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三章醫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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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寒”以治傳染病的學風，創造性提出：“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的理論體系，立“衛、氣、營、血”辨證施治綱領，用以辨别傳染病發病的深淺部位和不同病期的不同治療步驟和方法。
他為了診斷和鑒别更為确切，進一步發展和創造了辨舌、驗齒、觀察白和粘膜斑等方法，提出傳染病四大治療原則：平涼解表、甘寒養陰、清熱解毒、滋陰救液，以及許多治療方劑。
葉氏在傳染病猖獗之時，終日忙于診務，治療了大量病人，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
但他無暇著書立說，隻有平日教育生徒的口傳心授。
故其學說和理論經驗，由門人記錄整理而編成《溫熱論》，并成為清代溫病學的奠基性著作。
署名葉氏的著作還有《臨證指南醫案》、《葉案存真》等，也都是弟子們所輯。
葉天士醫德高尚，不但常為貧病者施醫贈藥，且告誡生徒家人“醫可為而不可為，必天資與學力相濟而後應世，不然鮮有不殺人者”。
薛生白（1681&mdash1770），名雪，江蘇吳縣人，居蘇州，多才多藝，且精于醫學，善于治療濕熱等傳染性疾病，醫名齊天士，學術上每不服葉天士，故命其宅為“掃葉山莊”，号為掃葉山人。
在治療傳染病的學理上提倡：“濕熱之病，不獨與傷寒不同，且與溫病大異。
”撰有《濕熱條辨》等，特别是為腸道傳染病等的治療創立了新的途徑。
吳鞠通（1758&mdash1836），名塘，江蘇淮陰人，先習儒後攻讀醫學，在治療傳染病方面頗多借鑒漢代張仲景、明吳又可和當代溫病大家葉天士的學說和經驗，創立了廣為後世醫學家所遵循的三焦辨證學說，撰有《溫病條辨》一書，以論述其學說理論和臨床治療經驗。
三焦辨證，與張仲景的六經辨證，葉天士的衛、氣、營、血辨證，都為治療傳染病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
這三種學說雖然在立論和對傳染病的認識上有着較大的差異，但其共同對象卻是基本一緻的。
吳氏三焦辨證理論指導下所創立的治療原則和方法，處方和用藥，對後世都有着巨大的影響。
王孟英（1808&mdash1866？），名士雄，浙江海甯人，先後在杭州、上海等地行醫，以擅治腸道傳染病等聞名遐迩。
他在學術上十分重視以《内經》、《傷寒論》理論為經，以葉天士、薛生白之溫病學說為緯，編撰成《溫熱經緯》（1852）一書。
此外，還有《霍亂論》及《王氏醫案》等著作。
上述四大家，在我國溫病學說和豐富傳染病治療方法及技術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
與此同時，我國醫學家如：郭志邃撰《痧脹玉衡》（1675年），餘師愚撰《疫疹一得》（1794年），雷豐撰《時病論》（1882年）等，均對我國傳染病、流行病的防治作出了貢獻。
此外，還有盧之頤《痎瘧論疏》、孔毓禮《痢疾論》、徐子默《吊腳痧方論》、鄭奮揚《鼠疫約篇》、梁希曾《疠科全書》、肖曉亭《（麻）瘋門全書》、張紹修《時疫白喉捷要》、陳耕道《疫痧草》、以及清代多次刻印的陳司成《黴瘡秘錄》（1632年）等，對瘧疾、痢疾、霍亂、鼠疫、麻風、白喉、猩紅熱、梅毒等傳染病更進行了專門的研究和經驗總結。
人痘接種法預防天花在全國推廣和應用，以及其技術的改進和提高，也都是在清代完成的。
加之1805年引進英人在我國人痘接種術基礎上改進發明的牛痘接種術，使我國在傳染病防治方面達到較為先進的水平。
第四節 外科學的發展與保守傾向 清代特别是後期，在外科學的發展上雖然時有激進與保守思想之間的學術争鳴，但終因社會諸種因素的嚴重制約，外科醫療上的保守思想逐漸占了上風。
申鬥垣，是一位比較激進的外科醫師，他對華佗剖腹手術未能流傳深表惋惜，并力求自己能啟外科之玄妙，并以外科病手術治療每獲奇效而聞名。
撰有《外科啟玄》（1604年）一書，倡導“以利刀去之”或“以利刀割去，銀烙匙燒紅一烙止血”等外科手術，切除筋瘤和血瘤。
他雖生于晚明，但其書對清代外科之發展多所影響。
祁坤，通儒，知諸子百家，尤精醫，擅外科，曾召任太醫院禦醫，擢太醫院院判。
他認為，外科諸症，其本必根于内，治外難于治内，而醫多重内輕外，乃殚精采掇，廣收古今名賢之确論，撰《外科大成》（1665年）一書，名聞于時。
後來官修的《醫宗金鑒·外科心法要訣》多取材于此書。
王洪緒以反對外科手術，主張保守治療而獲得當時十分廣泛的信譽。
其著作《外科證治全生集》在二百多年間創造了連印50多次的高紀錄，也足見其影響之大。
