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政權機構及其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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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後，抽幫撥運。
②《清宣宗實錄》卷302。
③《清世宗實錄》卷77。
④《清世宗實錄》卷103。
①《清高宗實錄》卷578。
②《清高宗實錄》卷1022。
③《清高宗實錄》卷135、393。
④《清世宗實錄》卷108、45。
清代漕運，不外乎征收、運輸、收倉三大環節。
在這三個環節上産生的各種弊漏，防不勝防，治不勝治。
終清一世，所謂“剔除漕弊”的議論，喋喋不休，然而都無補大局，清代漕運繼承明代舊制，也繼承了明代漕運的全部弊病。
清代漕運的發展清代漕運是所謂“治國要務”，康熙帝曾将漕運與河務、三藩同列為“三大事”，“書宮中柱上”。
順治二年（1645），巡漕禦史劉明英所奏關于漕運的額數宜清、運法宜定、修船宜急、運道宜豫等四條建議，立即被清朝統治者所采納①。
順治、康熙兩朝，着手在整頓漕政、加強漕運官司、疏通河道、嚴格官吏考成等方面，系統、全面地恢複漕運。
這項工作顯然對清皇朝的财政收入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在康熙、雍正和乾隆前期，出現了倉儲充裕的局面。
康熙十八年，“京城通州倉内，貯米甚多，各省運至漕糧，亦無虧欠，在倉内堆積，恐緻紅朽”。
清政府下令，于蘇州、鎮江、江甯、淮安等處，各截留糧米三萬至十五萬石不等，以備動用②。
這種現象，與順治初“節年拖欠，多至數百萬石”相比，顯然進入相對穩定時期。
同時，在政治上，為清初北方地區的統治和京師社會秩序的安定，提供了保障。
漕運的穩定發展，的确對社會經濟有重要影響。
貫通南北的京杭大運河，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四大水系聯系起來，而且通過江南水網及浙贛、閩粵水道，又能與珠江水系連結，這在溝通南北經濟的交流方面，作用重大。
因此，漕運的經濟作用，大緻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漕運的暢通，進一步推動了運河沿岸城市的繁榮。
比如濟甯和臨清是山東運河的南北兩關。
清朝廷在漕運總督之下設立四個巡漕禦史，其一即駐濟甯，專門巡察山東台莊至北直交境。
臨清更是運河北段的重鎮，“各省重運，俱令糧道督押本幫至臨清，出具糧米無虧印結，即行回任。
其自臨清抵通，概令山東糧道往來催趱”①。
臨清是清代漕糧進京的關鍵所在，在清漕中有重要地位。
漕船由臨清關轉入衛河，需挨次等候出口，于是在泊船沿岸，自然形成一條商業街道，至今遺迹猶存。
現在的濟甯、聊城兩市尚保留着相當古舊的“月河街”，據方志記載，是當年相當繁華的街市，酒樓旅舍，鱗次栉比。
“月河街”又稱“越河街”，本是跨越運河幹道的支河沿岸，專門停泊漕船，以保證幹道的通暢。
聊城的山陝會館，尚保存着清代建築的特色，其門樓戲台樣式，與運河上其他城市的山陝會館多有相同之處，反映出運河沿岸各地商人和商業的活躍。
即使象山東東阿縣張秋鎮這樣的小鎮，由于地處東阿、陽谷、①《清世祖實錄》卷17。
②《清聖祖實錄》卷283。
①《清史稿》卷122《食貨》三。
壽張三縣的交界點上，成為南北鎖鑰，“幅員數裡，自南而北，則漕渠貫其中”②。
清代漕運和治河，促使這個小鎮興旺起來，到清中葉，該鎮已具備三裡長的十字街道，中間鋪設青石條闆，人口幾近萬人。
清政府多次治河都駐此指揮，該鎮成為河漕兼重的魯西名鎮。
第二，清代漕運起到了“南糧北調”、“南布北運”的調節作用。
平籴依靠倉儲，倉儲靠漕運，因此漕運的作用是應該肯定的。
第三，清代漕運對南北經濟交流的推動作用是很明顯的。
清政府規定，每條漕船可以随帶土宜六十石，予以免稅。
假若以每歲漕船六千艘計算，每年在運河上的免稅貨物即達三十六萬石，約占實征漕糧的十分之一。
實際上運輸的貨物，遠遠超過此數。
加上運丁、水手私帶的貨物，沿途商賈托運的貨物，漕船回空随運的貨物，更是無法計算。
特别是漕船運丁多載私貨的問題，曆朝皆有，比比皆是，成為清代整頓漕政的大事。
如：康熙五十八年（1719），江西、湖廣糧船二千餘隻，“旗丁任意将貨物滿載，船尾拴紮木筏，不令查驗”①。
第四，清代漕運暢通的結果，使運河作為南北經濟大動脈的意義更為突出。
這條經濟大動脈的跳動，幾乎決定着某些運河城鎮的興衰。
道光以後，運河山東段經常淤塞，漕運停頓，聊城、臨清等城鎮逐漸衰落，就是明證。
運河沿岸運輸業的發達，集中了大批的碼頭搬運工、挽淺纖夫、挖河疏流的民工和船上的舵工水手等，形成了一支龐大的雇傭勞動力隊伍。
他們多來自破産農民，以運河為業，靠出賣勞動力為生，而且随着運河運輸業的開發，他們能在河上串連成幫，于是在客觀上形成了運河上特有的雇傭勞動力市場。
第五，清廷為了确保漕運，對運道的疏通十分重視，采取了治黃兼顧治運的水利方針，這樣，客觀上給運河地區，特别是黃淮地區的水利事業帶來一定的好處。
宋、元、明三代和清代前期，黃河下遊河道從河南經江蘇北部入海，在淮陰附近與淮河、運河會合。
由于黃河夾帶大量泥沙，下遊河道經常被淤沙堵塞，堤防失修，造成泛濫決口，不僅河南、山東、蘇北常受水災之害，而且影響到淮河、運河。
特别是黃淮泛濫，倒灌入運，使運河阻塞，南北航運斷絕，因此明、清兩代的治河與漕運密切相關。
運河北段的水量，原來主要依靠山東諸泉的接濟、調節，但是從明中葉之後，山東諸泉水量本身不足，使運河水勢變遷不停。
明代治河，過分強調保漕，不顧農時需要，唯視運漕水量之宜，任意排放，每至春天幹旱，将積水放入運河，奪走農民的點滴灌溉之利，若逢夏澇，則将運河水流排出，釀成水災。
故而明代多次治河，均不得其益。
清代治河，雖然也以“濟運通漕”為目的，但在靳輔、陳潢的主持下，先是堵塞高家堰與黃河其他決口，使黃、淮複歸故道，特别②康熙九年修，乾隆三十二年補《張秋志》。
①《清聖祖實錄》卷285。
是在漕船必經的清水潭，修成數十裡偃月形堤壩，使水流湍急的險要河段，變成漕船“永無漂溺之患”的“永安河”①。
後又在黃河北岸開挖中河一道，使漕船出清口後，不必再行一百八十裡險段，隻要行二十裡就可進入中河，縮短了航程，減少了危險。
确實達到保漕的目的。
同時，陳潢還注意到防止水土流失，提高了治河的技術水平。
由于清代治河兼顧治運，不僅黃河、淮河各歸故道，漕運無阻，而且在蘇北涸出三百萬畝土地，使原來被水淹沒的土地重新變成可耕的農田。
總之，漕運的暢通，為清代前期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東南地區的繁榮，直接或間接地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漕運是曆代封建皇朝的苛政。
在“千帆競發，天臾正供絡繹而來”的背後，充滿着勞動人民的血汗。
《冊府元龜·漕運總序》曾對秦代和漢（武帝）時期的漕運，給以深刻的揭露：“乃若京師，大衆之所聚，萬旅百官之仰給，邦畿之賦，豈足充用？逮于奉辭伐叛，調兵乘載，或約赍以深入，或赢糧而景從。
曷嘗不漕引而緻羨儲，飛挽而資宿飽。
乃有穿渠鑿河，乘便利之勢，創法立制，極機巧之思。
斯皆賢者之心術，古人之能事，至于成敗之殊，勞逸之異，宜亦一開卷而可見也。
”而且指出，秦始皇“轉輸北河，率三十鐘而緻一石”。
耗費三十鐘而漕運一石之糧，代價之巨，令人吃驚。
清代漕運也是個得不償失的辦法。
“歲漕江南四百萬石，而江南則歲出一千四百萬石。
四百萬石未必盡歸朝廷，而一千萬石常供官旗及諸色蠹惡之口腹..是以江南諸縣，無縣不逋錢糧。
”①嘉慶時，江南漕米運抵京倉，每石費用需銀十八兩。
當時糧價，每石在一兩左右。
一石漕糧的費用超過當時商品糧價十六、七倍，實在是很不合算的。
漕運中發生的種種問題，弄得清朝皇帝非常頭疼，曆朝都為漕運展開過争論，力圖謀求良策。
有人對漕運的政治作用提出了懷疑。
陸隴其曾指出：“以漕運而裕國，秦漢以來不得已之策耳。
