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劉秉忠 趙璧 王文統 張文謙 郝經 姚樞 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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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默曾與姚樞、王鹗等人在忽必烈面前批評王文統，說不可讓他久居相位，并推薦許衡為相。
這場政争的詳情現在已難以确知，關于姚樞在此時的行迹也沒有直接的史料可資推究。
但是，在隐居蘇門時期所結成的深交，大約使他不會與窦默、許衡的活動完全無關。
正因為如此，王文統才會始終不移地把姚樞同許衡、窦默等人一起視為威脅自己地位的政敵來加以排斥，于是諷奏以姚樞為太子太師，窦默為太子太傅，許衡為太子太保。
太子師傅的地位不算不高。
但對姚樞這樣以治國平天下的佐王之材自期的人來說，此舉明顯地有将他從權力中樞排擠出去的意圖。
姚樞遂以“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為辭拒授。
同年八月，被改授為大司農，管理農桑、水利等務。
中統三年春，益都世侯李璮發動兵變。
早在正月底，當李璮留質于燕京的兒子李彥簡剛剛從燕京逃走時，忽必烈便馬上召姚樞問對，要他預測李璮動向。
根據姚樞判斷，李璮叛變後有三種戰略可供選擇，“使璮乘吾北征之釁，瀕海搗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為上策。
與宋連和，負固持久，數擾邊，使吾罷于奔救，為中策。
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
忽必烈追問：“今賊将安出？”姚樞斷然對曰：“出下策。
”事态的發展證實了姚樞的觀察和預見是十分敏銳、準确的。
李璮之亂發生後，王文統因有牽連被誅。
此後，忽必烈對漢人的疑懼心理日漸加深。
另一方面，行政中樞一時難以有足夠的合适人選，因此，幾乎與提拔阿合馬同時，姚樞于1263年正月被任命為中書左丞，不久，又帶相銜先後行省事于河南、山西等地。
中統、至元之際，元廷乘平定李璮之亂，斷然改變中原世侯各擅其地的局面，在各路置牧守，行遷轉，軍民分職。
在實施這一重大的體制改變的過程中，忽必烈急于求治，措置失當，一度出現“政令日改月異”的狀況。
朝中有人上言，批評“中書政事大壞”①，忽必烈聞後大怒，是以舉朝人心惶駭。
姚樞遂上勸言書，向忽必烈陳說保持政令穩定的必要性，并進一步建議忽必烈“上答天心、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蓄糧饷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由以建成宏圖遠業。
忽必烈怒為釋。
在擔任中書左丞以後，姚樞的政迹似乎并不十分顯著。
這或許與阿合馬①據《元史》卷六《世祖紀》三，當時有宋子貞曾上言：“朝省之政，不宜數行數。
”以“功利成效”固位取寵不無關系。
至元元年，阿合馬即從領中書左右部“超拜”中書省平章政事，并由此逐步控制了政權中樞。
至元五年，姚樞以河南行省“佥省”之職又一次離開首都到外地供職。
他的具體任務，主要是在河南經理屯田事宜，為平宋張本。
至元八年入觐，十年，官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使。
十三年，罷昭文館，姚樞乃改任翰林學士承旨。
這時正是阿合馬在朝廷中如日中天的時期，姚樞就在翰墨詞臣的位置上，“明哲保身”一直到十五年病死。
在姚樞後人為他撰寫的神道碑銘裡，稱贊他“不固富貴，進退禮敬，..故不取恥當時”。
這段話實際上曲折地暗示出，姚樞晚年的遭際并不十分理想。
作為曾被忽必烈深為倚重的藩邸舊人，自從中統以後，他卻始終沒有在政壇上取得過舉足輕重的地位。
這是為什麼呢？ 當忽必烈還是藩王的時候，他獲得中土人心的主要活動是制止暴政，安集流亡，恢複漢地封建的政治秩序和經濟生産，同時為了在黃金家族中獲取更有利的政治地位，他也需要精通謀略的士人輔助他縱橫捭阖。
姚樞這樣的儒生恰恰在兩方面都适合忽必烈的需要。
中統建元以後，忽必烈對于增加國家财政收入的關注，與儒家諱于言利、一味主張節用愛民的偏執觀點發生抵觸，他隻好到阿合馬、盧世榮、桑哥一班“聚斂”之臣那裡去尋求支持。
姚樞曾被忽必烈斥為“不識事機”①，應與這種大背景有密切關系。
除了作為政治家而外，姚樞亦頗以傳播、顯揚理學為己任，對蒙古貴族常欲“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結果反而使忽必烈留下“公茂善談論，物之圓者隻說出柄來”②的印象。
這恐怕也是使忽必烈後來對他逐漸疏遠的原因之一。
