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元代的禮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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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蒙古貴族是喜愛器物上飾金的，現在予以禁止，是要顯示皇帝的獨尊。
後來元順帝時，又有進一步的禁限。
後至元四年（1338），“禁服麒麟、鸾鳳、白兔、靈芝、雙角玉爪龍、八龍、九龍、萬壽、福壽字、赭黃等服”（《元史·順帝紀二》）。
至正四年十一月，“禁内外官民宴會不得用珠花”（《元史·順帝紀四》）。
中國曆代王朝禁止稱呼皇帝的名字，皇帝死後追尊廟号，各種文書要回避廟号的用字。
蒙古前四汗時，汗的名字是毋須回避的。
貴族與平民之間也彼此直呼其名；汗死以後也沒有廟号。
不過有一些事例表明，有的尊長已不允許下屬冒犯自己的名字，而王、妃死後避諱他或她的原來名字似乎漸漸成為習俗。
前者最突出的例子是拔都把喝醉時提到他名字的不裡砍頭處死。
後者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拖雷死後人們回避他的名字，改稱他為“大那顔”，甚至把蒙古語中的“拖雷”（toli，鏡子）改用突厥語同義詞“庫茲古”（kozgu）來表示。
元朝制定朝儀以後，至元九年八月明文規定，“上位的大名字休題者，那般胡題着道的人，口裡填土者”。
以後成宗、武宗均予重申，凡有犯者，“教更改了者”①。
延祐元年（1314）元廷再次規定，表章文字必須回避禦名廟諱。
這樣，元朝的避諱便走上了中國傳統的軌道。
元朝在至元三年開始對前四汗追尊廟号，以後成為定制。
元朝的廟号采用雙重制，即從忽必烈起，每個皇帝死後都既谥一個蒙古語廟号，又谥一個漢語廟号。
如忽必烈的蒙古語廟号是“薛禅汗”，漢語廟号是“世祖”。
蒙古語廟号行用于元朝及諸藩國，也就是以元帝為宗王的整個蒙古汗國；而漢語廟号則僅僅行用于元朝。
這種雙重廟号制度，顯然是元朝政治制度的二元性的一個鮮明反映。
它在中國王朝制度史上是非常特殊的。
①《通制條格》卷八《儀制·臣子避忌》。
第三節 婚姻 元朝的婚姻禮制是在至元八年（1271）基本上确定下來的。
這年二月，忽必烈頒布的聖旨條畫中有一款：“諸色人同類自相婚姻者，各從本俗法；遞相婚姻者以男為主，蒙古人不在此限。
”②這裡包括了三項準則：第一，尊重各族的婚俗，各族的人自相婚姻，各從本俗法；第二，以男子為中心，各族的人遞相婚姻者，以男方婚俗為主；第三，以蒙古人為上，他族男子與蒙古女子為婚，不必以男方婚俗為主。
元代婚禮中值得特别注意的首先是居于特殊地位的蒙古人的禮俗。
一直到蒙古汗國建立以後，蒙古人中間還流行“搶親”的風俗。
但同時，議婚的風俗也很普遍。
父親可以為兒子向女方求婚，若女方父親同意，就飲“布渾察兒”（許親酒）。
又有“不兀勒劄兒”，譯稱“許婚筵席”。
“不兀勒劄兒”這個詞原意是“頸喉”，這裡實際上指羊的頸喉，這個部位的骨頭十分堅硬，許婚筵席上吃這個部位的肉，表示定婚不悔①。
議婚要講聘禮，一般是以馬示聘。
但是成吉思汗認為，“婚姻而論财，殆若商賈矣！”（《元史·孛秃傳》）他更注重婚姻的社會條件與政治基礎。
