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軍制和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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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軍的戰鬥力已大為削弱。
征廓之戰中，主要依靠海蘭察帶領的一百餘員禦前巴圖魯侍衛章京奮勇作戰，以及三四千名金川藏兵、索倫兵、達爾木蒙古兵和一二千名綠營，并未征調北京八旗和駐防八旗軍。
在嘉慶年間曆時九年的平定白蓮教起義中，京旗和西安等處駐防旗兵柔弱怯戰，未能起到主力軍作用，隻是一些滿洲将領和東北滿兵索倫兵，尚在轉戰五省，奮勇沖殺。
此後，八旗軍更不斷衰弱，在鴉片戰争、太平天國起義、八國聯軍侵華等等戰争中，均衰弱怯戰，未能盡到保衛朝廷抵禦外侮的責任，成為無用之兵，最後于宣統三年（1911）清亡之後，全部解散為民。
綠營兵的建立、發展和衰亡綠營兵主要是漢人，也有一些兵是回民等少數民族人員，因其使用的旗幟是綠旗，故叫綠旗兵或綠營兵，有時簡稱為綠營或綠旗。
順治時，由于滿洲男丁太少，八旗軍也不多，為了轄治全國一千七百餘府廳州縣，以漢治漢，安插降兵，羁糜骁弁，攝政王多爾衮創立了建立綠營的制度，陸續在各省置官設兵，其後不斷發展。
綠營大緻可分為京師、行省、邊區三個類型。
京師綠營兵是巡捕營，其職責是協助八旗軍“拱衛宸極”，巡緝京師地方，乾隆後期，定員為一萬名兵士。
西藏、蒙古、新疆等邊區的綠營兵，是由内地派往，實行三年或五年一換的屯戍制。
各行省皆有綠營兵，順治時總數約有八十萬名，後大體保持在六十萬名上下。
各省綠營的最高統帥是總督或不設總督之省的巡撫，都是文職。
綠營的日常操練、管轄和征戰防戍，則由武職提督、總兵等将弁負責。
提督為從一品，或專設，或由巡撫兼任，各省共設十四員提督。
總兵官官階正二品，為一鎮之主，全國共六十六員。
其下，有副将一百一十九員，以及參将、遊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等官。
總督以下，皆有各自帶領之兵，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官親自帶領之兵叫“标”，分别稱為督标、撫标、提标、領标。
副将所屬叫“協”，參将至守備叫“營”，千、把總叫“風”。
綠營武将基本上是漢人或漢軍人擔任，但也規定了一定數量的“滿缺”，即以滿洲旗人擔任。
綠營兵饷少于八旗軍，各鎮馬兵月饷二兩，步兵一兩五錢，守兵一兩，皆月支米三鬥。
由于綠營官兵衆多，歲需巨量銀兩。
嘉慶十七年，綠營兵總數為六十六萬餘名，歲需官俸兵饷銀一千二百零八萬餘兩，公費銀二十七萬餘兩，養廉銀一百三十餘萬兩，兵丁紅白喜事銀三十二萬餘兩，共銀一千四百萬餘兩，占全國一年總收入三分之一強。
順治年間，綠營官兵随從八旗軍分征各地，對統一全國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平定三藩之亂時，綠營官兵蒙皇帝嘉獎，張勇、趙良棟、王進寶、孫思克等河西四将，總督李之芳、蔡毓榮、董衛國等大臣，均率領綠營官兵奮勇沖殺，功勳卓著，比順治時起了更大的作用。
康熙帝三征噶爾丹，以及逐準安藏，綠營官兵随從八旗軍作戰。
雍正二年，四川提督嶽鐘琪僅率綠營兵六千名，千裡突襲，一舉平定了羅蔔藏丹津叛亂，為安定青海作出了重大貢獻。
雲貴總督鄂爾泰督領綠旗兵，剿撫皆用，使雲貴六省得以大規模地改土歸流，為增強國家統一、安定和開發廣闊民族地區，再建功勳。