①《元史》卷二○五《王文統傳》，至元十二年，伯顔滅宋，捷報日至，忽必烈命阿合馬、姚樞等議行鹽、鈔法于江南，姚樞去：“江南交會不行，必緻小民失所。
”在元軍已占宋地的情況下，是否改行中統鈔，不僅是個經濟問題，而且事關大局。
故姚樞之迂，使忽必烈不滿，稱其“不識事機”。
②《中堂事記》，《秋澗集》卷八一。
第七節 許衡 倡鳴程朱理學于北方 許衡（1209&mdash1281），字仲平，世人因其書齋名尊稱為魯齋先生。
金河東南路懷州河内縣（今河南沁陽）人。
世為農家，父名通，寓居南京路鈞州新鄭縣。
衡生于新鄭，八歲入鄉塾，勤敏好學。
十餘歲，從舅父當縣吏者習吏事，金朝興建宣宗陵，徭役繁重，衡協助舅父分辦，見民生困苦，而為吏者猶須承命督辦差役，遂不願為吏，決意求學。
但這時金朝在蒙古進攻下已瀕于崩潰，人民颠沛流離，無從求師指授，遂依父母之命從占蔔術士學習占候之術，以為戰亂中避難計。
衡于占者之家見《尚書疑義》（疑即孔穎達正義），抄錄而歸，從此着意研習儒家經典。
金開興元年（1232），蒙古軍略取河南諸州縣，衡被擄，役屬于某萬夫長。
萬夫長南征（攻宋，應在1235年），始得脫，隐居徂徕山（今山東泰安東南），得王弼《周易注》，晝誦夜思，身體力行，學識增進。
後遷居泰安東館鎮，再遷大名，皆以教學為生。
1238年，蒙古太宗下令考試諸路儒士，衡應試合格，得入儒籍，漸有聲名。
時窦默亦居大名，以精針術聞名，并通儒學，衡與之交往，共同研習經傳、釋老以及醫、蔔、諸子百家之說。
1242年，姚樞棄官隐居輝州（今河南輝縣）之蘇門，衡聞樞得南宋儒士趙複傳授的伊洛之學，乃往求之，因得讀程頤《伊川易傳》、朱熹《論孟集注》、《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及《小學》等書，深為信服，抄錄而還，朝夕精誦，并付之實踐。
他對衆學生說：“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基。
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于小學灑掃應對，以為進德之基。
不然當求他師。
”他讓學生不論大小都從《小學》入門，徹底以程朱理學作為自己進修和教導學生的課程。
從此，許衡的學術思想和治學道路發生了重大變化，成為程朱理學在北方最專誠、最有力的擁護者和推行者。
著《讀易私言》成，末署“戊申（1248）八月庚辰識于家塾”①。
其間，曾一度回故鄉河内，又至洛陽尋弟。
庚戌（1250），舉家從大名遷回鄉，中途聞河内政治仍苛虐，遂停留蘇門，與姚樞鄰居，共同切磋講習。
不久姚樞應忽必烈征召北上，衡獨居蘇門。
1254年，忽必烈于份地京兆立宣撫司，勸農興教，遣使征衡為京兆教授。
衡應聘赴職，來學者甚多，其所著《小學大義》即此時教授學徒的講義。
次年，由宣撫使廉希憲保奏，令旨命衡為京兆提學，再三推辭不受，獲準，返回家鄉（據《考歲略》）。
上《時務五事》疏中統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衡應召至開平朝見，遂留居燕京。
二年，奉召再至開平。
時忽必烈方倚重平章政事王文統秉政，窦默上書言不可重用功利小人，又面斥文統學術不正，必将誤國，不宜久居相位②；忽必烈問誰可①《魯齋遺書》卷六。
《考歲略》謂“己酉，先生年四十一..是歲有《讀易私言》”。
又雲“先生著述..曰《讀易私言》，是先生五十後所作”。
皆與此不合。
②據歐陽玄撰《許衡神道碑》，（《齋圭集》卷九），窦默之言實出于許衡。
為相，默薦許衡，忽必烈不悅而罷。
文統疑許衡唱和窦默之說，乃奏授默為太子太傅，姚樞為太子太師，衡為太子太保，意在将他們擱置于虛位，使其不能在皇帝左右參議中樞政務。
衡以此事不僅不合義理（時太子尚未立），且在當時朝廷也不可能實行太子尊師的古制，說服窦默相與力辭不受，于是改授默為翰林侍講學士，樞為大司農，衡為國子祭酒。
當時尚未置國子學，祭酒也是虛職，衡受命後不久，即稱病辭去，遂改命為懷孟路教官，許還鄉執教。
三年九月，奉召至燕京，寓居道觀。
時王文統已敗，姚樞、窦默均已起用，獨衡未有新任命。
他不登權貴之門，僅與姚、窦交往。
至元元年（1264）初，複還懷州。
二年十月，再召至燕（時已改中都），命入中書省議事，但未授官職，衡稱病推辭。
丞相安童素聞其名，訪之于寓所，甚加敬重。
三年二月，忽必烈召見，面谕他入省議事，輔導安童，若有所建言可先告安童轉奏，其“名分”（官職）俟朝廷斟酌授予。
四月，又召至上都詢問政事，衡遂奏上《時務五事》疏，一曰“立國規模”，論當行漢法方能長久統治；二曰“中書大要”，論用人、立法之方；三曰“為君難”，分别陳述了“踐言”、“防欺”、“任賢”、“去邪”、“得民心”、“順天道”六事；四曰“農桑學校”，論須優撫農民，勸課農桑，自京師至州縣皆立學校，使倉廪充實，人民皆知君臣父子之倫；五曰“慎微”，論使臣下各安本分，崇尚退讓，在上者則要慎喜怒，守信用①。