夫以京師之重，而仰給于遐方，天下無事，則有侵漁遲誤之弊，天下有事，則有咽喉中梗之虞，此甚非所以久安長治也。
”②早在明季，徐光啟就提出：“宜近取諸畿甸而自足。
”③也就是說，可以用開發京畿地區的農業來代替漕糧的運輸。
清初，陸隴其提議，“裕國之本其必墾西北之閑田，而寬東南之輸輓。
”④道光時，林則徐認為“國家建都在北，轉粟自南，京倉一石之儲，常糜費數石之費，奉行既久，轉輸固自不窮。
而經國遠猷，務為萬至計，竊願更有進也。
”也是個開發華北農業的①《河防述言》，《雜志》第11。
①《皇朝經世文編》卷46陸世儀《漕兌揭》。
②《皇朝經世文編》卷46《戶政·漕運》上，陸隴其《漕運》。
③《農政全書》卷12。
④《皇朝經世文編》卷46《戶政·漕運》上，陸隴其《漕運》。
想法。
若按當時農業生産技術水平，開發海河地區，在直隸增開二至四萬頃土地（按畝産一至二石計算），每年生産需自南方運來的四百萬石漕糧，并不是沒有可能的。
但是這樣的計劃，清朝統治者連想都不敢想。
他們曾經想過學習元代的辦法，打通膠萊運河，沒有成功，隻好抱住數百年的舊法不放，越走越困難。
他們還采取過漕糧改折的辦法，就是改變征收糧米（本色）為貨币（錢或銀兩）。
本來，漕糧一般是不準改折的。
隻是在發生災荒或運輸困難的情況下，才允許改折。
後來還實行過“民折官辦”，就是由納糧戶将改折的銀或錢，交給官府，由官府派員在口岸附近采買糧食，交兌運輸。
太平天國革命爆發時，長江地區被起義軍占領，漕運停止，清政府隻得臨時采取改折和折銀解部。
道光四年，淮安高堰地方發生水災，運河水淺，而且運河山東段因諸泉水缺，經常幹涸，于是，次年在江浙實行海運，即在上海雇募商船，運糧至天津，然後轉輸京通。
但海運之法直到鹹豐以後才正式實行起來。
總之，對于得不償失的漕運制度，清政府始終拿不出改革的辦法。
漕糧的長途運輸，船隻消耗，官吏侵吞，關卡林立，人手紛雜，造成人力物力的極大浪費，也給官吏營私舞弊大開方便之門。
康熙四十六年，“坐糧廳赫芍色，聲名惡劣..每船取銀八兩，一年約得四五萬金，赫芍色任坐糧廳十年，則已得四五十萬”①，“然貪官污吏，積習相沿，莫能禁也”②。
①《清聖祖實錄》卷230。
②《清史稿》卷122《食貨三》。
第五節 學校與科舉學校制度 清代的學校與科舉，大體上沿用了明代的制度，内容上有所損益，措施上更為周密。
學校是儲育人才之地，科舉是掄才大典，兩者相輔而行，關系十分密切。
讀書士子入仕，主要通過科舉，而要由科目登進，必須是學校的生員。
學校的主要任務，是養育士人以應試科目，不過學校生員做官不一定要經過全部科舉考試的階梯，入國子監肄業後，便有了獲得官職的可能。
清代由政府管轄的學校，共有兩級，即中央官學和地方官學。
中央官學主要指京師的國子監，包括附屬于國子監的算學、八旗官學。
另外，還有中央政府為皇室貴族設立的宗學、覺羅學等。
地方官學主要指府、州、縣學，這些學校隻有規模大小的區分，而無程度等級的差異。
除此而外，社會上還有書院、社學、私塾等，這些雖不包括在正規的學校制度内，但在培養人才、傳播文化方面，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明制，在京師有國子學，稱國子監，或稱太學。
國子監有南北監之分，一為北京國子監，一為南京國子監。
清初，修整明北京國子監為太學，裁南京國子監，改為江甯府學。
國子監是全國最高學府，設祭酒滿、漢各一人，司業滿、蒙、漢各一人，職在總理監務、執掌教令。
博士滿、漢各一人，助教滿十六人、蒙八人、漢六人，學正漢四人，學錄漢兩人，職在教誨。
典籍漢一人，掌書籍碑版。
典簿滿、漢各一人，掌文牍事務。
雍正三年（1725）起，更置管理監事大臣一人，不拘滿、漢，地位在祭酒、司業之上。
國子監的生徒，來源很多，共分兩大類。
一為貢生，一為監生。
貢生有歲貢、恩貢、拔貢、優貢、副貢、例貢，監生有恩監、蔭監、優監、例監。
歲貢，有地方貢于國家之意。
府、州、縣學按照規定的時限與數額，将屢經科考、食廪年深的生員，依次升貢到國子監。
順治二年（1645），清政府命中央直屬各省起送貢生，府學每年一人，州學三年二人，縣學二年一人。
各地貢生到京後，要進行廷試。
時間是每年三月十五日，後改為四月十五日。
如有濫充者，即發回原學。
一省發現五名以上，學政要被罰俸。
恩貢，是歲貢在特殊情況下的改稱。
清沿明制，凡國家有慶典或皇帝登極，便頒布“恩诏”，以當年的歲貢生充恩貢。
拔貢，明制，常貢之外又行選貢之法，即為拔貢。
各地儒學生員，經過考選，凡學行兼優、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得以充拔貢。
清沿襲此制，順治元年（1644），首舉選貢。
順天府特貢六人，每府學貢二人，州、縣學各貢一人。
清初為六年考選一次，乾隆中改為十二年一次。
副貢，各省鄉試除錄取正卷外，另取若幹名為副榜。
中副榜者，可以做為貢監，入國子監肄業，稱副貢。
優貢，類同拔貢，每三年考選一次，舉送的次數比拔貢多。
以上的恩、拔、副、歲、優貢，時稱“五貢”。
讀書士子除了參加科舉考試者外，由此而入仕途的，亦謂之正途。
五貢就任官職，按科分名次和年分先後，恩、拔、優、副貢多以教谕選用，歲貢多以訓導選用。
但在具體實行中，常有變動。
五貢之外，還有例貢。
凡儒學中的廪、增、附生，按政府規定報捐為貢生的，稱例貢。
這是當時由捐納入官的必由之路，由于是出資捐買而得，很為一般人所蔑視。
例貢或在監肄業，或在籍，均可稱為國子監監生。
乾隆年間議準，例貢如果志在由正途入仕，準其辭掉例貢頭銜，以原來的身分參加科舉考試。
貢生之外，還有監生。
恩監，乾隆年間開始實行，主要是選拔和照顧一些資曆、身分較特殊的士子，恩準入監肄業。
乾隆二年（1737），準八旗漢文官學生應講求經史，每三年奏請欽點大臣考試，優者拔作監生，與漢貢監等一體肄業。
後又議準，八旗算學生、漢算學生、欽天監天文生均準考恩監。
乾隆五十一年（1786），凡陪祀孔廟的聖賢後裔，本人是武生俊秀及無功名頂戴的俊秀，均恩準做監生。
蔭監。
又分恩蔭和難蔭兩種。
恩蔭是按内外文武官員品級，蔭子入監。
順治二年，定文官中京官四品、外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可送一子入監。
康熙五十二年（1713）始，宗室亦給蔭入監。
難蔭，順治三年（1646）定，滿、漢三品以上官員，三年任滿，勤于國事而死者，可蔭一子入監。
雍正年間以後，特别體恤軍功死難者。
凡八旗武職立功身故，無論功績大小，是官員的，給七品監生一人，是護軍校、骁騎校的，給八品監生一人，均于子弟内補充。
乾隆四年（1739）定，八旗武職立功病故，所給的監生，按立功等第定監生品級。
一、二等軍功，給該員子弟監生一人，食七品官俸，三、四等軍功，給該員子弟監生一人，食八品官俸，五等軍功，給該員子弟監生一人，照捐納監生例，準其應鄉會試。
優監，與優貢雷同，唯入監條件略有降低。
雍正十一年定，在地方儒學為附生及武生的，可以選為優監生。
例監，與例貢雷同，亦是條件更放寬。
凡未取得生員資格的讀書士子，即俊秀，可以通過捐納而取得監生資格，稱例監。
貢監生入太學後，依次到六堂研習。
六堂分為三級：正義、崇志、廣業堂為初級，修道、誠心堂為中級，率性堂為高級，根據學習成績遞升。
國子監的監生，又分為内、外兩班，内班是住在監内的，有膏火之資。
外班則散居監外各地，無膏火。
清初，内班共有監生一百五十名，每堂二十五名，外班一百二十名，每堂二十名。
乾隆初，改内班每堂為三十名，這樣内、外班共三百名，既而又裁減外班一百二十名，撥年班二十四名為外班生。
外班補内班，要經過考試。
内班貢監生的告假等事項，都要按嚴格的規定辦理。
國子監授課和考試的辦法是：每月初一、十五日師生向孔子行祭奠禮畢，聽助教或學正、學錄講解經書，然後要進行覆講、上書、覆背，每月三回，周而複始。
所習内容為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五經（《易經》、《書經》、《詩經》、《禮記》、《春秋》）、《性理》、《通鑒》等，還有兼學習“三經”、“二十一史”的。
每人每日要摹名帖數百字，并立“日課冊”，按期交助教等查驗。
