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失吉忽秃忽 忙哥撒兒 耶律楚材 鎮海 牙老瓦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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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撒兒傳》。

    《元朝秘史》載赤老溫恺赤獻兩子統格、合失予成吉思汗為家奴,無搠阿名。

    統格于建國後封為千戶(即秃格)。

     ①此據本傳。

    《元史·憲宗紀》載駁八剌者為拖雷庶子木哥,言亦微異。

    由于太宗窩闊台後裔和察合台後裔一部分諸王仍堅持汗位應屬太宗一系,拒絕赴會,登基大典拖延了兩年。

    1251年夏,多數宗親齊集怯綠連河大斡耳朵,遂不再等待,奉蒙哥登基,是為憲宗。

    忙哥撒兒被任命為百官之長&mdash&mdash最高斷事官(漢文記載稱之為丞相)。

    失烈門和定宗之子腦忽、哈剌察兒(太宗第四子)之子脫脫、察合台之孫也孫脫等在密議之後,也率領部屬緩緩向大斡耳朵行進。

    憲宗有鷹夫克薛傑者途遇失烈門和腦忽的隊伍,偶然發現其僞裝運載酒食的所有車輛中都暗藏着兵器,立即馳還報告。

    于是忙哥撒兒奉命與諸王旭烈兀、木哥等率數千騎前往堵截調查,包圍了到達薩裡川(克魯倫河上遊之西)的失烈門、腦忽營帳,把他們及其官員們押送到大斡耳朵。

    失烈門等聲稱系來朝觐,否認有任何陰謀,憲宗遂命忙哥撒兒主持對其官員們進行審訊。

    經過數天嚴密的調查審問,由于他們的供詞彼此矛盾,被抓住破綻,不得不供認确曾勾結起來圖謀叛亂。

    按照憲宗旨意,他将按隻台等官員共77人處以極刑。

    随後到達的也孫脫、不裡(察合台之孫)以及先後被拘捕的定宗皇後斡兀立海迷失及其大臣合答、鎮海、八剌、畏兀兒亦都護等,都由以忙哥撒兒為首的斷事官們進行審判;包括斡兀立海迷失、也孫脫之妃及諸大臣在内的幾乎所有叛王的追随者都被處死,不裡被送給拔都處決,失烈門等諸王則被流放到南方軍前服役,最後也難免被害的命運。

    還派出斷事官到西域和漢地追查叛王之黨,就地處決。

    據1254年訪問蒙古的法國國王使者盧勃魯克報道,此案被殺的蒙古貴族達300名之多①。

    忙哥撒兒處斷涉及此案之叛王、後妃及諸大臣毫不留情,将反對派幾乎斬盡殺絕,因而憲宗對他“委任益專”,“有當刑者,辄以法刑之,乃入奏,帝無不報可”。

    或有事入奏而憲宗寝卧未起,即直趨宮帳前,扣箭房②,所言事皆獲允準。

    憲宗又以所禦大帳、行榻賜之,可見其受寵信之深。

    憲宗朝初期,蒙古國的政務多取決于他。

     憲宗三年(1235)冬。

    忙哥撒兒飲酒緻病而死③。

    至順四年(1333)追封兖國公。

    他當政期間,刑法苛嚴,誅殺甚多,雖兄弟姻親亦不獲免,因而衆人無不怨恨。

    死後,怨家紛紛指責,咒罵他“爾亦有死耶!”為此憲宗特诏谕其子,曆數其功勳,予以慰勉。

     忙哥撒兒有四子。

    長子脫歡任萬戶,曾從憲宗南征四川。

    無後嗣。

    其餘三子後人皆仕宦,惟幼子帖木兒不花之子伯答沙最貴,武宗朝任宣徽院使,仁宗延祐四年(1317)拜中書右丞相,英宗初(1321)以大宗正府劄魯忽赤出鎮北方,泰定四年(1327)拜太保,天曆元年(1328)因擁戴文宗功升太傅,仍兼宗正大劄魯忽赤,至順三年(1332)死,追封鹹平王。