這篇奏疏引古證今，指摘時弊，提出對策，論析比較透徹，是許衡最重要的一篇政論。
他的許多奏稿都自己毀棄，獨保存此篇。
但面見後，忽必烈仍未授以具體職務，不久他就因病不再赴省，獲準回鄉養病。
四年九月，複授衡為國子祭酒；十一月，征至中都備顧問。
六年，奉旨與劉秉忠、張文謙、王恂等同議朝儀官制，取古今制度加以損益，奏上。
七年正月，擢為中書左丞。
他提出三條理由表示不敢承受，一是非勳舊，不足以服衆；二是無德才，不能當此重任；三是“臣之所學迂遠，于陛下聖谟神算未盡吻合，陛下知臣未盡，信臣未至，直以虛名誤蒙采擢。
臣若不自度，冒當聖眷，其旋至悔咎必矣”。
前二條都是虛文，隻有第三條說出了他的真實思想。
當時忽必烈急于增加财政收入，講求功利，對許衡大講義理王道，謂當期事功于三十年之後的議論不感興趣，以緻在聽取他的長篇奏疏時流露出倦意；而且至元三年置制國用使司，七年初改立尚書省，委任阿合馬總掌财政、民政，中書省權力已大為削弱。
這都使許衡感到難以實行其政見。
但他的辭職未獲準許。
五月，他彈劾阿合馬專權、害民數事；又言阿合馬所委尚書六部官多用人不當。
阿合馬欲以己子掌兵政，衡又言父子不宜兼掌兵、民、财三權，為此在忽必烈面前與阿合馬激烈辯論。
在當時諸相臣中，許衡确是尤為“切直敢言，不以榮貴為心者”，然而他的建議卻都未被采納施行，由是憂惶日深，病亦增劇，遂力辭左丞職①。
掌教國子學至元八年三月，改授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
在此之前忽必烈已選蒙①《時務五事》疏第五條後多删削，《魯齋遺書》所收者較《元文類》卷十三多出六則，然文亦不全。
①王恽：《論左丞許公退位事狀》，《秋澗集》卷八六。
古貴族子弟數人命衡教授，衡薦召門生王梓等12人為伴讀；至此正式設立了國子學（以南城舊樞密院為學址），增置司業、博士、助教各一員，選随朝蒙、漢百官、近侍子弟充生徒。
衡親執教事，以所召門生分任各齋齋長。
開學以來，他将家事盡付其子師可，專意教學，賓客來學中訪問者一概謝絕。
其所教授，先以朱子《小學》一書，講書章數不務多而重在理解，每每引證設譬，淺顯明了，必使通曉而後已，并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欲其踐行而不貴徒說。
課餘則令蒙古生年長者習朝儀、典禮，小學生習跪拜揖讓進退應對之禮節，或投壺習射。
為使蒙古生學習算術，取唐堯至宋曆代世次年數編為《編年歌括》，命諸生記誦加減之①。
這套教學内容和方法很适合初習漢文和儒學的蒙古學生，對改變他們的蒙古舊習，使其了解中原儒家文化和治國方法，以培養統治人才，起了很大作用。
諸生中後來成為宰輔大臣者近十人，各部官及地方長官者又數十人，盡管他們的進身多由家世根腳，并非因為有國子學學曆，但他們都喜歡炫耀曾在國子學受過許衡教導的經曆。
至元十年二月，元軍取襄陽，忽必烈意欲乘勝大舉攻宋，命諸臣議，諸臣多紛紛獻攻取之策，許衡則主張“惟當修德以緻賓服。
若以力取，必戕兩國之生靈以決萬一之勝負”②。
表示不贊成用兵，應用和平手段使南宋歸降，并以為用兵未必能操勝券。
他的意見在朝臣中是絕對少數（連他的密友姚樞也贊成用兵南宋），未被采納。
這時，當國權臣屢诋毀漢法，國學生員的膳食津貼常被斷絕，一些學生離學而去，使許衡傾心竭力從事的辦學事業也難以繼續。
四月，他奉旨到上都議事時，即以年老多病，先人未葬為理由請求還鄉。
忽必烈命諸老臣議其去留，王磐認為國學事關國家大體，“宜勿聽其去”，而姚樞、窦默則主張根據許衡的處世原則，不應勉強挽留，且歸葬先人也是孝道，應予允準。
姚、窦與衡為密友，竟贊成他去職，可見他當時在朝中的處境确實不佳。
獲準回到懷州後，他謝絕交往，過着隐居生活。
仕途進退與學術成就十三年，元滅宋，南北統一，忽必烈命太子贊善王恂主持改定新曆，以取代不準确的金大明曆，集南北日官共同從事。
王恂等奏言：“今之曆家徒知曆術，罕明曆理，宜得耆儒如許衡者商訂。
”诏召衡至京，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
許衡、王恂與實際負責制曆工作的都水少監郭守敬（後改同知太史院事）一緻主張應實測天體運行變化以為制曆之本，參考曆代曆法，參别同異。
遂制成儀表，分遣日官赴各地測候。
十七年，新曆成，奏上，賜名《授時曆》。
衡與王恂、郭守敬共著《授時曆經》。
其年八月，因病獲準還鄉，皇太子真金奏請授衡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就便奉養。
十八年三月，病卒于家，享年七十三歲。
臨終囑其子慎勿請谥，不可立碑，“但書&lsquo許某之墓&rsquo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
許衡在當時儒士中聲望極高，而且胸懷治國平天下大志，忽必烈又早聞其名，屢次征召，待遇不薄。
然而他在政治上卻并不得志。