每月十五日，祭酒、司業輪換考課四書文一篇，詩一首，稱大課。
一般是司業月考，祭酒季考。
另外，每月初一日，在博士廳課經文、經解和策論。
每月初三及十八日，助教、學正和學錄還要分别主持考課，試四書文、經文和詩策等。
監生坐監的期限，始初各種貢監生并不一樣。
恩貢、難蔭、由廪生出身的副貢，時間最短，為六個月。
其他有八個月、十四個月、二十四個月的。
例監最長，為三十六個月。
雍正五年（1727）規定，各監生肄業，均以三年為期。
修業期滿後，可應吏部铨選，以教谕、訓導等選用。
清代，還有兩種學校隸屬于國子監，即國子監算學和八旗官學。
算學，乾隆四年（1739），額設滿、蒙、漢肄業生共六十人，學習五年期滿，分授欽天監天文生及博士。
八旗官學，系為培養八旗子弟而設。
順治元年，八旗駐地各建學舍，為八旗官學，次年，合兩旗官學為一學，教習在國子監肄業生中考選，主要用恩、拔、副貢生。
雍正五年（1727），定每旗設學額百名，其中滿洲六十，蒙、漢各二十。
乾隆初，定官學生肄業以十年為期，其中漢文明通者，拔為監生，升入太學。
官學中的漢教習，三年期滿，分等引見。
一等用知縣，二等用知縣或教職。
嘉慶、道光年間，官學漸漸廢弛。
此外，京師還有宗學和覺羅學。
順治十年（1653），八旗各設宗學，選滿洲生員為師，凡尚未受封的宗室子弟，十歲以上，均入學習清書（滿文）。
雍正時定，左右兩翼設滿、漢學各一，王公、将軍及閑散宗室子弟，十八歲以下，及十九歲以上的已曾在家讀書情願就學者，均令入宗學分習清、漢書，學内兼習騎射。
乾隆時定，宗學額數左翼以七十人為準，右翼以六十人為準。
每十名生徒，派設教習一員。
覺羅學正式設置于雍正年間，規制與宗學略同。
學成後，與旗人同應歲、科試及鄉、會試，或考用中書、筆帖式官職。
另外，京師還有隸屬于内務府的景山學與鹹安宮學，有世職官學、八旗及禮部義學，有健銳營、外火器營、圓明園、護軍營等學，這些都是為八旗子弟而設，體現了清朝廷對這些人的特殊照顧。
清代，設學官督理地方官學，規制相當嚴密。
各省設提督學政一人，提督學政掌管一省學校政令的貫徹，主持歲、科兩試，考核師儒的優劣和生員的勤惰。
學政在地方，無論官階高下，皆與該省督、撫平行。
各府、州、縣學，皆設有教官。
府學設教授，州學設學正，縣學設教谕，各一人，并設訓導輔佐之。
雍正年間，定儒學教授為正七品官，學正、教谕為正八品，訓導為從八品官。
清政府對教官的要求十分嚴格，獎罰分明，雍正四年定，教官如能盡心訓導，六年之内，所屬士子無過犯，該省督撫學政據實保題，以應升之官即用。
學校生員亦有定額，需經考試才能錄取。
讀書士子未入學以前稱童生、俊秀，經過縣考、府考、學政院考取中後，即可入儒學為生員，俗稱秀才。
在額的生員為廪膳生員，國家供給膳食。
額外增加的為增廣生及附學生員，亦有定額。
府、州、縣學的程度一樣，但規模不同。
順治四年（1647）定，各省儒學，分大、中、小學，取進童生。
大學四十名，中學三十名，小學二十名。
康熙九年（1670）改為：各直省取進童生，大府二十名，大州、縣學十五名，中學十二名，小學七、八名。
八旗子弟，亦可入學，歸順天府考試。
地方儒學的課程，有《禦纂經解》、《性理》、《詩經》、《古文辭》及“十三經”、“二十四史”、“三通”等。
教官對生員有月考、季考，除考四書文外，兼試策論。
考後第二天，講大清律中的刑名、錢谷類若幹條。
每月還集諸生于明倫堂，誦政府頒布的卧碑文及訓饬士子文。
生員除丁憂、患病、遊學等事故外，不應月課三次者予以戒饬，無故終年不應課者即予黜革。
不過到了嘉慶以後，儒學月課漸不舉行，教官多為年齒衰邁者，視考課為故套，地方儒學隻有師主之名，而無訓誨之實了。
于是，生員最重要的考試便為學政所主持的歲、科兩試。
歲試是學政到任第一年所舉行的考試，科試是選送生員參加鄉試所進行的考試。
清代，武生亦附于儒學。
康熙三年（1664）定，直省府、州、縣武生，由儒學教官兼轄之。
騎射之外，教以武經七書、百将傳及孝經、四書等，學額與取文童生一樣，也分大、中、小學，由七八名至二十名不等。
武生的考試有内外場之分，先外場騎射，次内場策論。
歲試列一、二等，準應鄉試，故武生沒有科試。
清朝廷對儒學生員采取優恤政策，管制也極嚴格。
凡生員入學後，例免差徭，廪膳生及貧窮生員經濟上可得到養贍。
生員違反禁令，小過失由府、州、縣教官責懲，大過失申報學政，黜革後治罪，地方官無權擅責。
如果教官徇庇劣生不報，或雖揭報，而學政不嚴加懲處，分别給以罰俸、降級直至褫職處分。
順治九年，政府刊立“卧碑”，共八條，令全國士子誦習奉行，其文如下：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厚以廪膳，設學院學道學官以教之，各衙官以禮相待，全要養成賢才，以供朝廷之用。
諸生皆當上報國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條開列如後：一、生員之家，父母賢智者，子當受教，父母愚魯，或有非為者，子既讀書明理，當再三懇告，使父母不陷于危亡。
一、生員立志，當學為忠臣清官，書史所載忠清事迹，務須互相講究，凡利國愛民之事，更宜留心。
一、生員居心忠厚正直，讀書方有實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術邪刻，讀書必無成就，為官必取禍患，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殺其身，常宜思省。
一、生員不可幹求官長，交結勢要，希圖進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
一、生員當愛身忍性，凡有司衙門，不可輕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許家人代告，不許幹與他人詞訟，他人亦不許牽連生員作證。
一、為學當尊敬先生，若講說皆須誠心聽受，如有未明，從容再問，毋妄行辯難，為師亦當盡心教訓，毋緻怠惰。
一、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言建白，以違制論，黜革治罪。
一、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治罪①。
康熙三十九年（1700）又頒布“聖谕”十六條，四十一年頒“訓饬士子文”。
雍正年間，更把康熙時十六條“聖谕”大為發展，演化為“聖谕廣訓”，并且頒布了“禦制朋黨論”。
乾隆五年（1740），又有《欽頒訓饬士子文》。
這些，都是生員所必須尊奉，也是經常進行考課的内容。
府、州、縣學無固定學習年限，多有白頭至老，始終為一秀才者。
生員的出路有二，一是通過薦舉做國子監貢監生，一是通過鄉試成舉人，兩者合稱舉貢。
明代，書院相當發達。
清初數十年間，對書院則采取抑制的政策。
順治九年谕令，“不許别創書院，群聚徒黨”②。
康熙、雍正年間，各省大吏和地方士紳相繼有辦書院者。
雍正十一年（1733），皇帝予以提倡，但主要是在各省省會設立一二所較大書院，使均處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下，進一步使之官學化。
另外，各省的府、州、縣，亦多有設立書院的，有的是紳士出資創辦，有的是地方官撥公款經理。
據不完全統計，清代的書院，約有三百所③。
乾隆年間，對書院進一步提倡和整頓，規定：“凡書院之長，必選經明行修、足為多士模範者，以禮聘請。
負笈生徒，必擇鄉裡秀異、沈潛學問者肄業其中。
..書院中酌仿朱子白鹿洞規條，立之儀節，以檢束其身心。
仿分年讀書之法，予之課程。
使貫通乎經史。
有不率教者，則擯斥毋留。
”還規定，書院課程，可因人而異：“書院肄業士子，令院長擇其資禀優異者，将經學史學治術諸書，留心講貫，以其餘功兼及對偶聲律之學。
其資質難強者，且令先工八股，窮究專經，然後徐及餘經，以及史學治術、對偶聲律。
至每月課試，仍以八股為主，或論或策，或表或判，聽酌量兼試，能兼長者酌賞，以示鼓勵。
”①同時規定，各省書院主講席者，均稱為院長。
迨至嘉慶、道光年間，書院日益廢弛。
地方上還有社學、義學。
順治年間題準：“每鄉置社學一區，擇其文義通曉、行誼謹厚者，補充社師。
