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劉秉忠 趙璧 王文統 張文謙 郝經 姚樞 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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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所命也，一旦事定，汝為吾使宋講和通好，以安百姓。
”第二次是在路經濮州時，忽必烈得到南宋令各路嚴防備邊的諜報後交付部屬商議。
郝經明白表示：“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
彼今未有敗亡之畔，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于内，小民凋弊于外，經見其危，未見其利也。
”因此他勸忽必烈“結盟饬備，以待西師”，“修德簡賢，待時而動”。
郝經的議論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忽必烈的重視，他委派郝經為江淮荊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先行一步到江漢等地“布恩信、納降附”。
行至唐、鄧一帶，郝經得知憲宗一軍在川蜀師久無功、進退維谷，便又一次上書進谏，從治國之道及戰略的高度深刻剖析了此番出師不利的内在原因。
他認為就根本而言，失利在于連年用兵，國力不濟，難以繼續支撐規模浩大的征伐舉動。
而從軍事戰略上講，則是由于主攻方向的選擇錯誤，放棄了蒙古以往出奇制勝善于野戰的特長而一味攻堅所緻。
為“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變”，郝經建議：上策是息師撫民，厚植根本，待内部穩固後再行大舉；如這條難以遽行，退求其次，也應及時調整戰略步署，“假西師以為奇而用吾為正”，實行“三道并進”和“先荊後淮、先淮後江”的作戰方略（《元史·郝經傳》）。
日後元朝的滅宋之戰便大體遵循了這一戰略思想，再次證實了郝經的遠見卓識。
然而，在當時情況下，郝經的奏議上報後未見采用，忽必烈統領的東師一發便不可收。
八月，大軍行抵長江邊。
九月，憲宗在川蜀殒命的死訊正式傳至忽必烈軍中①。
忽必烈卻仍無意北還，又渡江包圍了鄂州（今湖北武昌）。
不料“攻城百餘日而不能下”（《元史·張柔傳》），在此形勢下忽必烈還舉棋不定，再次召集部屬會商以定行止。
郝經因此第四次進言，力主迅速班師撤兵北歸。
在《班師議》中，郝經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忽必烈孤軍深入，“役成遷延”所處的險境及蒙古後方隐伏的重要内亂危機。
為“銷禍于未然”，免蹈前人覆轍，郝經力谏忽必烈“斷然班師，亟定大計”，盡快北上奪取最高權力，以穩定社稷人心。
郝經的忠告很快為阿裡不哥括兵争位的急報所驗證。
至此忽必烈才終于下決心退兵北還，弭平内亂。
使宋被囚，著述不辍1260年，忽必烈在開平登基，建元中統。
為穩定南部邊界以專心對付阿裡不哥的挑戰，忽必烈決定派郝經為國信使，以翰林侍讀學士的身份，佩金虎符赴南宋“告即位且定和議”（《元史·郝經傳》）。
臨行前，忽必烈賜酒并征詢對軍國大事的主張。
郝經就應行急務草成《便宜新政》十六事條奏上聞。
這些條款包括置省部、建監司、行寬政、明賞罰、②《再與宋國丞相書》，《陵川集》卷三八。
①見《元史》卷四《世祖紀》一。
按：郝經《班師議》中稱忽必烈行至汝南時（約在八月）就曾聽到蒙哥死訊。
《成吉思汗的繼承者》頁229載，忽必烈以為是謠傳而未聽信。
故此處據《元史·本紀》所載，九月，宗王穆哥遣使來告為正式通報。
罷冗官、總錢谷等項内容，其中以定都邑和建儲貳兩條最為重要。
前者建議将政治中心從漠北草原南遷至形勝之地的燕京，以控制全國的局勢；後者則建議仿照漢制預立儲君，以杜絕蒙古舊制在确立皇位繼承人問題上一再發生的危機。
由于郝經的建策大都事關緊要，切合實際，所以此後幾年裡得以次第施行，對推動忽必烈政權向傳統中原封建皇朝的轉化起了積極作用。
當然，忽必烈“附會漢法”是出于曆史的必然和衆多漢臣共同影響的結果，但郝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無疑是不可忽視的。
中統元年（1260）四月，郝經赍緻南宋的國書出使，這是他一生中擔當的最重要任務，然而在當時形勢下絕不是一樁輕松的使命。
據載，派郝經使宋雖“出自聖意（指忽必烈）”，但也是“時相王文統忌公（即郝經）重望”，将其“排置異國”的一個陰謀。
而郝經本人當時也有病在身，所以有人勸他“稱疾勿行”。
然而郝經面對重任朗朗答道：“自南北構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略，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