雖然官至宰輔大①《國學事績》《魯齋遺書》卷十三；虞集：《送李擴序》，《道園類稿》卷二○。
②歐陽玄：《許衡神道碑》，《圭齋集》卷九。
按《考歲略》雲：“襄陽下，上欲遂有江南，先生以為不可，其辭甚秘。
” 臣（正二品中書左丞），但隻當了一年多，因為阿合馬當權而難以有所作為；他的許多奏議，均“未聞以次施行者”①，終于不得不辭去政務。
從儒家用世的立場出發，每次诏使來召，他都欣然應命，結果卻都失望而還，如此反複五進五退。
究其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說，他的一套治國理論與忽必烈“未盡吻合”，被視為“迂遠”不切實用，對他知之未盡，信之未至，隻是因他聲名甚著才一再征召，不過備顧問而已。
盡管如此，他在促進忽必烈采用漢法和建立中原傳統的儀文制度方面，還是起了一定作用。
特别是國子學教育，對蒙古、色目子弟接受漢文化和培養了解中原文物制度的新一代統治人才，有很大貢獻。
許衡最重要的業績是傳承程朱理學于中國北方，經他極力闡揚，開始扭轉了北方的學術風氣，從而為确立理學在全國學術上思想上的統治地位奠定了基礎。
宋室南渡後，伊洛之學的重心也轉移到江南，經朱熹集其大成，确立了理學（道學）的宏博規模和完整體系，成為理論上相當周密并能适應時代需要（因而具有很強生命力）的新學說。
而在金朝治下的北方，伊洛餘緒雖存卻不成氣候，一般學者為科舉所左右，唯知蹈襲章句注疏之學，或究心于辭章聲律，偶有朱子之書傳至北方，但學者、知者、信者甚少，加以佛學在北方知識界浸潤頗深，一些亦儒亦佛之士因南宋理學家力辟佛教，更起而攻擊和抵制之。
迨趙複傳程朱理學于北方，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一時從學者頗多，以為孔孟道統由此從南方又回到北方。
但反對者也不乏其人，在相當一段時期中未能普及。
真正使程朱理學在北方得以推廣并最終确立了不可動搖的地位者，當首推許衡。
許衡生長于金未亂離之世，隻是從鄉鄙下第老儒學些識字句讀，後來又自學了一些先儒傳注之書，并無師授，故章句積習不深。
及得讀朱子諸書，心領神會，大為折服，“冰釋理順，美如刍豢”，自謂“終夜以思，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從此他盡棄舊習，專注于程朱理學，以“倡鳴斯道為己任”①。
就其理學思想而言，他基本上都是祖述程朱，特别是朱子之說，加以通俗化的闡釋。
在寫給其子師可的信中他說：“《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便令講習，望于此有成，他書雖不治無憾也。
”②他教授學生，一以朱子為主，或問以他說，則訓之曰：“用功專主一家，則心不亂。
”③似是把朱子的“持敬”說就用到對待朱學的态度上。
如果說他的理論有什麼特色的話，應該就在于他特别注重朱子有關倫理綱常的論述，反複闡明正心誠意的重要性，并強調身體力行的“踐履”工夫，大至君臣父子，小至鹽米細事，都可以而且應該做到“遵道而行”，不要因是小事而以為不足為，要求從内心到儀容、從日常行事到治國平天下，都應合乎“道”。
他把“天理”（或“天道”）這一最高哲學範疇歸結為“仁義五常”，謂“德行是學問中大節目，..聖人言論句句是尊德性”（《語錄》下）。
這本來也是理學家的常談，不過在許衡尤為注重，以此修己，以此教人。
歐陽玄撰《神道碑》頌之曰：“先生真知力行，實見允蹈，齋居終日，肅如神明。
..其為學也，以明體達用為主；其修己也，以存心養性為要；①王恽：《論左丞許公辭位事狀》。
①《考歲略》；姚燧《送姚嗣輝序》。
②《與子師可書》，《魯齋遺書》卷九。
③《考歲略》。
其事君也，以責難陳善為務；其教人也，以灑掃應對進退為始，精義入神為終；雖時尚柄鑿，不少變其規矩也。
故君召辄往，進辄思退。
方世祖急于親賢，而先生笃于信己，是以終無枉尺直尋之意。
”這是對許衡一生事業、為人的較全面概括。
他被推崇為朱子之後、在元朝特殊曆史條件下承續道統的第一功臣。
元人虞集說：“使國人（蒙古人&mdash&mdash引者）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于斯世者，文正（許衡&mdash&mdash引者）之功德大矣。
”①是恰當的評價。
後來元仁宗恢複科舉，規定蒙古、色目、漢人、南人經術考試均從《四書》出題，并專用朱子章句集注，使程朱理學成為元朝的官方學術，主要是許衡極力闡揚的結果。
大德元年（1297），贈司徒，谥文正。
至大二年（1309），加贈太傅，追封魏國公。
皇慶二年（1313），诏與宋九儒從祀宣聖廟廷。
其著述存者有《讀易私言》、《小學大義》、《大學要略》、《大學直解》、《中庸直解》及其他詩文和門人所編《語錄》等，均收在《魯齋遺書》中。
子四人：師可，曆官河南按察副使，衛輝、襄陽、懷孟路總管；師遜，未仕；師孚，早卒；師敬，由禦史曆官吏部尚書、中書參政、國子祭酒、中書左丞、翰林承旨、禦史中丞，奉旨編帝訓，泰定二年（1325）書成，诏譯為蒙文，更名《皇圖大訓》。
