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元代投下分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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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中仍然阻力很大，所以元廷在1293年、1304年、1327年多次重申遷調投下達魯花赤的诏令。
仁宗延祐二年（1315）四月，“敕諸王分地仍以流官為達魯花赤，各位所辟為副達魯花赤”（《元史·仁宗紀一》）。
但這一措施受到諸王投下的反對，延祐四年六月，仁宗隻好收回成命，“敕諸王、驸馬、功臣分地，仍舊制自辟達魯花赤”（《元史·仁宗紀三》）。
這說明罷投下達魯花赤行不通，置常選官員于投下官員之上而為正達魯花赤的措施也行不通。
在諸王、驸馬的投下領地，設立王傅府（也稱王相府）對投下屬民進行統治。
按照元朝制度的一般規定，“每位下各設王傅、府尉、司馬三員。
..而三員并設，又寡不同，或少至一員，或多至三員者”（《元史·百官志五》）。
王傅是王傅府之長，統領分地内一切軍政事務，是正三品的内任官，由朝廷頒發印信、虎符。
府尉僅次于王傅，協助王傅處理府務，是正四品的内任官。
司馬掌管兵戍征伐，是正五品的内任官。
在蒙古國時期，投下領主就已設立斷事官，“時諸侯王及十功臣各有斷事官”（《元史·博羅歡傳》）。
元朝建立後，在諸王、驸馬的分地内仍設有斷事官①。
仁宗曾②王恽：《塔必迷失神道碑銘并序》，《秋澗集》卷五一。
①《經世大典·序錄·投下》，《元文類》卷四○。
②《經世大典·序錄·歲賜》，《元文類》卷四○。
③姚燧：《阿魯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九。
①例如，弘吉剌部的魯王府設有斷事官”（見胡祖廣：《相哥八剌魯王元勳世德碑》，《巨野縣志》卷二下令“罷諸王斷事官，其蒙古人犯盜詐者，命所隸千戶鞫問”（《元史·仁宗紀一》）。
但在延祐三年（1316）又“增置晉王部斷事官四員”（《元史·仁宗紀二》），說明諸王投下斷事官的名額又有所增加。
除王傅外，在投下領地還設有許多名目不一的管理機構，如錢糧都總管府、人匠都總管府、怯憐口都總管府，等等。
有的投下的管理機構十分龐大，如弘吉剌部的官署“自王傅六人而下其群屬有錢糧、人匠、鷹坊、軍民、軍站、營田、稻田、煙粉千戶、總管、提舉等官。
以署計者四十餘，以員計者七百餘”（《元史·特薛禅傳》）。
元廷很注重對投下官署的管理，皇帝對投下擁有最高主權，投下領主的廢立繼承往往憑皇帝的诏令而定。
元律規定：“諸投下官吏受贓，與常選官同論。
”“諸投下妄稱上旨，影占民戶，除其徭役，故縱為民害者，杖七十七，沒其家财之半。
所占民仗一百七，還元籍。
”“諸王傅文卷，監察禦史考閱，與有司同。
”“諸位下置财賦營田等司，歲終則會；會畢，從廉訪司考閱之。
”“諸投下輕重囚徒，并從廉訪司審錄。
”“諸藩邸事務，大者奏裁，小者移中書。
擅以教令行者，禁之。
”（《元史·刑法志二》）這表明朝廷對投下官員具有考核、監察和懲處的權力。
但諸王投下非法隐占人戶、欺壓百姓等現象屢有發生，朝廷實際上無法控制。
中央管理諸王事務的機關為内八府宰相。
大德十一年（1307）十月，“以舊制：諸王、驸馬事務，皆内侍宰臣所領，命中書右丞孛羅帖木兒領之”（《元史·武宗紀一》）。
内侍宰臣即是内八府宰相，說明在武宗時已有内八府宰相。
延祐六年（1319）月，“敕諸王、驸馬、宗姻諸事，依舊制領于内八府官，勿徑移文中書”（《元史·仁宗紀三》）。
可知諸王驸馬事務，中書省是無權參預的。
内八府宰相品秩相當于二品。