”“吾讀書學道三十餘年竟無大有益于世，今天下困弊已極”，“雖以微軀蹈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于鋒镝之下，吾學為有用矣。
”①正是出于這種信念，郝經“振衣束發，慨然啟行”。
國使赴宋議和的消息傳出，“仗節即路之日，百姓無不遮馬快睹”，熱切表達了他們厭戰思和的強烈願望。
目睹此景，更堅定了郝經輸平退師，“墜仇崇好”的決心②。
郝經一行原打算自漣州經楚州（今江蘇淮安）入宋。
行至濟南時，主管山東淮南行省的李璮告訴郝經，他先期派往南宋通報的兩個人已為宋楚州安撫所殺。
郝經他們若繼續循原路向前，恐怕會遭遇不測。
郝經聞言毫無懼色，但決定改道宿州五河（今安徽五河縣）繼續前行。
六月，郝經行抵宿州，遣副使移文于南宋，要求對方接納并安排入境日期。
七月，到達淮河北岸的五河口，南宋才派去朱寶臣、秦之才來接洽。
又拖了一個月，才允許郝經等人在潘拱伯陪伴下入境，登船南下。
船至昭信（今江蘇盱眙），潘拱伯傳達宋兩淮制置使李庭芝的命令，要求郝經出示國書，被郝經嚴辭拒絕。
九月，到達真州（今江蘇儀真），郝經及其下屬被帶到忠勇營住下，就不再允許他們前進一步了。
忠勇營的布置宛如囚所，“驿吏棘垣鑰戶，日夜守邏”，郝經從此失去了行動自由，雖經一再交涉，均不得要領。
十月，宋置制使李庭芝緻書郝經，内稱：“信使美意而來，松壽（指李璮）乃懷奸以逞。
”“幸我先備，得以勝之，以此知，和殆類款我”①。
郝經這才知道李璮挑起邊釁，制造事端，給他的使命帶來極大麻煩。
于是，他連忙作答，申明他來通好議和是出自“主上聖意”，與邊将違诏啟釁無涉。
然而，這種辯解很難打消宋人的懷疑。
郝經又連連緻書南宋皇帝、丞相和三省樞密院，極陳和戰利害，希望南宋方面能認清形勢，抓住良機，與北方達成和議。
書上，如石沉大海，杳無音信。
郝經不明其中底細，但也知道和議無望，①閻複：《郝公墓志銘》，《靜軒集》卷五。
②郝經：《再與宋國丞相書》。
①《李庭芝回（郝經）書》，《陵川集》卷三二。
便多次要求南宋放他們歸國，卻同樣得不到任何答複。
事實上，郝經之所以被阻于真州，淹留不進，除李璮挑起事端引起的誤解外，更重要的是南宋當朝丞相賈似道為對上隐瞞上年他在鄂州向蒙古乞和，私訂城下之盟，卻僞報大捷的事實，才有意将北方來使扣押在中途，不令進退。
郝經館留真州期間，經曆了嚴峻的考驗。
在漫長的囚禁歲月裡，其手下部屬有經不住長期囚禁的折磨，“殆無生意”，“鬥毆相殺死者”。
宋方也幾次派人遊說，甚至僞報蒙古内亂的“異聞”，以圖動搖瓦解郝經的意志。
但郝經卻頂住了壓力，始終不為所動。
他對下屬說：“一入宋境，生死進退，聽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終不能。
”所以當朱方一再勸降時，郝經“與介佐束裝露次庭者月餘”，堅請歸國①。
宋方不得已隻好放棄了勸降的意圖。
在嚴密的監管下，郝經不甘寂寞，除上書數十萬言與宋方交涉外，還堅持筆耕不辍，羁押真州十餘年間共撰有《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玉衡貞觀》、《通鑒書法》等著作不下數百卷。
至元十一年（1274）六月，世祖以南宋扣押國使郝經為由，正式诏告天下，發兵滅宋。
與此同時，遣使赴宋“問執行人之罪”（《元史·世祖紀五》）。
至元十二年二月，元軍進占建康（今南京）。
宋相賈似道震恐，連忙派人禮送郝經歸元。
至此，郝經已彼扣留了十五年之久，人也變得“龍鐘皓首”，年老體衰。
在北上赴京途中，郝經不幸染病，忽必烈聞訊特派近侍、太醫迎候照拂，及到大都，忽必烈又厚予賞赉，慰勞有加。
但郝經終于一病不起，于當年七月病故，終年五十三歲。
①《郝公行狀》，《陵川集》卷首。
第六節 姚樞 早年經曆與傳播理學 姚樞（1201&mdash1278），字公茂，号雪齋，敬齋。
先人自後唐使遼，遂居其地，因以營州柳城（今遼甯朝陽）為籍。
姚樞的祖父和父親都是金朝的中下級官吏。
1201年，他生于汾（今山西汾陽）①。
金末，因父親姚淵調任許州（今河南許昌）錄事判官，乃徙家于許。
姚樞自幼讀書刻苦，自期甚高，當時閑居許州的名士宋九嘉對他也倍加賞識，稱贊他有“佐王之略”。
1232年，蒙古軍攻破許州，姚樞出逃，至燕京（今北京）投靠楊惟中，被薦北觐太宗窩闊台。
這時漠北無漢人士大夫，太宗喜其來，甚重之。
姚樞因此留居嶺北多年。
這段經曆，對他熟悉和了解蒙古風俗習慣和文化無疑是十分重要的。
1235年，皇太子闊出統兵攻宋，姚樞受诏從楊惟中随軍出征，到漢地求訪儒、道、釋、醫、蔔、酒工、樂人等類人才。
蒙古軍破棗陽（今湖北棗陽），主将欲坑姚樞搜羅的各色專門人才。
在他的全力保護下，得脫逃入竹林間，盡免于死。
闊出所部攻陷德安（今湖北安陸）時，姚樞從俘虜中訪得江漢間的名儒趙複。
二人相見于軍中。
姚樞“戎服而髯”，趙複初疑為西域人，經過交談，他對姚樞的才識十分贊賞，乃出所為文數十篇相贈。