①《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許文正公》引。
這場政争的詳情現在已難以确知，關于姚樞在此時的行迹也沒有直接的史料可資推究。
但是，在隐居蘇門時期所結成的深交，大約使他不會與窦默、許衡的活動完全無關。
正因為如此，王文統才會始終不移地把姚樞同許衡、窦默等人一起視為威脅自己地位的政敵來加以排斥，于是諷奏以姚樞為太子太師，窦默為太子太傅，許衡為太子太保。
太子師傅的地位不算不高。
但對姚樞這樣以治國平天下的佐王之材自期的人來說，此舉明顯地有将他從權力中樞排擠出去的意圖。
姚樞遂以“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為辭拒授。
同年八月，被改授為大司農，管理農桑、水利等務。
中統三年春，益都世侯李璮發動兵變。
早在正月底，當李璮留質于燕京的兒子李彥簡剛剛從燕京逃走時，忽必烈便馬上召姚樞問對，要他預測李璮動向。
根據姚樞判斷，李璮叛變後有三種戰略可供選擇，“使璮乘吾北征之釁，瀕海搗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為上策。
與宋連和，負固持久，數擾邊，使吾罷于奔救，為中策。
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
忽必烈追問：“今賊将安出？”姚樞斷然對曰：“出下策。
”事态的發展證實了姚樞的觀察和預見是十分敏銳、準确的。
李璮之亂發生後，王文統因有牽連被誅。
此後，忽必烈對漢人的疑懼心理日漸加深。
另一方面，行政中樞一時難以有足夠的合适人選，因此，幾乎與提拔阿合馬同時，姚樞于1263年正月被任命為中書左丞，不久，又帶相銜先後行省事于河南、山西等地。
中統、至元之際，元廷乘平定李璮之亂，斷然改變中原世侯各擅其地的局面，在各路置牧守，行遷轉，軍民分職。
在實施這一重大的體制改變的過程中，忽必烈急于求治，措置失當，一度出現“政令日改月異”的狀況。
朝中有人上言，批評“中書政事大壞”①，忽必烈聞後大怒，是以舉朝人心惶駭。
姚樞遂上勸言書，向忽必烈陳說保持政令穩定的必要性，并進一步建議忽必烈“上答天心、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蓄糧饷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由以建成宏圖遠業。
忽必烈怒為釋。
在擔任中書左丞以後，姚樞的政迹似乎并不十分顯著。
這或許與阿合馬①據《元史》卷六《世祖紀》三，當時有宋子貞曾上言：“朝省之政，不宜數行數。
”以“功利成效”固位取寵不無關系。
至元元年，阿合馬即從領中書左右部“超拜”中書省平章政事，并由此逐步控制了政權中樞。
至元五年，姚樞以河南行省“佥省”之職又一次離開首都到外地供職。
他的具體任務，主要是在河南經理屯田事宜，為平宋張本。
至元八年入觐，十年，官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使。
十三年，罷昭文館，姚樞乃改任翰林學士承旨。
這時正是阿合馬在朝廷中如日中天的時期，姚樞就在翰墨詞臣的位置上，“明哲保身”一直到十五年病死。
在姚樞後人為他撰寫的神道碑銘裡，稱贊他“不固富貴，進退禮敬，..故不取恥當時”。
這段話實際上曲折地暗示出，姚樞晚年的遭際并不十分理想。
作為曾被忽必烈深為倚重的藩邸舊人，自從中統以後，他卻始終沒有在政壇上取得過舉足輕重的地位。
這是為什麼呢？ 當忽必烈還是藩王的時候，他獲得中土人心的主要活動是制止暴政，安集流亡，恢複漢地封建的政治秩序和經濟生産，同時為了在黃金家族中獲取更有利的政治地位，他也需要精通謀略的士人輔助他縱橫捭阖。
姚樞這樣的儒生恰恰在兩方面都适合忽必烈的需要。
中統建元以後，忽必烈對于增加國家财政收入的關注，與儒家諱于言利、一味主張節用愛民的偏執觀點發生抵觸，他隻好到阿合馬、盧世榮、桑哥一班“聚斂”之臣那裡去尋求支持。
姚樞曾被忽必烈斥為“不識事機”①，應與這種大背景有密切關系。
除了作為政治家而外，姚樞亦頗以傳播、顯揚理學為己任，對蒙古貴族常欲“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結果反而使忽必烈留下“公茂善談論，物之圓者隻說出柄來”②的印象。
這恐怕也是使忽必烈後來對他逐漸疏遠的原因之一。
①《元史》卷二○五《王文統傳》，至元十二年，伯顔滅宋，捷報日至，忽必烈命阿合馬、姚樞等議行鹽、鈔法于江南，姚樞去：“江南交會不行，必緻小民失所。
”在元軍已占宋地的情況下，是否改行中統鈔，不僅是個經濟問題，而且事關大局。
故姚樞之迂，使忽必烈不滿，稱其“不識事機”。
②《中堂事記》，《秋澗集》卷八一。