乾隆年間，綠營兵雖參加了平準定回、逐廓安藏、兩征金川、征緬攻安等戰争，但将弁疲弱怯戰，動辄潰逃。
一征金川前期，經略讷親、總督張廣泗統領綠營及士兵四萬餘人，進攻僅有一萬餘人的大金川，總兵陣亡，副将重傷，“士無鬥志”，“一遇賊徒，辄鳥獸散”，有一次，敵兵數十人奮勇沖來，清兵“三千餘衆擁擠奪回”，“聞聲遠遁，自相蹂躏”①。
此後更是日益衰弱。
嘉慶年間白蓮教起義，綠營便不能用，清政府被迫招募了數十萬名鄉勇，以與義軍交戰。
道光末年至同治八年，太平天國軍隊橫掃廣西、湖南、湖北、江蘇、陝西、甘肅等省的綠營兵，從根本上摧垮了綠營制度，清政府隻得改募“勇丁”，以“勇營”即“湘軍”、“淮軍”對抗太平軍。
綠營制已陷入山窮水盡地步，任憑清廷如何挽救，皆無實效。
清廷遂從同治二年（1863）起，陸續裁汰綠營兵士，到宣統三年（1911）清亡之時，綠營兵所存已不過原來額定總數的百分之二三了。
綠營制度遂與清朝相終結。
①《清高宗實錄》卷323，頁2、3。
第二節 刑法制度 大清律例的制訂 清入關前，局處一隅，“參漢酌金”，因時定例，還沒有形成一部系統的完備的成文法典。
入關定鼎之後，清代的法制日趨完善。
順治元年（1644）五月，攝政王多爾衮率軍占領北京。
六月，命依《明律》治罪，八月命詳譯《明律》，參酌時宜，集議允當，裁定成書，頒行全國。
十月，福臨在北京即皇帝位。
同月，刑部左侍郎黨崇雅奏，乞暫用《明律》。
命“在外仍照《明律》以行”①，旗人沿襲盛京舊例斷獄。
其時旗民同罪不同律。
二年二月，從刑科都給事中李士焜奏，命修律官參酌滿、漢條例，分别輕重等差，纂修律例②。
三年五月，由刑部尚書吳達海等，“詳譯《明律》，參以國制，增損劑量，期于平允”，書成，名為《大清律集解附例》。
四年三月，頒行《大清律》③。
是為清代第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典。
《大清律集解附例》凡十卷，共四百五十八條。
其篇目及分門，完全沿襲《明律》，律條亦無大出入。
如内有依《大诰》減等&mdash&mdash明初曾頒《大诰》，犯者呈《大诰》服罪可減一等，清初未嘗作《大诰》，故時人稱“《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也”④。
十二年十二月頒行滿文《大清律》，是為《大清律集解附例》的滿文本。
康熙九年（1670），命大學士管理刑部尚書事對喀納等，将律文的滿、漢文義，複行校正。
十八年，更改刑部條例，别自為書，稱為《現行則例》，凡二百九十條①，十九年頒行。
二十八年八月，廣西道試監察禦史盛符升，以律例須歸一貫，請“将律例之分别者合之，新舊之不符者通之，輕重之可議者酌之，務期盡善”②。
後經九卿議複，準将《現行則例》附入《大清律》條例内。
同年十月，開館纂輯，将原有律例與《現行則例》，逐款校閱，參酌考訂，于每篇正文之後，創用總注，疏解律義。
繕寫滿、漢文各四十冊，于四十六年六月進呈，留中未發。
至六十一年，纂輯新增定例一百一十五條，迄未刊刻頒發。
雍正元年（1723），命大學士朱轼等為總裁，将《大清律集解附例》和《現行則例》，輕重有衡，析異同歸，“逐條考正，重加編輯”。
三年，書成，稱為《大清律集解》，五年，頒行。
是律，總計分為六類，三十門，律文四百三十六條，附例八百二十四條，律末附比引律三十條，共計一千二百九十條。
律首列《六贓圖》、《五刑圖》、《獄具圖》、《喪服圖》等八圖。
書中《原例》為曆朝舊例，《增例》為康熙間的《現行則例》，《欽定例》為“上谕”及臣工條奏。
乾隆五年（1740），對《大清律集解》重加修訂，删除總注，逐條詳校，折衷損益，纂成後稱為《大清律例》，律文凡四百三十六條，附例增至一千①《清世祖實錄》卷10。
②《清世祖實錄》卷14。