趙複以九族殚殘，不複欲生，但被姚樞強留于軍帳中。
當夜，姚樞醒來，發現趙複床上惟存寝衣，連忙起身出追，“鞍馬号于積屍間，求至水裔”②，見趙複脫履被發，仰天而号，欲投溺而死。
姚樞以“汝存，子孫或可傳諸百世”為辭，苦勸趙複北上授徒。
不久姚樞親自護送趙複北至燕京。
并協助楊惟中創立太極書院，以趙複為師儒，教授程朱理學，從學者達百人之多。
理學在北方由是傳布日廣，從此，姚樞本人也得以研讀趙複所贈“程朱二子性理之書”，并很快成為在北方闡揚理學的一個重要人物。
1241年，姚樞被窩闊台任為“燕京行台郎中”。
這時花剌子模商人牙老瓦赤擔任總領漢地政務中州斷事官，漢人把這個官職稱為燕京行台，姚樞事實上就是中州斷事官的幕僚機構成員。
由于牙老瓦赤性喜貨賄，漢地世侯們惟恐獲罪于他，“競以掊克入媚”。
牙老瓦赤常從接受的賄賂中分出一份送給姚樞。
姚樞潔身無門，隻好棄官而去，攜家小遷至輝州蘇門（今河南輝縣北）隐居。
在蘇門，他出資墾荒田數百畝，修二水輪，又誅茅為堂。
置私廟，奉祠四世堂龛，别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敦頤等像，潛心讀書，“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汲汲以化民成俗為心”。
由于北方長期戰亂，儒家經典、尤其是理學書籍相當缺少，姚樞不但親自從事小學、四書的刊行，而且還動員别人刊刻圖書，散發到四方。
這個階段，他與隐居在蘇門附近的窦默、許衡等人過①據姚燧《三賢堂記》，姚樞生于辛酉年，即1201年，死于至元十五年，即1278年。
見《牧庵集》卷七。
按《元史·姚樞傳》謂樞卒于至元十七年（1280）。
其所據當即姚燧《姚樞神道碑》。
按碑文雲：“明年（至元十四年），上以自九月不雨至于三月，問可以惠利斯民者。
..初，公方奏事，得疾，忽跽不能言，帝急命從臣扶出登車至家，未更百日而愈。
後三年，疾再至，昏然三日，薨，壽七十八。
”元史作者将這段文字理解為十四年病，三年後複發緻死，由此推斷姚樞死于至元十七年，此誤。
②《姚樞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從甚密，經常聚集在一起，朝暮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元史·許衡傳》）。
正是經過姚樞的介紹，許衡這時最早接觸二程、朱子著述。
回到魏地（今河南魏縣之南）後，許衡曾感慨地對自己學生說：“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盡棄前習，以從事于小學、四書，為進德基”①。
窦默後來回到肥鄉（今河南肥鄉）教書授徒，也逐漸知名。
蘇門也因此成為當時北方理學傳播的中心之一。
名士王磐受窩闊台汗征召，就曾将自己的全部學主轉至姚樞處從學。
在世祖藩邸中姚樞的政治經曆及其學識與名聲，不可能不引起“思大有為于天下”的忽必烈的注意。
當時在忽必烈周圍業已逐漸聚集起劉秉忠、張文謙、李德輝等一大批名流儒士。
1250年，姚樞也被召至漠北，俾居衛從，而不直宿。
忽必烈時召與語。
姚樞曾為書數千言，殚精竭慮地勸說忽必烈采用漢法治理漢地，“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畏天、愛民、好善、遠佞”。
又列時政要務三十條，包括立省部、辟才行、舉逸遺、慎栓選、汰職員、班俸祿等。
這個時期，姚樞日漸受到忽必烈的信任，成為潛邸幕府中的重要謀士之一。
1251年6月，忽必烈之兄蒙哥，登上大蒙古國汗位。
為了把天下控制在拖雷家族手裡，蒙哥将漠南漢地軍國庶事全權委托給忽必烈掌管。
忽必烈為此大宴群下。
衆人都忘乎所以，姚樞罷酒，将出，忽必烈遣人止樞，問他：“傾者諸臣皆賀，汝獨默然，何耶？”姚樞回答：“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财富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天子何為？異時廷臣間之，必悔而見奪，不若惟持兵權，供億之需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
”（《元史·姚樞傳》）忽必烈聽後恍然大悟，于是按照姚樞的建議把漢地政務交還蒙哥。
從後來的事态發展來看，這種韬晦之計是十分必要的。
1252年，姚樞向節度漠南軍事的忽必烈建議，在蒙宋交界地段屯墾戍邊。
他總結了自1235年闊出征宋以來蒙古軍隊的失誤之處，指出在曆年征戰中，“軍将惟利剽殺、子女玉帛悉歸其家”，所掠人民盡沒為私奴，不僅造成南民誓死抵抗的形勢，而且所下之地“城無居民，野皆棒莽”，軍事戰果根本無法鞏固。
因此姚樞建議，變秋去春來、專事擄掠的軍事行動為分屯要地，以守為主，亦戰亦耕的長期戰備，等到積谷高廪，邊備既實，就可以大舉攻宋。
此後不久，忽必烈征得蒙哥同意，“試治”河南、陝西，姚樞的這一策略遂得以施行。