第七節 許衡 倡鳴程朱理學于北方 許衡（1209&mdash1281），字仲平，世人因其書齋名尊稱為魯齋先生。
金河東南路懷州河内縣（今河南沁陽）人。
世為農家，父名通，寓居南京路鈞州新鄭縣。
衡生于新鄭，八歲入鄉塾，勤敏好學。
十餘歲，從舅父當縣吏者習吏事，金朝興建宣宗陵，徭役繁重，衡協助舅父分辦，見民生困苦，而為吏者猶須承命督辦差役，遂不願為吏，決意求學。
但這時金朝在蒙古進攻下已瀕于崩潰，人民颠沛流離，無從求師指授，遂依父母之命從占蔔術士學習占候之術，以為戰亂中避難計。
衡于占者之家見《尚書疑義》（疑即孔穎達正義），抄錄而歸，從此着意研習儒家經典。
金開興元年（1232），蒙古軍略取河南諸州縣，衡被擄，役屬于某萬夫長。
萬夫長南征（攻宋，應在1235年），始得脫，隐居徂徕山（今山東泰安東南），得王弼《周易注》，晝誦夜思，身體力行，學識增進。
後遷居泰安東館鎮，再遷大名，皆以教學為生。
1238年，蒙古太宗下令考試諸路儒士，衡應試合格，得入儒籍，漸有聲名。
時窦默亦居大名，以精針術聞名，并通儒學，衡與之交往，共同研習經傳、釋老以及醫、蔔、諸子百家之說。
1242年，姚樞棄官隐居輝州（今河南輝縣）之蘇門，衡聞樞得南宋儒士趙複傳授的伊洛之學，乃往求之，因得讀程頤《伊川易傳》、朱熹《論孟集注》、《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及《小學》等書，深為信服，抄錄而還，朝夕精誦，并付之實踐。
他對衆學生說：“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基。
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于小學灑掃應對，以為進德之基。
不然當求他師。
”他讓學生不論大小都從《小學》入門，徹底以程朱理學作為自己進修和教導學生的課程。
從此，許衡的學術思想和治學道路發生了重大變化，成為程朱理學在北方最專誠、最有力的擁護者和推行者。
著《讀易私言》成，末署“戊申（1248）八月庚辰識于家塾”①。
其間，曾一度回故鄉河内，又至洛陽尋弟。
庚戌（1250），舉家從大名遷回鄉，中途聞河内政治仍苛虐，遂停留蘇門，與姚樞鄰居，共同切磋講習。
不久姚樞應忽必烈征召北上，衡獨居蘇門。
1254年，忽必烈于份地京兆立宣撫司，勸農興教，遣使征衡為京兆教授。
衡應聘赴職，來學者甚多，其所著《小學大義》即此時教授學徒的講義。
次年，由宣撫使廉希憲保奏，令旨命衡為京兆提學，再三推辭不受，獲準，返回家鄉（據《考歲略》）。
上《時務五事》疏中統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衡應召至開平朝見，遂留居燕京。
二年，奉召再至開平。
時忽必烈方倚重平章政事王文統秉政，窦默上書言不可重用功利小人，又面斥文統學術不正，必将誤國，不宜久居相位②；忽必烈問誰可①《魯齋遺書》卷六。
《考歲略》謂“己酉，先生年四十一..是歲有《讀易私言》”。
又雲“先生著述..曰《讀易私言》，是先生五十後所作”。
皆與此不合。
②據歐陽玄撰《許衡神道碑》，（《齋圭集》卷九），窦默之言實出于許衡。
為相，默薦許衡，忽必烈不悅而罷。
文統疑許衡唱和窦默之說，乃奏授默為太子太傅，姚樞為太子太師，衡為太子太保，意在将他們擱置于虛位，使其不能在皇帝左右參議中樞政務。
衡以此事不僅不合義理（時太子尚未立），且在當時朝廷也不可能實行太子尊師的古制，說服窦默相與力辭不受，于是改授默為翰林侍講學士，樞為大司農，衡為國子祭酒。
當時尚未置國子學，祭酒也是虛職，衡受命後不久，即稱病辭去，遂改命為懷孟路教官，許還鄉執教。
三年九月，奉召至燕京，寓居道觀。
時王文統已敗，姚樞、窦默均已起用，獨衡未有新任命。
他不登權貴之門，僅與姚、窦交往。
至元元年（1264）初，複還懷州。
二年十月，再召至燕（時已改中都），命入中書省議事，但未授官職，衡稱病推辭。
丞相安童素聞其名，訪之于寓所，甚加敬重。
三年二月，忽必烈召見，面谕他入省議事，輔導安童，若有所建言可先告安童轉奏，其“名分”（官職）俟朝廷斟酌授予。
四月，又召至上都詢問政事，衡遂奏上《時務五事》疏，一曰“立國規模”，論當行漢法方能長久統治；二曰“中書大要”，論用人、立法之方；三曰“為君難”，分别陳述了“踐言”、“防欺”、“任賢”、“去邪”、“得民心”、“順天道”六事；四曰“農桑學校”，論須優撫農民，勸課農桑，自京師至州縣皆立學校，使倉廪充實，人民皆知君臣父子之倫；五曰“慎微”，論使臣下各安本分，崇尚退讓，在上者則要慎喜怒，守信用①。
這篇奏疏引古證今，指摘時弊，提出對策，論析比較透徹，是許衡最重要的一篇政論。
他的許多奏稿都自己毀棄，獨保存此篇。
但面見後，忽必烈仍未授以具體職務，不久他就因病不再赴省，獲準回鄉養病。
四年九月，複授衡為國子祭酒；十一月，征至中都備顧問。
六年，奉旨與劉秉忠、張文謙、王恂等同議朝儀官制，取古今制度加以損益，奏上。
