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鳌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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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三千八百四十九名”⑧；七月，“甄别才力不及滿漢官二十七員”，分别降革①。
而另一方面，鳌拜等對地方官吏“不論滿洲、漢軍、漢人，應揀選賢能推用“②，“遇有緊要員缺，著不論資俸，将才能之員選擇補用”，并将熟悉民間疾苦，“才能夙著”的地方官擢為科道言官，令其“據實指陳，有裨政治”③。
這種裁撤冗吏、罷免不職、不拘資曆、任人以才的做法，顯然有利于吏治的整頓。
康熙元年，為簡化官吏考核制度，鳌拜等曾停止京察大計，“俱著三年考滿”，并定出考滿規則。
康熙四年，又停止考滿，恢複京察，定每六年考察官員一次。
這樣的來回變化，也無非說明輔臣對吏治的重視。
當然，在封建社會，特别是在其末世，政府機器中的許多弊病已積久難除，統治者的良好願望也并不一定能收到好的客觀效果，鳌拜輔政時期亦不能例外。
因此，康熙六年熊賜履對當時弊病的指摘也定有事實根據④。
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鳌拜在整頓吏治方面的努力，特别是康熙、雍正時繼續執行了這些措施，為“康乾之治”創造了有利條件，就更不能掩沒鳌拜輔政時期在這方面的貢獻了。
鳌拜在輔政時期，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恢複經濟。
在鼓勵墾荒方面，除了前述以墾荒對官吏實行考成外，政府也鼓勵百姓承種荒地。
順治十八年六月，針對順治朝以來所以無人承種荒地是因為“耕熟後往往有人認業，興起訟端”的情況，鳌拜等聽從河南禦史劉源浚的建議，“先給帖文，以杜争端”，并“除三年起科之外，如河工、供兵等項差役，給複十年，以示寬大之政”①。
在國家财政拮據的情況下，政府還發給湖廣等地窮民及河南等數省投誠官兵牛種銀兩②，給他們創造條件墾種田地，務農為生，這在以前是少有的。
清初四川經濟殘破，鳌拜等亦接受官員建議，準許各地冊籍有名無業或無名無業之人，由官府措處盤費，“差官接來安插”，并提出“無論本省、外省文武官員，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縣者，量與紀錄一次；有能招民六十家者，量與紀錄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論俸滿，即準升轉”③。
⑤《清聖祖實錄》卷3。
⑥《清聖祖實錄》卷6。
⑦《清聖祖實錄》卷24。
⑧《清聖祖實錄》卷25。
①《清聖祖實錄》卷26。
②《清聖祖實錄》卷22。
③《清聖祖實錄》卷25。
④《清聖祖實錄》卷22。
①《清聖祖實錄》卷3。
②《清聖祖實錄》卷15、23。
③《明清史料》丙編第十本第1000頁，“戶部題本”，康熙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這對恢複四川的農業經濟意義甚大。
為了保證經濟恢複，鳌拜等實行了“輕徭薄賦”政策，除了開墾荒地，三年起科之外，他們還十分注意蠲免。
康熙三年山西太原府屬十二州縣旱災嚴重，地方官至次年才行申報，并征收了當年的賦稅。