當時立經略司于汴，以忙哥、史天澤、楊惟中、趙璧為使，屯戍軍隊，耕戰結合，屯田唐、鄧等州，在西自襄鄧、東至陳亳、清口、桃源一線布置重兵，并構置工事，與南宋邊境上的重鎮襄陽成犄角之勢，宋兵至則禦之，敵去則耕。
又置都運司于衛，轉粟于河，不一二年而河南大治。
這一地區日後成為蒙古軍進攻襄樊的根據地。
為了實施攻取大理、包抄南宋的戰略計劃，1252年7月，忽必烈統兵攻大理，姚樞從行。
大軍行至曲先腦兒時，忽必烈擺設夜宴。
姚樞即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
翌日，出發行軍時，忽必烈在馬上大①《姚樞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聲對姚樞說：“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為之，吾能為之！” 1253年，蒙古軍駐夏六盤山。
姚樞受命以王府尚書身份宣撫京兆，與楊惟中、孛蘭等人共治關中，史稱“旬月之間，民大和浃，道不拾遺”。
入秋以後，姚樞複随忽必烈由隴西南進，穿過吐蕃東部，攻至大理城下。
他先遣三使入大理诏谕。
大理守将盡殺蒙古使節。
但是忽必烈攻入大理城後，依然饬令姚樞“盡裂帛為幟，書止殺之令，分号街陌”，由是“其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直者”。
姚樞等人舉曹彬事迹為止殺之谏，似乎對忽必烈造成了十分深刻之印象。
1254年春，忽必烈北歸，駐軍六盤山。
這時姚樞有病，于是忽必烈又用他為勸農使，協助關西道宣撫使廉希憲治理關中地區。
姚樞不顧疾病纏身，“身至八州諸縣，谕上重農之旨，凡今關中桑成列者皆所訓植”。
自金末喪亂以來，關中為戰亂所殘破，“城郭蕭條，不見人迹”①。
經過幾年的治理，政治、經濟狀況有所好轉，儒學教育也得以逐漸恢複。
蒙哥即位以來，忽必烈在漢地勢力和聲望大大提高。
1256年，蒙古貴族中有人在蒙哥面前進讒言，稱“王府得中土心”，王府人員“擅權為奸利事”②，告發忽必烈。
本于對忽必烈的猜忌之心，1256年，蒙哥派出他的親信、大必阇赤阿蘭答兒到關中“鈎考”錢谷。
阿蘭答兒倚仗大汗聲威，揚言除史天澤、劉黑馬以外，對漢地其他世侯和忽必烈委任的關中及河南官員們都有擅殺之權。
忽必烈與蒙哥的矛盾呈現惡化的趨勢。
在關鍵時刻，姚樞向忽必烈進言：“帝君也，兄也；大王為皇弟，臣也。
事難與較，遠将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為久居謀，疑将自釋。
”當時忽必烈猶豫不決。
第二天，姚樞又一再敦勸忽必烈返回漠北，以屈求伸。
忽必烈思之再三，終于斷然回答：“從汝、從汝。
”冬十一月，他先後兩次遣使見蒙哥，表白自己歸牧于嶺北的心迹。
得到蒙哥的诏許後，忽必烈即馳歸和林。
兄弟相見，忽必烈“立酒尊前，帝酌之；拜退，複坐。
及再至，又酌之。
三至，帝泫然，上（忽必烈）亦泣下，竟不令有白而止”。
蒙哥于是敕罷鈎考。
鈎考雖然停止了，忽必烈仍然被解除兵權，留居嶺北。
然而一年之後（1258），由于進攻南宋的蒙古東路軍的連連失利，蒙哥不得不再次委任忽必烈率軍南下。
忽必烈仍以姚樞從行。
南宋“賈似道聞公咨謀軍中，比為王猛”。
1259年，蒙哥死于四川征宋前線，忽必烈當時已逼近鄂州，因為擔心留鎮漠北的幼弟阿裡不哥欲謀稱汗，便匆忙在鄂州城下與宋訂立和約，随即北歸。
1260年春，忽必烈在開平（會内蒙古正藍旗東）舉行忽裡台大會，即位稱帝，建元中統。
蒙古帝國的統治重心從此由漠北轉移到漠南漢地。
與元初權臣的矛盾忽必烈稱汗不久，阿裡不哥也在和林宣布即位，兄弟之間的争位戰争便不可避免地爆發了。
以漠南漢地為基礎與阿裡不哥抗衡的忽必烈，失卻了黃金家族多年以來積聚在漠北汗庭的大筆财富作為憑依，亟須通過增括中原财賦來支持新政權。
在史天澤、張易等人推薦下，元廷起用王文統為中書省平①《故宣差京兆府路田公墓志銘》，《寓庵集》卷六。
②《平章廉文正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章政事，由他主持更張庶務，全面負責漢地的錢谷大計和行政事宜。
王文統原來是益都世侯李璮的幕僚和嶽丈。
他曾在前朝以經義登第，但同時又精權術，擅機變，不肯拘泥于儒家的綱常名節，所以被窦默等人斥為“學術不正”。
在理财治國的問題上，他一反當時文章派和理學派儒臣們一緻倡言的舒緩民力、“藏富于民”之類主張，而把政策側重點置于管理财賦，增加國家收入方面，這一點恰好深中忽必烈的心意。
因此，中統年間，備受忽必烈寵信的朝廷重臣偏偏是善于理财，“敷對明敏”的王文統，而不是精于義理、言必稱節用愛民的迂儒。
姚樞等人與王文統之間的門戶之見，似乎在中統之前雙方就已有所沖突。
中統元年（1260），忽必烈以潛邸舊臣為十路宣撫使，分行中原漢地，以安定各地政局，姚樞受命為東平宣撫使，乃以“文統新當國，彼将以我奪其位”為由不陛辭，直接之郡。