七年正月，擢為中書左丞。
他提出三條理由表示不敢承受，一是非勳舊，不足以服衆；二是無德才，不能當此重任；三是“臣之所學迂遠，于陛下聖谟神算未盡吻合，陛下知臣未盡，信臣未至，直以虛名誤蒙采擢。
臣若不自度，冒當聖眷，其旋至悔咎必矣”。
前二條都是虛文，隻有第三條說出了他的真實思想。
當時忽必烈急于增加财政收入，講求功利，對許衡大講義理王道，謂當期事功于三十年之後的議論不感興趣，以緻在聽取他的長篇奏疏時流露出倦意；而且至元三年置制國用使司，七年初改立尚書省，委任阿合馬總掌财政、民政，中書省權力已大為削弱。
這都使許衡感到難以實行其政見。
但他的辭職未獲準許。
五月，他彈劾阿合馬專權、害民數事；又言阿合馬所委尚書六部官多用人不當。
阿合馬欲以己子掌兵政，衡又言父子不宜兼掌兵、民、财三權，為此在忽必烈面前與阿合馬激烈辯論。
在當時諸相臣中，許衡确是尤為“切直敢言，不以榮貴為心者”，然而他的建議卻都未被采納施行，由是憂惶日深，病亦增劇，遂力辭左丞職①。
掌教國子學至元八年三月，改授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
在此之前忽必烈已選蒙①《時務五事》疏第五條後多删削，《魯齋遺書》所收者較《元文類》卷十三多出六則，然文亦不全。
①王恽：《論左丞許公退位事狀》，《秋澗集》卷八六。
古貴族子弟數人命衡教授，衡薦召門生王梓等12人為伴讀；至此正式設立了國子學（以南城舊樞密院為學址），增置司業、博士、助教各一員，選随朝蒙、漢百官、近侍子弟充生徒。
衡親執教事，以所召門生分任各齋齋長。
開學以來，他将家事盡付其子師可，專意教學，賓客來學中訪問者一概謝絕。
其所教授，先以朱子《小學》一書，講書章數不務多而重在理解，每每引證設譬，淺顯明了，必使通曉而後已，并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欲其踐行而不貴徒說。
課餘則令蒙古生年長者習朝儀、典禮，小學生習跪拜揖讓進退應對之禮節，或投壺習射。
為使蒙古生學習算術，取唐堯至宋曆代世次年數編為《編年歌括》，命諸生記誦加減之①。
這套教學内容和方法很适合初習漢文和儒學的蒙古學生，對改變他們的蒙古舊習，使其了解中原儒家文化和治國方法，以培養統治人才，起了很大作用。
諸生中後來成為宰輔大臣者近十人，各部官及地方長官者又數十人，盡管他們的進身多由家世根腳，并非因為有國子學學曆，但他們都喜歡炫耀曾在國子學受過許衡教導的經曆。
至元十年二月，元軍取襄陽，忽必烈意欲乘勝大舉攻宋，命諸臣議，諸臣多紛紛獻攻取之策，許衡則主張“惟當修德以緻賓服。
若以力取，必戕兩國之生靈以決萬一之勝負”②。
表示不贊成用兵，應用和平手段使南宋歸降，并以為用兵未必能操勝券。
他的意見在朝臣中是絕對少數（連他的密友姚樞也贊成用兵南宋），未被采納。
這時，當國權臣屢诋毀漢法，國學生員的膳食津貼常被斷絕，一些學生離學而去，使許衡傾心竭力從事的辦學事業也難以繼續。
四月，他奉旨到上都議事時，即以年老多病，先人未葬為理由請求還鄉。
忽必烈命諸老臣議其去留，王磐認為國學事關國家大體，“宜勿聽其去”，而姚樞、窦默則主張根據許衡的處世原則，不應勉強挽留，且歸葬先人也是孝道，應予允準。
姚、窦與衡為密友，竟贊成他去職，可見他當時在朝中的處境确實不佳。
獲準回到懷州後，他謝絕交往，過着隐居生活。
仕途進退與學術成就十三年，元滅宋，南北統一，忽必烈命太子贊善王恂主持改定新曆，以取代不準确的金大明曆，集南北日官共同從事。
王恂等奏言：“今之曆家徒知曆術，罕明曆理，宜得耆儒如許衡者商訂。
”诏召衡至京，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
許衡、王恂與實際負責制曆工作的都水少監郭守敬（後改同知太史院事）一緻主張應實測天體運行變化以為制曆之本，參考曆代曆法，參别同異。
遂制成儀表，分遣日官赴各地測候。
十七年，新曆成，奏上，賜名《授時曆》。
衡與王恂、郭守敬共著《授時曆經》。
其年八月，因病獲準還鄉，皇太子真金奏請授衡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就便奉養。
十八年三月，病卒于家，享年七十三歲。
臨終囑其子慎勿請谥，不可立碑，“但書&lsquo許某之墓&rsquo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
許衡在當時儒士中聲望極高，而且胸懷治國平天下大志，忽必烈又早聞其名，屢次征召，待遇不薄。
然而他在政治上卻并不得志。
雖然官至宰輔大①《國學事績》《魯齋遺書》卷十三；虞集：《送李擴序》，《道園類稿》卷二○。
②歐陽玄：《許衡神道碑》，《圭齋集》卷九。
按《考歲略》雲：“襄陽下，上欲遂有江南，先生以為不可，其辭甚秘。
” 臣（正二品中書左丞），但隻當了一年多，因為阿合馬當權而難以有所作為；他的許多奏議，均“未聞以次施行者”①，終于不得不辭去政務。