“上以地方官察報遲延，有失撫恤之道，下旨切責”，并準蠲免次年錢糧和發倉赈濟④。
按清初例，災十分者隻蠲額賦十之三，但康熙四年山東濟南等六府旱災嚴重，政府就将全部錢糧豁免⑤。
數日後，鳌拜等又下令戶部注意防止地方官乘蠲免之機“侵扣肥己”，“使小民不沾實惠”，并提出對犯有此罪的大小官員從重治罪，決不寬恕⑥。
此外還規定地方官在察看災情時，“随帶人役，務極減少，一切執事，盡行撤去”，切實保證蠲政的實效⑦。
據《清實錄》的不完全統計，輔政八年中，除康熙三年六月下令将順治十五年以前各項錢糧悉予蠲免這一次大規模蠲免外，政府進行了包括災蠲、欠蠲在内的各類蠲免共一百七十四次，涉及十六個省的七八百個府州縣衛。
除頻行蠲政之外，鳌拜等也主張嚴禁加派。
順治十八年七月，清廷因用兵等以緻入不敷出，下令加派練饷，直到錢糧充足日為止①。
但由于地方凋敝，人民困苦，鳌拜等隻得于當年十二月下令“急停，以舒民困”，“除順治十八年已派外，康熙元年通行停止”②。
加派練饷無疑是一大惡政，但他看到有損于經濟的恢複、人民的休息，便在數月後停止，這種及時糾偏的作法，比起明末統治者來顯然要高明一些。
鳌拜輔政時期經濟上的一個德政，就是實行“更名田”。
康熙七年十月，“命查故明廢藩田房，悉行變價，照民地征糧”③。
由于這些土地的一部分已在明末農民起義中為農民占有，清政府此舉實際上就是向這些農民反攻倒算，也就必然遭到後者的激烈反對而無法實行。
康熙八年三月，政府下令“著免其變價，撤回所差部員，将見在未變價田地，交與該督撫，給與原種之人，令其耕種，照常征糧”，并“将無人承種餘田，招民開墾”④，這就正式承認了農民在明末起義中獲得的部分成果。
到順治末年，統一全國和鞏固統治的戰争雖已近尾聲，但軍事行動畢竟還一直存在，對經濟恢複也有一定影響，由于鳌拜等努力實行促進經濟恢複的措施，這段時間的農業生産不但沒有停滞倒退，而且有所恢複和發展。
仍以《清實錄》中數字為據：從順治十八年到康熙七年，人丁共增加228575；土地共增加145322頃；征銀共增加114838兩，平均人丁年增長率為千分之一點七；平均土地年增長率為千分之三點六；平均稅銀年增長率為千分之零點六二，可見土地年增長率超過稅收銀年增長率四倍多，這當然有利于人民的休養生息，有利于經濟的恢複。
鳌拜雖然是追随皇太極馬上得天下的重要軍事将領，其他三位輔臣也多次披甲從征，武功赫赫，有較長的軍事生涯，但是，除了繼續順治朝以來的④《清聖祖實錄》卷14。
⑤《清聖祖實錄》卷15。
⑥《清聖祖實錄》卷15。
⑦《清聖祖實錄》卷26。
①“車克題加征練饷之法及嚴禁各官作弊事本”，《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四輯。
②《清聖祖實錄》卷5。
③《清聖祖實錄》卷27。
④《清聖祖實錄》卷28。
統一戰争之外，鳌拜輔政時期卻沒有進行什麼咄咄逼人的軍事行動，與他們在政治、經濟諸方面的作為相比，他們在軍事方面的政策和行動卻是很有節制的。
輔政開始以後不久，南明最後一個政權永曆小朝廷及其支持者李定國部為清軍消滅了，康熙二年到三年，鳌拜的弟弟穆裡瑪等又率軍鎮壓了大順農民軍的餘部夔東十三家軍。
盡管隻是繼續完成順治時期的軍事行動，但這些行動的後果已足以使鳌拜等采取相對保守的軍事政策。
夔東十三家軍的英勇抗擊，一直使統治者心有餘悸，“京師中諺語有其事險難者，則曰：&lsquo又上茅麓山耶？&rsquo”①。