③《清世祖實錄》卷31。
④談遷：《北遊錄·紀聞下》。
①《清史稿》卷143《刑法志一》。
②《大清律集解》卷首。
四百零九條。
十一年定“條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③，纂修律例館附于刑部。
乾隆朝先後纂修《大清律例》八九次，删除《原例》、《增例》諸名目。
嘉慶以降，經道光、鹹豐，迄至同治，附例疊經修改，纂入新例，而例益繁，增至一千八百九十二條。
清代定制，有例不用律，律多成虛文，而例益發繁碎。
或因律破例，或前後抵觸，參差歧異，高下糾紛。
光緒、宣統，考察西法，改訂清律。
宣統二年（1910），全書奏定，稱為《大清現行刑律》，分為三十篇，三百八十九條，附例一千三百二十七條。
翌年清朝統治結束，刑律亦未施行。
清代又編纂《會典》，凡五次：康熙二十九年、雍正十年、乾隆二十七年、嘉慶十七年和光緒二十五年。
各《會典》體例相同，而後典删修增補前典，收錄行政法規，具有綜合法典的性質。
光緒《大清會典事例》，正文一百卷，附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是中國封建社會最系統、最完整的行政法典。
此外，清代行政法規有戶、禮、工各部《則例》，以及吏、兵各部《處分則例》等，進一步完善了清代的法律體系。
律例的基本内容《清律》與《明律》的類、門、律、例，大多雷同，但同中有異。
在旗人身份、民族身份、官人身份和奴賤身份等方面，《清律》有着明顯的特點。
旗人身份，刑罰有殊。
《清律》規定，旗人身份于刑罰上優渥恩典，則為前代所無。
宗室、覺羅為旗人中之尊貴者。
清顯祖（塔克世）本支為宗室，系黃帶，旁支為覺羅，系紅帶。
宗室、覺羅犯罪，享有議親之典。
其“所犯笞、杖、枷号，照例折罰責打；犯徒，宗人府拘禁；軍、流、鎖禁，俱照旗人折枷日期，滿日開釋”；死刑“宗人府進黃冊”①。
但實際上，雍正帝谕稱：“向例宗室犯罪，止分别折罰圈禁”②。
雍正六年，雍正帝谕八議之不可為訓，對宗室内的政敵是個打擊。
乾隆四十三年，以宗室
征廓之戰中，主要依靠海蘭察帶領的一百餘員禦前巴圖魯侍衛章京奮勇作戰，以及三四千名金川藏兵、索倫兵、達爾木蒙古兵和一二千名綠營，并未征調北京八旗和駐防八旗軍。
在嘉慶年間曆時九年的平定白蓮教起義中，京旗和西安等處駐防旗兵柔弱怯戰，未能起到主力軍作用，隻是一些滿洲将領和東北滿兵索倫兵，尚在轉戰五省，奮勇沖殺。
此後，八旗軍更不斷衰弱，在鴉片戰争、太平天國起義、八國聯軍侵華等等戰争中，均衰弱怯戰，未能盡到保衛朝廷抵禦外侮的責任，成為無用之兵，最後于宣統三年（1911）清亡之後，全部解散為民。
綠營兵的建立、發展和衰亡綠營兵主要是漢人，也有一些兵是回民等少數民族人員，因其使用的旗幟是綠旗，故叫綠旗兵或綠營兵，有時簡稱為綠營或綠旗。
順治時，由于滿洲男丁太少，八旗軍也不多，為了轄治全國一千七百餘府廳州縣，以漢治漢，安插降兵，羁糜骁弁，攝政王多爾衮創立了建立綠營的制度，陸續在各省置官設兵，其後不斷發展。
綠營大緻可分為京師、行省、邊區三個類型。
京師綠營兵是巡捕營，其職責是協助八旗軍“拱衛宸極”，巡緝京師地方，乾隆後期，定員為一萬名兵士。
西藏、蒙古、新疆等邊區的綠營兵，是由内地派往，實行三年或五年一換的屯戍制。
各行省皆有綠營兵，順治時總數約有八十萬名，後大體保持在六十萬名上下。
各省綠營的最高統帥是總督或不設總督之省的巡撫，都是文職。
綠營的日常操練、管轄和征戰防戍，則由武職提督、總兵等将弁負責。
提督為從一品，或專設，或由巡撫兼任，各省共設十四員提督。
總兵官官階正二品，為一鎮之主，全國共六十六員。
其下，有副将一百一十九員，以及參将、遊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等官。