從儒家用世的立場出發，每次诏使來召，他都欣然應命，結果卻都失望而還，如此反複五進五退。
究其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說，他的一套治國理論與忽必烈“未盡吻合”，被視為“迂遠”不切實用，對他知之未盡，信之未至，隻是因他聲名甚著才一再征召，不過備顧問而已。
盡管如此，他在促進忽必烈采用漢法和建立中原傳統的儀文制度方面，還是起了一定作用。
特别是國子學教育，對蒙古、色目子弟接受漢文化和培養了解中原文物制度的新一代統治人才，有很大貢獻。
許衡最重要的業績是傳承程朱理學于中國北方，經他極力闡揚，開始扭轉了北方的學術風氣，從而為确立理學在全國學術上思想上的統治地位奠定了基礎。
宋室南渡後，伊洛之學的重心也轉移到江南，經朱熹集其大成，确立了理學（道學）的宏博規模和完整體系，成為理論上相當周密并能适應時代需要（因而具有很強生命力）的新學說。
而在金朝治下的北方，伊洛餘緒雖存卻不成氣候，一般學者為科舉所左右，唯知蹈襲章句注疏之學，或究心于辭章聲律，偶有朱子之書傳至北方，但學者、知者、信者甚少，加以佛學在北方知識界浸潤頗深，一些亦儒亦佛之士因南宋理學家力辟佛教，更起而攻擊和抵制之。
迨趙複傳程朱理學于北方，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一時從學者頗多，以為孔孟道統由此從南方又回到北方。
但反對者也不乏其人，在相當一段時期中未能普及。
真正使程朱理學在北方得以推廣并最終确立了不可動搖的地位者，當首推許衡。
許衡生長于金未亂離之世，隻是從鄉鄙下第老儒學些識字句讀，後來又自學了一些先儒傳注之書，并無師授，故章句積習不深。
及得讀朱子諸書，心領神會，大為折服，“冰釋理順，美如刍豢”，自謂“終夜以思，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從此他盡棄舊習，專注于程朱理學，以“倡鳴斯道為己任”①。
就其理學思想而言，他基本上都是祖述程朱，特别是朱子之說，加以通俗化的闡釋。
在寫給其子師可的信中他說：“《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便令講習，望于此有成，他書雖不治無憾也。
”②他教授學生，一以朱子為主，或問以他說，則訓之曰：“用功專主一家，則心不亂。
”③似是把朱子的“持敬”說就用到對待朱學的态度上。
如果說他的理論有什麼特色的話，應該就在于他特别注重朱子有關倫理綱常的論述，反複闡明正心誠意的重要性，并強調身體力行的“踐履”工夫，大至君臣父子，小至鹽米細事，都可以而且應該做到“遵道而行”，不要因是小事而以為不足為，要求從内心到儀容、從日常行事到治國平天下，都應合乎“道”。
他把“天理”（或“天道”）這一最高哲學範疇歸結為“仁義五常”，謂“德行是學問中大節目，..聖人言論句句是尊德性”（《語錄》下）。
這本來也是理學家的常談，不過在許衡尤為注重，以此修己，以此教人。
歐陽玄撰《神道碑》頌之曰：“先生真知力行，實見允蹈，齋居終日，肅如神明。
..其為學也，以明體達用為主；其修己也，以存心養性為要；①王恽：《論左丞許公辭位事狀》。
①《考歲略》；姚燧《送姚嗣輝序》。
②《與子師可書》，《魯齋遺書》卷九。
③《考歲略》。
其事君也，以責難陳善為務；其教人也，以灑掃應對進退為始，精義入神為終；雖時尚柄鑿，不少變其規矩也。
故君召辄往，進辄思退。
方世祖急于親賢，而先生笃于信己，是以終無枉尺直尋之意。
”這是對許衡一生事業、為人的較全面概括。
他被推崇為朱子之後、在元朝特殊曆史條件下承續道統的第一功臣。
元人虞集說：“使國人（蒙古人&mdash&mdash引者）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于斯世者，文正（許衡&mdash&mdash引者）之功德大矣。
”①是恰當的評價。
後來元仁宗恢複科舉，規定蒙古、色目、漢人、南人經術考試均從《四書》出題，并專用朱子章句集注，使程朱理學成為元朝的官方學術，主要是許衡極力闡揚的結果。
大德元年（1297），贈司徒，谥文正。
至大二年（1309），加贈太傅，追封魏國公。
皇慶二年（1313），诏與宋九儒從祀宣聖廟廷。
其著述存者有《讀易私言》、《小學大義》、《大學要略》、《大學直解》、《中庸直解》及其他詩文和門人所編《語錄》等，均收在《魯齋遺書》中。
子四人：師可，曆官河南按察副使，衛輝、襄陽、懷孟路總管；師遜，未仕；師孚，早卒；師敬，由禦史曆官吏部尚書、中書參政、國子祭酒、中書左丞、翰林承旨、禦史中丞，奉旨編帝訓，泰定二年（1325）書成，诏譯為蒙文，更名《皇圖大訓》。
①《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許文正公》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