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元代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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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制》中，在官制、軍務、刑法等若幹重要方面，民族等級的區分都有充分反映。
有關内容可參見本編第八、九章，在刑法方面的表現，下文還要述及。
關于《大元通制》在内容方面的主要特征，概要說來就是：它承襲了唐①《通制條格》卷八《儀制·臣子避忌》，前引黃時鑒校點本頁125。
以來中國封建法典的基本精神，同時含有明顯的蒙古因素；它是按照元代社會的實際情況進行編纂的。
如果《大元通制》的這種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元代法典的二元性，那末它正是元代社會的二元性在上層建築領域的一個鮮明反映。
第四節 元代的司法結構 元代的司法結構是二元的，蒙古“國俗”與“漢法”并存。
蒙古國原設的劄魯忽赤（斷事官），有元一代始終存在。
從中統元年（1260）起，劄魯忽赤秩正三品，禦位下與諸王位下置三十一員；後屢有增減，最多時達四十六員。
至元二年（1265）置大宗正府，“凡諸王驸馬投下蒙古、色目人等，應犯一切公事，及漢人奸盜詐僞、蠱毒厭魅、誘掠逃驅、輕重罪囚，..悉掌之”（《元史·百官志三》）。
後來才将漢人的刑名事務析出。
緻和元年（1328），進一步确定“以上都、大都所屬蒙古人并怯薛軍站色目與漢人相犯者，歸宗正府處斷，其餘路府州縣漢人、蒙古、色目詞訟，悉歸有司刑部掌管”（《元史·百官志三》）。
“有司刑部”是另一元。
忽必烈繼位後推行漢法，從中統元年（1260） 四月起建中書省，設置六部。
起先兵、刑、工為右三部，至元三年（1266）刑部單設。
刑部“掌天下刑名法律之政令。
凡大辟之按複，系囚之詳谳，孥收産沒之籍，捕獲功賞之式，冤訟疑罪之辨，獄具之制度，律令之拟議，悉以任之”（《元史·百官志一》）。
實際上，在緻和元年以前，刑部所掌，隻是漢人以及後來南人的刑名事務。
在司法方面，刑部所拟的刑事案件，最後呈中書省斷決。
元初的斷案事例文獻，關于量刑，往往先是“法司拟”，而後是“部拟”，最後是“省拟”。
當時的法司當是檢法一職或其專門機構的别稱，其職責是掌管和檢拟金《泰和律》的有關律令條文，至元八年後基本上被廢除。
在地方上，元朝在行省以下置路、府、州、縣四級政府機構。
司法裁判事務是各級政府的職責之一，由各級政府的長官和正官聚會合議，連署決定。
在元代官方文書中，這樣的辦事方式稱作圓議（或圓坐）和圓簽（或圓押）。
例如在路這一級，參與圓議和圓簽的人便是長官達魯花赤和總管，正官同知、治中、判官和推官。
路與散府均設有推官，上路設二員，下路與散府設一員。
推官負責具體處理刑名事務，如立案、調查、鞫問、拟刑等。
州縣的刑名案件，凡超出州縣斷決權限的，也由路府推官負責審理。
在路的經曆屬下，還有一名辦理刑案的司吏。
各級政府判刑的權力，“諸杖罪，五十七以下，司（錄事司）縣斷決；八十七以下，散府、州、軍斷決；一百七以下，宣慰司、總管府斷決。
配流、死罪，依例勘審完備，申關刑部待報”①。
對于地方上的刑獄，中書省或行中書省有時派出審斷罪囚官進行監督。
禦史台糾察百官善惡，政治得失，當然也包括司法和裁判的是否公正确當。
禦史台所屬的各道肅政廉訪司，有權複審地方上的刑獄事務和檢查辦案文書。
刑獄違錯，百姓受冤，可向禦史台及其所屬肅政廉訪司呈訴。
二元的司法結構是元代社會二元性的又一個鮮明的反映。
在這樣的司法①《元典章》卷三九《刑部》一《刑制·刑法·罪各府縣斷隸》。
結構中，民族等級制度突出地表現出來。
一般的政府機關在執行司法職權時隻能審斷漢人和南人，蒙古人與色目人犯法，都必須由禮魯忽赤進行審斷（緻和元年以後才有變化，有如上述）。
蒙古人與色目人犯有重罪，一概由大宗正府審理，而且必須由蒙古人對罪犯進行判決。
量刑的輕重也因民族等級的不同而相差懸殊。
例如，同樣是盜竊，元代通例規定：“竊盜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項，強盜初刺項”，但蒙古人犯者不刺①。
又如，同樣是殺人傷人，一般律文規定殺人者死，但蒙古諸王以私怨殺人，僅判處杖刑和流放；蒙古人因争鬥或酒醉殺死漢人，征燒埋銀，斷罰出征；而漢人隻要毆殺蒙古人，即予處死；而且，蒙古人毆打漢人，漢人不能還報，隻能陳訴，否則将予以嚴懲。
由于元代社會諸色戶計構成十分複雜，在審判方面，當時形成了一種約會制度。
至元二年（1265）二月，“總管府條畫”已規定：“投下并諸色戶計遇有刑名詞訟，從本處達魯花赤管民官約會本管官斷遣。
如約會不至，就便斷遣施行。
”②後來，這種約會制度涉及僧、道、儒、醫、竈、樂、軍、探馬赤、畏兀兒等各種戶計。