王洪緒，名維德，江蘇吳縣人，得承家學，精通醫道，尤擅外科瘡瘍，行醫四十餘年，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他在診斷和确定治療原則上，強調“癰乃陽實之症，氣血熱而毒滞；疽乃陰虛之症，氣血寒而毒凝”，所創陽和湯治療疽症，每獲良效。
臨床強調“以消為貴，以托為畏”①。
但他否定外科手術，甚至攻擊陳實功等主張手術治療的外科學家“盡
他為了診斷和鑒别更為确切，進一步發展和創造了辨舌、驗齒、觀察白和粘膜斑等方法，提出傳染病四大治療原則：平涼解表、甘寒養陰、清熱解毒、滋陰救液，以及許多治療方劑。
葉氏在傳染病猖獗之時，終日忙于診務，治療了大量病人，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
但他無暇著書立說，隻有平日教育生徒的口傳心授。
故其學說和理論經驗，由門人記錄整理而編成《溫熱論》，并成為清代溫病學的奠基性著作。
署名葉氏的著作還有《臨證指南醫案》、《葉案存真》等，也都是弟子們所輯。
葉天士醫德高尚，不但常為貧病者施醫贈藥，且告誡生徒家人“醫可為而不可為，必天資與學力相濟而後應世，不然鮮有不殺人者”。
薛生白（1681&mdash1770），名雪，江蘇吳縣人，居蘇州，多才多藝，且精于醫學，善于治療濕熱等傳染性疾病，醫名齊天士，學術上每不服葉天士，故命其宅為“掃葉山莊”，号為掃葉山人。
在治療傳染病的學理上提倡：“濕熱之病，不獨與傷寒不同，且與溫病大異。
”撰有《濕熱條辨》等，特别是為腸道傳染病等的治療創立了新的途徑。
吳鞠通（1758&mdash1836），名塘，江蘇淮陰人，先習儒後攻讀醫學，在治療傳染病方面頗多借鑒漢代張仲景、明吳又可和當代溫病大家葉天士的學說和經驗，創立了廣為後世醫學家所遵循的三焦辨證學說，撰有《溫病條辨》一書，以論述其學說理論和臨床治療經驗。
三焦辨證，與張仲景的六經辨證，葉天士的衛、氣、營、血辨證，都為治療傳染病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
這三種學說雖然在立論和對傳染病的認識上有着較大的差異，但其共同對象卻是基本一緻的。
吳氏三焦辨證理論指導下所創立的治療原則和方法，處方和用藥，對後世都有着巨大的影響。
王孟英（1808&mdash1866？），名士雄，浙江海甯人，先後在杭州、上海等地行醫，以擅治腸道傳染病等聞名遐迩。
他在學術上十分重視以《内經》、《傷寒論》理論為經，以葉天士、薛生白之溫病學說為緯，編撰成《溫熱經緯》（1852）一書。
此外，還有《霍亂論》及《王氏醫案》等著作。
上述四大家，在我國溫病學說和豐富傳染病治療方法及技術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
與此同時，我國醫學家如：郭志邃撰《痧脹玉衡》（1675年），餘師愚撰《疫疹一得》（1794年），雷豐撰《時病論》（1882年）等，均對我國傳染病、流行病的防治作出了貢獻。
此外，還有盧之頤《痎瘧論疏》、孔毓禮《痢疾論》、徐子默《吊腳痧方論》、鄭奮揚《鼠疫約篇》、梁希曾《疠科全書》、肖曉亭《（麻）瘋門全書》、張紹修《時疫白喉捷要》、陳耕道《疫痧草》、以及清代多次刻印的陳司成《黴瘡秘錄》（1632年）等，對瘧疾、痢疾、霍亂、鼠疫、麻風、白喉、猩紅熱、梅毒等傳染病更進行了專門的研究和經驗總結。
人痘接種法預防天花在全國推廣和應用，以及其技術的改進和提高，也都是在清代完成的。
加之1805年引進英人在我國人痘接種術基礎上改進發明的牛痘接種術，使我國在傳染病防治方面達到較為先進的水平。
第四節 外科學的發展與保守傾向 清代特别是後期，在外科學的發展上雖然時有激進與保守思想之間的學術争鳴，但終因社會諸種因素的嚴重制約，外科醫療上的保守思想逐漸占了上風。
申鬥垣，是一位比較激進的外科醫師，他對華佗剖腹手術未能流傳深表惋惜，并力求自己能啟外科之玄妙，并以外科病手術治療每獲奇效而聞名。
撰有《外科啟玄》（1604年）一書，倡導“以利刀去之”或“以利刀割去，銀烙匙燒紅一烙止血”等外科手術，切除筋瘤和血瘤。
他雖生于晚明，但其書對清代外科之發展多所影響。
祁坤，通儒，知諸子百家，尤精醫，擅外科，曾召任太醫院禦醫，擢太醫院院判。
他認為，外科諸症，其本必根于内，治外難于治内，而醫多重内輕外，乃殚精采掇，廣收古今名賢之确論，撰《外科大成》（1665年）一書，名聞于時。
後來官修的《醫宗金鑒·外科心法要訣》多取材于此書。
王洪緒以反對外科手術，主張保守治療而獲得當時十分廣泛的信譽。
其著作《外科證治全生集》在二百多年間創造了連印50多次的高紀錄，也足見其影響之大。
王洪緒，名維德，江蘇吳縣人，得承家學，精通醫道，尤擅外科瘡瘍，行醫四十餘年，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他在診斷和确定治療原則上，強調“癰乃陽實之症，氣血熱而毒滞；疽乃陰虛之症，氣血寒而毒凝”，所創陽和湯治療疽症，每獲良效。
臨床強調“以消為貴，以托為畏”①。
但他否定外科手術，甚至攻擊陳實功等主張手術治療的外科學家“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