免其差役，量給廪饩養贍。
提學案臨日，造姓名冊申報查考。
”“土司子弟有向化願學者，令立學一所，行地方官取文理明通者一人，充為教讀，以司訓督。
”②社學或義學，在京師等城市及八旗駐地有設，但更多的是設于鄉村和邊遠省區。
①《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289，《禮部·學校》。
②《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選舉典·學校部》。
③盛朗西：《中國書院制度》第五章《清之書院》。
①《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395，《禮部·學校》。
②《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395，《禮部·學校》。
不過，清代最初級的學校，主要還是私人設立的學塾。
兒童由發蒙直至考中秀才，進入儒學，主要是在這種學校中接受教育。
學塾可以分為三種，一種是官僚地主有錢人家，嚴格遴選教師，在家中教育自己及親友子弟，叫“家館”或“坐館”。
一種是地方上某個家族出資，在一個公共地方設塾，教育本家族較貧寒的子弟，叫“村塾”或“義塾”、“義學”。
再一種是教師自己在家設學，學生來源不限，叫“家塾”或“私塾”。
一般地說，專教蒙童的謂之“蒙館”，教年紀大些學生的謂之“經館”。
學塾開始是識字，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南方的學塾還重“對課”，即令學生屬對。
再有是“描紅”，即寫字。
再進一步就是學作八股文、試帖詩。
行有餘力，讀四書五經，以及《唐詩三百首》、《綱鑒易知錄》、《古文觀止》等。
私塾教育是個别教學、強制記憶。
科舉制度清代在順治年間開始恢複科舉取士制度，康熙時推行于全國。
與明代一樣，科舉分為三個等次。
首先是童試，取中者名曰“秀才”。
其次是鄉試，取中者名曰“舉人”。
最後是會試、殿試，取中者名曰“進士”。
在一輪十二年中，子、卯、午、酉年為鄉試年，醜、辰、未、戌為會試年，其餘四年是童試年。
清代的考試制度比明代更為詳細、嚴密，但由于科舉取士積弊日深，暴露出的問題也更明顯。
童試亦稱小考，由于應試者名曰童生，故稱童試，是讀書士子進身之始。
童生亦名文童、儒童、儒生、俊秀，但沒有年齡上的限制，有十幾歲的少年，也有五、六十歲的老者。
童生應試，在本縣報名，填寫籍貫及三代履曆，并要有同考者五人互結，再請一個本縣廪生作保。
确保考生籍貫無誤，家身清白，非出身于娼優皂隸之家，及未遇父母之喪者，方準應考。
主要考四書文，還有《孝經》、《性理》、《太極圖說》、西銘、正蒙及《聖谕廣訓》、《訓饬士子文》等。
童試分縣考、府考、院考三個步驟進行。
縣考由本縣縣官主持，考四場或五場。
府考在府城舉行，情形與縣考略同，每次考一府之中的三、四個縣。
院考也在府城舉行，但由各省學政親臨主持。
清代學政亦稱學院，故名院考。
這時每個考生要加一名廪生作保，考試兩場，一正試，一複試。
正試試兩文一詩，複試試一文一詩，并默寫《聖谕廣訓》百餘字。
文字優等者，由學政按規定的學額，進行錄取。
被取之人，即曰“秀才”，自此入儒學肄業，亦稱“入泮”。
入縣學的稱縣學生員，入府學的稱府學生員。
入學後，都先做附學生，然後逐步升為增廣生、廪膳生。
童試中最普遍的弊端，是雇能文之人頂替本人入場。
故順治年間規定，每府各州縣要會同在一天考試，府試亦彙齊在一日，以防重冒。
如有請代等弊，互結的五名考生連坐，保結的廪生黜革。
雍正十三年（1735）及進一步規定：“槍手代倩，為學政之大弊。
嗣後凡有代筆之槍手，照诓騙舉監生員人等财物、指稱買求中式例，枷号三月，發煙瘴地方充軍。
其雇倩代筆之人，照舉監生員夾浼營幹買求中式例，發煙瘴地方充軍。
知情保結之廪生，照知情不首例，杖一百。
”①另外，考官閱卷衡文，往往委托幕友辦理，本人并不過目，草率錄取，甚至有任聽幕友書役勾通舞弊之事。
有清一代，童試中槍替、冒籍、濫送、賄買等弊端，始終未曾禁絕，反而愈演愈烈。
清代鄉試始于順治二年，三年一科，逢子、卯、午、酉年舉行，是年亦稱大比之年。
因為鄉試舉行于秋八月，故又稱“秋闱”。
康、雍年間起，凡皇帝登極或大壽之年，均加科，曰恩科。
如該年正逢鄉試正科之年，則将正科或提前一年舉行，或移後一年舉行。
順治時，順天及直省鄉試，每中式舉人一名，取儒生三十名應試。
康熙年間，增至百名。
府、州、縣學生員，經提學考試，精通三場者方準應鄉試。
各地儒學的教官和在籍的國子監恩貢生、歲貢生、監生，有願參加本省鄉試的，許與生員一體考送。
不過卷面要注明官字、貢甯、監字，以另案發落。
在國子監肄業的貢監生，由監内教官考選。
娼、優、隸、皂之家子弟，居父母喪者，不得應試。
鄉試在各省省城舉行。
八月初九日為第一場，十二日為第二場，十五日為第三場。
每場均是先一日點名放入，後一日放出。
考試文體，仍用八股文，亦稱制藝、時藝、時文、四書文。
順治二年定，鄉試第一場試時文七篇，其中四書三題，五經每經各出四題，應試者認習某經即作某經四題。
第二場試論一篇，題用《孝經》，判五道，诏、诰、表擇作一道。
第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
各省鄉試的處所稱貢院，士子應試的席舍曰号房，撥守的軍卒叫号軍。
士子及試官入闱後，用鑰封門。
内外門用簾隔開，在外的提調監試等官叫外簾官，在内的主考、同考叫内簾官。
以大員總攝場務，叫監臨。
試場對士子的約束防範極嚴，屢有整肅場規的嚴谕。
為防止考生夾帶，乾隆九年（1744）有如下詳細規定：“士子服式，帽用單層氈，大小衫袍褂，俱用單層。
皮衣去面，氈衣去裡，褌褲紬布皮氈聽用，止許單層。
襪用單氈，鞋用薄底。
坐具用氈片。
其馬褥厚褥，概不許帶入。
至士子考具，卷袋不許裝裡，硯台不許過厚，筆管镂空，水注用磁，木炭止許長二寸，蠟台用錫，止許單盤，柱必空心通底。
糕餅饽饽各要切開。
此外字圈、風爐、茶铫等物，在所必需，無可疑者，俱準帶入。
至考籃一項，如京闱用柳筐，柄粗體實，每易藏奸，今議或竹或柳應照南式考籃，編成玲珑格眼，底面如一，以便搜檢。
至褌褲既用單層，務令各士子開襟解襪，以杜亵衣懷挾之弊。
再士子搜出懷挾者，其父師均有教誨約束之責，查出一并究治。
”①為防止交通關節，士子所交①《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386《禮部·學校》。
①《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841《禮部·貢舉》。
的墨卷，當場彌封，然後由專人用朱筆謄錄，曰朱卷，呈考官審閱。
考官批示用墨筆，同考用藍筆。
鄉試第一名曰解元，被錄取者統稱舉人。
各省所取名額不一，順治初年，定順天、江南中式皆一百六十餘名，浙江、江西、湖廣、福建皆逾百名，河南、山東、廣東、四川、山西、陝西、廣西、雲南在九十名以下不等，貴州最少為四十名。
以後各朝，又有增減。
正榜之外還取副榜，各省亦均有定額，由六名至二十名不等。
康熙初曾一度停止副榜，後又恢複。
以後各直省每取舉人五名，即取副榜一名。
鄉試還有複試和試卷磨勘制度。
先是，順治十四年（1657）順天府和江南鄉試有賄買情節，發榜以後，衆議沸騰，因此命順天及江南中式舉人來京複試，此為鄉試複試之始。
道光二十三年（1843）定制，各省舉人，一體到京複試，否則不得參加會試。
此外，各省鄉試揭曉後，要将試卷解送到京，至禮部磨勘，以防止闱後有人修改試卷。
磨勘的内容，先是察考官，倘有出題錯誤，給以罰俸處分。
次是複閱舉子試卷，嚴查有無弊倖及瑕疵。
倘有文理悖謬、字體不正、朱墨不符、對非所問者，黜革除名。
有不遵傳注、不避聖諱、以行草謄錄、四書文過六百字者，罰停一科至三科不等。
一省當中如果斥革三名以上，主考官要被革職或提問，如果罰科卷數多，對考官實行罰俸、降級、革職等處分。
康熙、乾隆年間曾發生過是否保留八股文與科舉制度的争議。
乾隆三年（1738），兵部侍郎舒赫德又列舉八股取士的四大弊端，建議改革，遭内閣禮部反對，未能實行。