     ①道森編《出使蒙古記》,漢譯本頁166。

    本段主要據《世界征服者史》。

    ②箭房似指宮帳門衛處。

    據《元朝秘史》所載成吉思汗規定的宮帳宿衛法,夜間不許任何人走近,擅入者宿衛士得格殺勿論;有急事入奏,需先告宿衛士,一同至宮帳後啟奏(第229節)。

    忙哥撒兒在憲宗寝卧時可徑至帳前扣門奏事,足見甚受寵信。

     ③此據《元史》本傳。

    《史集》載憲宗征南宋時,忙哥撒兒從征,并死在那裡(四川)(漢譯本第2卷頁155)。

    不确。

    據姚燧《高昌忠惠王神道碑銘》(《牧庵集》卷十三載:“歲辛亥(1251),憲宗立極,..诏忙哥撒兒為丞相,昌國(孛魯合)位其亞,天下庶務,惟決二人。

    ..明年,..後二年,忙哥撒兒卒。

    ”所載雖較本傳晚一年,但亦在憲宗南征之前。

     第三節 耶律楚材①(附耶律鑄) 身世和早年經曆耶律楚材(1190&mdash1244),字晉卿,遼太祖阿保機長子東丹王突欲的八世孫。

    925年阿保機滅渤海國,改渤海為東丹,冊封突欲為人皇王主持東丹國政。

    阿保機去世後,突欲把帝位讓給弟弟德光,但仍對德光的猜忌感到不安,從東丹投奔後唐皇朝,936年被後唐國主李從珂殺害。

    耶律突欲是契丹皇族中最早接受漢文化的人之一,他治理東丹時一概采用漢法,他本人能用契丹、漢兩種文字撰寫文章。

    突欲的次子婁國後來擔任政事令,留守燕京,在西山的玉泉定居。

    在遼金時代,燕京是北方封建社會的經濟文化中心,有深厚的漢文化的基礎。

    又是北方各族文化融彙交流的地方。

    長期定居在燕京的耶律氏世代受到漢文化的熏陶,形成了讀書知禮的家風。

    楚材的父親耶律履是金朝著名學者,兼精漢、契丹、女真文字,曾譯漢籍為契丹、女真文,又參與編纂遼史,以文章行義見知于金世宗、章宗,官至右丞。

    耶律履精術數,當耶律楚材出生時,他私下對自己的親人說:“吾年六十而得此子,吾家千裡駒也。

    他日必成偉器,且當為異國用。

    ”《左傳》有言,“楚雖有材,晉實用之。

    ”他就用這句話為這個新生兒取了名字。

     楚材三歲時,父親去世,在母親楊氏的養育教誨下長大成人。

    自幼勤奮好學,十三歲時開始學習詩書,十七歲時已經“書無所不讀”,善文章。

    他“博極群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蔔之說”。

    他很自負,自命為“百尺棟梁”,強烈地追求功名,企圖按照儒家學說來治理天下,後奉特旨應試中甲科,任為省掾。

    1213年,他出任同知開州(今河南濮陽)事。

    1214年,蒙古軍在攻掠黃河以北大多數州縣後,圍攻中都,金宣宗屈辱求和,并決定遷都汴梁(今河南開封)。

    宣宗讓丞相完顔承晖留守中都,設立燕京行尚書省。

    耶律楚材被任命為左右司員外郎。

    在燕京守城的日子裡,楚材“絕粒六十日,守職如恒”。

    但是,衰敗的金兵抵擋不住蒙古的攻勢,次年五月,中都終于陷落。

     腐朽的金朝令人絕望,興盛的蒙古又大肆殺戮和掠奪。

    生靈塗炭,時世艱難。

    楚材無奈棄功名而皈依佛教。

     遼金時期佛教盛行,燕京也是一個佛教的中心,禅宗的曹洞宗在這裡很有勢力。

    楚材通過一位聖安澄公和尚的介紹,到報恩寺向當時曹洞宗的宗師行秀(1166&mdash1246)學佛。

    他在這位萬松老人(行秀的号)處參禅三年,懂得了“忘死生外,身世毀譽不能動,哀樂不能入”的道理,萬松印可他為及門世俗弟子,法号湛然居士。

    萬松主張“以佛治心,以儒治國”,對楚材的影響極大,一方面讓楚材領悟了禅機,認識到佛法最為博大精深,最終一切都以佛為旨歸;另一方面也使楚材保存了入世的念頭,而為了入世,必須踐履儒家的學說。

     在楚材的思想中,有一個“大道”的概念。

    他把這“大道”同佛乘聯系①本節主要依據耶律楚材:《西遊錄》,《湛然居士文集》卷十四;《元史》的《太宗紀》、《耶律楚材傳》;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元文類》卷五七;王國維:《耶律文正公年譜》,《海甯王靜安先生遺書》;羅依果:《耶律楚材:佛教理想家和儒學政治家》,萊特·特維切特編《儒家人物記》,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62年版。