○，道光二十四年刊本），安西王府也設有斷事官（見《元史》卷十七《世祖紀》十四，至元三十年八月戊戌條）。
第五節 投下領主的特權 投下領主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擁有很多特權，本質上是他們對汗權的某種程度的分享。
在政治上享有的特權，表現在投下官的任用不同常選；投下官世襲罔替，可以不遷轉，等等。
也表現在參預國政方面。
蒙古國時期，他們已有參預國政的權力，凡諸侯王各以其府一官入參決燕京等處行尚書省事，如昔裡鈔部曾以大名路達魯花赤兼充貴由系代表的身份，同署燕京行尚節省事。
元朝建立後，這種參政權仍然延續下來。
而且職高權重的中書省斷事官，多由諸王投下的代表充任，大德十年（1306）多達四十三員。
大宗正府是元廷統管投下諸種公事的機構，秩從一品，地位崇高。
這裡，“以諸王為府長，餘悉禦位下及諸王之有國封者”（《元史·百官志三》）。
上述諸王投下在中書省、大宗正府等最高行政、司法、軍事機構中都有代表參議政事的情況表明，蒙古統治者視大蒙古國為皇室公産，反映出諸王投下在元廷有很大的政治權力。
投下領主的經濟權益大體上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歲賜。
它包括兩方面内容，一是指五戶絲和江南戶鈔，二是指每年分賜諸王貴族的金銀币帛。
關于諸王投下的五戶絲和江南戶鈔，上文已述。
這裡着重叙述每年分賜諸王貴族的金銀币帛。
忽必烈即位後，中統元年（1260）十二月，賜諸王穆哥及帖古倫皇後等，“自是歲以為常”（《元史·世祖紀一》）。
忽必烈時期，基本上按例頒發歲賜。
自成宗繼位到元朝滅亡（1294&mdash1368），《元史》本紀都沒有按例頒發歲賜的記載，這是由于“朝會賞賜”漸次取代了固定歲賜的地位，成為元朝中後期主要的賞賜手段。
第二，不定期賞賜。
除定期的歲賜外，還有不定期的賞賜，它包括立功有賞、喜慶有賜、朝會賜予及各種名目的赈濟等。
其中花費最大的是朝會賜予。
如成宗元貞二年（1296）規定：“諸王朝會賜與，太祖位金千兩，銀七萬五千兩。
世祖位金各五百兩，銀二萬五
仁宗延祐二年（1315）四月，“敕諸王分地仍以流官為達魯花赤，各位所辟為副達魯花赤”（《元史·仁宗紀一》）。
但這一措施受到諸王投下的反對，延祐四年六月，仁宗隻好收回成命，“敕諸王、驸馬、功臣分地，仍舊制自辟達魯花赤”（《元史·仁宗紀三》）。
這說明罷投下達魯花赤行不通，置常選官員于投下官員之上而為正達魯花赤的措施也行不通。
在諸王、驸馬的投下領地，設立王傅府（也稱王相府）對投下屬民進行統治。
按照元朝制度的一般規定，“每位下各設王傅、府尉、司馬三員。
..而三員并設，又寡不同，或少至一員，或多至三員者”（《元史·百官志五》）。
王傅是王傅府之長，統領分地内一切軍政事務，是正三品的内任官，由朝廷頒發印信、虎符。
府尉僅次于王傅，協助王傅處理府務，是正四品的内任官。
司馬掌管兵戍征伐，是正五品的内任官。
在蒙古國時期，投下領主就已設立斷事官，“時諸侯王及十功臣各有斷事官”（《元史·博羅歡傳》）。
元朝建立後，在諸王、驸馬的分地内仍設有斷事官①。
仁宗曾②王恽：《塔必迷失神道碑銘并序》，《秋澗集》卷五一。
①《經世大典·序錄·投下》，《元文類》卷四○。
②《經世大典·序錄·歲賜》，《元文類》卷四○。
③姚燧：《阿魯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九。
①例如，弘吉剌部的魯王府設有斷事官”（見胡祖廣：《相哥八剌魯王元勳世德碑》，《巨野縣志》卷二下令“罷諸王斷事官，其蒙古人犯盜詐者，命所隸千戶鞫問”（《元史·仁宗紀一》）。
但在延祐三年（1316）又“增置晉王部斷事官四員”（《元史·仁宗紀二》），說明諸王投下斷事官的名額又有所增加。