鄉試第二年，各地舉人到京師應進士之試，稱會試、殿試。
會試是集中會考之意，中式者為貢士，第一名曰會元。
取得貢士資格後，方能參加殿試。
會試在醜、辰、未、戌年舉行正科，恩科之年的會試，為會試恩科。
因會試舉行于春季，亦稱“春闱”
②《清宣宗實錄》卷302。
③《清世宗實錄》卷77。
④《清世宗實錄》卷103。
①《清高宗實錄》卷578。
②《清高宗實錄》卷1022。
③《清高宗實錄》卷135、393。
④《清世宗實錄》卷108、45。
清代漕運，不外乎征收、運輸、收倉三大環節。
在這三個環節上産生的各種弊漏，防不勝防，治不勝治。
終清一世，所謂“剔除漕弊”的議論，喋喋不休，然而都無補大局，清代漕運繼承明代舊制，也繼承了明代漕運的全部弊病。
清代漕運的發展清代漕運是所謂“治國要務”，康熙帝曾将漕運與河務、三藩同列為“三大事”，“書宮中柱上”。
順治二年（1645），巡漕禦史劉明英所奏關于漕運的額數宜清、運法宜定、修船宜急、運道宜豫等四條建議，立即被清朝統治者所采納①。
順治、康熙兩朝，着手在整頓漕政、加強漕運官司、疏通河道、嚴格官吏考成等方面，系統、全面地恢複漕運。
這項工作顯然對清皇朝的财政收入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在康熙、雍正和乾隆前期，出現了倉儲充裕的局面。
康熙十八年，“京城通州倉内，貯米甚多，各省運至漕糧，亦無虧欠，在倉内堆積，恐緻紅朽”。
清政府下令，于蘇州、鎮江、江甯、淮安等處，各截留糧米三萬至十五萬石不等，以備動用②。
這種現象，與順治初“節年拖欠，多至數百萬石”相比，顯然進入相對穩定時期。
同時，在政治上，為清初北方地區的統治和京師社會秩序的安定，提供了保障。
漕運的穩定發展，的确對社會經濟有重要影響。
貫通南北的京杭大運河，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四大水系聯系起來，而且通過江南水網及浙贛、閩粵水道，又能與珠江水系連結，這在溝通南北經濟的交流方面，作用重大。
因此，漕運的經濟作用，大緻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漕運的暢通，進一步推動了運河沿岸城市的繁榮。
比如濟甯和臨清是山東運河的南北兩關。
清朝廷在漕運總督之下設立四個巡漕禦史，其一即駐濟甯，專門巡察山東台莊至北直交境。
臨清更是運河北段的重鎮，“各省重運，俱令糧道督押本幫至臨清，出具糧米無虧印結，即行回任。
其自臨清抵通，概令山東糧道往來催趱”①。
臨清是清代漕糧進京的關鍵所在，在清漕中有重要地位。
漕船由臨清關轉入衛河，需挨次等候出口，于是在泊船沿岸，自然形成一條商業街道，至今遺迹猶存。
現在的濟甯、聊城兩市尚保留着相當古舊的“月河街”，據方志記載，是當年相當繁華的街市，酒樓旅舍，鱗次栉比。
“月河街”又稱“越河街”，本是跨越運河幹道的支河沿岸，專門停泊漕船，以保證幹道的通暢。
聊城的山陝會館，尚保存着清代建築的特色，其門樓戲台樣式，與運河上其他城市的山陝會館多有相同之處，反映出運河沿岸各地商人和商業的活躍。
即使象山東東阿縣張秋鎮這樣的小鎮，由于地處東阿、陽谷、①《清世祖實錄》卷17。
②《清聖祖實錄》卷283。
①《清史稿》卷122《食貨》三。
壽張三縣的交界點上，成為南北鎖鑰，“幅員數裡，自南而北，則漕渠貫其中”②。
清代漕運和治河，促使這個小鎮興旺起來，到清中葉，該鎮已具備三裡長的十字街道，中間鋪設青石條闆，人口幾近萬人。
清政府多次治河都駐此指揮，該鎮成為河漕兼重的魯西名鎮。
第二，清代漕運起到了“南糧北調”、“南布北運”的調節作用。
平籴依靠倉儲，倉儲靠漕運，因此漕運的作用是應該肯定的。
第三，清代漕運對南北經濟交流的推動作用是很明顯的。
清政府規定，每條漕船可以随帶土宜六十石，予以免稅。
假若以每歲漕船六千艘計算，每年在運河上的免稅貨物即達三十六萬石，約占實征漕糧的十分之一。
實際上運輸的貨物，遠遠超過此數。
加上運丁、水手私帶的貨物，沿途商賈托運的貨物，漕船回空随運的貨物，更是無法計算。
特别是漕船運丁多載私貨的問題，曆朝皆有，比比皆是，成為清代整頓漕政的大事。
如：康熙五十八年（1719），江西、湖廣糧船二千餘隻，“旗丁任意将貨物滿載，船尾拴紮木筏，不令查驗”①。
第四，清代漕運暢通的結果，使運河作為南北經濟大動脈的意義更為突出。
這條經濟大動脈的跳動，幾乎決定着某些運河城鎮的興衰。
道光以後，運河山東段經常淤塞，漕運停頓，聊城、臨清等城鎮逐漸衰落，就是明證。
運河沿岸運輸業的發達，集中了大批的碼頭搬運工、挽淺纖夫、挖河疏流的民工和船上的舵工水手等，形成了一支龐大的雇傭勞動力隊伍。
他們多來自破産農民，以運河為業，靠出賣勞動力為生，而且随着運河運輸業的開發，他們能在河上串連成幫，于是在客觀上形成了運河上特有的雇傭勞動力市場。
第五，清廷為了确保漕運，對運道的疏通十分重視，采取了治黃兼顧治運的水利方針，這樣，客觀上給運河地區，特别是黃淮地區的水利事業帶來一定的好處。
宋、元、明三代和清代前期，黃河下遊河道從河南經江蘇北部入海，在淮陰附近與淮河、運河會合。
由于黃河夾帶大量泥沙，下遊河道經常被淤沙堵塞，堤防失修，造成泛濫決口，不僅河南、山東、蘇北常受水災之害，而且影響到淮河、運河。
特别是黃淮泛濫，倒灌入運，使運河阻塞，南北航運斷絕，因此明、清兩代的治河與漕運密切相關。
運河北段的水量，原來主要依靠山東諸泉的接濟、調節，但是從明中葉之後，山東諸泉水量本身不足，使運河水勢變遷不停。
明代治河，過分強調保漕，不顧農時需要，唯視運漕水量之宜，任意排放，每至春天幹旱，将積水放入運河，奪走農民的點滴灌溉之利，若逢夏澇，則将運河水流排出，釀成水災。
故而明代多次治河，均不得其益。
清代治河，雖然也以“濟運通漕”為目的，但在靳輔、陳潢的主持下，先是堵塞高家堰與黃河其他決口，使黃、淮複歸故道，特别②康熙九年修，乾隆三十二年補《張秋志》。
①《清聖祖實錄》卷285。
是在漕船必經的清水潭，修成數十裡偃月形堤壩，使水流湍急的險要河段，變成漕船“永無漂溺之患”的“永安河”①。
後又在黃河北岸開挖中河一道，使漕船出清口後，不必再行一百八十裡險段，隻要行二十裡就可進入中河，縮短了航程，減少了危險。
确實達到保漕的目的。
同時，陳潢還注意到防止水土流失，提高了治河的技術水平。
由于清代治河兼顧治運，不僅黃河、淮河各歸故道，漕運無阻，而且在蘇北涸出三百萬畝土地，使原來被水淹沒的土地重新變成可耕的農田。
總之，漕運的暢通，為清代前期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東南地區的繁榮，直接或間接地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漕運是曆代封建皇朝的苛政。
在“千帆競發，天臾正供絡繹而來”的背後，充滿着勞動人民的血汗。
《冊府元龜·漕運總序》曾對秦代和漢（武帝）時期的漕運，給以深刻的揭露：“乃若京師，大衆之所聚，萬旅百官之仰給，邦畿之賦，豈足充用？逮于奉辭伐叛，調兵乘載，或約赍以深入，或赢糧而景從。
曷嘗不漕引而緻羨儲，飛挽而資宿飽。
乃有穿渠鑿河，乘便利之勢，創法立制，極機巧之思。
斯皆賢者之心術，古人之能事，至于成敗之殊，勞逸之異，宜亦一開卷而可見也。
”而且指出，秦始皇“轉輸北河，率三十鐘而緻一石”。
耗費三十鐘而漕運一石之糧，代價之巨，令人吃驚。
清代漕運也是個得不償失的辦法。
“歲漕江南四百萬石，而江南則歲出一千四百萬石。
四百萬石未必盡歸朝廷，而一千萬石常供官旗及諸色蠹惡之口腹..是以江南諸縣，無縣不逋錢糧。
”①嘉慶時，江南漕米運抵京倉，每石費用需銀十八兩。
當時糧價，每石在一兩左右。
一石漕糧的費用超過當時商品糧價十六、七倍，實在是很不合算的。
漕運中發生的種種問題，弄得清朝皇帝非常頭疼，曆朝都為漕運展開過争論，力圖謀求良策。
有人對漕運的政治作用提出了懷疑。
陸隴其曾指出：“以漕運而裕國，秦漢以來不得已之策耳。
夫以京師之重，而仰給于遐方，天下無事，則有侵漁遲誤之弊，天下有事，則有咽喉中梗之虞，此甚非所以久安長治也。
”②早在明季，徐光啟就提出：“宜近取諸畿甸而自足。
”③也就是說，可以用開發京畿地區的農業來代替漕糧的運輸。
