知幾從曆史家應有的忠于史實的立場來立論的,在當時這是進步的思想。

    在劉知幾以前,唐初所修《隋書·經籍志》說:“自晉永嘉之亂,皇綱失馭,九州君長據有中原者甚衆。

    或推奉正朝,或假名竊号。

    然其君臣忠義之節,經國字民之務,蓋亦勤矣。

    ”《隋書·經籍志》雖有對十六國的某些國家“假名竊号”的批評,但承認他們有“君臣忠義之節”和“經國字民之務”,這是以相當公平的态度待人,跟劉知幾對待戎羯的态度不盡相同而大緻接近。

    ①《晉書》卷五六,《江統傳》。

     ①《資治通鑒》卷一九七,貞觀十八年十二月;《唐會要》卷九四,北突厥。

    ②《資治通鑒》卷一九八,貞觀二十一年五月庚辰。

     杜佑在《通典·邊防總序》中認為,漢族和少數民族間的差距是由于自然環境的不同而造成的。

    有些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