除王傅外，在投下領地還設有許多名目不一的管理機構，如錢糧都總管府、人匠都總管府、怯憐口都總管府，等等。
有的投下的管理機構十分龐大，如弘吉剌部的官署“自王傅六人而下其群屬有錢糧、人匠、鷹坊、軍民、軍站、營田、稻田、煙粉千戶、總管、提舉等官。
以署計者四十餘，以員計者七百餘”（《元史·特薛禅傳》）。
元廷很注重對投下官署的管理，皇帝對投下擁有最高主權，投下領主的廢立繼承往往憑皇帝的诏令而定。
元律規定：“諸投下官吏受贓，與常選官同論。
”“諸投下妄稱上旨，影占民戶，除其徭役，故縱為民害者，杖七十七，沒其家财之半。
所占民仗一百七，還元籍。
”“諸王傅文卷，監察禦史考閱，與有司同。
”“諸位下置财賦營田等司，歲終則會；會畢，從廉訪司考閱之。
”“諸投下輕重囚徒，并從廉訪司審錄。
”“諸藩邸事務，大者奏裁，小者移中書。
擅以教令行者，禁之。
”（《元史·刑法志二》）這表明朝廷對投下官員具有考核、監察和懲處的權力。
但諸王投下非法隐占人戶、欺壓百姓等現象屢有發生，朝廷實際上無法控制。
中央管理諸王事務的機關為内八府宰相。
大德十一年（1307）十月，“以舊制：諸王、驸馬事務，皆内侍宰臣所領，命中書右丞孛羅帖木兒領之”（《元史·武宗紀一》）。
内侍宰臣即是内八府宰相，說明在武宗時已有内八府宰相。
延祐六年（1319）月，“敕諸王、驸馬、宗姻諸事，依舊制領于内八府官，勿徑移文中書”（《元史·仁宗紀三》）。
可知諸王驸馬事務，中書省是無權參預的。
内八府宰相品秩相當于二品。
○，道光二十四年刊本），安西王府也設有斷事官（見《元史》卷十七《世祖紀》十四，至元三十年八月戊戌條）。
第五節 投下領主的特權 投下領主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擁有很多特權，本質上是他們對汗權的某種程度的分享。
在政治上享有的特權，表現在投下官的任用不同常選；投下官世襲罔替，可以不遷轉，等等。
也表現在參預國政方面。
蒙古國時期，他們已有參預國政的權力，凡諸侯王各以其府一官入參決燕京等處行尚書省事，如昔裡鈔部曾以大名路達魯花赤兼充貴由系代表的身份，同署燕京行尚節省事。
元朝建立後，這種參政權仍然延續下來。
而且職高權重的中書省斷事官，多由諸王投下的代表充任，大德十年（1306）多達四十三員。
大宗正府是元廷統管投下諸種公事的機構，秩從一品，地位崇高。
這裡，“以諸王為府長，餘悉禦位下及諸王之有國封者”（《元史·百官志三》）。
上述諸王投下在中書省、大宗正府等最高行政、司法、軍事機構中都有代表參議政事的情況表明，蒙古統治者視大蒙古國為皇室公産，反映出諸王投下在元廷有很大的政治權力。
投下領主的經濟權益大體上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歲賜。
它包括兩方面内容，一是指五戶絲和江南戶鈔，二是指每年分賜諸王貴族的金銀币帛。
關于諸王投下的五戶絲和江南戶鈔，上文已述。
這裡着重叙述每年分賜諸王貴族的金銀币帛。
忽必烈即位後，中統元年（1260）十二月，賜諸王穆哥及帖古倫皇後等，“自是歲以為常”（《元史·世祖紀一》）。
忽必烈時期，基本上按例頒發歲賜。
自成宗繼位到元朝滅亡（1294&mdash1368），《元史》本紀都沒有按例頒發歲賜的記載，這是由于“朝會賞賜”漸次取代了固定歲賜的地位，成為元朝中後期主要的賞賜手段。
第二，不定期賞賜。
除定期的歲賜外，還有不定期的賞賜，它包括立功有賞、喜慶有賜、朝會賜予及各種名目的赈濟等。
其中花費最大的是朝會賜予。
如成宗元貞二年（1296）規定：“諸王朝會賜與，太祖位金千兩，銀七萬五千兩。
世祖位金各五百兩，銀二萬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