清初，陸隴其提議，“裕國之本其必墾西北之閑田，而寬東南之輸輓。
”④道光時，林則徐認為“國家建都在北，轉粟自南，京倉一石之儲，常糜費數石之費，奉行既久，轉輸固自不窮。
而經國遠猷，務為萬至計，竊願更有進也。
”也是個開發華北農業的①《河防述言》，《雜志》第11。
①《皇朝經世文編》卷46陸世儀《漕兌揭》。
②《皇朝經世文編》卷46《戶政·漕運》上，陸隴其《漕運》。
③《農政全書》卷12。
④《皇朝經世文編》卷46《戶政·漕運》上，陸隴其《漕運》。
想法。
若按當時農業生産技術水平，開發海河地區，在直隸增開二至四萬頃土地（按畝産一至二石計算），每年生産需自南方運來的四百萬石漕糧，并不是沒有可能的。
但是這樣的計劃，清朝統治者連想都不敢想。
他們曾經想過學習元代的辦法，打通膠萊運河，沒有成功，隻好抱住數百年的舊法不放，越走越困難。
他們還采取過漕糧改折的辦法，就是改變征收糧米（本色）為貨币（錢或銀兩）。
本來，漕糧一般是不準改折的。
隻是在發生災荒或運輸困難的情況下，才允許改折。
後來還實行過“民折官辦”，就是由納糧戶将改折的銀或錢，交給官府，由官府派員在口岸附近采買糧食，交兌運輸。
太平天國革命爆發時，長江地區被起義軍占領，漕運停止，清政府隻得臨時采取改折和折銀解部。
道光四年，淮安高堰地方發生水災，運河水淺，而且運河山東段因諸泉水缺，經常幹涸，于是，次年在江浙實行海運，即在上海雇募商船，運糧至天津，然後轉輸京通。
但海運之法直到鹹豐以後才正式實行起來。
總之，對于得不償失的漕運制度，清政府始終拿不出改革的辦法。
漕糧的長途運輸，船隻消耗，官吏侵吞，關卡林立，人手紛雜，造成人力物力的極大浪費，也給官吏營私舞弊大開方便之門。
康熙四十六年，“坐糧廳赫芍色，聲名惡劣..每船取銀八兩，一年約得四五萬金，赫芍色任坐糧廳十年，則已得四五十萬”①，“然貪官污吏，積習相沿，莫能禁也”②。
①《清聖祖實錄》卷230。
②《清史稿》卷122《食貨三》。
第五節 學校與科舉學校制度 清代的學校與科舉，大體上沿用了明代的制度，内容上有所損益，措施上更為周密。
學校是儲育人才之地，科舉是掄才大典，兩者相輔而行，關系十分密切。
讀書士子入仕，主要通過科舉，而要由科目登進，必須是學校的生員。
學校的主要任務，是養育士人以應試科目，不過學校生員做官不一定要經過全部科舉考試的階梯，入國子監肄業後，便有了獲得官職的可能。
清代由政府管轄的學校，共有兩級，即中央官學和地方官學。
中央官學主要指京師的國子監，包括附屬于國子監的算學、八旗官學。
另外，還有中央政府為皇室貴族設立的宗學、覺羅學等。
地方官學主要指府、州、縣學，這些學校隻有規模大小的區分，而無程度等級的差異。
除此而外，社會上還有書院、社學、私塾等，這些雖不包括在正規的學校制度内，但在培養人才、傳播文化方面，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明制，在京師有國子學，稱國子監，或稱太學。
國子監有南北監之分，一為北京國子監，一為南京國子監。
清初，修整明北京國子監為太學，裁南京國子監，改為江甯府學。
國子監是全國最高學府，設祭酒滿、漢各一人，司業滿、蒙、漢各一人，職在總理監務、執掌教令。
博士滿、漢各一人，助教滿十六人、蒙八人、漢六人，學正漢四人，學錄漢兩人，職在教誨。
典籍漢一人，掌書籍碑版。
典簿滿、漢各一人，掌文牍事務。
雍正三年（1725）起，更置管理監事大臣一人，不拘滿、漢，地位在祭酒、司業之上。
國子監的生徒，來源很多，共分兩大類。
一為貢生，一為監生。
貢生有歲貢、恩貢、拔貢、優貢、副貢、例貢，監生有恩監、蔭監、優監、例監。
歲貢，有地方貢于國家之意。
府、州、縣學按照規定的時限與數額，将屢經科考、食廪年深的生員，依次升貢到國子監。
順治二年（1645），清政府命中央直屬各省起送貢生，府學每年一人，州學三年二人，縣學二年一人。
各地貢生到京後，要進行廷試。
時間是每年三月十五日，後改為四月十五日。
如有濫充者，即發回原學。
一省發現五名以上，學政要被罰俸。
恩貢，是歲貢在特殊情況下的改稱。
清沿明制，凡國家有慶典或皇帝登極，便頒布“恩诏”，以當年的歲貢生充恩貢。
拔貢，明制，常貢之外又行選貢之法，即為拔貢。
各地儒學生員，經過考選，凡學行兼優、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得以充拔貢。
清沿襲此制，順治元年（1644），首舉選貢。
順天府特貢六人，每府學貢二人，州、縣學各貢一人。
清初為六年考選一次，乾隆中改為十二年一次。
副貢，各省鄉試除錄取正卷外，另取若幹名為副榜。
中副榜者，可以做為貢監，入國子監肄業，稱副貢。
優貢，類同拔貢，每三年考選一次，舉送的次數比拔貢多。
以上的恩、拔、副、歲、優貢，時稱“五貢”。
讀書士子除了參加科舉考試者外，由此而入仕途的，亦謂之正途。
五貢就任官職，按科分名次和年分先後，恩、拔、優、副貢多以教谕選用，歲貢多以訓導選用。
但在具體實行中，常有變動。
五貢之外，還有例貢。
凡儒學中的廪、增、附生，按政府規定報捐為貢生的，稱例貢。
這是當時由捐納入官的必由之路，由于是出資捐買而得，很為一般人所蔑視。
例貢或在監肄業，或在籍，均可稱為國子監監生。
乾隆年間議準，例貢如果志在由正途入仕，準其辭掉例貢頭銜，以原來的身分參加科舉考試。
貢生之外，還有監生。
恩監，乾隆年間開始實行，主要是選拔和照顧一些資曆、身分較特殊的士子，恩準入監肄業。
乾隆二年（1737），準八旗漢文官學生應講求經史，每三年奏請欽點大臣考試，優者拔作監生，與漢貢監等一體肄業。
後又議準，八旗算學生、漢算學生、欽天監天文生均準考恩監。
乾隆五十一年（1786），凡陪祀孔廟的聖賢後裔，本人是武生俊秀及無功名頂戴的俊秀，均恩準做監生。
蔭監。
又分恩蔭和難蔭兩種。
恩蔭是按内外文武官員品級，蔭子入監。
順治二年，定文官中京官四品、外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可送一子入監。
康熙五十二年（1713）始，宗室亦給蔭入監。
難蔭，順治三年（1646）定，滿、漢三品以上官員，三年任滿，勤于國事而死者，可蔭一子入監。
雍正年間以後，特别體恤軍功死難者。
凡八旗武職立功身故，無論功績大小，是官員的，給七品監生一人，是護軍校、骁騎校的，給八品監生一人，均于子弟内補充。
乾隆四年（1739）定，八旗武職立功病故，所給的監生，按立功等第定監生品級。
一、二等軍功，給該員子弟監生一人，食七品官俸，三、四等軍功，給該員子弟監生一人，食八品官俸，五等軍功，給該員子弟監生一人，照捐納監生例，準其應鄉會試。
優監，與優貢雷同，唯入監條件略有降低。
雍正十一年定，在地方儒學為附生及武生的，可以選為優監生。
例監，與例貢雷同，亦是條件更放寬。
凡未取得生員資格的讀書士子，即俊秀，可以通過捐納而取得監生資格，稱例監。
貢監生入太學後，依次到六堂研習。
六堂分為三級：正義、崇志、廣業堂為初級，修道、誠心堂為中級，率性堂為高級，根據學習成績遞升。
國子監的監生，又分為内、外兩班，内班是住在監内的，有膏火之資。
外班則散居監外各地，無膏火。
清初，内班共有監生一百五十名，每堂二十五名，外班一百二十名，每堂二十名。
乾隆初，改内班每堂為三十名，這樣内、外班共三百名，既而又裁減外班一百二十名，撥年班二十四名為外班生。
外班補内班，要經過考試。
内班貢監生的告假等事項，都要按嚴格的規定辦理。
國子監授課和考試的辦法是：每月初一、十五日師生向孔子行祭奠禮畢，聽助教或學正、學錄講解經書，然後要進行覆講、上書、覆背，每月三回，周而複始。
所習内容為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五經（《易經》、《書經》、《詩經》、《禮記》、《春秋》）、《性理》、《通鑒》等，還有兼學習“三經”、“二十一史”的。
每人每日要摹名帖數百字，并立“日課冊”，按期交助教等查驗。
每月十五日，祭酒、司業輪換考課四書文一篇，詩一首，稱大課。
一般是司業月考，祭酒季考。
另外，每月初一日，在博士廳課經文、經解和策論。
每月初三及十八日，助教、學正和學錄還要分别主持考課，試四書文、經文和詩策等。