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财政方面的困難&mdash&mdash軍事開支的浩大，不僅使鳌拜等難以繼續進行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而且使人民負擔極重，不得休息，有可能因此而使輔臣們恢複經濟的努力付之東流。
于是他們在滅亡了永曆政權之後，就急不可待地宣布：“從此大兵得以休息，糧饷不緻糜費。
宣诏中外，鹹使聞知。
”②基于此，他們在對東南沿海的鄭氏政權的行動中，就奉行了一條以防為主，以攻為輔，以撫為主，以剿為輔的路線。
康熙元年，鄭成功病死，其子鄭經繼立，在台灣以及金廈一帶與清皇朝抗衡。
由于鄭成功死後因繼位問題而發生内讧，鄭氏政權内部矛盾異常激化，許多文官武将都對鄭經表示不滿。
鳌拜等利用這個機會，對鄭氏人員誘以高官厚祿，招撫他們降清。
如康熙元年十一月，楊學臯來歸，授其左都督，加太子太保，“仍給三等阿思哈尼哈番”①；康熙二年，鄭成功之族兄鄭鳴駿被授遵義侯，族侄鄭缵緒為慕恩伯，如此等等，不勝枚舉。
除封賜爵職之外，鳌拜等還重用這些人來打擊鄭氏政權，以示對他們的信任，如康熙三年命征台灣，統率水師的施琅、周全斌、楊富、林順、何義等，無一不是鄭氏故将。
在清政權的“感召”之下，“自順治十八年九月起，至康熙元年七月止，陸續招撫僞将軍、都督、總兵，并副、參、遊、守、千、把總等官共二百九十員，兵共四千三百三十四名，家口共四百六十七名”②。
從康熙元年十月以後到康熙三年十月，較大規模的投降者有十六、七批，其中包括被稱作鄭經“腹心”、“左右臂指得力之人”的大量官員将領，還包括鄭缵緒、鄭世襲、鄭芝豹生母黃氏、以及鄭氏的“子侄眷屬”，與他們同來降清的官員不下千餘，軍隊百姓共有十數萬，還有大量船隻、盔甲器械等物，這就大大削弱了鄭氏政權的力量。
鳌拜等乘鄭氏政權的内讧，又輔之以攻，派兵先後攻克金、廈、銅山等地。
鄭經退守台灣。
康熙四年，“廷議罷兵”，并派慕天顔赴台谕降，力圖和平收複台灣。
但鄭經卻企圖裂土割據，“請稱臣入貢如朝鮮”，遭到輔臣的拒絕①
而另一方面，鳌拜等對地方官吏“不論滿洲、漢軍、漢人，應揀選賢能推用“②，“遇有緊要員缺，著不論資俸，将才能之員選擇補用”，并将熟悉民間疾苦，“才能夙著”的地方官擢為科道言官，令其“據實指陳，有裨政治”③。
這種裁撤冗吏、罷免不職、不拘資曆、任人以才的做法，顯然有利于吏治的整頓。
康熙元年，為簡化官吏考核制度，鳌拜等曾停止京察大計，“俱著三年考滿”，并定出考滿規則。
康熙四年，又停止考滿，恢複京察，定每六年考察官員一次。
這樣的來回變化，也無非說明輔臣對吏治的重視。
當然，在封建社會，特别是在其末世，政府機器中的許多弊病已積久難除，統治者的良好願望也并不一定能收到好的客觀效果，鳌拜輔政時期亦不能例外。
因此，康熙六年熊賜履對當時弊病的指摘也定有事實根據④。
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鳌拜在整頓吏治方面的努力，特别是康熙、雍正時繼續執行了這些措施，為“康乾之治”創造了有利條件，就更不能掩沒鳌拜輔政時期在這方面的貢獻了。
鳌拜在輔政時期，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恢複經濟。
在鼓勵墾荒方面，除了前述以墾荒對官吏實行考成外，政府也鼓勵百姓承種荒地。
順治十八年六月，針對順治朝以來所以無人承種荒地是因為“耕熟後往往有人認業，興起訟端”的情況，鳌拜等聽從河南禦史劉源浚的建議，“先給帖文，以杜争端”，并“除三年起科之外，如河工、供兵等項差役，給複十年，以示寬大之政”①。