因而元代時候，蒙古貴族與平民不相通婚；貴族之間彼此嫁娶，稱為“忽答”，即姻親；此外，“安答”之間也互相嫁娶，結成“安答忽帶”，即義兄弟姻親關系。
元代蒙古人實行一夫多妻制。
這一方面是因為當時蒙古社會已以男子為中心，同時還存在着濃厚的原始婚姻制度的殘餘，一方面是因為頻繁的戰争使大量男子喪生而同時又俘獲了大量婦女。
當時實行一夫多妻制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為了蒙古人的蕃衍，因而“成吉思立法，隻要其種類子孫蕃衍，不許有妒忌者”（《黑鞑事略》）。
至于一個男子娶多少妻子，則有賴于他供養的能力。
所以，愈是顯貴的人，往往妻子愈多，在蒙元時代的文獻中，一個貴族有幾十個妻子的記載是屢見不鮮的。
按照當時的風俗，平民也可以娶有多妻。
在多妻的情況下，長妻的地位最高。
但是，妻以子貴，如果長妻沒有生子，她的地位就可能低于她丈夫的其他生子的妻②。
嚴禁與已婚之婦私通，犯者處死。
元代蒙古人還實行收繼婚制，也就是“父死則妻其從母，兄弟死則收其妻”（《元史·烏古孫桢傳》）。
這種婚制，中國北方許多民族都曾實行，漢文文獻中稱之為“蒸母報嫂”。
蒙古興起時，和它鄰近的女真、黨項、畏兀兒等族也有這種習俗。
因此，在當時蒙古人的觀念中，這是順理成章的。
甚至成吉思汗死後，他的寵妃木哥哈敦就被三子窩闊台娶去。
而在窩闊台得到木哥哈敦以前，他的二兄察合台也派人來說：“父親遺留下的諸母和美妾②《通制條格》卷三《戶令·婚姻禮制制禮》。
①後來沒有許婚筵，就改在結婚時吃“不兀勒劄兒”，表示好合。
這個風俗延續至今。
②《史集》第1卷，漢譯本頁187。
之中，把這個木哥哈敦給我！”①這種婚制，在元朝封贈制度方面也有反映。
元朝規定，“再醮之婦”是不予封贈的，但蒙古（以及色目）除外②。
至于在元代仍占人口多數的漢族的婚姻禮俗，則基本上沿襲了原有的傳統，但也有若幹變化。
至元六年三月，中書省戶部議準，“今後但為婚姻，議定寫立婚書文約，明白該寫元議聘财錢物，若招召女婿，指定養老或出舍年限，其主婚、保親、媒妁人等畫字依理成親，庶免争訟”③。
至元八年九月，尚書省禮部呈準施行的婚姻禮制是依據“漢兒舊來例”并參照朱熹《家禮·婚禮》拟訂的，包括議婚、納采、親迎、婦見舅姑、廟見和婿見婦之父母七項。
同時，金代流行一時的“拜門”，因為“蒙古婚聘并自來典故内俱無此陳例，此系女真風俗”，而“遍行弟去”④。
元廷對于一些特殊的婚姻問題，也有明确的規定。
如對于“驅良婚”，也就是驅口與良人之間的通婚，元廷明令禁止，違者有罪。
良人娶驅，判徒刑二年；良婦嫁驅，“則合做驅”①。
如宋時在江淮已成習俗的典妻，元廷認為是“薄俗”，予以禁止；也禁止嫁賣妻妾②。
又如指腹為婚，宋金兩代較為多見，而元代的法律則予以禁止。
元代各民族的婚姻禮制，雖然各從本俗，但彼此之間不可能不發生影響。
比較明顯的是漢族中有些人效法蒙古人多妻制，“有妻更娶妻”，對此，元廷以至元八年正月二十五日為界限，在此以前“準已婚為定”；在此以後，申明禁止③，不過，有妻再娶妾仍被允準。
蒙古的收繼婚制對漢族也有影響。
而元廷對此的政策則有一個變化的過程。
按至元七年的規定，侄兒不得收繼嬸母。
而按至元八年十二月頒布的聖旨，“小娘根底，阿嫂根底收者”④，也就是準許兄收弟媳，弟收兄嫂，即使是小叔收嫂，也被認為“難同有妻更娶妻體例”⑤。
到了至元十二年，兄收弟媳已在實際上受到禁止，犯者刑杖。