二年七月（1261），元廷立燕京行中書省，統領中原政務。
十路宣撫使的建制，約在這年撤除。
或許應在此前後，姚樞回到朝廷。
傾心義理之學的儒臣們似乎在世祖面前進行過推翻王文統的活動。
史載
”第二次是在路經濮州時，忽必烈得到南宋令各路嚴防備邊的諜報後交付部屬商議。
郝經明白表示：“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
彼今未有敗亡之畔，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于内，小民凋弊于外，經見其危，未見其利也。
”因此他勸忽必烈“結盟饬備，以待西師”，“修德簡賢，待時而動”。
郝經的議論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忽必烈的重視，他委派郝經為江淮荊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先行一步到江漢等地“布恩信、納降附”。
行至唐、鄧一帶，郝經得知憲宗一軍在川蜀師久無功、進退維谷，便又一次上書進谏，從治國之道及戰略的高度深刻剖析了此番出師不利的内在原因。
他認為就根本而言，失利在于連年用兵，國力不濟，難以繼續支撐規模浩大的征伐舉動。
而從軍事戰略上講，則是由于主攻方向的選擇錯誤，放棄了蒙古以往出奇制勝善于野戰的特長而一味攻堅所緻。
為“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變”，郝經建議：上策是息師撫民，厚植根本，待内部穩固後再行大舉；如這條難以遽行，退求其次，也應及時調整戰略步署，“假西師以為奇而用吾為正”，實行“三道并進”和“先荊後淮、先淮後江”的作戰方略（《元史·郝經傳》）。
日後元朝的滅宋之戰便大體遵循了這一戰略思想，再次證實了郝經的遠見卓識。
然而，在當時情況下，郝經的奏議上報後未見采用，忽必烈統領的東師一發便不可收。
八月，大軍行抵長江邊。
九月，憲宗在川蜀殒命的死訊正式傳至忽必烈軍中①。
忽必烈卻仍無意北還，又渡江包圍了鄂州（今湖北武昌）。
不料“攻城百餘日而不能下”（《元史·張柔傳》），在此形勢下忽必烈還舉棋不定，再次召集部屬會商以定行止。
郝經因此第四次進言，力主迅速班師撤兵北歸。
在《班師議》中，郝經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忽必烈孤軍深入，“役成遷延”所處的險境及蒙古後方隐伏的重要内亂危機。
為“銷禍于未然”，免蹈前人覆轍，郝經力谏忽必烈“斷然班師，亟定大計”，盡快北上奪取最高權力，以穩定社稷人心。
郝經的忠告很快為阿裡不哥括兵争位的急報所驗證。
至此忽必烈才終于下決心退兵北還，弭平内亂。
使宋被囚，著述不辍1260年，忽必烈在開平登基，建元中統。
為穩定南部邊界以專心對付阿裡不哥的挑戰，忽必烈決定派郝經為國信使，以翰林侍讀學士的身份，佩金虎符赴南宋“告即位且定和議”（《元史·郝經傳》）。
臨行前，忽必烈賜酒并征詢對軍國大事的主張。
郝經就應行急務草成《便宜新政》十六事條奏上聞。
這些條款包括置省部、建監司、行寬政、明賞罰、②《再與宋國丞相書》，《陵川集》卷三八。
①見《元史》卷四《世祖紀》一。
按：郝經《班師議》中稱忽必烈行至汝南時（約在八月）就曾聽到蒙哥死訊。
《成吉思汗的繼承者》頁229載，忽必烈以為是謠傳而未聽信。
故此處據《元史·本紀》所載，九月，宗王穆哥遣使來告為正式通報。
罷冗官、總錢谷等項内容，其中以定都邑和建儲貳兩條最為重要。
前者建議将政治中心從漠北草原南遷至形勝之地的燕京，以控制全國的局勢；後者則建議仿照漢制預立儲君，以杜絕蒙古舊制在确立皇位繼承人問題上一再發生的危機。
由于郝經的建策大都事關緊要，切合實際，所以此後幾年裡得以次第施行，對推動忽必烈政權向傳統中原封建皇朝的轉化起了積極作用。
當然，忽必烈“附會漢法”是出于曆史的必然和衆多漢臣共同影響的結果，但郝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無疑是不可忽視的。
中統元年（1260）四月，郝經赍緻南宋的國書出使，這是他一生中擔當的最重要任務，然而在當時形勢下絕不是一樁輕松的使命。
據載，派郝經使宋雖“出自聖意（指忽必烈）”，但也是“時相王文統忌公（即郝經）重望”，将其“排置異國”的一個陰謀。
而郝經本人當時也有病在身，所以有人勸他“稱疾勿行”。
然而郝經面對重任朗朗答道：“自南北構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略，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
”“吾讀書學道三十餘年竟無大有益于世，今天下困弊已極”，“雖以微軀蹈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于鋒镝之下，吾學為有用矣。