總督以下，皆有各自帶領之兵，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官親自帶領之兵叫“标”，分别稱為督标、撫标、提标、領标。
副将所屬叫“協”，參将至守備叫“營”，千、把總叫“風”。
綠營武将基本上是漢人或漢軍人擔任，但也規定了一定數量的“滿缺”，即以滿洲旗人擔任。
綠營兵饷少于八旗軍，各鎮馬兵月饷二兩，步兵一兩五錢，守兵一兩，皆月支米三鬥。
由于綠營官兵衆多，歲需巨量銀兩。
嘉慶十七年，綠營兵總數為六十六萬餘名，歲需官俸兵饷銀一千二百零八萬餘兩，公費銀二十七萬餘兩，養廉銀一百三十餘萬兩，兵丁紅白喜事銀三十二萬餘兩，共銀一千四百萬餘兩，占全國一年總收入三分之一強。
順治年間，綠營官兵随從八旗軍分征各地，對統一全國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平定三藩之亂時，綠營官兵蒙皇帝嘉獎，張勇、趙良棟、王進寶、孫思克等河西四将，總督李之芳、蔡毓榮、董衛國等大臣，均率領綠營官兵奮勇沖殺，功勳卓著，比順治時起了更大的作用。
康熙帝三征噶爾丹，以及逐準安藏，綠營官兵随從八旗軍作戰。
雍正二年，四川提督嶽鐘琪僅率綠營兵六千名，千裡突襲，一舉平定了羅蔔藏丹津叛亂，為安定青海作出了重大貢獻。
雲貴總督鄂爾泰督領綠旗兵，剿撫皆用，使雲貴六省得以大規模地改土歸流，為增強國家統一、安定和開發廣闊民族地區，再建功勳。
乾隆年間，綠營兵雖參加了平準定回、逐廓安藏、兩征金川、征緬攻安等戰争，但将弁疲弱怯戰，動辄潰逃。
一征金川前期，經略讷親、總督張廣泗統領綠營及士兵四萬餘人，進攻僅有一萬餘人的大金川，總兵陣亡，副将重傷，“士無鬥志”，“一遇賊徒，辄鳥獸散”，有一次，敵兵數十人奮勇沖來，清兵“三千餘衆擁擠奪回”，“聞聲遠遁，自相蹂躏”①。
此後更是日益衰弱。
嘉慶年間白蓮教起義，綠營便不能用，清政府被迫招募了數十萬名鄉勇，以與義軍交戰。
道光末年至同治八年，太平天國軍隊橫掃廣西、湖南、湖北、江蘇、陝西、甘肅等省的綠營兵，從根本上摧垮了綠營制度，清政府隻得改募“勇丁”，以“勇營”即“湘軍”、“淮軍”對抗太平軍。
綠營制已陷入山窮水盡地步，任憑清廷如何挽救，皆無實效。
清廷遂從同治二年（1863）起，陸續裁汰綠營兵士，到宣統三年（1911）清亡之時，綠營兵所存已不過原來額定總數的百分之二三了。
綠營制度遂與清朝相終結。
①《清高宗實錄》卷323，頁2、3。
第二節 刑法制度 大清律例的制訂 清入關前，局處一隅，“參漢酌金”，因時定例，還沒有形成一部系統的完備的成文法典。
入關定鼎之後，清代的法制日趨完善。
順治元年（1644）五月，攝政王多爾衮率軍占領北京。
六月，命依《明律》治罪，八月命詳譯《明律》，參酌時宜，集議允當，裁定成書，頒行全國。
十月，福臨在北京即皇帝位。
同月，刑部左侍郎黨崇雅奏，乞暫用《明律》。
命“在外仍照《明律》以行”①，旗人沿襲盛京舊例斷獄。
其時旗民同罪不同律。
二年二月，從刑科都給事中李士焜奏，命修律官參酌滿、漢條例，分别輕重等差，纂修律例②。
三年五月，由刑部尚書吳達海等，“詳譯《明律》，參以國制，增損劑量，期于平允”，書成，名為《大清律集解附例》。
四年三月，頒行《大清律》③。
是為清代第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典。
《大清律集解附例》凡十卷，共四百五十八條。
其篇目及分門，完全沿襲《明律》，律條亦無大出入。
如内有依《大诰》減等&mdash&mdash明初曾頒《大诰》，犯者呈《大诰》服罪可減一等，清初未嘗作《大诰》，故時人稱“《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也”④。