《元典帝》載有至元十四年刑部所準兄收弟媳刑斷離之例，以後遇有同類案件，即以此例為依據審理⑥。
至順元年（1330）九月進一步下敕：“諸人非其本俗，敢有弟收其嫂、子收庶母①《史集》第1卷，
原來蒙古貴族是喜愛器物上飾金的，現在予以禁止，是要顯示皇帝的獨尊。
後來元順帝時，又有進一步的禁限。
後至元四年（1338），“禁服麒麟、鸾鳳、白兔、靈芝、雙角玉爪龍、八龍、九龍、萬壽、福壽字、赭黃等服”（《元史·順帝紀二》）。
至正四年十一月，“禁内外官民宴會不得用珠花”（《元史·順帝紀四》）。
中國曆代王朝禁止稱呼皇帝的名字，皇帝死後追尊廟号，各種文書要回避廟号的用字。
蒙古前四汗時，汗的名字是毋須回避的。
貴族與平民之間也彼此直呼其名；汗死以後也沒有廟号。
不過有一些事例表明，有的尊長已不允許下屬冒犯自己的名字，而王、妃死後避諱他或她的原來名字似乎漸漸成為習俗。
前者最突出的例子是拔都把喝醉時提到他名字的不裡砍頭處死。
後者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拖雷死後人們回避他的名字，改稱他為“大那顔”，甚至把蒙古語中的“拖雷”（toli，鏡子）改用突厥語同義詞“庫茲古”（kozgu）來表示。
元朝制定朝儀以後，至元九年八月明文規定，“上位的大名字休題者，那般胡題着道的人，口裡填土者”。
以後成宗、武宗均予重申，凡有犯者，“教更改了者”①。
延祐元年（1314）元廷再次規定，表章文字必須回避禦名廟諱。
這樣，元朝的避諱便走上了中國傳統的軌道。
元朝在至元三年開始對前四汗追尊廟号，以後成為定制。
元朝的廟号采用雙重制，即從忽必烈起，每個皇帝死後都既谥一個蒙古語廟号，又谥一個漢語廟号。
如忽必烈的蒙古語廟号是“薛禅汗”，漢語廟号是“世祖”。
蒙古語廟号行用于元朝及諸藩國，也就是以元帝為宗王的整個蒙古汗國；而漢語廟号則僅僅行用于元朝。
這種雙重廟号制度，顯然是元朝政治制度的二元性的一個鮮明反映。
它在中國王朝制度史上是非常特殊的。
①《通制條格》卷八《儀制·臣子避忌》。
第三節 婚姻 元朝的婚姻禮制是在至元八年（1271）基本上确定下來的。
這年二月，忽必烈頒布的聖旨條畫中有一款：“諸色人同類自相婚姻者，各從本俗法；遞相婚姻者以男為主，蒙古人不在此限。
”②這裡包括了三項準則：第一，尊重各族的婚俗，各族的人自相婚姻，各從本俗法；第二，以男子為中心，各族的人遞相婚姻者，以男方婚俗為主；第三，以蒙古人為上，他族男子與蒙古女子為婚，不必以男方婚俗為主。
元代婚禮中值得特别注意的首先是居于特殊地位的蒙古人的禮俗。
一直到蒙古汗國建立以後，蒙古人中間還流行“搶親”的風俗。
但同時，議婚的風俗也很普遍。
父親可以為兒子向女方求婚，若女方父親同意，就飲“布渾察兒”（許親酒）。
又有“不兀勒劄兒”，譯稱“許婚筵席”。
“不兀勒劄兒”這個詞原意是“頸喉”，這裡實際上指羊的頸喉，這個部位的骨頭十分堅硬，許婚筵席上吃這個部位的肉，表示定婚不悔①。
議婚要講聘禮，一般是以馬示聘。
但是成吉思汗認為，“婚姻而論财，殆若商賈矣！”（《元史·孛秃傳》）他更注重婚姻的社會條件與政治基礎。
因而元代時候，蒙古貴族與平民不相通婚；貴族之間彼此嫁娶，稱為“忽答”，即姻親；此外，“安答”之間也互相嫁娶，結成“安答忽帶”，即義兄弟姻親關系。
元代蒙古人實行一夫多妻制。
這一方面是因為當時蒙古社會已以男子為中心，同時還存在着濃厚的原始婚姻制度的殘餘，一方面是因為頻繁的戰争使大量男子喪生而同時又俘獲了大量婦女。