”①正是出于這種信念，郝經“振衣束發，慨然啟行”。
國使赴宋議和的消息傳出，“仗節即路之日，百姓無不遮馬快睹”，熱切表達了他們厭戰思和的強烈願望。
目睹此景，更堅定了郝經輸平退師，“墜仇崇好”的決心②。
郝經一行原打算自漣州經楚州（今江蘇淮安）入宋。
行至濟南時，主管山東淮南行省的李璮告訴郝經，他先期派往南宋通報的兩個人已為宋楚州安撫所殺。
郝經他們若繼續循原路向前，恐怕會遭遇不測。
郝經聞言毫無懼色，但決定改道宿州五河（今安徽五河縣）繼續前行。
六月，郝經行抵宿州，遣副使移文于南宋，要求對方接納并安排入境日期。
七月，到達淮河北岸的五河口，南宋才派去朱寶臣、秦之才來接洽。
又拖了一個月，才允許郝經等人在潘拱伯陪伴下入境，登船南下。
船至昭信（今江蘇盱眙），潘拱伯傳達宋兩淮制置使李庭芝的命令，要求郝經出示國書，被郝經嚴辭拒絕。
九月，到達真州（今江蘇儀真），郝經及其下屬被帶到忠勇營住下，就不再允許他們前進一步了。
忠勇營的布置宛如囚所，“驿吏棘垣鑰戶，日夜守邏”，郝經從此失去了行動自由，雖經一再交涉，均不得要領。
十月，宋置制使李庭芝緻書郝經，内稱：“信使美意而來，松壽（指李璮）乃懷奸以逞。
”“幸我先備，得以勝之，以此知，和殆類款我”①。
郝經這才知道李璮挑起邊釁，制造事端，給他的使命帶來極大麻煩。
于是，他連忙作答，申明他來通好議和是出自“主上聖意”，與邊将違诏啟釁無涉。
然而，這種辯解很難打消宋人的懷疑。
郝經又連連緻書南宋皇帝、丞相和三省樞密院，極陳和戰利害，希望南宋方面能認清形勢，抓住良機，與北方達成和議。
書上，如石沉大海，杳無音信。
郝經不明其中底細，但也知道和議無望，①閻複：《郝公墓志銘》，《靜軒集》卷五。
②郝經：《再與宋國丞相書》。
①《李庭芝回（郝經）書》，《陵川集》卷三二。
便多次要求南宋放他們歸國，卻同樣得不到任何答複。
事實上，郝經之所以被阻于真州，淹留不進，除李璮挑起事端引起的誤解外，更重要的是南宋當朝丞相賈似道為對上隐瞞上年他在鄂州向蒙古乞和，私訂城下之盟，卻僞報大捷的事實，才有意将北方來使扣押在中途，不令進退。
郝經館留真州期間，經曆了嚴峻的考驗。
在漫長的囚禁歲月裡，其手下部屬有經不住長期囚禁的折磨，“殆無生意”，“鬥毆相殺死者”。
宋方也幾次派人遊說，甚至僞報蒙古内亂的“異聞”，以圖動搖瓦解郝經的意志。
但郝經卻頂住了壓力，始終不為所動。
他對下屬說：“一入宋境，生死進退，聽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終不能。
”所以當朱方一再勸降時，郝經“與介佐束裝露次庭者月餘”，堅請歸國①。
宋方不得已隻好放棄了勸降的意圖。
在嚴密的監管下，郝經不甘寂寞，除上書數十萬言與宋方交涉外，還堅持筆耕不辍，羁押真州十餘年間共撰有《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玉衡貞觀》、《通鑒書法》等著作不下數百卷。
至元十一年（1274）六月，世祖以南宋扣押國使郝經為由，正式诏告天下，發兵滅宋。
與此同時，遣使赴宋“問執行人之罪”（《元史·世祖紀五》）。
至元十二年二月，元軍進占建康（今南京）。
宋相賈似道震恐，連忙派人禮送郝經歸元。
至此，郝經已彼扣留了十五年之久，人也變得“龍鐘皓首”，年老體衰。
在北上赴京途中，郝經不幸染病，忽必烈聞訊特派近侍、太醫迎候照拂，及到大都，忽必烈又厚予賞赉，慰勞有加。
但郝經終于一病不起，于當年七月病故，終年五十三歲。
①《郝公行狀》，《陵川集》卷首。
第六節 姚樞 早年經曆與傳播理學 姚樞（1201&mdash1278），字公茂，号雪齋，敬齋。
先人自後唐使遼，遂居其地，因以營州柳城（今遼甯朝陽）為籍。
姚樞的祖父和父親都是金朝的中下級官吏。
1201年，他生于汾（今山西汾陽）①。
金末，因父親姚淵調任許州（今河南許昌）錄事判官，乃徙家于許。
姚樞自幼讀書刻苦，自期甚高，當時閑居許州的名士宋九嘉對他也倍加賞識，稱贊他有“佐王之略”。
1232年，蒙古軍攻破許州，姚樞出逃，至燕京（今北京）投靠楊惟中，被薦北觐太宗窩闊台。
這時漠北無漢人士大夫，太宗喜其來，甚重之。
姚樞因此留居嶺北多年。
這段經曆，對他熟悉和了解蒙古風俗習慣和文化無疑是十分重要的。
1235年，皇太子闊出統兵攻宋，姚樞受诏從楊惟中随軍出征，到漢地求訪儒、道、釋、醫、蔔、酒工、樂人等類人才。
蒙古軍破棗陽（今湖北棗陽），主将欲坑姚樞搜羅的各色專門人才。
在他的全力保護下，得脫逃入竹林間，盡免于死。
闊出所部攻陷德安（今湖北安陸）時，姚樞從俘虜中訪得江漢間的名儒趙複。
二人相見于軍中。
姚樞“戎服而髯”，趙複初疑為西域人，經過交談，他對姚樞的才識十分贊賞，乃出所為文數十篇相贈。
趙複以九族殚殘，不複欲生，但被姚樞強留于軍帳中。
當夜，姚樞醒來，發現趙複床上惟存寝衣，連忙起身出追，“鞍馬号于積屍間，求至水裔”②，見趙複脫履被發，仰天而号，欲投溺而死。
姚樞以“汝存，子孫或可傳諸百世”為辭，苦勸趙複北上授徒。
不久姚樞親自護送趙複北至燕京。