監生坐監的期限，始初各種貢監生并不一樣。
恩貢、難蔭、由廪生出身的副貢，時間最短，為六個月。
其他有八個月、十四個月、二十四個月的。
例監最長，為三十六個月。
雍正五年（1727）規定，各監生肄業，均以三年為期。
修業期滿後，可應吏部铨選，以教谕、訓導等選用。
清代，還有兩種學校隸屬于國子監，即國子監算學和八旗官學。
算學，乾隆四年（1739），額設滿、蒙、漢肄業生共六十人，學習五年期滿，分授欽天監天文生及博士。
八旗官學，系為培養八旗子弟而設。
順治元年，八旗駐地各建學舍，為八旗官學，次年，合兩旗官學為一學，教習在國子監肄業生中考選，主要用恩、拔、副貢生。
雍正五年（1727），定每旗設學額百名，其中滿洲六十，蒙、漢各二十。
乾隆初，定官學生肄業以十年為期，其中漢文明通者，拔為監生，升入太學。
官學中的漢教習，三年期滿，分等引見。
一等用知縣，二等用知縣或教職。
嘉慶、道光年間，官學漸漸廢弛。
此外，京師還有宗學和覺羅學。
順治十年（1653），八旗各設宗學，選滿洲生員為師，凡尚未受封的宗室子弟，十歲以上，均入學習清書（滿文）。
雍正時定，左右兩翼設滿、漢學各一，王公、将軍及閑散宗室子弟，十八歲以下，及十九歲以上的已曾在家讀書情願就學者，均令入宗學分習清、漢書，學内兼習騎射。
乾隆時定，宗學額數左翼以七十人為準，右翼以六十人為準。
每十名生徒，派設教習一員。
覺羅學正式設置于雍正年間，規制與宗學略同。
學成後，與旗人同應歲、科試及鄉、會試，或考用中書、筆帖式官職。
另外，京師還有隸屬于内務府的景山學與鹹安宮學，有世職官學、八旗及禮部義學，有健銳營、外火器營、圓明園、護軍營等學，這些都是為八旗子弟而設，體現了清朝廷對這些人的特殊照顧。
清代，設學官督理地方官學，規制相當嚴密。
各省設提督學政一人，提督學政掌管一省學校政令的貫徹，主持歲、科兩試，考核師儒的優劣和生員的勤惰。
學政在地方，無論官階高下，皆與該省督、撫平行。
各府、州、縣學，皆設有教官。
府學設教授，州學設學正，縣學設教谕，各一人，并設訓導輔佐之。
雍正年間，定儒學教授為正七品官，學正、教谕為正八品，訓導為從八品官。
清政府對教官的要求十分嚴格，獎罰分明，雍正四年定，教官如能盡心訓導，六年之内，所屬士子無過犯，該省督撫學政據實保題，以應升之官即用。
學校生員亦有定額，需經考試才能錄取。
讀書士子未入學以前稱童生、俊秀，經過縣考、府考、學政院考取中後，即可入儒學為生員，俗稱秀才。
在額的生員為廪膳生員，國家供給膳食。
額外增加的為增廣生及附學生員，亦有定額。
府、州、縣學的程度一樣，但規模不同。
順治四年（1647）定，各省儒學，分大、中、小學，取進童生。
大學四十名，中學三十名，小學二十名。
康熙九年（1670）改為：各直省取進童生，大府二十名，大州、縣學十五名，中學十二名，小學七、八名。
八旗子弟，亦可入學，歸順天府考試。
地方儒學的課程，有《禦纂經解》、《性理》、《詩經》、《古文辭》及“十三經”、“二十四史”、“三通”等。
教官對生員有月考、季考，除考四書文外，兼試策論。
考後第二天，講大清律中的刑名、錢谷類若幹條。
每月還集諸生于明倫堂，誦政府頒布的卧碑文及訓饬士子文。
生員除丁憂、患病、遊學等事故外，不應月課三次者予以戒饬，無故終年不應課者即予黜革。
不過到了嘉慶以後，儒學月課漸不舉行，教官多為年齒衰邁者，視考課為故套，地方儒學隻有師主之名，而無訓誨之實了。
于是，生員最重要的考試便為學政所主持的歲、科兩試。
歲試是學政到任第一年所舉行的考試，科試是選送生員參加鄉試所進行的考試。
清代，武生亦附于儒學。
康熙三年（1664）定，直省府、州、縣武生，由儒學教官兼轄之。
騎射之外，教以武經七書、百将傳及孝經、四書等，學額與取文童生一樣，也分大、中、小學，由七八名至二十名不等。
武生的考試有内外場之分，先外場騎射，次内場策論。
歲試列一、二等，準應鄉試，故武生沒有科試。
清朝廷對儒學生員采取優恤政策，管制也極嚴格。
凡生員入學後，例免差徭，廪膳生及貧窮生員經濟上可得到養贍。
生員違反禁令，小過失由府、州、縣教官責懲，大過失申報學政，黜革後治罪，地方官無權擅責。
如果教官徇庇劣生不報，或雖揭報，而學政不嚴加懲處，分别給以罰俸、降級直至褫職處分。
順治九年，政府刊立“卧碑”，共八條，令全國士子誦習奉行，其文如下：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厚以廪膳，設學院學道學官以教之，各衙官以禮相待，全要養成賢才，以供朝廷之用。
諸生皆當上報國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條開列如後：一、生員之家，父母賢智者，子當受教，父母愚魯，或有非為者，子既讀書明理，當再三懇告，使父母不陷于危亡。
一、生員立志，當學為忠臣清官，書史所載忠清事迹，務須互相講究，凡利國愛民之事，更宜留心。
一、生員居心忠厚正直，讀書方有實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術邪刻，讀書必無成就，為官必取禍患，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殺其身，常宜思省。
一、生員不可幹求官長，交結勢要，希圖進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
一、生員當愛身忍性，凡有司衙門，不可輕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許家人代告，不許幹與他人詞訟，他人亦不許牽連生員作證。
一、為學當尊敬先生，若講說皆須誠心聽受，如有未明，從容再問，毋妄行辯難，為師亦當盡心教訓，毋緻怠惰。
一、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言建白，以違制論，黜革治罪。
一、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治罪①。
康熙三十九年（1700）又頒布“聖谕”十六條，四十一年頒“訓饬士子文”。
雍正年間，更把康熙時十六條“聖谕”大為發展，演化為“聖谕廣訓”，并且頒布了“禦制朋黨論”。
乾隆五年（1740），又有《欽頒訓饬士子文》。
這些，都是生員所必須尊奉，也是經常進行考課的内容。
府、州、縣學無固定學習年限，多有白頭至老，始終為一秀才者。
生員的出路有二，一是通過薦舉做國子監貢監生，一是通過鄉試成舉人，兩者合稱舉貢。
明代，書院相當發達。
清初數十年間，對書院則采取抑制的政策。
順治九年谕令，“不許别創書院，群聚徒黨”②。
康熙、雍正年間，各省大吏和地方士紳相繼有辦書院者。
雍正十一年（1733），皇帝予以提倡，但主要是在各省省會設立一二所較大書院，使均處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下，進一步使之官學化。
另外，各省的府、州、縣，亦多有設立書院的，有的是紳士出資創辦，有的是地方官撥公款經理。
據不完全統計，清代的書院，約有三百所③。
乾隆年間，對書院進一步提倡和整頓，規定：“凡書院之長，必選經明行修、足為多士模範者，以禮聘請。
負笈生徒，必擇鄉裡秀異、沈潛學問者肄業其中。
..書院中酌仿朱子白鹿洞規條，立之儀節，以檢束其身心。
仿分年讀書之法，予之課程。
使貫通乎經史。
有不率教者，則擯斥毋留。
”還規定，書院課程，可因人而異：“書院肄業士子，令院長擇其資禀優異者，将經學史學治術諸書，留心講貫，以其餘功兼及對偶聲律之學。
其資質難強者，且令先工八股，窮究專經，然後徐及餘經，以及史學治術、對偶聲律。
至每月課試，仍以八股為主，或論或策，或表或判，聽酌量兼試，能兼長者酌賞，以示鼓勵。
”①同時規定，各省書院主講席者，均稱為院長。
迨至嘉慶、道光年間，書院日益廢弛。
地方上還有社學、義學。
順治年間題準：“每鄉置社學一區，擇其文義通曉、行誼謹厚者，補充社師。
免其差役，量給廪饩養贍。
提學案臨日，造姓名冊申報查考。
”“土司子弟有向化願學者，令立學一所，行地方官取文理明通者一人，充為教讀，以司訓督。
”②社學或義學，在京師等城市及八旗駐地有設，但更多的是設于鄉村和邊遠省區。