     起來了,它是宇宙的本相,人生的真谛,曆史的鏡子,光明的源泉。

    他寫偈語,把這“大道”比作海、鏡、鐘、燭,啟發人們去領悟它。

    他本是信奉儒教的,在把佛乘認作真理之源以後,他仍然重視儒教的價值,認為孔子的說教還是人世間的常道。

    所以他說:“窮理盡性莫尚佛乘,濟世安民無如孔教。

    用我則行宣尼之常道,舍我則樂釋氏之真知,何為不可也。

    ” 扈從太祖西征成吉思汗從開始征金的時候起就十分注意利用金國内部的矛盾,尤其是女真統治者與契丹人之間的矛盾。

    金在亡遼以後,對契丹人采取既箝制又籠絡的政策,但即使對于歸順的契丹貴族也還存有戒心,不能充分信任。

    同時,契丹人對金也始終存有隔閡,甚至有複仇情緒。

    成吉思汗了解這一點,竭力争取金方的契丹人倒向自己一邊。

    金朝以契丹族為主組成的乣軍的倒戈是他征金取勝的重要原因之一,他麾下的契丹軍成了一支重要的武裝力量。

    他還重用了一批契丹族軍政人材,他們成了蒙古國上層統治集團中的要員。

    攻占中都以後,成吉思汗繼續訪求契丹宗室近族。

    他聽到耶律楚材的名聲,就在1218年三月征召這個契丹皇族的後裔扈從西征。

    這時,楚材在遭變參禅後,對人生和功業已有新的考慮。

    他看清蒙古國方興未艾,勢不可擋,便決心依靠它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或者說,決心用自己的思想行動來影響它的發展進程。

     1218年夏天,楚材抵達怯綠連河(今克魯倫河)畔的大斡耳朵。

    楚材身材魁偉,美髯垂胸,聲音宏亮,成吉思汗見後十分欣喜。

    成吉思汗說:“遼與金是世仇,吾與汝已報之矣。

    ”楚材卻說:“臣父祖以來皆嘗北面事之。

    既為臣子,豈敢複懷二心,仇君父耶?”成吉思汗很賞識楚材的話,讓他常在自己身邊,以便随時咨詢。

    後來,成吉思汗甚至不稱呼楚材的名字,而用蒙古語稱作“吾圖撒合裡”(urtusahal),意即“長髯人”。

     1218年年底,楚材扈從成吉思汗西征,基本上随同大本營一起行動。

    他經常擔任的工作有兩件,一是漢文書記,二是星象占蔔。

    此外,他還在塔剌思城管理過河中豪民子弟屯田,但為時不久。

    他對天象的解釋和對人事的預蔔,深得笃信薩滿教的成吉思汗的信任。

    據漢文史料的記載,西征班師也是因為成吉思汗聽了楚材對異象的解釋。

    當成吉思汗進至東印度鐵門關,他的侍衛遇見一頭怪獸,鹿形馬尾,綠色獨角。

    這頭怪獸對侍衛說:“你的君主應當及早回去。

    ”成吉思汗聽到侍衛的報告,感到奇怪,詢問楚材。

    楚材說:“這獸叫角端,是&lsquo惡殺之象&rsquo,是上天派來告示陛下的。

    望陛下聽承天心,寬宥人命,這是陛下&lsquo無疆之福&rsquo。

    ”成吉思汗聽了這個解釋,第二天就下诏班師了。

    不過據波斯史料的記載,成吉思汗班師是由于遇到了大山阻隔、氣候不良和疫病流行。

    同時,楚材實際上執掌天文曆算的事。

    他從東亞來到中亞,發現地上的距離與天象的出現有直接聯系。

    他從而提出“裡差”(即現在所說的“經度”)概念,并根據這個概念來“改作”曆法,編訂了一部《西征庚午元曆》。

    所以他是在中國首先提出和使用“經度”概念的人,幾十年後,蘇天爵在此基礎上又發展出了“地方時”的概念。

     自然,楚材本人并不滿足于充當占蔔術士,因為他的主要願望是企圖使成吉思汗采納自己的一套以儒治國的方案。

    可是,成吉思汗熱衷于無休無止的軍事征服,隻想維持大蒙古原有的社會政治制度,對楚材的治國方案沒有什麼興趣。

    因而,楚材在西征途中甚至找不到“陳書自薦”的由頭,郁郁不得其志。

     在河中,楚材感到悠閑和寂寞。

    他竟然在兵燹後的中亞土地上過着讀書操琴、藝圃耘蔬的生活。

    他時常懷念中原的友人和家人,尤其是他的母親。

    他和萬松頻通音訊,以求精神上的寄托。

    有時與故友相逢,便在殊景異情中暢叙歡飲。

    這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與長春真人的交往。

     與邱處機的交往和《西遊錄》1222年四月,全真教掌教人邱處機奉成吉思汗的召請抵達大汗的行營。

     耶律楚材和邱處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