并協助楊惟中創立太極書院，以趙複為師儒，教授程朱理學，從學者達百人之多。
理學在北方由是傳布日廣，從此，姚樞本人也得以研讀趙複所贈“程朱二子性理之書”，并很快成為在北方闡揚理學的一個重要人物。
1241年，姚樞被窩闊台任為“燕京行台郎中”。
這時花剌子模商人牙老瓦赤擔任總領漢地政務中州斷事官，漢人把這個官職稱為燕京行台，姚樞事實上就是中州斷事官的幕僚機構成員。
由于牙老瓦赤性喜貨賄，漢地世侯們惟恐獲罪于他，“競以掊克入媚”。
牙老瓦赤常從接受的賄賂中分出一份送給姚樞。
姚樞潔身無門，隻好棄官而去，攜家小遷至輝州蘇門（今河南輝縣北）隐居。
在蘇門，他出資墾荒田數百畝，修二水輪，又誅茅為堂。
置私廟，奉祠四世堂龛，别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敦頤等像，潛心讀書，“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汲汲以化民成俗為心”。
由于北方長期戰亂，儒家經典、尤其是理學書籍相當缺少，姚樞不但親自從事小學、四書的刊行，而且還動員别人刊刻圖書，散發到四方。
這個階段，他與隐居在蘇門附近的窦默、許衡等人過①據姚燧《三賢堂記》，姚樞生于辛酉年，即1201年，死于至元十五年，即1278年。
見《牧庵集》卷七。
按《元史·姚樞傳》謂樞卒于至元十七年（1280）。
其所據當即姚燧《姚樞神道碑》。
按碑文雲：“明年（至元十四年），上以自九月不雨至于三月，問可以惠利斯民者。
..初，公方奏事，得疾，忽跽不能言，帝急命從臣扶出登車至家，未更百日而愈。
後三年，疾再至，昏然三日，薨，壽七十八。
”元史作者将這段文字理解為十四年病，三年後複發緻死，由此推斷姚樞死于至元十七年，此誤。
②《姚樞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從甚密，經常聚集在一起，朝暮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元史·許衡傳》）。
正是經過姚樞的介紹，許衡這時最早接觸二程、朱子著述。
回到魏地（今河南魏縣之南）後，許衡曾感慨地對自己學生說：“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盡棄前習，以從事于小學、四書，為進德基”①。
窦默後來回到肥鄉（今河南肥鄉）教書授徒，也逐漸知名。
蘇門也因此成為當時北方理學傳播的中心之一。
名士王磐受窩闊台汗征召，就曾将自己的全部學主轉至姚樞處從學。
在世祖藩邸中姚樞的政治經曆及其學識與名聲，不可能不引起“思大有為于天下”的忽必烈的注意。
當時在忽必烈周圍業已逐漸聚集起劉秉忠、張文謙、李德輝等一大批名流儒士。
1250年，姚樞也被召至漠北，俾居衛從，而不直宿。
忽必烈時召與語。
姚樞曾為書數千言，殚精竭慮地勸說忽必烈采用漢法治理漢地，“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畏天、愛民、好善、遠佞”。
又列時政要務三十條，包括立省部、辟才行、舉逸遺、慎栓選、汰職員、班俸祿等。
這個時期，姚樞日漸受到忽必烈的信任，成為潛邸幕府中的重要謀士之一。
1251年6月，忽必烈之兄蒙哥，登上大蒙古國汗位。
為了把天下控制在拖雷家族手裡，蒙哥将漠南漢地軍國庶事全權委托給忽必烈掌管。
忽必烈為此大宴群下。
衆人都忘乎所以，姚樞罷酒，将出，忽必烈遣人止樞，問他：“傾者諸臣皆賀，汝獨默然，何耶？”姚樞回答：“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财富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天子何為？異時廷臣間之，必悔而見奪，不若惟持兵權，供億之需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
”（《元史·姚樞傳》）忽必烈聽後恍然大悟，于是按照姚樞的建議把漢地政務交還蒙哥。
從後來的事态發展來看，這種韬晦之計是十分必要的。
1252年，姚樞向節度漠南軍事的忽必烈建議，在蒙宋交界地段屯墾戍邊。
他總結了自1235年闊出征宋以來蒙古軍隊的失誤之處，指出在曆年征戰中，“軍将惟利剽殺、子女玉帛悉歸其家”，所掠人民盡沒為私奴，不僅造成南民誓死抵抗的形勢，而且所下之地“城無居民，野皆棒莽”，軍事戰果根本無法鞏固。
因此姚樞建議，變秋去春來、專事擄掠的軍事行動為分屯要地，以守為主，亦戰亦耕的長期戰備，等到積谷高廪，邊備既實，就可以大舉攻宋。
此後不久，忽必烈征得蒙哥同意，“試治”河南、陝西，姚樞的這一策略遂得以施行。
當時立經略司于汴，以忙哥、史天澤、楊惟中、趙璧為使，屯戍軍隊，耕戰結合，屯田唐、鄧等州，在西自襄鄧、東至陳亳、清口、桃源一線布置重兵，并構置工事，與南宋邊境上的重鎮襄陽成犄角之勢，宋兵至則禦之，敵去則耕。
又置都運司于衛，轉粟于河，不一二年而河南大治。