①《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289，《禮部·學校》。
②《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選舉典·學校部》。
③盛朗西：《中國書院制度》第五章《清之書院》。
①《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395，《禮部·學校》。
②《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395，《禮部·學校》。
不過，清代最初級的學校，主要還是私人設立的學塾。
兒童由發蒙直至考中秀才，進入儒學，主要是在這種學校中接受教育。
學塾可以分為三種，一種是官僚地主有錢人家，嚴格遴選教師，在家中教育自己及親友子弟，叫“家館”或“坐館”。
一種是地方上某個家族出資，在一個公共地方設塾，教育本家族較貧寒的子弟，叫“村塾”或“義塾”、“義學”。
再一種是教師自己在家設學，學生來源不限，叫“家塾”或“私塾”。
一般地說，專教蒙童的謂之“蒙館”，教年紀大些學生的謂之“經館”。
學塾開始是識字，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南方的學塾還重“對課”，即令學生屬對。
再有是“描紅”，即寫字。
再進一步就是學作八股文、試帖詩。
行有餘力，讀四書五經，以及《唐詩三百首》、《綱鑒易知錄》、《古文觀止》等。
私塾教育是個别教學、強制記憶。
科舉制度清代在順治年間開始恢複科舉取士制度，康熙時推行于全國。
與明代一樣，科舉分為三個等次。
首先是童試，取中者名曰“秀才”。
其次是鄉試，取中者名曰“舉人”。
最後是會試、殿試，取中者名曰“進士”。
在一輪十二年中，子、卯、午、酉年為鄉試年，醜、辰、未、戌為會試年，其餘四年是童試年。
清代的考試制度比明代更為詳細、嚴密，但由于科舉取士積弊日深，暴露出的問題也更明顯。
童試亦稱小考，由于應試者名曰童生，故稱童試，是讀書士子進身之始。
童生亦名文童、儒童、儒生、俊秀，但沒有年齡上的限制，有十幾歲的少年，也有五、六十歲的老者。
童生應試，在本縣報名，填寫籍貫及三代履曆，并要有同考者五人互結，再請一個本縣廪生作保。
确保考生籍貫無誤，家身清白，非出身于娼優皂隸之家，及未遇父母之喪者，方準應考。
主要考四書文，還有《孝經》、《性理》、《太極圖說》、西銘、正蒙及《聖谕廣訓》、《訓饬士子文》等。
童試分縣考、府考、院考三個步驟進行。
縣考由本縣縣官主持，考四場或五場。
府考在府城舉行，情形與縣考略同，每次考一府之中的三、四個縣。
院考也在府城舉行，但由各省學政親臨主持。
清代學政亦稱學院，故名院考。
這時每個考生要加一名廪生作保，考試兩場，一正試，一複試。
正試試兩文一詩，複試試一文一詩，并默寫《聖谕廣訓》百餘字。
文字優等者，由學政按規定的學額，進行錄取。
被取之人，即曰“秀才”，自此入儒學肄業，亦稱“入泮”。
入縣學的稱縣學生員，入府學的稱府學生員。
入學後，都先做附學生，然後逐步升為增廣生、廪膳生。
童試中最普遍的弊端，是雇能文之人頂替本人入場。
故順治年間規定，每府各州縣要會同在一天考試，府試亦彙齊在一日，以防重冒。
如有請代等弊，互結的五名考生連坐，保結的廪生黜革。
雍正十三年（1735）及進一步規定：“槍手代倩，為學政之大弊。
嗣後凡有代筆之槍手，照诓騙舉監生員人等财物、指稱買求中式例，枷号三月，發煙瘴地方充軍。
其雇倩代筆之人，照舉監生員夾浼營幹買求中式例，發煙瘴地方充軍。
知情保結之廪生，照知情不首例，杖一百。
”①另外，考官閱卷衡文，往往委托幕友辦理，本人并不過目，草率錄取，甚至有任聽幕友書役勾通舞弊之事。
有清一代，童試中槍替、冒籍、濫送、賄買等弊端，始終未曾禁絕，反而愈演愈烈。
清代鄉試始于順治二年，三年一科，逢子、卯、午、酉年舉行，是年亦稱大比之年。
因為鄉試舉行于秋八月，故又稱“秋闱”。
康、雍年間起，凡皇帝登極或大壽之年，均加科，曰恩科。
如該年正逢鄉試正科之年，則将正科或提前一年舉行，或移後一年舉行。
順治時，順天及直省鄉試，每中式舉人一名，取儒生三十名應試。
康熙年間，增至百名。
府、州、縣學生員，經提學考試，精通三場者方準應鄉試。
各地儒學的教官和在籍的國子監恩貢生、歲貢生、監生，有願參加本省鄉試的，許與生員一體考送。
不過卷面要注明官字、貢甯、監字，以另案發落。
在國子監肄業的貢監生，由監内教官考選。
娼、優、隸、皂之家子弟，居父母喪者，不得應試。
鄉試在各省省城舉行。
八月初九日為第一場，十二日為第二場，十五日為第三場。
每場均是先一日點名放入，後一日放出。
考試文體，仍用八股文，亦稱制藝、時藝、時文、四書文。
順治二年定，鄉試第一場試時文七篇，其中四書三題，五經每經各出四題，應試者認習某經即作某經四題。
第二場試論一篇，題用《孝經》，判五道，诏、诰、表擇作一道。
第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
各省鄉試的處所稱貢院，士子應試的席舍曰号房，撥守的軍卒叫号軍。
士子及試官入闱後，用鑰封門。
内外門用簾隔開，在外的提調監試等官叫外簾官，在内的主考、同考叫内簾官。
以大員總攝場務，叫監臨。
試場對士子的約束防範極嚴，屢有整肅場規的嚴谕。
為防止考生夾帶，乾隆九年（1744）有如下詳細規定：“士子服式，帽用單層氈，大小衫袍褂，俱用單層。
皮衣去面，氈衣去裡，褌褲紬布皮氈聽用，止許單層。
襪用單氈，鞋用薄底。
坐具用氈片。
其馬褥厚褥，概不許帶入。
至士子考具，卷袋不許裝裡，硯台不許過厚，筆管镂空，水注用磁，木炭止許長二寸，蠟台用錫，止許單盤，柱必空心通底。
糕餅饽饽各要切開。
此外字圈、風爐、茶铫等物，在所必需，無可疑者，俱準帶入。
至考籃一項，如京闱用柳筐，柄粗體實，每易藏奸，今議或竹或柳應照南式考籃，編成玲珑格眼，底面如一，以便搜檢。
至褌褲既用單層，務令各士子開襟解襪，以杜亵衣懷挾之弊。
再士子搜出懷挾者，其父師均有教誨約束之責，查出一并究治。
”①為防止交通關節，士子所交①《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386《禮部·學校》。
①《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841《禮部·貢舉》。
的墨卷，當場彌封，然後由專人用朱筆謄錄，曰朱卷，呈考官審閱。
考官批示用墨筆，同考用藍筆。
鄉試第一名曰解元，被錄取者統稱舉人。
各省所取名額不一，順治初年，定順天、江南中式皆一百六十餘名，浙江、江西、湖廣、福建皆逾百名，河南、山東、廣東、四川、山西、陝西、廣西、雲南在九十名以下不等，貴州最少為四十名。
以後各朝，又有增減。
正榜之外還取副榜，各省亦均有定額，由六名至二十名不等。
康熙初曾一度停止副榜，後又恢複。
以後各直省每取舉人五名，即取副榜一名。
鄉試還有複試和試卷磨勘制度。
先是，順治十四年（1657）順天府和江南鄉試有賄買情節，發榜以後，衆議沸騰，因此命順天及江南中式舉人來京複試，此為鄉試複試之始。
道光二十三年（1843）定制，各省舉人，一體到京複試，否則不得參加會試。
此外，各省鄉試揭曉後，要将試卷解送到京，至禮部磨勘，以防止闱後有人修改試卷。
磨勘的内容，先是察考官，倘有出題錯誤，給以罰俸處分。
次是複閱舉子試卷，嚴查有無弊倖及瑕疵。
倘有文理悖謬、字體不正、朱墨不符、對非所問者，黜革除名。
有不遵傳注、不避聖諱、以行草謄錄、四書文過六百字者，罰停一科至三科不等。
一省當中如果斥革三名以上，主考官要被革職或提問，如果罰科卷數多，對考官實行罰俸、降級、革職等處分。
康熙、乾隆年間曾發生過是否保留八股文與科舉制度的争議。
乾隆三年（1738），兵部侍郎舒赫德又列舉八股取士的四大弊端，建議改革，遭内閣禮部反對，未能實行。
鄉試第二年，各地舉人到京師應進士之試，稱會試、殿試。
會試是集中會考之意，中式者為貢士，第一名曰會元。
取得貢士資格後，方能參加殿試。
會試在醜、辰、未、戌年舉行正科，恩科之年的會試，為會試恩科。
因會試舉行于春季，亦稱“春闱”