實際上，凡民戶刑案涉及其他戶計，管民官都必須約會該戶計的本管官共同審理，方能生效。
在中國古代司法結構中，這種約會制度是十分特殊的。
①《元典章》卷四九《刑部》十一《諸盜·強竊盜賊通例》。
②《元典章》卷五三《刑部》五《約會》。
有關内容可參見本編第八、九章，在刑法方面的表現，下文還要述及。
關于《大元通制》在内容方面的主要特征，概要說來就是：它承襲了唐①《通制條格》卷八《儀制·臣子避忌》，前引黃時鑒校點本頁125。
以來中國封建法典的基本精神，同時含有明顯的蒙古因素；它是按照元代社會的實際情況進行編纂的。
如果《大元通制》的這種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元代法典的二元性，那末它正是元代社會的二元性在上層建築領域的一個鮮明反映。
第四節 元代的司法結構 元代的司法結構是二元的，蒙古“國俗”與“漢法”并存。
蒙古國原設的劄魯忽赤（斷事官），有元一代始終存在。
從中統元年（1260）起，劄魯忽赤秩正三品，禦位下與諸王位下置三十一員；後屢有增減，最多時達四十六員。
至元二年（1265）置大宗正府，“凡諸王驸馬投下蒙古、色目人等，應犯一切公事，及漢人奸盜詐僞、蠱毒厭魅、誘掠逃驅、輕重罪囚，..悉掌之”（《元史·百官志三》）。
後來才将漢人的刑名事務析出。
緻和元年（1328），進一步确定“以上都、大都所屬蒙古人并怯薛軍站色目與漢人相犯者，歸宗正府處斷，其餘路府州縣漢人、蒙古、色目詞訟，悉歸有司刑部掌管”（《元史·百官志三》）。
“有司刑部”是另一元。
忽必烈繼位後推行漢法，從中統元年（1260） 四月起建中書省，設置六部。
起先兵、刑、工為右三部，至元三年（1266）刑部單設。
刑部“掌天下刑名法律之政令。
凡大辟之按複，系囚之詳谳，孥收産沒之籍，捕獲功賞之式，冤訟疑罪之辨，獄具之制度，律令之拟議，悉以任之”（《元史·百官志一》）。
實際上，在緻和元年以前，刑部所掌，隻是漢人以及後來南人的刑名事務。
在司法方面，刑部所拟的刑事案件，最後呈中書省斷決。
元初的斷案事例文獻，關于量刑，往往先是“法司拟”，而後是“部拟”，最後是“省拟”。
當時的法司當是檢法一職或其專門機構的别稱，其職責是掌管和檢拟金《泰和律》的有關律令條文，至元八年後基本上被廢除。
在地方上，元朝在行省以下置路、府、州、縣四級政府機構。
司法裁判事務是各級政府的職責之一，由各級政府的長官和正官聚會合議，連署決定。
在元代官方文書中，這樣的辦事方式稱作圓議（或圓坐）和圓簽（或圓押）。
例如在路這一級，參與圓議和圓簽的人便是長官達魯花赤和總管，正官同知、治中、判官和推官。
路與散府均設有推官，上路設二員，下路與散府設一員。
推官負責具體處理刑名事務，如立案、調查、鞫問、拟刑等。
州縣的刑名案件，凡超出州縣斷決權限的，也由路府推官負責審理。
在路的經曆屬下，還有一名辦理刑案的司吏。
各級政府判刑的權力，“諸杖罪，五十七以下，司（錄事司）縣斷決；八十七以下，散府、州、軍斷決；一百七以下，宣慰司、總管府斷決。
配流、死罪，依例勘審完備，申關刑部待報”①。
對于地方上的刑獄，中書省或行中書省有時派出審斷罪囚官進行監督。
禦史台糾察百官善惡，政治得失，當然也包括司法和裁判的是否公正确當。
禦史台所屬的各道肅政廉訪司，有權複審地方上的刑獄事務和檢查辦案文書。
刑獄違錯，百姓受冤，可向禦史台及其所屬肅政廉訪司呈訴。
二元的司法結構是元代社會二元性的又一個鮮明的反映。
在這樣的司法①《元典章》卷三九《刑部》一《刑制·刑法·罪各府縣斷隸》。
結構中，民族等級制度突出地表現出來。
一般的政府機關在執行司法職權時隻能審斷漢人和南人，蒙古人與色目人犯法，都必須由禮魯忽赤進行審斷（緻和元年以後才有變化，有如上述）。
蒙古人與色目人犯有重罪，一概由大宗正府審理，而且必須由蒙古人對罪犯進行判決。
量刑的輕重也因民族等級的不同而相差懸殊。
例如，同樣是盜竊，元代通例規定：“竊盜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項，強盜初刺項”，但蒙古人犯者不刺①。
又如，同樣是殺人傷人，一般律文規定殺人者死，但蒙古諸王以私怨殺人，僅判處杖刑和流放；蒙古人因争鬥或酒醉殺死漢人，征燒埋銀，斷罰出征；而漢人隻要毆殺蒙古人，即予處死；而且，蒙古人毆打漢人，漢人不能還報，隻能陳訴，否則将予以嚴懲。
由于元代社會諸色戶計構成十分複雜，在審判方面，當時形成了一種約會制度。
至元二年（1265）二月，“總管府條畫”已規定：“投下并諸色戶計遇有刑名詞訟，從本處達魯花赤管民官約會本管官斷遣。
如約會不至，就便斷遣施行。
”②後來，這種約會制度涉及僧、道、儒、醫、竈、樂、軍、探馬赤、畏兀兒等各種戶計。
實際上，凡民戶刑案涉及其他戶計，管民官都必須約會該戶計的本管官共同審理，方能生效。
在中國古代司法結構中，這種約會制度是十分特殊的。
①《元典章》卷四九《刑部》十一《諸盜·強竊盜賊通例》。
②《元典章》卷五三《刑部》五《約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