這一地區日後成為蒙古軍進攻襄樊的根據地。
為了實施攻取大理、包抄南宋的戰略計劃，1252年7月，忽必烈統兵攻大理，姚樞從行。
大軍行至曲先腦兒時，忽必烈擺設夜宴。
姚樞即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
翌日，出發行軍時，忽必烈在馬上大①《姚樞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聲對姚樞說：“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為之，吾能為之！” 1253年，蒙古軍駐夏六盤山。
姚樞受命以王府尚書身份宣撫京兆，與楊惟中、孛蘭等人共治關中，史稱“旬月之間，民大和浃，道不拾遺”。
入秋以後，姚樞複随忽必烈由隴西南進，穿過吐蕃東部，攻至大理城下。
他先遣三使入大理诏谕。
大理守将盡殺蒙古使節。
但是忽必烈攻入大理城後，依然饬令姚樞“盡裂帛為幟，書止殺之令，分号街陌”，由是“其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直者”。
姚樞等人舉曹彬事迹為止殺之谏，似乎對忽必烈造成了十分深刻之印象。
1254年春，忽必烈北歸，駐軍六盤山。
這時姚樞有病，于是忽必烈又用他為勸農使，協助關西道宣撫使廉希憲治理關中地區。
姚樞不顧疾病纏身，“身至八州諸縣，谕上重農之旨，凡今關中桑成列者皆所訓植”。
自金末喪亂以來，關中為戰亂所殘破，“城郭蕭條，不見人迹”①。
經過幾年的治理，政治、經濟狀況有所好轉，儒學教育也得以逐漸恢複。
蒙哥即位以來，忽必烈在漢地勢力和聲望大大提高。
1256年，蒙古貴族中有人在蒙哥面前進讒言，稱“王府得中土心”，王府人員“擅權為奸利事”②，告發忽必烈。
本于對忽必烈的猜忌之心，1256年，蒙哥派出他的親信、大必阇赤阿蘭答兒到關中“鈎考”錢谷。
阿蘭答兒倚仗大汗聲威，揚言除史天澤、劉黑馬以外，對漢地其他世侯和忽必烈委任的關中及河南官員們都有擅殺之權。
忽必烈與蒙哥的矛盾呈現惡化的趨勢。
在關鍵時刻，姚樞向忽必烈進言：“帝君也，兄也；大王為皇弟，臣也。
事難與較，遠将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為久居謀，疑将自釋。
”當時忽必烈猶豫不決。
第二天，姚樞又一再敦勸忽必烈返回漠北，以屈求伸。
忽必烈思之再三，終于斷然回答：“從汝、從汝。
”冬十一月，他先後兩次遣使見蒙哥，表白自己歸牧于嶺北的心迹。
得到蒙哥的诏許後，忽必烈即馳歸和林。
兄弟相見，忽必烈“立酒尊前，帝酌之；拜退，複坐。
及再至，又酌之。
三至，帝泫然，上（忽必烈）亦泣下，竟不令有白而止”。
蒙哥于是敕罷鈎考。
鈎考雖然停止了，忽必烈仍然被解除兵權，留居嶺北。
然而一年之後（1258），由于進攻南宋的蒙古東路軍的連連失利，蒙哥不得不再次委任忽必烈率軍南下。
忽必烈仍以姚樞從行。
南宋“賈似道聞公咨謀軍中，比為王猛”。
1259年，蒙哥死于四川征宋前線，忽必烈當時已逼近鄂州，因為擔心留鎮漠北的幼弟阿裡不哥欲謀稱汗，便匆忙在鄂州城下與宋訂立和約，随即北歸。
1260年春，忽必烈在開平（會内蒙古正藍旗東）舉行忽裡台大會，即位稱帝，建元中統。
蒙古帝國的統治重心從此由漠北轉移到漠南漢地。
與元初權臣的矛盾忽必烈稱汗不久，阿裡不哥也在和林宣布即位，兄弟之間的争位戰争便不可避免地爆發了。
以漠南漢地為基礎與阿裡不哥抗衡的忽必烈，失卻了黃金家族多年以來積聚在漠北汗庭的大筆财富作為憑依，亟須通過增括中原财賦來支持新政權。
在史天澤、張易等人推薦下，元廷起用王文統為中書省平①《故宣差京兆府路田公墓志銘》，《寓庵集》卷六。
②《平章廉文正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章政事，由他主持更張庶務，全面負責漢地的錢谷大計和行政事宜。
王文統原來是益都世侯李璮的幕僚和嶽丈。
他曾在前朝以經義登第，但同時又精權術，擅機變，不肯拘泥于儒家的綱常名節，所以被窦默等人斥為“學術不正”。
在理财治國的問題上，他一反當時文章派和理學派儒臣們一緻倡言的舒緩民力、“藏富于民”之類主張，而把政策側重點置于管理财賦，增加國家收入方面，這一點恰好深中忽必烈的心意。
因此，中統年間，備受忽必烈寵信的朝廷重臣偏偏是善于理财，“敷對明敏”的王文統，而不是精于義理、言必稱節用愛民的迂儒。
姚樞等人與王文統之間的門戶之見，似乎在中統之前雙方就已有所沖突。
中統元年（1260），忽必烈以潛邸舊臣為十路宣撫使，分行中原漢地，以安定各地政局，姚樞受命為東平宣撫使，乃以“文統新當國，彼将以我奪其位”為由不陛辭，直接之郡。
二年七月（1261），元廷立燕京行中書省，統領中原政務。
十路宣撫使的建制，約在這年撤除。
或許應在此前後，姚樞回到朝廷。
傾心義理之學的儒臣們似乎在世祖面前進行過推翻王文統的活動。
史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