當時實行一夫多妻制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為了蒙古人的蕃衍，因而“成吉思立法，隻要其種類子孫蕃衍，不許有妒忌者”（《黑鞑事略》）。
至于一個男子娶多少妻子，則有賴于他供養的能力。
所以，愈是顯貴的人，往往妻子愈多，在蒙元時代的文獻中，一個貴族有幾十個妻子的記載是屢見不鮮的。
按照當時的風俗，平民也可以娶有多妻。
在多妻的情況下，長妻的地位最高。
但是，妻以子貴，如果長妻沒有生子，她的地位就可能低于她丈夫的其他生子的妻②。
嚴禁與已婚之婦私通，犯者處死。
元代蒙古人還實行收繼婚制，也就是“父死則妻其從母，兄弟死則收其妻”（《元史·烏古孫桢傳》）。
這種婚制，中國北方許多民族都曾實行，漢文文獻中稱之為“蒸母報嫂”。
蒙古興起時，和它鄰近的女真、黨項、畏兀兒等族也有這種習俗。
因此，在當時蒙古人的觀念中，這是順理成章的。
甚至成吉思汗死後，他的寵妃木哥哈敦就被三子窩闊台娶去。
而在窩闊台得到木哥哈敦以前，他的二兄察合台也派人來說：“父親遺留下的諸母和美妾②《通制條格》卷三《戶令·婚姻禮制制禮》。
①後來沒有許婚筵，就改在結婚時吃“不兀勒劄兒”，表示好合。
這個風俗延續至今。
②《史集》第1卷，漢譯本頁187。
之中，把這個木哥哈敦給我！”①這種婚制，在元朝封贈制度方面也有反映。
元朝規定，“再醮之婦”是不予封贈的，但蒙古（以及色目）除外②。
至于在元代仍占人口多數的漢族的婚姻禮俗，則基本上沿襲了原有的傳統，但也有若幹變化。
至元六年三月，中書省戶部議準，“今後但為婚姻，議定寫立婚書文約，明白該寫元議聘财錢物，若招召女婿，指定養老或出舍年限，其主婚、保親、媒妁人等畫字依理成親，庶免争訟”③。
至元八年九月，尚書省禮部呈準施行的婚姻禮制是依據“漢兒舊來例”并參照朱熹《家禮·婚禮》拟訂的，包括議婚、納采、親迎、婦見舅姑、廟見和婿見婦之父母七項。
同時，金代流行一時的“拜門”，因為“蒙古婚聘并自來典故内俱無此陳例，此系女真風俗”，而“遍行弟去”④。
元廷對于一些特殊的婚姻問題，也有明确的規定。
如對于“驅良婚”，也就是驅口與良人之間的通婚，元廷明令禁止，違者有罪。
良人娶驅，判徒刑二年；良婦嫁驅，“則合做驅”①。
如宋時在江淮已成習俗的典妻，元廷認為是“薄俗”，予以禁止；也禁止嫁賣妻妾②。
又如指腹為婚，宋金兩代較為多見，而元代的法律則予以禁止。
元代各民族的婚姻禮制，雖然各從本俗，但彼此之間不可能不發生影響。
比較明顯的是漢族中有些人效法蒙古人多妻制，“有妻更娶妻”，對此，元廷以至元八年正月二十五日為界限，在此以前“準已婚為定”；在此以後，申明禁止③，不過，有妻再娶妾仍被允準。
蒙古的收繼婚制對漢族也有影響。
而元廷對此的政策則有一個變化的過程。
按至元七年的規定，侄兒不得收繼嬸母。
而按至元八年十二月頒布的聖旨，“小娘根底，阿嫂根底收者”④，也就是準許兄收弟媳，弟收兄嫂，即使是小叔收嫂，也被認為“難同有妻更娶妻體例”⑤。
到了至元十二年，兄收弟媳已在實際上受到禁止，犯者刑杖。
《元典帝》載有至元十四年刑部所準兄收弟媳刑斷離之例，以後遇有同類案件，即以此例為依據審理⑥。
至順元年（1330）九月進一步下敕：“諸人非其本俗，敢有弟收其嫂、子收庶母①《史集》第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