在國家财政拮據的情況下，政府還發給湖廣等地窮民及河南等數省投誠官兵牛種銀兩②，給他們創造條件墾種田地，務農為生，這在以前是少有的。
清初四川經濟殘破，鳌拜等亦接受官員建議，準許各地冊籍有名無業或無名無業之人，由官府措處盤費，“差官接來安插”，并提出“無論本省、外省文武官員，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縣者，量與紀錄一次；有能招民六十家者，量與紀錄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論俸滿，即準升轉”③。
⑤《清聖祖實錄》卷3。
⑥《清聖祖實錄》卷6。
⑦《清聖祖實錄》卷24。
⑧《清聖祖實錄》卷25。
①《清聖祖實錄》卷26。
②《清聖祖實錄》卷22。
③《清聖祖實錄》卷25。
④《清聖祖實錄》卷22。
①《清聖祖實錄》卷3。
②《清聖祖實錄》卷15、23。
③《明清史料》丙編第十本第1000頁，“戶部題本”，康熙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這對恢複四川的農業經濟意義甚大。
為了保證經濟恢複，鳌拜等實行了“輕徭薄賦”政策，除了開墾荒地，三年起科之外，他們還十分注意蠲免。
康熙三年山西太原府屬十二州縣旱災嚴重，地方官至次年才行申報，并征收了當年的賦稅。
“上以地方官察報遲延，有失撫恤之道，下旨切責”，并準蠲免次年錢糧和發倉赈濟④。
按清初例，災十分者隻蠲額賦十之三，但康熙四年山東濟南等六府旱災嚴重，政府就将全部錢糧豁免⑤。
數日後，鳌拜等又下令戶部注意防止地方官乘蠲免之機“侵扣肥己”，“使小民不沾實惠”，并提出對犯有此罪的大小官員從重治罪，決不寬恕⑥。
此外還規定地方官在察看災情時，“随帶人役，務極減少，一切執事，盡行撤去”，切實保證蠲政的實效⑦。
據《清實錄》的不完全統計，輔政八年中，除康熙三年六月下令将順治十五年以前各項錢糧悉予蠲免這一次大規模蠲免外，政府進行了包括災蠲、欠蠲在内的各類蠲免共一百七十四次，涉及十六個省的七八百個府州縣衛。
除頻行蠲政之外，鳌拜等也主張嚴禁加派。
順治十八年七月，清廷因用兵等以緻入不敷出，下令加派練饷，直到錢糧充足日為止①。
但由于地方凋敝，人民困苦，鳌拜等隻得于當年十二月下令“急停，以舒民困”，“除順治十八年已派外，康熙元年通行停止”②。
加派練饷無疑是一大惡政，但他看到有損于經濟的恢複、人民的休息，便在數月後停止，這種及時糾偏的作法，比起明末統治者來顯然要高明一些。
鳌拜輔政時期經濟上的一個德政，就是實行“更名田”。
康熙七年十月，“命查故明廢藩田房，悉行變價，照民地征糧”③。
由于這些土地的一部分已在明末農民起義中為農民占有，清政府此舉實際上就是向這些農民反攻倒算，也就必然遭到後者的激烈反對而無法實行。
康熙八年三月，政府下令“著免其變價，撤回所差部員，将見在未變價田地，交與該督撫，給與原種之人，令其耕種，照常征糧”，并“将無人承種餘田，招民開墾”④，這就正式承認了農民在明末起義中獲得的部分成果。
到順治末年，統一全國和鞏固統治的戰争雖已近尾聲，但軍事行動畢竟還一直存在，對經濟恢複也有一定影響，由于鳌拜等努力實行促進經濟恢複的措施，這段時間的農業生産不但沒有停滞倒退，而且有所恢複和發展。
仍以《清實錄》中數字為據：從順治十八年到康熙七年，人丁共增加228575；土地共增加145322頃；征銀共增加114838兩，平均人丁年增長率為千分之一點七；平均土地年增長率為千分之三點六；平均稅銀年增長率為千分之零點六二，可見土地年增長率超過稅收銀年增長率四倍多，這當然有利于人民的休養生息，有利于經濟的恢複。