十二年十二月頒行滿文《大清律》，是為《大清律集解附例》的滿文本。
康熙九年（1670），命大學士管理刑部尚書事對喀納等，将律文的滿、漢文義，複行校正。
十八年，更改刑部條例，别自為書，稱為《現行則例》，凡二百九十條①，十九年頒行。
二十八年八月，廣西道試監察禦史盛符升，以律例須歸一貫，請“将律例之分别者合之，新舊之不符者通之，輕重之可議者酌之，務期盡善”②。
後經九卿議複，準将《現行則例》附入《大清律》條例内。
同年十月，開館纂輯，将原有律例與《現行則例》，逐款校閱，參酌考訂，于每篇正文之後，創用總注，疏解律義。
繕寫滿、漢文各四十冊，于四十六年六月進呈，留中未發。
至六十一年，纂輯新增定例一百一十五條，迄未刊刻頒發。
雍正元年（1723），命大學士朱轼等為總裁，将《大清律集解附例》和《現行則例》，輕重有衡，析異同歸，“逐條考正，重加編輯”。
三年，書成，稱為《大清律集解》，五年，頒行。
是律，總計分為六類，三十門，律文四百三十六條，附例八百二十四條，律末附比引律三十條，共計一千二百九十條。
律首列《六贓圖》、《五刑圖》、《獄具圖》、《喪服圖》等八圖。
書中《原例》為曆朝舊例，《增例》為康熙間的《現行則例》，《欽定例》為“上谕”及臣工條奏。
乾隆五年（1740），對《大清律集解》重加修訂，删除總注，逐條詳校，折衷損益，纂成後稱為《大清律例》，律文凡四百三十六條，附例增至一千①《清世祖實錄》卷10。
②《清世祖實錄》卷14。
③《清世祖實錄》卷31。
④談遷：《北遊錄·紀聞下》。
①《清史稿》卷143《刑法志一》。
②《大清律集解》卷首。
四百零九條。
十一年定“條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③，纂修律例館附于刑部。
乾隆朝先後纂修《大清律例》八九次，删除《原例》、《增例》諸名目。
嘉慶以降，經道光、鹹豐，迄至同治，附例疊經修改，纂入新例，而例益繁，增至一千八百九十二條。
清代定制，有例不用律，律多成虛文，而例益發繁碎。
或因律破例，或前後抵觸，參差歧異，高下糾紛。
光緒、宣統，考察西法，改訂清律。
宣統二年（1910），全書奏定，稱為《大清現行刑律》，分為三十篇，三百八十九條，附例一千三百二十七條。
翌年清朝統治結束，刑律亦未施行。
清代又編纂《會典》，凡五次：康熙二十九年、雍正十年、乾隆二十七年、嘉慶十七年和光緒二十五年。
各《會典》體例相同，而後典删修增補前典，收錄行政法規，具有綜合法典的性質。
光緒《大清會典事例》，正文一百卷，附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是中國封建社會最系統、最完整的行政法典。
此外，清代行政法規有戶、禮、工各部《則例》，以及吏、兵各部《處分則例》等，進一步完善了清代的法律體系。
律例的基本内容《清律》與《明律》的類、門、律、例，大多雷同，但同中有異。
在旗人身份、民族身份、官人身份和奴賤身份等方面，《清律》有着明顯的特點。
旗人身份，刑罰有殊。
《清律》規定，旗人身份于刑罰上優渥恩典，則為前代所無。
宗室、覺羅為旗人中之尊貴者。
清顯祖（塔克世）本支為宗室，系黃帶，旁支為覺羅，系紅帶。
宗室、覺羅犯罪，享有議親之典。
其“所犯笞、杖、枷号，照例折罰責打；犯徒，宗人府拘禁；軍、流、鎖禁，俱照旗人折枷日期，滿日開釋”；死刑“宗人府進黃冊”①。
但實際上，雍正帝谕稱：“向例宗室犯罪，止分别折罰圈禁”②。
雍正六年，雍正帝谕八議之不可為訓，對宗室内的政敵是個打擊。
乾隆四十三年，以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