鳌拜雖然是追随皇太極馬上得天下的重要軍事将領，其他三位輔臣也多次披甲從征，武功赫赫，有較長的軍事生涯，但是，除了繼續順治朝以來的④《清聖祖實錄》卷14。
⑤《清聖祖實錄》卷15。
⑥《清聖祖實錄》卷15。
⑦《清聖祖實錄》卷26。
①“車克題加征練饷之法及嚴禁各官作弊事本”，《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四輯。
②《清聖祖實錄》卷5。
③《清聖祖實錄》卷27。
④《清聖祖實錄》卷28。
統一戰争之外，鳌拜輔政時期卻沒有進行什麼咄咄逼人的軍事行動，與他們在政治、經濟諸方面的作為相比，他們在軍事方面的政策和行動卻是很有節制的。
輔政開始以後不久，南明最後一個政權永曆小朝廷及其支持者李定國部為清軍消滅了，康熙二年到三年，鳌拜的弟弟穆裡瑪等又率軍鎮壓了大順農民軍的餘部夔東十三家軍。
盡管隻是繼續完成順治時期的軍事行動，但這些行動的後果已足以使鳌拜等采取相對保守的軍事政策。
夔東十三家軍的英勇抗擊，一直使統治者心有餘悸，“京師中諺語有其事險難者，則曰：&lsquo又上茅麓山耶？&rsquo”①。
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财政方面的困難&mdash&mdash軍事開支的浩大，不僅使鳌拜等難以繼續進行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而且使人民負擔極重，不得休息，有可能因此而使輔臣們恢複經濟的努力付之東流。
于是他們在滅亡了永曆政權之後，就急不可待地宣布：“從此大兵得以休息，糧饷不緻糜費。
宣诏中外，鹹使聞知。
”②基于此，他們在對東南沿海的鄭氏政權的行動中，就奉行了一條以防為主，以攻為輔，以撫為主，以剿為輔的路線。
康熙元年，鄭成功病死，其子鄭經繼立，在台灣以及金廈一帶與清皇朝抗衡。
由于鄭成功死後因繼位問題而發生内讧，鄭氏政權内部矛盾異常激化，許多文官武将都對鄭經表示不滿。
鳌拜等利用這個機會，對鄭氏人員誘以高官厚祿，招撫他們降清。
如康熙元年十一月，楊學臯來歸，授其左都督，加太子太保，“仍給三等阿思哈尼哈番”①；康熙二年，鄭成功之族兄鄭鳴駿被授遵義侯，族侄鄭缵緒為慕恩伯，如此等等，不勝枚舉。
除封賜爵職之外，鳌拜等還重用這些人來打擊鄭氏政權，以示對他們的信任，如康熙三年命征台灣，統率水師的施琅、周全斌、楊富、林順、何義等，無一不是鄭氏故将。
在清政權的“感召”之下，“自順治十八年九月起，至康熙元年七月止，陸續招撫僞将軍、都督、總兵，并副、參、遊、守、千、把總等官共二百九十員，兵共四千三百三十四名，家口共四百六十七名”②。
從康熙元年十月以後到康熙三年十月，較大規模的投降者有十六、七批，其中包括被稱作鄭經“腹心”、“左右臂指得力之人”的大量官員将領，還包括鄭缵緒、鄭世襲、鄭芝豹生母黃氏、以及鄭氏的“子侄眷屬”，與他們同來降清的官員不下千餘，軍隊百姓共有十數萬，還有大量船隻、盔甲器械等物，這就大大削弱了鄭氏政權的力量。
鳌拜等乘鄭氏政權的内讧，又輔之以攻，派兵先後攻克金、廈、銅山等地。
鄭經退守台灣。
康熙四年，“廷議罷兵”，并派慕天顔赴台谕降，力圖和平收複台灣。
但鄭經卻企圖裂土割據，“請稱臣入貢如朝鮮”，遭到輔臣的拒絕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